A. 有关国际经济法中的知识产权担保问题急求
不用负责。卖方仅对买方国家和订立合同时知道的转售国负责。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内售合同公容约
第四十二条
（1）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工业产权或其它知识产权主张
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
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根据以下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产权或其它知识产权为
基础的：
（a）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期货物将在某一国境内转售或做其它使用
，则根据货物将在其境内转售或做其它使用的国家的法律；或者
（b）在任何其它情况下，根据买方营业地所在国家的法律。
（2）卖方在上一款中的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a）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b）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方要遵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
程式或其它规格。
B. 在国际技术许可协议中，搭售条款属于
在国际技术许可协议中，搭售条款属于限制性条款
搭售条款
许可协议中可以规定，受许可人如果提出要求，许可人有义务按照国际市场的公平价格向受许可人提供机器设备、原材料或零配件等。此外，为了保证许可技术的正确实施和产品质量达到标准，协议中也可以规定受许可人向许可人购买某些特定的设备、原材料或零部件等。
C. 国际经济法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与国内货物买卖合同的比较
1、交付义务中交货地点的差异。当合同当事人对交付货物的四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合同法》和《公约》对此采用了不同的补缺原则。《合同法》采用的是“约定———推定———法定”顺序补缺，尽可能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在履行地点不明确时，首先采用补充协议。只有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采用推定方式，即依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仍然无法确定，才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3）款或第141条的法定方式。而《公约》则不同，因为《公约》调整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处于不同国家，因而补充协议显得不太实际，而且耗时较长，故《公约》没有采用补充协议的补缺方式，而是采用刚性的规定方式。如：《公约》在第31条明确规定了三种情况下的履行地点。以期尽量缩短交易周期，降低交易成本。
2、货物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不同。在货物买卖合同中，货物的权利保证仪是卖方的一项主要义务。合同法和公约对此规定有较大的差异。 《合同法》第150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另有规定的除外。买受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上述的权利保证义务 . 《公约》则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 ，必须是第三人不能提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这种权利和要求的条件下，收取货物，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是以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为基础。 由此可见，在货物权利保证方面，《合同法》与《公约》存在着的主要差异在于（1）在《合同法》中，卖方免责的条件是在订立合同时，买方知道或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而在《公约》中，卖方免责的条件是即使有第三人提出权利要求，但买方同意并收取货物。（2）《公约》特别规定了卖方对于货物的知识产权的保证义务，但在《合同法》中无此特别规定。
（二）买方义务的比较
货物买卖合同作为一种双务合同，买卖双方的义务都是相对应的。买方的基本义务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支付价款，另一项是受领货物。公约与合同法对此规定是最主要的区别在买方的付款义务上。
1、在国际贸易中，买方支付货款的义务不仅仅是支付货款这么简单，还应包括按照合同或任何法律，规章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步骤及手续，以便使货款得以支付，因为国际贸易付款程序远比国内贸易复杂，并且涉及到外汇的使用，如果买方不履行必要的付款手续，到时可能付不了款。此外，买方支付货款的时间和条件也与国内贸易有所不同 .
2、合同法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或价款约定不明确时，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约定，未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价款，但公约无此种规定，尽管公约并不禁止当事人以补充协议的形式来约定价款。
1、承诺生效问题
《合同法》第28条、29条是关于逾期承诺的效力问题。上讲逾期承诺有三种情况，即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况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因其他原因超出期限后到；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但按照通常情形也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到达。《合同法》第28、29两条只规定了前两种情况，而未论及第三种情况，而《公约》中则将一、三两种情况概括为正常情况下的逾期一同加以规定体现了以上三种情况，本人认为这实际是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也是《合同法》相对于《公约》不足之处 .
2、知识产权担保问题
《合同法》中规定卖方义务时指出卖方有按时交送货物的义务，有对货物所有权提供担保的义务，却没有像《公约》第41条那样对货物的知识产权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一点显然是不适应国际贸易中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买卖合同日益增多的趋势。
3、意思自治问题
《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将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自治权利限制于“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有违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如前所述，市场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作为市场主体发生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合同也以自由为其旗帜。相应地，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灵魂。作为规范市场主体合同行为的法律，《合同法》应首先确立并保护意思自治的原则，其次才是着眼于防止当事人合同自由权利的滥用。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合同法》所追求的效率目标。由独立，平等、自由的各方当事人自己决定合同主体资格、订立和履行、解释、争议的解决等事项所适用的法律，正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和主要，也是世界各国立法和国际公约中通行的准则。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采取的“处理合同争议”的限制性作法罕有先例可循，虽然这一规定在我国存在已久（见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民法通则》第145条和《海商法》第269条等）。 此外还有国家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与合同有客观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但是如我国这样将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限制在“处理合同争议”，实无必要，应该予以修改。修改后的文字表述形式可以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也可以仿照《公约》的用语，即“合同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律选择规则对国际民商事关系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对争议解决的规范作用。
4、我国《合同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还有很多漏洞，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合同法》只是规定对于标的物的状况出卖人对买受人应承担什么义务，买受人对出卖人享有什么权利。因我国尚未制定物权法，而且现有法律中也未明确对善意买受人的保护问题，实践中处理这一问题也不很统一。因此亟需指定物权法对此明确规范，这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深入，包括借鉴各国立法经验，使之臻于完善。
5、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公约的很少，甚至合同中没有法律适用条款，往往由仲裁庭来发现公约的适用，这反映了我国当事人对法律选择的意识不够 .
D. 请问国际经济法中的这几个缩写是什么国际BOT,TRIPS协议，GATS，ICSID体制,MIGA体制
BOT : 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
TRIPs: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服务贸易总协定
ICSI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MIGA：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E. 国际经济法中BOT是指什么
BOT的内涵界定与法律特征简述 BOT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现通常是指后一种含义。关于BOT投资方式的定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至少有下列几种观点：1，BOT是一种涉外工程承包方式；2，BOT是项目融资方式；3，BOT是一种国际技术转让方式；4，BOT是政府合同或行政合同；5，BOT是融资租赁方式；6，BOT是委托管理；7，BOT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2] 笔者认为BOT是一种新型、特殊的投资方式（观点1到6均只是其内容的某一方面）。具体而言，它是指东道国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本国或外国均可）签订特许协议（以授予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将某一公共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项目交由私人投资者成立的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及获得利润，而政府则从行政角度对BOT项目进行行政管理、监督；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移交给所在国政府或其授权机构。[3] ＢＯＴ投资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同以往其它融资方式相比，有其自身的法律特点： 第一，法律性质的特殊性。主要是指BOT特许协议的特殊性质（留待下文论述）。 第二，主体的特殊性。ＢＯＴ合同主体，一方是东道国政府，另一方为私人投资者或企业，大多数为外资企业。其中政府既是一个与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 第三，投资客体的特殊性。作为ＢＯＴ投资项目的标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如桥梁、电厂、高速公路等，不同于其他的投资项目，建设的又都是公益事业，东道国对其拥有绝对的建设权，私营企业则通过许可取得其专营权。又因其涉及到本国使用者的利益，国家必须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者利益两个方面，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 第四，法律关系的复杂性。BOT投资方式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其内容涉及到投资、融资、建设、经营、转让等一系列活动，当事人或参与人包括东道国政府、项目主办人、项目公司、项目贷款人、项目原材料供应商、融资担保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以及其它可能的参与人。因此BOT投资方式形成了由众多当事人或参与人组成的多样复杂的法律关系。[4]BOT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复杂的合同安排，它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无一不是通过合同确立的。这些合同包括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回购协议以及股东协议等。 BOT的以上特征把它与一般的合资、合作项目及工程承包区别开来。
求采纳
F. 在特许经营制度中，特许人的知识产权总和即所谓的特许经营权
知识产权与特许经营的关系：
特许经营是指，特许人通过订立合同，将其拥有的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许可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相应费用的经营活动。特许经营的核心是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是被特许人通过特许人授权，利用特许人知识产权及经营模式等无形财产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劳动的成果及商业标记所享有的专有性权利。
两种权利的界定表明它们有明显的区别。但特许经营作为特许人利用自己的知识资本与他人货币资本相结合来扩大规模，进行低成本扩张，提高品牌影响力的经营模式，注定特许经营必然与知识产权有着天然的联系。特许经营权实质上是一种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整合后的综合性权利，并以传统的知识产权如商标、商号、专利、专有技术、服务标记、商业秘密为其核心内容。故而对特许经营权及知识产权关系的探讨对保护这两种权利及发展特许经具有重要意义。
一、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的共同方面
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是两种独立存在的权利形式，但都属于无形财产权的范畴，都是重要的可供企业长期使用，/考试大/收集/具有超额盈利性的无形财产。因此，特许经营权和知识产权都具备无形财产所具有的某些共同属性。
1.客体的非物质性
特许经营权的客体是被特许人能否取得特许人许可，使用特许人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并获得从事相应经营活动的资格。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权人智力活动的成果。因此，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的客体都具有不占有空间位置，不具有物质形态的特性。
2.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都具专有性特征
特许经营中的特许人经过自己长期奋斗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品或服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标、商号、技术、服务标记等成为吸引消费者消费的一种无形力量，也成为同行竞争者窥视的对象，同行竞争者希望自己投资，同时能够获得特许人的商标、商号、技术，服务标记、商业秘密等重要资源的使用权。这种需要促成了特许经营权的产生，也使特许经营授权使用体系得以形成。所以说特许经营的核心是无形资产的输出，一个特许人往往有为数较多的被特许人，但这种许可被特许人使用的权利只能归特许人专有。也可以说，特许经营权只有向特许人去申请才可能获得。知识产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智力活动主体对其智力活动客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专有权，以达到鼓励发明创造，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目的。
3.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都具有时间限制的特点
特许经营权一般都存在使用的期限问题，特许经营合同中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被特许人使用特许经营权的期限。这种对特许经营权的时间限制一般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是法律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做的巧妙安排。/考试大/收集/从此意义上看，知识产权的时间限制是法定的，但知识产权人行使许可权时对被许可人的时间限制是由当事人约定而形成的。
二、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的差异
虽然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有着某些共同属性，但作为两种权利形式，它们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1.权利产生方式不同
特许经营权的产生主要来源于特许人与被特许人之间的合同，是一种基于约定授权而产生的权利。而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授权的客体及其范围，授权的条件与程序均由法律直接规定。
2.专有性程度不同
特许经营权基于特许人与被特许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的特点决定了被特许人行使权利时应以双方当事人的事前约定为界限，受控于特许人，向特许人缴纳特许费，需要遵从特许人在经营中的各种标准和模式。尤其是被特许人对特许经营权的处分会受到严格地限制。而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性权利，可依法自由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能。
3.主体要求不同
获取特许经营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盈利，故决定了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双方当事人的资格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双方都应具有从事盈利性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不得从事盈利性活动的法官、公务员，不能取得特许经营权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知识产权是因智力活动或显著标记而取得的权利，/考试大/收集/因此，一般情况下，知识产权主体的范围比较宽泛，受限很少。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不得从事盈利性活动的法官、公务员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4.客体的具体指向不同
虽然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同具有客体非物质性的特点，但他们客体的具体指向不同。特许经营权的客体是针对从事特许经营的“资格”。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
5.权利内容不同
特许经营权的内容具有丰富开放的特点，从特许人的角度而言，特许经营权包括知识产权，是授予、理念和制度安排、资金营运方式、管理手段、操作系统、经营人员的服务方式等。而知识产权的内容是法定的、特定的，包括排他权、转让权、许可权、请求保护权等。
6.人身属性存在差异
特许经营权是一项直接指向财产内容基于授权而取得到的权利。与人的精神活动无关，是一项单纯的财产性权利，不具有人身属性的特点。而知识产权的获得与人的精神活动密切相关，是人格的延伸，知识产权因而是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为一体的权利。
三、特许经营权与其中所包含知识产权的关系
特许经营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有着紧密联系，与包含其中的知识产权同生同亡，相辅相成。
1.特许经营权与其中的知识产权同生同亡
特许经营权本身包括特许人自身的知识产权，而且以其为核心内容。特许人从一开始授权，签定特许经营合同，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就是其内容中的核心部分，没有关于知识产权授权的特许经营是不可想象的，也就不成其为特许经营。可以说，特许经营权与其包含的知识产权同生。从被特许人的角度看，/考试大/收集/特许经营权丧失的同时，使用特许人知识产权的权利也随即丧失，从此来看，特许经营权丧失的同时使用他人相应知识产权的权利也就随即丧失，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共亡。
2.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相辅相成
特许经营权的实现需要借助其中的知识产权，通过利用其中的知识产权可以使特许经营权中蕴含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一方面，可以扩大特许人的市场份额，提升其品牌影响力，提高竞争实力，实现企业低成本地快速扩张。另一方面，被特许人可借助特许人的知识产权实现自己投资盈利的终极目标，省却自己创名牌、研发技术，筹措创业的艰辛。
知识产权丰富成就了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合同是所谓的“一揽子”协议，在此协议中，许多条款是关于特许经营权中知识产权的内容，如：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条款;商号的使用;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使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就没有所谓的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权便是空洞无物的。
特许经营权是传播知识产权的有效途径;同时特许经营权的实现需要借助知识产权这只臂膀，两者相辅相成。
G. 国际经济法案例求答案
1.（1）2.（1）3.（2）4.（1）5.（3）6.（3）7.（2）8.（1）9.（2）
H. 为什么说Trips协议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
看国际经济法书，书上有
I. WTO的规则及其适用(国际经济法角度,简要说明即可)
WTO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WTO成员的基本权利 ：
◆在142个现有成员中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
◆享受其他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入的利益。
◆发展中成员可享受一定范围的普惠制待遇及发展中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
◆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
◆享有成员利用各项规则、采取促进本国经贸发展的权利。
WTO成员的基本义务 ：
◆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根据规定，给予其他成员最惠国待遇。
◆根据WTO有关协议规定，扩大货物、服务的市场准入程度，即具体要求降低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
◆按《知识产权协定》规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
◆根据WTO争端解决机制与程序，和其他成员公正地解决贸易摩擦，不能搞单边报复。
◆增加贸易政策和有关法规的透明度。
◆按过去3年中，本国/地区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缴纳一定会费。
J.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问题
内容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1988年生效以来，已成为调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统一法公约。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和英国外，均是公约的成员国。可以预计，公约在未来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因此，研究公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公约的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是理解和运用整个公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约的适用范围概述。
公约作为统一的国际实体法，可以被当事人直接采用和在一定条件下自动适用，克服了利用冲突法规
则选择准据法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公约不能解决所有与国际货物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不仅它本身规定不适用于某些合同争议，而且就销售合同法应有的范围看，公约也仅仅规定了一些主要问题，“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以及买方和卖方因此种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公约第4条）。至于其他法律问题，如合同的效力、违约金定金条款的效力等，都不属于公约的调整范围，要由相应的国内法去解决。
二、 公约的适用范围中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1、 公约以营业地位为标准来决定销售合同是否具有国际性，遗憾的是公约没有给营业地下定义，尽
管“公约”起草过程表示永久性的企业是必须的，货栈和卖方代理所都不算“营业所”。由于各国代表对“营业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后的意见是由裁判机关考虑可以界定营业地的相关因素（如组织权限、营业活动情况），在个案（case by case）的基础上确定“营业所”。
当乙方或双方都有一个以上的营业所时，这个“营业所”标准就会引起麻烦。公约第10条第1款规
定：“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位其营业地┈”以此表明哪一个营业所应被用来确定一项交易的国际性。但即使这样也可能会含糊不清――“营业所指与合同和履行合同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营业所”（下划线处即笔者强调处）。这样，在有一个营业所与合同的签订关系比较密切而另一个与履行合同义务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关于那个营业所是相应的“营业所”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秘书处评论①指出，“其中的短语‘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体，包括与要约承诺及合同履行相关的所有因素。”但是秘书处的评论并非公约的正式评论，实际上，公约没有任何正式评论，因此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会采纳秘书处评论中所说的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确定营业所是个未知数。然而，第10条第1款的后一句“但书”又限定了在从多个营业所进行选择时可用的事实，范围定在“当事方”都了解的事实基础上，才能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这就要求谨慎的当事人在合同内明确说明他们认为各方的哪一个营业所与“合同有最密切的关系”，以解决可能的指代不明问题。
2、 根据公约第95条，缔约国可以声明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约的扩大适用。中
国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国的“公约”版本就是，当某个合同是由在不同国家有营业所的当事人签订并且只有一个国家是缔约国时，“公约”就不适用了，虽然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应该实施缔约国的法律。例如：中国一方与在英国（非缔约国）的另一方签定的销售合同不受公约的制约，即使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如果中国法律适用，是由国内的《涉外经济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约来调整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即使诉讼是在法国，即一个没有提出这种保留条款的缔约国，为了说明第1条第1款b项，中国不是一个缔约国。但是，如国缔约国没有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则公约可以通过国际私法规则得以间接适用。例如：当事人甲的营业所在缔约国a而当事人乙的营业所不在缔约国内，a国没有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没有法律适用条款，如果仲裁庭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决定适用a国法律，则应适用公约而非a国的国内法。
3、 公约没有给“销售合同”下定义，因此，它在用于某些种类的交易时就会产生问题。已知的问题
包括“寄售”，即买方可以把任何卖不掉的货物退还；易货贸易或对销贸易，用这种方式把货物兑换成其他货物而不是货币；租赁合同，规定一方将其财产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转让给另一方，而收取预定租费的合同。
寄售合同属于委托销售，由于买方没有买断货物，因而货物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公约不适用。
关于易货贸易能否适用公约，则有很大争议。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声明是否将其纳入公约的调整范围，以避免争议。
至于租赁合同，由于租赁期间出租方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所以，公约不适用。即使是融资租赁合同，承租方在租赁期届满时有优先购买租赁物的权利，也不能掩盖在这种交易中将货物让于他人使用的因数是最重要的这一事实。而且，不管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都发展了一套区别于货物买卖制度的租赁规则。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便制定有“国际融资租赁公约”（1988年5月28日）。
此外，关于特许权合同。一般来说，此种合同本身不适用公约的规定，因为此种合同通常并不将货物买卖义务规定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问题是权利的转让。但是，依据此种合同所进行的货物买卖则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4、 公约没有给“货物”下定义，而是以排除法，从反面确定公约的货物销售范围。公约第2条分别
按买方购买货物的目的(a项)、货物交易的方式（b、c、d项）、货物自身的性质（e、f项）做出了排除。从公约制定的历史可以看出，公约立法者希望对“货物”作更广泛、更有弹性的解释，以适应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
5、 公约第三条排除了两种类型的货物销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书”和第2款的内容，但其用语过
于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断？是以材料的数量还是以材料的价值来确定呢？有学者认为，确定供应材料的多少一般应以材料的价值来确定。笔者亦同意此种观点。至于多少属于大部分难以预计，应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衡量，而不应僵硬的坚持以某一个百分比（如50%）为标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货方的绝大部分义务在于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如技术知识产权）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绝大部分义务”（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义务的经济价值占整个合同的绝大部分，如果服务部分的价值超过合同总价的50%，公约不适用。例如：计算机软件的卖方为满足客户特殊需要提供经过改制的软件产品，则卖方的主要义务是提供服务，不应由公约调整。但想使公约调整混合合同，除满足上述一个条件外，还须使得供应货物、提供劳务的义务必须同规定在一个合同中，而且两者之间要有紧密的联系，不可分割。公约在这里并没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问题，一个合同是否可分割，应由合同适用的国内法解决。秘书处评论公约草案第3条亦表明了这种观点。
6、关于第4条（a）项与第9条第1款规定的关系问题。
公约第4条规定公约不适用于任何惯例的效力，而第9条第1款确认了当事人同意的贸易惯例有约束
力，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第9条的规定实际上不受第4条规定的影响。第4条（a）项的含义是公约不负责解决贸易惯例的法律效力问题。惯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适用的国内法去处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国内法而非公约决定一样。如果惯例不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法律规则以及该国的公共政策，它们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则当事人即使选择了惯例也无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约或相应的国内法的规定。而第9条体现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一项惯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同意采用。由此可见，这两条规定同时存在并不矛盾，调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惯例对合同是否有约束力，首先要看当事人是否将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该惯例与合同所适用的某个国内法是否抵触，是否被该国内法承认。实际上，使用惯例的最大障碍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质以及各国法院依据本国法对同一惯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释。
7、 公约第5条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伤害责任。”这一条将
公约的调整范围与产品责任法、侵权法区别开来。但公约并未排除缺陷产品给买方造成的财产损失问题，而很多国家的产品责任法也调整财产损失的赔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适用相应的国内产品责任法，还是应适用公约呢？公约第7条第1款，“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可见应该适用公约，否则会损害公约的统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买方根据国内的产品责任法或侵权法，可能负有沉重的举证责任（如证明卖方有过错），而适用公约则减少了买方的这种举证责任（无须证明卖方有过错）。
8、 公约第6条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使本来可以由公约调整的合同关系不适用公约，相反的问题是，
当事人能否通过协议使不符合公约条件的合同关系适用公约？这就是所谓的参加公约（opting in cisg）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对于公约第2条（a）项、第4条(a、b)项以及第五条所规定的事项，因为会涉及到有关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所以当事人不能通过共同约定来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否则会造成约定无效的后果。至于当事人明确排除第2条（d、e、f）项或第3条的规定，使上述条款中规定的销售适用于合同的管辖，在不违反公共政策、强制性国内法的前提下，似乎应该准许。如果交易与缔约国无关，并且不符合第1条第1款b项规定的情况，此时当事人之间约定适用公约，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与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有“合理联系”的国家的反对。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缔约国内，双方约定适用公约，能否得到允许？笔者认为，由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强行性国内法的前提下，已为多数国家所承认，因而这种情况下公约可被允许约定适用。在我国的实践中，内地公司企业与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也被视为涉外经济合同，那公约是否可以适用呢？有仲裁裁决表明，这种情况下，公约不能自动予以适用。虽然香港、澳门属于中国，但根据公约第93条，我国政府并未声明公约可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因而，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与营业地位于公约其他缔约国的公司企业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不适用公约。但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公约，则会被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