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请问商务部或商务局的职责范围是什么
商务部主要职责
(一)拟订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政策，起草国内外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草案及制定部门规章，提出我国经济贸易法规之间及其与国际经贸条约、协定之间的衔接意见，研究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趋势和流通体制改革并提出建议。
(二)负责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流通企业改革、商贸服务业和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动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
(三)拟订国内贸易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市场发展，研究提出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指导大宗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和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
(四)承担牵头协调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责任，拟订规范市场运行、流通秩序的政策，推动商务领域信用建设，指导商业信用销售，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按有关规定对特殊流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五)承担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料流通管理的责任，负责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监测分析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况，调查分析商品价格信息，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按分工负责重要消费品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按有关规定对成品油流通进行监督管理。
(六)负责研究拟定药品流通行业发展的规划、政策和相关标准，推进药品流通行业结构调整，指导药品流通企业改革，推动现代药品流通方式的发展。
(七)负责制定进出口商品、加工贸易管理办法和进出口管理商品、技术目录，拟订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进出口总量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大宗进出口商品，指导贸易促进活动和外贸促进体系建设。
(八)拟订并执行对外技术贸易、出口管制以及鼓励技术和成套设备进出口的贸易政策，推进进出口贸易标准化工作，依法监督技术引进、设备进口、国家限制出口技术的工作，依法颁发防扩散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进出口许可证件。
(九)牵头拟订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并开展相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促进服务出口和服务外包发展的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推动服务外包平台建设。
(十)拟订我国多双边（含区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战略和政策，牵头负责多双边经贸对外谈判，协调谈判意见并签署和监督执行有关文件，建立多双边政府间经济和贸易联系机制并组织相关工作，处理国别（地区）经贸关系中的重要事务，管理同未建交国家的经贸活动，根据授权代表我国政府处理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牵头承担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谈判和贸易政策审议、争端解决、通报咨询等工作，负责对外经济贸易协调工作。
(十一)承担组织协调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其他与进出口公平贸易相关工作的责任，建立进出口公平贸易预警机制，依法实施对外贸易调查和产业损害调查，指导协调产业安全应对工作及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应诉工作。
(十二)宏观指导全国外商投资工作，拟订外商投资政策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依法核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项，依法核准重大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及法律特别规定的重大变更事项，依法监督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合同章程的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指导投资促进及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工作，规范对外招商引资活动，指导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有关工作。
(十三)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拟订并执行对外经济合作政策，依法管理和监督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制定中国公民出境就业管理政策，负责牵头外派劳务和境外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工作，拟订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策，依法核准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
(十四)负责对外援助工作，拟订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和方案，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组织实施，管理具有政府对外援助性质资金的使用，管理多双边对中国的无偿援助和赠款（不含财政合作项下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赠款）等发展合作业务。
(十五)牵头拟订并执行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经贸规划、政策，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和台湾地区受权机构进行经贸磋商并签署有关文件，负责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商贸联络机制工作，组织实施对台直接通商工作，处理多双边经贸领域的涉台问题。
(十六)依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指导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开展多双边竞争政策交流与合作。
(十七)指导我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常驻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经贸代表机构以及驻外经济商务机构的有关工作，负责经贸业务指导、队伍建设、人员选派；联系国际多边经贸组织驻中国机构和外国驻中国官方商务机构。
(十八)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㈡ 怎样才算侵犯知识产权
判定是否侵犯了知识产权可以看是否主观意识，是否以经营为目的，情节版严重的构成犯罪权，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指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未经知识产权所有人许可，非法利用其知识产权，侵犯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秩序和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商品罪、非法制造或者销售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假冒专利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知识产权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包括专利权 、商标权、著作权等。
㈢ 急求一篇关于知识产权的文章
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加入世贸组织，重视和加强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于我国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战略
知识产权主要指个人及其组织在脑力劳动方面创造并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具有无形性、双重性、确认性和独占性的特点。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励发明，创新知识，而且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配置技术创新资源，促使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国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反映，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物质经济本身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有参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分割才能产生价值。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低物质部门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与知识相关的非物质经济部门的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把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94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第十回合谈判过程中，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协议；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TRIPS》协议同时生效，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TRIPS》协议也当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商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大量成功地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建立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奠定了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际贸易和投资才能得到有效发展。
2.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
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都将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造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向国外市场出口；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向外国市场提供产品；第四阶段，外国生产，向母国市场出口。从发达国家角度说，当处于产品周期的二、三阶段时，它会极力支持自由贸易；而当到了第四阶段时，国内市场的产品为进口产品所替代时，该国产品的市场地位开始衰落，其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此时，它会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政策中会极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通过强制性措施来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设法减慢产品周期的步伐。这对在技术上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这样知识产权的保护无疑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贫富差距愈加严重。
二、当前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绩。但从我国社会还正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我国企业每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几万个项目，而申请的专利数却不到10%，企业较为重视有形资产的保护，却忽视了其作为无形资产的保护，从而导致我国每年有很多知识产权被“抢注” 。所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分水岭”。目前，我国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如山西老陈醋商业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因此，在大力保护国外的驰名商标时，应加强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
2.知识产权人才缺乏
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识产权知识的人才不多。企业万一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要么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么要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权谈判及分析工作，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而无人胜任。
3.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我国有些法律和TRIPS相关法律还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许多空白。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一些跨国公司企图利用知识产权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竞争实现其垄断地位。针对滥用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反垄断法进行制约，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条款。这样，我国企业在遇到知识产权争端时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动状态，从而在国内市场上对其他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在国外市场上遇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尴尬境地。
三、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虽然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真正从国民意识上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就目前看，应该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实施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建设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的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在资金上，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
(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创新、优化环境为宗旨，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 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发挥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和区域协作执法机制的作用，打击和防范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巩固知识产权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以及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国农业技术、农用工具、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依法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科技以人为本，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越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本土人才的争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掉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变革，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人才队伍培养工作，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工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知识产权队伍。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工作。
(4)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和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重点和方向。近年来，美国将打击盗版等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其中媒体盗版是重中之重。同时，它们根据现代标准改进美国知识产权法规——特别是刑事惩处手段，包括通过修订及更新美国签署的双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条约，让盗版者及伪冒者在美国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也应注重在寻求传统知识资源的联合保护。当发达国家对全球现代工业知识产权“圈地运动”基本完成后，我们的“传统知识”便成为新世纪圈地运动的新目标。中国应当积极运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积极寻求国际联合集团式的保护。
2.实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1)树立品牌 ，增强意识。知识经济时代,品牌之“名”越来越在于产品的知识含量之高,企业应保持产品在知识含量上的优势来谋求产品的竞争优势,只有企业掌握了过硬的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推出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更应该树立品牌保护意识,洞悉跨国集团在我国运用的品牌战略,以品牌的国际化带动知识产权战略。不仅要利用国内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更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与市场,进行跨国经营,使我们的品牌发展成为全球化品牌。由于我国的一些企业在早些年没有商标保护意识,大量的国内驰名商标被在国外抢注,例如“同仁堂”“青岛啤酒”等,使这些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否则无异于在扼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之路。
(2)加强申请，促进保护。据报道,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施专利保护战略。实施专利保护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已是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第一，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建立专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通过专利信息中心,对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专利作分类管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表明,每年新技术发明创造的90%以上都会在专利文献中检索到,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专利资料库,对相似技术进行排查并通过专业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侵权分析,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使企业的研发人员了解本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专利申请率，设置专利网战略。对每一项创新方案都申请一项专利,并在基本专利的周围设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并且技术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当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自主专利权时,应通过不断改进原有技术而获得网状的专利保护范围。
（3）加大创新，提高效率。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形成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一要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确立知识产权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文献,注意发现、申报和形成知识产权;二要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使技术中心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载体,成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共同培养技术人才。
㈣ 谁来讲一下版权法的问题
摘 要:认定版权侵权行为的极大困难是如何确定作品的原创性。通过版权法与专利法、商标法立法目的及相关制度设计的对比,可以明确原创性的内涵;在实务操作中通过对比进行比较更易于把握作品的原创性。对于版权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的罪过形式,适用我国民法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两大弊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国际趋势。我国版权转让无须登记是著作法上一个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权转让登记的合理价值。
关键词:版权;侵权行为;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简介:李进一(1964—),男,四川省渠县人,暨南大学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在版权法中最为复杂。其原因在于:作品原创性(独创性)认定的困难、作品版权的取得不依赖于任何审批手续、举证不易等几个方面。下面笔者就版权行为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国法院和中国法院便分别在阿尔泰案和李淑贤与王庆祥就《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诉贾英华案中开创了对涉嫌版权侵权行为的“三段论侵权认定法”。[1](P482)“三段论”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作品思想表达的原创性的注解和诠释。其第一步为抽象法,指将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是版权法原理的基本要求。尽管各国版权法对作品的创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思想纳入版权法的保护领域。《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和《WTO版权条约》第2条明确规定:“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字概念本身。”我国版权局于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下称草案)第5条也增设了版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概念、发现、原理、方法、体现和过程的条款。这种立法体制为司法机构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提供了一条版权法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的标准,从宏观的角度给版权法实务指明了方向。应当说,从理论讲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是明确的。然而,近年来随着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保护范围以后,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界限在实务中出现了越来越模糊的趋势。1986年,美国的威兰诉杰斯罗一案便将版权法的保护范围指向了思想。[2](P53)不过尽管存在着实务中这样的困难,“三段论”的第一步抽象法的运作还是有效的,它试图在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之间划一条线,以将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权法保护范围的混淆。“三段论”的第二步是过滤法,指将虽属思想的表达但又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过滤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公有领域的东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种表达的作品,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种作品,只有一种惟一的表达形式,则版权法不予保护,因为这与版权法促进一国文化繁荣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便终审判决了一起版权纠纷,判决中认定一幅加利福尼亚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不受版权保护。判决的主要理由是:该图毫无差错地反映了该区地下管道的真实情况。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绘制该区管道图(如果不出差错的话),也只能与这幅已有的图一模一样。[3](P28)可见,虽属作品的表达,但属惟一的一种表达,其他任何人若要说明相关问题而只能采用该惟一的表达时,则该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表明国家把繁荣本国文化与对著作权的权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权人与社会需求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保护期的长短无非说明了谁在这场交易中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而已。对著作权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护期规定得足够长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会需求者则希望把这种保护期规定得足够短以期能无偿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护期届满便是社会需求者无偿使用作品的开始,也是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开始。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著作权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论”的过滤法这一过程表明,版权法把版权看作一种私权,版权法上保护私有领域的东西,而不将公有领域的东西纳入其中。对于计算机软件来说,许多程序涉及的“内部功能”和“外部事实”多属于公有领域,这一部分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纵观“三段论侵权认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笔者认为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思想也罢,外部事实也罢,都是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这两个步骤的工作其实都是把属于版权法规定的公有领域的东西划在版权保护的界限之外。“三段论”的第三步是“对比法”,指经过“抽象”与“过滤”之后,对比原告作品与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着实质相同的部分,这涉及到对作品表达原创性的认定。
2 作品原创性的英文涵义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应当注意的是,原创性仅适用于对作者权的保护,而不适用于邻接权。例如播放是对已有作品的重复,版权法尽管对其保护,但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英国律师PeterGrover认为要求原创性便破坏了播放组织权的整个基础。Novelty译为新颖性,是专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项发明若要取得专利权,享受专利法的保护,新颖性是其必要条件。原创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不是抄袭的,而新颖性要求一项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是新颖的,可见新颖性比原创性的要求为高。原创性与新颖性不同的原因在于版权法与专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设计的不同。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它要求受保护的作品与已有的作品在表达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着差异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个更先进、更优秀。版权法关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达的。而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动技术的发展,它要求某一项发明必须在原有技术上更进一步,对处于原有技术水平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同时,专利法为了节约技术开发成本,以利于把有限的精力用于更新技术的开发,它赋予专利法以垄断权,即使是同样先进的独立开发的两个发明也只授予一个专利权①。既然专利权是一种垄断权,专利法便开创了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审查和登记公告制度,规定一项发明者获此权利,必须履行相应的程序。这种制度为专利法要求的技术新颖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认定新颖性,其参考系便是专利公报上登记的“已有技术”,这个“已有技术”是确定的。而版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制度,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受版权法保护,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创性包含有新颖性的内容,那么作为参考系的已有作品则浩如烟海,这在实务上是行不通的。同样商标法要求的识别性(Remarkab1e)也不同于作品的原创性,其理由与版权法和专利法的区别相似。然而,这并不说明二者之间没有交叉与重叠,《草案》第11条暗设了这种交叉地带的存在。Uniqueness可译为惟一性,或独一无二,这离作品的原创性就更远了,因为作品的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在公有领域材料的基础上吸收他人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权法之保护,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和交流。惟一性不仅不是版权法对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种表达反而被视为处于公有领域不受版权法保护。这种作品在美国多半列为与“艺术作品”相对的“事实作品”,在德国多被列为与“社会科学”相对的“自然科学”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国都在相应的版权法中规定了对作品原创性的要求,但都没有解释何为原创性。英国的Denning认为,“原创性”一词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独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创作过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创作技巧、知识、创造性劳动和判断。作品权是一个人劳动、技巧、投资的产品,这些不能为他人盗用。作品的原创性并非指其构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实。作品的构成元素、事实等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创作。然而,区别一个作品与另一个作品的差异在于基于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组合,在这种组合中体现了作者的技巧、知识、投资和判断。但是笔者认为,单纯地依靠作者的知识、技巧、投资、判断来认定作品的原创性,实际操作意义不大。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作品繁多,为认定而认定作品的原创性所花费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版权法推行的是自动取得保护原则,实行不审查主义,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比较来认定或许更有价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处于公有领域就推定其有原创性,然后通过对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与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确定被诉作品是否有原创性。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尽管不处于公有领域,但系抄袭别人的作品,被告的举证并不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只能发生诉讼法上的主体变更,而被告的实体责任并不能免除,当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权利人参加诉讼。
在侵权诉讼中,确认被诉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权,直接证据较难获得,一般采用间接方法即“实质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触”的方法,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创作性”可以解释为“不是模仿的结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为,只有行为人本人知道,权利人若要证明侵害者的模仿行为,除了行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实上是困难的。所以通常不去证明模仿行为本身,而是以对他人作品的接触加以结果的类似性来证明。如果权利人与被告的作品相同或类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创作过程,成功地证明了未进行模仿而是独立创作的,侵权也不成立。不过,这里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即由被诉作品的作者证明自己没有接触过原告作品,否则就可以推定存在着接触。[4](P144)然而“实质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有人认为,就作品而言,其质量而非数量是关键性的。如果一首诗中的几个关键措词被运用,即使这首诗有一百个音节,也构成了实质部分。如果你因为一个关键的音节的质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释这属于实质性部分。也有人认为,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并把那种试图解释实质性部分内涵的作法视为一种通过概念解释把事实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误导。[2](P54)所谓值得抄袭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观点,提高了版权法对作品创作性要求的高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被抄袭的多为创作水平较高的作品,这与德国版权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并没有对作品作这一要求。日本学者中山信弘指出,由于作品是人的个性表露,其价值不存在绝对标准。设定价值标准,等于划分人格优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讨论的是价值,而用来证明或批评价值的根据仍然是价值,于是评价作品的高低便带来了技术性的困难。假如把某种价值看作是超载了其他价值之上的标准,那么这种思想在学术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坚持学术的公正,使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其他价值来批判,则不存在任何标准,这应构成了一个悖论。可见,划分作品的创作高度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笔者感到,通过比较,进行区别,或许对实质性的认识更为清晰。例如:两首主旋律不同的音乐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构成了实质性部分。
3 作为一种民事的侵权行为,侵犯版权行为要求侵权者主观上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国版权法的规定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及多数外国版权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权法上存在着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6条至22条所列举的行为皆属直接侵权行为,而第22条至26条所列举的行为是间接侵权行为。之所以作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侵权人的主观状态要求不一,对他们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原则。对于直接侵权行为,英国版权法暗含了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者的犯意不是认定侵权性质的实质条件,尽管无辜可能会减少赔偿,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97条1款的内容便规定了犯意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认定问题。而对于间接侵权行为,法律要求侵权者主观上有过错。亦即在英国版权法上,把侵害版权法的行为分成了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德国版权法第97条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于有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系由于故意或过失,则还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日本1989年版权法第117条1款规定了直接侵权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第2款规定了间接侵权应承担过错责任,Trips第45条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第2款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开支,其中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Trips第45条对侵权人主观上的状态作了区分,并规定了有过错的侵权人应给予受害人以赔偿费的范围,对于无过错的侵权方在适当的场合也应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就是说过错,也构成了侵权,只是一般不支付赔偿费。可见,在国际上,至少是对直接侵权行为让侵权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是通例。在我国版权法上,没有区别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而且也没有明确侵害版权行为的责任原则。由于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按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之规定,侵害版权的行为属于过错责任。这样的规定存在的弊端在于:其一,证明侵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权利人力不从心,因为侵权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一般只有侵权人自己知悉,这对于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版行为极为不利。其二,对于侵权行为不作划分,一律规定适用过错责任,未免武断,因为间接侵权行为的危害和直接侵权相比毕竟要小。我国最近的版权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第51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即侵权复制品的制作者、发行者、出租者应承担推定过错责任,并在第50条2款增设了法定赔偿金的规定,法定赔偿金适用考虑到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尽管版权法的修改草案向国际规则迈进了一步,然而该方案并非尽善尽美,并且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基于此,有人提出对于一般情况下的直接侵权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于网络上的个别特殊情况让侵权人承担推定过错责任的折衷方案。[6]
事实上,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过错责任原则),都无多大实际意义。因为,版权法及国际版权公约发展的趋势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尊重,是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加强①,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对侵权人适用无过错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另一方面,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恢复WTO成员国的步伐,如果我们国内的版权法达不到Trips的要求,这将会阻碍我国WTO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着法律多元的现象,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各国的统一化进程却在加快,其原因在于世界贸易大国把知识产权与经济贸易进行了勾连,而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在所难免。这便造成了知识权法虽属一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走着与其他法相反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向国际规则迈进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考虑。
4 前已叙及,在版权法上采用自动取得原则,作品一经创作完成,便享受版权法之保护。然而,版权被视为一种绝对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数,对社会影响较大,而且版权法又没有商标法和专利法上的那种公示制度,这就增大了版权侵权的系数。特别是对于后继作品,作品的转让在我国并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这就有可能使原权利人受利益之驱动再许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后继版权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对版权的发生与变动应借用物权变动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权不同于动产,因为它的无形,所以它的占有或交付在现实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应借鉴不动产登记制,对版权的取得采用选择登记制,对版权的转让采用登记制。版权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种权利,在他的作品创作完成以后,如果他怠于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到登记机关登记,在发生诉讼时,他的举证就要比已经进行了登记困难得多。然而,多数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体现了对权利人权利的尊重,因为权利人可以放弃其权利。我国自1995初年开始,对软件之外的其他作品采用了选择登记制。而对于版权转让,我国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必须到登记机关登记,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个不足。其理由在于:第一,加拿大、美国、日本等都有版权转让进行登记的要求。这些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版权登记尽管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麻烦,但能在以后的诉讼中节约相当大的诉讼成本,而且也便于国家对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权转让登记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关作品,可以到有关登记管理机关去查询,以便寻找真正的权利人。其二是对抗功能,也就是说著作权转让登记以后有对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权利人先把其版权转让给甲,但没有进行登记,后又转让给乙,并且双方到登记机关履行了登记手续,尽管甲受让在先,该版权仍转属于乙。其三是证明功能,在发生纠纷时,转让登记可以证明谁是真正的权利人。第三,我国1995年《担保法》第79条明确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并且,我国已于1996年9月23日通过了《著作权质押合同登记办法》。著作权的质押并不涉及权利的转移,法律都明确要求登记,而版权的转让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登记呢?
[参 考 文 献]
[1]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闻侵权与赔偿[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体与著作权[M].张玉瑞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1997.
[6] 李军.计算机时代的相应版权制度探究[J].现代法学,1999(1).
㈤ 怎样打击侵权盗版国家企业个人
新华网广州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戴劲松 陈冀
打击盗版特别是打击有组织的盗版犯罪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正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并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成了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大打击“制黄”“贩黄”、非法出版和侵权盗版的力度，显得尤为重要。这首先是维护中国文化出版健康发展的自身需要，也是中国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
在建立健全打击盗版的法律法规上，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做坚持不懈地努力。199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及其配套法规颁布实施。1997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首次列明了惩处侵犯著作权罪的条款，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此基础上，经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建议和协调，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17日公布了《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查处侵犯著作权罪作了多处解释。为了在全国推广悬赏举报这一有效措施，由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为主起草，与财政部、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联合制定、发布了《对举报“制黄”“贩黄”、侵犯知识产权和其它非法出版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扫黄”、“打非”，特别是对有效地发动群众，严厉打击盗版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完）
㈥ 传播学批判学派 默多克和戈尔丁 谁知道这两个人著名的传媒批判理论是什么吗谢谢！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主要是从考察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入手，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
㈦ 宏盈国际股指被骗了怎么办
你也是受害者吗，我投了将近十万多，不过还好已经追回了
㈧ 求助律师等高手 急急急！！！
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06年是人民检察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为做好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指明了方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决定》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各项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认真履行检察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国检察机关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继续在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上下功夫，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依法打击刑事犯罪。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重要任务，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91620人，提起公诉999086人。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重点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批准逮捕故意杀人、放火、爆炸、强奸、绑架犯罪嫌疑人47228人，提起公诉46607人；批准逮捕抢劫、抢夺、盗窃犯罪嫌疑人419578人，提起公诉445849人。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投入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对重大案件适时介入侦查活动，批准逮捕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18446人，已提起公诉8343人，查办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力地打击了黑恶势力犯罪。
加大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资源犯罪的力度。严惩严重危害经济安全、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犯罪，批准逮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嫌疑人24211人，提起公诉27728人，同比分别上升14.2%和11.1%。加强对知识产权和环境资源的司法保护，批准逮捕制假售假和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犯罪嫌疑人3729人，提起公诉3634人，同比分别上升16.7%和12.6%；批准逮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非法采矿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人7974人，提起公诉12240人，同比分别上升15.4%和24.8%。继续开展查办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立案侦查在市场监管中失职渎职、包庇放纵经济违法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95人。
高度重视死刑案件办理工作。针对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第二审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开庭审理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文件，强调要切实依法做好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批捕、起诉工作，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依法加强对办理死刑案件全过程包括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确保办案质量。同时，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规范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司法解释。由于长期以来多数地方对死刑第二审案件不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没有专门的办案力量和人员编制。各省级检察院面对工作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采取临时内部调整办案力量、从下级检察院借用业务骨干等措施，保证了办理死刑第二审案件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深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依法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责，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40041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4448件29966人。
坚决查办大案要案。强化上级检察院对办案工作的组织指挥，加强跨地域侦查的协作配合，提高发现和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大案18241件，其中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的案件623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36人，其中厅局级202人、省部级6人。会同公安机关开展追逃专项行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70人，比上年上升137.6%。
严肃查办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国家支农资金、征地补偿金和扶贫、救灾、救济等款物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3878人，私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或出卖国企利益的国有企业人员10742人，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930人。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同步介入有关主管（监管）部门的调查，注意发现和查办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玩忽职守、纵容违法违规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629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介入了8起特大事故的调查，现已立案侦查涉嫌渎职等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50人。
积极参加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重大决策，及时制定检察机关的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专题举报宣传，建立和完善与有关主管（监管）部门的案件协查机制和移送受理机制，对45件重大典型案件挂牌督办，并直接指挥查办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人员在药品注册、审批中收受贿赂和严重渎职等重大案件。各级检察机关以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为重点，积极排查线索，深挖窝案串案，共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9582件，涉案金额15亿多元。一批涉案地域广、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的商业贿赂大案要案受到严肃查处，震慑了违法犯罪，遏制了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
立足检察职能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结合办案，加强对典型案件发案原因、特点和职务犯罪易发多发行业、领域犯罪态势的分析，及时建议有关部门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共提出检察建议13662件。开展以案说法，进行预防警示教育33000多次，228万多人接受了教育。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提供查询7319次。
加强反贪污贿赂国际司法合作。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发起成立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承办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3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一国际组织的成立，为我国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三）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全面履行对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突出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
依法监督执法不严、打击不力的问题。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侦查机关立案16662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加逮捕14858人、追加起诉10703人。对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提出纠正意见2846人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组织开展了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检查，监督纠正6074名监外执行罪犯的脱管漏管问题，对不再具备监外执行条件的207名罪犯督促有关部门予以收监执行。
依法监督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对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侦查机关撤案4569件。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决定不批准逮捕96382人；对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起诉7204人。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11368件次。巩固集中清理超期羁押的成果，监督纠正超期羁押233人次，检察环节继续保持无超期羁押。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了逮捕工作专项检查，共抽查10万多件近年来办理的逮捕案件，针对存在的掌握逮捕条件过宽或过严、批捕后未及时执行等问题进行整改和纠正，促进了逮捕措施的依法正确适用。
依法进行审判监督。加强对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量刑畸轻畸重案件的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3161件；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200件次。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及时受理和审查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申诉，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2669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5949件。对不服正确裁判的37524件申诉，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息诉工作。
严肃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注意在诉讼活动监督中发现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完善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立案侦查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2987人。
（四）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从促进社会和谐出发，把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共依法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77596件次。
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机制。畅通信访渠道，推行上下级检察院联合接访，探索带案下访、定期巡访，全年联合接待疑难案件上访人员739人次，通过下访、巡访接待群众27283人次。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完善首办责任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存在执法过错的信访案件进行了责任倒查，追究责任63人。
认真解决群众涉检信访问题。实行“四定”、“两见面”制度，定领导、定专人、定方案、定时限，在立案和结案后分别当面听取申诉人意见，依法妥善处理涉检信访2942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派出23个督查组，深入17个省份对涉检信访案件直接督办。对信访案件中反映检察机关违法扣押、冻结款物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纠正，返还当事人款物折合人民币3300多万元。对近年来检察机关已作赔偿决定尚未执行的549件案件组织了全面清理，目前已落实541件。
积极探索在执法办案中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不少地方检察机关实行了不批捕、不起诉等工作环节的答疑说理制度，在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的同时，针对当事人的疑问和异议耐心释法说理，力求以法、以理服人，既依法对案件作出了处理，又解决了与案件相关的矛盾和问题。
（五）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继续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坚持一手抓完善执法规范，一手抓制度落实。针对容易发生问题的执法岗位和环节，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和修改了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和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等规范性文件33件。各地把规范执法行为的重点放在狠抓法律规定和制度规范的落实上，开展逐级检查和上下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力求使制度规范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一个执法岗位和每一个办案环节。不少地方检察机关把规范执法与信息化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机制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流程管理、过程控制和动态监督，促进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经过努力，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进一步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起诉率和有罪判决率分别达89.5%和99.4%。
一年来，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意识。最高人民检察院继前几年作出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服务的意见后，又制定了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意见。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服务发展的途径和措施，改进执法方式，讲求执法效果，努力营造有利于改革和创业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推进检察改革，保障司法公正
继续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落实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坚持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主线，进一步完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
（一）健全对侦查取证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近年来发现的冤错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制定了《关于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加强证据审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机制。强调在办理侦查机关移送的刑事案件中，要更加注重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及时监督纠正违法取证行为，坚决排除刑讯逼供获取的言词证据，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二）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为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加大对刑事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监督的具体程序，拓宽了监督渠道，完善了监督手段。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57件，查办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执法人员130人。
（三）深化检务公开。为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增加12项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开的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等方面的内容，完善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在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对违反检务公开规定的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增强了执法透明度。
（四）继续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2005年建立这一制度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于去年制定了两个技术规范，完善了具体的操作程序。目前已有2171个检察院实行了同步录音录像，占全国检察机关总数的59%。这一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办案的监督，对防止讯问中出现不规范行为，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目前全国已有86%的检察院开展试点工作。全年共有5191件拟作撤案、不起诉处理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职务犯罪案件进入监督程序，其中人民监督员不同意办案部门原拟定意见的252件，检察机关采纳178件，对未采纳的依据事实和法律向人民监督员作出了说明。拓展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对违法搜查、扣押等“五种情形”规定了具体的监督程序。人民监督员制度在促进公正执法、保证办案质量、增进司法民主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
坚持以公正执法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载体，加强检察队伍的思想、组织和纪律作风建设。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通过组织集中培训、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运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剖析错案和执法不规范案件等形式，引导检察人员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从执法思想、执法观念和执法作风上，查找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进行整改。经过教育活动，队伍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带动了检察队伍建设的全面加强。全年有1104个集体和2110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涌现出白洁、艾合买提·依明等一批公正执法、为民执法的先进典型。
（二）强化领导班子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坚持把领导班子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实行政治轮训制度，培训各级领导干部18000多人次。建立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和述职述廉制度，加强对“六个严禁”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对7个省级院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巡视，21个省级院开展了对下级院的巡视工作。结合换届选举，配合党委做好检察机关领导班子的选配工作，对662名检察长进行了异地交流。加强检察人员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试行检务督察制度，完善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的检察人员273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7人。
（三）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认真落实检察官法，严格检察官职业准入，普遍实行新进人员统一招考、检察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依法选任，继续完善和推行检察官遴选制度。以领导干部和执法办案一线的检察官为重点，加强正规化分类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共培训侦查监督、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部门业务骨干27000多人次。加强西部地区检察官本科学历教育，组织东中部地区检察机关对口支援西部检察教育培训，最高人民检察院为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培训业务骨干500多名。
（四）继续抓好基层检察院建设。坚持把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落实《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深入开展争创先进检察院活动，评选表彰了200个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坚持上级检察院领导联系基层制度，努力为基层办实事。最高人民检察院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联合下发了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为基层检察院补充了部分人员编制。28个省级检察院会同财政部门出台了县级检察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基层经费保障机制。
各位代表，一年来检察工作的成绩，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党委领导和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取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对检察官法执行情况的检查，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专题汇报、组织代表视察等形式，加强了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检察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71件，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8件。各级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为检察机关解决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检察工作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得不够。监督意识不强、履行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执法、司法不公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纠正。二是法律监督能力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检察人员执法水平不高，执法方式简单，不注意化解与案件相关的矛盾，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影响执法效果。三是执法不严格、不规范的问题仍有发生。有的不严格执行法律和办案制度，不注意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的受利益驱动办案，违法扣押、冻结和处理涉案款物。四是检察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有些检察人员为民执法的意识淡薄，执法不文明、不公正，有的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个别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造成了恶劣影响。另外，一些地方检察院办案力量不足、中西部和贫困地区检察院经费短缺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领导和协调，认真加以解决。
四、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好2007年的检察工作
在新的一年里，全国检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坚持把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作为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坚决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责，坚决查办大案要案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依法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强化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坚决监督纠正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切实防止冤案错案。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护，坚决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依法维护军人军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民工、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努力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改进执法方式，全面推行不批捕、不起诉答疑说理制度，把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
（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更具有现实意义。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检察机关在批捕、起诉、查办职务犯罪等各项工作中，都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使执法办案活动既有利于震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又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涉嫌犯罪人员，可从宽的依法从宽，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采取适合其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配合家长、学校加强帮教。积极推行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工作机制，实行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完善业务工作考评体系。加强调查研究和宏观指导，把握好政策界限和执法尺度，保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正确运用。
（三）加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提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水平。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加大检察改革组织实施的力度，重点建立健全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监督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推动人民监督员制度规范化、法制化。深化规范执法行为活动，构建严密的执法规范体系，推进检察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机制建设，提高执法办案的规范化水平。坚持不懈地抓好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切实解决队伍和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法官法、检察官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检察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坚持从严治检，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件，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廉洁。
（四）自觉接受各级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认真贯彻落实监督法，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工作机制，严格执行向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项工作报告、接受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等制度。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认真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使检察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里，全国检察机关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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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 倪乐雄教授8000字文章剽窃作家赵勤轩著作20处5000字吗
倪乐雄教授掩盖无耻剽窃把水搅浑
作家赵勤轩指出构成剽窃抄袭一般需要三个条件：1、要有剽窃被剽窃书刊实物作为比照，空口无凭；2、出版时间在后者剽窃出版时间在前者，时序不能颠倒；3、标题、内容对比有相同之处，捉贼捉赃。
例如，上海政法学院倪乐雄教授2002年11月25日发表的学术论文《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会战》（约8000字），抄袭剽窃赵勤轩2001年4月出版的《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军事科学出版社，110千字）达20处5000字之多，有公开发表的书刊白纸黑字对比为证。完全符合上列剽窃抄袭三条标准。倪乐雄教授怎么赖也是赖不掉的。
再如，自称“军事专家”倪乐雄教授的成名作《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战役述评》（20万字1995年出版），与军事科学院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战役》（20万字1982年出版）书名、字数一样，出版时间晚了13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剽窃。其他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新探》（张含英，《阴山学刊》1989年01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再思考》（倪乐雄，《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学术》（张海麟，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学术背景》（倪乐雄，2004年发表），都属于这种情况。学术著作文题相符，标题的一致决定内容的相似。看来剽窃是长期的、大量的、一贯的，“军事专家”大概也是剽窃来的。
倪乐雄教授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黔驴技穷，惯于倒打一耙的倪教授使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卑劣无耻伎俩，编造他有“未出版的书稿”，造谣《中国作协赵勤轩《梦断长河》系抄袭军事专家倪乐雄教授未出版原稿》，把揭露他抄袭的对比段落时序颠倒过来，制造作家赵勤轩抄袭他“未出版原稿”的假象，真可谓颠倒黑白了！请问厚颜无耻的倪教授：你的未出版的原稿在哪里？你未出版怎么抄？倪乐雄还装摸作样问“你自己回答呀？既然一模一样是抄袭，你是怎么窃取到广东人民出版社老子原稿的？”倪乐雄教授你自己回答，你的“未出版原稿”在哪里？在你开裆裤里？造谣大师的新谣言而已。倪乐雄觉得“未出版书稿”造假太明显，又改口说11万字的《梦断长河》抄袭他的17万字《世界大通史》。查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也没有《世界大通史》。倪教授何时何地出版的？是倪教授的开裆裤里“失禁大桶屎”吧？可笑不可笑？一头蠢驴！
蠢驴总是把自己的愚蠢加在对方头上。作家赵勤轩指出构成剽窃抄袭一般需要三个条件；倪乐雄歪曲为只看“时间推定”一条，后完成的作品一定抄袭前面完成的作品。倪乐雄就是只抓住一条时间推定，不管标题内容有没有相同，造谣诬陷《碧血黄花》抄袭剽窃。倪乐雄举证如下：《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辛亥革命史论文集》、《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武昌文史 第7辑 武昌首义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专辑》、《辛亥革命中的台州著名人物》、《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上卷）》、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辛亥革命与华桥》、《 辛亥革命在湖北》、《辛亥革命的故事》、《贵州辛亥革命》、《华侨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资料类编》、《辛亥革命诗词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一一 辛亥革命史料》《 辛亥革命前后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后帝制复辞和反复辟斗争》、《辛亥革命史料》。
倪乐雄好歹也是个教授，自称“研究近代史”，造谣也要沾点边，有点学术味儿。不论姓什么比你早生二十年就是你爷？举证的书名和《碧血黄花》有相同之处吗？不仅没有《碧血黄花》四字联用，连碧、血、黄、花四个字单独出现都没有！一点不沾边剽窃你娘的屁？《碧血黄花》副题“黄花岗起义纪实”，发生在广州，是辛亥革命前奏；体裁是纪实文学历史小说，不是学术研究。自称“研究近代史”（尽带屎？）的倪叫兽连这个都不懂，把武昌首义、四川、台州、贵州等无关资料都列进来。用倪教授自己的评价，“表明他是一头无知的蠢驴！一个十足低能儿！又蠢又毒的恶棍！”
要求倪乐雄教授符合实际是不实际的，他就是在造谣诬陷，目的是败坏作家赵勤轩声誉。倪教授死乞白赖要和赵教授比军事专家的真伪，按照倪教授“严格限定在军事学科范围”说法，军事学术论文赵20篇，倪6篇；军事著作赵7部，倪0部（内容与论文重复的不计）。倪教授无视事实，津津乐道他自己自吹自慰裤裆里打擂5480，捂死把圈。倪乐雄为证明自己的谎言，竟荒唐无赖到这种地步，用倪乐雄自己的话说“十足的汉奸、内贼、人渣、蠢货！废物、阉货！王八蛋！”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