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程度

㈠ 当前国内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

双创环境，还是挺重视的，保护知识产权才能鼓励小微企业公司创新的动力，国家也更容易回科技转型。 现在答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贯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国家压的特别很，企业想要完成高新企业申报项目申报什么乱七八糟的，知识产权贯标认证通过都是其中一项必要条款。

㈡ 亚洲除了日本还有哪些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比较完善

韩国、新加坡、前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还有中国的台湾、香港也很好。

㈢ 知识产权保护

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看，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但起步早而且体系完备。在基本法的相关内容中会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但更多的国家还是通过制定《专利法》、《合同法》等一系列专项法对知识产权加以规定和保护。对于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一般不制定专门的法律，而是在现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引导性政策。如英国的《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从原则上对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出规定，以维护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的利益，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和转让。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主要是科研单位与科研人员或合作研究中科研单位之间通过签订协议或合同的方式，界定科技成果的归属和转化、转让，明确彼此的利益关系。如果协议或合同没有得到履行，则通过借助法律的方式予以解决（王海峰，2007）。总之，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具有完善的法规体系，健全的组织管理制度，合理的产权权益分配，能够充分激励科研人员并激发其创新的潜能。

近些年来，我国按照TRIPS 协议的最低保护标准，相继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科技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袁晓东，2006）。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科技成果交易额的上升，成果转化中的知识产权侵犯案件却逐年上升，反映出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以知识产权的制度建设为例，受“重成果轻知识产权”传统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以成果奖励制度为主，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事管理制度也以发表论文为主要考核指标。结果是，研究项目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无法形成自主知识产权。2010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率为27.2%，而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国外发明授权率为56.4%，无论在质量、结构和国际布局上，都与世界主要专利强国存在较大差距。与此同时，发明创新者自身的不成熟、政府法规的不健全、部分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一些企业经营者素质的低下以及政府职能体制转变不到位、市场经济发育等诸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

㈣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

【摘要】：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 (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 (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 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 (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 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 (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 (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 (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 (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改进与创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数据能比中国的数据有说服力,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差,而高科技产业发展之快,无“国”能出其右。中国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又快又好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一问题为世人所困惑,也为世界所瞩目。本文利用了中国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间中国所有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首次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率先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在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为中国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提供一个决策依据,而且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和借鉴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引入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论文。前人的研究主要从跨国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不同对各国经济增长(Gould和Gruben,1996)、技术变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资(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响。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跨国研究方法无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影响,因为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既有法律条文的不同,又有执法水平的不同,二者无法清楚区分。我们采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国研究方法,因为同一国家的不同省份只有执法力度的差异,没有立法水平的差异,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第三,本文首次提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并率先应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原理来研究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问题。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发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参与(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双边贸易和跨国投资(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风险投资(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响,但将社会资本引入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决策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尚属首次。 第四,本文率先构建了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前人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是否颁布一些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或者签订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进行评分,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Park和Ginarte,1997)。但是这类指数只是说明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与否,却不能用于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本文所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希冀能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与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方法。 第五,本文具体解析了法律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开创“法与金融”研究领域以来,尽管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备受瞩目,但研究者始终没有能够清楚地说明宏观层面的法律保护究竟是通过什么经济学机制来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融资行为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并选择了与该法律切身相关的行业——高科技行业,提出、检验、并证实了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是通过三大经济学机制影响企业(高科技公司)融资行为的:(1)减少外部性问题;(2)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3)减少代理成本。 第六,本文还对“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的社会文化如何影响其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其中,社会文化包括:文化差异、血缘关系、风险回避程度、社会资本、战争史、语言、地理距离等诸多方面。迄今为止,“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见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综述),因此对这个领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有兴趣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更深层次的探讨。 第七,本研究参加了学术领域的一场大辩论,也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而制度缺陷明显的悖论。Allen,Qian和Qian(2005)认为LLSV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法律体系不完善,经济却取得迅猛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法律似乎不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机制如声誉机制和关系机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评Allen,Qian和Qian(2005)夸大了声誉和关系机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评说:中国经济增长却快于发达国家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均GDP的起点比较低,所以增长空间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对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观点,我们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是起作用的,因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机制也是存在的——社会资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进驻投资的作用。这些结果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视和加强法律的执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和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给我们的儒家诚信文化,夯实我们的社会资本基础,也同样至关重要。

㈤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需要那么严格才好吗

你好，知识产权制度始于欧洲，到现在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历史实践证明，欧美通过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有效的激发了创新的动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才达到了现如今的领先定位。从这点来看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
就知识产权保护本身而言，知识产权是保护的是人们对其智力劳动成果享有的财产权利。知识产权是可以变现的，是可以创造财富的。人都是逐利的，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人们才有动力去发明创造，科技创新。这才能带来技术的进步，带动社会发展。
从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制定知识产权法律，而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发展的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并没有很好的执行，给大众造成了知识产权无用，抄袭无罪等错误观念。山寨横行，企业缺乏创新，不敢创新，技术得不到进步，虽然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展是人口红利带来的，我们的产业供应链大部分还是处于中低端，利润最低，劳动最多，不持续，没有话语权，容易被西方卡脖子。
近几年中国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越来越严格，很大程度上已经和欧美对接，一是西方国家的强烈要求，我们与西方的贸易，在技术上是处于劣势的，西方要保护本国的技术优势，肯定会要求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不能走老路，要鼓励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㈥ 一个国家的法律健全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算比较完善的了

法律是谁这社会的发展
在持续完善过程中
任何法律都不能对以后说完善的

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是什么

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和目标出发，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漠

知识产权文化强调知识是有价和有偿的，对于知识创造者注重个性发挥，鼓励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但当前我国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

我国重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是仓促地应付外部和内部对盗版、假冒等侵权指责的形式性宣传，缺乏理论上的支持。因此我国的立法进程与国民意识的提高存在脱节。在相当多的地区，公民对知识产权保护还普遍缺乏一种较为清晰的认识，“窃书不算偷”这样的意识在民众心目中还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另外，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殊性，公民对这种无形财产归属与占有的判断，很难做到像对待有形财产那样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许多人将日常生活中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皆视为“合法”，甚至对政府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执法行为和法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判决持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何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不断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而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仍然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仍缺乏足够的重视

多数国内企业还没有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对国际规则的了解还比较贫乏，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

在国际领域，跨国公司基于研发优势，在我国申请大量专利，积极“跑马圈地”，然后利用手中的专利大棒压制、排斥和打击我国企业。同时其利用对“标准化”的垄断，实施不正当竞争，获取超额利润，中国许多企业因此频频陷入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陷阱”。还有的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要么没有及时地将自己的创新性成果产业化，使自己的先进技术被他人低价收购并申请专利，要么本身商标在国外企业被抢注，辛苦创造和积累的无形资产付诸流水。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企业已经将13万项发明“奉献”给了外国企业。而在国内，企业长期受“宁可仿制求生存，也不冒风险创新”观念的影响，不强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不重视积累自主知识产权，仅仅靠“出大力，流大汗”，把力量和精力集中在打价格战上，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到最后在价格上无利可图时，就很难摆脱被市场淘汰的厄运。

造成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也存在历史原因。我国自清末以来所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都是“强迫性学习”的产物。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使知识产权制度缺乏存在的环境。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强制推行的结果，并没有使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产生切身的体会和积极的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与执法水平有待改进

首先，知识产权执法效果还不甚理想。知识产权执法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瓶颈和软肋。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层面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机构有七八家，这直接导致了执法过程中效率和相互协调性的缺乏。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信息的公开、披露也无法实现及时和到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

其次，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散、冲突、缺乏统一性的问题。已有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有着共性的内容。但是，由于各部法律实施的时间不同，因此它们在制定目标、司法和行政保护范围和力度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之间的交叉问题应适用何种法律也没有较为完善的具体规定。另外，由于高新技术不断涌现，许多无形财产已经超出了原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所涵盖的范围。在这方面，我国立法尚显滞后。

再次，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目前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认识，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保护水平过高论、保护水平过低论和保护水平适中论。各方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这种对定位存在的分歧，直接影响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既不利于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也不利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面临国际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亟须完善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提前意识到这一点的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维护其利益。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热点所在。

美国在2005年4月底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特别301评估报告”中，将中国放入了“重点观察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已经成为中美之间贸易发展的瓶颈。日本在华企业也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IPG的知识产权联盟，其目的就是联合起来，以知识产权战略抑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欧盟商会也在其2004年建议书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和完善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少。倘若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加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其投资与外贸环境可能吸引外商将目光从中国转向他们。因此，中国在面临发达国家压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我国要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知识产权保护还任重道远。

㈧ 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首先，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版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权保护制度致力于保护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对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权利给予及时全面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主动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决定了企业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时技术、品牌、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逐步增值，有赖于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
最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引进外商和外资投资。

㈨ 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

知抄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1、依据知识产权与其他(一般)民事权利联系和区别，知识产权的对象为包括商标、专利、版权(著作权)在内的以独创构思为核心并附以载体表达的民事权利。

2、知识产权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的区别主要源于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殊性，即知识产权的对象具有复制性、地域性、时间性：

(1)、复制性在于知识产权在载体上重复体现价值特点;

(2)、地域性源于各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对其管辖范围知识产权的特殊规定;

(3)、时间性源于各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对其管辖范围知识产权时间有效性限制。

4、知识产权本身融合了权利人的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和身份权)，因此单纯对比财产权和人身权，知识产权均有区别。

5、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区别主要在于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更加排他，由所有权权利人自己意志行使即可完成，所有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永久性特点，而知识产权需要法律和法定程序的保障才能完成;且二者产生权利冲突时候，知识产权必然要让渡于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