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

1. 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有哪几种

(一)网络侵害人身权
(1)侵害名誉权
个人用户可能通过电子邮件、博客和发表过激言论而侵害他人名誉，而在电子商务领域，商家间通过侵害名誉权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也可能因交易发生矛盾而诽谤污蔑，侵犯商家名誉权。但如何界定网络名誉侵权的标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应比传统社会宽容。因为网络特有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对于知识的传播、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网上的语言环境与网下的语言环境大不相同，在网络特定的氛围里，语言具有即时性和随意性的特点，通常在网下可能被认为是名誉侵权的语言在网上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2)侵害隐私权
我国以前一直没有正式提出隐私权的概念，对于隐私权的保护一直参照民通意见的规定参照名誉权的损害来处理。《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也将隐私权作为一个正式的人格权的概念定正式提了出来。网络侵权隐私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本身不违法，言论自由是一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评价是公民正当行使舆论监督的体现。这种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只要没有超出正常的范畴，都是法律所不禁止的。人肉搜索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对社会不良行为进行曝光，是人们对互联网世界的惩恶扬善，但是网友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过激的谴责手段，超越道德的边界，演变成对他人人格隐私和尊严的侵犯。比如，如果发布不实信息，可能构成诽谤他人名誉权的行为;而如果披露他人本不愿意公之于众的个人信息，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二)网络侵犯知识产权
(1)侵犯著作权
大众使用网络，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发布和传播信息，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在网络环境中使用作品的行为，比如上传、下载、搜索、链接等，就必然涉及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保护问题。实践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网络侵权行为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律师实务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兴课题。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常见形式通常有以下几种：
1、与上传作品有关的侵权;
2、与链接有关的侵权;
3、与复制网页有关的侵权;
4、与搜索引擎有关的侵权。
(2)侵犯商标权
在网络中，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商标标识，引人误认的，还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尤其是在使用他人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一般的，行为人可能是在注册、使用域名的过程中侵犯了他人商标权，也可能是在网络内容中使用了他人商标而构成侵权。
(3)不正当竞争侵权
不正当竞争案件的种类十分复杂，通常表现为：利用域名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利用网络广告等手段进行虚假宣传，利用网络侵害竞争对手商誉，通过网络侵犯他人商业机密，以及使用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网络攻击，采取不正当的技术措施影响对方软件的正常下载、安装和运行等。

2. 电子商务中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的智能和计算机的高速运行能力汇集和融合起来，创造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而电子商务更便利地满足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购物、学习、消费、医疗等各种需要。可以说，电子商务活动就是在网络环境下使一部分商品流通“隐形化”的过程。不过，我们在享受着电子商务为我们带来谈判、签约、订购商品等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其中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就是其中之一。电子商务活动中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很多，例如：在版权领域，Internet技术给版权保护的客体、版权权利内涵提出的新挑战;在专利领域，专利发明的性质在网络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Internet上专利的电子申请方式成为新的法律问题;在商标领域，“Internet”中的“域名”和商标的关系，国际上商标和“域名”的保护和侵权等，这些内容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一、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之间的矛盾

从广义上来讲，知识产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本文中我们仅仅讨论与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几类，包括版权(在我国叫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近几十年以来，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数据信息共享的需求，并发生了与知识产权固有特性的强烈冲突。知识产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专有性”;而网络上的信息则是公开的、公用的，很难受到严格的控制。“地域性”是知识产权的又一特点，而网络传输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这些相反的特性导致了二者间的矛盾和冲突。

目前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世界大多数国家主张通过缔结国际公约来进一步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专有性”的保护。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主持缔结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中，就针对网络环境，增加了版权保护的新权利，同时对现有权利向数字化的应用延伸做出了解释。同时，对于电子商务影响巨大的知识产权法律国际“一体化”也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世界贸易组织订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就是一例。在知识经济中，强化知识产权专有性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国际“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对世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必须研究自己的对策。要抓紧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努力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进程，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这二者间的矛盾和冲突，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电子商务中所可能涉及的各种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内容。

二、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分析

1、电子商务中的版权问题

所谓版权，有时也称作者权，在我国被称为著作权，是基于特定作品的精神权利以及全面支配该作品并享受其利益的经济权利的合称。一般来讲，版权的客体是指版权法所认可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等作品(简称作品)。但是在信息时代，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多媒体技术给版权的客体带来了新的内容。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将计算机软件纳入版权保护中，给软件提供更加及时和完善的保护。1972年，菲律宾第一个把“计算机程序”列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项，1980年后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及印度先后把计算机程序或者计算机软件列为版权法的保护客体。1985年之后，又有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智利、多米尼加、新加坡等国以及我国台湾与香港地区，都把它列到了版权法之中。1990年我国制定的《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计算机软件登记办法》等立法建立了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在涉及到电子商务的版权侵权问题时，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服务商侵权问题和链接侵权问题。

网络服务商根据其提供服务内容的不同，主要分为网络内容服务商和网络中介服务商两大类。网络内容服务商指自己组织信息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主体。网络内容服务商会提供一些网页，在这些网页上面的内容就存储在网页所在的服务器上。如果网络内容服务商提供的内容服务未经版权人允许，则构成了对作品的复制权的侵犯和网络传播权。网络中介服务商的基本特征是按照用户的选择传输或接受信息，其本身并不组织、筛选所传播的信息。此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在版权保护法律体系中具有与网络内容提供商不同的法律地位，从而使得其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问题显得更趋复杂，更具有时代性。

信息共享始终是互联网的理想追求，因此链接技术的出现就深受人们欢迎。所谓链接是指使用超文本标志语言HTML的标记指令，通过URL指向其他内容。链接的对象可以是一个网站，也可以是网站中的某个网页，甚至是网页中的某个组成部分。关于链接技术的侵权问题，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来讲，链接可能侵犯的有作品的复制权、演绎权以及精神权利等。关于这方面的论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电子商务中的专利问题

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指的是一种法律认定的权利。它是指对于公开的发明创造所享有的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专利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不断变化。网络技术对专利领域也提出了大量问题。例如，计算机软件能否成为专利制度保护的客体;因特网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对专利“三性”(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中的“新颖性”特点提出了挑战，此外，专利的电子申请方式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网络环境中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在专利法中一般都规定，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必须具有新颖性，新颖性是授予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实质要件之一。传统的专利法并没有规定在Internet上公开发明创造应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因此在Internet上公布的发明是否还具有新颖性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专利的电子申请在网络环境下也有了新的问题。电子申请就是以电子文件的形式，向国家知识产权主管行政机关提交有关专利的申请。而传统的做法是以纸质文件为载体进行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起草的《专利法案条约》(草案)和《专利合作条约》细则的修改中，已确认了电子申请的合法性。日本专利局已于1990年12月开始接受专利的电子申请。韩国已经着手进行通过Internet申请专利的实验。美国、日本、欧洲三个专利局正在进行通过Internet联机申请专利的准备，并把实现专利文献无纸化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3、电子商务中的域名和商标问题

域名是一种资源标志符，是因特网主机的IP地址，由它可以转换成特定主机在因特网中的物理地址。域名作为一种在Internet上的地址名称，在区分不同的站点用户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域名是作为一种技术性手段建立起来的，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知识产权，因此域名本来并不能像商标那样被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但是，随着域名商业价值的不断增强，法律已经开始将某些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赋予给域名，以保护权利人利益。

我国的商标法只规定可受保护标识为“文字、图案或其组合”，而没有把在网上出现的某一动态过程作为商标来保护。在网络环境下的商业活动，已使人们感到用“视觉感知”去认定，比起用“文字、图案”认定商标更能适应商业活动的发展需要。当前在我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在网络环境下，“域名注册”与商标权的冲突。虽然1997年5月国务院部门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规定》，但其中只规定了“不得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已注册商标，申请域名注册”，并没有禁止以他人的商标和商号抢注域名。因而“域名”已实际上成为商誉、乃至商号的一部分并作为无形资产被交易着。

域名具有唯一性，即它在全球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域名又通常都是按照“登记在先”的原则来进行登记的，因此一旦有人先对某个名字进行了注册，其他人就不得再使用该名字来命名其网址。因为域名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抢注者希望借助于被抢注者的良好名誉得到网络用户的访问，一旦抢注成功，网络用户将无法访问到该域名真正代表的被抢注企业的站点，而是访问到抢注者的站点。法律应当制止这种恶意抢注行为，保护被抢注者的域名名称或商标利益。

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适用研究

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的知识产权法面临着如何认定电子商务中的侵权行为，以及如何保护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知识产权等问题。为解决这些新问题，国际社会一方面通过制定新的公约加以协调、另一方面要求各国知识产权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首先来看看版权法的适用问题。版权法在电子联网技术中有一些发展。传统的版权法要求你的作品必须附着在载体上，或相关的载体(磁盘、磁带)上，才会受到保护，但在互联网领域，你所写的东西通过机器来帮助你阅读，也就构成了“附着在载体上”这个法律要件。以美国“花花公子”案为例，这是第一个涉及到计算机网络纠纷的版权案子。“花花公子”杂志诉Starware公司从网络上取得其53张照片资料，并将之放在CD-ROM上贩卖而侵犯了其版权。法院经审理、判决“花花公子”胜诉。通过这个案子可以看出，版权的概念在网络环境下必须得到新的扩展。

其次在商标法上，也会面临新环境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不同的国家规定不同。美国奉行的是先使用原则，即谁首先使用这个名称，他就获得相关的权利。但网络上的域名登记问题毕竟不是简单的商标法问题，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调整这个问题。美国商务部电信与信息司于1998年初公布的《因特网名称与地址的技术性管理的改进方案》，例举了七方面的问题;中国为探寻符合国际标准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域名制度，于1997年5月30日，国务院信息办印发了《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目前，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法缺乏保护域名的专门制度，但是，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和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简称)等主要的国际知识产权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与规则，可能对建立域名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起指导作用。因特网国际协会与美国的以及全球产业界、因特网用户等最近也已达成初步协议，成立新的全球性管理顶级域名机构。这说明国际社会正在加紧努力，协调这一基础性领域内错综复杂的问题。

这里,还要讲一讲管辖权问题。一般从民诉方面来讲,要起诉或在侵权发生地,或在被告所在地,但在联网系统里面,传统的原则不适用了。因为联网系统里所出现的诽谤、错误及误导性的信息,有时候你根本无法知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把信息输送上去之后,马上关机,你就不知道他在哪儿。就传统的法律而言,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到底在哪儿起诉?”从传统的民法理论来看,实际上对原告不利,因为在被告所在地或侵权发生地起诉,有时候原告离之很远,对原告的起诉权不利。但在联网系统里面,由于不知道被告(向联网里输送信息的人)具体在哪个地方,反而对原告起诉有利,因为原告既然不知道被告在哪儿,原告就可以随便挑选从法律上和地点上对他最有利的地方起诉。这样,就形成了美国法律上讲的FIM效应。但根据一般原则,还是应该在因网络里的诽谤及错误等信息引起伤害的地方起诉。

3. 什么是知识产权侵权中的间接侵权

郑成思在其《版权法》曾经将著作权侵权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并认为间接的含义有两种，其一，是指某人的行为系他人侵权行为的继续，从而构成间接侵权，其二是指某人需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一定责任，而他自己并没有直接从事任何侵权活动。(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40页)。对于第一种含义下的间接侵权，也称为共同侵权。

除此之外，李明德的观点与郑成思殊途同归，他用了第三人责任来指代间接侵权的责任，所谓第三人责任，是指第三人虽然没有直接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但由于他协助了第二人的侵权，或者由于他与第二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应当由他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三人责任主要有帮助侵权和替代责任两种。(李明德，《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第88页)。
按照李明德的观点，实际上郑成思所说的间接侵权的第一种含义就是帮助侵权，第二种含义是替代责任，正好跟郑成思对于间接的两种定义相一致，这说明了至少在著作权侵权中，间接侵权指的是帮助侵权和替代责任。
从间接侵权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间接侵权似乎并不考虑主观状态，但是从帮助侵权的帮助来看，这种帮助应当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才具备可惩罚性，特别是其单独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主观要素需要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规定 则体现要具备上述主观要素，该条规定：“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发明创造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物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将该产品提供给无权实施该专利的人或者依法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实施，权利人主张该提供者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帮助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 邵燕的科研成果

主要科研成复果：
（一）制论文
1、《数据库法律保护模式分析》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出租销售场地能否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浅析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的法律构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数据库法律保护的经济分析》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11月
4、《论无主著作权的归属》载《科技促进发展》2008年第11期
5、《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的限制》载《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
6、《知识产权反垄断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10月
7、《对中国著名商标的质疑》载《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9月
（二）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财经类院校应用型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途径研究
安徽省创意产业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大学生就业指导视角下的劳动法公选课程建设研究
合同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反思与深化
法学本科生实习制度的完善研究

5.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调查报告有哪些

在侵权行为中，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侵占、妨害和毁损。这些行为往往是直接作用于客体物的本身，与客体物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紧密的；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内容，涉及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各个方面。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则主要表现为剽窃、篡改和仿制。这种侵权行为作用于作者、创造者的思想内容或思想表现形式，与知识产品的物化载体无关。例如，非法将他人创作的字画攫为己有，它涉及的是物体本身，即创作的物化载体，该行为应视为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未占有这一字画，但擅自将其翻印出售，则该行为涉及的是无形财产。

然后看下哪些是侵权行为

1：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即是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或将该商标的主要部分用作自己的商标，从而造成商标混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2：侵犯著作权，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擅自使用其著作权的行为”

3：侵犯专利权

4：侵犯商标权，是指 “不法侵害他人注册商标权”的行为。

5：笔者认为，凡违反法律规定而损害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权利的行为
以上均为侵犯知识产权。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对享有专有权利的知识产品的擅自使用，但对该知识产品的擅自使用并不包容所有的侵权行为（部分内容转自小象知识产权）

6. 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法律的执行遭遇哪些阻力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何其难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课题，比如基于云存储的新技术为广大用户快速便捷地提供大量内容，但也由此引发诸多视频内容版权纠纷；新技术新应用在创新过程中引发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讨论。本文从版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对热点案件进行分析，特别对不正当竞争案件，从技术、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探索解决路径，希望能为互联网环境下复杂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提供一些思路。

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网络、快播因聚合平台纷争再起，腾讯、金山与360公司互诉对方不正当竞争……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产业界探索发展新模式的拦路虎，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疑难问题。近日，在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五届首都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产业界代表与北京市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从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制聚合平台问题”“有关法律的适用将向完善知识产权审查机制、减轻和减少对权利人的利益分流、促进各方利益分享模式的创新方向发展”等设想。

规制聚合平台问题多

所谓聚合平台，其核心是第三方应用平台通过链接汇聚整合多种资源，以实现快速、准确地服务用户的目标。最常见的聚合平台是对视频网站的聚合，有些网络电视客户用户端或者播放器向用户提供播放下载的功能，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嵌套链接等方式，将第三方拥有版权的内容通过播放器提供给用户，在业内也被称为聚合类视频网站。此前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网络、快播之间的争议也就在此。据介绍，嵌套链接是随着云存储发展而来的新技术，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还在探讨中。

关于聚合平台与用户、链接网站之间的法律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巫霁认为，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通过聚合平台可以快速、准确、简便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对于平台而言，用户的点击量意味着其经济利益，所以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对于权利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不同情况。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的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本身就是侵权的，聚合平台设置的链接也是未经许可的链接。这种情况下，权利人既可以起诉聚合平台，也可以起诉被链接的网站。因为聚合平台的侵权事实与被链网站的侵权事实不是同一事实。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是获得授权的，被链网站与聚合平台之间也签署了合作协议，但该合作范围超出了被链网站从权利人处所获得的授权范围，聚合平台的链接行为致使网络用户直接从平台上获得信息，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链网站来说，其与聚合平台的关系也分为两种情况：在许可链接的情况下，如果聚合平台的链接未超出许可范围，可能不涉及侵权问题，如果链接超出了被链网站的许可范围，被链网站可以基于合同或者侵权来起诉聚合平台；在未经许可链接的情况下，被链网站获得了相关版权内容的权利，而聚合平台未经许可链接就直接获得了相关信息，被链网站可以直接起诉聚合平台。

据介绍，目前权利人起诉聚合平台时，大部分是用著作权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有观点认为，从本质上分析，聚合平台的基础是链接。目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链接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应该承担以过错为前提的间接侵权责任。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没有过错的，适用“避风港原则”，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聚合类视频网站打开之后直接播放内容，并不显示链接的实际地址，也没有跳转页面，没有非常明显的来源显示，其链接的特质并不是非常明显。如果在不能证明它是链接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此认定其属于直接侵权?另外，聚合平台可能对被链对象进行分类、整理，以达到使用户更便捷地获得信息的目的。聚合平台对作品进行选择、编辑、推荐，能否就此认定它构成“应知”情况下的间接侵权?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探讨。

虽然现有案例多是在著作权法的框架内讨论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能否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聚合平台的行为?他们认为，聚合平台事实上利用了其他网站可能投入巨资引入的内容资源，汇聚整合到自己的网站上，吸引用户的点击量，同时也吸引广告的投入，而用户的点击量和广告的投入，正是现在大部分视频网站的盈利来源。聚合平台和视频网站是否构成竞争关系?前者的行为侵占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是不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些问题的答案还需要明确。

聚合平台一方面不断革新技术，汇聚整合其他网站的内容，满足了用户更便捷获取信息的需求，获得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聚合平台利用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挤占了其他网站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导致这些网站降低技术投入，更愿意趋向链接，而不愿意趋向内容本身。长此以往，互联网将失去创造更多更新内容的动力和机制。法律专家认为，在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和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面前，利益和技术应成为推动双方彼此促进、妥协的动力，以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对于聚合平台，是进行收费，形成有价值的产业链，还是通过向权利人一次性收费，获得一揽子的授权，或者使用其他模式，有待业界共同探索。

反不正当竞争难度大

近年来，网络著作权案件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同样出现明显增长的还有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统计来看，虽然这类案件的绝对数量目前还不是很大，但是增长很快，争议比较大，审判难度高，调解难度大。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曹丽萍介绍，目前不正当竞争主要有四大类型：第一类是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纠纷，这类案件占网络不正当竞争数量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虚假宣传与商业诋毁有关的纠纷，这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互联网是一个传播高效的媒体平台，因此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的问题在互联网领域也非常突出。第三类是互联网企业同类产品兼容性问题引发纠纷。第四类是围绕商业模式引发的纠纷，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来看，这类纠纷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措施破坏他人的商业模式，二是因为复制他人的商业模式引发的诉讼。

法律专家分析，目前这些案件审理难度比较大主要有3个层面的原因：对技术的认识、市场的把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问题。

从对技术的认识层面来看，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法院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往往缺乏相应的技术背景，对新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浏览器过滤广告、竞价排名等技术性比较强的案件时，通常非常谨慎。从对市场发展的把握来看，大多数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之所以告到法院，是因为经营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区分竞争手段的高低优劣，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对此做出规则的引领。可见，司法规则对市场发展方向、竞争规则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法官来说，要凭借自身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是非常困难的。

从法律适用来看，目前法律适用单一。因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远远超出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时预设的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但目前一半以上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还是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即第二条：“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然而，在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商业道德”时，往往不是特别清晰。此外，赔偿数额也是不正当竞争相关案件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争议双方往往无法通过提交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者被告的获利，最后只能由法官进行酌定。

法官介绍，目前法院在审判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首先会审查原告是否有受法律保护的竞争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商业模式本身不具有法律的可保护性，如家乐福与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采用基本相同的商业模式各自经营，这种同业竞争有利于向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正当利益属于法律可保护的范畴，当事人有权对此进行主张。其次，法院会审查原被告双方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竞争已经不限于同业竞争关系，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两者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此外，法院会审查行为正当性，并注重考虑被诉不正当竞争一方是否具有主观上的错误。只有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主观过错，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纳入民事侵权的范畴。实践中，主观过错一般体现为故意做出夸大虚伪的宣传，行为对原告具有针对性、歧视性，或者为迎合部分用户短期需求做出破坏他人商业模式的开发设计等。

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认为，加强司法机关与互联网企业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人民法院立足网络环境、企业实际，共同探讨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秘书长王斌表示，作为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执行机构，在日常纠纷调解工作中力求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并愿与产业内各环节企业进行交流，以特色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
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与突破

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1我国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

网络知识产权指在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就其创造的具有创新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独占权。网络的无国界性使得网络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削弱。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出现了新类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也变得复杂化。例如2014年6月14日，搜狐起诉“今日头条”,索赔金额1100万元;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在2014年第10次“剑网”行动中公布了如黑龙江“第一教育网”侵犯影视作品着作权案等30余起案件。可见，近年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虽然我国先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10多个国际条约，但这些条约都缺乏关于网络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规定。国内在立法方面已有相应规定，2005年信息产业部与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布《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虽然只是着作权方面的立法，但作为全国首部网络知识产权法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商、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起了一定协调作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方式作了专门规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公布了《意见》，出台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的认定标准。我们可喜地看到，最高院2012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共16条，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作出了界定，更加细致地划分了网络侵权方式和侵权责任，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作出了较为清晰地界定，但该规定只是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不够完善，体现为分散式立法，即分散到不同的法律部门，多体现为多部门联合发布或司法解释，而缺失专项立法。

2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

2.1公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薄弱

基于历史和文化等种种原因，大多数公民已经习惯免费使用网络资源，如QQ、微信、各种影视视频软件等，导致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淡漠，在使用免费网络资源时根本不注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媒体往往更倾向于对侵权人侵权技术的赞赏，这无疑对网络侵权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那些侵权者也只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技术成就，沉迷于植入他人程序产生的快感中，根本不知或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且网络侵权和犯罪不够直观，使人们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认知不到位，即使知道自己被侵权，能真正扞权的却是少数。[1]“让侵权人以为在网上找到了为所欲为的自由天堂。”[2]网络在不断更新发展，目前我国仅有的些许立法，公众无法理解也无从得知。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不够，起步也晚，再加上公众的法律意识淡漠，使得网络侵权行为日益猖獗。

2.2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新型化

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3],使得网络侵权形式日益多样化，网络侵权行为新型化，涉及领域愈加广泛，从原先着作权侵权发展到涉及网络域名权纠纷等。网络侵权案同时涉及技术和法律等多层次因素，不断挑战着网络知识产权司法实践[4],中国互联网发展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2010年“3Q大战事件”很能说明这一点。我国目前虽已制定了相关法规，但由于法律本身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立法较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有相当的滞后性。传统三部法对网络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认定并没有作出规定，立法的严重滞后容易导致执法力度不够，也会阻碍权利人正当权益在网络侵权中得到保护。

2.3网络知识产权纠纷的认定难度加强

网络侵权行为的无国界性、隐蔽性强等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被发现难、法律关系认定难、证据留存难、最终责任落实难、法律赔偿难上难。利用网络工具实施犯罪的衍生与泛滥，给相关司法认定带来种种难题。[5]

无纸化、新型化、多样化等特征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判断标准模糊。证据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经常是决定诉讼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当事人需对侵权行为、索赔数额出具有力证据，但证明侵权的证据一旦被删除，便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网络技术更新使得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缩短，也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变得复杂化。“3Q大战”使得网络消费者感到不安，从360和QQ两公司的口水大战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权利受到侵犯，却无法界定网络侵权行为，也无法进行取证，只待两大公司和解后，才又同时享有使用二者的权利。

3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困境的突破路径

3.1提升网络使用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及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犯罪比现实犯罪显得更容易和轻松，这成为网络知识产权被侵频发的一大原因。人们对网络侵权行为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7],故亟需普及全民网络知识产权知识和提升法律保护意识，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及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宣传。通过多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积极倡导和鼓励全民自觉维护网络秩序，提升全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法只是一种外在约束，自觉遵守法律需内心意识的提高及自律，能够做到发现侵权时自觉维护、抵制和打击。全民自我防范意识提升了，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才会减少。

3.2设立专项立法对网络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目前，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较分散，缺少专项立法，且立法级别低，均体现出现有立法调节力度不够，因而，尽快出台专门的《网络知识产权法》是必要和必须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应包括总则、分则两部分，总则部分包括立法宗旨和原则，通过分则确定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对界定网络知识产权的内涵、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定义、明晰责任主体、确定侵权类型、规定侵权范畴、厘清侵权责任等方面做出规定。

如果出台专门立法时机还不够成熟，目前也可以在现有立法基础上完善相关规定，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专门立法，在北上广设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专业化，也使认定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专业程度提高。具体完善措施如在电子证据方面，可指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电子证据收集主体;在证明责任上，可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网络经营商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如知识产权权利人证明“违法所得”和“实际损失”的难度较大时，还可立足本国国情，汲取国际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之先进经验，寻求与国际接轨的保护体系。

3.3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和行业自律

同我国现阶段很多问题一样，中国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需执法监督机制。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执法监管力度加大，同样能起到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作用。国家版权局已开展了多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使我们看到了政府打击网络侵权案件的态度和做法。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新型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不断涌现，在严厉打击这些行为的同时[9],还需要注重规范互联网企业和相关网站对作品的使用行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大监管力度，探索建立长效网络知识产权监管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Q大战”

使得上亿网络用户受损，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企业就会丧失起码的商业公德。企业必须自律，在作家维权联盟状告网络文库案件中，网络清空了一些非授权作品。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业内充分合作，只有行业自律，才能取得网络保护知识产权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许子薇.网络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D].长春：吉林大学，2008.

[2]崔立红.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3]王迁.论着作权意义上的“发行”[J].知识产权，2008(1)：25-27.

[4]蔺巍.由3Q大战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3)：69-72.

[5]苏江丽.挑战与应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新-从“谷歌事件”说起[J].新闻界，2010(1)：13-15.

[6]刘丹丹.论网络着作权侵权及法律保护[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7]郭素竹.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2(4)：234-235.

[8]周植明.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的现状与保护[D].长沙：湖南大学，2012.

[9]雷山漫.网络环境下着作权刑法保护研究[J].法学评论，2010(6)：12-14.

7. 著作权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区别及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著作权直接侵权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内条例》中规定的著容作权或邻接权的权能，其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行为本身没有侵犯《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著作权或邻接权的权能，然而该行为构成帮助、引诱、教唆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的行为，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

这是个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问题。

8. 什么叫网络著作权的间接侵权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间接侵权主要发生来在中源间商身上。比如，提供链接方便广大网民下载某一受网络著作权保护的资源，网民下载了就是直接侵权，提供网络链接的就是间接侵权。
网络著作权的间接侵权是指，没有实施受网络著作权专有权利控制的特定行为，但故意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或在明知或应知他人即将或正在实施“直接侵权”时提供实质性帮助，以及特定情况下“直接侵权”的准备或扩大其侵权后果的行为。
2.《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规定，链接提供者构成间接侵权须满足以下构成要件：1、存在软件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2、软件供应商对于用户的直接侵权行为起到了教唆、引诱或实质性帮助作用；3、软件提供商存在主观过错，即明知或应知。
这实际上等同于同侵权行为，下载链接的人与提供连接的中间商形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

9. 商标间接侵权文献综述范例

知识产权是一系列法定专有权利的集合，只有知识产权人或经过其许可的人才享有法定的专有权利、才能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并独享由这些行为所带
来的利益。换言之，法律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权利的目的，是通过专有权利去控制、约束相应的行为。这相当于为知识产权人划定了一片专属领地。任何人未经许可
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就如同闯入了由篱笆圈起的他人专属领地，在缺乏法律上免责理由（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的情况下，会构成对知识产权
专有权利的“直接侵权”。例如，未经许可公开表演他人作品和制造他人专利产品就可能是直接侵犯版权中“表演权”和专利权中“制造权”的行为。
但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不是孤立进行的，它经常需要借助第三人的帮助、参与和支持。在一个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的成本不
断降低，导致侵权行为出现了从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发展的趋势。权利人追究直接侵权者的责任有时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很难得到充分的补偿。如果直
接侵权者不在法院管辖范围内，权利人甚至无法起诉。例如，租用经营场所的小摊贩在销售了假冒商品之后可能会溜之大吉，如果商标权人不能追究故意为侵权活动
提供场所者的责任，其损失就无法得到补偿。

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许多国家的立法或判例确立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规则：第三人即使没有直接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
但只要其引诱、教唆或有意帮助他人进行“直接侵权”，其行为也被认为构成“间接侵权”，应当与“直接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这就使得权利人能够通过起诉更
具经济实力和在法院管辖范围内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救济。这对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十分有利。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均未对“间接侵权”做出规定。这是与我国以往的现实国情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适应的：在知识产
权制度建立初期，立法和执法的重点应当是制止那些直接侵犯专有权利的行为。同时，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财力的经济实体才有可能实施严重损
害权利人利益的直接侵权行为，权利人通过追究“直接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往往就足以获得充分的救济。例如，要查实印刷盗版书籍、伪造专利产品和制作假冒名牌
商品的企业在过去都是相对容易的。在这情况下，立法者自然无需过多地考虑“间接侵权”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仅规定“直接侵权”已经很难充分保护知识
产权人的合法利益了。

在我国三大知识产权立法领域中，版权“间接侵权”规则出于应对网络带来的挑战而最先得到了发展；[1]有
关专利法中，“间接侵权”的内容也已被列入下一次修订《专利法》计划中。相比之下，对商标法中“间接侵权”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虽然《商标法实施条例》
中有关“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规定属于对“间接侵权”的规定，但由于商标权与版权和专利权在权利性
质上的差异，商标法中的“间接侵权”问题更为复杂。而在我国对于如何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哪些行为构成“间接侵权”？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的讨
论，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层出不穷。2004年因中国企业定牌生产西班牙“耐克”服装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即与此有关。本文试结合国外立法和判例对商标法中
的“间接侵权”做一研究，并对我国立法未来的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二、商标法中“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间的界限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领域“间接侵权”的规则均主要来源于一般侵权行为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在明知某种行为构成侵权，而仍然教唆、引诱他人去实施这种行为，或者对他人的这种侵权行为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应当对侵权后果承担责任。[2]显然，在明知特定行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对这种行为实施教唆、引诱或予以帮助，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是明显的，而且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合理的。

鉴于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国知识产权法都承认：基于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绝对权性
质，除非法律有例外规定，只要未经许可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主观过错并构成“直接侵权”的必要条件，只影响赔偿责任的承担。[3]而
构成“间接侵权”的各种行为都不在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内，将其界定为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是出于适当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政策考量以及这些行为
的可责备性，因此必须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这意味着在诉讼中，如果知识产权人指称被告“直接侵权”，只需证明其实施了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
为。被告如果确实实施了相关行为，只能通过证明自己无主观过错，或过错程度较小，以求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而如果知识产权人指称被告“间接侵权”，则应当
举证被告是在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实施引诱、教唆或帮助行为的。

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版权和专利领域中“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是基本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众多国际条约对版权和专利权“专有权
利”的控制范围已经做出了统一和明确的规定，还因为在版权法和专利法中“专有权利”与“直接侵权”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楚——权利人享有“专有权利”既意
味着他有权自己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也有权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实施这种受控行为，而他人擅自实施受控行为就是“直接侵权”。换言之，“专有权利”
中所蕴含的“自己专有使用（作品或专利）的权利”和“禁止他人使用（作品或专利）的权利”在范围上完全一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自己有权使用的范围即
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范围。基于此，多数国家的版权立法和专利立法并不一一列举构成“直接侵权”的行为，只是笼统地规定：除了有法定例外情形，未经许
可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4]例
如，版权法只要规定了版权人享有“表演权”，根本无需再列出侵犯“表演权”的行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依据“专有权利”与“直接侵权”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出：
他人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擅自公开表演作品就构成“直接侵权”，而他人基于其他原因对“表演权”的侵犯就是“间接侵权”。

但是，在商标领域，各国对于何种行为构成
“直接侵权”却有不同观点，这使得“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间的界限在不同国家也不一致。这种差异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与版权和专利权相比，商标权
“专有权利”的特征在于“专用权”与“禁止权”的范围并不一致，后者的范围远大于前者。在实行注册制的国家，商标权人自己仅有“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核
准注册的商标”的“专用权”，[5]既
没有在未经核定使用的相似商品上使用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也没有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商标的“专用权”。但各国商标法为了防止对消费者
的欺骗和对商标权人商业利益与信誉的损害，均规定商标权人对于某些其本人并不享有专有权的行为，有禁止他人实施的权利。如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人有权
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6]这
样，商标权人“专有权利”（即“商标专用权”）与“直接侵权”之间就不存在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了。除了能够从
“商标专用权”中推出未经许可“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核准注册的商标”可构成“直接侵权”之外，哪些其他行为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完全取决于各
国对商标权人“禁止权”的法律规定。[7]而各国立法之间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各国“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不一。

三、两种界定“直接侵权”的立法例和观点

传统商标法的基本目标在于确保商标的识别功能得以现实，即使消费者能够通过商标将商品与其提供者正确地联系在一起，防止混淆的发生，以此实现保
护商品提供者凝集在商标中的商誉免受不公平利用和损害，以及保护消费者不受误导的双重目的。因此，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同类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
标，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的行为，就成为各国商标法首先要予以制止的“直接侵权”。

但是，由于各国立法者和学者们对于“混淆”的范围和含义在认识上有一定差异，对于一种未经许可使用商标的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根据不同的
立法例和学术观点也可能有不同的性质认定。首先，在立法例上，美国的立法将“导致混淆”作为“直接侵权”的绝对前提。美国《商标法》规定：在商业活动中，
任何未经许可将复制、伪造、抄袭或仿冒的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用于对商品或服务进行销售、推销或广告宣传的行为，只要可能导致混淆、误认或欺骗，就可构成对注
册商标权的“直接侵权”。[8]

欧盟的立法则有所不同。欧共体理事会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通过的《有关协调各成员国商标立法的一号指令》（以下简称《一号指令》）及
《欧共体商标条例》均将“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直接规定为“直接侵权”，只将“可能导致公众混淆”作为其他使用商标行为构成“直接侵权”的要件。这
些行为包括在同类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和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9]

这两种立法模式的差异在以往并不突出。尽管表面看来，以“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在欧盟国家构成“直接侵权”无需以“导致混淆”为前提。但
由于“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一般情况下均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因此欧盟的立法实际上是默认“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必然会导致混淆，从而在程序
上免除了商标权人证明有发生混淆可能的举证责任。这样，两种立法例实际上仍然都是以“导致混淆”作为“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的。但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活
动，特别是定牌贸易的日益繁荣，欧盟立法对“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必然会导致消费者混淆的认定有时是不成立的。由于欧盟立法并没有规定被告可以通过
证明这种对商标的使用并不可能导致混淆而免责，在实践中就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结果。这一点在下文所述的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案中尽显无遗。

其次，在对“导致混淆”的理解上，不同的观点之间也有很大出入。试举一例说明：某制鞋厂制造冒牌的“耐克”运动鞋，并将这批带有“耐克”商标的
运动鞋卖给某零售商。该零售商完全知晓这批“耐克”鞋是冒牌的，但仍然将其买下并向消费者出售，而消费者则因误认为这是真正的“耐克”鞋而予以购买。显
然，零售商销售冒牌“耐克”鞋的行为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构成“直接侵权”。但制鞋厂的行为是否为“直接侵权”呢？

根据美国著名商标法学者Gilson的观点，由于该制鞋厂使用商标的行为并没有使作为购买者的零售商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即零售商清楚地认识
到这批运动鞋不是经“耐克”公司授权生产的，制鞋厂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权”。但是，冒牌“耐克”鞋一旦向消费者出售，就会引起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冒
牌“耐克”鞋实际上是用于实施“直接侵权”的工具（tools of
infringement）。换言之，那些带有侵权商标、很容易导致混淆和用来欺骗最终消费者的商品就是“侵权工具”。制造商在明知，或可以合理地预期该
“侵权工具”会被下手的零售商用于侵权，却仍然将“侵权工具”置于零售商手中的行为，将构成“间接侵权”。[10]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也曾在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中指出：使用了原告具有显著性商品装潢的被告自己是否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被告知道他将“（欺诈消费者的）能力置于了经销商手中”，因为被告知道经销商会以此来欺骗消费者。[11]

对“导致混淆”的这种解释使得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将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商标的商品出售给误认为该商品来源于商标权人的消费者。[12]除此之外任何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均只能是“间接侵权”而非“直接侵权”。

但是，《不当正竞争法（第3次）重述》对“导致混淆”做出了较为广义的解读。《重述》虽然也将“导致混淆”作为“直接侵权”的构成条件，但与
Gilson的观点相反，《重述》强调：不能认为只有当那些与行为人直接进行交易的人发生了“混淆”时，行为人才构成“直接侵权”。如果未经许可向零售商
或分销商提供了带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即使零售商或分销商并未发生混淆，该行为也是“直接侵权”。[13]按照这种解释，上例中制造冒牌“耐克”鞋并将其出售给零售商的制鞋厂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14]

同样，根据欧共体《一号指令》和《商标条例》的规定，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了相同商标就构成“直接侵权”，而无需商标权人证明“导
致混淆”。对于上例而言，制造冒牌“耐克”鞋并将其出售给零售商的制鞋厂在欧盟国家无疑将构成“直接侵权”。正如英国法院在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案中所言：“他人未经许可将‘相同’商标在本国用于‘相同’商品的行为本身就会危及立法者意图赋予注册商标人享有的垄断性
利益”。[15]

Gilson与《重述》和欧盟各国界定“直接侵权”的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Gilson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显得较为繁琐和复杂，因为类
似上文所述实例中冒牌产品制造商究竟构成“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将取决于其直接下手是否产生混淆。假如该制造商同时将冒牌产品出售给了一家“知假买
假”的零售商和不知内情而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则根据Gilson的理论，制造商两个完全相同的行为却分别构成“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这样，制造商行
为的侵权性质将完全取决于买家的主观认知状态，这在表面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与之相比，《重述》和欧盟各国采用的方法就显得简单易行。因为制造和出售冒牌
产品的行为必然涉及将相同的商标用于相同的商品之上，并将之投放市场流通。这在欧盟国家均依法构成“直接侵权”，商标权人甚至无需证明有导致混淆的可能。
同样，根据《重述》的解释，该行为由于会导致最终消费者产生混淆，也是“直接侵权”。这就避免了“一种行为、两种定性”的后果。但是，Gilson以商品
提供者的直接下手是否产生混淆作为判断构成商标“直接侵权”的依据，却可以有效地限制“直接侵权”的范围，防止对商标权的过高保护。而其在表面上所存在的
问题，在实践中却并不突出。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讨论我国商标立法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