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差异

1. 有关国际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定义各是什么

国际上对规范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国际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通过列举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来界定知识产权的。

依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第（8）款的规定，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

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即版权或著作权；

2．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即邻接权；

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发明有关的权利，即专利权；

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

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

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

7．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

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应当指出的是，该《公约》第16条规定，参加本公约，不得对本公约作任何保留。也就是说，加入该公约，必须对该公约所有条款均同意和遵守。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加入该公约，我国也已于1980年加入该公约。因此，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同意该《公约》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奇特现象是，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同意上述公约划定的知识产权的范围，但国内立法真正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定的“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国家却很少。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定的隶属知识产权的“发现权”，只有我国和几个少之又少的国家立法承认其是“知识产权”，查看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三节之规定，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民法通则》确认“发现权”属知识产权，但却没有赋予发现人以独占专用权，而仅赋予获取证书、奖金和其他奖励的权利。由此可见，发现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别。另外，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加入了该公约，并承认该公约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但各国学者对这一范围在学术上仍存在较大争议。

世界贸易组织（WTO）文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所指知识产权的范围包括：

1．版权与邻接权；

2．商标权；

3．地理标志权；

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

5．专利权；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相比，一方面，TRIPS协议划定的知识产权范围中没有科学发现权。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另一方面，增加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这是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特别是为了适应某些经济大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的实际需要。再一方面，强调突出了“未披露过的信息专有权”。这种信息主要指“商业秘密”，特别是其中的Know-How。多数国家保护商业秘密是将其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轨道，我国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TRIPS协议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是一致的。但商业秘密是否为一种知识产权，此前曾有争议，TRIPS协议给予了肯定回答。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我国认可这个国际组织关于知识产权范围的界定。实践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国对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水平。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一致公认的范围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禁止不正当竞争等。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TRIPS规定的“未披露的信息”，也列入知识产权的调整范围，对这种观点尚未达成共识，但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给知识产权下定义的”[1]除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关于知识产权范围的规定外，一些论著也就知识产权列举了范围。如英国剑桥大学W.R.Cornish教授所著的知识产权教科书将 “保护技术发明和设计的专利权”、“保护文学艺术创造的著作权”、“保护经营标记的商标权”合称为知识产权[2]。

概括式的知识产权定义

目前，对知识产权采“概括主义”定义方式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将“知识产权”定义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权利。”[3]这里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较为笼统地界定为“智力成果”，与知识产权的英文单词（Intellectual Property）本意最为接近。类似的定义还有，知识产权“是指在智力创造活动中智力劳动者及智力成果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4]

二是认为，“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5]这个定义将知识产权的客体具体化为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两类；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的各项权利，并不都是基于智力创造成果产生。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定（AIPPI）东京大会将知识产权划分为“创造性成果权利”与“识别性标记权利”，可见知识产权并非都是就“智力创造成果”享有的权利。吴汉东教授将知识产权的定义进一步阐释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认为知识产权是产生于精神领域的非物质化的财产权，即是基于智力成果、经营标记或知识信息所产生的权利；知识产权不等于是智力创造性成果权，以知识产权名义所统领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从权利来源来看，主要发生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从权利对象来看，则由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信誉以及其他知识信息所构成；知识产权是法定之权，其产生一般须由法律所认可。[6]

三是认为，“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支配其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享受其利益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7]这一定义，强调了知识产权是法定“支配权”的属性，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界定为“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

上述三种概括式的知识产权定义各有其特点，核心区别在于对知识产权客体或对象范围理解上的差异。第一种定义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界定为“智力成果”，与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本意相一致；将知识产权的各种保护对象统一归入智力成果的范畴之中，避免了采取列举式表述可能出现挂一漏万的可能。第二种定义明确将知识产权的客体列举为“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或“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使人们通过该定义就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有一个明晰、确定的认识。第三种定义则将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对象称做“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表述方式与第一种定义有类似之处，区别在于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是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而非智力成果。

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的定义不管如何表述，至少应当阐明如下几点涵义：首先，应当明确知识产权主体是民事主体或私权主体。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私权利”，知识产权的主体也宜表述为民事主体或私权主体。上述第三种定义强调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客体享有的权利，这种关于知识产权主体的表述比其他说法显得更为妥当。其次，从概念的明确性角度分析，知识产权定义中应当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加以界定和区分。将知识产权的客体简单表述为“智力成果”或者“与智力活动有关的信息”略显笼统。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定（AIPPI）东京大会将知识产权划分为“创造性成果权利”与“识别性标记权利”，表明知识产权主要来源于智力创造活动与工商经营活动，知识产权对象由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信誉以及其他知识信息已经在国际范围内成为共识。所以，吴汉东教授在其知识产权的定义中将知识产权的客体表述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更趋适宜。再次，知识产权是法定权利，是一种支配权。强调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一方面在于明确知识产权类型法定，另一方面旨在凸显知识产权中商标权、专利权等必须依法申请审批，这往往是知识产权特有的，与其他民事权利相区别的。强调知识产权是一种支配权，意在明确知识产权和物权、人身权等权利属性的一致性，与债权的不同性。总之，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对其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支配权。

2. 《知识产权法》专利权与著作权有哪些主要区别

1. 知识产权法律，如著作权缉厂光断叱登癸券含猾法、专利法、商标法。

2．知识产权行政法规。其主要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

3．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法

4．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

5．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此外还有国际条约与公约，中国在制订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加入了十多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中的TRIPS协定被认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国际公约，对中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3. 世界各国为什么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首先，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版的积极性。知识产权权保护制度致力于保护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对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权利给予及时全面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主动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加强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决定了企业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时技术、品牌、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逐步增值，有赖于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
最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引进外商和外资投资。

4.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制度和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区别

二者主要的区别就是他们各自所适用的法律不同，发展历史也不同，但是其主旨都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知识产权。
在马来西亚，有关专利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1983) 和《专利规则》(1986)。根据《专利法》和《专利规则》，申请人可以直接在马来西亚境内申请专利，一经注册，专利在马来西亚全国有效。与其他国家立法相似，马来西亚也立法规定，具有新颖性、创新性和工业适用性的发明才可申请专利。
根据 TRIPS 协议，在强制许可范围内，《专利法》允许进口已经在其他国家市场投放的专利产品（同类进口）。出于公共秩序或者道德的原因，马来西亚政府禁止某些专利的商业开发。《专利法》经过修正后，加入了有关《专利合作协议》的条款，并且允许在强制许可范畴内进口专利产品。
根据 TRIPS 协议，《专利法》规定专利的保护期限为 20 年，从申请之日起开始计算。实用新型的保护期限为 10 年，也是从申请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使用情况，可以连续办理两次延期，每次延期 5 年。专利所有人享有专利发明开发权，转让权或者传播权，以及许可协议缔约权。
在中国1984年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5年4月1日，即我国专利法实施的第一天，原中国专利局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专利申请3455件，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誉为创造了世界专利历史的新纪录。中国专利法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创新成果。在大多数国家，专利法仅保护发明，而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保护单独立法。我国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保护规定在一部法律中，都称为专利，是我国专利法立法体制特色之一。
专利法制定后经历了两次修改。1992年9月，为更好履行我国政府在中美两国达成的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我国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2000年8月，为了顺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史悠久：

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各类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商标和版权的立法时间最早。其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萌芽阶段(13世纪至14世纪)
这一阶段出现了由封建王室赐予工匠或商人的类似于专利的垄断特权,它为后来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初创和普遍建立阶段(15世纪至19世纪末)
在这个阶段,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相继诞生,如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利法》(1474年)、英国的《垄断法》(1623年)、英国的《版权法》(1710年)、法国的《商标法》(1857年)等。19世纪末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指专利制度、商标制度、版权制度) 。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
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一阶段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纵向发展: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原有基础上通过不断修订变得更加完善、科学, 尤其是随着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的建立,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呈现从“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各国又签订了数量更多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其数量达数十个之多),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逐步增多,知识产权的种类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立时,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横向发展: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外的更多国家得到实行。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已经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也都实行了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也开始制定知识产权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国家的行列。当然,在许多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实行发明人证书制度和专利制度混合的发明保护制度(即所谓的“双轨制”),规定取得发明人证书后,发明权归国家所有,发明人只取得一定奖励,不能拒绝国家批准的其他人使用该发明。又如部分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行“ 输入专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确认专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于这类专利是在外国(原宗主国)有效专利的基础上授予的,本国专利局一经登记即可确认并获得。这种专利制度带有很大的依赖性,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本国完全独立的专利制度。
4.知识产权制度与贸易挂钩的阶段(20世纪末至今)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贸易中商品知识、技术含量增加,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取得和保持市场优势地位,开始重视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些国家不仅注意提高本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水平,同时还设法利用国内立法以及签订或修改国际公约和条约来迫使其他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推动订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年起为世界贸易组织所替代)体系内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TRIPS的诞生,不但进一步扩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范围,而且还提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须达到的最低保护要求,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得原来差异较大的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统一到了同一个最低保护标准上,它对今后世界知识产权制度乃至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5. 国内外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差异大么

在共同加入的国际条约方面都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 不同法系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专保护属力度不同
想美国等国家保护力度比较强，规定就比较严格
我国因为法律制度在构建之初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方面的法律，所以就就介于两者之间
差别是有 但是应该说还不是太大

6. 美国、日本、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方面的差异是什么

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走过了几百年不同，专利制度在我国只有20多年的历史，却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国内外专利申请总量达到350万件左右专利受权总量达到187万件左右。世界各国专利制度的实践表明，专利是推动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美国前总统林肯称赞专利制度是“为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发明创造热情，有力地推动着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专利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实施，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

7.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区别，并举例说明

这要是考题的话，你最好找本书翻翻。
印象中，区别主要在侵权赔偿方面。
大陆法系采用填平原则，侵权造成多少损失，就赔多少。
英美法系采用惩罚性原则，在侵权造成的损失之外，可以加处惩罚性赔偿。
另外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法系的关系，
似乎大陆法系的专利确权是由行政机关决定的，法院只能撤销并要求重作决定。美国呢，法官是可以判决专利无效的，不知道英国是不是这样。

8. 知识产权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

知识产权法即有国内法、也有国际法！
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知识产权法的综合性和技术性特征十分明显，在知识产权法中，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既有实体法规范，也有程序法规范。但从法律部门的归属上讲，知识产权法仍属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法律规范大多适用于知识产权，并且知识产权法中的公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都是为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这一私权服务的，不占主导地位。
一、产生渊源：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已建立起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法的渊源是指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国内立法渊源和国际公约两部分。
国内立法渊源：
1、知识产权法律，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
2、知识产权行政法规。其主要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
3、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
4、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
5、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国际条约：
中国在制订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加入了十多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中的TRIPS协定被认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国际公约，对中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二、法律特征：
1、无形财产权。
2、确认或授予必须经过国家专门立法直接规定；
3、双重性：既有某种人身权(如签名权)的性质，又包含财产权的内容。但商标权是一个例外，它只保护财产权，不保护人身权；
4、专有性：知识产权为权利主体所专有。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经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别规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这种权利；
5、地域性：某一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
6、时间性：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一定的保护期限，知识产权在法定期限内有效。

9.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

【摘要】：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 (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 (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 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 (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 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 (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 (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 (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 (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 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 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改进与创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数据能比中国的数据有说服力,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差,而高科技产业发展之快,无“国”能出其右。中国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又快又好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一问题为世人所困惑,也为世界所瞩目。本文利用了中国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间中国所有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首次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率先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在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为中国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提供一个决策依据,而且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和借鉴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引入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论文。前人的研究主要从跨国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不同对各国经济增长(Gould和Gruben,1996)、技术变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资(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响。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跨国研究方法无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影响,因为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既有法律条文的不同,又有执法水平的不同,二者无法清楚区分。我们采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国研究方法,因为同一国家的不同省份只有执法力度的差异,没有立法水平的差异,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 第三,本文首次提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并率先应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原理来研究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问题。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发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参与(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双边贸易和跨国投资(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风险投资(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响,但将社会资本引入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决策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尚属首次。 第四,本文率先构建了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前人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是否颁布一些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或者签订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进行评分,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Park和Ginarte,1997)。但是这类指数只是说明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与否,却不能用于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本文所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希冀能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与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方法。 第五,本文具体解析了法律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开创“法与金融”研究领域以来,尽管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备受瞩目,但研究者始终没有能够清楚地说明宏观层面的法律保护究竟是通过什么经济学机制来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融资行为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并选择了与该法律切身相关的行业——高科技行业,提出、检验、并证实了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是通过三大经济学机制影响企业(高科技公司)融资行为的:(1)减少外部性问题;(2)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3)减少代理成本。 第六,本文还对“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的社会文化如何影响其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其中,社会文化包括:文化差异、血缘关系、风险回避程度、社会资本、战争史、语言、地理距离等诸多方面。迄今为止,“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见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综述),因此对这个领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有兴趣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更深层次的探讨。 第七,本研究参加了学术领域的一场大辩论,也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而制度缺陷明显的悖论。Allen,Qian和Qian(2005)认为LLSV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法律体系不完善,经济却取得迅猛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法律似乎不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机制如声誉机制和关系机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评Allen,Qian和Qian(2005)夸大了声誉和关系机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评说:中国经济增长却快于发达国家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均GDP的起点比较低,所以增长空间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对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观点,我们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是起作用的,因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机制也是存在的——社会资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进驻投资的作用。这些结果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视和加强法律的执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和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给我们的儒家诚信文化,夯实我们的社会资本基础,也同样至关重要。

10. 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什么发展水平

你好：
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体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均匀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用度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用度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换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题目。为回答第一个题目,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进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2)固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进步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进步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题目,假如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轻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题目”;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表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题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题目”——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题目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由于与国内企业不同,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换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以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换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夸大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以为假如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取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往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轻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进步;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猜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题目: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换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假如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2)假如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靠程度较低,由于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先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题目、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未几,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先容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三大作用机制。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研究的主要改进与创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题目。假如要研究这个题目,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数据能比中国的数占有说服力,由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差,而高科技产业发展之快,无“国”能出其右。中国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又快又好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一题目为众人所困惑,也为世界所瞩目。本文利用了中国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间中国所有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库,对这一题目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首次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率先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换机制,在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为中国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提供一个决策依据,而且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和鉴戒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引进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