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谁能提供几个网络电影知识产权保护案例
原告北京盛阳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盛阳天地公司）诉被告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全土豆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7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2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阳天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尚润及被告全土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盛阳天地公司诉称，原告对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以下简称涉案电视剧）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从未许可被告全土豆公司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涉案电视剧。经查，原告发现被告经营的土豆网向公众提供了涉案电视剧的在线播放服务，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停止提供涉案电视剧的在线播放服务；判令被告在其经营的网站主页及《中国电视报》、《北京日报》上发表声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万元及合理支出2万元（其中含鉴定费3,000元、差旅费6,000元、公证费2,070元，剩余部分为律师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立即停止侵权，删除土豆网上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视频；
二、被告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盛阳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0元及合理支出人民币8,000元；
三、驳回原告北京盛阳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原告北京盛阳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85元，被告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415元。
B. 专利纠纷案件是什么案件
http://www.law-lib.com/flsz/sz_view.asp?no=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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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实例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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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
——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赵红军。
原告汪国驹。
被告郑州铁路局洛阳电务段。
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
1995年7月17日，原告赵红军、汪国驹申请了一种铁路组合式信号灯专利，1997年2月19日国家专利局公告授权，专利号为：95216097．8。1998年8月郑州铁路局洛阳电务段主张95216097．8专利。2002年12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该专利权归属赵红军和汪国驹所有。原告赵红军、汪国驹认为郑州铁路局洛阳电务段投资设立的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自1998年8月起一直在生产该专利产品并投入各大铁路局使用。遂于2005年7月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审理原告赵红军、汪国驹诉被告郑州铁路局洛阳电务段、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中，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我方是专利产品的生产者，住所地在洛阳市。因此本案应当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请求将本案移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赵红军、汪国驹提起的是专利侵权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法院管辖。原告赵红军、汪国驹在郑州市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对《专利法解释》第二条的理解与适用]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受理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字第21号)》(以下简称《专利法解释》)第二条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专利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关于专利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
(一)我国法律关于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一般规定
1．级别管辖的概念及划分标准
级别管辖，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从国外看，民诉制度关于一审案件的管辖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将所有一审案件都划归基层法院受理，上级法院原则上不受理一审案件，如法国、俄罗斯、美国联邦法院等均属此种类型。这种类型实际上不存在级别管辖问题。另一种是将一审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和其上一级法院审理，通过级别管辖在这两级法院之间确定各自的分工和权限，如德国、日本、匈牙利等属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仅在两级法院之间对受理一审案件的权限作出分工，因而级别管辖问题相对来说较为简单。我国法院有四级，并且每一级都受理一审案件，因此需要运用级别管辖对四级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权限进行分工。相对比较而言，我国的级别管辖比其他国家涉及的面宽，也更为复杂。
由于各国的法院设置、审级不尽相同，对级别管辖标准的确定也不完全相同，但就多数国家而言，都是以诉讼标的价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主要标准。例如，德国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法院是初级法院和地区法院，初级法院管辖诉讼标的价额1万马克以下的案件和房屋租赁、离婚、监护等案件，不属于初级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由地区法院管辖。我国民诉法未以通行的诉讼价额为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传统做法，将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三者结合起来，作为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
2．我国关于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一般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民诉法规定由其他各级法院管辖的案件为数甚少，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把大多数民事案件都划归基层法院管辖了。绝大多数民事案件划归基层法院管辖是有充分理由的。基层法院是我国法院系统中最低一级的法院，它们数量多、分布广，遍布各个基层行政区域，当事人的住所地、争议财产所在地、纠纷发生地、一般都处在特定的基层法院的辖区之内。由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既便于当事人参与诉讼，又便于法院审理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规定，中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有三类：重大的涉外案件、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
(二)专利纠纷案件的指定管辖
由于专利案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同一般民事案件相比，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将专利案件集中在一些法院审理，例如在美国，专利侵权案件只能由联邦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受理，而不由州法院(STATE COURT)受理；同样在德国，专利侵权案件也只能由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受理，而规定基层法院(LO—CAL COURT)不能审理此类案件。
在我国，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该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专利纠纷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早在1985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开展专利审判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的专利案件，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现为北京一中院)作为一审法院，其余专利纠纷案件，由各省级政府所在地、经济特区等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十多年来的审判实践证明，将专利案件的一审法院指定为一些具备审判实力的中级法院，集中专利司法审判机构，符合专利审判技术性强、审理难度大的实际情况，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一执法和办案质量，也有利于总结和积累审判经验，相对固定审判队伍，保持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统一。同时，便于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专业培训和指导，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保证专利案件的审判质量，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应当继续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制定《专利法解释》时，仍将部分专利纠纷案件的管辖权限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并特别明确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各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专利纠纷案件的一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某一中院是否能作为专利案件的一审法院时，一般考虑以下因素：(1)当地专利纠纷的多少；(2)是否设有专利管理机关；(3)是
否已经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的同意等。
目前全国共有43个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专利纠纷案件的一审法院。具体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下列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大连、烟台、温州、佛山、青岛。
(三)对上述案例的评析
上述案例中，原告赵红军、汪国驹提起的是专利侵权诉讼。被告是郑州铁路局洛阳电务段和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这是一起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应当由河南省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河南省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是郑州市，所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有权受理河南省范围内的所有一审专利纠纷案件。上述案例是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享有管辖权。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理由不成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被告洛阳铁路泰达工贸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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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我从上海公司律师网找了个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90号。
法定代表人朱兴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丁成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425号。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刀剪总店公司)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刀剪总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刘一舟，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张小泉集团)和被上诉人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德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吴鹏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1956年 1月6日，开业之初名称是上海张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后变更为张小泉刀剪商店、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业改制更名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经核准注册了“泉字牌”图形商标。1993年10 月，国内贸易部授予原告为中华老字号。
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前身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4年8月1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取得张小泉文字与剪刀图形组合的“张小泉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日用剪刀，注册号为46474。 1981年5月1日，“张小泉牌”商标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第20类剪刀，注册号为129501。1993和2003年连续获得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获得“张小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册号为544568。2001年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两商标均转为国际分类，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因企业改制更名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张小泉牌”及“张小泉”注册商标先后经核准转让给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在被告麦德龙公司处购得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KSX－195G不锈钢民用厨刀、ZG－175不锈钢斩骨刀、HBSJ－174精制不锈钢家用剪、 HSSJ－185精制不锈钢强力剪、MY2000－1不锈钢民用剪(2000型)、NS－7不锈钢合金指甲剪、SSJ－125精制不锈钢剪各一把。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沪黄一证经字第4539号公证书。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不锈钢民用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左下方自左向右标有“创立于1663”字样、“张小泉”商标及产品名称，其中“张小泉 ”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邻在“张小泉”商标的左侧；包装盒的左侧标有“三百年历史 三百年盛誉”字样，右侧标有生产单位名称及货号。不锈钢斩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追求卓越品质”字样，下方依次标有“张小泉”商标、“since 1663”字样及产品名称。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五种剪刀产品外包装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标有“创立于1663”、“张小泉”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张小泉”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接在“张小泉”商标的上方；外包装的右侧标有货号及产品名称，下方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生产单位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根据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张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起初由张思泉带着儿子小泉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28年张小泉又率子近高来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继续营业，招牌仍用‘张大隆’，后因冒名者多，于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并在张小泉后面加上近记，以便识别。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基生财与牌号盘给许子耕。杭州解放后，张小泉近记剪刀复生。1953年，人民政府将当时所有的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系经营刀剪等商品的企业，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竞争关系，故原告刀剪总店公司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关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和“since 1663”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前身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先后于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经注册取得“张小泉牌”商标和“张小泉”商标，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是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其在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张小泉”商标的同时，标注“创立于1663”或“since 1663”，主观上是为了表明“张小泉”品牌创立于1663年的历史事实，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上述标注方式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虽于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按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在驰名商标认定时间超过三年时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亦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认定申请。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该规定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现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没有关于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需在一定期限后重新提出认定申请的相关规定。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曾在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均系经营刀剪等同类商品的企业，且均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双方因“张小泉”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因此，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均应依法规范使用各自与“张小泉”品牌有关的知识产权。本案中，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张小泉”商标与“创立于 1663”或“since 1663”字样结合使用和宣传的行为，显属不妥。为了正确区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商标与“张小泉”品牌的历史，避免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今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张小泉”品牌。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系争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0元，由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负担。
判决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刀剪产品外包装上不当标注“创立于1663”、“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不当标注产品；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合理费用人民币21,000元，其中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 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二、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 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由于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 ”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
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其主要答辩理由为：一、杭州张小泉集团有关“创立于1663”的标注不构成虚假宣传。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 ”刀剪品牌与创立于1663年的张小泉刀剪之间存在密切的传承及渊源关系，因此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包装上作系争标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渊源，不存在虚假捏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企业的历史都从登记起算，不可能成立于1663年，因此消费者对杭州张小泉集团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只会理解为该品牌的源头和历史，不会形成“杭州张小泉集团成立于1663年”的误解。二、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取代，后者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超过三年必须重新进行认定的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针对当事人要求工商局保护时，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认定。实践中，国家工商局没有重新认定过一件驰名商标。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商标广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决中均认定“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宣传驰名商标并不虚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张小泉集团行为不妥，是提醒其日后要更严谨、规范地使用权利。
被上诉人麦德龙公司答辩认为，其同意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的意见；同时，其作为销售商，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经营者违反诚信原则，实施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同业竞争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行为，系为表明“张小泉”品牌的客观历史及“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之身份，并非违反诚信原则、误导相关公众的虚假宣传行为，亦未损害刀剪总店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未实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本院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关键在于是否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首先，鉴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和商标制度均系在建国之后设立，客观上我国企业和商标均不可能创立于 1663年。其次，“张小泉”品牌及历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其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也不会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认为其企业成立于1663年或其商标权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不构成虚假宣传。上诉人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院认为，首先，《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仅规定已被认定的驰名商标3年内无需重新认定，至于超过3 年的情况是否必须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并无明确的表述。同时，该条款亦因在后生效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而被废止。其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国家商标局曾要求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或者曾有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因此，上诉人提出的驰名商标被认定三年后应重新提出认定申请之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商标是否驰名，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基于国家商标局曾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而本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生效判决书亦确认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上述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法律并未禁止驰名商标权利人标注“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法确认杭州张小泉集团将其“张小泉牌”商标标注为“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本院认为，虽然原判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包装文字未构成虚假宣传，但为了使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行为更加规范，原审法院特别提醒杭州张小泉集团今后要注意规范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0元，由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D. 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有哪些,快
十大案例包括：
案例一、“全脑”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全国首例竞价排名不正当竞争案
案例二、“杰克琼斯”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系电子商务侵犯商标权的典型案件，判决书获评全国第三届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评比三等奖。
案例三、“大众点评网”诉“爱帮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厘定了不正当竞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界限，判决书获得第二届北京市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评比大赛优秀裁判文书奖。
案例四、韩寒文学作品著作权纠纷案。此案系对信息存储空间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侵权认定的典型案件，本案入选2012年全国十大知识产权案件，判决书获评第三届全国法院系统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一等奖。
案例五、“猎豹浏览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我国首例浏览器过滤视频广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获评2014年北京市十大知识产权案例、全国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2014年中国十大最具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
案例六、“梦幻西游”游戏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率先从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三个方面对网络游戏全方位保护的典型案例，获评2014年北京市十大知识产权创新案例，并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法官案例评选活动一等奖。
案例七、新浪“拍客”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的判决书对互联网行业特定名词的权利界限进行了界定，对于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商标侵权问题的处理颇具借鉴意义。
案例八、“极路由”路由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此案系首例硬件厂商屏蔽广告涉及不正当竞争的案件，此案入选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2014年中国十大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
案例九、“滴滴”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系“互联网+”背景下对于如何厘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典型案件，体现了法官对互联网经济下商标分类制度相关问题的思考。
案例十、周志全等经营“思路网”侵犯著作权罪刑事案，此案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联合公安机关，在2013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破获的侵犯知识产权大案，本案获评2014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知识产权十大案例。上述十个经典案例全面反映了海淀法院近十年来涉互联网知识产权审判的新成果。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海淀法院将继续积极回应社会对司法保护的新需求、新期待，不断提升海淀法院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E. 求一篇《知识产权的案例和分析》的论文2000字左右
中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透明”助推“精细” 2007年09月07日 09:36 来源：人民日报 9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大的法庭——第一法庭，一起无效专利再审案件正在审理。旁听席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100余名审查员神情专注。 在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公众旁听已成为常态，旁听席上时常还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 知识产权审判的“窗口”，还有一扇开在互联网。2006年3月10日，“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截至今年9月5日，共有26633份已生效的民事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并以月均近1600份的速度增加。业内人士评价说，文书说理性明显增强。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正在经历一个从“粗”到“精”的飞跃。日益提高的“透明度”，则是催化剂，让这个“飞跃”提速。 以庭审“精细化”适应“透明”要求 “法官很会抓重点！法庭调查前，他们归纳出‘四个焦点’，这样双方当事人就不跑题了。”旁听完案件，专利复审委的审查员杜微科这样点评。他已不是第一次旁听专利案件庭审，还曾出庭应诉过。在他眼中，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力度在加大，水平也在提高，审判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参加旁听的审查员余心蕾也很有感触。她说，“阳光”下的审判，有利于公众对司法的监督，增强了司法在公众中的公信力。 今天开庭的这起专利再审案，蒋志培担任审判长。庭上，发问、倾听，他游刃有余。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开庭几乎每场都有不少人旁听，法官们已经习惯了在一双双专注的眼睛下审案。 增强透明度，是中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一直坚持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多次强调，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保障包括外国人在内的社会公众能够旁听。他还要求，选择有影响的案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代表性人士旁听庭审。 要适应“透明”的要求，蒋志培认为，知识产权案件庭审要做到“精细化”，一要抓事实。原告的权利及范围，被告是否侵权、程度如何，涉案的技术问题，法官都要查清楚；二要抓程序。让当事人双方充分辩论，让证据说话，程序保障审判的客观公正；三要抓损害赔偿额计算。尽量查清侵权带来的损害，使侵权人付出应付的代价。 今天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受理的65起知识产权再审案中的一起。这个数字，已相当于去年全年受理的知识产权再审案件数的88%。蒋志培说，上级法院加大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也是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精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案件“粗审”现象必须改变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大幅持续上升。2002年到2006年的5年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年均增长17.06%；200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405件，同比上升22.02%。 新类型案件也不断涌现，涉及诉前临时措施、网络著作权和网络域名、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反垄断等内容。 “这不仅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法官审案带来挑战。”蒋志培说。 多年从事知识产权审判，蒋志培认为知识产权诉讼存在“三粗”：一些当事人及代理人诉讼能力不高，对专业技术及相关法律缺乏相应的素养；一些法院审理过程较粗，有的事实审查不够准确，有的质证不够严密，还有的专业技术知识掌握不够深入；一些判决文书质量不高，比如，裁判理由说理不够充分，论证不够严密；事实归纳不够，证据简单罗列；引用法律条文不准确等。 蒋志培认为，无论是加入WTO后来自国际上的外力，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压，“粗审”现象都必须尽快改变，必须尽快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精细化”。好在知识产权的审判队伍基础比较好。全国法院单设知识产权庭172个，专设知识产权合议庭140个，共有知识产权法官1667人，审判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当然，精细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不容易作弊。”他补充说。 裁判文书公开让法官更慎重 一份裁判文书，是司法最终的产品。 蒋志培说，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精细化”，除了庭审外，判决书是另一大突破口。文书要精，要叙事清楚、说理透彻，全面展示论证过程，真正保障当事人对裁判理由的完整知情权，并同时上网公开。一句话，要切实体现“辨法析理、胜败皆明”。 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提供全国统一的文书公开平台。按照要求，全部生效的民事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要及时上网公开，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裁判文书也将逐步实现全面上网公开。 案例，是活的法律。参加旁听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员杜微科认为，它可以直接告诉公众法律保护什么，告诉法律界司法的方向是什么，更好地体现法律的预见性。 裁判文书公开，对法官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压力。“只要有这个要求，法官就会更慎重！便于全社会监督。”蒋志培说。 用“精细审判”带动“精细诉讼” 法官、被告、原告，是诉讼的“三角”。蒋志培认为，首先要推动“精细审判”——审理过程精细，文书制作精细，审判结果公正。通过这种“精细”审判，同步带动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高诉讼水平。“如果双方在法庭上被法官一问，都没词，这样的审判也精细不了。” 同样的互动，还体现在法院和社会公众的关系上。比如知识产权司法文件的起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所有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都要广泛听取各地法院、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将草案上网公布向社会广征意见，通过后，也会及时通过媒体或者网络予以公开。 蒋志培说，这种基于“透明度”的良性互动，让知识产权从“精细审判”走向“精细诉讼”。由此，整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意识和保护水平都会得到提高。(吴兢) 【编辑:邱观史】 图片报道 更多>> 图：“政坛帅哥”阿披实当选泰国总理 毛泽东演员网选出结果 河南一法官夺冠 图集：2008年度十大疯狂
F. 侵犯知识产权都有哪些案例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专第二百二十条属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法定代表人并不知情的话，并不用承担责任。股东就更不用了，因为股东与其投资的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当然，如果该股东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并对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负有责任，则也会受到刑事处罚。
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侵犯知识产权的单位还要承担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责任。
G. 哪些网站查专利侵权案例
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最高法院办的，您可以直接下载各种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文书，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的都有。
这里不好贴网址，您直接网络“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就找到了。
H. 什么是一般知识产权的民事案件 江汉区人民法院
这是最高院的裁判案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民事判决书
发布时间：（ 2005-02-05 09:22:52）
（2003）高民终字第1393号
发布时间：2005-02-03 16: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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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路15号。
法定代理人俞敏洪，校长。
委托代理人王立华，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住所地美国新泽西州08541普林斯顿罗斯代尔路和卡特路。
法定代表人科特·兰德格拉夫，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委托代理人周强，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永森，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简称新东方学校）因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03年12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东方学校的委托代理人王立华、李琦，被上诉人（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简称ETS）的委托代理人周强、董永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中国和美国均是《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成员国，依据该公约，中国有义务对美国国民的作品在中国给予保护。ETS作为TOEFL考试的主持、开发者，独立设计、创作完成了TOEFL考试题，并在美国就53套TOEFL考试题进行了版权登记。从TOEFL考试题的内容来看具有独创性，属于中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畴。新东方学校与ETS签定有“盒式录音带复制许可协议”和“文字作品复制许可协议”，有效期至1998年8月16日，其中明确约定了使用范围。但新东方学校将TOEFL考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在其校内和网上向不特定人公开销售，超出了协议约定的使用范围，并且协议期满后新东方学校未与ETS签定新的使用协议。新东方学校未经ETS许可，擅自复制ETS享有著作权的TOEFL考试题，并将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渠道公开销售，其行为侵害了ETS的著作权。ETS将TOEFL作为商标核准注册，且其商标均在有效期内，故依据中国商标法，ETS对TOEFL在第9类、第41类、第68类上享有商标专用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新东方学校在其发行的TOEFL考试题出版物封面上以醒目的字体标明TOEFL字样，其使用TOEFL的商品类别与ETS注册的第9类、第41类和第68类的商品类别相同，其标明的TOEFL字样也与ETS的注册商标完全一致，故新东方学校的行为构成对ETS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新东方学校应就其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向ETS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本案赔偿数额的计算应以2000年11月15日向前追溯二年，即从1998年11月15日开始计算。审计报告表明，新东方学校的收入主要是资料费和培训费，赔偿数额的计算也主要以这两项收入为依据。ETS在主张权利的过程中支付了一定费用，且这些费用与本案诉讼具有直接关系，本院酌情予以确定。新东方学校因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所获利润相互重合，本院一并予以计算。依照《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第47条第（1）项，《商标法》第51条、第52条第（1）项之规定，判决：①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侵犯ETS著作权的行为，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所有的侵权资料和印制侵权资料的软片交法院销毁；②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侵犯ETS商标专用权的行为；③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在《法制日报》上向ETS公开赔礼道歉；④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ETS人民币500万元及合理诉讼支出52.2万元；⑤驳回ETS的其他诉讼请求。
新东方学校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新东方学校上诉称：第一、一审判决认定ETS对其TOEFL考试题享有著作权，缺乏事实依据。实际上，考试题是不能作为作品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第二、新东方学校只是在1997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点上，少量复制了TOEFL考试题，一审判决却依据《审计报告》认定我方大量复制并销售了TOEFL考试题。实际上，《审计报告》没有任何根据。第三、ETS是在庭审结束后才提出赔偿合理诉讼支出的请求，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这些证据材料并未质证就予以采信，同时支持了其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第四、新东方学校在相关培训资料中只是叙述性或描述性地使用了TOEFL字样，并未将TOEFL作为商标使用，根本不会造成商品来源混淆之可能，实际上也从未造成过混淆，一审法院却判定为侵犯ETS的商标专用权，显系错误。第五、一审法院判决我方赔偿ETS巨额经济损失缺乏依据。新东方学校提供考试培训并未侵犯ETS的著作权，一审法院却将培训费收入作为确定赔偿额的基础，明显不合理。第六、新东方学校只少量向学员以外的人销售了相关培训资料，一审判决却判令我方在全国发行的《法制日报》上赔礼道歉，也不够公平合理。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之第二、三、四项并依法改判。ETS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ETS成立于1948年，TOEFL考试由其主持开发。1988年至1995年，ETS分别在中国核准注册了746636、771160、176265号“TOEFL”商标，核定使用的范围分别是盒式录音带、考试服务、出版物等。1989年至1999年，ETS将其开发的53套TOEFL考试题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
新东方学校成立于1993年10月5日，系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从事外语类教学服务。1996年1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新东方学校擅自复制TOEFL考试题一事对其进行了检查，并责令其停止侵权。后新东方学校停止使用TOEFL考试资料，并主动与ETS联系，商谈有偿使用TOEFL考试资料问题，但未获答复，遂继续向学生提供TOEFL考试资料。1997年1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再次对新东方学校进行检查，并扣压了《TOEFL全真试题精选》等书籍资料。1997年2月18日，新东方学校法定代表人俞敏洪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接受了询问，并出具了保证书，承认复制发行TOEFL考试题的行为侵犯了ETS的著作权，保证不再发生侵权行为。
1997年8月17日，ETS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版权代理人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新东方学校签订了“盒式录音带复制许可协议”和“文字作品复制许可协议”，许可新东方学校以非独占性的方式复制协议附件所列的录音制品和文字作品（共20套试题）作为内部使用，但不得对外销售，协议有效期1年。
2000年11月9日，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新东方学校公证购买了“TOEFL系列教材”包括：《TOEFL系列教材听力分册》、《TOEFL系列教材语法分册》、《TOEFL系列教材作文分册》、《TOEFL系列教材阅读分册》、《最新练习题选编第一册》、《最新练习题选编第二册》、《最新练习题选编第三册》8本图书及25盒听力磁带。
2000年11月1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武分局对新东方学校进行检查，并扣压了部分涉嫌侵权的图书。2000年12月25日受ETS委托，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在新东方学校公证购买了“TOEFL系列教材”，包括：听力分册、听力文字答案、语法分册、作文分册、阅读分册、最新练习题选编第一册及听力磁带21盒。2001年1月4日，ETS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新东方学校侵害其著作权及商标权。
2001年2月22日，一审法院对新东方学校的财务帐册实施了证据保全，并委托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财务帐册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新东方学校的收入主要分为培训收入和资料收入。TOEFL培训收入：1998年为5 210 769元，占全年总培训收入的20.1%；1999年为8 498 039元，占全年总培训收入的23.5%；2000年为19 795 214元，占全年总培训收入的24.3%。资料收入：1998年为3 012 702元，1999年为4 931 191元，2000年为6 983 357元。TOEFL住宿班所收取的培训费用中包括资料费。另外，本案一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就ETS主张权利的相关TOEFL考试题与被控侵权物进行了对比。对比结果为：听力分册、听力文字答案、语法分册、作文分册、阅读分册、最新练习题选编第一、二、三册中被控侵权部分与相关的TOEFL考试题内容一致；听力磁带与相关的TOEFL考试题内容绝大部分相同。此外，“TOEFL听力磁带”、“TOEFL系列教材”的封面及包装上均突出使用了“TOEFL”字样。
上述事实，有第746636、176265、771160号商标注册标证书，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物品暂扣证，俞敏洪谈话记录和保证书，《盒式录音带复制许可协议》，《文字作品复制许可协议》，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第431号审计报告，北京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崇文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被控侵权的图书和录音带实物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国和美国均是《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成员国，根据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及《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3条第1款（A）项的规定，我国有义务对美国国民的作品在中国给予保护。《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
TOEFL试题分为听力、语法、阅读和写作四个部分，由ETS主持开发设计，就设计、创作过程来看，每一道考题均需多人经历多个步骤并且付出创造性劳动才能完成，具有独创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受我国法律保护。由此汇编而成的整套试题也应受到我国法律保护。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新东方学校未经著作权人ETS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以公开销售的方式复制发行了TOEFL试题，其使用作品的方式已超出了课堂教学合理使用的范围，故对新东方学校关于其相关行为系合理使用TOEFL试题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新东方学校又主张，其系社会力量办学，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属于非营利机构。本院认为，新东方学校成立的目的与是否侵犯ETS著作权并无必然联系，只要新东方学校实施的行为具有营利性，则必然对ETS的著作权构成侵害，新东方学校的这一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
另外，1997年新东方学校法定代表人俞敏洪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不再发生侵权行为的保证书以及与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作品使用许可协议也表明，新东方学校承认ETS对TOEFL试题享有著作权，并且明知其相关行为已侵犯了ETS的著作权。
综上，新东方学校复制并且对外公开销售TOEFL试题的行为已侵犯了ETS的著作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院同时应当指出，鉴于TOEFL试题的特殊性质以及新东方学校利用这一作品的特别形式及目的，新东方学校在不使用侵权资料的情况下在课堂教学中讲解TOEFL试题应属于《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相关作品的行为，并不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出版发行属于国家管制的特殊行业，出版物属于特殊商品，对出版物的来源进行识别一般是通过出版物的作者和出版单位来实现的。本案中，虽然ETS在出版物、录音磁带上合法注册了TOEFL商标，新东方学校在“TOEFL系列教材”、“TOEFL听力磁带上”突出使用了“TOEFL”字样，但新东方学校对“TOEFL”是在进行描述性或者叙述性的使用。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和强调出版物的内容与TOEFL考试有关，是为了便于读者知道出版物的内容，而不是为了表明出版物的来源，并不会造成读者对商品来源的误认和混淆。一审判决认定新东方学校的相关行为侵犯了ETS的商标专用权应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审计报告表明，新东方学校TOEFL项下的收入主要包括资料费和培训费，TOEFL住宿生的资料费已包含在培训费中。一审法院参照TOEFL培训收入在全年培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确定TOEFL资料收入的相应比例并无不当，但酌情以一定的比例推算TOEFL住宿生的资料收入不够严谨。本案二审审理中查明，1999年和2000年TOEFL住宿生的资料收入为773 472元。故本院确认，新东方学校TOEFL项下的侵权资料收入为3 740 186.2元，应当作为非法获利赔偿给ETS。ETS为本案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2.2万元亦应一并赔偿。综上，一审判决在新东方学校侵犯ETS著作权问题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及赔偿数额的认定和处理亦有不当，本院应予酌情纠正。上诉人新东方学校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应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之第（一）、（三）、（五）项；即：(一)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OEFL考试试题著作权的行为，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所有的侵权资料和印制侵权资料的软片交法院销毁;（三）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法制日报》上向（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因其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在该报上刊登判决主文，费用由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承担）；（五）驳回（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之第（二）、（四）项；即：（二）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四）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人民币52.2万元；
三、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经济损失人民币3 740 186.2元及合理诉讼支出人民币2.2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18 563.18元，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负担58 553.18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负担60 0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一审审计费42 860元，由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8 563.18元，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负担60 0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负担58 553.18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继祥
审 判 员 魏湘玲
审 判 员 孙苏理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 娜
I.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大民四终字第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某某大学，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街道凌海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祖某，校长。
委托代理人刘接某，男，1971年5月25日生，汉族，该校教师，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路清恬园14号2-2-1。
委托代理人吴珊某，辽宁斐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甲19号华通大厦A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田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女，1979年1月11日生，汉族，该公司部门经理，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锦霞北园18号4-4-1。
委托代理人胡建某，北京市中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方舟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2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刘接某、吴珊某，被上诉人某某方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某、胡建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某方舟公司原审诉称，我公司与大连某某大学于2007年10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大连某某大学委托我公司完成航道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等工作。我公司按约定完成了软件开发并将成果交付给大连某某大学，该软件已于2010年9月20日通过验收。大连某某大学未按约定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判令大连某某大学支付软件开发费用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0年9月20日起计算至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贷款的同期利率计算）。
大连某某大学原审辩称，不同意某某方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附件技术规格书第5条约定“系统验收时某某方舟公司应提交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但某某方舟公司至今未履行该项合同义务，我校不得已自行组织工作人员完成相关工作，故我校无义务支付剩余款项。二、2010年9月20日的验收是对我校负责的整个项目的验收，而非对某某方舟公司开发软件的验收，通过验收不等于其交付的软件合格。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9月30日，大连某某大学作为受托方之一与案外人长江南京航道局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接受该航道局的委托对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建设示范工程网络设备购置、集成与应用软件开发标段施工。2007年10月10日，大连某某大学作为甲方、某某方舟公司作为乙方，就乙方协助甲方开发上述标段（简称SZHD-04标段）的部分项目一事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同意与乙方相互协作完成SZHD-04标段合同文件中的以下主要内容：（1）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2）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安装、调试；（3）航标遥测遥控标准的编制；（4）对用户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2、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负责整个项目以及与业主、关联单位的协调和管理工作；（2）负责向乙方提供SZHD-04标段合同中与协作项目有关的内容；（3）负责向乙方提供项目开发过程中所需的关联单位的技术资料和测试产品；（4）负责向乙方提供详细、准确的协作项目的技术规格书，并经双方签署；（5）负责向乙方提供项目协作开发费用40万元整，并在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组织人员进行研发协助工作；（2）乙方应统一服从甲方的项目管理和调度；（3）乙方保证协作项目要完全达到SZHD-04标段合同和双方签署的技术规格书的要求；（4）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协作项目。4、甲、乙方协作完成本协议规定项目内容的时间为SZHD-04标段合同开工后的三个月。5、协作项目的验收标准为SZHD-04标段合同和双方签署的技术规格书。6、违约责任：（1）乙方如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协作项目，甲方可不予支付本协议所规定的款项……（3）甲方如未按照本协议规定支付协作费用的，乙方有权按实际损失向甲方追索违约金。……10、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的附件技术规格书第5条“系统开发计划”规定“系统开发周期为2007年10月1日至2008年2月28日。系统采用分阶段验收与竣工验收相结合的方式。……（5）1月10日前，完成系统全部功能。（6）2月10日前，完成系统全部功能的现场测试工作，阶段验收，交付使用。（7）2月20日，系统验收。验收时提交如下材料与文档：a、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b、系统开发文档，包括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测试计划及测试报告等；c、使用手册（含联机帮助）。（8）2月28日，系统竣工验收。”甲、乙双方代表均在协议上签字。2008年1月10日，某某方舟公司按照约定完成了系统全部功能。2008年1月15日，大连某某大学向某某方舟公司支付项目协作开发费用20万元。大连某某大学以“某某方舟公司未提供系统功能软件的源代码”为由未按照约定于2008年2月28日进行竣工验收，并至今未付剩余20万元开发费用。
2008年12月31日，某某方舟公司的职员王勇给大连某某大学项目负责人王德强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老师：您好，这是南京项目的最新源码，请查收……”，该邮件的附件是一个名为“航标业务系统（源码）081230.rar（4.7M）”的压缩包。2010年1月19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交通部拟在2月末或3月初进行长江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现杨老师已到南京准备验收材料。因贵公司所承担的航标通信模块和业务管理系统的源代码一直没有提交给我方，给我方和贵方的信誉造成了影响。希望贵司能够按照我们双方的协议提交全部源代码，以免影响项目的竣工验收和付款。”次日，王勇给王德强回复邮件一封，内容为“1、关于源码，我们公司在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16:19发到了您在雅虎的邮箱中，当时的原因是交通部验收工作，之后验收成功。2、2009年每次询问关于20万余款回款的问题，您都说验收结束，等待南京的审计工作，对于我们来讲，在该项目上的培训、验收工作已经结束。3、我们目前在坚持做售后服务工作……4、请贵方将项目余款20万元结账，以支持我方在该项目上的售后服务工作，不然我方将无力支持该项目的售后服务工作，届时后果自负。5、关于20万项目余款的结账日期，请给我方一个明确的答复。”2010年2月2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南京某某航道项目将于2月28日完成交工验收并运行一周年，交通部拟在三月初举行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会。特此告知。”在该封邮件中，大连某某大学未再提到源代码一事。诉讼中，大连某某大学不认可某某方舟公司职员王勇于2008年12月31日发送给王德强的“航标业务系统（源码）081230.rar（4.7M）”系双方合同约定的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源代码。
另查，2010年9月20日，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示范工程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竣工验收。
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合作协议》及其附件技术规格书、（2011）京中信内经证字20678号公证书、银行电汇凭证、记账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某某方舟公司已经完成开发任务，大连某某大学理应按照约定履行支付开发费用的义务。双方约定的开发费用为40万元，大连某某大学在支付20万元之后，剩余的开发费用至今未付，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支付剩余20万元开发费用的义务。大连某某大学逾期付款还给某某方舟公司带来了相应的利息损失，故某某方舟公司要求大连某某大学支付软件开发费用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2010年9月20日起计算至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大连某某大学提出“某某方舟公司至今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系统验收时某某方舟公司应提交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义务，其自行组织工作人员完成相关工作”以及“2010年9月20日的验收是对其负责的整个项目的验收，而非对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软件的验收。验收通过不等于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软件合格”的抗辩意见，因大连某某大学委托某某方舟公司完成的航道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属于其负责的整个项目的组成部分，如果该部分未通过验收，整体工程也不可能通过验收。某某方舟公司也已举证证明其向大连某某大学提供了项目的源代码，而大连某某大学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软件不合格、源代码非合同约定的源代码，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行组织工作完成相关工作，故对大连某某大学的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大连某某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开发费用2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2010年9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贷款的同期利率计算）。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 37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大连某某大学负担4 300元，由原告北京某某方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 070元。”
宣判后，大连某某大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某某方舟公司的合同义务包括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安装、调试、编制和技术培训，其应在2008年2月20日交付完整的系统功能软件及其源代码，其交付的技术成果必须经第三方的功能和技术指标测试并由双方在系统验收单上签字确认。某某方舟公司既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付功能软件和源代码等文档，也未通过第三方的功能和技术指标测试。原审法院仅查明某某方舟公司以邮件方式递交源代码的事实，而没有审查某某方舟公司是否履行了其他合同义务，并就此认定其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并判令大连某某大学支付款项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其次，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源代码并不符合要求。某某方舟公司仅提供电子邮件证明其交付源代码，并未证明附件中的内容是否为合同约定的源代码以及该源代码是否符合技术指标和功能指标，也未证明验收合格，且大连某某大学对其交付的源代码并未认可。最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原审法院认为大连某某大学不认可某某方舟公司提供的源代码系合法源代码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属适用法律错误。
某某方舟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大连某某大学称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软件不合要求，采用了他人开发的软件，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也与其在电子邮件中的表述相矛盾。二、大连某某大学否认收到了源代码是为其赖掉20万元后期款制造借口，某某方舟公司已经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三、原审判决对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合法。被上诉人的证据已经足够，无需进一步举证，大连某某大学应当举出足以推翻现有证据的相反证据，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四、原审判决对双方公平合理，可以实现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证明整个项目的金额是1192万元，某某方舟公司负责的部分仅占全部项目的3.3%，整个项目的验收合格不代表某某方舟公司负责的项目合格，而且大连某某大学有能力自行完成案涉软件的开发；
证据2、源程序光盘，系大连某某大学自身完成，证明验收项目并未采用某某方舟公司提供的源程序，整个项目的验收通过并不证明某某方舟公司交付的源程序验收合格；
证据3、（2013）大证民字第41591号公证书，内容为2008年11月25日大连某某大学已经明确要求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由其负责的通信和业务系统源代码，2009年2月15日再次要求其提交源代码，证明大连某某大学不认可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的源代码；
证据4、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的源代码不符合合同要求。
某某方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不同意对大连某某大学二审开庭后提交的所谓新证据进行质证。一、上述证据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与其之前的说法相互矛盾，是伪造的证据；二、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大连某某大学单方的事情，与双方合同履行与否无关；三、上述证据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系大连某某大学与长江南京航道局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大连某某大学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该证据并被原审法院采信，不应在二审中再次提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重复认定。证据2系本院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大连某某大学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的关于其自行研发案涉软件的相关证据，但由于该证据为电子数据光盘，具有容易修改且无痕迹的特点，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某某方舟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而且该软件成果本身不能证明其研发主体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中的邮件已经履行了公证程序，其真实性应予认定，邮件内容系案件双方当事人关于案涉软件交付问题的沟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虽系二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但大连某某大学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交鉴定申请书，后被本院司法技术处以没有适格鉴定机构为由拒收，由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大连某某大学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在鉴定过程中对于鉴定材料即王德强电子邮箱于2008年12月31日收到的“航标业务系统源码”电子文件的输出电脑未做过清洁度检查，无法认定该检材来源的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
本院另查明，2008年11月25日，大连某某大学的王德强给某某方舟公司的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您好。前期发来的（通信和业务系统）源代码不完整，缺工程文件、解决方案文件等，请王经理与今天中午前发给我，以便提交给用户。现在验收材料就差这两部分源代码没有提交，这样势必要影响验收前的软件系统专家测评会的召开，从而影响验收进程。请王经理配合做好源代码的提交。”2009年2月15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南京航道局已定在2月26、27日召开某某航道项目的专家评审会和进行工程验收，通知已发。请王经理将航标业务和通信最新完整的源代码于17日前发给我，以供用户（监理）验收。另请王经理安排汪波于25日到南京报道。谢谢。”2009年2月23日，王德强给王勇发送电子邮件一封，内容为“王经理，您好，附件是26日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质量测评会议程，27日交工验收议程，请王经理收悉。此次验收关系重大，请王经理以大局为重，出现差错你我都承担不起。希望我们都善始善终，尽快安排汪波到现场，把此次验收工作做好。”
本院于2013年7月15日向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王德强进行了询问。王德强认可通过验收的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使用了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界面，且其从未将自行研发案涉软件的相关情况告知某某方舟公司。
本院认为，某某方舟公司与大连某某大学就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开发事宜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某方舟公司是否已经全面履行了案涉软件开发义务，某某方舟公司对该节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某某方舟公司提交的双方往来电子邮件公证书的内容，其已于2008年12月31日将最新的“航标业务系统源码”电子文件发送给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直至2010年1月还在坚持做售后服务工作，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于2009年9月23日要求某某方舟公司安排人员参加26日的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质量测评会和次日的交工验收，并于2010年2月2日邀请某某方舟公司的王经理参加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会，结合2010年9月20日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示范工程通过交通部竣工验收的事实，可以认定某某方舟公司已经交付了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并通过验收，已经完成了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然而，举证责任分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某方舟公司已初步完成了己方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大连某某大学主张某某方舟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关于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属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大连某某大学主张某某方舟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主要理由是某某方舟公司既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付功能软件和源代码等文档，也未通过第三方的功能和技术指标测试。关于项目交付时间问题，尽管《合作协议》附件《技术规格书》中规定于2008年2月20日进行系统验收，但《合作协议》约定某某方舟完成项目完成时间为SZHD-04标段合同开工后三个月。鉴于案涉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为长江南京至浏河口段某某航道与智能航运示范工程整体工程的一个子项目，项目完成时间受到整体项目进展程度的约束，某某方舟公司完成软件开发工作需要大连某某大学提供所需的技术资料并服从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管理和调度，而且某某方舟公司提交最新源代码的时间是2008年12月31日，其最初提交源代码的时间早于这一时间，大连某某大学在2008年11月25日的邮件中亦予以认可。同时，大连某某大学在与某某方舟公司工作人员的沟通中从未对交付时间问题提出过异议，应当认定其对某某方舟公司履行期限予以认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大连某某大学不得再以该理由拒绝支付开发费用。关于验收问题，《合作协议》附件《技术规格书》中规定“由用户指定的第三方对系统软件的功能及技术指标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和检查结果符合验收条款要求时，双方在系统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尽管双方当事人没有在系统验收单上签字确认，但大连某某大学的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只要第三方用户满意就认为验收合格。而且，根据大连某某大学2009年2月15日和2009年2月23日的电子邮件内容，大连某某大学已经通知某某方舟公司派员参加南京航道局组织的整体项目验收。因此，某某方舟公司承担的子项目未经过签字验收的责任并不在于某某方舟公司，而整体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可以认定该子项目的验收合格。
大连某某大学抗辩称通过验收的项目系其自行组织人员研发的，但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且从案件事实来看，《合作协议》约定大连某某大学在验收合格后支付40万元开发费用，而大连某某大学于2008年1月15日即某某方舟公司依约完成系统全部功能时已支付20万元开发费用，在某某方舟公司反复催要剩余开发费用时其从未提出过已放弃某某方舟公司开发的软件而由其自行研发，也没有向某某方舟公司提出终止或者解除合同的要求，反而于2009年和2010年仍然向某某方舟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其参加应用软件系统开发质量测评会及南京某某航道项目的竣工验收会，显然有悖常理。并且，大连某某大学的项目负责人亦认可通过交通部验收的案涉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软件使用了某某方舟公司设计的界面。因此，大连某某大学对于其主张的验收项目系其自行研发的抗辩意见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某某方舟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义务，大连某某大学未支付剩余费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价款并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大连某某大学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 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大连某某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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