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文化现在是逆差还是顺差辩论
中国文化现来在是逆差。自而且是重的逆差。
例子有很多如:
1、节日方面，圣诞节，在中国过圣诞节的人很多，主要是年轻代的。而且是他们自主要过这个节日。而咱们的春节倒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国外过春节的主要不是华人。很少有外国人过咱们的春节的。还有情人节等
2、礼节方面，就拿结婚来说吧！从结婚仪式到服饰都是进口的。
3、饮食方面，从食物到餐具很多都是西洋的。特别有肯德基和麦当劳，文化侵略就更加明显。
4、信仰方面，信仰洋教有人数逐年增多。
就连口头禅都是老外那学的—————— my god(这个已经成为中国青年的绝对口头禅)
还有很多例子啦！！！
2. 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
影响到我国的金融、证券投资、国际贸易、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此时正值大学毕业生版求职的重要时期，金融危权机会给大学生就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但目前可以初步判断，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扩散，首先是跨国公司和外包公司业务萎缩，会减少用人数量及其冻结招聘；其次国内为国外产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制造业、出口型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会影响到下游的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影响较大
其次是技术人员的需求。其次是建筑、能源、机械、 IT类专业会受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招聘人数下降带来的就业率下降，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卖压增加造成薪资下降。
3. 美国的金融危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对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是由价格泡沫所引起，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美国将问题转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过渡膨胀，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国的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导致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以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撑它整体总的经济发展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细微差别，导致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就会使整个价格体系崩盘。
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施慧洪博士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金融机制，即信用衍生产品，普通的债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预期的，衍生化后，本金变化了，利率也变化了。如利率可以与汇率挂钩，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挂钩，这样就使风险更加扩大化。尤其是期货，利率一高，亏损的数字就成了天文数字，这使整个经济分为两极，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亏损，经济体系就无法平衡。
面对这种局面，目前各国政府都在尽力挽回金融危机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现在欧洲、美国所有的注资，包括成立各类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让市场稳定，整体在根上并没有做实质性的动作，目的就是各国央行联合起来，给市场信心，先让金融系统稳定，让实体经济正常运营。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影响，侯玉成认为，其主要负面影响在我国的外贸出口及金融领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就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连杰表示，在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另一个层面，刚性的内需支持的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比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侯玉成认为，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而对于农业甚至与农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点。下一步我国很可能在科学、技术行业给予适当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
对于什么样的行业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很好的发展，企业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全身而退？各位专家对中小企业提出建议：
侯玉成：中小企业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变和提高。今年乃至未来，靠过去单纯的密集性、低成本生产模式会逐步遇到发展瓶颈，这需要未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必须要准备，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业技术需要进行提高和准备。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需要对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熟悉的人才，做一个必要的配备。
连杰：谈到中小企业发展有一点要提出，就是中国金融环境。在中国金融环境整体落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行业是有机会的，金融行业将来也会产生很多种小企业，有可能也会生活的很好。投资公司选企业，在实务中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是行业空间，即使排名第一，但行业中只有一百万的生长空间，是不考虑的；第二是行业壁垒，这是限制竞争的因素，设计壁垒让后者无法追赶，甚至不能轻易进入这个领域竞争，这就很有价值了。
对于中小企业转型的问题，施慧洪认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小企业发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应政策，否则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起来非常被动。而侯玉成认为，中小企业一定要从自身发展着手，不能把发展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身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企业优胜劣汰是正常现象。
4. 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竞争优势有哪些
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为568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其中出口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服务贸易进口38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15%；逆差累计1980亿美元。①我国服务贸易是短板，服务贸易逆差年年攀升，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服务贸易逆差连年增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处于劣势。从具体行业看，我国服务贸易优势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而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以及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服务贸易均呈现逆差，这是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客观反映。
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2013年这一领域的服务贸易顺差达到466亿美元，2014年由于统计口径调整，商务服务差额由正转负，使得这一类服务贸易顺差减少至152亿美元。
建筑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这是我国当前的优势领域，随着我国周边基础设施开发计划、“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带动的建筑服务和劳务输出服务的快速增长趋势是可以期待的，建筑服务的贸易顺差还将进一步增长。2014年建筑服务增长近40%，贸易顺差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亿美元。
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对于我国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出口而言，更多地是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离岸服务外包，更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离岸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服务业新型国际分工方式，未来的市场前景可观。随着2015年初《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的实施，作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占主导的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在未来5年将保持不低于20%的速度增长。因此，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仍是我国的优势领域。2014年信息和计算机服务贸易增长25.6%，贸易顺差2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亿美元。
咨询服务也是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我国拥有大量相对较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有发展咨询服务的优势。同时，咨询服务贸易收支也会受到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影响，不排除各类企业通过咨询服务贸易收支转移资本的可能。从短期看，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会有升值预期，加之人民币进入适度宽松周期，国际资本通过咨询服务收支流入我国境内的动能将逐步减弱。因此，咨询服务贸易顺差会有所减少，贸易总额将会保持适度增长。
技术知识、资本、环境密集型服务是竞争劣势领域。技术知识版权密集型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环境资源密集型服务总体竞争力不足。2013年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90亿美元、5亿美元、769亿美元，2014年逆差分别变化至219亿美元、9亿美元、1136亿美元。
专有权和特许权的转让与许可贸易是技术贸易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总体上，我国这类服务逆差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但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增强，技术引进的增长速度会放慢，而技术出口会有所加快。
广告、影视等文化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和版权密集型产业。在这方面，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会太强。但是，随着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会逐步加快，这一竞争劣势会逐步得到缓解。
金融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虽然我国是金融大国、外汇储备全球首屈一指，但是，金融业开放度低，体制机制、管理和经营模式、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与先进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
旅游服务是对良好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及良好的生活休闲服务的一种消费。然而，我国目前景区因旅游环境、大气污染等客观因素，加之受国际经济增速回落影响，国外游客消费能力收缩，使得我国入境游市场发展惨淡。同时我国国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国内旅游社等机构仍然热衷做出境游。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证制度逐渐便利，总体上旅游服务贸易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入境游将长期滞后于出境游，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趋势和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旅游服务贸易包括了教育、医疗等服务，数据有虚高成分。2014年旅游服务贸易增长近20%，贸易逆差为1136亿美元，为第一大逆差来源领域，逆差比上年增长367亿美元。
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服务的竞争优势远未发挥出来。运输和保险这两类服务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虽然我国拥有每年超过4万亿美元货物进出口规模，但是相关的国际运输和国际保险服务却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两类服务的竞争力仍然较差，这直接体现在贸易差额上。2014年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共75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10亿美元。但随着我国货物贸易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话语权的提升，将逐步掌握跨境运输和国际保险的权利，这会使我国运输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
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劣势领域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高企的态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但是，未来一个时期，为实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支撑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既要弥补竞争劣势部门的短板，又要巩固优势领域的长处，全面实现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跃升，这是实现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培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应遵循参与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
服务贸易是服务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具体体现。国际分工的基本原理与合理内核仍然适用于服务产业的国际分工。其中，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优势理论等所包涵的生产要素分工思想，以及生产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互动，对于筹划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要素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随着经济成长而带来的生产要素尤其部分中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使得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劳动力绝对优势在逐步消弥，而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正在形成。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模式，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然而，我国受过较好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劳动力占比正在上升，目前新增就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数量超过一般劳动人口。因此，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正面临从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向利用劳动力的高效率转变。劳动力优势内涵的转变，也给我国发展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业创造了条件。
其次，资本要素已经由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约4万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我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也已超过千亿美元，在未来几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有望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资本要素的相对丰裕，也为我国发展金融、保险、运输、电信等资金需求大的基础设施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但是，要把要素优势转变产业竞争优势，还需要诸多其他条件。
再次，在技术和知识要素方面，我国仍相对稀缺，体现为我国技术贸易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专有权利转让费和使用费总体处于较大逆差状态，制造业领域的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我国80%芯片都要靠进口，而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有2/3的设备投资依靠进口。技术和知识要素的短缺，是制约我国大文化行业、技术服务以及自主、高端的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自然资源要素在我国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不仅石油、矿产等资源需要大量进口，而且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我国旅游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开发利用和消费也受到影响。这对我国发展旅游服务极为不利。
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亟待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首先，服务贸易对生产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远不足货物贸易。虽然生产要素优势作为客观既定的现实，反映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表现则有较大不同。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货物贸易中，劳动密集型商品贸易仍是货物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也是贸易顺差来源之一，仅有自然资源密集型商品是贸易逆差。这与服务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有较大差别。这表现为，虽然生产要素优势的动态变迁是培育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是，货物贸易对要素优势的开发利用更加充分，相关政策支持手段更加完善，甚至可以将部分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在培育服务贸易竞争中应加以借鉴。
其次，应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寻找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虽然竞争优势来源于要素禀赋及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更具多样性、丰富性，如大国优势、制度优势、加工制造产业优势、外汇储备优势、中华文化优势等，如何将这些丰富的或是局部的优势转化为我国参与国际服务产业竞争与合作的优势，需要在战略和政策上加以引导。
从货物贸易看，我国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自主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优势，生产制造加工优势还未转化成为技术优势、知识产权优势和品牌优势。从服务业开放看，服务业开放度低，国际竞争力较弱，贸易逆差大，货物贸易优势还未转化成为相关的国际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贸易优势，中华文化优势还未转化为文化贸易和版权贸易优势，服务贸易中的人才优势还未显现出来。从吸收外资看，利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现更高水平引进目标，实现从引资向引技、引智、引制的转变，外资企业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从对外投资合作看，我国资本和外汇储备优势还未转化为更大规模服务业“走出去”的优势。从国家战略与政策看，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参与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政策优势，尤其是体现在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发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性问题仍然突出。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的思考与建议
培育我国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必须立足当前我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动态变迁，在开放型经济大格局下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来源渠道，推进服务贸易发展模式与促进政策的创新与完善。
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应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总体格局相适应。当前，我国部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正在局部形成，新型生产要素正在加速积累。如劳动力优势正逐步向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优势转化，资本优势正逐步传导到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知识产权、标准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的积累中。因此，我国在确定服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比较优势现状。
一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这类服务贸易主要包括建筑服务、信息和计算机服务、咨询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中国应充分利用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及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大力发展此类服务，在相关领域培育一批在世界知名的服务产品和服务型跨国公司，如高铁、桥梁、电站等建筑服务品牌，以及软件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呼叫中心等服务产品。
二是推动将开放型经济大国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如利用货物贸易优势，逐步发展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大力发展海洋运输服务，包括转口服务贸易；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培育我国欧亚铁路运输服务优势。
三是积极发展跨界服务，利用中国优势服务弥补中国服务短板。如充分利用我国中医药优势，积极发展健康旅游服务产业，吸收国际游客消费中国的中医药、保健和养生服务，带动我国入境游市场。
充分发挥双向投资大国优势，积极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新优势。服务业国际投资是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模式之一。虽然我国双向投资规模均超千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双向投资均超过制造业，但服务业投资质量有待提升，服务业双向投资优势还不够突出。应充分发挥我国双向投资大国优势，培育服务业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新优势。
一是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发展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我国服务产业的外向化程度。要加大服务产业招商引资力度，把外资企业逐步打造成为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增强我国服务业出口能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重点引进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外资项目，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发展服务出口业务。
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走出去”，不断增强我国服务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一方面，“中国服务”可以支撑我国能源资源、制造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也可带动国内服务更加贴近国际市场。2013年，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中近70%都是服务业投资，但很多投在香港地区，而且集中在商贸批发、商务服务等领域。服务业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中国制造业、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海外投资需要大量的“中国服务”跟进，除了与投资直接有关的投资咨询调查、会计律师、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外，还有生活性服务，都需要中国本土服务企业跟随“走出去”。同时，随着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化发展，“中国服务”升级“中国制造”已成必然趋势。必须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重优势。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日本，其高水平的制造业都有高水平的高度国际化的服务业支撑，制造业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服务业的国际化。
深入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逐步形成我国服务贸易多元化国际市场新优势。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占比较小。今后，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导下，加强与沿线国家服务产业合作，推进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的多元化布局。
一是以服务贸易引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每一方面都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传统上，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重点在于货物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然而，服务贸易是更高层次的合作，是人心相通的关键，要在技术、建筑、运输、旅游、文化、商务咨询、品牌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提升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层次，扩大对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规模，提升在我国服务贸易中的比重。
二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积极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东盟各国开展服务业贸易投资合作的力度。重点加强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提高我国在东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与运营、旅游、文化、医疗保健、技术和知识产权、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领域的商务存在规模。
发挥制度高效灵活与政策创新优势，逐步形成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优势。一是体制机制。服务业作为三大产业中最大的产业，其在经济增长、就业中的贡献最大，也是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地位的关键。建议强化服务业综合统筹协调机制，如建立国家服务业委员会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在此机制下，制定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年度推进计划，解决制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规划和其他重大政策问题。
二是财税政策。我国财税政策是按照制造业的模式来设计的，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的。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财政政策支持等也主要是针对货物贸易来设计，而对于服务贸易出口，还没有统一的财税支持政策。下一步应逐步将制造业时代的财税政策过渡到服务经济时代的财税政策，逐步建立一套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是金融体制。与财税政策类似，我国的金融财政也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和货物贸易而设计的。然而，服务业由于轻实物资产，没有像制造业那样的大型厂房、机器设备、不动产等可以抵押，因此，服务业的融资更难。对于针对服务贸易出口的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政策也不完善，支持力度远不及货物贸易。因此，建议要加大针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特点的金融产品，利用无形资产和公共融资平台等方式加大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金融支持。
四是招商引资政策。货物贸易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特别重视招商引资，尤其是充分利用外资的外向化程度高的优势，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和促进出口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各地的招商引资仍然更青睐制造业项目，对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较小。应像过去抓制造业招商引资那样来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招商引资工作，制定相关的招商规划、投入足够的招商资源、制定相应的招商激励措施等，这是将国家鼓励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落地的关键举措。
五是服务贸易方式政策。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不断创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式。在继续建立和完善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政策的同时，重点加大创新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力度。边境地区适合自然人流动，也有利于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的发展，应针对边境地区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服务贸易，利用边境特殊经济区，在旅游、分销、医疗保健、娱乐等领域发展“飞地型”服务贸易，在服务市场准入、人员出入境管理、服务提供人员资质互认等方面建立和完善与边境服务贸易相配套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体系。
六是统计制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统计制度极不完善，存在大量的漏统、统计不准确等情况，低估了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程度，这直接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资源投入不足。服务业统计应改变按社会管理来分类的模式，引入国际通行的服务业分类标准，细化服务业分类，增加对近年来新兴的服务产业的统计分类。对于服务贸易统计，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BOP统计，将教育、医疗等服务贸易从旅游项下剥离出来，增加环境等服务贸易分类，细化旅游、咨询、商务服务等服务贸易分类，增加国别双边服务贸易统计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服务贸易统计方式；另一方面，推进实施境外分支机构销售统计，并择机发布相关数据，完善行业管理部门的服务贸易业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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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什么意思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从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荡来看，中国的文化具有自主能力和调适能力，文化认同感增加。具体地说，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很明显的事实是：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一体化，政治则是多极化、多元化。而文化则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随着高科技特别是传媒与网络的迅速发展，文化的认同性日益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习惯、宗教传统、价值观念上的鸿沟难以弥合，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裂痕亦有扩大的可能。一方面是全球价值趋同，另一方面是回归民族传统，复兴民族文化，实现民族自我认同。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综合与新的多样性的出现。如何处理好全球普遍价值认同与民族角色的自我认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选择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面对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荡，中国千万不能“失语”和“他者化”。千万不能丢掉文化主体性，失去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
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渊源
约瑟夫 奈“软实力”（softpower）一词最早出现于1990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为美国《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一篇名为《衰落的误导性隐喻》的论文里。他说“我们需要在‘软实力’上增加投入，而不是在‘硬实力’上即昂贵的新武器系统上增加投资”。在此后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并且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实力，或具有“制度实力”(institutionalpower)。后来在他的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的前言中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他把国家的软力量归于三种主要资源：其一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的文化；其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其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可见，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包括了文化、政治、外交三个组成部分。
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约瑟夫·奈的文化理论自有他提出的战略意图与历史语境，在此我们不再赘述。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由于不尽相同的话语体系与社会政治背景，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我们的着眼点是落在文化的基本层面上，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主流文化自身的积极建构，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不是把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实现经济与外交目的的次等手段来对待。另外，我们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带有鲜明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它是我们国家政体的文化显现，是我们国家利益的独特呈现方式，这都与约瑟夫·奈的文化理念存在实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寻求的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软力量，而是一种体现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背景与启示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前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赢得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现在，相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文化的发展速度已经滞后，特别是文化自身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还不能够与经济增长的实力相媲美。在经济领域中国的贸易顺差为我们带来了巨额的物质收益，而在文化领域现在却出现了明显的交流逆差。相对于海外进口文化作品的不断涌入，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并不能够与我们的经济地位相适应。所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主流文化本身的全面建构。我们不能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推广策略，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落实。另外，任何文化精神的传播都必须要找到相应的媒介形式才能够真正实现——不论这种媒介是书刊杂志、是网络影像、还是舞台表演，总而言之，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单纯的文化理念并不能够直接地转变成文化的软实力。
文明的冲突文化，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经济实力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根基。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文化现在之所以受到世界普遍的关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正是由于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才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有了相对平等的谈判条件与相互磋商的议价能力。就连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是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根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包括以《文明的冲突》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在强调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物质上的成功会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必然导致文化的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所以，尽管有时文化会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角，但是经济依然是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全面建设必然有赖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资源
在中国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资源来自于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是在政治文化领域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中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二，是在传统文化领域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和谐”、“仁爱”、“自然”这些集中体现着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它们既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的精神力量。其三，是在公共文化领域引领行业发展、体现国家指导方针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质量体系与评价标准。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纲领性的文艺政策，它不仅是体现国家主流意 亮剑识形态的宏观指导方针，也是符合艺术普遍规律的具体创作原则，它对于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艺术创作的繁荣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其四，是在主流文化领域体现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国家、民族形象的艺术作品。比如表现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重大现实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艺术及美术、音乐作品，像影片《鸦片战争》、《生死抉择》、《惊涛骇浪》、《太行山上》，电视剧《长征》、《西藏风云》、《士兵突击》、《亮剑》，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交响乐《红旗颂》……这些作品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信仰与民族情感是感化、陶冶、激励受众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包括那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个性化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也都能够体现当代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其五，是在流行文化领域具有普遍社会反响和市场效应的娱乐性、大众性文化产品，比如影片《少林寺》、《天下无贼》、《墨攻》，电视剧《渴望》、《便衣警察》、《激情燃烧的岁月》、《暗算》……这些在文化消费领域具有娱乐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尽管并没有直接表现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直接表现高层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些作品中所具有的劝人向善、向上的精神力量，不论对于扩大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加强文化的心理吸引力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种资源。当然，更加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还应当包括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相关内容。
在文化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活动与艺术作品都能够提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层面上来考虑、来讨论。茶楼酒肆里的戏曲清唱，街头巷尾中的秧歌表演尽管也不乏特定的文化意义，但是并不能够提高到国家文化的层面上来考量，它们不能与那些耗资巨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同日而语—正如一场风花雪月与一场革命风暴不能相提并论一样。我们现在特别要关注的，是那些在文化产业的核心层面上代表国家文化力量的产业集团的发展趋向；是那些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表现内容，以当下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为创作主旨的艺术作品的思想导向；是那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宏篇巨作的文化取向，这些是文化艺术领域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点所在。
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体思路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国内的文化转型来看，中国的文化具有传承能力和创新能力，民族凝聚力增强。就是说在文化战略上，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建设贵在积累，重在创新。传承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方向，是生命。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人，失去了灵魂，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如果繁体字、文言文、线装书都看不懂，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只能是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中国，就不是文化中国，而只是地理中国。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活力。体现主流文化的《云水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国际的文化交流来看，中国的文化具有辐射力和竞争力，增加话语权。进行文化对话，需要提高两个能力。一是吸纳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二是向外辐射民族文化的能力。形象地说就是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并举。这就是所谓“文化平衡”。今天，中国正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不仅文化逆差的问题十分突出，而且文化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据统计，2004年中国出口书报只占国内当年书报刊出版总量的0.016%。2004年中国向美国输出版权和从美国引进版权比为290比1。2004年中国与人口只有300多万的新加坡版权引进和输出为5比1。以至于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警惕“文化赤字”，呼吁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功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当然近来情况已经有了改变，比如在海外频频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日”“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中国文化季”“中国文化年”，以及陆续创办的“孔子学院”和持续升温的“汉学热”等。这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觉，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只有进入对方文化而非征服对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才有可能。中国文化只有在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激荡中，保持个性并增强话语权，这样的文化才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不仅是自赏的，而且是共享的。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消费来看，要求中国的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加多姿多彩。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而活跃的态势，中国应当自觉肩负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增强中华文化的穿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使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使中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途径 增强文化凝聚力。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靠什么统一人们的思想、凝聚人们的力量呢？必须靠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体系作统领，就会失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为此，中国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激发文化创造力。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潜能，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要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发展环境，动员党政各部门、社会 提升文化素质从娃娃抓起各方面共同参与文化建设，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强化文化传播力。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同时还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能力。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重点，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同时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不可估量的作用，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运作和管理，把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作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引擎，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和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扩大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是衡量和展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文化及其形象符号，其中代表中国的文化形象主要有：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针灸、中国烹饪等。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了解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扩大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必须借助现代化的文化艺术形式和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创造出更多富于时代气息、体现中国特色的文化标志、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使现代中国文化尽快走出国门，影响世界！国家文化软实力-重大意义 首先，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的客观要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饱经沧桑而不倒、历经磨难而不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悠久的民族精神。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更是离不开文化的 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支撑。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深深熔铸在每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始终是民族发展和国家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次，提高文化软实力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国防实力，同时还包括民族凝聚力、道德感召力、舆论引导力等等，这种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尽快提高文化软实力，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再次，提高文化软实力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在当今社会，文化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所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既需要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今，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全社会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相差很远，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还不完全相适应。这就迫切要求中国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国家文化软实力〔报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背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6. 人民币贬值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是好是坏
货币贬值（又称通货贬值）是货币升值的对称，是指单位货币所含有的价值或所代表的价值的下降，即单位货币价格下降。例如，100美元去年兑换650元人民币，今年兑换680元人民币，则人民币贬值了。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利好一些出口依存度高的行业，如纺织服装、家电、有色金属等，这些行业以美元计价的出口订单在兑换成人民币的时候将直接受益。
二、是利空一些重资产，美元负债高的行业，如航空、房地产。航空业的飞机购买及租赁主要以美元计价，航空企业为此负有大量的美元负债，无论是直接偿债成本还是债务滚动成本皆会上升，同时受人民币贬值影响，出境游也将会受到冲击，也将间接的影响航空客运收入。
三、对一些进出口依存度双高的企业影响呈现分化。从钢铁行业来看，由于钢铁行业原材料进口的对外依存度远高于钢材出口的对外依存度，因此在人民币贬值的剪刀差下，吨钢毛利将下降，但部分出口占比高或外矿依存度低的企业将受益，综合来看，整体行业盈利能力或下滑；机械行业来看，人民币贬值使不具备国产化能力的部分进口零部件采购成本上升，但是有利于行业产能输出，整体中性偏多。
四、人民币贬值对我国工信领域利用外资的影响。从我国固定资产资金来源来看，其中利用外资资金的比例近20年已经从一度高达17%降到1%左右，外资流出会对国内流动性有所冲击，但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取决于国内基本面情况以及稳增长力度，所受影响有限。从汇率与F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水平及波动都会对FDI流入产生影响。从汇率水平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 人民币贬值都能够促进FDI的流入；从汇率的稳定性来看，长期的人民币汇率低波动即币值更稳定也能够促进FDI的流入。
五、人民币贬值对我国工信企业“走出去”的影响。首先增加投资成本，增加直接投资成本和收购、并购成本；其次增加融资成本，增加美元债务还款成本，使海外融资滚动成本提高；同时增加海外采购成本，对于需要使用大量国外技术和大型仪器（如IT行业、电力、能源开采等），人民币贬值会使企业购入成本提高，境地海外竞争力；但也增加了国内替代品机会，由于海外采购变得更加昂贵，对于一些国内低价的替代品有拉动作用。
六、人民币贬值对资产配置的影响。短期来看，汇率贬值会给股债都产生流动性压力，但债市的情况会好于股市，因为或有资金避险的需求。考虑到流动性对冲的压力，降准是大概率事件，股票可能会有交易性机会，债券则是出货的机会。
七、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稳增长、调结构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利好外贸出口，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但金融业和地产业对GDP贡献难以持续；中长期看，人民币贬值是我国汇率机制市场化的重要一步，不仅如此，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人民币贬值有利于资源从房地产以及其他重资产行业回流到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既挤压了泡沫又优化了经济结构。
综上所述，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短期看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看有利于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升海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