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物权法案例
摘 要: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公示制度破坏了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导致登记公示的动产抵押权与占有公示的动产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因登记而获得对抗力的抵押权人与因信赖占有而受公信力保护的第三人推向了利益尖锐对抗的两极。现有的立法与学说在平衡与协调两极利益上均无功而返,唯有将动产抵押物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准不动产”上,并在该领域也采行物权的登记公示制度,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最具合理性的方案。
关键词:动产抵押;物权公示;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交易安全
在抵押期间内,抵押人将抵押物转让给第三人,将导致法律关系上的何等变化;在抵押权人、抵押人与受让人间又发生何等法律效力;特别是受让人善意受让抵押物时,法律优先保护善意受让人还是权利在先的抵押权人?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国《担保法》第4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学者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制度设计方案。但立法者和绝大部分学者显然忽略了动产抵押与不动产抵押之区别对于研究抵押物转让问题的意义:在不动产领域,法律奉行物权变动(公示)的强制登记原则,抵押权和其他不动产物权一样,其设定必须体现在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受让人在受让抵押物时有义务查询登记簿,发现设定在先的抵押权易如反掌,故在法律上不可能出现善意的(不知不动产上既存之抵押权)不动产抵押物受让人,法律可通过径直赋予追及力的方式保护抵押权人;但在动产领域,并不实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原则,受让人完全可以信赖抵押人对抵押物的直接占有,有可能不知道事实上也无任何途径知道在先抵押权的存在,从而极容易出现抵押权人与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并设计平衡此等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将视野集中于动产抵押物的转让;考虑到买卖关系为标的物转让之常态,并为节省篇幅,本文所谓的动产抵押物转让,是以买卖为中心展开的。
一、两极对立: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冲突
根据体系强制理论,逻辑前提的设定常常制约逻辑选择的可能范围[1]。为了使逻辑选择的范围精致适当,必须准确地设定逻辑前提。很显然,动产抵押物转让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之所以饶有兴味,就是因为它可能引发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而平息纷争、实现分配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越是接近完成法律的使命,就越是具有科学性与生命力。有鉴于此,本文将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不可两立的利益冲突作为预置的逻辑前提,一切的研讨、评价与结论都紧随该逻辑前提而展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动产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之间的两极对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两极对立而产生的“你死我活”的搏杀场面又最为“惨烈”呢?
(一)动产抵押登记对抗力与占有抵押物之公信力不能两立
在动产物权变动领域,权利冲突最经典的体现是因无权处分导致的真正权利人①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对立。真正权利人的法定权利值得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预期也值得保护,前者代表着静的财产秩序,后者攸关动的交易安全,在“由静到动”的民商法发展潮流面前,近现代民商法更为偏爱善意第三人而创设了善意取得制度。客观而言,在动产抵押关系中,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物,与私卖他人之物的行为尚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抵押人拥有对抵押物的所有权,而所有权的核心权能为处分权,故抵押人对己物之处分难谓无权处分。虽然——如同后文所介绍的那样——也有立法和学说主张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也仍然不能否认限制处分权人之处分与全然无处分权者之处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尤其重要的是,在传统民法善意取得得以发生的情形,动产为无权处分人所占有,第三人基于公信力充分相信无权处分人为法律上的权利拥有者,而真正权利人的权利却欠缺任何公示手段,牺牲没有公示的权利以保全对错误公示的信赖,在逻辑与情理上均顺畅自然;而在动产抵押,抵押物的受让人固然可以充分信赖抵押人的占有,但抵押权人却可能具备登记这一法定的公示方法。于是,冲突发生在法定公示的权利与信赖保护之间,这毫无疑问是更为剧烈的冲突;在如此剧烈的冲突面前,不假思索地舍弃抵押权人而迁就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显然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演绎“通过法定方法公示于外的权利”与“信赖法定公示方法”之间“大比拼”的“始作俑者”乃近现代担保立法对物权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背叛。本来,公示物权的方法应当具有统一性,同一类型的财产权利应当采用同样的公示方法,为了践行公示方法的统一性原则,大陆法系民法一般以登记公示不动产物权,而以占有公示动产物权。然而在动产抵押步入法律殿堂以来,这种物权公示的二元格局不得不被打破:因为设定动产抵押时并不需要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于是,动产抵押权事实上不可能通过动产物权的近似于“天然”的公示方法——占有来公示;为了实现物权公示的社会理想,法律不得不另辟他径,以登记来表征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与存续。问题的关键在于,抵押物的受让人既然可以信赖占有抵押物的抵押人权利的完整性,本就不必理会除此之外的登记公示的权利;与此相对应,抵押权既然通过法定方式公示于外,本就应推定公示之后无善意第三人。如果承认此时登记的(公示)对抗力,就必然否定占有的(公示)公信力;相反,如果承认占有的(公示)公信力,又必然否定登记的(公示)对抗力。
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虽然孕育了抵押权与抵押物受让人发生冲突的巨大可能,但这种冲突未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则欠缺公示的抵押权当然让位于受让人的所有权,即便受让人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实②;在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如果受让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抵押权存在的事实,即受让人陷入恶意,则其利益保护当然要劣后于抵押权人。受让人知悉抵押权的途径,既包括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主动告知,也包括主动在登记机关偶然查知。与善意取得中对第三人善意的举证一样,抵押物受让人无须举证证明自身善意,而应由抵押权人负担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责任。
(二)动产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利益冲突的核心: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如前所述,在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下,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占有抵押物的公信力存在着深刻而持久的矛盾,该矛盾所外化出的利益状态如何,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与动产善意取得的情形不同,在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没有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竞相争夺以获取抵押物所有权的可能。因为,作为一种价值权,抵押权人仅关心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对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所有权归属并无多大的热情,只要其债权能够通过债务人清偿或抵押人承担(物上担保之外的)责任的方式而满足,就全然没有从受让人处追夺抵押物的必要,唯有债权人的债权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从债务人或抵押人处满足时,抵押权人才可能要求以受让人取得的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并从其价款实现自身债权,异言之,抵押权人充其量为受让人的所有权蒙上负担;从受让人的角度而言,即使其钟情于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法律上的所有权,既然不存在在此点上与其竞争的抵押权人,受让人完全可以蒙受抵押权负担,纵然抵押权人主张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受让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涤除权或代替债务人清偿等方式从而成就抵押权人,之后再要求抵押人向自己负担相应的责任。如此看来,债权人若能从债务人(特别是抵押人处)通过行使抵押权以外的方式实现债权,或者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代债务人为清偿后能易如反掌地从抵押人处获得补偿,则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围绕着抵押物转让的冲突并不存在。导致冲突实在化的利益根源在于,无论是抵押权人或者善意受让人难以或者根本不能从抵押人处获得充分的补偿,即抵押人因无资力而陷入清偿不能。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清偿不能”并不仅指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时抵押人为不能,而且在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处理时抵押人也没有清偿能力——这就意味着抵押人已经将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挥霍一空而没有留待清偿债权。综上所述,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二、山重水复:现有立法与学说均无功而返
面对着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的两极对立,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地调和这种矛盾、平衡双方利益,而不应简单地肯定其中一种利益而否认或忽视另一种利益。应当说,优先保护抵押权人或受让人都有理论基础和社会支撑;并且,无明显的论据证明其中一个价值取向重要于另一个。让人倍感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现有立法与学说,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点,甚至呈现出对抵押权人和受让人间两极对立认识错位之缺陷。以下,特就这些立法与学说所设计的制度方案的内容与缺陷,一一作评。
(一)受让人的代价清偿
《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规定了不动产抵押中受让人的代价清偿,普遍的看法是,在动产抵押也完全可以类推适用。据此,抵押物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向抵押权人清偿被担保的主债务,以通过消灭抵押权的方式确保自己对受让物的完整所有权。客观而言,通过代价清偿消灭抵押权的方式以确保受让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不受追夺,不失为一个好思路,但其缺陷也至为明显:在受让人已经向抵押人支付抵押物的价款后,再使其向抵押权人清偿主债务人的债务,无疑是让受让人以支付双倍价款(即购买抵押物的价款和债务人的债务金额)的条件保住了其对受让物的完整所有权。两次支付对受让人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保护——因为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受让人的两次支付就意味着由其承担了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如此制度设计实际上认可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将法律的天平完全倾向了抵押权人一边,不可取。
(二)抵押权涤除制度
《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有关于抵押权涤除制度的规定,抵押物受让人可以向抵押权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涤除金而消灭抵押权。○3其实,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也意味着要支付两次——购买抵押物的价款和涤除金,这也变相承认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如同代价清偿一样,实际优先保护了抵押权人。
(三)登记对抗主义
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根源是动产抵押公示制度不足[2]。王泽鉴先生认为,“克服不占有标的物的动产抵押权之公示欠缺,不外乎五种方式:意思成立主义、书面成立主义、登记成立主义、意思——登记对抗主义、书面——登记对抗主义”[3]。其中书面——登记对抗主义不仅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还为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和我国《担保法》所采纳。笔者认为,意思——登记对抗主义与书面——登记对抗主义在物权公示方面没有区别,因此将其统称为“登记对抗主义”。登记对抗主义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抵押权人为了加强自己的抵押权的对世性,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抵押权登记,登记后的抵押权可以对抗后生的一切物权;若抵押权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财产或对抵押人有足够信任,也可以不办理抵押登记,此种抵押权并不能排斥后生的受让人的所有权。在很多学者看来,登记对抗主义既能较为充分地保护抵押权人,也能保护善意受让人和维护交易安全:受让人可以查询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从而知悉标的物上是否负有抵押权,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4]。
从表面上看,在登记对抗主义里,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在利益受法律保护上的确“各有千秋”,似乎是协调二者冲突的最佳选择,实则不然。因其承认了受让人不知悉的已登记抵押权的对抗力而随机地认可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而对善意受让人却无任何保障可言:受让人既然信赖了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占有,在占有具有公信力的情况下其对抵押物取得的所有权就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即使是面对已登记的抵押权。也就是说,正是赋予动产抵押登记以对抗力,才造就了其与动产占有公信力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并导致抵押权人与受让人之间无休无止的冲突。登记对抗主义仅仅是阐明矛盾的发生原因而已,而并非化解矛盾的有效药方。如果一定要认为登记对抗主义化解了矛盾,也只能说其在根本上忽略了矛盾的另外一方。
无独有偶,即便彻底否定动产占有的公信力,登记对抗主义仍是不可行的!因为其登记纯属自愿,这样就会出现有些动产抵押权已经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而有些动产抵押权却没有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的情况。至于哪些已经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哪些没有全凭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具有可控制性。可见,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设计忽视了在抵押权登记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哪些抵押权已经进行了登记是买受人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在没有可预期的情况下,他要想知道就必须在每一次交易前都到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去查询,如此显然是不可能的。
(四)烙印、贴标签
我国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意识到让受让人查询登记机关的登记薄影响交易便捷,于是在第16条又作出补充规定,“登记机关应于登记标的物之显著部分烙印或贴标签以资区别”。这样一来,受让人从外观上就能直接知悉标的物是否负有抵押权,减轻了查询之苦。此烙印或标签大致起到了德国物权法上的异议登记作用,否定了公示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受让人看到烙印或标签后就有义务到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查询从而准确了解转让物权属的真实状况,从而避免和抵押权人的正面冲突。
通过上述明了的方式使得标的物的受让人有义务查询登记从而从源头上避免受让人和抵押权人的冲突,这不啻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思路,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烙印是在标的物上烙一个让任何人一看皆知的痕迹,这有可能在物理上破坏标的物价值,部分动产如玉器、珍贵邮票、衣服、球类、电器等的使用价值会因烙印的存在而下降甚至丧失;标签是在标的物上贴上纸张或类似质地的东西,虽对标的物本身价值影响不大,但由于抵押物被抵押人占有,很容易被恶意的抵押人撕去,从而使其提示效果荡然无存。
(五)否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的最大的不合理在于,其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交易安全理念背道而驰:由于抵押并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抵押物仍由抵押人占有,而占有又是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所以受让人自然可以信赖抵押人直接占有抵押物的事实而与之交易;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却使得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遭受抵押权追及效力的危险,使其取得的抵押物所有权并不完整。异言之,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使受让人对物权公示的信赖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无疑是对动产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颠覆!何况,受让人取得抵押物后,会随时将抵押物转让给他人以实现抵押物价值最大化,而且第二受让人会为同样的目的继续转让,若实行物上追及,势必影响多方交易,从而整个社会的交易的稳定性将丧失殆尽[5]。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在动产领域的确不该存在,但简单否认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并非解决冲突、平衡利益的良策,因其彻底地保护了受让人却牺牲了抵押权,并与担保制度本身的宗旨格格不入,抵押权也必将因此而形同虚设。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又有学者建议限制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
(六)限制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
客观地说,抵押人随意转让抵押物,可能增加抵押权人追及抵押物的难度,从而加大抵押权人行使权利的风险;同时,为避免抵押物的转让而可能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尽可能地维护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力,有必要限制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再者,抵押人随意转让抵押物,抵押物的受让人不能以其所有权对抗抵押权人行使权利,抵押物的受让人也有遭遇不必要损失的巨大危险,可能危害交易的安全和秩序,为保护善意受让人之利益,也有必要以特定的方式限制抵押物的转让[6]。
具体而言,这种观点要求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该物上已经设定抵押权的情况,并且转让应保持合理的价格,否则转让无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5条和《担保法》第49条都采纳了该观点。如此想法的理想主义成分实在太重:因为法律虽然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抵押人完全可以无视这些限制为处分行为,如果将抵押人的处分认定为无效,虽然能通过否定抵押物法律关系变动的方式以保全抵押权人,但抵押物的受让人俨然面临一场灾难——非但不能够获得其所期待的抵押物的完整所有权,甚至连要求抵押人承担其他赔偿责任也回受到转让合同无效的消极影响。因此,这种观点和立法遭到了我国民法学界近乎围剿般的批评。
(七)扩大抵押权物上代位性的适用范围
传统民法物上代位仅适用于抵押物毁损或灭失,但《日本民法典》却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承认了对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的物上代位。○4通过物上代位使抵押权人的利益不致受损,同时善意受让人又能取得无抵押权负担的所有权,对转让抵押物的抵押人来说既可防止其逃避担保责任又能保障他以抵押物进入交易,就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且符合鼓励交易之政策取向[7]。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抵押权物上代位物的范围未尝不是个不错的方案。此思路又可以设计出两种制度:A抵押物转让时,抵押权人将该代位物固定,如将相应的货币提存或存入专门的帐户[8],或提前清偿主债务或等待所担保的主债权届期未获清偿后再对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权。B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物可以任意转让,即使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转让的事实和受让人对转让物负有抵押权的事实并不知情,当抵押权具备其实现条件时,抵押权人直接对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权,从而受让人的所有权因抵押权的消灭而不再有任何瑕疵。
姑且不论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从性质上来说能否归入抵押物的物上代位物中,货币的特殊性质使得此代位物无法与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钱区别开来。特别是,在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与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钱混同后被抵押人挥霍时,扩大代位物的范围而放弃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固然是保护了受让人,但抵押权人却陷入无物可支配的境地,其债权实现的前途黯然不堪。
即使不考虑此理论在价值保护上厚抵押物的受让人而薄抵押权人的事实,基于此理论而设计的两种制度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制度A要将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特定下来的前提是转让时抵押权人知悉转让抵押物的事实,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量受让人对抵押权并不知情,因此制度A只是空中楼阁;○5制度B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是抵押权实现时该代位物仍然存在,而如同前述,若混帐的抵押人已经将此笔款项挥霍一空,则抵押权人物上代位又及于何处?
(八)先代位后追及的重叠并存
此理论认为,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人必须先向抵押人就抵押物出卖之价金为物上代位,如果的确不能实行或仍不能使债权得到充分清偿,抵押权人才可以根据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对善意受让人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9]。
此理论综合了抵押不动产转让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和制度设计(七),实为一崭新的制度设计。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重视理论的前提,此制度设计继承了其所借鉴的两者的缺陷:抵押人挥霍了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抵押权无代位物可支配,抵押权人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抵押权行使物上追及效力对善意受让人来说又是毁灭性打击。这样的缺陷使得此创新的理论毫无价值。
三、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理论进路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似乎任何方案都没法解决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给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造成的利益冲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动产抵押权只能通过登记来公示,而动产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动产领域的物权变动不可能实行全部的强制登记。动产抵押权登记公示的对抗力与其他动产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的占有公信力水火难容,这就是现代民法将抵押扩展至动产领域后所导致的难以根治的“顽症”!在此“顽症”面前,甚至有学者心灰意懒,建议取消动产抵押制度[10]。○6我们认为,之所以现有立法与学说无功而返,全因为其对“顽症”仅采行“调整式疗法”。倘若直面病因,釜底抽薪,我们就会拂去“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恼,而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既然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的冲突是因为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的不统一,而动产抵押权又不可能以占有来公示,我们能不能转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让动产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权特别是所有权也以登记为公示方法,通过实现抵押物上所有权与抵押权公示的统一从而从源头上消灭二者之间的冲突呢?
(一)存在即合理:动产抵押不可废
传统民法所调整的农业社会的财产主要集中于不动产,动产的价值相对较小,以价值较大的不动产设定抵押、获取贷款比较合适;但现代社会中动产与不动产的价值界线逐渐模糊,重要的生产设备、大型交通工具、原材料等动产的价值反而成为企业的资产的主体,如果不用这些财产进行融资,实属可惜!
农业社会动产上的担保是质押,且标的物主要集中在金银珠宝首饰字画上,移转这些动产的占有对担保人的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但在现代社会,生产设备和交通工具已经代替金银珠宝首饰字画,成为高价值动产的主流,再将其移转占有,不仅妨碍担保人的正常生产经营,与获得贷款从事更大营业的宗旨相违背,而且还会增加质押权人保管这些动产的费用。
由此可见,传统民法上的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是适用农业社会的,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生活对担保的需求,动产抵押遂应运而出。尽管动产抵押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民法的概念,并造成了一定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规定上的迷茫,但法律面对的是社会实践,既然社会实践需要动产抵押,在法律上就不能“视而不见”,不予规定。
(二)釜底抽薪:动产抵押物上物权的登记公示主义
诚如本文反复强调的那样,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的利益冲突,集中反映出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抵押人占有公信力之间的矛盾,而该矛盾又渊源于对物权公示方式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破坏。因此,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统一动产上抵押权和其他物权的公示方法。鉴于抵押权之设定无须移转动产之占有,故其只能通过登记来公示,其公示方法不能被统一为占有。而既然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不能统一为占有,显然只剩下另外一条路,即将抵押动产上的其他物权公示方法统一为登记。同时,为了增强登记的公示效果特别是凸现其公信力,应当消除当事人在登记决策方面的自主性和任意性,推行物权变动(包括抵押权设定)的强制登记主义。如此一来,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一样,抵押权和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权都统一地通过登记来表达,在抵押人处分抵押物时,受让人应当而且可以查询抵押物登记簿,应当而且可以透彻地了解抵押物上的权属情况从而放心交易,抵押权人、抵押物受让人甚至包括抵押人的利益和谐共振,抵押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冲突根本不会发生。
(三)一劳永逸:限制动产抵押物的范围
为了从源头上排除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的冲突,只能对动产抵押物上的物权实行登记公示主义并在物权变动中实行强制登记主义。但在动产领域推行登记公示,是违背动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毕竟,动产的价值在总体上不如不动产巨大,动产物权变动的数量和频率又远在不动产之上,如果所有动产都以登记为物权公示方法,不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而且将严重阻滞动产交易的进行,牺牲社会经济的效率,并最终使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不复存在,财产法秩序也将因此而遭受颠覆性的破坏。因此,本文建议:限制动产抵押物的范围,将动产上物权登记公示的不良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一方面,自动产抵押诞生以来的千古“顽症”烟消云散;另一方面,民法上动产和不动产两相区分的财产法秩序也能基本维持。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用以设定抵押的动产本就有限。价值量甚小的动产根本不值一提,学者们常举的以四五元一把的高级铅笔刀设定抵押的例子徒有理论意义,实际上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在一把四五元的高级铅笔刀上设定抵押,也不会接受以此等铅笔刀设定的抵押。至于价值量较大的金银珠宝首饰字画,人们又往往将其作为质押的客体,以其设抵的情形甚为罕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日本规定可以设定动产抵押的动产范围为机动车、飞机、船舶、发动机、电动机、原动力机、载货机动车、脱谷机、孵卵机、扬水机、稻米脱壳机、牛马等农业动产和建筑机械;我国台湾为机器、设备、工具、原料、半制品、车辆农林鱼牧产品、牲畜、总吨位未满20吨的动力船舶或未满50吨的非动力船舶;而在我国台湾的实践中,动产抵押物主要集中在大型机器设备方面[11]。上述动产的大部分都可称为“准不动产”,笔者认为,我国《担保法》允许抵押的动产,也应当限定在“准不动产”的范围之内,以便于在这些“准不动产”上采行登记公示的方法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主义。事实上,我国现行《海商法》、《民用航空法》已经规定了对船舶、飞机等“准不动产”实行登记对抗主义,也为日后普遍推行“准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原则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主义作好了一定程度的现实铺垫。
『贰』 物权法上物内涵.特征及物权的概念
物权法所称的“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也包括法律规定作为物权客体的权利。版依法律规定理权解，物权法所说的“物”，主要是指“有形财产”，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如土地、房屋、汽车等。而无形财产，如专利技术、商业秘密、商标、著作权等，则由其他相应的法律调整。
有形财产，以是否可以移动为标准，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土地、建筑物等，属于不动产；机动车、电视机、桌椅等，属于动产。概括而言，物权法就是关于动产、不动产的归属和利用的法律规则。动产和不动产上所体现的物权，具体讲，就是物权法所规定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叁』 物权请求权追诉不受任何时间限制
因为这时存在一个善意受让人，所以为了保护交易的稳定性，所以限制了一个两年期限。当然，若没有第三人的情形就不适用两年时效了
『肆』 物权法第六十条是效力规定吗
《物权法》第六十条： 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
(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1、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由谁来代表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规定。
2、立法背景
根据我国广大农村集体所有权基本形式来规定相应的主体来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这与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也使得党在农村的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而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3、条文解读
关于谁来行使集体所有权，本条的规定分为三种情况：
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这里的“村”是指行政村，即设市村民委员会的村，而非自然村。该行政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集体财产，就由该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来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在许多农村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该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健全，难以履行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等行使所有权任务的情况，需要由行使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来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
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这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主要是指该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分别属于两个以上的生产队，现在其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仍然分别属于原生产队的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的农民集体所有。这里的“村民小组”是指行政村内的由村民组成的自治组织。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居住地区划分若干个村民小组。如果村内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就由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如果没有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则由村民小组来行使。
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还需要解释的是“行使所有权”的含义。一是行使集体所有权的客体，不但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也包括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没施；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以及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二是行使所有权的内容就是对集体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例如，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发包，分配宅基地等。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不是集体财产的所有人，只是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并且向所属集体负责，接受其监督。
『伍』 物权法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样
论物权法定 物权法定原则是大陆法系各国物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物权法》沿袭各国物权法之惯例，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民事立法上具有重大进步和意义。但《物权法》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规定没有对其僵化性之缺陷给以改善。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内涵和合法性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内涵 物权法定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内涵， 大体有以下几种： 1、物权的种类法定。 根据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设定的物权必须符合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只允许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物权秩序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物权种类时，则不能解释为法律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只可解释为法律禁止当事人创设此种物权，例如，设定不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权；约定租赁权为用益性质的他物权等，都因缺乏法律依据，违反了物权种类法定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2、物权的内容法定。 当事人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物权内容的界限，改变法律明文规定的物权内容，如约定永久性地限制所有人对其所有物的处分权，亦即取消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由于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于法令限制范围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无论设定用益物权还是担保物权，都不能对物权人处分权设定永久的期限限制，否则将使所有权有名无实。 3、物权的效力法定。 物权的效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是合法行为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保障力。物权为绝对权、对世权，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关涉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影响物权的流转和交易安全。因此物权具有的排他、优先及追及效力，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容当事人通过协议随意改变。例如，根据中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设定不具有优先受偿性的抵押权，这种约定应归于无效。 4、物权的公示方式法定。 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世界各国的通例为：动产公示以交付（占有）为原则，以登记为例外；不动产均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法律对物权变动时的公示方式均有明确规定，非以法定方式予以公示，物权的变动或者无效，或者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不得协商不经公示的所有权转移。 (二) 物权法定原则制定的必要性 1、物权制度是经济基础决定的。 如果允许物权任意创设，任意创设物权的人必然会对他人享有的所有权产生种种限制或者是负担，这样对于保护物权人的利益是非常不利的。物权的创设主要源自于土地所有制。我国的土地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果取消了物权法定原则，整个土地制度体系的根基将不存在，从而导致该体系的土崩瓦解。 2、契约自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保障契约自由，防止强行法对私的交易秩序的介入，这就需要预先确定交易的物权的内容。在不采纳物权法定的情形，为防止在一物上任意创设不相容的数个物权，对合同进行外部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只能导致合同自由被否定的结局。因此，只有坚持物权法定原则，才能使合同自由得以实现。 3、为物权的公示制度奠定基础。 物权不同于债权，它是一种绝对权、对世权，而债权只是一种相对权。物权则不同，它是特定物归属于特定主体的权利，除了该权利人，其他的人均是义务人，均负有不得侵犯该项物权的义务。所以作为物权，是很有公示的必要的。只有将物权加以公示，使人人得以知晓该项权利内容，才可以要求他人不得侵犯该项权利。 4、降低交易的成本，保障交易的安全与快捷。 在市场交易的谈判中，谈判者的权利明确，他们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谈判者的权利模糊，他们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各方的权利明确界定，可以使谈判者了解自己在法律中的地位和风险。因而确定一个明确又简单的所有权规则。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历史分析及立法建议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法理缺陷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支撑了民法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明了权利的性质，同时为物权法定原则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二元划分完全是一种人为的理论上的区分，而任何人为划分均具有理论上的不周延性，不可能将所有财产权利在理论上区分得完全穷尽，难免有中间的模糊地带。由此导致在理论和实务上出现了很多问题，物权与债权区分的理论受到了挑战。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历史局限性 法律永远是滞后的。对于物权法定原则而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论当时多么先进的立法，总会出现其所规定的类型和内容不适合社会需求的情况。法定的物权种类和内容失去了灵活性，抑制了在市场交易与博弈过程中自发生成的新型权利和新生权利内容，压抑了市民社会对权利的创新功能，将权利的源泉更多地视为来自立法的创制，而不是来自市民社会的自发运动。因此，严格固守物权法定原则必然导致其僵化的结局，僵化性也正是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所在。 （三）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建议 鉴于物权法定原则过于僵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从立法上进行了修正，以弥补物权法定原则的不足。 德国民法典对物权法定原则虽无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在学说上和判例中承认物权法定原则，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法上，对物权法定的突破主要围绕习惯法上的物权而展开的。我国台湾地区起初也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在动产抵押问题上经历了从物抵押、特殊动产抵押和动产让渡担保创想艰苦争论的历程。 对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权利类型，通过及时的立法承认，可以缓解物权法定制度的僵化。对于民事主体在实际中依债权行为创制的事实上的“物权”，应及时进行物权立法，除去其债权形式，还其物权的本来面目，使经济关系的本质要求与法律规定统一起来。对于法律行为设定的“物权”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化以后，形成习惯时，只要有适当的公示方法就应承认此类权利为物权。但是，法律具有稳定性，如果对物权的承认均有赖于立法，则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与其脱节，也不能及时调整新的物权形式，对于产生的纠纷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容易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时，还可能导致法律的朝令夕改，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行为预期的形成。因此，不能完全依赖立法对物权的承认。 三、我国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一）物权法定原则在中国物权法上的立法实践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作为我国的民事基本法，其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规定了债权，但没有使用“物权”的字样，而是规定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 《民法通则》制定之后的法律和各种民事法规，仍然沿袭了《民法通则》的做法，没有明确地提出物权的概念。 虽然民事立法没有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我国民法学说还是接受和承认物权法定原则和理论的。但是，“由于缺乏实在法的支撑，学说并没有指明该项学说的法律渊源与效力，司法机关也没有以解释或判例的形式来确立这项规则。由于学说缺少实在法上的统一性，因而民法学说关于物权法定主义的认识并不一致。” 我国《物权法》立法的启动和制定并出台，使“物权”的称谓为众多的老百姓耳熟能详，物权的观念也日渐深入人心，物权法定原则也最终为《物权法》所确认。但是，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虽然大多数的学者赞成在物权法中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仍然有颇多争议，各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所设计的物权法定原则也颇有不同。 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终于出台了。 在《物权法.》中对物权法定原则也作出了明文规定。其第5 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我们姑且不论这一原则规定得如何，其历史意义在于物权法定原则终于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得以确立了。 （二）我国物权法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基础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近现代物权法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各国物权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物权法定原则伴随时代的发展，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僵化性，但各国立法和民事理论并没有全盘否定物权法定原则，而是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正，弥补其缺陷，以使其顺应社会发展变迁对法律提出的新要求。物权法定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设定物权类型和物权内容，而不能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任意创设法定物权之外的物权类型。在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才能依据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结合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架构筑符合本国国情的物权法体系。如果否定物权法定原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整个物权法体系。当然，鉴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僵化特性，考虑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物权类型和内容不断涌现，旧的物权类型和内容也可能不断消亡，而法律是不可能朝令夕改的。因此，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同时，必须配以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原理的构建，应当保留有一定的灵活空间，为将来新出现的物权种类打开大门。综上所述，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还是有必要坚持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就抹杀了它的巨大的历史功绩。我国《物权法》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肯定《物权法》规定物权法定原则的积极意义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客观地评判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而不能只唱高调，无视其规定的欠缺。这无异于盲目自大，而且无助于立法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缓解、弱化等手段克服物权法定原则的不足与缺陷，使新的物权或物权的某些新内容也能纳入到既有物权体系之内，则物权法定原则在新的时期一定能够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陆』 民商法的法条解释题做法
1·立法宗旨 物权法定
2·背后法理 你根据物权法定引申开来
3·实践意义 再相对混乱的无权状况中，以条文的形势确定物权的稳定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柒』 论：“物权法”对物业管理的影响！
物权法 物业法的提出对建筑业的影响:
一、物权法规定了建筑物的区分所有权以及建筑区划内道路以及相关场地、场地、场所的权利归属以及确定原则
1、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由此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建筑物的权属以及区分所有权的基本内涵。
2、建筑物以外相关场所、设施的共有权以及规划车位、车库权属确定规则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这样，原则上确定了建筑区划内除个人专有以及国家所有的权利以外原则上归业主共有。
但是，物权法对规划的车库、车位没有直接规定所有权，只是规定了归属原则和规则：“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物权法明确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
上述制度的规定，一定会带来物业管理制度的一些变革。根据物权法七十条的规定，区分所有权的边界是独栋的建筑物。物权法使用了“建筑区划”这样一个新概念，尽管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详细解释，但是这种表述完全不同于《物业管理条例》所使用的“物业管理区域”概念，更没有使用“规划区区分所有”等概念。如此理解，将来的业主大会制度有可能是按照独栋的建筑物来设立；如果按照物权法文意理解，建筑物按照区分所有制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于建筑区划内建筑物以外的共有场地、场所、设施按照共有的制度形式权利和履行义务。当然，如何具体实施，还需要具体的法律解释来规范。
二、确定业主共同决定权方便了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
《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涉及建筑物以及附属设施的管理与使用的重大事项由由业主共同决定。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以及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决定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其它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共同决定是一种共同行为，该行为区别于单方行为（如遗嘱）和协议行为（如合同）。共同决定指两个以上行为主体平行做出意思表示，而做出一致的意思表示达到一定比例时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共同决定可以通过协商、征询意见、会议表决等形式形成。业主如何行使共同决定权《物权法》没有做出限制性规定，《物权法》只是用选择性规范规定了“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同时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的义务。
物权法共同决定权的设立，方便了业主对共同管理权的行使，将有利于保护业主权利，与此同时，物业管理企业的经营稳定性遭到了巨大的挑战。
三、物权法赋予业主的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
《物权法》第八十一条明确规定“ 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 这样，物权法就赋予了业主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确定了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即业主可以选择自己管理、选择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或者选择其他方式的管理。相应地,
因为物业管理方式选择权的确定，以往司法实践中的“事实服务”“无因管理”等法律关系的认定将不再有合理性，在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纠纷中解决中，物业管理企业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四、物权法规定了业主对物业管理人的选择权
物权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根据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并接受业主的监督。”“ 对建设单位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业主有权依法更换。” 这样，物权法明确规定了业主对物业管理人的选择权以及相关的更换权即解聘权。根据《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业主选择物业管理方式以及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和解聘物业管理企业不再受他人干预。
随着物权法实施，业主更换物业管理企业可能会形成一个高潮，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早有准备，更重要的是改善服务，赢得业主的信任。
五、业主违反法律以及管理规约的救济权归业主、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物权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该条规定，确认了如果业主违反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受侵害的业主有权通过诉讼期需求司法救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物权法的规定，排除了物业管理企业对于侵权业主的诉权。这样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物业管理企业的责任，但与此同时物业管理企业的大量管理工作必须依靠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支持，否则物业管理企业的工作难以进行。因此，物业管理企业应当积极支持小区成立业主大会并与业主委员会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使经营活动保持正常进行。
物权法的基本作用就是定分止争，通过确定物的权属，减少因权属不清引起的纷争。现在，物业管理纠纷纷繁复杂，但其根源就在于权属不清，物权法的颁布，对物业管理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物权法确定了建筑物以及建筑区划内相关场所、设施和物业管理用房的权属，同时规定了业主的权利以及行使权利的方式，为物业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法律基础。
物权法确定了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这样可能会带来物业管理制度的重构。物业管理的权利边界进一步清晰，物业管理的利益格局将发生改变，物业管理企业对此应当给与足够的重视。物业管理企业应当调整企业战略和服务思路，通过改善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赢得业主的信任。
『捌』 物权和债权区别的意义
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具体意义在于:
(一)明确物权作为支配权的属性
物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所谓支配权就是指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与其对应的是请求权，是指权利人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罗马法学家很早就开始从对人权和对物权的区分中来观察这两种权利。而潘德克吞学派利用支配权和请求权来概括这两种权利，按照萨维尼的看法，物权之所以区别于债权在于其以物为客体，在于其“以占有或者对物的事实支配为其材料”。温德萨伊德也认为，对物权应该是物上的权利(einRechtanderSache)，并且应该以物为客体。[8]物权作为支配权，是与作为请求权的债权相区别的，支配权与请求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权利，它们在权利的内容、取得方法、行使方式以及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重大的区，应当在法律上对二者进行区分。具体而言:
(二)明确物权具有对世效力和优先效力
区分物权和债权，首先要明确物权具有对世效力。这就是说，物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任何人侵害或妨害物权人的权利的，物权人都可以对其主张权利。而债权是一种对人权，权利人只能对特定的义务人行使权利，而不能对其他人主张权利。债权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正是因为这一原理，债权也被称为相对权。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
其一，在权利的行使方式上二者是不一样的。就对世权而言，权利人可以对抗一切人，任何人都负有不得妨害侵害的义务。而对人权的权利人只能对抗特定的义务人，权利人只能针对特定的义务人行使权利，而不能针对权利人之外的第三人，第三人也不负有这种义务。
其二，由于物权是对世权，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所以这种权利的设定原则上应当采取公示的方法为第三人所知晓。而债权则不需要采取任何公示方法，债权人也没有义务让第三人知道自己是否享有债权以及其内容为何。
其三，二者在权利的保护方法上存在重大差异。由于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因而其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任何人侵害物权或者妨害物权人行使权利，权利人都可以通过提起侵权行为之诉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但债权作为对人权，原则上不受侵权法的保护。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当然，在现代侵权法中，债权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如第三人恶意侵害债权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侵权法对债权的保护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利益加以保护的，即合同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只能对特定的债务人产生效力，对第三人而言，它不是一种“权利”，而只不过是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已。可见，第三人侵害债权之所以能够受侵权法的调整，实际上是将债权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不是权利来加以保护的。
(三)明确物权客体的特定性
物权作为一种支配权，必须以特定的物作为其支配的客体。这就要求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必须是独立的、特定的，如果某物尚未形成为特定的物，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支配对象的。例如，期房在建造过程中还不能形成为特定的物，所以不能成为房屋所有权的客体。但是债权作为一种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它以行为为其客体，但给付行为本身也可能涉及到一定的标的物的给付。例如买卖期房，要以一定的期房作为标的物。可见，期房因为还没有特定化，所以不能作为物权的客体，但它可以成为债权的标的物。
明确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其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明确物权可被支配的范围。例如，海水本身难以被支配，所以它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对海洋利用技术的提高，海域是可以被确定支配范围的，所以海域使用权可以成为一种物权。一定的空间，如果能够成为被支配的对象，也可以在其上成立物权。另一方面，通过明确物权的客体，有助于理解一些物权法中新的客体。如果某物在交易中具有特定的交换价值，也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例如，虽然集合物中的各个物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集合物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交易领域时，一般都可以被所有人分别支配。比如，企业中的财产如其土地、房屋可以分别作为物权的客体被支配，此时没有必要将集合物作为整个所有权的客体来对待。但是当集合物进入到交换领域后，集合物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某种交换价值，并可以与其他物相区别，这样它就可以作为物权客体。比如将企业的财产整体上作为担保物设定抵押，或者将企业的财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出售。还要看到，物权的客体是既存和确定的某一有体物，而债权可以成立于某一未定和将来的法律关系之上。譬如，当事人之间可以就未来的借款达成协议，也可以附条件的合同，待条件成就而使合同关系实际发生效力。但是物权则不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四)明确物权的法定性和公示性
区分物权和债权，有助于明确物权的法定性和公示性。所谓物权法定，就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以及公示方法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能由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也不能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的种类以及确定物权的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物权法定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由于物权法是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反映社会的基本所有制关系，维护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物权必须要法定。另一方面，由于物权法定规定的物权类型就是对登记的指引与规范。依据物权法定原则所设定的物权公示制度，有利于防止欺诈，维护交易安全。还要看到，物权法定有利于节省谈判成本。因为法律规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当事人在创设物权时就不需要在谈判协商创设某一种物权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以及有关物权的内容应该如何确定。物权法定其实就是要形成一种物权创设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这就是说，在物权法定的模式下，法律所规定的物权类型和内容，是法律设计的最优化的财产权标准(optimalstandardization)，按照这种标准化来创设物权就可以节省谈判成本。]物权被法定之后，当事人在谈判中只需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内容以及类型进行协商，而不必就某一类物权具有什么样的内容、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创设物权以及该物权具有哪些效力等问题大伤脑筋，这样就减少了当事人谈判的成本。而且物权法定也有利于减少当事人因为设定不符合法律要求的物权及其内容，最终不被法律承认而不得不承担的挫折成本(frustrationcost)。而对于合同债权，法律没有法定的要求。在合同领域实行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完全可以依法自由设定法定类型之外的无名合同。只要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法律上就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五)明确物权的长期性
区分物权和债权，可以明确物权的长期性特点。相对债权来说，物权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财产权。所有权是一种无期限限制的物权，他物权较之于债权一般也都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而债权是相对短暂的权利，物权与债权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财产结合关系。一般而言，物权对应着较为稳定、牢固的财产结合关系，而债权则对应着较为松散的财产结合关系。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
其一，它直接表明了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确认某些财产权为物权，使其成为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利，使有恒产者有恒心，以此来鼓励人们创造财富。
其二，这种区分在物权法上也会直接影响到现行法中法律规则的设计。以典权与租赁权为例，通说认为，典权是一种支配权，在旧中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承认典权是物权，而租赁权是一种请求权。而如果租赁权成为物权，就会在性质上发生变化。比如说《合同法》第221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为什么在承租期间内必须要出租人维修，而不应当由承租人维修呢?因为这毕竟是合同债权，而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权利。如果某人租赁他人的房屋，时间也不长，他还要负担维修的费用等，这样成本过高，而且，一旦租赁合同终止，他要返还租赁物，维修房屋时的材料无法取回，甚至支付的费用都很难补偿。但如果是一个典权，情况就不同了。承典人对于承典的房屋享有广泛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同时，也相应地要负担维修的义务。另外，根据《合同法》第223条的规定，承租人不得随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在租赁物上增设他物。如果承租人违反了这种不作为义务，出租人有权要求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就意味着尽管承租人可以占有租赁物，但毕竟租赁关系是一种松散的财产结合关系，对租赁物状态的改变，必须要尊重出租人的意志。典权关系就并非如此，典权人对典物的改善或者在典物上增设他物，通常并不需要他人的同意。此外，物权和债权在时效的使用上也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上述物权和债权区别的影响。
其三，由于物权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利，因此，相对债权而言，物权通常可以自由转让，尤其是物权的转让不必要受到合同另一方的限制。债权的转让是受到限制的，尤其是受到合同相对方的限制。例如，租赁权本质上是一种债权，所以，转租必须要取得出租人的同意。按照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出租人只有将租赁物交给承租人使用，而没有将其交给其他人使用的意思。所以，承租人没有取得出租人的同意而转租，承租人将构成违约。但是，对于用益物权而言，通常是可以自由转让的。既然是一种物权，法律上不仅承认它是长期稳定的财产权，而且承认它可以自由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