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土地行政诉讼中《答辩状》制作程序是怎样的
“签辩状”是被告人或被上诉人针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或上诉的请求或理由进行回答和辩解的文书。这是一种辩驳性的文体。它的目的就在于使对方败诉,让法院接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被告人或被上诉人通过答辩状,可以对原告人或上诉人提出的起诉或上诉理由和根据以及请求事项,进行有的放矢的答复和辩解。于答辩之中阐明自己的理由和要求,并可提出事实和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人或被上诉人在进行辩驳时,必须重视客观事实,提出证据,依据法律。不能空发议论,强词夺理。必须抓住双方争执的关键性问题,不可漫无边际,不得要领,也不能回避要害。必须注意针对起诉状或上诉状中无理的或违背事实的主要问题有理有据地驳斥。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避免生硬、武断,否则,就达不到分清是非的目的。这对于人民法院了解诉讼双方的意见、要求和主张,查清案件事实真相,全面分析案情,正确判断是非,恰当地行使审判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土地违法案件的被告或被上诉人参加诉讼时,所使用的答辩状的内容和制作程序是:
(1)首部。要求写明下列事项:
①标题。一般写“答辩状”,也可以写作“行政答辩状”。
②答辩人的基本情况。写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全称、机关所在地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被答辩人的情况不用另写,可在“答辩事由”中指明起诉人或上诉人是谁,起诉或上诉的案由是什么。
③写明答辩事由。可以这样行文:“答辩人于×年×月×日收到××人民法院交来原告人(或上诉人),因××一案的起诉状(或上诉状),现答辩如下”。
(2)答辩理由。答辩状的内容(即答辩理由)没有统一的规定,要根据原告人的起诉状或上诉人的上诉状的内容来确定。除被告人或被上诉人愿意承认原告人或上诉人的上诉状的诉讼请求外,答辩状的理由部分一定要针对原告人在起诉中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或针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并可提出相反的事实、证据和理由,证明自己的理由和观点是正确的,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是合理的。
(3)结尾。写完答辩理由后,要写明“此致×××人民法院”。由答辩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法定代表人在右下方签名盖章。注明年、月、日。如系律师代书,可注明×××法律顾问处×××律师代书。
⑵ 土地使用证的发证机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市辖区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统一登记。
可见,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才需要给使用权人发给土地使用证,发证机关为县级或者市级土地管理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使用权。其中,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的登记发证,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登记发证办法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制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一条,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使用证的变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依法改变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因依法转让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附着物导致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必须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变更登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依法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持批准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变更登记申请,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进行变更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

⑶ 行政答辩状的行政答辩状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后,应当在立内案之日起容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给原告。
需要进行答辩的,可能是作为第一审被告或第二审被上诉人的行政机关,也可能是作为第二审被上诉人的不服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
《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规范性的文件。”因而当被诉行政机关进行答辩时,不仅要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反驳,还必须提供自己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就会导致败诉的后果。当作为第二审被上诉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进行答辩时,应当对上诉人上诉的请求和事实与理由进行答复、辩解和反驳。
提出答辩状是诉讼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诉讼义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在答辩期限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⑷ 行政答辩状的行政答辩状制作依据
本文书样式供在行政诉讼活动中,被告或被上诉人针对原告或上诉人的起诉状或上诉状的内回容,进行回答答和辩解时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行政诉讼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⑸ 原告受到行政答辩状,原告应该写什么文件答辩
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答辩权。作为原告收到被告的行政答辩状,就不用再写什内么材料了。等庭行容政审判庭开庭吧。如果说原告一定写一份什么材料,建议还是研究一下,被告答辩状中答辩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同性,合理性,以便在开庭审理中在法庭进行辩论。
⑹ 颁发土地证是行政登记还是行政确认
【案情】第三人广西浦北县某机关单位向该县某供销合作社购得土地一幅(争议地),并申领了被告浦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某村民小组提供1953年、1962年、1981年的土地房产证、山权证等书证,认为争议地是原告集体所有的土地,要求被告对争议地进行调处。被告以第三人已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无证据证明该证有误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原告经复议维持后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一审认为,争议地已经依法确定权属,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权属确有错误,被告对原告申请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判决维持不予受理决定;
二审认为,第三人虽然取得了争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但颁发土地证属行政登记行为,不等同于行政确认行为。原告所举证据初步证实与争议地具有关联性,且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予受理。判决撤销原判及不予受理的决定,并责令被告受理原告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
【评析】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方或双方应向人民政府申请调处,为了维护权属的相对稳定,一般情况下人民政府并非对所有权属纠纷调处申请都予以受理,根据争议土地的权属现状采取不同的受理标准:对经行政确认的权属,只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确有错误才予以受理,否则不予受理;对未经行政确认的,直接受理。广西即是采取上述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的条件之一为:争议地未经依法确定权属,或者虽经依法确定权属,但有证据证明已经确定的权属确有错误的。
本案的争议地虽然申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但根据相关行政法的规定,土地权属登记发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登记行为,并非行政确认行为,争议地权属未经依法确定权属,被告对原告的调处申请应予受理。一审将颁证行为(行政登记)错误地认为是行政确认,因此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作者单位:广西浦北县人民法院)
⑺ 行政诉讼中被告的答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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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答辩状
答辩人:苏州市建设局 住所地:苏州市锦帆路239号
法定代表人:游膺 职务:局长
为陶士君、包志勤不服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金行初字第0010号行政判决书提起上诉一案,答辩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现作以下答辩:
1、省发改委对《苏州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初步设计》作出的批复,根据有关规定属于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其理由是:
其一,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模式,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国务院于2004年7月16日颁发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建设项目的审批制度从原来单一的政府审批制改变为政府审批制、核准制和备案制三种形式。并且对属于政府审批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无论在程序上和内容上都进一步简化。属政府审批的建设项目,根据项目内容的不同只是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是在此基础上需要的项目初步设计进行审批。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对初步设计的批复也是建设项目批准形式之一。
其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7]64号)中对各类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必须符合的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了开工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完成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已经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需审批初步设计及概算的已经批准初步设计及概算”。该规定也是对建设项目是否已完成政府审批手续的具体认定。因此地初步设计的批复按照上述文件的规定应当属于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上诉人引自国家计委 [1983]116号文件以及教科书的内容对本案所涉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的形式提出质疑,并推定省发改委对《苏州市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作出的批复不是法定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属引证不当。
2、 苏地拨复[2008] 第16号文件系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的具体形式。其理由是:
(1)苏地拨复[2008] 第16号文件系苏州市国土主管部门报请市政府批准后向本案第三人下达的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文件,该文件系国土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是答辩人核发拆迁许可证的依据之一。
(2)苏地拨复[2008] 第16号文件也是国土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划拨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的》的有效依据。这在《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上均已载明,足以证明。
因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苏地拨复 [2008] 第16号文件不是法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的观点不能成立。
3、本案第三人提交的《拆迁计划和方案》符合拆迁条例规定的内容。
(1)根据《拆迁计划和方案》中载明的安置房源情况可以认定:本次拆迁项目所配置的房源是定销商品房和由本案第三人订购的、苏州利景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广济南路8号地块商品房(期房),并有相应的证明材料所证明,不存在凭空之说。并且,近阶段的拆迁实践也可证明上述房源是客观存在的。
(2)安置房源落实和支付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核发拆迁许可证时答辩人所要审查的是安置房源是否落实。至于安置房源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这是安置房的建设单位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假如安置房交付时不能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的,除了建设单位要承担法定责任外,对产权交换的安置房本案第三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3)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的内容是针对拆迁人用安置房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时所作出的具体要求,而不是答辩人核发拆迁许可证时审查的依据。
因此,上诉人诉称《拆迁计划和方案》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客观依据。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以上答辩意见恳请二审法院予以采纳。
此致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苏州市建设局(盖章)
2009年3月1日
⑻ 行政答辩状能作为其他案件的证据吗
不能,自说自话,但判决书可以
⑼ 已经登记发证的土地的权属争议应如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以下简称“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该条文规定了目前土地权属争议的“当事人协商——政府处理——法院裁决”的“三步走”处理模式;这一模式体现了当事人私权自由处分原则和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屏障的法治理念的结合,是非常正确的。但可能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条规定制定并不完善,比如它忽略了土地权属(包括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下同)争议的多样性。是不是所有的土地权属争议都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解决,或者说这一途径就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呢?笔者认为不尽然。土地权属争议的形式具有的多样性,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表现形式;根据争议发生时是否政府已经进行登记发证这个标准,可将土地权属争议分为未经政府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争议和已经由政府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争议。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土地的日常使用中产生争议,争议产生时政府尚未介入;后者是指争议发生时,政府已经根据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面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了登记发证,这两种争议在审判实践中都会遇见。对于前一种争议按照“十六条”规定的“三步走”的处理模式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十六条”所指的争议其实就是政府尚未介入处理的土地权属争议,因为后面一种争议即政府已经登记发证后产生的争议根据“十六条”规定的模式根本没办法解决。
这里面有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政府已经登记发证的土地还会有权属争议呢?原因有:一、政府登记发证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对土地权属归属再认识和确认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就必然会存在认识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时候,简单的说就是政府登记发证也会有错的时候,尽管这个概率非常的低;二、就是政府在发证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并没有尽到全部应尽的告之或公示义务,与土地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一定全部都知道登记发证这个事,等到他们知道这个事了证已经发出去了,那么法律必然要给这些没来得及提出异议的人一个救济的机会和途径。笔者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某一当事人的父母在解放前购买了两块地,一块用来建房,另一块用作种菜。这两块地解放后都取得了省人民政府颁给土地契纸。用来建房的那块地由于现在房屋还在,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用来种菜的那块地,这块地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某一单位用来建造食堂,具体细节现在已无法查证,反正这个单位从那以后一直使用该地块。2000年这个单位向政府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在申请的时候连这一块地也一同申请登记;根据政府所绘的宗地图,这一块地已确实是划到了单位用地范围。但是由于政府进行土地登记发证过程中在地籍调查环节和公示环节存在一些瑕疵,当事人并不知道这块地已经登记发证了。直到2008年他们去申请办理这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才得知这块早已“名花有主”了,由此就产生了争议。
先来看未经政府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争议和已经由政府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争议两者的联系和区别。首先是联系:
一、两者争议的目标和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本质上都是土地权属之争。
二、两者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三、两者都有可能进入司法解决程序,最终由法院进行裁决。
区别在于:一、协商解决的参与人不同。前者可由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当面协商即可;后者由于政府已经介入且颁发了权属证书,如果要协商,需要政府参与才有意义。二、政府处理程序不同。前者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确权程序解决;后者由于政府已经进行了登记发证,要通过行政确权程序解决的话,政府必须先对其登记发证行为作出评判,然后确定是否需要进入行政确权程序。三、进入司法程序的前提不同。前者要求先经过政府处理,不服政府处理决定的必须经过复议,才可以进入司法程序;后者可直接针对政府的登记发证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对于这种情况法院也不能直接受理,应驳回原告起诉交由政府先行处理。这个后面再讨论);四、司法解决的对象不同,前者法院审理的对象是政府的处理决定;后者法院审理的对象是政府土地登记发证的具体行政行为。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已经由政府登记发证的土地权属争议,协商的参与人增加了政府这一角色;并且又多出了政府已就争议土地根据一方当事人单方面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了登记发证这一环节,单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已经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在已发出去的权属证书被撤销之前,人民政府也不可能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直接进行确权处理。所以,这种争议根据“十六条”规定的模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根据以上的对比笔者认为,对于这种争议其合理的解决方式应是:先由争议双方和政府进行三方协商;经协商,如果确认政府的登记发证行为有误的,政府应撤销其登记发证行为,让土地恢复到未经处理时的状态,然后当事人可以根据“十六条”进行处理(如果不先撤销其登记发证行为而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将有可能出现两个完全相反或者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政府认为其登记发证行为无误不予撤销的,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起诉应是针对政府的登记发证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是不可以直接要求法院处理土地的权属问题的。
那么,对于这个起诉法院应如何处理呢?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绕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理,以土地权属尚未经政府处理为由直接驳回起诉,由政府先就土地权属问题进行确权,然后再由政府根据其确权结论决定是否变更土地登记发证行为;另一种是直接审理政府的土地登记发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经审理发现政府的土地登记发证确实有误的,则应撤销该行政行为;撤销之后,土地就恢复到未处理时状态,当事人可以根据“十六条”进行处理;如果审理后发现,申请登记人有合法的权属来源证明,政府审查正确无误,且程序合法,则应维持政府的登记发证行为。已经发出的土地权属证书可以作为土地权证明,土地争议到此为止(上诉、申诉除外)。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是:当事人起诉针对的是政府的土地登记发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法院必须而且只能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绕开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第一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是可以减于当事人讼累以及节约诉讼成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其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案件经过法院审理,裁决结果是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话还好说,如果是撤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还得回到政府重新处理。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在没有减少在政府这一头奔波的同时,还要搭上在法院审理这一头讼累,要是一开始就由政府处理不就不用受这么多累了吗?问题是一旦这样做的话,弊远远大于利:一、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行政诉讼模式的颠覆。法院如果对法律规定属于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作处理,就直接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允许这样做,接下来是不是就要修改《行政诉讼法》了呢?二、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事后监督,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时之所以要尽可能的搜集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跟具体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后还有可能要面对法院的裁决不无关系;如果法院在具体行政行为被诉到法院之后,又驳回原告起诉将具体行政行为交回行政机关处理,法律原先设计的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事后监督的功能就形同虚设;三、不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土地争议案件被法院驳回后又回到政府手里,政府以其原先的登记发证行为是正确的为由拒不再进行二次处理,那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是允许当事人起诉政府不作为呢?还是允许当事人对法院原先驳回其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再次起诉?所以说,第一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却是弊大于利,是行不通的。
综上所述,对于土地权属争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处理模式并不完善。它忽略了土地权属争议的多样性以及对已经登记发证的土地的权属争议处理方式的特殊性。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在该条文下面补充一款,即:“对已经登记发证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双当事人和登记发证的人民政府协商解决;经协商确定政府的登记发证行为错误的,由政府撤销其登记发证行为,然后当事人可以根据本条以上款进行处理;政府认为其登记发证行为无误不予撤销的,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的土地登记发证确实错误的,应判决撤销该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本条以上款进行处理;经审理认为政府土地登记发证行为合法的,则应维持政府的登记发证行为,已颁发的土地权属证书可以作为土地权属证明,当事人不得再以同一事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样就弥补了《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不足,更好的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土地权属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