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时间性和专有性
从地域性上来说，抄如果专利袭技术中的5项美国专利只是在美国申请，那在中国不享受专利保护，地域局限性大；
从时间上来说，专利技术发明20年有效，实用新型10年有效，接近有效期的专利潜力不大；
专有性来说，如果对方是将产品卖给你，那产品本身的专利权一次用尽，你在中国境内销售产品不侵犯专利权，不需要再次支付专利使用费用。
⑵ 知识产权专业怎么样
1．具备知抄识产权专业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同时兼具普通法学各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知识产权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具备法学一般分析方法和技术；
3．了解知识产权发展的前沿和知识产权发展的趋势；
4．熟悉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相关政策体系及普通法律体系和政策；
5．运用知识产权知识解决和处理知识产权代诉讼和管理问题的能力；
6．掌握专利和商标检索、资料查询的技能和方法，同时具有一般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尽快解决文献检索和查询的问题
⑶ 《知识产权法》专利权与著作权有哪些主要区别
知识产权法律，如著作权缉厂光断叱登癸券含猾法、专利法、商标法。
2．知识产权行政法规。其主要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
3．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知识产权法
4．知识产权行政规章，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
5．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此外还有国际条约与公约，中国在制订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加入了十多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其中，世界贸易组织中的TRIPS协定被认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国际公约，对中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
⑷ 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局限性
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局限性，著作权保护期限是指著作权受法律保护的时间界限。在著作权的期限内，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期限届满，著作权丧失，作品进入公有领域。这也是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这一法律特征的体现。那么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局限性是怎样的？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局限性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局限性是怎样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第十五条规则，除开发者的身份权外，其他各项权力的保护时长为二十五年，截止于软件初次公开后第二十五年的最后一天。保护期满前软件能够向软件办理机关请求续期二十五年，但保护期最长不超越五十年。在软件著作权保护期内，符合法令规则的活动、运用答应活动和转让活动的发生，均不改动该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保护期满后除原作者的著名权，该软件的其他各项权力停止。但发生下列状况之一的，软件的各项权力在维护期之前进入公有范畴：具有该软件著作权的单位停止而无合法承继者；具有该软件著作权的公民逝世而无合法承继者。根据著作权法idea(思维)/expression(表达)两分法的基本理论，新修订的法令第六条规则，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涉及开发时所用的思维、操作方法或许数字概念等。对此规则的理解，应当不仅是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等软件源文件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法令保护内，而且构成该等计算机程序和文档的逻辑结构、表述方法等能够固定化的内容也应当在法令保护内，只是把全部功劳归于智力活动，以及没有外在表述的智力活动的成果(思维)排除在保护之外。
⑸ 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法律性质 效力 保护方法上的异同
1.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而所有权一般具有具体的内容
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的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它的无形性，它不能用其自身的物理参数被定义或识别。它必须以某些可辨别的方法去保护。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无形性，当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人对其财产行使权利时会受一定的限制。例如，如果我买了一本教授写的书，在未注明出处时我不能使用书中的信息作为我的研究文章的内容。就所有权来说，当我买了一本书，我的权利对象就是这本书。
2.知识产权系原始取得，而所有权可以基于多种方式取得
所有权的原始取得主要包括生产、孳息、优先占有。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资格条件，不需要政府许可（除了某些特殊的不动产）。根据中国《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是以真实的创作为基础，依靠申请和政府的许可而取得。然而，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都需要政府的授权，例如版权、商业机密。对于版权，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相反，独家使用和控制并不需要过多的申请。但如果作者向政府登记了他的作品，他能获得更多的法律保护。所有权的取得有的直接受让就可以取得，有的则需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登记。
3．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性质，所有权只具有财产权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的章节中，前两章规定了财产权利，第四章规定了人身权，第三章规定了知识产权，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体。这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人身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是人类脑力劳动创造出来的。同时，知识产权也具有财产权利的特点，因为这个知识产品有很高的价值 。此外，知识产权也可以像其他财产权利一样进行交易。但所有权一般只针对财产，不具有人身权性质。
4．知识产权有期限限制，所有权一般无期限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财产所有权不受时间的影响，其权利期限与财产物品存在的期限一样长。但是对于知识产权,为了促进全世界的技术进步,每个国家都规定知识产权有一个有效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产权将不再有效，到那时所有的信息将会被每个人共享。更深一步讲，法律的作用是要避免知识产权变为一种经济垄断的工具。
5．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所有权不受地域限制
由于政府授权的地域性，大多数知识产权的保护仍局限在国家的地域范围内，这阻碍了世界范围知识产权合作保护的发展。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一些知识产权协定，但地域性由于其批准方法和保护方法仍由各国法律所规定而并未因此有太多的改变。而所有权则不然，你自己所有的一本书，你带到任何一个国家仍然享有所有权，所有的国家都会保护这种权利。
⑹ 知识产权
简介
英文为“ property”，其原意均为“知识（财产)所有权”或者“智慧（财产）所有权”，也称为智力成果权。在中国台湾，则称之为智慧财产权。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有学者考证，该词最早于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后为比利时著名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皮卡第将之定义为“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
概念
知识产权是指对智力劳动成果依法所享有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它与房屋、汽车等有形财产一样，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有些重大专利、驰名商标或作品的价值也远远高于房屋、汽车等有形财产。
由来
有学者考证，该词最早于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后为比利时著名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皮卡第将之定义为“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
类型
知识产权是智力劳动产生的成果所有权,它是依照各国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以及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它有两类:一类是版权，另一类是工业产权。 版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文学作品享有的署名、发表、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和获得报酬等的权利； 工业产权则是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名称或原产地名称等的独占权利。 按照内容组成, 知识产权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分构成，也称之为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所谓人身权利，是指权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离，是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例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的权利，或对其作品的发表权、修改权等，即为精神权利； 所谓财产权是指智力成果被法律承认以后，权利人可利用这些智力成果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奖励的权利，这种权利也称之为经济权利。它是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
希望采纳
⑺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⑻ 谁知道知识产权有那些特性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以及经营标识和工商业业绩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关于其特征，学者们有诸多论述，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唯一特性是客体的无形性；有的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客体的非物质性；还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是权利的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是在与有形财产所有权相比较中凸显出来的，本文拟从这两种权利的比较入手，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客体的无形性
客体的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的最本质特征，是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的根本区别所在，下述知识产权的特征――相对垄断性、法律效力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和权利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说皆根源于此。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它通常是创造性智力劳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处于“专有领域”，它能够使专有权人获得某种合法的市场垄断权，并凭借这种权利获取经济利益和阻止他人与自己展开竞争。当代西方学者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与知识财产。他们认为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之所以称为“知识”财产，在于该项财产与各种信息有关。人们将这些信息与有形载体相结合，并同时在不同地方进行大量复制，知识财产并不包含在上述复制中，而是体现在复制品所反映出的信息之中。有学者甚至提出“把知识产权看作信息权可能会更好，随着社会的发展，主张权利分为三类正日渐必要：物权、债权和信息权”。
缘何认为知识产品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从知识产权的各类客体来具体分析。专利权的客体是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无论是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方案”还是“新设计”，向公众传达的都是一种信息，社会公众可依据这些信息来实施专利。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作者意欲通过作品向人们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和情感。日本著作权法将作品定义为“文学、科学、艺术或音乐领域内，思想或情感创造性表达的产物”；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给“作品”下的定义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可见，作品的实质依然是信息。商标作为商标权的客体，是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它向社会公众传递诸如商品的制造者、产地、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等方面的信息，消费者往往凭借商标做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生产者则依靠商标将自己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分开来。数据库，尤其是电子数据库则更可说是信息的集大成者，美国1999年10月的H.R.354法案将数据库定义为“信息集合体”，即“被收集和组织起来，从分散变为集中在某个供人们访问的处所或来源的信息，上述信息包括事实、数据、版权作品或任何其他能被系统地收集和组织的无形材料”。至于商业秘密就更可以说是一种信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3款明确将商业秘密定义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作为知识产品本质的信息，其根本特征是无形性，“它并不是以诸如土地、空气、野生动物的形式存在……这种财产，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创造”，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物权客体有体物。日本学者纹谷畅男将知识产权的客体定义为“无形的发明、创造、思想的表达或顾客吸引力这类非有体物以及智力活动成果”。正是由于这种无形性，使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二者在客体上存在显著区别：
其一，有形财产权的客体与载体是相统一的，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载体是相分离的，知识产品必须通过一定的、有形的物质载体才能得以体现，且这种物质载体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将一部作品固定在胶片上以电影形式放映，也可将其写入书本中以文字形式出版。“从传统的文字、音乐、照片、广播、电影等著作物的商业交易中，可以发现其交易的对象并非著作物本身……著作物虽然在形式上以书籍、唱盘、胶片等有体物为化身进行交易，实际上是从价值的观点来看处于主体地位的著作物内涵的交易，在法律上利用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有体物的交易形态。”那么，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有形载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有学者引入了“抽象物”这一概念来描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物是构成有形物的同一性所必需的核心结构，这种核心结构成为观察者们在两个特定的有形物之间进行同一性判断的基础；法律人士们利用这种核心结构来决定完全不可比较的有形物之间是否相同或相似，亦或彼此类似。”
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所赖以依附的有形载体可以被复制和仿造，知识产权人只对若干有形载体中所反映出的同一信息享有专有权；然而对于有形财产权的客体而言，即使出现了完全一样的两个有形物体，该两物之上存在的亦是两个独立的物权。
其三，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同一知识产品可以被若干多个主体同时使用，且这种使用不会像有体物那样发生有形损耗，也不会由于实物形态消费而导致其本身的灭失，“信息对某个人的供给并不会减少另一个人可获得的信息供给量，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信息在消费量方面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知识产品的存在仅会因期间产生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别。
二、相对垄断性
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与有形财产权人对客观物的自然占有不同，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占有是一种人为的法定垄断权。
（一）知识产权垄断性的经济学分析
在知识产品上界定产权源于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理论。经济学家依据物品的消费和使用状态即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将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与俱乐部物品（该类物品不属本文探讨的范畴）。私人物品是指在消费或使用上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只能由某一特定主体使用；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或使用上不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公共物品的自然属性或技术属性意味着要排他的费用是高昂的。知识产品的无形性、易逝性特征和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决定了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
私人物品的产权为私人所有，公共物品的产权为公共所有，原本作为公共物品的一部分知识信息因何成为了私人产权的客体呢？首先，“信息一旦被用某种方法加以界定（指用电子或非电子手段对信息进行加工，使其成为能够被感知的信息的存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趣闻被收集起来编辑成书籍，不受限制的信息便作为著作物获得了财产价值；如果是企业的客户名册或者是研究开发的数据信息，作为营业秘密，则不仅具有实际价值，而且具有法律价值”。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和稀缺性使其成为一种财产被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成为知识产权法中可通过契约进行交易的对象。
其次，在知识产品上界定产权更重要的是源于其公共性所带来的严重的外部效应和“搭便车”行为（即不支付任何成本而从他人或社会获得利益的行为）。就精神领域而言，知识产品一旦公开，信息生产者就很难对付不付费的“揩油者”，后者对信息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享受利益但不向其支付费用，结果信息生产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足够的收益，以补偿他们投入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私人收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知识存量的发展和知识产品绝对数量的增长动力不足。政府采取了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产品界定为私有的形式，使得生产者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应并得到成本补偿，刺激私人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由此可看出，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将自己的作品、发明创造等公之于众，使公众得到其中的专门知识，而公众则承认作者、发明创造者在一定时期内有独占使用、制造其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利。知识产品是公开的（公共产品属性），而知识产权是垄断的（私人产权属性）。
（二）与有形财产权相比，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是相对的
第一，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所有权在权利人对其客体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别。有形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为有形物，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可以为所有人实际占有、控制和支配，且某一主体的使用必然排斥另一主体的使用。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与载体是相分离的，权利人是对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品享有权利，但这类无形财产却极易逃出权利人的控制同时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占有――在这里，“占有”表现为对知识产品的知悉和了解。在英美法系中，知识产权被认为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即在诉讼中可以赢得占有而实际并未占有的权利，“通常诉讼上的财产（choseinaction）被认为是不可以实际占有的动产，而是要通过诉讼来重新获得……可实际占有的财产（choseinpossession）是指有形物体，而诉讼上的财产则与无形财产相联系，这种无形财产不可能通过实质占有来主张权利”。正是由于这种占有方式的特殊性和知识产品所具有的信息本质，决定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亦可同时许可多人以多种方式非独占地使用其知识产品。
第二，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所有权在权利的“行使”上存在区别。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与有形载体是可以分离的，权利的许可和转让可以不依托于载体。例如，当某人收到他人的信件时，信件作为有形物归收信人所有，然而存在于信件上的著作权（如发表权、复制权等）仍归写信人专有。相应地，知识产权人向他人许可或转让权力时也无需提供具体的有形载体。而由于有形财产权的行使必须实际占有标的物，因而权利人许可他人使用其财产（如出租、出借）时，必须将该有形物一同转交被许可人，否则被许可人得到的只是“空”权，无法行使。
三、法律效力在时空上的有限性
（一）法律效力在时间上的有限性
有形财产权以有形物的存在为前提，有形物一旦发生灭失，所有人的权利也就随之消亡。而知识信息，具有非损耗性的特征，且任何知识信息都不可能在完全隔断历史联系的情况下产生，因而具有“永续性”的特点。然而为了鼓励知识产品的广泛传播与流通，从而促进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法律硬性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存续期限，知识产权只在这一法定期限内有效，期限届满，权利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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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上看，规定法律效力时间上的有限性是针对这样一个“悖论”：“通过给予思想的生产者以垄断权，该生产者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去发现新的思想，然而垄断者对产品索取高价将阻止该产品的使用。简而言之，这一问题的困惑在于，没有合法的垄断权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法律途径就是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对这一垄断权实行必要的限制。规定知识产权的期限就使得知识产权在法定时间内受到保护，而在规定的期限外则解除保护使这些资源为社会共享。这样知识信息就具有了双重性，既是私人产品又是公共产品：作为私人产品必须保证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尽可能地一致，而作为公共产品，则必须让社会普遍受益，使知识信息最终成为共享资源。
著作权中除发表权以外的人身权是没有期限的。也有学者提出商标权和商业秘密权是无时间性的，对此笔者存有异议。首先来看商标权，法律之所以规定注册商标的续展制度是缘于商标的特殊性质和功能：“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特征，商标的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所标识的商品和服务，在于企业经过长期努力所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如果商标在生产者停止制造该商标所标识的商品之前就已失效，那么生产者将不得不对产品重新命名，他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商誉和对顾客的“吸引力”也必将付之东流，这会给生产者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商标是否“续展”，完全取决于商标所有人的意愿和行为，只要权利人停止续展，权利就归于消灭。从这个意义上看，商标权仍然是有期限的。其次，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是否也不受时间限制呢？其实对商业秘密而言，其时间性取决于秘密的自保能力，一旦权利人将秘密公开或他人依据“反向工程”破解，则商业秘密权也就“寿终正寝”了。
（二）法律效力在空间上的有限性
多数学者把这一特征概括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起源看，原始知识产权是以封建君主授予的特权形式出现的，因而其法律效力只能局限在君主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到了现代，知识产权的这一特征仍然存在，这是由于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因而为各国法律所认可的知识产品的范围和受保护程度也不尽相同，各国在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上也存在差异。例如，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倡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应实施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知识产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际贸易收入，增进私人投资和技术转让，并且鼓励国民的创造性。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更相信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公司的专有权利。法律效力空间上的有限性特征在《巴黎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专利独立性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按照独立性原则的要求，一个成员国批准或驳回一项专利，并不决定其它成员国是否对同一发明的申请案批准专利；同样，一个成员国撤销了一项专利或宣布它无效，也并不影响其他成员国就同一发明已经批准的专利继续有效，且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内容和保护范围均是独立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知识产权在本国领域之外发生域外效力已经成为可能。例如美国的《商标法》是可以在美国领土之外适用的，该法授予人们对任何在商业中不当使用注册商标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里的“商业”被定义为任何国家可以依法进行管理的商业活动，包括国际商业活动。[16]（38）。美国还通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特别301条款，将贸易与知识产权相连，使其行政部门能够通过采取可信的单方面贸易报复的威胁来调整完全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外的行为。另外，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签订也使得知识产权的立法日益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规定了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义务的条约，《专利合作条约》（PCT）中则明确界定了“地区专利”这一概念，即“有权授予在一个以上国家发生效力的专利的国家机关或政府间机关所授予的专利”。
在网络将地球变为一个地球村的同时，现实世界中的各国也在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发生融会和碰撞，除非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能够完全相互协调，否则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各国希望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利用其所提供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使知识产权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恐怕是导致知识产权地域性弱化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但应看到，知识产权法律效力的空间有限性特征仍然存在，即便是“地区专利”也只能在《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范围内才有效；另外，在是否授予专利权的问题上，仍然要结合各国的国内法来加以判定，各国在程序上仍保持司法独立。同样，被人们认为代表了知识产权保护较高标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只是一个地区性协定，不能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
四、权利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
对有形财产所有权而言，有形物是处于权利人的实际控制和支配之下，所有人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对所有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得排斥非所有人对其所有物进行不法侵占、妨害和毁损，因而可以说，有形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保护范围是确定的。相比之下，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就要困难得多，以下分别从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来分析这种不确定性。
首先，对发明和实用新型，各国法律都承认权利要求书是界定其权利范围的法律文件。我国专利法第56条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欧洲专利公约》第69条规定：“欧洲专利和欧洲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决定于其权利要求的内容，说明书及附图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然而发明人在申请专利时往往无法准确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侵权行为，很难将权利要求书写得滴水不漏，这就使得如何理解和解释权利要求书的含义成为了确定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范围的关键。各国目前存在两种做法，即“中心限定”和“周边限定”。“周边限定”的方法由于要求严格按权利要求书的字面含义来解释，因而不利于对发明人权益的充分保护；而采用“中心限定”法固然有利于专利权人，但在对权利要求书作扩大解释时就会由于人为因素使权利保护范围的边界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我国对商标实行注册制度，商标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申请人在提起商标注册申请时，必须按商品分类表准确填写该申请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局以此为依据来具体核定商标权的保护范围。然而随着高速信息公路的发展，信息新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致使《尼斯协定》中规定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已不堪使用。另外，按照我国商标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即构成侵权。但如何判断同种或类似商品？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准是什么？很显然，这又给商标权权利保护范围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版权理论中“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不延及思想（或内容）”的准则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难以为继。新型信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往往融为一体，难以界定。例如美国上诉法院1986年8月就Whelau公司诉Jaslow公司一案所作的判决宣称：在关系到计算机程序作品时，思想与表达的划分应以作品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来确定。在其它作品中通常被认为是“形式”范畴的作品的“结构、顺序和组织”，在计算机程序作品中则是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同样受版权法保护。电脑信息空间的数据通常不具备传统作品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同作品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换成二进制数码进行存储和传输。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由传输端（原创者）确定数据内容，而由接收端（使用者）确定作品形式的过程中，作品取得版权所要达到的独创性标准，是由形式决定还是由内容决定呢？另外，在判断作品的版权保护要件时，英美法系国家长期秉承“额头淌汗”的理念，认为只要作品系独立创作，非剽窃抄袭他人即可受版权法保护。然而如何对“淌下的汗”进行量化，“汗”淌到何种程度可以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成果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也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以上论述的权利保护范围本身不易确定外，知识产权的客体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扩展也给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带来了困难，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知识产权是一项发展中的权利”。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的更替日新月异，各种知识产品喷薄而出，例如电子货币就已经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获得了专利。近年来，商标开始出现在农产品上，农民开始给大米、水果和其它产品标上商标以区别和保护，另外诸如微生物、DNA重组技术、蛋白质结构甚至人类基因也已被或正在被授予专利。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和细化，相应的其侵权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一切都使得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呈现出了不确定性。因而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时，应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联，同时考虑到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及时地给予界定、扩展或限制，以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同时使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既保护智力成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又促进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得到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