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著作权的意义

1. 完善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权人实现权利，进一步与国际著作权制度接轨

著作权归著作权人，著作权应由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就是这样规定的：“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修改后，在这方面增加了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由此条我们可以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得到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帮助权利人实现著作权或权利人著作权受侵犯后代行救济权。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众多的作者通过一个统一的机构，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行使他们的权利。在西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时，就有专家提出将集体管理组织写进，鉴于当时许多人对这个组织不够了解，且我国又缺少相关实践经验，故未写入。但在实践领域，相继出现一些对某一方面著作权进行集体管理的组织，如1992年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1998年成立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均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规定了权利体系完善的著作权，体现于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些权利中，有些由著作权人自己行使，如发行权、改编权、展览权等；但有些权利著作权人无法或很难控制，如复制权。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围内被多次转载，其作者获得稿酬权利是很难得以有效保护的；再如音乐作品的广播权，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电台、电视台，其相应的财产权也难以实现，等等。对此，在知识产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作者往往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利，由集体管理组织代表作者去履行义务许可、收取费用，已成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权利的手段。在这次著作权法修订中，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

通过专业性集体管理组织来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对权利人来说，可节约权利实现或救济的成本，使权利得到充分的维护；对国家而言，也便于实施著作权管理，同时与世界知识产权制度接轨；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激发创造性，促进科技文化进步。

二、扩大行政处罚范围和行政处罚种类，强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力度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2〕。有人主张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应强化司法保护，淡化行政保护，以防止行政力量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3〕。但是，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国际知识产权组织也承认并支持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故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规定了行政保护，并且予以强化，在著作权法修改中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与原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比较可以看出，修改后的著作权法新增了以下行政处罚情形(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不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也可给予行政处罚，并且这种传播方式不限于复制、发行，还包括表演、放映、广播、汇编以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2）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经录音录像者同意，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3）未经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或者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于美术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在著作权领域所涉程度和广度均得以加强，这一方面是基于著作权客体范围的发展变化，新的权利客体需要行政救济；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当前盗版活动猖獗，虽经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滥势头，且这越来越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我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的交流，需要发挥行政机关主动、迅速的执法作用。

2、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原著作权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主要是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修改后，新增了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及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即除侵权所得外，侵权制品及实施侵权行为的资料也予以没收，这一方面增强了处罚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权人后续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较好的打击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规定法定赔偿制度

1、 规定了临时保护措施

为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保存有可能的证据，为认定侵权打下基础，WTO知识产权协议要求成员国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如临时禁令、证据保全措施等，这也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侵权构成应具备“有损害后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侵权的司法救济，也不存在针对此类行为所采取的临时禁令措施。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与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但这种措施只有在有关实体争议的诉讼中采取。基于此，在以往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侵权证据灭失，侵务人得不到应有处罚、权利人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后果，削弱了司法保护力度。著作权法修改后，增加诉前禁止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规定，突破了传统侵权构成理论，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进步，这样可避免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和扩大；及时保全和固定侵权证据，便于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2、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按此规定，在著作权领域，如果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后权利人要提出证据证明侵权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但著作权侵权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侵权行为数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来越专业化，领域涉及也越来越广，这给被侵权人举证带来相当大困难。如著作权人要诉数年来久治不除的盗版行为，就要举证证明成立盗版行为。但事实上，盗版行为被权利人发现后，盗版行为人往往不提供盗版制品的来源，以各种借口来掩盖盗版制品的非法性，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举出有力反证的，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侵权事实认定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也易使权利人在主张自己权利时存在畏难情绪，怕无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笔不小的诉讼费用。这种对权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权法修改后得以扭转。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条采用了倒置的举证责任，要求复制品或其他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制品时，必须履行注意义务，确保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细化赔偿规定，增加法定赔偿数额

修改前的著作权法对赔偿问题仅作出原则性规定，修改后予以细化。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列出了几种赔偿数额确定方法：（1）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2）按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赔偿；（3）按法定赔偿数额赔偿。法定赔偿数额确立后，即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确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侵权情节、侵权范围等，在法律规定的限额内判令侵权人予以判赔，避免了过去那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局面，将对权利人的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同时，该制度的确立，也丰富了我国民事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随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特性，决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改不是一劳永逸的，但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无论是在立法内容亦或是在立法技术上均达到了国际水平，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面对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完善，相信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完全可以满足时代要求，能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2. 广播权的完善建议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 第二款的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支付报酬。”这一“法定许可”规定，极大地方便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促进了我国广电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赋予了广大著作权人有权向广播电台、电视台主张其作品“广播权”的使用报酬。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广电“法定许可”付酬办法的制定部门。《著作权法》规定了五项“法定许可”制度，并将其纳入集体管理的范畴，使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更加完善，保证了著作权人合法利益的充分实现，但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却将广电播放他人已发表作品的“法定许可”排除在集体管理之外，实际上，将权利人的权利处于落空状态。由于我国著作权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上述欠缺，根本无人从广电组织拿到“广播权”的使用报酬。实际上，这是为著作权人许下了一张无法实现的“空头支票”，已经造成社会不公平。事实证明，这种制度欠缺，严重影响了广大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影响了我国广电组织的公众形象。这是严重违背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的，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相背离的。建议明确《著作权法》中关于广电“法定许可”付酬办法制定部门的规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中明确广电“法定许可”付酬办法的具体制定机关、对广电“法定许可”进行集体管理的规定，将著作权人的权利落到实处。建议对原有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如下表述更为完整周全：“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是应当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付酬办法由国务院(或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自使用该作品之日起2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未能按照《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

3. 数字出版的完善法律制度

（一）完善数字出版基本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著作权法》中也未对数字出版行为进行规制，实践中需要借助《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出版领域基础性的法律法规对数字出版行为予以规制。因此，在数字出版日新月异的当下，有必要在法律制度构建层面完善对数字出版行为的规制。一方面，以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契机，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数字出版物的作品属性、明确数字出版保护的方式；另一方面推动数字出版专门性法律的出台，对数字出版行为的含义、数字出版权利人的权利范围、数字出版涉及的特殊问题等作出更为细致、妥善的安排。
1．明确“数字出版”的含义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差异最终体现在价值增值方式的变革。传统出版价值的实现需借助于传统物质生产方式；而数字出版价值的实现则直接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流程中。
这种逐步摆脱了物质载体和物理空间的数字出版方式，引发了出版行为在获取、制作、发行方式上的变革，这种改变也直接突破了传统出版的概念。在法律上界定“数字出版”的概念，应当关注如下几个要素：首先，数字出版应当是一种合法的出版行为，即数字出版的本质还应当是出版，应当遵守我国出版领域的法律规制，包括出版主体的资质要求、出版物的审查要求和出版内容的限制性规定；其次，数字出版形成的数字出版物应当是经过编辑的、具有特定形态的作品，即数字出版行为区别于一般的互联网服务行为，必须产生为著作权法肯认和保护的作品；最后，数字出版的概念必须突出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传播手段的特点，尤其是需要强调内容形式、内容制作和内容传播的数字化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参考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所给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数字出版”界定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形成数字化作品，并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
2．明确“数字出版物”的属性
当前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是由单纯的作品数字化向数字化复合出版发展，多媒体的表现手段成为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然而，多媒体的法律属性一直没有明确，著作权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所谓多媒体，“是指以计算机系统为核心，融合了数据、文字和图形处理以及音频、通信等技术，从而具有将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声音等多种信息同时或交替表达、交流以及分析处理能力的结合体。”
简而言之，多媒体应当具备多元素结合、信息技术辅助和交互式使用的特点，其包含的文本、图片、声音等元素本身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但是对于这些元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综合体，著作权法没有明确其应属的范畴，对于一部分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数字出版的出版物，一时在著作权法上难以找到恰当的所属类型。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多媒体作为一项新的作品类型加以规定和保护。这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得到了体现，诸如日本的《量子媒介法》、德国的《信息和通信服务法》等。
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推进过程中，宜增设“多媒体作品”为一项全新的作品形式。在法律修改之前，可通过发布行政法规的方式，明确多媒体作品的定义和保护方式，并将符合多媒体性质的数字出版物纳入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范围。在法律尚未修改、行政法规尚未出台之前，对于多媒体类数字出版物可以参照著作权法中有关“汇编作品”的规定进行初步保护。
3．明晰“数字出版者”的权利
数字出版者是数字内容的传播者，其主体包括传统的出版商、技术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等，其对数字内容的形成和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者从来没有在著作权价值和功能实现过程中介入如此之深，发挥作用如此之大。正如上文提到，作为资金、渠道和技术的投入方，数字出版者作为数字出版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方介入到数字出版物的产生、数字出版物的传播以及数字出版物的价值实现过程中。但是，与数字出版者在数字作品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不相符的是，我国在专门保护传播者的邻接权制度中，并没有提出对于数字出版者的保护，甚至对于传统出版者的保护也较为有限——仅规定了出版者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而且在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大多数学者的观念中，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应该限于保护印刷版本整体，而不涉及原版的图形标识。
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对于数字出版物中特定元素的使用相对较为便捷，数字流媒体成为出版的主流，数字出版物往往加入了互动性，在数字出版物进入使用者的终端时，会自动根据终端的情况（如，终端屏幕的大小、分辨率、形状）调整数字出版物的版式，使用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调整数字出版物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对数字出版者提供“整体版式设计”的专有使用权，将不能有效反映对邻接权人经济投入的回报。因此，在著作权法进行修改过程中，我们应当将数字出版者的权利范围予以扩大，在整体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之外，赋予数字出版者以下一些权利：一是复合出版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其数字出版物为蓝本制作生成其他数字格式下的出版物的权利；二是内容再提取权，即数字出版者有权禁止他人以任何方式将数字出版物中的素材内容全部或核心部分实质性地、再现性运用于其他出版物中；三是反复利用权，即数字出版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数字出版物的全部或核心部分内容。
（二）完善数字版权许可制度
1．完善准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是一种非自愿的许可制度，是著作权取得过程中对授权许可制度的重要补充，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上、效率上的考量。正如波斯纳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市场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为有效地手段，但是在市场决策成本高于法律决策成本的情况下，资源配置问题应由法律制度来解决。
法定许可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版权保护和版权价值实现之间的不匹配，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性的介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在著作权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23条、第33条第2款、第40条第3款、第43条第2款、第44条对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出版者权的法定许可、表演者权的法定许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法定许可和播放者权的法定许可等情形进行了规范，授予了相关的传播者无需经权利人授权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但需要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这五种法定许可中，有一种显得比较特殊，即对于出版权的法定许可，在作者通过事先声明保留的情况下，法定许可制度将不可适用，对于这种不是很彻底的法定许可制度，有学者称之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应当被认作“默示许可制度”，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称为“准法定许可制度”以便于论述。
根据数字出版海量授权需求以及价值实现特性，应当拓宽数字出版权的“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的情形、适用作品的类型，同时改良授权条件的形成方式和适用条件。首先，应当拓宽“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其不应仅仅限于纸质这种有类型，应当实现纸质与数字化样态之间的双向互通，实现纸质媒介与数字化媒介的相互转载、摘编许可。即数字出版条件下的“准法定许可制度”应当适用于纸质媒介之间、数字化媒介之间和纸质媒介于数字化媒介之间相互转化的各种情形。其次，应当扩大“准法定许可制度”适用作品的类型，现有制度仅仅适用于文字作品等平面作品表现形式，对于多媒体集合形式的数字出版物而言，将这种转载、摘编行为拓宽到录音制品、录像制品、摄影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形式将是真正发挥“准法定许可制度”价值的必然要求。再次，应当借鉴“出版公告制度”，将授权条件的确定更加公开化、公平化，即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数字出版商“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数字出版商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数字出版商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数字出版商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如果无法找到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可以将报酬支付给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后，限制“准法定许可制度”的适用条件，尤其是应当明确所使用作品应在超过第一次出版的盈利周期之后才能适用法定许可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前一次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也能确保法定许可制度这种非自愿许可行为不会过度侵犯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行为的利益边界。但是，具体时间限制性条件的确定，应当经过充分的论证，有学者认为这个时间规定为半年为宜，但笔者认为可以更短。
2．倡导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权利人取得权利的途径往往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授权许可这种自愿许可方式获得，另一条是通过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非自愿许可方式获得。目前，我国数字出版非自愿许可制度较为滞后、适用条件较为严苛，如何拓宽授权许可的通道和途径、创新授权许可的方式将成为现阶段解决数字出版商内容需求旺盛和授权效率低下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考察现有的权利授权模式，主要有直接授权、间接授权和默示许可这三种类型，这些授权形式大多是封闭式的授权模式，造成权利拥有者长期处于待价而沽的状态，而权利需求者则面临着无米下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权利拥有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利于授权许可活动的开展和版权交易的繁荣。
为解决上述难题，一种被称为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协议，简称“CC协议”）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这为数字时代知识共享和传播带来了福音，同时也为数字出版的授权模式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广义上讲，CC协议是授权要约模式的一种，是由知识共享组织于2002年12月发布的一系列著作权许可协议构成，供广大社会公众免费自由使用。该协议目的在于帮助文学创作者、艺术家、曲作者等创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标识自己作品的权利状态，并向其他使用者提示自有使用的范围。该协议由“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和“相同方式共享”等元素构成，根据特定的规则组合后CC协议主要有六类核心许可协议，分别是：“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业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和署名（by）。”
以“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协议为例，其是指他人只要注明作者的姓名并与作者建立链接，就能合法使用并与他人共享该作品，但是使用者不能对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者商业性质的使用。在作者创作完作品后，可以选择 CC 协议所提供的任何一种范本，在完成选择之后系统将会生成三种表述方式的许可协议，分别是普通文本、法律文本和元数据，提供给作者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使用。
自2002年以来发布，CC许可协议以来，知识共享组织已对其进行了三次版本修订，目前最新的版本（CC协议3.0版本）更新于2007年初，4.0版本的公开讨论正式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也在不断的推进，2006年3月29日，中国大陆版2.5版CC系列许可协议在北京发布，CC中国大陆项目官方网站也开通运营。
如今，网易、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以及专业视频网站在网页终端或者手机终端上陆续开辟了“公开课”平台，这些公开课平台提供了大量包括耶鲁、牛津、斯坦福在内的多所著名高校提供的免费教育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公众对于高质量、低成本学习资源的获取。这些公开课平台所使用的资源就是国外采取CC协议发布的开放教育资源（Open Ecational Resources, OER）。可以说，CC协议引入中国后已经影响着中国人文化消费生活，并将有助于繁荣我国的文化产业。实践证明，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倡导开放式的版权自助服务协议，采用CC协议这种知识共享型的许可协议，将能够有效保障作者版权的保护和价值的实现。
3．赋予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权
数字出版带来大量频繁的版权贸易需求，这种高频率的海量版权授权需求催热了人们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追捧，寻求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突破成为了人们解决数字出版授权困境的主要途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对著作权人不便自己行使或难于事先的权利进行的统一管理。它是通过代表著作权人的集体管理组织，授权作品的使用者使用该组织成员的作品，并收取著作权使用费分配给著作权人的一种社会行为。”
各国著作权法中对集体管理的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利人将权利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二是著作权法规定某些权利强制由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三是延伸性集体管理。
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赋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代为签订许可使用合同、收取并转付使用费以及代为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以授权为基础而衍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职能在数字出版条件下将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已经成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一步完善自身职能、权利人更加充分地实现作品价值、出版商更加高效地实现获权的必由之路。
“延伸集体管理，即集体管理组织在向使用者授权许可使用时，不仅有权许可会员的权利，还可以许可非会员的、但法律规定适于集体管理的权利。非会员可以事后不同意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从而禁止使用者进行相关的利用。”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够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未得到非会员的授权的情况下，有权与使用者签订的一揽子有效的许可合同，但是应当向非会员分配报酬，同时在非会员事后明确拒绝该种延伸管理的情况下这种管理将无效。这种延伸管理制度是一种受到严格约束的制度，权利人具有较为通畅的“退出机制”，不必担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权利人权利造成损害或者使集体管理组织形成不合理的垄断地位。在数字出版条件下，面对海量的信息传播、瞬息的传播速度、广域的传播空间，内容授权工作开展若仍然依赖一对一事先授权模式，集体管理制度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面对井喷式的作品创作环境，要做到全面的事先获权自然不可能，但是使用者在数字出版条件下仍需要拥有一条无风险、能够签订一揽子协议的授权通道，退一步讲能够找到一个通过向特定主体缴付许可使用费从而得以合法使用作品的渠道，以降低出版的侵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于非会员权利的延伸管理权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作为全国性的、特定领域内唯一的非营利性著作权管理组织，理应承担起非会员报酬的收取和转付这项工作。当然，延伸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必须建立在较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基础上，一方面集体管理组织必须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且运作成熟良好，另一方面集体管理机制较为完善，如建立了成熟的许可费收集分配机制、完善的数字处理技术、高水平的国际协调能力等。
因此，在酝酿建立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之初，我国必须出台更为详细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版权的授权、版税的收取以及版税的分配等内容予以更为具体的规定，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
（三）完善数字版权转让制度
数字出版的出现，完美地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也为两者的聚变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平台，使得传统出版内容获得了价值增值的全新通道。“著作财产权的财富性和商品性意味着利益分配和交易的必然性；而著作财产权的传播性和实用性则体现了交易的可行性。”
数字出版本身借助了数字技术、利用数字平台，从而繁荣了数字版权转让市场。在实现数字版权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数字版权转让是一种重要的实现方式，完善出版物版权转让，促进版权转让市场的繁荣，将成为构建新时期数字出版法律制度必须关注的问题。
1．推进版权转让公共服务市场化、信息化
一般认为，“版权公共服务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依据法律规定由版权行政管理机构或政府授权的其他组织在公共领域内围绕版权在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提供上述服务的机构就是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版权协会、作品登记机构、版权代理机构、版权保护中心、版权交易中心等。版权公共服务可以包括贸易辅助、纠纷解决、信息支持、教育宣传等内容。我国版权公共服务起步较晚，专门针对数字出版版权转让的公共服务更是寥寥无几。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能够极大地提高版权转让的效率、降低版权转让的风险，进而大大促进版权交易市场的繁荣。
因此，高质量的版权公共服务、健全的版权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将能有效实现版权交易环境的优化。完善版权公共服务，我们需要根据数字出版的特性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在宏观上，通过将一部分竞争性、经营性强的数字版权公共服务项目推向社会，节约资金投入到其他基础性数字版权公共服务中去，在坚持非营利性的基础上，引入多主体的竞争机制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创新服务的内容、扩大服务对象。在微观上，在版权公共服务机构内部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市场化管理模式，“将董事会制度引入其治理机制。董事会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由政府全盘管理和运作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使政府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也使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向更加专业化、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大大改善了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
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化运作机制。数字出版条件下，版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版权服务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首先，版权服务需求产生变革。面对数字出版需求的海量信息和快速传播，版权的权利类型复杂化、权利主体扩大、侵权几率增大、网络取证困难。版权公共服务机构承担的基础性版权服务将极大延伸，全新的版权服务内容将大量涌现，只有利用版权信息化运作机制才能有效面对信息化对版权服务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版权服务提供方式产生变革。依靠网络进行版权宣传教育、交易平台建设、信息披露传递，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方便了权利人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所以，在具体建立版权公共服务机构的过程中，要以国家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为契机，积极将信息上网，推动无纸化、电子化、信息化运作，以便于数字版权贸易的开展。
2．搭建转让平台，延伸服务的环节和层次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巨大交易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版权转让市场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于数字版权转让而言，我们需要为其搭建一个更为透明、更为可靠的版权转让平台，为转让双方提供更加全面的版权信息、更加安全的交易环境，从而降低交易风险、提升交易效率。版权转让平台应当能提供“四个环节两个层次”的服务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版权转让平台提供的服务贯穿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四个环节，在创造环节，服务内容主要集中于鼓励创作，通过营造全社会崇尚知识、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来激发作者创作的热情；在运用环节，主要通过交易平台运作、版权评估等方式为版权运用提供便利，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在保护环节，主要通过集体维权、纠纷解决等方式提供支持；在管理环节，指导企业进行版权经营管理，制定企业版权战略，提供版权知识培训等服务。上述“四个环节”的服务应相互衔接相互配合。总的来说，以版权交易中心为主体构建起版权转让平台，并提供相应的版权转让服务，将进一步满足数字出版对于版权授权的需求。版权转让平台在数字出版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可分为基础性版权服务和其他版权服务两个层面，基础性版权服务主要属于保障性的基本服务，市场化能力较弱，不宜推向市场，基本上靠政府财政支持，如版权交易平台搭建、版权纠纷调解；其他版权服务，如版权诉讼代理，可以引入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财政在此领域的支出。这种不同层次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优化交易环境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家资金，并引导社会对数字版权转让的投资热情。同时，版权转让平台的服务功能应当加强，建立以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全过程的版权转让平台，并且提供多功能、多范围的版权综合服务技术支持将能够极大推进版权转让的实现，有助于版权转让市场的健全。
近年来，我国版权交易中心发展迅猛，版权转让平台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应当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尤其是自身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优势的培养。目前，仅北京一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三家版权交易中心：北京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版权交易中心和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
因此，当前亟需对于同质性、业务相近的版权交易中心进行整合，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建成若干个区域性、行业集聚、实力雄厚的版权交易中心。“一个权威的、在线的版权交易平台，将会极大地方便数字版权交易。到时候作为版权买卖双方只需要在这个平台上选取版权然后付费就可以了，让这个平台承担版权审查和信息明确的工作，这样就会使得版权交易规范化。”
由行业内较有影响力的组织牵头搭建数字版权交易平台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如为了帮助报纸和广播公司等媒体从手机及其他无线设备的新闻服务中获得更多利润，美联社决定成立一家数字版权交易中心。该版权交易中心将代理会员媒体的报道、照片及视频的许可谈判事宜。除抽取大约20%的管理费外，其他一切版权收益均归会员媒体所有。

4. 中国著作权法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我是法律的门外汉，对我国的著作权现状曾有所耳闻，但是对我国的著作权法完全不了解。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了部分相关工作，才真正认识到我国的著作权现状之糟糕。

我的boss大人曾在国内多家核心期刊发表过专业论文，近日boss大人受新加坡某出版社（该出版社总部在英国）邀请，准备出版一本英文著作。目前准备活动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部分，因为著作中涉及很多参考文献，其中大量使用了boss大人本人曾发表过的论文和他的学生的毕业学位论文中的内容、数据和图表，该家国外出版社要求boss大人向这些引用的文献的版权所有者获得版权使用授权申请。
当时我完全不了解新加坡和中国的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也因此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漫长工作。
首先，国内大部分出版社都表示论文著作权优先属于作者，并允许作者免费使用。但是在面对一些不够专业也不是很愿意合作的出版人，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刁难。在面对该出版社的制式版权授权表格时国内某位核心期刊的主编表示“看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而我接触的将近80%的出版社则表示“以前从来没办过”。对此，我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假设，此前很多作者是否也在类似事件上碰过钉子，因此打击到了他们出版著作的积极性呢？
而在索取学位论文的版权时，我却遇到了很多麻烦。似乎，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学位论文的版权归属，或者说我询问的所有机构和个人都不了解。有称其版权属于作者个人的，也有认为是作者和导师共同享有，也有认为是属于高校。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有明确得知这一 著作权归属问题。
仅以个人经历，热烈呼吁我国尽快完善著作权法。

5. 中国著作权法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的著作权法不完善吗？开什么玩笑。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法律。与其他国家相比，国内的著作权法也不差哪里。

国内的著作权法在于实施保护的问题。如大量的盗版书籍、音像制品，网络上的盗版等等问题无法杜绝。不过在于国内形势上来说，这个对国民是有利的。如国外的一些技术性书籍、论文等，很贵的，确认要正版？

1. 有些国家著作权法中，作品保护时间要比国内要长。

2. 教育方面也要收取材料复制费用。（如：教授讲一些国外教材时，复制其中几页内容发给底下学生，这个在有些国家要交钱的。）

3. 有外国歌曲的练歌房，也要交费，而这个费用要给外国人。

   等等

如：以上1、2、3条都要添加到国内的著作权法中吗?

这不是不完善，这是对国人的一种保护，著作权法的宗旨是什么？是让本国繁荣富强为前提下，立法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完善吗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新一轮修订中。
目前的法律已经对权利和侵权类型回等，作出了明确答规定。但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一些新现象，新定义，也需要不断被纳入法律监管体系中去。所以法律需要不断修订并完善。
如果是剧本、小说、漫画需要登记著作权，可以上可以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DCI体系示范平台——云莱坞上登记。线上可以完成全部流程，而且没有费用，可以获得版权登记证书。

7. 著作权中一些权利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完善

个人觉得你的问题范围有些大，最好具体些，这样针对性更强，可以回答得更清晰。

8. 论科技进步与著作权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找找看吧,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