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著作权的立法建议

⑴ 我国关于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的相关立法有哪些

网络作品与其他形式的作品没有差异，都是平等受法律保护的。建议查阅 著作权法及相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⑵ 著作权法的修订工作

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已经启动。法律规范是一种陈述系统，立法技术不仅体现于实质权利义务分配的合理性，也体现于规范陈述的布局与设计。在立法设计中，体系观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指导理念，因为法律规范是在整体上发挥作用的。立法不能只关注孤立的条文，必须关照一部法的内部所有条文形成的合力，以及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共同作用的合力。
我国立法所依托的经验来源主要包括社会意见征集和外国立法及国际条约，社会意见反馈通常体现为孤立的建议性条文，对外国立法及国际条约的研究通常也只限于直接相关的条文对照（即立法例的引用）。这两种来源都是片面的、非体系化的。因此，如果欠缺体系观，全面地征集社会意见、广泛地借鉴国际经验，都未必能保证立法的质量。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工作已经于2012年3月31日正式展开。
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于官网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12年6月26日下午，古籍整理作品版权保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座谈会在景名园宾馆举行。国家版权局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王自强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将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公布，“88个条款只有7个条款没有修改。” 对于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权保护，王自强称古籍整理作品版权保护并无特殊性，在座的古籍类出版社代表则希望能加强古籍整理作品版权的保护。

⑶ 著作权法的立法依据是什么

根据宪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⑷ 世界著作权公约第四条之二第一款规定是成员国立法至少应考虑的最基本的权利是

有权公约第四条，什尔第一团规定是成员国立法，至少应该考虑的是最基本的权利

⑸ 图书版式也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图书出版者重印内、再版作品的，应当通知容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国家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
第三十五条 出版者有权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十年，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年的12月31日。

⑹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⑺ 简述我国著作权法的主要原则有哪些

我国著作权法的主要原则
（）保护作者权益原则。保护作者权益既指著作财产权又指著作人身权，作者的辛勤创作是整个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进步的源泉，加强对作者权益的保护，承认作者对其作品理应享有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正是为了保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增加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
（2）鼓励优秀作品传播的原则。传播连接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传播虽不直接创作作品但仍需花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对它的法律保护在复制技术发展使得侵权极为便利的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我国著作权法第四章明确规定作品主要传播者的权利即是鼓励优秀作品传播原则的直接体现。
（3）作者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一致的原则。当今作品都是在借鉴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可以视为作者的人格标志和财产权利，但更是整个社会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任何人包括作者都不应对之绝对垄断，以免妨碍全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的整体进步。。
（4）与国际著作权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原则。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所有文明国家实施著作权立法的基本目的。虽然著作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但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版权贸易的扩大，许多优秀作品走出国门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加强国际著作权的协调，在尊重各国国情的前提下尽力促使各国著作权保护水平基本一致就显得尤为重要。

⑻ 世界著作权公约第四条之二第一款规定是成员国立法至少应考虑的最基本的权利

著作权公约第四条之二第一款规定是成员国立法至少应考虑的最基本的权利？
很积极的心态

⑼ 信息时代如何保护信息产权

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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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关网络知识产权保
护的几个热点问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本文篇
幅又有限，因此只能集中在网络作品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网络作品
的合理使用问题、网络作品侵权赔偿的方式及范围这三个问题上进行
重点论述。同时本文还对国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进行了归
纳和说明，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一些
建议。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作品 合理使用 侵权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告别了农业社会，步入了工业社会，并正在向信息社会迈进。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计算机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软件和系统集成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信息网络化不断发展，对全球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法律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也正是因为这场迅猛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传统的法律体系结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传统的知识产权以新的形式出现在网络上时，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问题，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对一些法律事实的认定，也因为网络这个陌生的环境而产生了一定的障碍。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之所以较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困难，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① 。
1．地域性的淡化。Internet的发展和迅速普及，使传统国界概念受到巨大冲击。在网络环境下，在一国地域内发出的网上信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接收和使用，即所谓的“网络无国界”。如果产生知识产权纠纷，就很难确定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行为发生地，就极有可能出现同一案件适用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法律的现象，造成了网络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淡化。
2．时间性的调整。网络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时空概念，网上信息扩散传播的高速度、高容量、高覆盖面的特点，使知识产品或其信息在网上能瞬间传至世界每一角落的网络用户，为他们所知或所用。因此，在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必然受到影响。
3．可复制性的强化。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在网上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包括上载的复制，也包括在信息传输过程中由网络服务器作出的一系列的自动复制，还包括网络用户访问浏览、下载的复制。因此，知识产权权利人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人对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复制，知识产权的可复制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些新的特征的出现，向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可以说，是在法律对社会发展的反应速度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使信息时代的法律科学化、立法迅捷化，无疑是制止新型侵权行为，及时保护受害人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社会正义，保障社会经济良序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方面，最主要的侵权行为集中在侵犯名誉权、名称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侵权以及著作权的网上侵权等方面。其中，前四者的侵权责任构成和救济方式都可以采用传统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即《民法通则》、《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的有关规定；而对于著作权的网络侵权来说，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出台专门的有关网络侵权法及网络作品著作权法，而且现在实施的著作权法又没有专门关于网络作品的著作权的规定，所以在其侵权责任构成和归责原则方面可以适用传统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然而在救济方式、受案法院的管辖权、损失范围的认定、侵权的性质等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无法可依的真空现象，使这类日益增多的侵权案件处于一种棘手的尴尬境地。下面本文试择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二、网络作品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
所谓网络作品，是指在计算机互联网上出现的符合著作权法规定条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网络作品的表达方式是由“0”和“1”排列的二进制数码的单纯数据排列。① 计算机网络是集报纸、邮件、电话、传真、影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优点的新媒体，具有交互平等、覆盖面广泛、快捷方便、信息量大的特点。我们认为，传统文字作品在经过网络进行传播时，具有网络作品定义所描述的特征，所以应当认定传统文字作品的网络形式为网络作品，并且这类网络作品以数字形式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现在，以数字形式表示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像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数据库、多媒体节目等数字作品已经在全世界大量出现。随着各种数字作品的出现，作品的利用方式，包括复制、改编、发行复制品等，都已经同数字信息的储存技术、加工技术和传输技术相结合。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所谓“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就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如文字、数值、图形（单色的和彩色的）、图像（静止的和活动的）、声音等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由“0”和“1”两个数字组成）编码，以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储存，采用数字传输技术加以传送，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的技术。① 那么，以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作品能否受著作权保护呢？
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相继开始研究作品在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美国于1995年9月公布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欧盟于1995年6月公布的《关于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的绿皮书》和1996年11月公布的《关于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的续绿皮书》。正是在上述研究和有关成果的基础上，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外交会议于1996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缔结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这是为了解决网络环境中的一些版权保护问题而制定的国际条约。
为适应这种信息技术发展的形势，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并受理了一批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在国内较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法院审理的六位作家状告“世纪互联”著作权侵权一案。
1996年8月，北京宝润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建立了“北京在线”，后被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接收。1998年4月，世纪互联公司成立了“灵波小组”，为北京在线做栏目。世纪互联在未取得作家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张承志的同意，将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坚硬的稀粥》、《漫长的路》、《白罂粟》、《预约死亡》、《一地鸡毛》、《黑骏马》、和《北方的河》通过其站点服务器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传播。为此，六被告认为被告作为提供互联网络内容的服务商，未经许可而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原告作品，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因此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承担诉讼费、调查费等费用。②
此案引发了国内知识产权界和法学界就网络数字条件下的著作权保护展开一轮新的讨论。确定一项传统作品的数字形式是否能够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关键是确定传统作品的原有形式同它的数字形式两者的关系。对于这两者的关系，理论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项传统作品的数字形式是该作品原有形式的改编作品；另一种观点认为，一项传统作品的数字形式和该作品原有形式是表达同一内容的两种不同形式；第三种观点认为，一项传统作品的数字形式是该作品原有形式的复制品。总的来说，这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认为一项传统作品的数字形式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该作品的原有形式的一项新作品。
我们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 ① 和各国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一项作品能够享有著作权的必要条件是它具有独创性（originality，或称原创性）并已经固定于某种有形载体上。 （1）
从独创性方面来说，传统作品的数字化过程是一种中间技术过程，纯属机械性代码的转换，没有夹杂人类的创造化劳动。因为在技术上，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一般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把传统作品的原有表现形式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接着把转换出来的二进制数字编码固定在某个载体上，这种行为实际上与录音、录像的过程相似，都属于复制，没有产生新的作品。② （2）从有形载体方面来说，我国的著作权有关立法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相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中也没有为“有形载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参照1995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建设》报告（即所谓的《白皮书》）中的有关内容：“一项拥有著作权的信息，不论以什么方式放置到一台电脑内，不论是存储于什么媒介——例如磁盘（disk）、磁碟（diskette）、只读存储器（read only memory/ROM）或其他存储装置（store device），甚至只是放在随机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RAM）中……”③ 可见，这里的“磁盘”、“磁碟”、“只读存储器”、“其他存储装置”、“随机存储器”即为数字作品的有形载体。
因此，以数字形式存在的网络作品具有我国著作权法及其相关规定中载明的作品的有效形式，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三、网络作品合理使用问题
网络作品既然可以受著作权保护，那么对网络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就可以参考《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酌情处理。在著作权的限制中，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立了“合理使用”的范围。④ 那么，网络作品是否有合理使用的范围呢？对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应当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确定，著作权法规定的12种合理使用的情况，大都属于对作品的不同形式的复制行为。在网络上的复制行为，即为网络作品的传播行为。
网络传播行为与传统的传播行为主要有三点不同：（1）网上传播由受传播一方复制作品；传统的作品的传播皆由传播一方复制作品后加以发行。（2）网上作品的传播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而传统的传播中由于受到各种时段、地段的限制，传播的时空自由度往往没有网络传播那样高。（3）网络传播与传统的传播中的传播者和受传播者之间的主动被动关系不同。在传统的传播中，传播者居于主动地位，受传播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传来的内容。而在网络传播中，受播者可以同时成为自己的“传播者”由于网络结构的特殊性，受播者可以自己决定向自己传送的内容，这样网络传播过程就成了一个“点播”的过程，即信息的传播服务开始朝个人化的方向发展。① 正是由于网络传播的这三个特性，使得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不能完全适用著作权法中的有关内容。而网络作品的最根本的特性就是上述第三个，正是这一特性使网络作品的传播方式完全区别于传统的传播方式，也是造成网络作品著作权侵权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网络世界里，对于作品合理使用等著作权限制的规范，法律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从网络技术的特点出发，要求放开对作品合理使用的限制，因为这将有害“网络资源共享”，使得网络上很多的资料信息不能合法地充分利用。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著作权法保护的水平太低，在新兴的网络时代下已不能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新的需要，以至于对在网络上盗版侵权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不能达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我国的《著作权法》除原则规定著作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外，并没有关于网络作品传播权的具体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条的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络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 ② 虽然这一条是对《著作权法》第32条第二款传播者权利的扩张解释，但我们认为对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的确定，也可以参照这一条中的规定。但是，这一条的规定也是很不具体的，它只将合理使用的范围限定在“不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那么，这一“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又是指什么范围，就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解释了，这又给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由于互联网络的特殊性以及网络作品自身的特质，对于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应当比照对传统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予以适当的扩大，即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除了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外，还应当规定一些其他使用的情况合法。对于网络作品的一定范围内使用的情况，如个人浏览时在硬盘或RAM中的复制、并不用于商业目的的行为；用脱线浏览器下载阅读的行为；网站定期制作备份；远距离图书馆网络服务；服务器间传输所产生的复制等均可以属于网络作品合理使用的范围，在这些范围内的使用，不视为侵权。但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的尊重和对其著作权利的保护，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的扩大应当慎而为之，在方便网络资源使用人时，还是应当以保护网络作品作者的权益为首要准则。

四、网络作品侵权赔偿的方式及范围
“网络著作权侵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具体的讲，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网络著作权侵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擅自将他人的作品上载到网络上；（2）擅自下载网络作品；（3）网页作品被侵权；（4）超文本链接侵犯原创作人著作权等。① 我们认为，网络作品的侵权不仅包括对著作权人物质财产的侵犯，还包括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侵犯。对于一项网络作品侵权案件来说，赔偿的范围应当根据具体的损害后果，划分财产损失与受害人精神损害，分别计算赔偿。
（一） 侵害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物质赔偿
一般来说，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根据侵犯的客体不同，可以参照的法律依据也不同。对于认定为侵害发表权等著作权中的人身权的，可以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一）、（二）、（三）、（四）项的规定；认定侵害获得报酬权的，可以适用著作权法45条第（六）项的规定；认定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而导致侵权后果的行为构成侵权的，可以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 （八）项的规定；认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可以适用著作权法第46条第（一）项的规定。对于网络服务商涉及著作权侵权的，有时不能从著作权法中找到所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规定。②
（二） 侵害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精神赔偿
在网络环境下，不只是作者的著作财产权易受到侵犯，甚至是作者的精神权利，即著作人身权 ③ 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对于精神赔偿的范围和条件一般持谨慎态度，坚持不赔或少赔的原则。那么对于网络侵权这一特殊的侵害行为，是否可以采取一些例外的规定呢？在我国的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网络上按照传统方式保护精神权利会遇到许多现实的困难。因为在网络空间里人们讨论问题和评价作品的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无论是在BBS、电子留言版或电子邮件，人们大多进行实时讨论，在此过程中摘录、交叉引用他人的观点是非常普遍的，如果在每次讨论中都说明其观点的出处和观点持有人的姓名，则在尊重作者署名权的同时降低了网络传播的速度和效率。①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因为：（1）提高网络的传播速度和效率不应当以牺牲网络社会的公正和网络世界正常的秩序为代价。公平和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如果单纯为了提高效率，而轻视公平的话，网络世界最终必将陷入无序发展的状况，也将无效率可谈。（2）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发表评论摘引他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也不一定要署他人的名。因为网络上持相同观点的人很多，有些人对另外一些人观点的引用，只是因为这种观点代表了他们想说而表达不出的意思。我们认为，只有将他人的观点或文章加以引用、不具署名，并用于商业目的的行为（比如抄袭他人尖锐的观点或雄辩的文章以增强自己的网站的点击率）才构成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而且，该被抄袭、引用的文字还必须具有下述特征：文字本身具有独创性，即属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作品的范围。如果只是发表意见，或是受别人的启发而上载一些想法或散句等就不能成为侵权的客体。
为了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维护网络世界的公平和正义的秩序，我们赞成对网络著作权侵权的精神赔偿给予宽泛的规定。但是考虑到实现对网络作品精神价值的保护所要支付的高昂成本以及许多作者署假名、匿名的现象造成权利人无法查证的状况，我们可以也可以参照有些国家关于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成熟立法中的规定——“精神权利亦受合理使用的限制 ”②，或是允许作者放弃精神权利，或是规定假名或匿名作品不受精神权利保护等。

五、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立法的观察、思考与建议
有关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重视。为适应全球信息网的高科技对著作权的挑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立法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③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2日至20日在瑞士召开的“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新闻界称为“因特网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权条约》的第八条，该条规定界定了5个关于网络著作权保护方面的重要问题。
美国 1998年10月美国颁布了《千禧年著作权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简称DMCA），其内容包括扩大外国互惠保护基础、对科技保护措施及电子著作权管理信息完整性之保护、限制网络服务业者著作权侵权责任及调整若干合理使用条文等。
日本 日本国会于 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即可被传输）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欧盟 1997 年12月欧盟执委会提出《调和信息社会中特定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指令》草案。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发行权和对拷贝装置和著作权管理信息的保护。为适应欧盟的指令，德国、英国等的立法机关都采取了相应立法步骤。1997年7月4日德国联邦上议院批准现已生效的《联邦信息与电信服务架构性条件建构规制法》，简称为"多媒体法"，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规范网际网络秩序的单行法 。英国于1997年公布《 著作权与资料库法（The 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s 1997） 》。该法确立了资料库权这一新的财产权利，但又不排除著作权法对资料库的保护，为在网络环境下保护在欧洲具有领先地位的英国数据库打下了伏笔。
这些规定对于我国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我国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专门立法提出了一定的思考和示范。
为了顺应国际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式，我国在这一领域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现已有大量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的处理方式作出了规定；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对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各种见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司法和实践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薄弱之处，还没有做到与国际完全接轨。于是尽快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立法体系、从各方面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就成为了打赢网络知识产权保卫战的关键所在。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建议：
1． 完善网络立法，确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原则。网络世界瞬息万变，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每一个网络知识产权纠纷的出现，必然涉及某一种法律原理。我国的网络立法虽多，但是在原理方面涵盖不全。完善网络法律体系，不只是让各种纠纷的解决有法可依、各归其位，更重要的是确立网络世界公平正义的总的法理原则，以避免出现立法虽多，但却挂一漏万的情况。
2． 建立网络道德规范，形成网络行业自律。法律的涵盖面总是十分有限的。在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起到更多制约作用的往往是道德力量的约束。网络的专业化决定了网络秩序的规范需要专业的“执法者”。确立网络行业规范，由网络经营者和使用者自律，不但使网络规则的执行更加容易，也会促进人们对网络规则的自觉遵守。
3． 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中采取技术措施，在诉讼中运用电子证据。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一直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电子证据具有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性和便利高效性等特点 ① 。将其列入有效的诉讼证据种类，提出了对网络侵权纠纷案件的解决新思路，将会促进此类案件的迅速、有效解决。
4． 提高网络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素质，建立高水平的法官审判队伍。法官主宰着法律的执行环节，好的法律没有很好的执行就等于没有法律。在法院方面，要加快机构改革，在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高学历层次的法官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各级法院成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庭。②

六、结语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③，网络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技术的发展会伴生许多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惧怕问题而停滞技术的发展进程。在中国加入WTO的今天，划时代的世界正向我们敞开，面对外面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我们只有以法律的武器、高水平的技术武装自己，只有勇于借鉴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进经验和成果，才能充满信心地迈进高速的信息时代，才能迎来属于我们的那一片网络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