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维护知识产权的案例

① 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非常简单的案例来 我觉得LZ自己也能源解答
1 。《休闲》杂志社辩称，S散文首先发表于国外，不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不成立 因为中美有知产条约
2 《饭后茶余》既要向S 付费也要向L付费
3 翻译他人作品要征求他人同意 并付费

② 三大经典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分享

版权在我国也称为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知识产权侵权案例本次就为大家分享3个经典的案件，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案例对于自己的知识产权起到足够的重视，从而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一：苹果APP著作权侵权案《李可乐抗拆记》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李承鹏是该书作者。李承鹏指控苹果公司未经其许可，自行上传或与开发者通过分工合作等方式，将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苹果应用商店，并通过该商店向社会公众提供下载阅读，获取经济利益，上述行为侵害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苹果公司赔偿李承鹏经济损失1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1000元。本案是作家维权联盟因苹果公司在其经营的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上提供涉嫌侵犯其著作权的应用程序而向苹果公司提起的系列维权诉讼之一。最终，法院认定苹果公司是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的经营者，应用程序商店是一个以收费下载为主的网络服务平台，并且在与开发商的协议中，约定了固定比例的直接收益，因此苹果公司应对开发商的侵权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苹果公司在可以明显感知涉案应用程序为未经许可提供的情况下，仍未采取合理措施，未尽到注意义务，具有主观过错，其行为构成侵权。这一则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也表现了当前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平台的监管行为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二：钱钟书书信著作权及隐私权侵权案2013年5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中贸圣佳公司）发布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公告。钱钟书遗孀杨季康（笔名杨绛）遂向法院提起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诉讼，认为李国强和中贸圣佳公司构成对其著作权及隐私权的侵犯。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中贸圣佳公司和李国强停止侵权、赔偿杨季康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并赔礼道歉。此案不仅因涉及著作权、隐私权以及物权等多项权利的认定，颇具代表性并广受关注，而且还对拍卖公司因从事拍卖活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和规范，特别是拍卖公司在拍卖活动中，除应依据拍卖法就拍卖标的的所有权归属、委托人的身份情况进行审查，并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外，对于负载著作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其他民事权利的拍卖标的，还应对相关著作权权利归属、隐私权和肖像权的权利保护等情况进行审查，以履行拍卖法所赋予拍卖人的法定义务。此案的审结，明晰了拍卖者的法律义务，规范了拍卖市场秩序，对维护相关权利人的著作权、隐私权等民事权利具有积极的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案例三：《推拿》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毕飞宇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推拿》的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该小说。2009年7月，毕飞宇将电视剧改编权独家提供给中融公司。2010年12月2日，中融公司将其获得的授权转让给禾谷川公司。2011年1月，禾谷川公司委托陈枰为文学作品《推拿》的电视剧改编编剧。2013年4月，陈枰与西苑出版社就陈枰版《推拿》（上、下册）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同年6月，该书出版。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陈枰版《推拿》的出版发行行为侵权为由，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西苑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图书《推拿》;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停止销售图书《推拿》;陈枰、西苑出版社连带赔偿毕飞宇经济损失14万元;陈枰、西苑出版社连带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5000元。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市场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故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规制商品市场流通过程中的授权，而不是规制商品创作过程中的授权。本案中，陈枰和西苑出版社仅具有改编作品的授权，并不具有出版改编作品的授权，也就是说不具有将相关改编后的作品推向文化市场、作为图书商品流通的授权，因此，被告出版同名作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图书出版市场存在的授权混乱、权利意识淡薄、诚信缺失等现象。通过本案的审理，有利于当事人规范其行为，也对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合法规范经营发展提出了指引。知识产权案例并不仅仅存在与版权当中，商标，专利都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想要了解更多知识产权内容，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

③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案例

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例

1、黄味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公诉机关：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常祝家、邱伦富

常春荣、文勇

案 由：假冒注册商标

一审案号：（2003）川绵竹刑初字第66号

2003年5月26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以竹检刑诉（2003）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常祝家、邱伦富、常春荣、文勇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味金与被告人常荣芳口头约定由黄味金提供原酒，常荣芳组织包装材料及商标，以共同生产假冒名酒。之后，常荣芳雇佣被告人文勇从黄味金开设于成都市华丰食品城的兴宏酒类批发部将“绵竹大曲”、“江口醇”、“尖庄”、“泸州”老窖二曲等酒运至常荣芳租赁的成都市中和镇、双流县华阳镇出租房内，由被告人常荣芳、张会建组织“剑南春”、“全兴”、“五粮液”、“泸州”商标及包装，并雇佣被告人常祝家、邱伦富、常春荣清洗酒瓶和翻装酒，共计粘贴“剑南春”商标648份、“全兴”商标300份、“泸州”商标88份、“五粮液”商标96份。除“五粮液”外，均由被告人常荣芳雇佣被告人文勇将酒运至被告人黄味金开设于成都市西南食品城的兴达酒类批发部予以销售。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非法使用“剑南春”、“五粮液”、“全兴”、“泸州”老窖特曲的商标及包装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文勇、常祝家、常春荣、邱伦富明知上述被告人实施假冒注册商标行为，而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行为，其行为均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共犯论处。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文勇、常祝家、邱伦富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常春荣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参与假冒注册商标时间短，情节轻微，依法可免予处罚。被告人常祝家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又犯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

2003年8月20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第4款、第27条第1款、第2款、第64条、第65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黄味金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常荣芳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张会建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常祝家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文勇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邱伦富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常春荣免予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黄味金等七被告人均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应红霞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应红霞、谷琳琳、冯圣伟

案 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审案号：（2004）浙杭西刑初字第336号

2004年7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杭西检刑诉（2004）28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冯圣伟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冯圣伟原为广州达生整合营销传播机构驻杭办事处工作人员， 2004年1月初至同年2月23日期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广州“陈大伟”、“倪壮”二人向其提供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向原广州宝洁公司驻杭外聘工作人员应红霞、谷琳琳销售货值约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上述注册商标洗发水，并以每箱提成10－15元的方式，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同期，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以非法营利为目的，明知上述洗发水为假冒产品而先后七次共同将之销售给日化产品经销商黄某，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从中非法获利15万余元人民币。案发后，被告人冯圣伟投案自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冯圣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予从轻处罚。

2004年8月3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4条、第67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第64条、第72条、第73条第2、3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应红霞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谷琳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冯圣伟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3、王红星、赵坤侵犯著作权案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 告 人：王红星、赵坤

案 由：侵犯著作权罪

一审案号：（2003）京海法刑初字第2434号

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2003）京海检经诉字第6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红星、赵坤犯侵犯著作权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红星、赵坤原系北京雷石世纪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石公司”)职员，负责软件的开发工作。2002年3月，二人从雷石公司辞职后，带走了雷石公司KTV点歌系统软件的源代码，欲继续从事该系统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活动。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间，二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将“雷石KTV宽带服务系统”软件稍加修改后复制安装盘，先后向西安云志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新时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销售该软件复制品，违法所得额共计人民币 11.9295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红星、赵坤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王红星、赵坤均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利，但赵坤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略小于王红星。

2004年2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第(一)项、第25条第1款、第53条、第64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王红星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赵坤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3000元。

一审宣判后，王红星、赵坤二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二、涉及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案例

1、（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诉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及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以下简称新东方学校）因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下简称ETS）作为TOEFL考试的主持、开发者，独立设计、创作完成了TOEFL考试题，并就53套TOEFL考试题在美国进行了著作权登记。1997年8月，ETS与主要从事外语教学服务的新东方学校签订协议，许可新东方学校以非独占性的方式复制协议所列的录音制品和文字作品（共20套试题），作为内部使用，不得对外销售，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但新东方学校将该TOEFL考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在其校内和网络上向不特定人公开销售，且在许可协议期满后未再签订新的协议。另外，ETS曾就“TOEFL”商标在中国核准注册，核定使用的范围是盒式录音带、考试服务、出版物等。被控侵权物的封面等用醒目的字样标明“TOEFL”。2001年1月，ETS以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此前，新东方学校曾因此被行政执法部门查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TOEFL试题由ETS主持开发设计，每一道试题均需多人经历多个步骤并且付出创造性劳动才能完成，具有独创性，属于中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由此汇编而成的整套试题也应受到保护。新东方学校未经ETS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擅自复制并公开销售TOEFL试题，侵犯了ETS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东方学校在其发行的TOEFL考试题出版物的封面上以醒目字体标明“TOEFL”字样，且商品类别与ETS注册的商品类别相同，新东方学校的行为侵犯了ETS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新东方学校停止侵犯著作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对新东方学校侵犯ETS著作权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但对侵犯ETS注册商标专用权及赔偿数额的认定和处理不当，应予酌情纠正。据此于2004年12月27日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有关著作权的判项，撤消一审判决有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判项。

2、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诉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Bonneterie Cevenole S. A. R. L.）

原审被告：梦特娇·梅蒸（香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梅蒸）

原审被告：常熟市豪特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豪特霸）

原审被告：甘传猛

原审被告：甘传飞

原审被告：徐国良

上诉人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蒸）因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服装设计、制造和销售的法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了花图形、繁体字“梦特娇”、“MONTAGUT”与花图形组合等四个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均为第25类衣服、鞋、帽等。香港梅蒸由甘传飞和甘传猛在香港设立，受让取得由“梅蒸”中文文字、拼音字母“Meizheng”和花瓣图形组合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梅蒸”商标）。上海梅蒸由甘传猛在上海设立，经香港梅蒸授权在中国大陆独占使用“梅蒸”商标。常熟豪特霸由徐国良设立，为上海梅蒸加工、销售服装。由常熟豪特霸生产、上海梅蒸和常熟豪特霸销售的服装上使用了“梦特娇·梅蒸”标志，包装袋的装潢也与原告的近似。此外，上海梅蒸在其专卖店的货架上间隔标有繁体的“梦特娇”和“梅蒸”拼音字母与花瓣图形标志，在价格标签上标明“货（牌）号”为“梦特娇”。上海梅蒸在专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包装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装、包装袋上直接使用含有“梦特娇”字样的香港梅蒸的企业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梅蒸、常熟豪特霸生产、销售的上装衣领标、内衬标有“梦特娇·梅蒸”标志，上装的左胸标有“梅蒸”拼音字母和花瓣图形标志，“梅蒸”拼音字母颜色与服装衣料颜色相同，将花瓣的颜色突出，花瓣图形比原告的“花图形”仅缺少叶和茎，且在货架和价签上直接使用“梦特娇”作为商品名称，足以误导公众，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上海梅蒸在专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包装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装、包装袋上直接使用含有原告商标“梦特娇”的企业名称，包装袋的装潢与原告也相近似，构成不正当竞争。上海梅蒸、香港梅蒸、常熟豪特霸在主观上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应共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因甘传猛、甘传飞和徐国良分别作为该三个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施的行为代表各自公司，因此造成的侵权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判决三个被告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判决后，上海梅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于2004年7月6日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诉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侵权著作权纠纷案

原告：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公司）

被告：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娱乐公司）

原告新力公司于2003年12月12日发现西部娱乐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将新力公司享有著作权的黎明演唱的《两位一体》、《全日爱》、《酸》三个作品（MTV）以卡拉OK的形式向公众放映，遂以新力公司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新力公司于2001年制作发行了含有前述涉案三个MTV作品的VCD光盘，涉案的正版光盘封套背页标注了新力公司版权标记，并向国际唱片业协会亚洲办事处进行了版权登记。2002年12月12日，国际唱片业协会北京代表处委托代理人刘莹对西部娱乐公司经营的西部飚歌城播放的黎明演唱的八首歌曲进行点播，并对其播放过程摄像，刻录成光盘两份。该光盘中含有涉案的三个MTV作品。苏州市公证处对上述取证过程进行了公证。

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MTV作品是以确定的声乐、器乐作品作为承载主体，依据音乐体裁不同的特性和情境氛围进行视觉创意设计，形成音、画合一的视听结构，同时在艺术处理上运用光线、色彩、构图等变幻组合，并通过三维动画、数码编剪等技术处理，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等创造性劳动，是视听结合的一种艺术形成，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新力公司对涉案的三个MTV作品享有著作权。西部娱乐公司未经许可，在经营活动中使用了涉案作品，侵犯了新力公司享有的放映权及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西部娱乐公司未侵犯新力公司的著作人身权利，故不再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对赔偿数额，应根据本案涉及的作品类型、西部娱乐公司的经营规模、经营档次及侵权时间等因素，酌情确定。对于新力公司提出的为诉讼等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西部娱乐公司承担。

2004年11月26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西部娱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新力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9000元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25441元，驳回新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依法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4、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诉四川老作坊酒厂、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山五粮液）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五粮液）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老作坊酒厂（以下简称老作坊酒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

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诉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双方当事人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甬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萧山五粮液于2003年3月取得“作坊”商标，并许可宜宾五粮液独占使用“作坊”商标。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获得包装盒的外观设计专利。老作坊酒厂成立于2001年7月，生产“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其中“老作坊玉窖”中的“老作坊”三字远大于“玉窖”两字。昌盛公司自2002年12月开始经营三个品种的老作坊玉窖酒。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萧山五粮液与宜宾五粮液拥有“作坊”注册商标专用权，应予以保护。老作坊酒厂在生产的“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中突出使用“老作坊”三个字，与“作坊”注册商标在整体上构成近似，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标来源产生误认或混淆，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侵犯了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的商标权；宜宾五粮液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涉案的“作坊”牌老作坊酒、作坊酒为知名商品，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侵犯；在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并没有就专利侵权提出明确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专利侵权纠纷进行审理；由于萧山五粮液自2003年3月才享有“作坊”注册商标专用权，而老作坊酒厂成立于2001年7月，早于萧山五粮液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且老作坊酒厂企业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程序取得，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请求撤销老作坊酒厂字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情况，根据萧山五粮液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老作坊酒厂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以及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综合考虑的赔偿数额。

2004年8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停止对“作坊”注册商标的侵权；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分别赔偿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经济损失20万元和10万元（含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5、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黑天鹅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黑天鹅公司）。

哈尔滨黑天鹅公司诉广东黑天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穗中法知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广东黑天鹅公司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赔偿损失50万元，并驳回原告的不正当竞争等其他诉讼请求。广东黑天鹅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哈尔滨黑天鹅公司于2000年9月受让取得“黑天鹅”文字及图组合商标。广东黑天鹅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20日。2002年4月，广东黑天鹅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撤销哈尔滨黑天鹅公司“黑天鹅”商标，国家商标局决定不予受理。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国家商标局不予受理决定的行政判决。二审期间，广东黑天鹅公司又就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广东黑天鹅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在国家商标局撤销“黑天鹅”商标之前，“黑天鹅”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没有受理广东黑天鹅公司的反诉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广东黑天鹅公司诉讼权利的行使，本案审理不需以相关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可以继续使用，但不得扩大使用地域和服务项目。但广东黑天鹅公司与1993年7月1日之前使用“黑天鹅”商标和店名的案外人没有隶属关系，属于不同市场主体，广东黑天鹅公司主张的拥有“黑天鹅”商标在先使用权的理由不成立；广东黑天鹅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在“黑天鹅”商标注册之后，使用与哈尔滨黑天鹅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其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

2004年4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④ 中外知识产权案例

http://ipr.chinacourt.org/

有不少了

⑤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包括以下方面：
一、 谈判过程
二、中国加入世界专贸易组织的历程
(一属)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努力
(二)中国“复关”/“入世”地位的争论
三、知识产权问题
(一)美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及其采取的多边与单边保护措施
(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双方在经过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之后,于1995年2月26日在京达成中美知识产权协议。

⑥ 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在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护，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上。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统一审判标准。制定完善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准。规范司法、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不同渠道的证据标准。

推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标准协调衔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证据标准，制定证据指引，顺畅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制定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司法解释，着力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探索建立侵权行为公证悬赏取证制度，减轻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6)美国维护知识产权的案例扩展阅读：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要求规定：

1、针对新业态新领域发展现状，研究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的保护。探索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

2、研究加强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公证电子存证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

3、编制发布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指南，制定合同范本、维权流程等操作指引，鼓励企业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持续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护环境。研究制定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保护办法，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⑦ 中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我从上海公司律师网找了个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90号。
法定代表人朱兴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丁成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425号。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刀剪总店公司)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刀剪总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刘一舟，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张小泉集团)和被上诉人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德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吴鹏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1956年 1月6日，开业之初名称是上海张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后变更为张小泉刀剪商店、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业改制更名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经核准注册了“泉字牌”图形商标。1993年10 月，国内贸易部授予原告为中华老字号。
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前身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4年8月1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取得张小泉文字与剪刀图形组合的“张小泉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日用剪刀，注册号为46474。 1981年5月1日，“张小泉牌”商标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第20类剪刀，注册号为129501。1993和2003年连续获得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获得“张小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册号为544568。2001年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两商标均转为国际分类，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因企业改制更名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张小泉牌”及“张小泉”注册商标先后经核准转让给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在被告麦德龙公司处购得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KSX－195G不锈钢民用厨刀、ZG－175不锈钢斩骨刀、HBSJ－174精制不锈钢家用剪、 HSSJ－185精制不锈钢强力剪、MY2000－1不锈钢民用剪(2000型)、NS－7不锈钢合金指甲剪、SSJ－125精制不锈钢剪各一把。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沪黄一证经字第4539号公证书。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不锈钢民用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左下方自左向右标有“创立于1663”字样、“张小泉”商标及产品名称，其中“张小泉 ”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邻在“张小泉”商标的左侧；包装盒的左侧标有“三百年历史 三百年盛誉”字样，右侧标有生产单位名称及货号。不锈钢斩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追求卓越品质”字样，下方依次标有“张小泉”商标、“since 1663”字样及产品名称。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五种剪刀产品外包装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标有“创立于1663”、“张小泉”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张小泉”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接在“张小泉”商标的上方；外包装的右侧标有货号及产品名称，下方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生产单位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根据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张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起初由张思泉带着儿子小泉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28年张小泉又率子近高来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继续营业，招牌仍用‘张大隆’，后因冒名者多，于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并在张小泉后面加上近记，以便识别。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基生财与牌号盘给许子耕。杭州解放后，张小泉近记剪刀复生。1953年，人民政府将当时所有的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系经营刀剪等商品的企业，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竞争关系，故原告刀剪总店公司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关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和“since 1663”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前身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先后于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经注册取得“张小泉牌”商标和“张小泉”商标，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是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其在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张小泉”商标的同时，标注“创立于1663”或“since 1663”，主观上是为了表明“张小泉”品牌创立于1663年的历史事实，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上述标注方式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虽于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按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在驰名商标认定时间超过三年时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亦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认定申请。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该规定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现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没有关于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需在一定期限后重新提出认定申请的相关规定。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曾在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均系经营刀剪等同类商品的企业，且均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双方因“张小泉”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因此，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均应依法规范使用各自与“张小泉”品牌有关的知识产权。本案中，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张小泉”商标与“创立于 1663”或“since 1663”字样结合使用和宣传的行为，显属不妥。为了正确区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商标与“张小泉”品牌的历史，避免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今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张小泉”品牌。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系争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0元，由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负担。
判决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刀剪产品外包装上不当标注“创立于1663”、“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不当标注产品；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合理费用人民币21,000元，其中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 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二、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 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由于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 ”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
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其主要答辩理由为：一、杭州张小泉集团有关“创立于1663”的标注不构成虚假宣传。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 ”刀剪品牌与创立于1663年的张小泉刀剪之间存在密切的传承及渊源关系，因此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包装上作系争标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渊源，不存在虚假捏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企业的历史都从登记起算，不可能成立于1663年，因此消费者对杭州张小泉集团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只会理解为该品牌的源头和历史，不会形成“杭州张小泉集团成立于1663年”的误解。二、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取代，后者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超过三年必须重新进行认定的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针对当事人要求工商局保护时，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认定。实践中，国家工商局没有重新认定过一件驰名商标。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商标广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决中均认定“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宣传驰名商标并不虚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张小泉集团行为不妥，是提醒其日后要更严谨、规范地使用权利。
被上诉人麦德龙公司答辩认为，其同意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的意见；同时，其作为销售商，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经营者违反诚信原则，实施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同业竞争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行为，系为表明“张小泉”品牌的客观历史及“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之身份，并非违反诚信原则、误导相关公众的虚假宣传行为，亦未损害刀剪总店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未实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本院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关键在于是否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首先，鉴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和商标制度均系在建国之后设立，客观上我国企业和商标均不可能创立于 1663年。其次，“张小泉”品牌及历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其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也不会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认为其企业成立于1663年或其商标权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不构成虚假宣传。上诉人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院认为，首先，《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仅规定已被认定的驰名商标3年内无需重新认定，至于超过3 年的情况是否必须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并无明确的表述。同时，该条款亦因在后生效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而被废止。其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国家商标局曾要求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或者曾有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因此，上诉人提出的驰名商标被认定三年后应重新提出认定申请之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商标是否驰名，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基于国家商标局曾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而本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生效判决书亦确认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上述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法律并未禁止驰名商标权利人标注“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法确认杭州张小泉集团将其“张小泉牌”商标标注为“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本院认为，虽然原判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包装文字未构成虚假宣传，但为了使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行为更加规范，原审法院特别提醒杭州张小泉集团今后要注意规范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0元，由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⑧ 有关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

在美复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制保护由来已久。1789年开始实施的《宪法》第一章第八条第八款指出，国会有权“保障著作家和发明人对各自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的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此后，美国又先后制订了《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法》和《软件专利》。为了全面执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1994年12月8日美国政府制订了《乌拉圭回合协议法》，对知识产权法律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⑨ 有没有人有美国关于知识产权协议的反垄断案例

美国Bayer公司利用“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摘要：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天生”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本文笔者通过翻译，介绍美国Bayer公司一案，将对Bayer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希望为国内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又一参考实例。

关键字：专利权 反垄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Bayer公司

前 言

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当两者存在着矛盾时该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哪一个为重，一直都是业界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我国的《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颁布施行，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少有专利权与反垄断的案例出现。本文笔者通过整理、翻译，介绍美国Bayer公司一案，将对Bayer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行为，以及如何平衡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作出解析，希望为国内反垄断法的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又一参考实例。

一、案情介绍

本案起源于1997年Bayer公司为解决专利诉讼纠纷而与以Barr为代表的三家药品生产厂商2之间达成签署的一份“解决协议”，该协议涉及一项有关抗生素有效成分CIPRO的专利，Bayer公司为了使Barr停止对该专利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诉讼，同时为了有效排除包括Barr在内的三家药品生产厂商与其竞争销售CIPRO相关产品，最终签订了该份协议。

Bayer公司是CIPRO专利的所有者（该专利1987年6月2日取得，于2004年4月9日保护期届满），在1991年12月6日，Barr发布公告，依照美国Hatch-Waxman法3，该公司已经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提交了一个简要的新药申请以寻求在Bayer公司的专利过期
1 Bayer案例内容基于Lexis英文数据库翻译、编辑。案例的数据库编号：2006 WI App 102, *; 293 Wis. 2d 770, **;718 N.W.2d 251, ***; 2006 Wisc. App. LEXIS 405

2 三家药品生产厂商： Barr Laboratories, Inc. ("Barr"),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HMR") and The Rugby Group ("Rugby")

3 美国的 Hatch-Waxman 法案规定了一些激励措施来支持专利已经过期的药物的仿制药开发,同时允许专利所有者补回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FDA) 审批过程中耽误了的时间。

案例评析

能够被许可销售CIPRO仿制产品，依照美国Hatch-Waxman法，Bayer公司将有四十五天的时间来控告Barr专利侵权。1992年1月16日，Bayer公司在纽约南部的行政区控告Barr，控告Barr侵犯了其专利，FDA就此中止了对Barr所提申请的审批，Barr在答辩期间联合了Rugby（三家药品生产厂商之一）针对Bayer公司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并为公众实施的反诉。
在案件进入初审法院前，即1997年1月8日，Bayer公司与Barr共商并最终与三家药品生产厂商联合签订了“解决协议”。该协议对至少六年的美国整个CIPRO产品市场作出了划分，协议内容包括：Bayer公司向Barr, HMR 支付总价值约达$ 398百万的报酬，作为交换，Barr承认CIPRO专利的有效性，承诺在美国的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上不与Bayer公司相竞争。基于该协议，Bayer公司在美国的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上保持住了垄断地位，从1997年1月到1998年12月期间，Bayer公司所销售的CIPRO产品的价格上涨了16.7%，成为美国处方药价格中上涨幅度最大的之一；内部销售文件显示，公司的税收和利润在签订该协议后均有大幅度增长，从1998年到1999年,Bayer公司从CIPRO项目上上缴的国家税收从$834,620,400增至$1,042,473,100,涨幅为25%,其净利润从$756,265,800到$921,631,900,涨幅为22%。
2000年11月6日，上诉人代表自己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因CIPRO商标而认够CIPRO产品的消费群体开始了诉讼之路。上诉人主张，由于Bayer公司和Barr等厂商间共谋形成的反托拉斯的“解决协议”，固定了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从而导致了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居民需要支付比没有这样的协议存在时高很多的价格来购买CIPRO及CIPRO相关产品，该行为实质损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并对该州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第CH1334。

初审州法院认为，CH133仅适用于州内贸易，并以此为由驳回了起诉。二审法院认为，CH133不仅适用于州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还适用于州际贸易。该法院判决认为，初审法院对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存在错误，应当对原告诉被告违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主张予以支持，二审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该案经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二审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对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的理解是错误的认定是正确的，应当对原告诉被告违反威斯康星州反托拉斯法，以及原告诉被告的行为实质损害了威斯康星州人民的利益并对该州造成了不良影响的主张予以支持。但是，固定价格及垄断行为在在专利有效期件内是合法的，在有效期外属于非法行为，违反了威斯康星州的反托拉斯法。

二、案例解析

本案中，在CIPRO专利有效期间，即自合同签订日1997年1月8日至专利保护期届满之日2004年4月9日期间，Bayer公司作为CIPRO专利产品的所有者，其在行使该专有权的过程中，《专利法》赋予了Bayer公司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一定地域范围内就CIPRO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的垄断5地位，这种垄断权利的赋予是作为Bayer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其发明创
4 Wisconsin Stat. § 133.03：（1）任何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将构成重罪。如果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 10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是其他参与人，将处以不超过$ 50,000美元的罚款。（2）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划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将构成重罪。如果是个人，将处以不超过$ 100,000美元的罚款；如果是其他参与人，将处以不超过$ 50,000美元的罚款。

5 垄断是指经营者或其利益代表者，滥用已经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或者通过协议、合并或其他方式谋求或谋求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藉以排除或限制竞争，牟取超额利益，依法应予规制的行为。

造的代价或补偿，垄断权利使其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变得合法化。也就是说，此阶段是以合法的方式保护垄断，这种保护可以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从而可以激励人们从事更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但是，在CIPRO专利期限届满后，即自2004年4月9日后，Bayer公司即丧失了对CIPRO产品排他性的垄断权利，如果Bayer公司在此时间点后仍然延续其一贯的垄断行为，就可能会导致一种利用过期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发生。因为，在专利过期的情形下，作为CIPRO产品的经营者或其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已不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垄断地位。此后，Bayer公司的垄断行为在主观方面是牟取超额利益，在客观方面存在着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行为目的是为了维持或提高市场地位，获取超额垄断利益，行为后果是对市场竞争的实质性的损害或损害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在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Bayer公司与Barr等厂商仍然按照“解决协议”的内容执行固定价格，排除竞争的行为，完全符合垄断行为的构成要件。

进一步地说，在专利保护期届满之后，Bayer公司的垄断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垄断高价类型。Bayer公司作为CIPRO产品的经营者，在该CIPRO相关产品市场中已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了进一步排除竞争，它与Barr等三家药品生产厂商签订了“解决协议”，对资源配置和利益重新作出分配，使其在CIPRO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上，几乎占据了全部市场份额，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能够与之形成竞争。由于制药行业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较大，CIPRO产品作为一种最常用抗生素类药，市场集中度高，消费者对其依赖程度越大，Bayer公司的市场支配地位也就越高，而Bayer公司正是凭借该公司的市场支配优势地位，以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幅度确定销售价格来销售其CIPRO产品，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该垄断高价行为不但实质性地损害了消费群体的利益，而且使自身失去或大大降低其通过平等竞争改善管理、推进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并且阻碍了社会福利的增长，损失了社会整体福利，同时，该行为还践踏了平等交易规则，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掠夺了社会资财，侵犯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因此，在这种专利权过期的情形之下，如果Bayer公司依然拥有一个长期和稳定的垄断地位，可能会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因此，这一阶段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妨碍竞争的行为，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三、结语点评

本案给出的美国Bayer公司判例至少表明：专利权所有人的市场支配地位及垄断高价行为在专利有效期间内具有合法性，在此期间，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护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下，给予其最大可能地保护，然而，这种保护并不是无期限、无限制的，相同行为在专利有效期外的延续则可能构成垄断行为，属于非法行为，此时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⑩ 中美知识产权摩擦中受美国337调查的案例

很多，可以在一些论文中找，其中一篇《华为胜诉ITC应对337调查提供法理范例》2009年5月发表在《WTO经济导刊》写的很到位。作者在这个领域很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