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版权修订条例争议

⑴ 《逃犯引渡条例》为何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逃犯引渡条例》在香港引起如此大的争议的原因是：

一是阻碍香港与内地及港澳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使得香港某种意义上成为“逃犯天堂”。

该条例的导言部分，明确了移交逃犯安排“适用于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的政府除外)；或香港及香港以外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

是为移交因涉及违反香港或该地方的法律的某些罪行而被追缉以作检控、判刑或强制执行判刑的一名或多于一名人士而作出的。”今年两会期间，原公安部副部长、现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达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

但受到《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并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曾书面答复议员，因内地-香港两地法制差异，有关移交逃犯安排的商讨工作须小心进行，各项细节要仔细审视。由于没相关法例授权，故在相关安排正式立法及生效前，不会将逃犯移交到大陆。

二是港人在未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发生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极大困难。

根据《逃犯条例》规定，香港只能向签定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经笔者查询，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仍未与其他100多个国家及地区达成双边协议。

三是一些在港犯案后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嫌犯，也因为没有引渡安排，港府无从引渡他们来港受审。

为阻碍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内外反对势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使出了很多毒辣的招数。这其中，很多都是他们在“反国教运动”“反‘一地两检’”中反复使用过的，凸显出反对派逢“中”必反的根本立场，也预示着修法必将面临一场艰苦的缠斗。

极力渲染恐慌气氛。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占中”黑手黄之锋撰文，声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届时若有台湾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为干犯中国大陆的罪行。

只要该人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国大陆的可能”。同时，也有香港反对派顾虑，内地会以非政治化的罪名，例如逃税等，要求引渡逃港政治异见人士。和反对“一地两检”时一样，反对派大肆渲染内地将大规模拘捕或引渡港人的场景。

试图激发港人的恐惧心理，从而形成反对修法的舆论。一直以温和反对派立场著称的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对有关“遣返政治犯”的说法感到气愤，并斥反对派将政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大做文章及随意提出无理指控。

漠视社会公义等，重申香港不应发生这样的情况。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邓清河表示：“这些所谓忧虑纯粹只是反对派的危言耸听，他们只是试图将有关修例建议妖魔化、政治化和阴谋化。

除此之外，他们对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并无任何怜悯同情之心。”反对派的担忧并没有道理，因为现行条例已经把“政治犯”排除在外。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移交“政治犯”的问题。相反，特区政府在每个具体案例上都会极为慎重，不可能出现滥用《逃犯条例》的现象。

极力阻碍“一国”进程。目前保安局修法建议其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取消对除香港以外中国其他区域的限制，二是与香港没有签订长期移交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开辟以“个案形式”移交逃犯的通道。但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建议，先就对台湾的限制松绑。

3月15日，反对派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先处理(适用于)台湾、不适用于中国内地”等3个动议，结果全遭否决。其实，反对派的这些建议，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台湾这方面的要求比较紧迫，先对台湾松绑，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就都不动，等爆发出新的问题了再继续改正。

同时，他们心中其实是有一条底线的，那就是可以同台湾进行司法协助，澳门也可以谈，但必须回避内地地区。究其实质而言，这些反对派依然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以所谓的“司法独立”来妨碍“司法公正”。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蓬勃开展，内地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往来越来越密切，可能发生的法律问题将会变多，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需求自然会更加迫切。

如果在同一个国家、特别是同一个大湾区内都不能实现刑事司法协助和逃犯的顺利移交，那么三地融合的步伐和程度自然就会受到影响。正如一座不允许多向自由通行的大桥那样，其综合效益是很难得到充分发挥的。

⑵ 香港版权条例的几个问题

registrable designs

注册的外观设计
pre-1973 drawings
1973年以前的图纸

⑶ 香港特区立法会否决有关修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有什么影响

从两方面看，一抄香港政府袭依然需要更加的快速融入大陆中央政府，建立中央管辖内的香港特区一国两制政治体系，需要新的渠道。比如，中央委派监督等。二香港人民需要强有力的特区政府来建设香港，并且，香港各界需要加快与大陆的交流，化解两地的矛盾，并且，依托内地市场发展香港经济，建设美丽香港，对两地都有好处。

⑷ 香港性条例算不算违法中国宪法

香港基本法依宪法而定，香港各种发又是依香港基本法来定，因此并不违反宪法，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其因制度不同而同大陆不同也是正常的，这也是宪法规定的。

⑸ 著作权法修改的争议问题有哪些

著作权法争议的问题虽然比较多，但总结来说主要争议的问题就三个：法定许可、网络传播、集体管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个主要争议问题。
主要争议问题之一：法定许可
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须支付报酬。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践过程中，著作权人获取报酬的权利却不能得到保证。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备案、及时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对于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即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音乐界人士联名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认为“3个月”时间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将会严重打击音乐原创的积极性，会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会认为其他音乐传媒推广企业(如电台)也会受牵连。
但从草案来看，第四十六条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备案、指明来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费的前提下才能够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其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要兼顾著作权人、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实上，对音乐作品录制的法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对音乐录制品的垄断，这是因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与之签订独家许可协议，以成为唯一有权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制品的公司，借以垄断音乐作品录制品市场，抬高价格。但目前草案中“3个月”的时间规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讨论，在确定这一期限时应充分考虑到录音制品的生命周期，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以达到首次录制者和其他录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报刊可以作出专有权声明外，草案并没有允许其他著作权人声明保留权利以免架空法定许可制度，使其失去适用的机会。法定许可制度本质上是对权利人权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证权利人的获得报酬权，才能避免该项制度成为对权利人权利的剥夺。
主要争议问题之二：网络传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条有三个条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纯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审查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事实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该规定是在网络环境下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利益的一种选择，是世界各国对提供网络技术服务方的通行规定，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避风港原则”，即技术中立和过错责任原则。网络服务商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这也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而且，这一规定也符合现实情况，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术水平还难以实现。
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通知与删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被著作权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删除等义务，如不执行，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和应知侵权的情况下承担的责任，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承担注意义务，即通常所说的“红旗原则”，网络服务商如果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与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理论是对应的，网络用户如果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则需有主观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应知)才应承担连带责任。
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使得著作权人面对诸多网络企业的维权行动收效甚微。在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往往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将使著作权人的利益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如果著作权人的劳动都能在网络盗版中免费获取，原创力无疑将被扼杀。但如前所述，《著作权法》是要在现实情况下努力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仅仅考虑某一群体的利益。
主要争议问题之三：集体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条和第七十条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向非会员延伸的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即使权利人没有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报酬，就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如此规定使得权利人无法再通过诉讼向那些已经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了使用费的使用者进行索赔。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诉讼获得法院判赔的数额通常会高于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因此该项延伸性集体管理规定引起了诸多权利人的质疑。
根据修改草案的规定，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这种“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决“使用者愿意合法使用作品却找不到权利人”的问题，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但问题在于“被延伸”到的权利人是否愿意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代表。非会员通过诉讼可能获得的较高赔偿额将会使会员受到影响从而退出集体管理，这将破坏集体管理制度，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诉讼赔偿额和集体管理组织的收费标准的统一。
也有观点认为，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向非会员强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名称上虽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质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但目前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费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在维护著作权人权益方面不积极不到位的问题使其公信力不高，难以获得权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条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体管理组织中引入竞争机制也很有必要。
望采纳，谢谢！

⑹ 香港《国家安全条例》为什么香港人会反对

主要有三来点：
1. 没有清楚源的定义。怎样是叛国怎样是颠覆。政府可能会利用法律漏排除异己。
2. 内地有太多案例针对民主推动人士（大学教授和文学作者）以《国家安全条例》入罪。令香港人很担忧，怕失去民主自由。
3. 现有法例如香港法例第245条公安条例已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没有必要再立法。

有人认为是意气之争。后来中央和特区政府修改提议，报章书籍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可是民主派一直对抗，对人不对事。

详细讨论你可以在网上找立法会视频有关这个立法的讨论。

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修改提案权属于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修改提案权属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香港特别行政区。

⑻ 香港法例是怎样一部法律

《香港法例》是香港现存的成文法法例编汇。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为依归，对于有争议的案例或有必要遵守的规定，都会以成文法的形式颁布并实行。

⑼ 与香港公司条例相关的判例

有。不过网上没有直接的资源。可以先在网上搜索经典案例，然后去HKLII找具体例子。能上Westlaw or Lexis就更好啦。
不过基础的、核心的、经典的案例应该还是英国的案例。

⑽ 2018香港公司修订条例实施会有什么影响

您好，有关2018年香港公司修订条例的实施会有以下影响：

1、披露重要控制人的责任在于公司及其董事会，而不是重要控制人。主要控制人没有义务主动通知公司他们在公司的重大控制权。他们的披露责任仅是在收到公司的查询其是否实重大控制人时才产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法是增加了公司的行政负担。

2、然而，公司的责任并非必须找出或识别重要控制人，而是采取合理的步骤来确定是否存在重要控制人，及如果有的话，识别其身分。因此，关键是采取合理步骤，其中包括上述步骤。一旦确定采取了合理的步骤，公司就被视为已履行了法定责任，尽管不能确定或识别重要控制人。所以，记录公司所采取的合理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公司注册处亦十分鼓励公司对采取了什么合理的步骤作详细记录。

3、对于大多数大股东同时也是董事或在董事会有代表的香港小型私人公司而言，要确定谁是重要控制人并不因难。然而，对于管理和所有权不同的大中型私人公司而言，要确定谁是重要控制人则可能比较困难。

4、从重要控制人的以上的定义来看，显然不限于直接股东。例如，它可以延伸到股权结构中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等等）层的间接股东。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重要控制人根本不用是股东。例如，公司或其大股东可以签订协议(如贷款协议)，授权第三方(如贷款人)委任或罢免公司大部分董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则可能被视为一个重要控制人。

5、 SCR只供香港执法机构及重要控制人本身而非公众人士查阅。但是，有意与公司进行交易的人仕(如贷款人或投资者)可要求公司自愿披露SCR作为贷款、投资或交易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SCR的存在确实有助于提高香港公司的透明度。

有关香港公司的问题欢迎与我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