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我国为何没有在著作权法中设立强制许可制度
我国目前并没有对非自愿许可的重要类型——强制许可制度给予足够重视。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中尚没有强制许可的相关规定。但是我国已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所以公约中有关强制许可的规定也可以适用。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我国在适用国际条约中有关强制许可制度的规定时应当由国家版权局负责实施发放强制许可证。但目前由于具体实施办法的欠缺，我国并没有充分利用公约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给予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制许可的特殊优惠，以方便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促进本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这种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发展中国家国民因教学研究需要翻译、复制外国作品的，在无法找到著作权人或被拒绝的情况下，可以向著作权主管部门申请强制许可；经过一定的期限后，申请者仍不能在国内获得该作品的即可得到著作权主管部门的强制授权。可是我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的申请者尚属罕见，而反面的例子却有不少。如“新东方”学校被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起诉并败诉一案就教训深刻。如果“新东方”学校能充分利用强制许可制度，就不会在10年时间内持续侵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所出版的教材版权，也不必因侵权而支付1000万元的巨额赔偿。因此，我国应依照国际公约中强制许可的规定建立健全版权强制许可制度，使我国国民充分享受到由此带来的利益。
Ⅱ 著作权的默示许可指的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默示许可指在著作权人可以作出不得转载、摘编的声明以阻止他人对其作品的有偿使用而有意识地不作为，等于是默示了他人对其版权作品的有偿使用，称之为默示许可使用。著作权的默示许可指的是什么默示许可的特点1.尊重著作权人的意志。不同于法定许可使用，默示许可尊重了著作权人的意志，著作权人有决定作品是否许可给他人使用的权利。在作品发表时，著作权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通过声明的方式排除他人对其作品的转载、摘编等方式的使用。2.获得许可无需明示授权。不同于明示许可使用制度，虽然著作权人的意志依然是他人能否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决定因素，但是这种意志不再需要通过著作权人的明确表示，而是可以推定得出。举例来说，某一作品的著作权人如果作出了对该作品不得转载的声明，则他人就不能再取得该作品的许可使用权。而如果著作权人没有作出此种声明，则默认为使用人使用该作品已经获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3.许可针对不特定主体。与明示许可不同，著作权的默示许可的被许可人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只要著作权人的行为属于默示许可行为，则任何人都可以不再经过著作权人事先明确同意而使用该作品。4.著作权人有获得一定报酬的权利。跟法定许可一样，作品的使用不是无偿的，著作权人有通过作品的被使用获得相应的报酬的权利，著作权人对自己的创作作品的劳动付出有物质上的回报。相关法条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尚未建立相应的默示权许可使用制度。《著作权法》第23条规定：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第33条第2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摘编，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另外，2006年国务院颁布，2013年最新修改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一般被认为属于法定许可范畴，但存在着法定许可与默示许可杂糅到一块，立法思路不清晰，缺乏逻辑体系等问题。
Ⅲ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使用的异同
合理使用是著作权限制方法中的一种常用的方式，是指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以外的人，为法定的目的或需要，采取合理方式，依法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须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同意，且不支付报酬的一种合法行为。
著作权法律关系中的法定许可，是指在法定条件下，使用人在不侵害作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使用有著作权的作品，只向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支付规定的报酬，指出作品名称、出处和作者的姓名，而无需征得作者同意或许可，且不构成侵权的一种法律制度
法定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制度想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1）限制的权利范围不同：
法定许可制度依法承认和保护作者或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财产权，其限制的对象仅仅是作者人身的、精神上的权利，即不需要征得作者同意或者许可，便可使用其作品，而合理使用制度，不仅限制了作者的人身权利，也限制了作者的财产权益，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2）使用的目的不同：
法定许可制度下使用人的使用目的是为了营利，使用人随时可以使用他人作品，并且在使用的数量和次数上无任何限制。而合理使用制度下的使用人使用目的具有非商业性，凡是以营利或者商业性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均不构成合理使用。
（3）法定许可制度往往涉及邻接权人
在法定许可条件下的使用行为，除了使用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关系外，往往还涉及与邻接权人，如表演者、演唱者、演奏者等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定许可制度比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关系要复杂得多。
（4）法定许可制度下作者有权以事先声明的方式保留其权利，排除适用法定许可制度，而合理使用制度下作者则不能保留其权利
Ⅳ 请问空间原创文章有没有著作权
1.你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那么就拥有版权，而且是作品一创作出来就具有版权。
版权
（英文名称：right）即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版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类型，它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摄影和电影摄影等方面的作品组成。
独创性
也称原创性或初创性，是指一部作品经独立创作产生而具有的非模仿性(非抄袭性)和差异性。一部作品只要不是对一部已有作品的完全的或实质的模仿，而是作者独立构思的产物，在表现形式上与已有作品存在差异，就可以视为具有独创性，从而视为一部新产生的作品，而不是已有作品的翻版。
2.侵权。
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5．剽窃他人作品的；
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7．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版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11．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邻接权的行为。
建议：如果你认为作品有一定商业价值，想的到法律更有效保护的话，你可以做版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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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简述我国著作权许可使用的法律性质及类型
著作权许可使用是著作权人授权他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商业性使用其作品并收取报酬的行为。著作权许可使用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行为，通过著作权许可使用可以在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许可使用合同的种类是十分繁多的，不过《著作权法》除上述许可使用的原则性条文而外并没有逐一对各种许可合同进行规定，只是在《著作权法》第四章(与作者相关的权益)相应的条文中涉及到一些常见的许可使用合同，这些合同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1.出版合同
出版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出版者行使其作品的出版权的协议。所谓出版权实际上是复制权和发行权之和。由于作品的主要形式是图书和文章，故出版合同可以大体分为图书出版合同和文章发表合同。
就图书出版合同而言除了必须符合上述一般规定而外，《著作权法》尚有以下限制：(1)著作权人必须按照约定期限交付作品；出版者必须按照约定的质量和期限出版图书；(2)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方可修改、删节作品；(3)图书重印、再版作品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9条，著作权人寄给图书出版者的两份图书订单在6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视为脱销。
另外，法律还对专有出版权的内容作了规定，“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
文章发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文章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另一方是报社、期刊社或者其他人，例如网络服务商。双方通常按行业习惯来合作，常常以口头或者默示的方式达成协议，签定书面发表合同的相对比较少。著作权法对这类合同的规定也十分有限。
《著作权法》第32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15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30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款表明，立法者没有赋予报刊出版者法定的专有出版权，故文章发表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应可自由约定许可使用的权利的性质，换言之只要他们之间有合意，那么可以作一稿多投。不过，这里的当事人合意必须是一稿多投所涉及的所有当事人的合意，即一篇文章的作者和多家报刊社的共同合意。故作者在未告知所有有关报刊社的情况下作一稿多投是不允许的。另外，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只有当法定期限届满之后才能一稿多投。最初收稿的报刊社如果在法定期内未作通知，表明他接受或容忍作者的再次投稿，但他仍有权利刊用来稿，除非作者又来信撤稿。为了维护第三方的利益，作者在作第二次投稿时应将尚未撤回的第一次投稿告知第三方。
《著作权法》第33条第2款还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所谓文字性修改是指不触及、不损害作品实质内容和观点的修改，如纠正来稿中的标点和书写错误、语法逻辑上的错误、引文错误、客观事实(时间、地点等)错误等。如果报刊社认为来稿有使用价值，但内容或观点上需要改进，应征得作者同意后才能改动或者径请作者自己修改，而不能擅自将编者的观点强加到他人作品之中。
2.表演合同
表演合同即著作权人许可表演者行使其作品的表演权的协议。
除了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内的表演而外，表演他人作品都应该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如果表演的是经过演绎创作的作品，例如是外国人创作的作品的中译本，又如是由小说改编成的剧本，则不仅要征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还要征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签定表演合同的人可以是表演者，也可以是组织演出活动的人。
3.录制合同
录制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录制者行使其作品的录制权的协议。
依据第39条第1、2款的规定，录制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该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如果被录制的作品是演绎作品，则还应取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
4.播放合同
播放合同是指著作权人许可播放者行使其作品的广播权的协议。
根据规定，播放者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时，应该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另外，电视台播放他人已经发表的影视作品也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Ⅵ 自媒体传播作品认定
当前自媒体发布内容版权保护的困境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如何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其次是如何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归属；三是如何认定抄袭发布转发转载等是否为侵权行为；四是如何追究侵权责任
（一）如何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构成作品
版权保护的对象是作品，对于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构成作品争议不断法律对版权保护设有门槛，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能构成作品须为具有独创性的可以某种形式复制的脑力劳动成果是否构成作品与字数无关与形式无关，关键在于独创性，但独创性的判定本身也是充满争议的对于独创性的判定，英美法系采用额头出汗原则，即创作者投入了一定的智力性创造劳动即可相较之下大陆法系的判定标准较高，我国传统版权制度下理论界认为独创性的判定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独立完成，即一件作品的完成体现了作者自己独立的选择取舍安排或设计，不是按照已有形式复制出的，也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或手法推演而来的；二是体现一定的创作高度及作者的个性自媒体发布内容中一些流水账式的生活记录或情感表达自然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但像微博中的一些微小说微电影微诗歌等，创意新颖表达独特，则称得上是著作权旨在保护的作品
在传统媒体时代，判断独创性一定程度上由行业标准衡量有专业人士把关，门槛较高；而在自媒体时代，信息创造和分享的平民化低门槛高速传播无疑使得独创性这一标准的主观性不确定性的缺点越发凸显，这一法定标准在实践中难免操作困难引起争议不断对此，有学者从媒体的本质出发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提出了是否具有传播价值的判定标准与传统的独创性标准相比，这一判定标准的优势和合理之处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符合自媒体发布内容被创造和分享的意义，自媒体为用户提供平台和用户使用自媒体创造和分享信息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分享传播对自己他人甚至社会有价值的信息，在自媒体背景下没有传播价值的信息不值得著作权的保护；
二是相对客观容易确定，在自媒体平台上，可以通过技术大概掌握信息的传播状况，是否具有传播价值成为一个相对量化的标准，客观性强；
三是这一标准具有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能力，信息是否具有传播价值必然是与时代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相关联的，而且在自媒体时代，这样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
除了传播价值的标准外，也有相对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否构成作品应以知识价值为标准，即判断其内容是否对人类文明有价值，但是这样的标准过于主观，难以量化；且在现代的网络环境下，多元的价值观使得这一标准难以衡量
当然，是否具有传播价值的标准可以作为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构成作品的有益补充，但绝不可能替代独创性的标准独创性的标准所指向的作者独立完成，体现一定的创作高度及作者的个性的要求仍然是自媒体发布内容受到版权保护的前提
（二）如何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归属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自动取得，但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自媒体平台往往通过用户协议中的格式条款对发布内容的版权归属作出限制由于目前对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保护尚无规范，一些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对这一问题的限制各不相同
2013年5月腾讯公司的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声明部分被指是霸王条款，引起了媒体性质网站对知识产权界定的讨论微信协议的知识产权声明将用户发布内容的版权限制为：腾讯在本服务中提供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网页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图表等）的知识产权均归腾讯所有，但腾讯用户在使用本服务前对自己发布的内容已合法取得知识产权的除外这样的条款被自媒体发布者质疑：我写的微信，版权却不属于我？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腾讯公司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声明实质上并不构成对用户版权的限制，但对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保护确实存在如何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归属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自媒体平台一般将知识产权界定为用户所有，同时用格式条款约定永久性授权例如新浪微博的用户协议：对于用户通过微博服务公开发布的任何内容，用户同意新浪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免费的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非独家的和完全再许可的权利和许可，以使用复制修改改编出版翻译据以创作衍生作品传播表演和展示此等内容（整体或部分），和将此等内容编入当前已知的或以后开发的其他任何形式的作品媒体或技术中；豆瓣的用户协议第10条第2项：用户在豆瓣上传或发布的内容，用户应保证其为著作权人或已取得合法授权，并且该内容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用户同意授予豆瓣所有上述内容在全球范围内的免费不可撤销的永久的可再许可或转让的独家使用权许可，据该许可豆瓣将有权以展示推广及其他不为我法律所禁止的方式使用前述内容
这样的条款极易引起争议，但由于一方面自媒体发布者很少关注平台的电子协议内容，很少关注版权归属的约定；另一方面尙无法律规范，所以这样的格式合同大量存在如何认定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归属成为版权保护的一大困境，需要进一步规范
（三）如何认定抄袭发布转发转载等是否为侵权行为
版权制度旨在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在著作权法中又存在合理使用默示许可法定许可等规定，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行使的限制，这些规定也往往被用作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抗辩理由对于自媒体发布内容的版权保护问题，实践中最常出现纠纷的是抄袭发布转发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未经许可的转载三种行为，对于这些行为是否为侵权行为的认定有不同的结果和依据
1.抄袭发布行为构成侵权
抄袭发布行为指的是，将他人发布的内容几乎不做修改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未给原始作者署名，也没有注明出处，也就是盗版贴对此行为的抗辩理由认为侵权人抄袭发布一般是出于喜欢，没有盈利目的，可以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免责；或是抗辩说原始作者将内容公开于网络就是为了信息能够共享，符合默示许可的规定但是是否侵犯著作权与是否有盈利目的无关，而且不论是合理使用还是默示许可都仍然需要做到为原始作者署名注明出处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或在网络上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权抄袭发布是典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2.转发行为不构成侵权
与抄袭发布不同，转发行为专指转发他人已发布的内容同时注明作者及出处的行为而且现在大多数的转发行为都是按照自媒体运营商提供的转发功能键进行的简单的格式化的操作转发行为不构成侵权，其依据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根据合理使用的规定为了平衡作者权利与社会公众权益，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研究或欣赏而使用他人已发表作品，或者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而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的在引用时注明作者及出处，则不构成侵权二是根据默示许可的规定默示许可是指从著作权人的行为可以推定其对某人使用其作品不会反对，则不会构成侵权
对于转发行为，从实践当中分析，用户转发信息多是出于喜欢，所以想要分享和传播，难说是用于个人学**研究或欣赏；对于介绍或评论，其对于转发内容的介绍或评论须独立可构成作品，这样的高门槛导致用合理使用的规定来解释转发行为的合法性有些牵强用默示许可的规定来解释则会更加合理：在大多数的自媒体平台中，转发都是其基本功能之一，用户申请注册使用的行为即可推定为对转发行为的默示许可
3.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构成侵权
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也经常出现著作权纠纷，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构成侵权这种行为是相互的，具体表现为：未经许可，将他人在自媒体上发布并享有著作权的内容转载或使用在传统出版物中；未经许可，将他人刊登于传统刊物中的作品数字化并发布分享于自媒体平台中有人援引著作权法中法定许可的规定为这种转载行为辩护，法定许可是指作品刊登后，除声明不得转载外，其他报刊杂志可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而不需征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实践中自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多未支付报酬，况且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与传统媒体意义上的刊登一视同仁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自媒体发布内容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关键在于合理使用的界定传统的版权制度中合理使用的界定分三步：首先原始作品是否已公开发表；其次是否构成适当引用；最后引用是否注明了作者及出处但是在自媒体领域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准确地界定自媒体发布内容构成合理使用或是著作权侵权例如自媒体发布者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明显构成作品的内容，首先存在争议的是其是否构成公开发表公开发表是指向不特定人群公开作品内容，而微信朋友圈的特点便在于点对点的沟通，朋友圈内的人一般是特定且数量有限的，是否因此可以断言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内容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公开发表？随着平台的普及，朋友圈中动辄数千好友的微信大号普遍存在，如何判断何种情况构成公开发表？
网络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各种自媒体平台的功能开发周期短速度快，固守传统的制度观念无法适应新发展带来的挑战对于自媒体发布内容构成合理使用还是侵权的认定，应当更偏向于对主观过错和客观损害结果的判断，而将是否构成公开发表这样的因素交由法官自由裁量，根据当时当事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
Ⅶ 「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和默示许可制度的完善
「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和默示许可制度的完善对未参与标准修制主体的权义进行规制确定由谁来认定未披露专利是否构成SEP 标准和专利，有从娘胎里带来的脾性不合，标准作为某公共组织倡导、推行的技术规范，其目的在于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互联互通、保障安全，着重的是公共利益；而专利作为一项私权，其本质是以技术信息公开来换取垄断地位，是激发和保障创新的一种手段。标准重推广，倡导大众使用和遵循；而专利重垄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标准必要专利，是指包含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且在实施标准时必须使用的专利，是一个将标准与专利二者矛盾尖锐地对立的特殊领域。一方面潜在实施者遵从于标准的强制、推荐，或者行业的要求去实施标准，而另一方面专利权人正在设置一个巨大的陷阱等着实施者不小心的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利挟持，即不按照标准就没有市场和出路，而按照标准可能遭受侵权诉讼、面临禁令和巨额赔偿，让实施者陷入两难境界。因此，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专利权人的私人利益，如何保障标准实施者的权益同时又保障专利权人的权益，需要我们在制度上进行精心妥善的设置，才能让标准和专利得以共存，并相互促进。笔者将从我国现有制度以及上述制度的缺陷与完善进行分析。我国解决冲突现有的规制与思路为解决矛盾而创设一套制度，从来都不是易事，我国有关这套制度的设置，也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2008最高院第4号复函》规定：只要专利权人参与标准的制定就应当视为许可他人使用，只不过许可使用费要较正常许可费低。，可以看出这是在对标准尚未建立起公开信息披露制度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公权力优先的意味。2013年国家标准委和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规定（暂行）》，其中第二章的内容，标志我国开始注重建立标准必要专利的信息披露制度，并把信息披露作为标准参与者的一项法定义务，但对违反法定义务的，具体如何承担责任没有详细说明。2015年发布的《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5条，对于违反义务不披露其专利信息的，需要承担何种责任进行了具体化，即视为默示许可，只能通过协商、行政手段解决其许可费用问题，但无法阻止他人使用其专利技术。最近最高院在2016年4月公布的《专利侵权纠纷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和北高院在2017年4月公布的《专利侵权判定指南》中，确定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于专利权利人履行了其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下，不能直接适用默示许可，而是要根据过错原则来判断是否要实施禁令，也就是说，除非实施人在与专利权人进行商议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否则不能对其直接实施禁令，即无过错，不禁令。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我们解决问题的逻辑：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标准参与者有义务申报和披露实施标准必不可少的专利，然后由实施者和专利权人在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下商讨许可事宜，未能达成许可的，除非实施人存在过错，否则不能对其实施禁令；对于未曾披露的专利，则视为默示许可，双方只能就许可费用问题进行协商和解决。立法的思路，正是构建这么一套制度，来尽量协调和避免二者的冲突，使涉事主体的利益尽可能得到合理的照应。事物都是在探索中前进，截至目前这套制度只是雏形初现，但仍存在较多缺陷尚待完善。
Ⅷ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许可使用制度
根据《著作权法来》的规源定，法定许可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作品在刊登后，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向作者支付报酬。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的修改、删节，但对文章内容的修改，则应征得作者的同意。
二、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造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或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支付报酬。
四、为实施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或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断或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美术、摄影作品。但应当按规定支付报酬，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