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①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存在哪些待解决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质

不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属性和自身发展特点就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其保护对象所下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显然只是一个工作性定义，可以避免定性方面的偏颇，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循环定义。《公约》在此定义之下还不无赘言地开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的五个方面：（ 1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 ）表演艺术；（ 3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仍然没有让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从五个方面对其加以界定：他们总是流传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当中；他们主要属于前现代尤其是农业文明；他们往往具有功能性，负载了特定的伦理—政治—宗教功能；他们的产生带有随机性、即兴性；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多种版本或表现形式。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固定的作品形态。这不仅是说他们主要由传承人的口头表述或肢体行为所负载，而且是说，他们往往不是前现代社会成员的身外之（财）物，而是其内在的存在状态。必须考虑这种状态如何加以“保护”。

进而，他们之所以濒危而成为“遗产”，主要是现代化“惹的祸”；是较为片面的现代化进程将其作为“过时的”文化几乎一扫而光了。所幸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或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复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作为后现代的文化资源大力挽救。因此，他们因此获得了最后的机遇。但是必须意识到，这里“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因此双方的交往包括我们所说的“保护”需要贯彻一种伦理原则。

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也可以推论出，尽管他们源远流长，却也没有几千年乃至更久的“原汁原味”，其尚可耳闻目睹的表现形式不过比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有稍早些年的经历吧。一般说，种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经历一个从较简单的、集体性的民俗典仪、节庆活动经分工，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向分散的、更精致的、更多个人风格的工艺、技能转化并形成特定（无形或非物质）作品、产品的过程。并且这些技艺和产品也可以找到特定的流通、交换、传播、消费方式

这也就是说，即使现代化的一方如果不刻意挤压、限制甚至彻底抹杀他们，这些小型社会及其文化都会慢慢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但由外力促成的转型与内力造成的转型会有一些区别。后者往往可以将自身既往的价值表现形式更多地带给现代或是后现代的文明。这之间的利弊权衡是个微妙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更平实一些。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两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责任和选择标准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知识产权形式保护？讨论之后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我们首先需要一部行政法还是一部民商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责任和选择标准问题

我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和一些先步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相比，它的现代化模式是赶超型或跨越式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本性使这个难免仓促的进程势必大批而迅速地摧毁原有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粗放工业体系的构建有对潜藏在乡村的资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工厂矿山水库、公路铁路及大型通讯设施径直布局于小型社会密布的乡间版图，去除了它们的植被，改变了它们的景观。发展起来的商业网络和媒体网络覆盖农村，现代教育体系以新的知识体系教化了几代乡民，乡土社会居民原来相对完整的宇宙观背景现在明显破碎，乡村的人际关系准则和生活仪式的模式也更加多元化。在这个进程中，它们原有的文化表达、文化认同被抛弃殆尽。这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历史命运。但也是因此，一个经济上正在迅速成长、国际地位正在迅速提高、文化影响力正蓄势待发的国家的政府，有必要以更全面、更多责任感的态度来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三、在什么情况下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知识产权形式保护

一些法学界专家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就是确定其产权归属，让这些遗产的传承人取得其知识或技术的知识产权，并可以依法转让、出售。这一动机无可厚非：知识产权立法就是要保护原创的积极性。但问题是，知识产权属于现代范畴，这时无论是独立的个人还是其财产权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适用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是可以清晰界定的；其所有人也是明确的。但对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些条件恰恰是不具备的，因此很难适用。

一些专家想到了持有人这个概念。意思是说，这些传承人虽然不是这些遗产的明确的创作者，因而不能定义他们为所有人，但这些遗产事实上就在他们手里，因此也应该具有相关的权利。这有些像非遗嘱继承。但各个遗产的持有人很多，甚至难以完全认定。尤其是当一种遗产还处于民俗或宗教仪式状态时，怎么去确定其持有人呢？有的专家认为可以选择或指定一个法人代表。这似乎更难操作。尤其是一些草案文本甚至希望由地方政府作一些无主遗产持有人。这时似乎持有人连传承的技艺都不用具备，听上去更不合理

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论文可以从哪些角度写

题目：从传统走向现代民族激情中华魂让传统节日文化“长入”今日生活态度：“非遗”保护关键在于提高文化自觉现在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数都要求是“活态”的，既需要有人承继，也要具有相当的技艺水平。至于那些已经完全消失的，将不进行申报。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提倡一种“尊故融新”的观点，比如像戏曲、相声等都可以表现新时代的内容，但在形式上却不可随便乱改，否则如果一些传统戏曲用小提琴来伴奏，将完全失去了保护的意义。事实上，国外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在韩国，每年都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检测，检验传承人的技艺是否达到最高水准，如果达不到，就会把这个传承人的名誉名号重新剥夺，直接授给别人，或直接取消这个项目。1“端午节”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端午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民俗化文化形式，具有传承性、全民性、多样性、发展性。它的传承性，表现在于具有顽强生命力，两千年来深深扎根这块土壤，而且向外流传。它的全民性，表现在于具有很强的参与性，正如一个专家说的：“它并不规定，什么人可以过这个节日，什么人就不可以过这个节日，谁都能够参与。”龙舟竞渡“这种赛事活动其实是民间健身运动的雏形。”它的多样性，表现在于文化元素的丰富性，“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宝库”，既是“怀人”，也是娱己；既有体育竞赛，也有卫生防疫；既要忙忙碌碌，也能休闲享受，等等。它的发展性，表现在于既可采用时尚的元素演绎传统文化，又可在传统形式中装上新的现代内容。充分挖掘端午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就要破除这一节日目前处境的尴尬，不再让“吃”成为过节的惟一永恒主题，不再陷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圈。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挖掘其中没被发现的元素，增强其文化娱乐性。如龙舟竞渡可衍化为全民健身活动。龙舟竞渡本身含有体育竞技、全民健身的元素。应该看到，龙舟竞渡是所有的端午文化元素中最先、最彻底“现代化”的元素。它让群众既享受龙舟竞渡中“更快、更强、更美”的快乐，也让群众在运动中体味竞争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强健体魂的意义，还让群众体味到了竞渡运动中团结、争先、向上精神内涵。插艾挂菖等可衍化为全民爱国卫生活动。插艾挂菖，还有挂香囊、饮雄黄酒等，本来是为“避魔驱邪”、“消灾杀虫”，也就是古代的卫生防疫活动，如果在这种习俗中输入现代防疫手段，无疑具有爱国卫生运动意义。走娘家、看老戏等可衍化为休闲。“牛歇谷雨马歇社，人不歇端午被人骂”，在端午节休息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因此，将自古以来的“歇”引导成农民的现代休闲，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给你一个网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参考资料：.cn/

③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有何不同

两者基本都是由人创造出的产物。

但区别很明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看版重的是历史的传承；
知识权产权看重的是人类智力劳动的有期限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权是社会共有的；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某个人或者某企业或者某组织或者小型集体所持有，并非社会所共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也称其为“知识所属权”，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④ 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保护500字作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走产业化道路

刘金祥

目前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施救式保护。这种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以文物保护的方式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状态，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那些濒临消亡的项目。二是开发式保护。这种方式是由政府主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向市场参与竞争，以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借助市场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方针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抢救第一，谨慎利用”，这体现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态度和原则。但是政府主导意味着主要靠政府投入的方式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淡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活态文化的特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变成凝固、静态的文物。实际上，对一些具有市场潜能和开发价值，与消费者日常文化生活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采取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商业开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业中来，推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步伐，当前要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非遗”产业化发展规划。对于需要进行市场化开发的“非遗”项目，要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实现产业聚集化发展，谋求“非遗”项目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避免分散、零散、封闭式布局以及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造成的规模不经济。由于文化产业涉及创作、制作、生产、营销等一系列经营环节，其运作需要一个从作品创作到市场销售的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因此，需要对“非遗”项目进行各环节的资源要素的集聚和整合，构建“非遗”项目产业化经营与发展的平台。要建设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文化产业基地，选择“非遗”项目聚集能力较强、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具有良好营销环境的地区，作为“非遗”项目产业发展基地。
二是在法律框架内定位“非遗”产业化。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各有特色，对其实施产业化经营需要法律调整的重点和手段各不相同。就整体而言，应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所谓公法为主，具体就是无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还是特别法，主要体现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制保护，规范国家履行管理职能和义务，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所谓私法为辅，具体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产业化时，应在法律体系中明确传承人权益，明确传承人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主动传承的措施与机制，使他们在“非遗”产业化中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体现他们的法定诉求，使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在产业化过程中能够有所回报。
三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由于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大量手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失传的境地。保存这些承载着我们祖先高超智慧和辛勤汗水的独特的文化技能，就成为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政府应在规划、立法、政策、投入等方面加大对“非遗”这种弱势文化形态的扶持，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较好的地方大都在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地区多数都是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单纯依靠内源性资金，促进“非遗”项目产业快速成长的可能性较小，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帮助和扶植，制定有利于“非遗”项目实施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把“非遗”项目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要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专项资金”，进行专项投入，建立完善的鼓励和激励机制，比如，对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前期开发进行财政补贴，引导自主开发、独立生产的投资主体，申请享受国家有关税收政策等。同时，要降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门槛，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为“非遗”项目产业化注入活力、积累后劲。但对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力量也要保持警醒，因为如果过于关注投资回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容易将“非遗”保护引向歧路。如果本能地强调对“非遗”项目全部推向市场，从而导致“非遗”项目的本质和精髓被异化和肢解，就会与保护的初衷相悖离。
四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是其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基础。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指出：“通过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利用有利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播，同时新信息和传播技术也创造了值得保护的数字化遗产。”所以，我国应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带来的优势，以强有力的数字化手段保护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过程中，既要保留传统的传承形式，又要以高新技术为手段创新文化形式，以更多更新的样式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魅力，不断开拓其文化市场，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例如，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配以电视制作、动漫设计、软件开发等，让其经济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同时，通过申请专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既在非物质文化产业品牌受到侵权时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还要通过开展大范围、高层次、多频率的知识产权交易，努力向国外输出中国“非遗”文化品牌版权，逐步扩大我国“非遗”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
五是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的服务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市场主体是文化企业。为保障“非遗”产业化的有效开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企业改革，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要大力扶持能够深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增强文化吸引力的项目，通过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并逐步将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根本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要积极培养文化资源开发机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提供公共技术、人才培训、对外宣传、国际交流、产品评估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要从国家、省、市、县四个层面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强化对“非遗”的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应创造宽松环境，对“非遗”文化产业品牌给予重点扶持；文化企业应建立产学研知识产权联盟，促使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与“非遗”文化创新活动有机结合，提升“非遗”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
目前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施救式保护。这种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以文物保护的方式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状态，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那些濒临消亡的项目。二是开发式保护。这种方式是由政府主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向市场参与竞争，以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借助市场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方针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抢救第一，谨慎利用”，这体现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态度和原则。但是政府主导意味着主要靠政府投入的方式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淡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活态文化的特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变成凝固、静态的文物。实际上，对一些具有市场潜能和开发价值，与消费者日常文化生活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采取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商业开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业中来，推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步伐，当前要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非遗”产业化发展规划。对于需要进行市场化开发的“非遗”项目，要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实现产业聚集化发展，谋求“非遗”项目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避免分散、零散、封闭式布局以及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造成的规模不经济。由于文化产业涉及创作、制作、生产、营销等一系列经营环节，其运作需要一个从作品创作到市场销售的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因此，需要对“非遗”项目进行各环节的资源要素的集聚和整合，构建“非遗”项目产业化经营与发展的平台。要建设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文化产业基地，选择“非遗”项目聚集能力较强、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具有良好营销环境的地区，作为“非遗”项目产业发展基地。
二是在法律框架内定位“非遗”产业化。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各有特色，对其实施产业化经营需要法律调整的重点和手段各不相同。就整体而言，应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所谓公法为主，具体就是无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还是特别法，主要体现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制保护，规范国家履行管理职能和义务，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所谓私法为辅，具体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产业化时，应在法律体系中明确传承人权益，明确传承人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主动传承的措施与机制，使他们在“非遗”产业化中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体现他们的法定诉求，使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在产业化过程中能够有所回报。

⑤ 一个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
1、 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
2、 传统表演艺术。
3、 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 传统手工艺技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进行全面的考究统计，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产业化也是一种方式。对传统文化配以电视制作、动漫设计、软件开发以及曲艺等项目，都有条件可以开发，进行产业化发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最大价值利用。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也认为，只有让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产业化规模后，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并且让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更为集中。通过申请专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知识产权保护相结合，正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新领域。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内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为其外观设计进行专利申请可以说是一种较好的保护方式。青海省专利服务中心负责人范远明解释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但这种保护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专利有法定保护年限，如发明专利保护年限为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年限为10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虽然专利的保护年限是有限的，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制作过程不但劳动强度大、经济效益不高，而且学习过程也十分艰苦枯燥，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涉足这些行业。范远明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获取专利后，将有利于该项目的市场化开发，并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这些行业，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疑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开发时，一定不能将传统的东西丢掉，但可以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比如现代湟源排灯的制作通过合理应用现代生光电技术和新型材料，使这一古老技艺又焕发了新的光彩。” 了解，各地政府近年来也相继划定了一批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由于管理责任不明，某些地方主要立足于发展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大量的改造，使这些遗产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童若春建议，尽快制定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法律保护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产业化发展规模，保持传承，将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采取产业化的方式。

⑥ 求大神：有什么关于非遗保护相关书籍可以介绍吗最好是理论性的研究，如能有关于非遗知识产权研究的更好

书 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作 者：刘锡诚
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5月
ISBN: 9787507733563
开本：
16开
定价: 56.00 元

内容简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汇集了著名民间文化学者刘锡诚先生多年来在“非遗”的保护、考察、咨询和理论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应邀在
一些省市的“非遗”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等专业机构的授课、讲演稿，所遴选的文章均具有应“非遗
”保护工作的需要而撰的特点。对“非遗”的保护、普查、建档、数据库建设、传承人认定、干部培训、项目论证、评审申报等工作 均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

刘锡诚，山东昌乐人。1935年2月生。1957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1997年退休。历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常务副主席、顾问，《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主要著译有：《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选编翻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采集，与路工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与马昌仪合译
《落马湖》《高尔基与民间文学》(与林陵、水夫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小说创作漫评》(文学评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选编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印第安人的神奇故事》(与马昌仪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作家的爱与知》(文学评论文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石与石神》(合著，学苑出版社1994年)、《走出四合院》(随笔，群众出版社1996年)、《河边文谭》(文学评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原始艺术》(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1年)、《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文化随笔，武汉出版社2003年)、《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坛旧事》(专著，武汉出版社2005年)、《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图书目录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文化的保护

原点：多样性与多样化
文化圈与文化“飞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西部为例)
抢救性保护和生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
传承与传承人论
转变理念正当时

对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
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
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
原始艺术及其观念在民间文化中的遗留与影响

整体研究要义
“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
留住我们的文化根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大关键
基于实践的学理探索
政府主导与专家参与

保持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
守护精神家园传承民族文脉
春节：慎终追远生生不息

清明节的天候和物候
黄石与《端午礼俗史》
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

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
“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
关于“梁祝义(宜)兴说”
略谈白蛇传传说
湮没的文化有待出发
湘西：什么最重要？
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
蓝夹缬与昆曲的葛藤
大地震后的文化担当

⑦ 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何重要意义

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是国家在21世纪初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普查，是掌握全国及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状况和了解民情民心的重要手段。普查所得的资料和数据，作为全面分析国情的重要资料之一，是国家或地区主管机构制定文化政策乃至制定国策的重要依据。

4、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又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地保护，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的基础。因此，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对全国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进行的普查，无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对国情的调查，都具有重要意义。

(7)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扩展阅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要充分尊重民众的创造性，以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为普查的指导原则。所谓全面性，即在普查和采集过程中，要避免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全面调查和采录。

所谓代表性，即在普查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一切民间文化现象平均使用力量，要善于发现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哪些形式、哪些作品、哪些类型、哪些民俗现象是有代表性的，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主流的或主要的东西。

因此，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抽样调查的性质。所谓真实性，即按照民间文化作品和民俗表现形态，真实地、不加修饰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更不要以自己的想象或凭自己的知识和爱好去篡改民间文化作品。

⑧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与发展

1、制定“非遗”产业化发展规划。

对于需要进行市场化开发的“非遗”项目，要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实现产业聚集化发展，谋求“非遗”项目规模经济效应的产生，避免分散、零散、封闭式布局以及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造成的规模不经济。

要建设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文化产业基地，选择“非遗”项目聚集能力较强、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具有良好营销环境的地区，作为“非遗”项目产业发展基地。

2、在法律框架内定位“非遗”产业化。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各有特色，对其实施产业化经营需要法律调整的重点和手段各不相同。就整体而言，应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由于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大量手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失传的境地。保存这些承载着我们祖先高超智慧和辛勤汗水的独特的文化技能，就成为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政府应在规划、立法、政策、投入等方面加大对“非遗”这种弱势文化形态的扶持，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

4、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技术。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是其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基础。我国应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带来的优势，以强有力的数字化手段保护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

例如，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配以电视制作、动漫设计、软件开发等，让其经济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

5、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的服务平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市场主体是文化企业。为保障“非遗”产业化的有效开展，需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企业改革，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要大力扶持能够深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增强文化吸引力的项目，通过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并逐步将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根本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⑨ 怎样利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保留原稿、原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等一切可以证明自己系该作品作内者的容材料，著作权登记证书即你作品完成后到当地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证明等等。
对于此类案件的法院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作者提出作品的侵权诉讼，法院可以要求对方即侵犯著作权人承担举证责任，即由侵权人提出证据证明该作品是侵权人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