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理

Ⅰ 以专利制度为例,论述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原理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原理，在《专利法详解》中有相关内容：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依靠奖励制度来鼓励发明创造，实行的是所谓“一家开花，百家引进”的体制，也就是发明创造做出后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都可以无偿地予以使用。在这种体制下，发明人得到的回报是获得奖状、奖章、奖金等奖励，发明人及其所在单位不能从发明创造的实施中获得经济效益，因而也就无法回收为完成发明创造所作的投资。这种状况不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因此，虽然国家年年拨款搞科研，年年拨款奖励发明创造，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总不是很多。
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为了更为有效地鼓励发明人多发明创造，国家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完成发明创造的单位或者个人能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对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保证了专利权人享有优越的竞争地位，能够帮助他们收回完成发明创造所付出的投资，国家往往不需另外花钱奖励，就能促使发明人公开新的技术，为公众及时输送有用的技术信息，丰富人类知识宝库。美国前总统林肯有一句名言，即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增添利益之油”，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够产生良好的技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只有取得效果的发明创造才应当得到社会的回报，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何正确、公正地评价发明创造能否产生效果以及能够产生何种程度的效果，却是我国过去一直在努力，但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的一件事情。而这一点正好体现了专利制度和过去的奖励制度之间的高下。在专利制度下，专利权人获得经济利益是通过自己实施专利、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以及制止他人的侵权行为来实现的。获得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是否有价值由市场来决定，专利权是否值得保留由专利权人自己来判断，而不是由某些人或者某个机构以审核、鉴定的方式予以评判，因而其结果也就更为公正和客观。换句话说，专利制度的运作方式确保“利益之油”能够有选择性地增添在价有所值的“天才之火”上，这是专利制度的突出优点之一。”

Ⅱ 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理

我不喜欢从什么地方去复制长篇大论的东西给别人，我给你我自己记得的东西，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为：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犯罪不正当竞争的原则；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则。就这些

Ⅲ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的作者简介

何敏，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国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法国社团组织）副理事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调解员。武汉仲裁委员会优秀仲裁员。
目录：
乾坤空处多 创新无止境（再版序）
充分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全面提升我国高科技竞争能力（代序）
前方
第一篇 知识产权的取得与保护
第一章 知识产权概述
第二节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第三章 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第四章 商业秘密权的法律保护
第五章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第六章 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
第二篇 知识产权管理原理
第七章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状况分析
第八章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模式
第九章 知识产权管理的功能和作用
第十章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系
第十一章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第三篇 知识产权管理战略
第十二章 知识产权管理战略基本原理
第十三章 专利战略
第十四章 商标战略
第十五章 商业秘密战略
第四篇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第十六章 知识产权管理的现实情况
第十七章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十八章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基本要求
第十九章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二十章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参考范例
第二十一章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文字文本参考方案）
第二十二章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后记

Ⅳ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修改了几次，分别是什么时间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四个法律的总和。

四个法律的修订颁布与修改时间为：

《专利法》1984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08年修订的版本。（实施细则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审查指南有效的是2009年版本，另有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其2007年版的实施细则）

《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10年修订的版本。（实施条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另有2001年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商标法》1982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01年修订的版本。（实施条例有效的是2002年版本，商标评审规则有效的是2005年版本）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颁布，现行有效的是2017年修订版本（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2018年1月1日施行）

(4)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理扩展阅读：

专利法的授予范围：

①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发明，一般都规定不授予专利。不过这项规定的应用是与国家的阶级实质密切相关的。

②科学发现和自然科学基础原理，因不能在工农业生产上直接应用，不授予专利。许多国家都依专门法律给予奖励（见发现权）。但美国《专利法》明文规定其适用范围包括“发明”和“发现”，其观点是：“凡是太阳底下的新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

③某些物质发明，如以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原子核变换的方法获得的物质以及食品、饮料等，大多数国家不给专利，但少数工业发达国家则授予专利。其制造方法一般也可以取得专利。

④动植物新品种，许多国家不给专利，少数国家规定授予专利。

⑤诊断医疗方法和药品，也是少数国家授予专利。

⑥计算机程序（软件），极少数国家授予专利。

Ⅳ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Ⅵ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Ⅶ 马克思怎样看专利制度

在国内社会科学界，曾被马克思批判为“庸俗”的西方经济学（或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凭借数量化的“科学”话语，已然造就了一个“经济学帝国”。西方经济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限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关注热情空前降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西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正如人们曾热烈地追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表现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经济学的外部性、公共产品、“搭便车”理论随处可见。西方经济学似乎已经可以揭示知识产权的全部奥妙，即使是主张降低知识产权地位的论者，也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1]另一些论者，则希望从洛克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寻找知识产权的哲学基础。[2]这恰恰是马克思当年在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曾经做过的事情。

毋庸置疑，从言必称“马克思”到去“马克思”，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似乎是一种学术繁荣的表现。然而，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过分强调和抬高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可能使我们失之偏颇。对知识产权的阐释尤其如此，因为它是一个充满生机并不断变化的领域，需要我们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读马克思，为知识产权提供一种认知视角。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阐释力。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赞扬马克思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伟大创作，它虽遭受几度隐没，但复又重现。[3]经由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民主的关系。

一、马克思知识产权观的逻辑起点

考察马克思的财产理论，是解读其知识产权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财产理论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有形财产上。对马克思而言，所有权是关于有形财产而不是无形财产的权利。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精通有形财产领域的法律。当他论述财产关系时，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土地等具体物。[4]关于财产权，或者说私有财产（property），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获得三个重要的观念：（1）财产权是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2）财产权是一种统治工具；（3）财产权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财产权是异化的表现

人们大多认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持批判态度，实际上马克思主张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马克思有关财产与异化的关系详细论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具体化的结果。“异化”是马克思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术语。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异己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归他所有的东西反而越少，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异化对马克思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残酷事实，一个让他形成异化理论的事实。但是，财产权在这一理论中是异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异化的原因。因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人、异化的生命是理解私有财产的前提。[5]

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表现，并且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待私有财产关系的。[6]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是完全否认私有财产的。作为私有财产的知识产权，在异化劳动的扬弃中，同样会找到其地位。因为，知识产权法不仅承认资本家可以对知识享有产权，更承认劳动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产权。通过知识产权，劳动者至少可以在异化劳动中部分实现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财产权是统治工具

马克思认为，财产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一种权力工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不断地进行着阶级斗争。法律在这种斗争中如同历史上其他权力工具一样，属于统治阶级。它是统治阶级成员拥有的、用来控制他们的权力资源和生产方式的工具之一。法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工厂法时就说，工厂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意识的反应，它和棉纱、自动机、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7]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观，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是相联系的。这种法律观认为，社会生活可以被分割为一系列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得以建构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法律不是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历史中的一种独立力量，而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法律必须建立在社会物质条件之上。唯物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可以用来分析任何上层建筑现象，包括法律制度。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任何认为国家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中处于中立地位的思想，都是具有欺骗性的。[8]因此，即使是作为所谓“私法”的财产法和合同法，也是为确立不平等提供服务的。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最近几十年来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上急剧扩张，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变化。这可能是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生产力发生根本变化的迹象。知识商品保护的国际标准，可能是一些国家（统治地位国家）在利用知识产权法来维护它们的各种统治权力，因为它们的生产方式正遭受一次深刻的变化。知识产权法的迅速发展表明，有些国家会通过生产和分配知识，来维护其统治地位。[9]不过，马克思将法律看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不是对法律性质的一般评价，也并未指控统治阶级始终以损害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来运用法律这一工具。恩格斯就曾指出：很少有一部法典，率直地、十足地、纯粹地表示一个阶级的统治。[10]现在，冷静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者也认识到，阶级斗争范式的、泛政治化的法律观是肤浅的、有害的。[11]许多马克思主义法学者开始将法律看成是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结合。[12]

（三）财产权是意识形态

对马克思而言，财产权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指那些宗教的或者社会哲学的学说，统治阶级借助它们来为现存的法的关系和统治关系辩护。按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财产法的功能在于激励无产阶级的观点是一种谎言，它隐瞒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受到剥削这一事实。[13]知识产权法把抽象物[14]视为有财产权之物，这印证了马克思所称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商品和商品交换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关系。劳动产品作为人脑和人手的产物，当被作为商品来生产时，在商品拜物教里，成为有生命的东西，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15]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知识产权代表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商品化。在知识产权领域，商品拜物教达到了其顶峰。个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属于个人所有的东西，外化成事物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异化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机制的一部分。商品拜物教的一个理论结果，是庸俗经济学孤立地分析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知识产权。例如，知识产权是用来矫正信息市场、或者解决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的一种方案。这样的分析，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知识产权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质，既不是从其使用价值中发生的，也不是从其价值决定要素的性质中发生，而是从劳动产品取得商品形态这一过程中发生的。[16]在抽象物的商品化世界里，人们将其自身从物质共同体和智力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这一事实，被商品拜物教遮蔽了。

二、马克思知识产权观的核心概念

在马克思的视角之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需要通过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劳动来维系的，而这种劳动对于工人而言，恰恰创造出了异己的力量，成为一种异化劳动。在当代，创造性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扩张至关重要，它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视角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概念。

（一）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创造性劳动不是指马克思所期望的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就会出现的将劳动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非异化劳动的理想形式。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庸俗的方式而非批判的方式使用创造性劳动这一概念。对创造性劳动可以被理解为受雇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用以改进生产机制、产品和生产方式的劳动。这种理解可能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些背离，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个人丧失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正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所造成的。[17]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安宁平静的经济体制。除了频繁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还具有竞争激烈和无休止地寻找新市场的特征。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大量出现，但是在这些异化劳动中，依然存在着创造性劳动。因为，历史表明，人类的劳动并不因为其处于受雇佣或受剥削的地位，就完全丧失了创造性。

正如有学者结合现实社会深刻地指出，马克思扬弃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人性假设，而抽象出“自由人”的人性假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当前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自由人”的社会发展阶段，今天的人性假设应建立在“知识人”的基础上，以反映知识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导作用。“知识人”假设是马克思“自由人”假设基本内容与现实社会客观要求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在尚未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时，通过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将知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物化源和价值源，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综合素质时所展示出的人性特征，其实质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自由”来取代“资本自由”。[18]即使在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于劳动者而言，创造性劳动会创造出异己的力量，但对于资本家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维系而言，创造性劳动却是必要的。除非市场经济制度被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所扬弃，马克思所期待的作为非异化劳动的创造性劳动才会出现。

（二）市场经济对创造性劳动的依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有一种利润率下降的恶劣趋势。[19]这一趋势使得资产阶级内部产生激烈竞争。这反过来导致资本家们争相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产品。革新于是成为资本家们在市场中生存的关键手段。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阐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来的发展会显著地依赖创造性劳动。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变化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他假设单个资本家对新生产方式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依赖创造性劳动寻求新机器、新技术的生产方式，至少会暂时增加利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增加剩余价值。

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

中心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专要和学属术发展趋势，统筹考虑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统筹考虑整体发展与凸显特色，统筹考虑理论上的自洽性和学科上的融通型，统筹考虑制度的整体发展和各类权利的自有逻辑，形成以下研究重点：
1）以著作权制度、专利制度和商标制度为主干，以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相配套，展开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研究，创建一个新的无形财产权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
2）以知识产权的相关领域为新的研究对象，从方法论上向多学科渗透，探讨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社会、科技、人权、环境等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
3）以21世纪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体化、国际化为背景，全面展开知识产权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国内区域比较研究，为发展国内、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提供理论导向。
4）以社会发展为视角，在现代科学技术、传统文化、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背景中展开知识产权的动态研究，确立知识产权的实践性目标。
5）以高新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为切入点，探讨全球高技术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冲击、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新技术革命下的基因专利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