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❶ 你对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现状有哪些认识

对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 ，能更好的保护创作者的权益
现网络发达， 避免了更多的抄袭。
提高下载的门槛，是有很大作用的。

❷ 数字版权的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市场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出版业由传统的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的道路不会平坦，版权问题随时可能影响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于数字版权保护，由于数字出版是以技术开发与版权增值为核心的产业，版权保护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美国，版权产业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和信息经济的驱动力，可以说，没有版权保护，就没有好莱坞的全球市场。在我国，由于数字技术对传统版权保护带来的冲击，数字作品的版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每每受到伤害，再加上为数相当多的网民缺乏良好的版权保护意识以及正确的数字消费观等，导致数字出版产业链不完善，无法进行正常的产业循环，数字出版业难以得到健康发展。以上是我们在数字出版领域之间还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事实证明，图书数字化以后，盗版极其容易，复制件与原件一模一样，而且复制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这就使得网络出版的版权控制更加困难。一些新出版的畅销图书很快被做成电子书在网上流传，但这往往是一些个人网站未经授权擅自制作的，是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因此，目前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让自己出版社的图书数字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数字出版中盗版问题的恐惧。版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产业本身具有发展潜力，出版社对数字出版也只能是敬而远之。尽管目前比较流行的数字版权技术DRM是采用下载计费、数字底纹加密和硬盘绑定等措施实现对网络出版物传播范围的控制，它可以严格控制电子图书的阅读期限、阅读次数，不经授权读者不能将电子图书复制给朋友，也不能打印，可以对网络出版物进行一些必要的版权控制和管理，但网络出版物形式多种多样，制作技术手段不断进步，硬件产品日新月异，很难形成一种通用的、有效的数字版权技术来彻底地保护各种网络出版物，并且保证其加密技术永远不被破解。因此，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出版社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障碍之一。对此，除了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权保护的技术方面加以突破和创新。
首先，“出版”是有权限的；互联网上发布资讯是很方便，方便到什么人都可以发。于是不良信息、错误信息也遍布整个网络，有序的信息是财富，无序的信息是垃圾。更重要的是“出版”是有版权的。现在的网络资讯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他，快捷的复制技术培养了一大批Google作者，借助Google和Copy他们可以在几天内完成一篇宏伟大作。出版商们敢将自己的吃饭家伙发布在这样的媒体上吗？
所以数字出版首先因素：数字出版物只能看，不能无偿传播。（现在国内的一些原创文学网站已经采用了后续章节以图片方式发布的方法）
其次，我国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依然滞后。我国有关网络出版的法律法规迄今为止只有两部，这两部法律对于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出版业来说，可谓“年代久远”。因为法律的滞后，数字出版领域的版权纠纷由来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话说白了，其实数字出版的迷茫性核心，是版权的归属性和利益分配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媒体广布要求(谁不想自己的作品多发)，但损伤了媒体的赢利要求(谁愿意自己的东西被滥发)。更何况，掌握着现代化的快速内容发布的非正规通道，利用非自产内容粘着住大量读者，硬割去了大量的广告份额，这才是出版数字化的伤心这处。

❸ 我国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么样的

我国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么样的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样的 我国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么样的著作权的保护是岁作者的版权进行保护的一种权利。在向相关单位申请著作权保护后，如果行为人未经自己允许，抄袭，偷窃作者的文章的，视为侵犯作者的著作权。下面八戒知识产权小编为大家整理有关我国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么样的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国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么样的我国著作权保护现状是怎么样的新中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9月7日。著作权法先后经过两次修订，一次是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第二次是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进行修订。两次修改的被动性体现在，两次修改都和世贸组织有关。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满足世贸组织的基本需求，而这些需求就包括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挂钩。电影、电视剧的著作权一直是我国知识产权维权诉讼当中最主要的内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经注册开办的中小网站为了吸引网友的点击率，将电影、电视剧等内容在线播放或者供网友下载，在一定的时间内确实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很多文化产业公司通过与电影电视的制作方签订购买协议等方式，取得了上述作品在国内的版权，特别是网络信息传播权。他们依据这些授权，已经对很多地方网站或者传媒公司提起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并取得了法院的支持。

❹ 图书馆数字版权现状

数字图书馆一般通过购买或自建数字资源、网络采集等途径对读者提供网站服务、数字版资源在线权服务、虚拟参考、文献传递、网络资源导航、在线展览等多种服务。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履行公共文化传播职责的公益性图书馆享有广播台、电视台、报刊社等机构所不享有的复制权、发表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豁免权”，能够在特定情形下未经授权地使用著作权而不被追究责任。因此在模拟技术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很少陷入著作权纠纷，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开展，很多的公益性图书馆开始面临着例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共享、文献传递的著作权危机。

版权不仅是对于作者个人基于作品权利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众对于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需求。图书馆数字资源版权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著作权人与社会大众利益平衡、推动数字化建设的需要。

❺ 近年来，由于网络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愈演愈烈，结合生活实际，谈谈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措施

：（1）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①盗版猖獗是网络知识产权侵犯的主流；②互联网：从“免费”到“版权保护”；③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仍在继续；④法律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扩大化；⑤法律权威在网络上的弱势化。（2）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①提高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具体做到：学会利用知识产权规则保护自己，树立“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知识产权，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竞争”的意识，创造、运用、管理好知识产权；当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地运用知识产权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②向全社会普法。向全社会普及网络知识产权的基本知识，使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上升至社会层面，引起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加快建立民间监督组织，做好相关咨询工作，并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加大对侵犯网络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③完善有关法律体系，加强司法保护。针对网络的特点专门立法，填补原有法律漏洞；明确并重新界定网络知识产权纠纷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参照国际法规和惯例出台新的司法解释；采取相应的措施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对行为的严重后果采取全面赔偿原则；使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有法可依。当网络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运用有力的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制裁网络侵权行为，使网络知识产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④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发达国家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使我国相关法规与国际接轨。在处理网络知识产权纠纷时，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有效打击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维护网络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益，为世界范围内的网络知识产权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❻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现状

可以去音著协、音集协抄、作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的网站了解。也可直接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咨询具体数据。

免费知识产权法律咨询就到法帮网 http://www.fabang.com/ask/browser.php?tid2=21

❼ 中国知识产权法现状及前景

「摘要」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下，知识产权法因应时代之变迁，在其权利客体、权利归属、权利内容、权利限制、制度融合、国际合作等方面上，开始呈现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比如知识产权的客体逐渐远离传统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知识产权法激励创造者的目标逐渐转向激励投资者，知识产权法在整体上有向无形财产法演进的趋势，各国在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进程中的自主选择性严重削弱等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 现代发展

借助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渐次诞生，茁壮成长，遂形成今日之规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互联网络、生物技术的科技浪潮，必将推动知识产权法因应形势之需求，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旨在从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脉络，以揭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态势。

一、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之初始，仅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为其主干。历经岁月变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客体）日益延伸，渐成无形财产保护的主要法律表现。譬如商标法，早期仅保护商品商标，其后扩及服务商标，现在又延及地理标志和证明标记，似有将商业标识一网打尽的趋势。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客体虽日益丰富，但也日益背离其传统意义上的范围和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即知识产品）的范围传统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创造性的知识产品，比如专利技术、文艺作品等；一是识别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商标、商号等。因此，知识产权的客体在传统上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并非只要是具有无形性或非物质性特点的财产，就都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来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缓慢的动摇知识产品传统上应具有的创造性或识别性特征。

如果留意著作权客体的悄然变化，即可感受到背离传统的趋势。早期著作权法在保护范围上主要限于文学艺术作品，后来扩及到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显然这些作品逐渐的远离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至于保护计算机软件，更是与文学艺术作品毫不相干。为此，中山信弘曾经指出：“著作物的范围正在由纯粹的艺术型或者学术性向着实用型、机能性方面扩展。” 可见，著作权法之客体范围已然发生重大变革，但无论如何，这些客体尚能保持独创性的特征，只是独创性的程度逐渐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连独创性的特征都抛弃了。1996年通过的《欧盟数据库指令》，确立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数据库特殊权利”，赋予数据库制作者以“摘录权”和“再利用权”，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部分的内容。从此，在内容选择和结构编排上没有独创性的数据库，也可以得到这种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传统上，数据库只有在选择和编排上满足独创性的要求，才可按汇编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知识产品的创造性特征，由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商标法上，识别性的特征也日益弱化。证明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证明商标是用以证明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在证明原产地时，证明商标尚能体现出些许识别性，但这种识别性是对商品的来源地区的识别，而不像一般商标那样，是对商品的来源厂商的识别。可见，原产地证明商标已改变了识别性的内涵。至于仅仅是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产地等特定品质起证明作用的证明商标，基本上没有任何来源识别的功能。因此，证明商标动摇了商标权客体传统上的识别性特征。

知识产权客体的类似变化，在其他领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创造性比专利法上的创造性要求低得多。商业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经营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户名单或进货渠道，既与创造性无关，也与识别性无涉，但也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礼遇。

此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触动了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客体中的一些固有原则和观念。比如生物技术的兴起使发现与发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专利只能授予发明，不能授予发现”的传统观念遭到了挑战。算法、治疗法不受专利保护的说法也有人质疑。 因此，传统上被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逐渐聚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下。

二、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之一在于激励知识创新，知识产权因此归属于创造者，实属当然。1791年法国专利法前言宣称：“任何新的想法，其实现或者开发可以变为对社会有用的，主要应属于构思出这种想法的人。如果认为工业发明不是发明人的财产，从实质上来说，那是违反人权的。” 而著作权归属作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经地义。法国和德国等坚持“作者权法”传统的国家，曾坚持认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财产。 知识产权归属于知识产品的创造者，甚具伦理上的正当性，因而甚至被当作一种人权。

但是随着知识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知识产权归属于创造者的原则，渐渐让位于保护投资者的需要。对于发明的专利权，是属于发明人还是属于其雇主（投资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奥匈帝国的专利法，该法承认发明人对其发明有权获得专利权的原则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务章程中另有规定的，专利权可以不归属于发明人。 后来各国陆续作出类似的规定，比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雇员在执行包含发明任务的雇佣合同过程中作出的发明，或者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研究、设计任务作出的发明，除合同另有利于雇员的规定外，都属于雇主所有。我国《专利法》第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上同样如此，美国从实用主义出发，为保护投资于创作的产业者利益，其雇佣作品制度直接规定雇主为作者。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2款之规定与其几乎类似，而第16条第2款则规定了职务作品的经济权利由作者的受雇单位享有。知识产品的真正创造者在被剥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后，只能从其雇主（投资者）那里获得工资、奖励等报酬。

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归属上的发展，与知识产品生产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知识产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因而知识产品的商业投资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单靠个人自身的创造性发挥，已难以适应社会对知识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从事知识产品生产的企业应运而生。投资者开办企业，雇佣职员，有组织的从事技术开发、作品创作。知识产品的现代生产方式，逐渐从个性创造向投资创造转变。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创造者的人格及个性成分渐少，而经济投资的成分渐多。由于投资者对知识产品的生产，发挥了组织作用，注入了巨额资金，承担着高度风险，因此法律将知识产权的归属从创造者手中移交给投资者，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会减少知识产品生产上的投资，而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在巨额资金保障下从事有组织的生产，许多发明、软件、电影等知识产品将难以面世。

从激励创造者转而激励投资者，似乎成了知识产权法的一个方向。法律通过激励投资者，促进知识产品的商业生产；而投资者通过支付报酬，激励其雇员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因此，随着知识产品生产的日益商业化，知识产权将越来越多的聚集在投资者在手中。欧盟对于数据库保护的立法发展，更是鲜明的表现出保护投资者的趋势，因为对非独创性的数据库提供特殊权利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收回投资和赢得利润，几乎没有激励创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的推动下，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日益丰富，一面通过颁布新法，增加权利种类，比如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一面通过调整旧法，增加新的权项。比如专利法上增加了许诺销售权；著作权法上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权等。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标权的保护范围扩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恶意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尤其是著名的商标；作品的复制权也延及到将作品数字化的权利。下面兹从两个方面观察知识产权法在权利内容上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的知识产权法上看，商标权、著作权等各种知识产权类型开始从板块保护模式发展到网络保护模式，其表现主要集中在权利冲突的解决上。由于知识产权客体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识产品往往可以成为多种知识产权的客体。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标、商号、域名等多种商业标识；一幅图案可以同时作为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之客体。既然如此，当同一知识产品上存在多个知识产权，而权利人又并不一致时，权利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知识产权法通过诚实信用、保护在先权利、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加以协调。由此，著作权人有权制止他人在商标上使用其图形作品，尽管在商标上利用作品只是彰显商标的识别性，与著作权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有天渊之别。而商标权的保护，不仅在商号领域继续得到巩固，而且已经扩张到域名之上。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且有权阻止他人不当的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号或域名。可见，各种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再局限于自身原有的保护空间，而是扩张到了其他权利的保护空间。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板块保护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生权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网络保护模式。

从整体的知识产权法来看，知识产权的触角越伸越远，逐渐背离了其原有的范围，有向无形财产法渗透的趋势。前已述及，知识产权的客体要么具有创造性，要么具有识别性，而这些特征逐渐被扬弃。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投资回报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下，开始延伸到数据库、证明商标等创造性和识别性极弱的客体上。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似乎渐渐的泛化到无形的财产之上，而不论其是否有创造性或者识别性。纵览知识产权现有的保护范围，与知识产权法诞生之初相比，可谓面目全非，除了无形性之外，几乎难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征。长此以往，知识产权法也许面临着自我解构的困境，当知识产权法客体的创造性或识别性越来越淡化，知识产权法或许就真正成了规范“无形财产”，而非“智力成果、商业标识”的法律，从而对称于规范有形财产之物权法，并肩而立，相互呼应。

四、知识产权法在权利限制上的发展

由于知识产品上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所以知识产权法在其发展历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忘记给予社会公众以适当的照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知识产权法始终以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保持恰当的利益平衡为其使命，这在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时，为了增进社会公益，知识产权法对于知识产权设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赖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还设计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具体制度，著作权合理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即其典型。近年来，令人关注的是在知识产权权利行使限制上的新进展。

知识产权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私权，其行使本应遵循权利人之意愿。但知识产权关涉社会利益甚巨，为防止权利人垄断其权利，不适当的侵害或减损社会利益，法律不得已强行干涉权利人的意愿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准许第三人在支付适当报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经其许可即能利用其知识产品，从而增进社会利益。当今之世，知识产权已成人们追逐之新宠，企业竞争之手段。权利人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处处划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仿佛一举手就触到知识产权的高压线，一抬足就陷进专利权的地雷阵。同时，知识产权种类和内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剧了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矛盾。为此，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上）显得更为迫切，更为必要。

随着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保护的日益强化，负面影响也如影形随，比如专利权与社会伦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权等已产生碰撞和冲突。2001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尤其是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 以使得深受爱滋病、结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机困扰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权颁布医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

北欧国家近年来兴起的“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已经超越了对著作权行使的传统限制。通常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仅能管理会员（即向其授权的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在北欧国家，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也能管理非会员的作品，此即为“延伸性集体管理”或曰“扩展性集体管理”。例如就“影印复制权”而言，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授权影印复制机构有权复制不在该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下的特定种类的作品。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数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几无可能去逐个取得权利人之许可，因此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目的在于为使用人取得授权许可提供方便。法律为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专为使用人设计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著作权之行使，因为此时的著作权人已丧失了对作品的许可自由。

在作品的网络传播上，有学者更是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许可的规定， 无须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只是必须支付适当的报酬，甚至连集体管理组织这个中介都跳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也支持此点。 此时的著作权似乎已弱化成一种纯粹的报酬请求权。可见，在知识产权（尤其是对其权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识产权法有向社会公众倾斜的态势，目的在于促进知识产品的推广使用。

五、知识产权法在制度整合上的发展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变迁一般是围绕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调整或修正而展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此种仅局限于自身范围的调整或修正，已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比如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处于传统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交接地带上。因此，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势。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深刻的表现出了著作权法与专利法的综合和交叉。著作权法或专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决布图设计的保护上往往捉襟见肘。比如，若采用著作权法，由于布图设计更新换代较快，著作权法过长的保护期不利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若采用专利法，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光刻线条的不断减小和集成规模的不断提高，故难以达到专利法所要求的创造性高度。因此，各国纷纷采用专门立法的保护方式，既可以借鉴著作权法的经验，也可以吸取专利法的惯例，同时又适合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的需要。《欧盟数据库指令》对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著作权法与竞争法的融合。数据库制作者享有的“数据库特殊权利”，其实正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前对数据库的保护内容。

可见，单独的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面对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往往无能为力，或者勉为其难；因而需要整合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优势，设计出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以一种制度为主，参酌其他制度之优势；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长，揉为一体。于是，著作权与工业产权，特别是与专利权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开始模糊不清。

1992年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上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纪元。自此，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融合，亦即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趋势，开始在全球蔓延。《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迅速跟进，成为世界上第二部知识产权法典。相比于具体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所在：一方面，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层次将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会更加严格，利益斟酌将更加客观理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于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置于统一的法典中通盘考虑，必将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门的局限性与部门的利益化倾向，而且有利于消除知识产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形成内在和谐的规范体系，进而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科学化。

六、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发展

1873年，奥地利邀请各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各国都拒绝参加，其原因在于担心展览的技术得不到保护。正是以此为动机，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开始酝酿，最终在1883年诞生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为知识产权法国际合作成果的典范。在知识产权法100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中，作为其成果体现的国际条约不断涌现，日渐细密，其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也不断提高。目前向全球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将近30个，几乎涉及知识产权各个领域，包括发明、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商标、商号、原产地名称、作品、印刷字体、科学发现、奥林匹克会徽等。

近年来，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除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水平继续通过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条约的加入上，从自主性渐渐走向了强制性。本来，主权国家是否加入某一国际条约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相勾连，使得各国在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上的自主性严重削弱。因为一旦加入WTO，就必须无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在内的一揽子协议，而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WTO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以TRIPS协议为标志，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加速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全球趋同化进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即其著例。1989年缔结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仅有一个国家签署，因而生效本是遥遥无期。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5条规定：“全体成员同意，依照《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条至第7条（其中第6条第3款除外）、第12条及第16条第3款，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保护。”并未生效的《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个国家得到了实际的执行。无论此前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不予保护的国家，还是对其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都得按照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由此可见，TRIPS协议加速了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上趋向一致的进程。

由于知识产权法全球趋同的结果是提高了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发达国家，其知识产权更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其知识产权上的弱势状态，经济利益必将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去追求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国际条约的修改和制定中，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国际条约中，而且因其经济强权的压力，往往得以成功。随着国际条约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上的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的立法空间就相应的受到挤压，比如TRIPS协议把触角伸进了知识产权国内执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等，而在过去这一领域被视为国内立法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知识产权力量，与其说是在削弱国内法的效力和强制力，毋宁说是在通过另一种或更为基本的方式上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法在国际合作上的新进展，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在各个方面都缓慢的发生着变迁。观察知识产权法的现代发展趋势，一方面，旨在根据情势变迁，妥善安排知识产权法的制度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时发现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迹象，进而竭力在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和利益冲突，维持利益平衡。

❽ 红旗原则的网络版权现状

在互联网版权保护领域，权利人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间正在开展一场旷日持久和规模宏大的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最快的时代，因为互联网技术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版权的所有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这个互联网领域来说，我觉得传统的电影业、音响业和出版业，与网络技术产业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我们看到在网络业务方面，基于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新闻、网络购物、BBS、博客、视频这些网络技术无一不涉及到版权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市法院开始受理涉及网络的著作权案件，至今已近十年。上世纪90年代末，此类案件数量很少，类型单一，争议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对数字化的作品是否保护、著作权法可否适用于网络环境等基础问题上。随着2001年10月《著作权法》的修订，以及2006年5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公布施行，尤其是近几年来，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案件迅速增长且全面开花，已成为了北京市法院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甚至可以说是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重要内容。
据统计，2005年北京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著作权案件1126件，其中网络著作权案件66件，占5.86%；2006年共受理一审著作权案件1555件，其中网络著作权案件85件，占5.47%；2007年共受理一审著作权案件1885件，其中网络著作权案件400件，占21.22%；2008年上半年共受理一审著作权案件1147件，其中网络著作权案件或者与网络有关的著作权案件1304件，占75%。可见，网络著作权案件在北京市著作权案件中一直占有一定比例，近两年来更是明显增高。同时，网络著作权案件相比涉及网络的商标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所占各自案件的比例上都明显较高。网络著作权案件已经成为著作权案件中一种常见而重要的类型。
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北京市法院2006年受理的一审网络著作权案件比上年增长了28.79%，2007年则是2006年的3.71倍，而2008年上半年又同比增长了47.09%。网络著作权案件的显著增长，一方面反映出目前网络上侵犯著作权的现象比较严重，著作权人网络著作权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网络已成为经济、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网络已渗透到各个方面，成为市场经营的重要场所和手段。
案件类型复杂多样，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但焦点又相对集中。受理的案件中，视频分享网站传播影视作品的侵权纠纷已经超越了局域网（如网吧、KTV歌厅）传播影视作品、音像制品的侵权纠纷，数字图书馆侵权纠纷，提供网页快照、歌词快照服务的侵权纠纷，提供搜索引擎、链接服务的侵权纠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纠纷、P2P侵权纠纷，上升为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一类网络知识产权纠纷。
在上述大量的视频分享案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视频网站的败诉进行判决的。这一现状，与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视频分享网站的案件过程中不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避风港原则”，滥用“红旗原则”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