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賣期限

㈠ 金編鍾的金編鍾的風雨歷程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經過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勵精圖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稱「康乾盛世」的頂峰。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國富兵強，它擁有東起庫頁島、西至蔥嶺的遼闊版圖。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這個龐大的帝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財富。歷時130年的「康乾盛世」成為輝映中國兩千年封建歷史的最後一抹殘陽。
那時的乾隆皇帝風光無限，號稱「古稀天子」、「十全老人」。這一年，乾隆八十大壽來臨，他要大辦萬壽慶典，世界各國使節紛紛來到京城納禮朝賀。為了顯示皇朝的尊貴與富足，為了表示他對爺爺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歲生日時鑄造金編鍾，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編鍾作為祝壽之禮。
北京故宮博物院官廷史專家徐啟憲對清宮歷史和宮廷器物有著深入的研究。他曾撰寫過金編鍾的條目說明。據他介紹，這套乾隆時期的金編鍾鑄造過程極為復雜。它是由清宮的工部、戶部和內務部造辦處共同鑄造的。首先由畫工畫出編鍾的圖樣，呈現給乾隆皇帝審閱；審閱以後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後再呈皇帝審閱；皇帝審閱以後再鑄造成樣子，鑄造成樣子以後再呈皇帝審閱；再開爐鑄造；鑄造好以後再經過高超的工匠的銼磨雕刻，直到皇帝滿意為止。
在乾隆皇帝的萬壽大典中，這套金編鍾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每一件編鍾的背後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編鍾上瑞獸復為鈕，兩條蟠龍躍然其間，波濤雲海環繞金鍾，彰顯著帝王尊貴之象。更令人稱奇的是，與銅編鍾以大小不一來定音不同，這16隻黃金編鍾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來定音的，實屬稀世之寶。
金編鍾的製造工藝讓人嘖嘖稱贊；它發出的和諧清脆音調，讓人嘆為觀止。這小小編鍾不僅是歷史文物，也是藝術珍品，折射出康乾時期盛世國力的強盛。 乾隆王朝六十年，雖然表面上富足昌盛，但暗中卻早已危機四伏。鼎盛過後，大清王朝開始走上下坡路。乾隆駕崩後，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光緒等幾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歲的溥儀登基，當上了宣統皇帝。1912年溥儀六歲時發布詔書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據民國政府制定的《清室優待條例》，這位遜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宮。皇帝的排場不減，正如徐啟憲所言：「他宮內的太監宮女還是有一大批，再加上親屬官員，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歲的溥儀到了成婚的年紀。雖說是遜帝，風光不再，但宮中上下依然照舊例，開始為他操辦大婚典禮。
當年光緒皇帝結婚時，曾命人繪制了一幅記錄婚禮場面的《大婚圖》，遜帝溥儀的婚禮仍要照此辦理。從納彩禮到大征、冊立，婚慶大典足足折騰了40天。大婚典禮花費銀圓數十萬兩，排場一應俱全，不減當年。這既是清室強弩之末的垂死掙扎，也是遺老遺少最後懷抱的復辟殘夢。
溥儀大婚之日，便是金編鍾最後一次在宮中盛典上敲響之時。
如此巨額的花費從何而出？遜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雖然宣統皇帝退位以後，根據《清室優待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中華民國每年撥給遜清皇室四百萬元新幣，作為遜清皇室的經費開支。但是民國政府每年不能如數發給遜清皇室經費，遜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賣宮中的金銀財寶。
這次大婚也不例外，遜清皇室就地取財。故宮院刊曾登載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葉秀雲的文章，詳細記述了這次珍寶被典賣的經過：「民國十三年四月，溥儀的岳父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編鍾、金冊等件。其中金編鍾抵押四十萬元，金冊等抵押四十萬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時期的金編鍾就這樣被典賣出了故宮的高牆。
北京前門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叫西河沿的小街巷，離街口不遠的洋樓就是當年的鹽業銀行。
鹽業銀行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張鎮芳是清朝的進士，曾做過江西督軍、長蘆鹽運使。他與袁世凱是親戚，在創辦鹽業銀行時，爭取到袁世凱的支持。鹽業銀行官商合辦，資金雄厚。據原天津史志辦主任郭鳳歧介紹，上個世紀20年代，溥儀把宮中的金銀財寶典給鹽業銀行時，「鹽業銀行當時的總經理是吳鼎昌，副總經理是朱虞生和陳亦侯，陳亦侯同時又是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總經理。」
溥儀典當金編鍾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賬目勾銷。金編鍾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鍾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1924年5月，《京報》首次披露了金編鍾出宮的消息。遜清皇室的內務府特地登報辟謠，鹽業銀行也聲明否認。但此事仍然像一陣風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並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當時占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鍾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佔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鍾；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鍾無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時，典賣國寶的溥儀已經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了故宮，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的幫助下去了天津，後來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回來贖金編鍾的可能性近乎為零。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佔領，時局動盪，華北危機。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他們秘密開會，決定將金編鍾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
身為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辦事膽大心細，在兒子陳驤龍心目中，是個原則性強，做事認真嚴謹，又不乏冒險精神的人，「他是溫州人，總喜歡有點冒險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頭腦。」
陳亦侯接受任務時，不曾想到轉移金編鍾這件事會幾度讓他險招殺身之禍。
陳驤龍說：「這種轉移是很嚴密的，不能讓外人知道一點消息。我父親當時就用他自己的一個黑別克汽車，天津、北京來回跑，把這東西（金編鍾）從北京運出來。在從北京運出來的時候大半還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車還碰上了一個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時可不能停車。看來當時運這些東西也是很驚險的。」
金編鍾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來，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由於對外開埠較早，天津的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許多中資、外資銀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蓋起了眾多的洋樓，這些銀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兩側，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條街。在當時的天津金融界號稱「北四行」的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和鹽業銀行均地處外國租界內，正如郭鳳歧所說：「中國的軍隊管不著它，所以它比較起來相對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號的大樓，就是當年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洋樓，高大氣派，營業大廳用大理石鋪面，顯得富麗堂皇，樓梯間的玻璃彩窗上描繪著長蘆鹽場興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這座高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成了金編鍾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7月30日，日本軍隊佔領了除英、法、意三國租界外的天津市區。作為情報機關的日本領事館不知從哪裡嗅到了金編鍾的氣息，很快就找上門來。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陳驤龍回憶，當時日本在天津的一個副領事，帶著女兒來拜訪父親陳亦侯，主動跟他交朋友，甚至還讓自己的女兒拜他做乾爹。「日本副領事送來的東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寶燒那種瓶子，還有一些盆景。我父親跟他說：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這些東西送到銀行去，我家是不收禮物的。不能不應酬日本人，可我父親認為凡是跟外國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兒點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會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懷叵測的日本副領事帶著他的禮物無功而返了。
為了得到金編鍾，日本領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計。
一日，陳亦侯被邀與日本領事共餐，席間日本女人圍坐。「問那個金鍾的事，他不說，就跟日本人說別的」，日本領事托詞先走，留下陳亦侯和一眾日本女人，「他拿著帽子就走了。」陳亦侯的妻子楊夢鶯回憶道。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金編鍾的去向，情況十分危險。
事情變得緊急，金編鍾是留還是轉移？陳亦侯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派一個銀行職員去西安，從西安給身在重慶總行的總經理吳鼎昌拍電報，請示金編鍾等物如何處理。
那時，吳鼎昌是貴州省主席，又是蔣介石的文官長，陳亦侯認為理應由吳鼎昌拿主意。然而，「電報從西安用銀行密碼發往上海，再由上海經由香港發往重慶，找到在重慶的總經理吳鼎昌。一個月後，一封回電循著原路輾轉回到天津鹽業銀行。這封歷時一個月的回電上只有一個字：『毀』。」
「這意味著把金編鍾重新回爐融化成金條，稀世國寶將毀於一旦，不復存在。」陳驤龍不禁後怕。
金編鍾面臨被外國列強掠奪的危險，而上司的回電只有一個字：「毀」。按照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編鍾回爐融化成金條，國寶將不復存在。陳亦侯會執行嗎？
陳亦侯接到電報時，從震驚到破口大罵。他說：「世界上的銅還不是每一塊都敲得響的，何況金子！拿純金做成的金編鍾是樂器啊！這個金子是敲得響的能敲出樂曲來的。」他拿定主意，金編鍾絕對不能毀。他決定繼續保護金編鍾，哪怕承擔危險，承擔責任。「這張電報，他一直保存著，他說這是世界上最混帳的一個電報。」陳驤龍說。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風聲，金編鍾在鹽業銀行看來是藏不住了，必須轉移。此時陳亦侯想到了一個人——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蘇淮安，四歲時跟父親來到天津，是南開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學生，與周恩來同鄉同學。周恩來的進步思想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愛國主義教育影響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淵這樣講述他的一生：「南開大學商科畢業以後，我父親就經過我的外祖父朱虞生介紹到上海四行儲蓄會做會計員。我的外祖父當時是北京鹽業銀行的副經理。我父親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回到北京來結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調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儲蓄會的經理。」
那時，在天津成都道上有一片老房子組成的小區，名叫永定里，是高級住宅小區，很多名人在這兒居住過。如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著名醫生朱憲彝等。永定里15號就是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的住宅。
胡仲文家與陳亦侯家前後院，陳驤龍回憶胡仲文與父親陳亦侯：「他們關系很好。而且胡仲文這個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細非常認真。所以我父親也非常看重他。」
陳亦侯信任胡仲文的為人，心中也已盤算好金編鍾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儲蓄會地下的密室。在這座樓上的經理室中有一個旁門，裡面通著的是一間小休息室。休息室還有一扇小門，打開後是一處封閉的轉樓梯，樓梯直通地下一處暗室。這里無疑正是密藏金編鍾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裡已經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陳驤龍解釋。
多年後，胡仲文之子胡宗淵回憶起那個不平常的夜晚：「天津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老先生跟我父親是老朋友，他們過從很密。當我父親1940年從上海調回來以後，在4月，有一天晚上，陳亦侯先生找到我父親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陳亦侯來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裡，兩位老友促膝而談。陳亦侯把金編鍾一事如實相告，並把轉移金編鍾到四行儲蓄會的想法和盤托出。深明大義的胡仲文不負重託，欣然允命。兩位老友都知道，這一來，他們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託到了對方的手上。
在那個萬籟俱靜的晚上，陳亦侯和自己貼身的司機一起，把裝有金編鍾的木箱裝到自己的車上，然後親自押車駛進夜幕中。
「那天晚上12點以後，他們等到銀行人員都下班了。陳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機楊蘭波，我父親就跟他經理室的工友徐祥四個人商量轉移了。」胡宗淵說。
那是一輛很大的車，陳驤龍回憶：「父親用自己坐的汽車把金編鍾從鹽業銀行運到四行儲蓄會。那個時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講究的車吧，就把這東西（金編鍾）裝在我父親的車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從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到相鄰的英租界的四行儲蓄會，大約只有三百米的距離。但一貫辦事謹慎的陳亦侯為了掩人耳目，讓司機沿著法租界的邊緣，繞了一個大圈子，一直開到當時電網外的佟樓，在佟樓那裡掉頭，再沿馬場道回到英租界，這樣三百米的距離，就整整繞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開回四行儲蓄會。而在四行儲蓄會樓前，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胡仲文帶著一個親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們。
接著，陳亦侯的司機幫忙，一行四人將金編鍾放在四行儲蓄會後面轉樓梯下面的一個小庫房裡。「放進去這個小庫房之後，借口時局不好要儲存一些煤。我父親又是開灤礦務局的董事，所以就跟開灤礦務局要了一批煤。整個把這個庫房裝進煤去。」陳驤龍認為父親當時的做法萬無一失。「這個事兒辦完之後，據我父親跟我講，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儲蓄會，這個事兒做完以後，兩個人拉著手，他跟胡仲文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成為交戰國，駐天津日軍先後佔領了英、法、意租界。陳亦侯預感的危險變為現實。
日本人邀請他去憲兵隊參觀，人們傳聞：「陳五爺被日本憲兵給抓走啦！」與此同時，日軍派出大批軍警直撲鹽業銀行，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地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幸好金編鍾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陳驤龍說：「查了一溜兒夠什麼也沒發現，日本鬼子無功而返。這樣也就沒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親也就放回來了。」家裡人鬆了口氣。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發起總攻。日本帝國遭到滅頂之災。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此時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國民黨政府馬上向全國各大城市派出軍隊，同時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員，到佔領區劫收錢財。
孔祥熙，這位晉商出身的國民黨財政總長，對金錢有著特殊的興趣，他也盯上了金編鍾。孔祥熙就任財政總長，來到天津，讓隨行的秘書去拜訪陳亦侯。
據陳驤龍回憶，這個秘書，是陳亦侯當初在譯學館的一個同學。「他來看我父親呢，一個是事先打個招呼，再有一個也就是說也要探聽一下金編鍾的下落。而且直截了當地就提到這件事。於是我父親待他就不客氣了。我父親大怒，拍桌子說：『你們倒都跑了，你們跑的時候把這些要殺頭的東西，都留到這兒。等我要問你們怎麼辦的時候，吳鼎昌告訴我叫我毀，你們這兒又來問我。』我父親破口大罵。於是他（孔祥熙秘書）說：『你怎麼還是當初那個老脾氣，隨便的一句話，隨便的一句話。』然後我父親說，這件事你去問吳鼎昌，因為當時吳鼎昌是蔣介石的紅人，是蔣介石的文官長啊。估計他也不會，他也不敢去問，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軍統局長戴笠來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棟小樓里策劃恢復、重建天津的特務組織。一向嗅覺靈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編鍾的氣息，聞風找到了陳亦侯。
陳亦侯之妻回憶，當時戴笠找到陳亦侯，問他金編鍾的下落。陳亦侯說，我沒有。戴笠問，你擱在哪兒了？陳亦侯說，你去找去吧，我擱在哪兒。大家都知道陳亦侯把金編鍾擱在地窖里。於是戴笠去搜，地窖里並沒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來到天津，此時有人遞上一封誣告信，稱陳亦侯是漢奸，家中藏有金編鍾是敵產。這一次戴笠將此信交給了天津警察局長李漢元，讓他去抓陳亦侯。
李漢元拿了這封信就來找陳亦侯，他說：「陳五爺你看這封信值多少錢？」陳驤龍描述當時的情景：「我父親拿了這封信一看說，你是知道情況的啦，你說怎麼辦？李漢元說，我看這東西就值一根兒洋火兒。他就劃根兒火柴把它燒了。他說，戴笠那兒我交賬。」
為什麼陳亦侯不把金編鍾交給國民政府，而李漢元又肯承擔這樣的責任呢？
原來，在抵押給鹽業銀行的這批東西里頭，有冊封皇後用的純金金冊。可這些金冊在流轉的過程當中，被當時的一些人化成金條了。所以金編鍾交出去會不會也難逃化成金條的命運，陳亦侯心裡沒底。而李漢元，「當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處通緝他，他就躲到我們家。我父親就說，你的目標太大，你在這兒躲，總也是躲不過去的。那怎麼辦呢？我想辦法把你送走。這樣就用銀行職員的名義，把李漢元從天津的張貴庄飛機場，買了飛機票，經上海去香港，把他給送走了。送走的時候還用面口袋兒，裝了二百塊現大洋扔到飛機上。這樣他就平安地離開了天津。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長，而且他在軍統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為這樣的關系，所以說他跟我父親可以說是非常莫逆的。」陳驤龍解釋。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無人過問，不了了之。
金編鍾又逃過一劫。
光復後的國民黨政府一邊繼續忙於內戰，一邊近乎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胡宗淵回憶，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到了天津，曾經宣布凡是舉報隱藏金銀財寶的可以提取70%的獎金，「我父親和我們說，如果當時和他一起密藏金編鍾的楊蘭波司機和徐祥工友舉報的話，他們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我父親說，真正值得欽佩和稱贊的，是他們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漢。」
陳驤龍也感慨地說：「他們熟視無睹，對榮華富貴從不動心，我覺得這些人都是英雄。」 1949年1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9個小時的戰斗，全殲守敵，解放了天津城。解放後，天津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時成立了軍管會。當時天津的治安狀況比較混亂，金融秩序也比較混亂，軍管會發布告示：私營企業要歇業三天。開業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編鍾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
在胡仲文上交給軍管會金融管理處的這份故宮珍寶的清單上，16隻金編鍾列在首頁，上面詳細記載著每隻金編鍾的含金重量和名稱。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四千多件，其中有兩千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鍾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1954年，金編鍾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
當年把生命託付給對方，全心衛護國寶的兩個人此時心事已了。
「胡仲文見到我父親，跟我父親就講起，這金編鍾已經移交給軍管會，而且送回故宮。那時候還沒有成立故宮博物院，就是送回到故宮。我父親跟他說，你替我了了一段心事，你做了一件好事。」陳驤龍說。
胡仲文剛過完八十大壽就編了二十四句話的詩，在這首朴實無華的二十四句詩中，表達了他自己一生所堅守的無欲無求、貧而樂的人生信條。
上個世紀50年代，胡仲文調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銀行參事。
陳亦侯解放後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
他們都沒有對家人提起當年護衛國寶的事跡，但金編鍾卻成為他們一生的牽掛。
胡仲文的孫子胡光增提起：「1974年我和我愛人熱戀的時候，來北京看望爺爺奶奶，他囑咐我們要到故宮去看看金編鍾，這時候他就強調，這套金編鍾不一般。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不一般，他沒有回答我，只是說金編鍾經歷過風雨，金編鍾是國家的寶貝。」
而陳亦侯的兒子陳驤龍也有類似的經歷：「保護金編鍾這個事情啊，從來家裡人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以後，中央有一個文史資料，文中講了這個金編鍾的事。有一句是『幸虧有陳亦侯保存』什麼的。我父親說我這一輩子，非常滿意的一個評價，就在這『幸虧』二字。」
在天津政協委員會存放的文史資料中，有一篇胡仲文撰寫的四行儲蓄會經營始末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密藏、保護金編鍾一事，這是關於金編鍾傳奇經歷第一次完整的記載。
歲月如流，人海茫茫，雖幾經努力，我們未能找到司機楊蘭波和工友徐祥的後代親人，他們一樣是值得後人尊敬和紀念的英雄好漢。
胡仲文老人在辭世前曾叮囑兒孫，要常去故宮看看金編鍾……

㈡ 絕賣，典賣（活賣），賒賣 分別是什麼意思，通俗的來說

絕賣顧名思義就是典當行有權對絕賣的抵押物自由處置交易又叫死物；活賣就是在約定期限內典當行只對抵押物有保留的權利不能自由處置，到期買家可贖回。逾期不贖回即成死物視同絕賣。賒賣就是先賒貨物給人進行交易，等交易成功收得利益後再結貨款就是現代講的延期支付的意思。

㈢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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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宋朝關於典賣契約有哪些基本規定

宋代，典賣土地、房屋的現象成為普遍現象，被法律所承認並形成制度。所謂「典賣」又稱「活賣」，是指將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出典給他人，收取一定的典價，在約定期限內原價贖回。「活賣」與「絕賣」不同。絕賣是所有權的轉移，不能贖回。由於典賣土地、房屋者大多數是貧困無貸的農民，典價又大大低於賣價，地主豪強利用典賣制度不僅廉價取得土地。房產的使用收益權，而且還可以取得土地、房產的所有權。據宋代朱晦庵等人編的《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當時「豪民圖謀小民出業」，出典人要求回贖典物時，「則遷延月日，百端推託」，輾轉數月，已經到了贖典截止的期限，使得出與人終無贖回之日。宋律規定只有典契驗明顯然者，才允許業主收贖。這些都是維護典權人的利益,為典權人取得出典人的田宅提供了便利條件。

㈤ 服裝批發的個體戶在一年中什麼時候會遇到資金緊張的問題

創業貸款是指各銀行為支持民營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營者的發展，遵循國家有關政策，推出面向個人、用於從事生產和經營活動資金需要的貸款，旨在幫助急需發展事業的個人盡早實現目標。相關鏈接銀行對貸款申請者的要求(1)年滿十八周歲，具有合法有效身份證明和貸款行所在地合法居住證明，有固定的住所或營業場所；(2)持有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發的營業執照及相關行業的經營許可證，從事正當的生產經營活動，有穩定的收入和還本付息的能力；(3)借款人投資項目已有一定的自有資金；(4)貸款用途符合國家有關法律和本行信貸政策規定，不允許用於股本權益性投資；(5)在本行開立結算帳戶，營業收入經過本行結算。貸款申請者需提供申請資料(1)借款人及配偶身份證件(包括居民身份證、戶口簿或其他有效居住證原件)和婚姻狀況證明；(2)個人或家庭收入及財產狀況等還款能力證明文件；(3)營業執照及相關行業的經營許可證，貸款用途中的相關協議、合同或其他資料；(4)擔保材料：抵押品或質押品的權屬憑證和清單，有權處分人同意抵(質)押的證明，本行認可的評估部門出具的抵(質)押物估價所告。 案例前年，廣州市個體戶張先生用手頭上的20萬元現金，開始經營服裝批發生意，後來生意越做越大，流動資金出現了緊張。於是就考慮向廣東發展銀行申請個人創業流動資金貸款，銀行經考察後，認為該個體戶生意較好，可以給予創業貸款支持，但為了保證貸款安全回收，要求該個體戶必須提供擔保。張先生無固定資產抵押，銀行只好推介擔保公司對其進行擔保。好在張先生鍥而不舍，跑了好幾趟，終於得到擔保公司的擔保，最後從銀行取得50萬元的貸款。張先生在銀行的支持下，生意得到較快發展，平均每年經營收入達到500萬元，每年平均凈利潤為80萬元。實際上，張先生的遭遇算是幸運了，更多的創業者不是被銀行拒之門外就是貸款後因為巨額擔保費用佔用資金而導致經營失敗。創業貸款給想創業的中小投資者提供了一桿可以縱橫天下的槍，這桿槍威力極大卻也燙手傷人……高門檻讓創業者望而卻步2003年8月，中國銀行、光大銀行、廣東發展銀行、中信銀行等金融機構相繼推出「個人創業貸款」項目，而中國農業銀行早在2002年9月就推出了《個人生產經營貸款管理辦法》並一直在運行中。但這些貸款措施實施以來，一直無法成為市場的主流。然而，銀行畢竟是商業機構，發放貸款首先考慮的還是資金的安全。出於貸款資金安全的考慮，往往把門檻稍微抬高了一點，或者說嚴格了一點。貸款評估十分嚴格是創業貸款的特徵之一。銀行向個人或企業提供貸款一般需要質押、抵押、擔保三種條件。廣發行的個人助業貸款細則規定：貸款必須抵押，抵押的范圍包括動產、不動產抵押，定期存單質押、有價證券質押、流通性較強的動產質押，符合要求的擔保人擔保。而且發放額度根據具體擔保方式決定。就是這抵押讓創業者望而卻步。質押、抵押通常很難獲得100%的貸款，而擔保則要交給擔保公司一筆不菲的費用。申請者除了要有穩定的經營收入和按期償還貸款本息的能力，還必須能夠提供銀行認可的抵押擔保。事實上，許多申請貸款的個人和中小型私營企業一般都過不了銀行評估這一關。擔保公司不是「救命稻草」貸款起點金額為5萬元。貸款期限最長不超過3年，其中流動資金貸款最長不超過1年。利率以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為基礎，在最低下浮10%(含)最高上浮30%(含)的幅度內浮動……盡管這些條件有點苛刻，但對於創業人士來說，資金是一劑強心針。如果你能提供銀行規定的資料，能提供合適的抵押，得到貸款並不困難。一般在提供完備的相關資料和證明材料之後，一個月內就可以取得資金。但在諸多證明材料中，比較棘手的是抵押物證明，也就是擔保證明。如果你有等值的財產作抵押，問題可迎刃而解。但關鍵是，對於創業人士來說，恐怕沒有那麼貴重的抵押物。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只能找專業的擔保公司了。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為你提供擔保的擔保公司也不會輕易放過你，擔保公司還要向你收取巨額的擔保費用，因為按照有關規定，擔保機構要向貸款者收取不得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50%，這無疑又增加了創業者的負擔。而現實生活中，由於擔保公司所負擔的責任重大，不少公司還會收取其他名目的一些風險補償金，這也成為阻礙個人創業貸款的一項重要因素。並非人人適合走創業貸款之路有人認為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走貸款融資的道路。我們為此走訪了廣東發展銀行的有關專家。據專家介紹，他們認為此看法是正確的，特別是剛進行創業，在這一行業無創業經驗，難免會有經營風險。對於那些有一定經營經驗，且經營效益較好，所經營業務范圍屬於國家鼓勵發展的行業，銀行可以考慮給予貸款支持。專家忠告：對於一個創業者，如果想走貸款融資的道路，首先要考慮貸款經營獲利是否超過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及其他費用支出；銀行的貸款期限與經營貨款回籠周期是否相匹配，以至於銀行收回貸款時，不影響正常經營；對銀行貸款要確定一個合適的貸款金額，過大和過小都不利於創業。此外還要把擔保公司的擔保費用也要計入經營成本中，這樣才能有效地避免經營風險。

㈥ 《大明律》中的《戶律》的內容

《戶律》分為《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條。此律是人口、戶籍、宗族、田土、賦稅、徭役、婚姻、鈔法、庫藏、鹽法、茶法、礬法、商稅、外貿、借貸、市場等有關社會經濟、人身關系及婚姻民事內容的立法。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大為增加，《課程》、《錢債》、《市廛》專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在土地制度、賦役制度、人身依附關系、宗法關系等方面也有時代特點。不限制私人土地擁有量，但嚴禁「欺隱田糧」；允許土地買賣，但規定典賣田宅必須稅契、過割，並嚴禁正常土地買賣之外的土地兼並。有關錢糧等事明律科罪較唐律重，但「脫漏戶口」、「商嫡子違法」、「別籍異財」、「居喪嫁娶」、「良賤為婚」等科罪卻較輕。另外，還規定庶民不準蓄奴，田主不得隨意役使佃客抬轎、佃戶對田主只行「以少事長」(即以弟事兄)之禮。

關於 典權制度
http://www.59165.net/papers_html/2008520/2008520165700540_3.html
、典的成型（一）：典權入律和典賣之分（一）明朝的典權制度較之前代，明代典賣制度的最大特點是法律把這種權利義務關系規范化和條文化了，這也是明朝對典權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因而下文將以《明律·戶律》中的有關規定作以分析，從而歸納一下明朝典權制度的特色。第一，大明律第一次將典賣田宅納入正式律文，規定了典賣田宅的程序、原則，確定了典賣制度的基本內容。[6]（P531-533）《大明律·戶律·典賣田宅》規定：「凡典賣田宅不稅契者，笞五十，仍追田宅價銀一半入官。不過割者，一畝至五畝，笞四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若將已典賣與人田宅朦朧重復典賣者，以所得價計贓，准竊盜論免剌，追價還主，田宅從原典主為業。若重復典賣之人及牙保知情者，與犯人同罪，追價入官，不知者不坐。其所典田宅、園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滿，業者備價收回取贖，若典主託故不肯放贖者，笞四十。限外遞年所得花利，追征還主、依價取贖；其年限雖滿，業主無力取贖者，不拘此律。」這是中國古代法律的正文中第一次對典賣制度所作的最詳細的規定，清律也基本上沿襲了這些規定。從《大明律》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一、在明代，典賣田宅以「稅契過割」為條件；二、明承唐制，嚴格禁止重復出典；三、在回贖時規定以典價為限，對典主故意刁難以阻止出典人回贖予以嚴懲；四、以刑代民，對於重復出典，不肯放贖等行為都用刑法予以規制。第二，《大明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法律正文中對典和賣作了區分。《戶律·田宅門》規定：「蓋以田宅質人而取其財曰典，以田宅與人而取其財曰賣，典可贖也，而賣不可贖也。」自此典與賣在立法上得以分離而成為了一種獨立的制度。但必須注意的是雖然在明代典與賣在立法上已有了區分，但典與質的區分卻仍不明了。上述規定中以質釋典，即是明證。第三，在典賣關繫上開始考慮保護出典人的利益。比如在典權存續期限上默示民間的做法。《明律·戶律·田宅》規定：典賣田宅「如契未載絕賣字樣或註定年限回贖者，並聽回贖；若賣主無力回贖，許憑中公估價找貼一次，另立絕賣契紙；若買主不願找貼，聽其別賣歸還原價……」依此規定，典賣可以不約定回贖期限，一直到出典人宣布無力回贖而願意絕賣之時，還允許出典人按田宅實價找貼一次。如果典權人不願購買，出典人還可將典物轉賣他人，再償還原典價款。除《大明律》明確規定典賣可以不規定期限之外，民間俗語還有「一典千年活」，「典在千年」的說法，這更證明在明代典權存續期間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從立法本意上講可以認為是對出典人所有權的一種保護。它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民守業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由於明代當政者的出身而被《大明律》所認可而上升為了法律。但是這種不確定典期的做法，不僅模糊了典與賣的區分，而且不利於產權的明晰，徒生訴爭。第四，自兩宋起，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廣大被壓迫者的抗爭，傳統的人身奴役有所削弱。至明代，法律明文規定了典賣的標的物只能是物而不能是人。《婚姻·典雇妻女》規定：「凡將妻妾受財，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婦女不坐。」後來，《大清律例》承襲了這一規定。但在現實中，典賣妻女之習慣卻仍在民間存在。[8](P862,P1032)

㈦ 在唐朝,典賣土地的期限不超過多少年

你想多了吧，唐朝如果佔有了土地就會一直擁有，除非國家沒有。

㈧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