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受教育年限對平均小時工資有沒有影響
受教育年限對平均小時工資有正相關影響。平均小時工資水平的高低在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群中依次遞減：博士後-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大學本科畢業生-大學專科畢業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文盲。
❷ 收入和教育是什麼關系
從教育機會的分布來看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因為教育機會的分布影響收入的分布，所以，政府預算部門在計劃收入的長期分布時必須考慮教育的作用。但是，這個問題至今仍有很大的爭議：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教育與可能掙多少工資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而有些經濟學家則認為，遺傳特性、家庭背景、運氣等才是決定一個人能掙多少工資的主要因素。
有人認為受教育較多的人具有較高的生產能力，理應給予更高的報酬。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與收入的關系是決定資源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工資的類型除了反映勞力的教育水平外，還反映了其他許多因素。決定收入差異的不只是個人的才能、家庭背景和其他個人特徵，還有歷史的和體制的因素。因此，有些經濟學家主張，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形式，應該運用類似成本~效益分析的技術來指導資源分配；有些經濟學家則主張，教育猶如一架掃描裝置，能夠為僱主鑒別最具生產能力的勞力。這兩種觀點是截然不同的。還有一種反對人力資本論的觀點認為，由於受教育勞力集中在主要的生產部門，而那些受教育較少的勞力和那些因種族或出身而備遭歧視的勞力則聚集於次要的勞力市場（在那裡，收入高低是由其他因素決定的），因此實際上存在著雙重的勞力市場。無論怎麼說，教育與收入的關系是重要而具爭議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這些問題上：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一個人的工資高低？工資差別是否反映了勞力的生產力差異？應該怎樣利用收入差別來指導教育規劃？
從生活中的一個實例談起，兩個年齡、性別相同的群體，即便他們受雇於同一家工廠，從事同一個工種，受教育較多的那個群體比起受教育較少的那個群體，前者的平均工資肯定高於後者。教育和收入之間存在的這種正相關，是現代社會科學最為驚人的發現之一，亦是適用於所有國家勞力市場的一個可靠結論。
目前，至少可以從 40 個國家獲得有關平均收入與受教育水平的數據。毫無例外，受教育多的勞力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
對此，我們不論縱向地搜集收入的數據（以表明工資是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的），還是橫向地搜集收入的數據（以表明在某一時間上收入是如何隨勞力的年齡、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個人特徵的不同而不同），都能發現受教育多的勞力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
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費用實際上是一種投資，接受教育後的工資收入實際上是教育投資的收益，兩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如果運用橫向數據，則可揭示勞力質量的提高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如果運用縱向數據，則可揭示教育的預後作用。
二、年齡~收入關系圖
有些國家對收入與教育水平進行定期普查，而有些國家則依靠抽樣調查獲得數據。目前，這類資料非常之多。根據這些數據可以繪制某些圖形。在年齡~收入關系圖中，教育水平不同或學校教育年數不同的勞力具有以下三個普遍特徵：（1） 不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力還是沒有文化的勞力，兩者的平均收入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當他們處於職業生涯的中期時，收入達到最高值，然後收入曲線趨於水平延伸或開始下降。（2）受教育越多的勞力其收入的增長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其職業生涯的起點工資也較高。（3）受教育較多的勞力達到其收入頂峰的時間要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晚，而他們退休時的收入卻較後者高。
上述三個特徵表明，受教育較多的勞力的總收入明顯高於受教育較少或未受過教育的勞力。因此，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勞力一生的總收入上，不能一味強調某一時間階段的收入差別，否則就會嚴重低估教育的總體經濟效益。在年齡~收入關系圖上比較兩組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力，可以看出，兩者收入的差距貫穿整個職業生涯，這為衡量高等教育帶來的超額終生收入提供了一個尺度。以美國為例，研究人員開展教育與收入關系的研究，其最初的目的在於了解教育是不是一種劃算的投資形式。他們計算大學畢業生一生所得的超額收入數量，並與中學畢業生進行比較。從目前能夠搜集到的不下 30 個國家的數據來看，教育與收入的關系幾乎是普遍的。同時，人們也發現年齡是決定勞力平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下面將考察這些關系對人力資本理論有何意義，並根據年齡~收入關系圖說明如何評價個人投資或社會投資的教育效益。
三、造成收入差別的因素
圖 2、圖 3 所示的年齡~收入關系圖表明，年齡和教育水平決定了一個人的收入。勞力的平均收入隨其年齡的增長而增長，在 40~55 歲之間達到頂峰。然後，雖然個人的收入直至退休前仍有繼續上升的可能，但平均收入水平開始呈滑坡趨勢。所有勞力的平均收入在 60~65 歲左右隨著退休而下降很快。【圖2-3】
勞力的教育不同或受教育的級別同樣會影響其平均收入，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高於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的平均工資高於小學、中學畢業生和沒有接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的文盲。如果年齡和教育是造成勞力收入差別的主要原因，那麼圖 2 和圖 3就能確證教育對於個人來說是一種頗具效益的投資。雖然年齡和受教育程度是決定勞力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它們顯然不是唯一影響相對收入的兩個因素。由於在很多國家和很多企業中存在著歧視現象，出現人為干預收入模式的行為，所以種族和性別也起著決定個體收入的作用。為了排除這些變數的影響，必須分別比較男女兩性的收入、不同地域勞力的收入，以及不同種族的收入。從許多國家開展的研究工作來看，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仍是重要因素，但性別和種族也是決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國和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於男性，黑人的平均收入通常低於白人。但是，若使種族、性別兩個變數保持恆定，則受教育較多的勞力的收入要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高。例如，伍德哈爾（M.Woodhall）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為 1404 美元，受過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為 2673 美元，女性大學畢業生的收入為 4165 美元，受過 5年以上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收入為 6114 美元。在英國，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明顯，男性大學畢業生與非大學畢業的男性雇員的收入差距為 2.3,女性大學畢業生與非大學畢業的女性雇員的收入差距為 2.6.在美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越接近具有同等學歷的男性勞力。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只佔同等學歷男性勞力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受過高中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占同等學歷男性勞力平均收入的40%,而受過 5 年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則十分接近具有同等學歷男性勞力的平均收入。雖然由於女性的工時較短，且大多集中於低收入的行業，致使平均收入低於男性勞力，但它也說明教育能增加其總體收入，從而增加經濟效益。
有關美國和英國的白人勞力與非白人勞力的收入研究發現，盡管種族是決定工資多少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種族歧視的結果，也可能是由於個人特徵方面的差異，還可能是由於有色人種大多在低收入職業部門工作），不過，教育也確實造成了收入方面的差異。受教育較多的有色人種確實比受教育較少的有色人種工資高。最近，在英國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對有色人種來說，進入哪類學校比接受多少年教育更加重要。但是，對白人勞力來說，對收入起著實質性影響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
除了種族、性別、工時、職業等因素是解釋勞力平均收入差異時經常提到的因素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也影響著勞力工資的模式。例如，受教育勞力的收入之所以較高，可能是因為他們天分較好、家庭背景較優，以及他們所受教育比別人多。有些研究人員就認為，關於教育投資與收益比率的測量表明，教育本身對收入並無重要影響，相反，他們把受教育勞力的超額收入歸因於天分、動機、所處的社會階層、擁有收入可觀的職業，甚至運氣。問題是，這種極端的看法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多年來人們一直試圖通過將教育因素從其他變數中分離出來，專門比較其他變數對平均收入的影響，但結果仍發現教育起著關鍵的作用。例如，有些研究人員從學校教育、遺傳、健康狀況、運氣好壞等因素中分離出學校教育的作用。他們在進行收入比較時運用同胞兄弟作為樣本，以此達成收入的標准化，因為這樣設計研究能使家庭背景和其他環境因素保持恆定。被試者收入是按下述變數進行分析的：年齡、學歷、上學時間、標准測驗分數（作為衡量素質的指標）、職業、居住地點、家庭規模、其他收入和醫療費用（作為衡量運氣好壞的指標）。結果發現，無論年齡多大，受教育較多者收入明顯高於受教育較少的。
自從人們研究教育對收入的影響以來，分析技術和數據搜集方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多元回歸分析和收入函數也已用作分析收入的要素。我們有著充分的理由認為，即使在一個寬泛的領域內考慮多種變數，年齡和教育仍不失為是影響收入的最有力的決定因素。換言之，性別、種族、職業、天分、運氣等可能是影響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還不足以解釋收入差異的原因。
四、人力資本：培訓和能力
雖然已有許多研究證明，除年齡與教育因素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也對勞力的收入起著決定的作用，但是人們在這些因素中卻特別關注培訓和能力的影響。人們在解釋工作經歷對收入的影響時發現，個體的經歷代表著職業培訓和職業變動等方面的累積投資。這里所說的「職業培訓」,不僅指正式的職前培訓，也指非正式的在職培訓。實際上，若要根據人力資本的觀點解釋收入和教育、年齡的關系，就必須考慮培訓和能力的影響。
人力資本不僅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和學校後教育（如培訓和實習）的投資，還包括學前投資，也即那些在分類學中被稱作「社會經濟背景」的環境因素，或者說父母在兒童身上的投資。父母花在兒童身上的時間（數量和質量）可以看作是對兒童素質的投資（人力資本）。
（一）父母對兒童素質的投資與收入
對學前兒童的時間投入，主要體現在母親對孩子的照顧上。結果，它會降低母親在勞動力市場的收入。母親為照顧孩子而放棄的收入，就是母親對學前兒童投資的數量。因此，如果婦女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能夠增加孩子的人力資本儲備，使他們在接受學校教育時成績更好，或以某種方式改善他們的受教育機會，那麼孩子未來的收入就可能隨之提高。當然，婦女在離開勞動力市場期間，由於照看孩子而會減少她們本身的收入。研究人員在分析婦女工作經歷與收入關系時提出了以下幾條規律：（1） 由於孩子教養的任務而使婦女減弱了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願望，致使她們在教育和培訓上的投資也較少。與男性勞力相比，她們所受的教育和培訓也較少。（2）在教養孩子期間，長期脫離勞動力市場會導致已經獲得的技能消退。（3）孩子上學後再度就業的婦女抱著收回投資的強烈願望。（4）已婚婦女在教養孩子期間因工作經歷中斷而使其投資剖面圖呈負值（凈損耗），未婚婦女因工作經歷連續而使其投資剖面圖接近於男性勞力。（5）男性勞力的收入剖面圖呈急劇凹斜型，沒有孩子的婦女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經成為母親的婦女，其收入剖面圖有兩個峰值，且總體增長較少。
此外，教育對女性收入的一個影響表現在，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較高，那麼在她們再度就業後有可能重返原有的工資水平。同時，由於她們的工作經歷增長，還可能重新享有提高工資的待遇。可是，受教育較少的女性在中斷工作後也許恢復不了喪失的收入，也接續不了中斷的工作經歷。圖 4 呈現了英國婦女的每周平均收入，分類標準是完成學業時的年齡。那些上學到 19 歲以上的女工，其平均收入在 30~40 歲之間開始下降，隨後又上升，直至 60 歲。而那些在 15 歲時就離校工作的女工，20 歲左右便達到一生收入的頂峰，然後直到退休，她們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呈下降趨勢。
圖 4 表明，對女性來說，以往所受的教育是通過對職業培訓和工作經驗的投資影響來實現其經濟效益的。培訓、工作經驗和學校教育一樣，都是以學習為基礎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圖4】
學習在形式上與教育、職業培訓或其他投資形式沒有區別，它也是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之一。根據學習理論繪制的收入剖面圖並不與根據人力資本繪制的收入剖面圖相抵觸，因為前者不過是後者的特例而已。如果承認教育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形式，那麼就可以計算這種投資收益的比率。人們只需在比較教育帶來的額外收入的現值時，根據 a 系數適當校正其他因素對收入的影響，就可以計算這種投資收益的比率。對於這種投資~收益分析，教育與收入的關系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放棄的收入是教育投資的主要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受教育勞力的這筆額外收入構成了教育的主要利益。計算教育投資的成本不應依據貨幣的支出，而應以機會成本為准。機會成本是指因把資源投入教育而放棄用其他方式使用這些資源所帶來的價值。換句話說，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來說，在計算成本時，都不應只看買賣的東西，而應依據所有用於教育過程的實際資源。在各種資源中，最為重要的是學生的時間，盡管它並不具有貨幣價值，但卻具有經濟價值和機會成本。
（二）能力與收入
關於成本~收益分析和教育投資收益的研究常常計算除年齡、教育以外的「能力校正」因素（或 a 系數）對差異所起的影響。用 a 系數校正收入差異反映了除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對收入差異的影響，如社會階層和家庭背景等對收入差異的影響。a系數是一個校正因子，它顯示了教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差異。如果 a 系數等於 0.5 或 50%,那就意味著在年齡~收入關系圖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力的收入差異有一半應歸因於教育因素，另一半則歸因於其他因素（如能力和社會階層）。
教育經濟學領域，運用 a 系數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方式是以勞力的收入差異作為衡量勞力質量的指標。也就是說，把勞力樣本的收入按年齡、教育程度、智力測驗得分、學業排位、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等列成表格，藉此表明勞力樣本的實際收入差異有多少因教育所致，有多少因其他因素所致（譬如受教育勞力的收入差異有 60%是因教育所致，另 40%為其他因素所致）。另一種方式是參照多重回歸分析。也就是說，在單獨考慮能力因素時，a 系數的取值可約等於 0.8.如果同時考慮能力和社會經濟背景，則 a 系數應約等於 0.65.根據這些研究，現在人們一般把 a 系數的值設定為 0.6 或 0.67.
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教育能夠提高勞力的生產能力，或者說受教育勞力的高收入反映了他們創造產品的價值。教育提高生產能力的途徑是通過傳授知識、技能來提高勞力的勞動生產率，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比那些受教育較少的勞力創造更高的價值。如果收入反映了邊際生產能力的差異，那麼受教育勞力的超額收入就是他們對生產所做出的貢獻。如果這個假設能夠成立，則收入與教育的關系就包含兩方面的含義：首先，受教育較多的勞力的收入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高，意味著收入可以用作衡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指標。其次，如果相對收入能夠反映生產能力的差異，那麼有關教育與收入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在計算教育投資的收益率時，可以用收入差異作為衡量教育的經濟效益的指標。不過，收入反映生產能力的說法是以下述觀點為基礎的，即包括勞動力市場在內的所有市場都是具有競爭性的。
誠然，只要勞動力市場保持其競爭性，收入就是衡量生產能力的一個指標。問題是，如果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其超額收入主要因為歷史的、管理的和其他非經濟因素的原因所致，那麼收入就不能用來衡量生產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應把收入視作測量生產能力的最佳指標，並進而認為收入差異反映了資源的匱乏，以及因匱乏而導致的經濟價值。不過，只要市場機制在起作用，即使這種機制不太完善，匱乏總能在價格上反映出來，或者說受教育勞力工資較高證明他們的生產能力較高。
（三）教育是不是篩選的手段
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有些人認為教育只是社會化的工具，並不影響個體後來的收入。有些人則認為教育是一種篩選手段，它幫助僱主辨別哪些個體具有更好的天分、態度或特質，以及能夠勝任職業培訓。以此為依據，受教育勞力的工資較高僅僅說明教育起著篩子或過濾的作用，而不能說明教育提高了勞力的生產能力。這個所謂的「篩選假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如果教育只起著甄別個體天分之優劣的作用，那麼社會對教育的投資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因為人們完全可以採用其他一些更為便捷的方式達到同樣的目的。
事實上，僱主並沒能想出更為便捷的挑選勞力的辦法，他們的許多做法並不符合篩選的假設。例如，在年齡~收入剖面圖上，教育水平不同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曲線呈發散狀而不是收斂狀。這說明，雖然勞力在就職一段時間後，僱主已經了解了每個人的生產能力，但他們仍不斷地給受教育較多的勞力加工資。由此可見，在他們眼裡，教育並不是篩選雇員的工具。一方面，如果教育是甄別企業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麼在人們發明出一種更好的篩選方法之前，我們不得不承認教育是一種經濟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不是一種甄別企業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麼就不清楚僱主根據什麼來僱人。顯然，這是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圍繞這個問題，促使我們重又回到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問題上來。人們之所以相信教育能夠通過人力資本的形式直接促進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競爭主宰著勞動力市場。
如果競爭主宰著勞動力市場，那麼篩選假設並非毫無價值，因為它基於這樣的理念：教育不僅具有傳授知識和技能的功能，而且還能影響學生的態度、動機和價值。而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決定勞力的生產能力和受僱傭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說，能力是教育過程中的一種投入，生產能力和學校教育的篩選功能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完全可以認為教育提高了勞力的生產能力，而且許多僱主也確實把教育作為一種方便的篩選手段，因為他們並不要求教育機構直接向學生傳授技能，而是重視教育過程對態度、能力、社會交往技能的培養。當然，也不能排斥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有些僱主所重視的只是教育機構頒發的證書或文憑，而不是學校實際傳授的知識和技能。「唯文憑論」的現象確實存在，而且在有些地方泛濫成了「文憑症」.西方學者有一種說法，即「教育既非仙丹也非毒葯」.教育的確能提高勞力的生產能力，增加他們的收入。雖然還不能完全了解教育是怎樣影響生產能力的，但一種普遍的共識是：一方面，教育通過向學生傳授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來直接影響勞力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又通過對學生態度、能力、社會交往技能的培養來影響生產能力。教育還與在職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的其他形式一起發揮作用。可以這樣說，受教育勞力的收入是學前、學校教育和入職後培訓各種
❸ 學歷怎樣影響收入，如何提高學歷
學歷在開始階段不會明顯，只有在年齡增長之後，學歷的重要性就凸現了。
❹ 影響收入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很多國家都面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挑戰。收入差距過大，超過社會群體的承受力，就會對社會穩定構成重要威脅。近幾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城鎮人均收入是農民人均收入的2.1倍，城鄉居民收入比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198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5:1，1995年為2.09:1，目前已經達到2.1:1的高水平。大多數國家這個比例不到1.5:1，農民收入水平大體上比城市居民落後6年。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也不夠合理，居於壟斷地位的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高達到30870元，而居於競爭的零售業的平均工資僅為8100元，二者之比為3.8:1。從收入的社會結構看，2004年鹽城低於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農民均在60%左右，其中，城市居民為60%，農村居民為70%，社會結構類似金字塔型，缺乏穩定性。
隨著經濟成分的多樣化、分配方式的多元化、用工制度的市場化等導致人民內部矛盾增多，給社會管理帶來了許多新問題，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以及社會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治安工作面臨更大的挑戰。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大。在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由於總量性、結構性、素質性多重就業矛盾交織，加之就業彈性系數長期下降，就業再就業任務依然繁重。
社會階層之間不平等。當前由於城鄉差別而產生的就業、教育及權益不平等問題比較嚴重。由於教育資源在城鄉分布上的顯著差異，導致人口受教育不平等。從縣域農村與城區學校在教育投入、教學質量、師資力量和生源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農民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有所改善，但由於長期以來城鄉政策的影響難以徹底消除，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現象仍然存在，就業中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問題也較為突出。據調查，有一半左右的外出人員的合法權益受過不同程度的侵害，有的還受到多種不法侵害。其中勞動強度加大，工作時間延長的比重佔60%多，拖欠勞動報酬的佔20%以上。
❺ 教育與收入的關系
教育：
一、教育的基本定義
教育 jiàoyù
1. [ecation] 培養人才、傳播知識的工作,主要指學校教育
2. [ecate] 教導啟發,使明白道理
什麼是教育？這個問題乍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在一次國際教育會議上，留美博士黃全愈請教一位英國的教育家，卻沒有下文。可見，這個問題並不那麼簡單。關於教育的定義，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和一些人士都有自己的「語錄」，這里集粹如下： 孔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魯迅：「教育是要立人。」兒童的教育主要是理解、指導和解放。 蔡元培：「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陶行知：教育是依據生活、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養有行動能力、思考能力和創造力的人。 黃全愈：教育「重要的不是往車上裝貨，而是向油箱注油。」 鍾啟泉：教育是奠定「學生發展」與「人格成長」的基礎。 秦文君：「教育應是一扇門，推開它，滿是陽光和鮮花，它能給小孩子帶來自信、快樂。」 外國對「教育」也有許多精彩、精闢的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教育是促進「個人的獨創的自由發展。」 康德：教育是由個體自我設計、自我選擇、自我構建、自我評價的過程，是自我能力的發展，它體現著社會意志和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審慎嚴肅地共同探究的機理，不是「指令」，不是「替代」，更不是讓繭中的幼蝶曲意迎合或違心屈從。 愛因斯坦：「什麼是教育？當你把受過的教育都忘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哈沃德·加德納：什麼叫教育？教育是讓孩子體驗發現世界是怎樣一回事，教育者在其中可以起到什麼作用。 蒙台梭利：「教育就是激發生命，充實生命，協助孩子們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並幫助他們發展這種精神。」 雅斯貝爾斯：「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識的堆積。」 亞米契斯：教育是「愛的教育」。 種種釋義，各有千秋，都從某一角度通向真理之門。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教育研究報告說：教育是「保證人人享有他們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盡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需要的思想、判斷、感情和想像方面的自由。」 作為教育工作者，弄清楚什麼是教育這個問題，對於認清教育的本質、明確自己的職能和職責、找准前進的方向是大有好處的。這並非什麼咬文嚼字、鑽牛角尖。因為沒有理性的自覺，是不可能在實踐中做個自覺而清醒的教育者的。
教育是一種改變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途徑，一種積極引導人類的思想、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積極有效的途徑，從中性詞的角度看，可以有影響與之相對應，從貶義詞的角度看，可以有唆惡與之相對應。
教育是一種人類道德、科學、技術、知識儲備、精神境界的傳承和提升行為，也是人類文明的傳遞。一種以某些主觀意識形態去適當改變另外一些主觀意識形態的一種方法。是改變他人觀念與思想的一種科學的方法。教育亦是最廉價的國防體系。
總之，教育的本質屬性，即教育是一種影響，一種積極的影響，一種對人類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及自身的積極的影響。教育的最終目的是達到教是為了不教！即教會其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教育的邏輯起點：
教育的邏輯起點自然是人類社會的產生。從猿列入的轉變是由於生產勞動，猿在勞動中逐漸形成以大腦和手為核心的主體機制。大腦可以思維，手可以操作，這就使人區別於一般動物而變成「高級動物。」有了主體機制才有可能成為具有實踐認知能力的主體人，人類才能把自己提升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主體，從而把客觀世界變成人類改造和認識的客體。而要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是需要有主體能力才可以的。人類社會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出來的自身存在形式。
http://ke..com/view/3496.htm
收入：
收入是企業在銷售商品、提供勞務及他人使用本企業資產等日常活動中所形成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入。收入不包括為第三方或客戶代收的款項。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所取得的收入抵償了為取得收入所發生的消耗即為盈利，具體表現為企業凈資產的增加。
http://ke..com/view/604597.htm
關系就不知道了
❻ 教育發展是如何受社會影響的
介紹了我國「十四五」時期的主要目標任務，其中提到，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深化教育改革，實施教育提質擴容工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
11.3年，按照我國現在的教育體系，這大概相當於高中三年級上學期的水平，接近高中畢業。而教育部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7年。到2025年，我國預計將實現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再增加0.6年。
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著什麼?未來幾年再提高0.6年能否實現?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了多位代表委員及專家。
「這個數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它體現了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特別是最近10年來中國教育突飛猛進的發展。」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介紹，國際上一般把15-64歲列為勞動年齡人口，我國的規定則是16歲-60歲的男子和16歲-55歲的女子，為勞動年齡人口。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珏表示，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體現了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發展水平，這是衡量核心競爭力及創新發展能力的國際通用基礎性指標。
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給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
張珏介紹到，美國國家經濟研究署對146個國家1950年-2010年的相關數據分析發現，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轉化而來的經濟總量至少增加2%;世界銀行相關研究也表明，勞動力人均受教育時間每增加1年，國內生產總值就會增加9%。
根據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及其團隊的研究，對製造業企業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如果企業職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學歷改變為高中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全部改變為大專學歷，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75%;由大專到本科，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 。
周洪宇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水平。到了2011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7.5年。
目前，國際上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4年。「2011年，我們就超過了國際平均線。」周洪宇說。
「2011年，應該是一個重要節點，」周洪宇算了一筆賬：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3年到7.5年，中國大概用了30年的時間，而西方國家則用了大約100年的時間。
這與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走上了一條高速發展的道路是分不開的。在這期間，我國完成了「兩基」攻堅計劃，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先實現了全面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進而又從2008年起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
這些舉措都快速提升著我國義務教育的普及水平。據教育部官方數據，截至2010年底，全國2856個縣(市、區)全部實現「兩基」，全國「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100%。而我國也就是在這時實現了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7.5年，趕上了國際平均水平。
周洪宇說，到了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0.23年，而到201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7年。
「十四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提高到11.3年，難嗎?
在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來，這並不是一件難事。「『十四五』期間，差不多每年需要增長0.1年。」朱永新指出，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仍存在一些差距，但是目前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較高。「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超過了13年，從這個情況來看，我們每年增長0.1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超過這一目標。」
教育部的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新增勞動力接受過高等教育比例達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3.7年。
「這一目標是完全可以如期實現的。」張珏表示，如今，我國的義務教育已經高度普及了，為促進這一目標如期實現，關鍵在於高中及以上教育。從人力資源的統計方式來看，近年來，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而退出的人口以低學歷為主。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朱永新說：「今後不僅需要加強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還應該加強成人教育、在職培訓等。」
不過，朱永新認為，目前的勞動年齡人口中，有不少是僅接受過初中教育，甚至初中都沒畢業的農民工，應該給他們接受學歷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
去年，朱永新就曾專門為農民工等群體接受教育寫過提案。「農民工到了城裡以後，基本上沒人管他們的教育問題了。我認為應當鼓勵在他們打工的地方設立成人夜校，再通過國家設立獎勵辦法，鼓勵他們學習，提高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從而提升我國整體勞動年齡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朱永新建議，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社會公益機構、職業學校等開辦成人教育學校。
張珏建議，應當通過學制、人才培養體系和模式的改革與創新，擴大現有高等教育機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規模和增量。在保持高等教育正常增長的基礎上，通過彈性學制和新業態、新學習
❼ 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的層次，真的影響他以後收入的高低，生活的狀況嗎
一、一個仍存爭議的問題
從教育機會的分布來看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因為教育機會的分布影響收入的分布，所以，政府預算部門在計劃收入的長期分布時必須考慮教育的作用。但是，這個問題至今仍有很大的爭議：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教育與可能掙多少工資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而有些經濟學家則認為，遺傳特性、家庭背景、運氣等才是決定一個人能掙多少工資的主要因素。
有人認為受教育較多的人具有較高的生產能力，理應給予更高的報酬。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與收入的關系是決定資源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工資的類型除了反映勞力的教育水平外，還反映了其他許多因素。決定收入差異的不只是個人的才能、家庭背景和其他個人特徵，還有歷史的和體制的因素。因此，有些經濟學家主張，教育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形式，應該運用類似成本~效益分析的技術來指導資源分配；有些經濟學家則主張，教育猶如一架掃描裝置，能夠為僱主鑒別最具生產能力的勞力。這兩種觀點是截然不同的。還有一種反對人力資本論的觀點認為，由於受教育勞力集中在主要的生產部門，而那些受教育較少的勞力和那些因種族或出身而備遭歧視的勞力則聚集於次要的勞力市場（在那裡，收入高低是由其他因素決定的），因此實際上存在著雙重的勞力市場。無論怎麼說，教育與收入的關系是重要而具爭議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這些問題上：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一個人的工資高低？工資差別是否反映了勞力的生產力差異？應該怎樣利用收入差別來指導教育規劃？
從生活中的一個實例談起，兩個年齡、性別相同的群體，即便他們受雇於同一家工廠，從事同一個工種，受教育較多的那個群體比起受教育較少的那個群體，前者的平均工資肯定高於後者。教育和收入之間存在的這種正相關，是現代社會科學最為驚人的發現之一，亦是適用於所有國家勞力市場的一個可靠結論。
目前，至少可以從 40 個國家獲得有關平均收入與受教育水平的數據。毫無例外，受教育多的勞力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
對此，我們不論縱向地搜集收入的數據（以表明工資是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的），還是橫向地搜集收入的數據（以表明在某一時間上收入是如何隨勞力的年齡、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個人特徵的不同而不同），都能發現受教育多的勞力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
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費用實際上是一種投資，接受教育後的工資收入實際上是教育投資的收益，兩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如果運用橫向數據，則可揭示勞力質量的提高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如果運用縱向數據，則可揭示教育的預後作用。
二、年齡~收入關系圖
有些國家對收入與教育水平進行定期普查，而有些國家則依靠抽樣調查獲得數據。目前，這類資料非常之多。根據這些數據可以繪制某些圖形。在年齡~收入關系圖中，教育水平不同或學校教育年數不同的勞力具有以下三個普遍特徵：（1） 不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力還是沒有文化的勞力，兩者的平均收入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當他們處於職業生涯的中期時，收入達到最高值，然後收入曲線趨於水平延伸或開始下降。（2）受教育越多的勞力其收入的增長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其職業生涯的起點工資也較高。（3）受教育較多的勞力達到其收入頂峰的時間要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晚，而他們退休時的收入卻較後者高。
上述三個特徵表明，受教育較多的勞力的總收入明顯高於受教育較少或未受過教育的勞力。因此，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勞力一生的總收入上，不能一味強調某一時間階段的收入差別，否則就會嚴重低估教育的總體經濟效益。在年齡~收入關系圖上比較兩組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力，可以看出，兩者收入的差距貫穿整個職業生涯，這為衡量高等教育帶來的超額終生收入提供了一個尺度。以美國為例，研究人員開展教育與收入關系的研究，其最初的目的在於了解教育是不是一種劃算的投資形式。他們計算大學畢業生一生所得的超額收入數量，並與中學畢業生進行比較。從目前能夠搜集到的不下 30 個國家的數據來看，教育與收入的關系幾乎是普遍的。同時，人們也發現年齡是決定勞力平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下面將考察這些關系對人力資本理論有何意義，並根據年齡~收入關系圖說明如何評價個人投資或社會投資的教育效益。
三、造成收入差別的因素
圖 2、圖 3 所示的年齡~收入關系圖表明，年齡和教育水平決定了一個人的收入。勞力的平均收入隨其年齡的增長而增長，在 40~55 歲之間達到頂峰。然後，雖然個人的收入直至退休前仍有繼續上升的可能，但平均收入水平開始呈滑坡趨勢。所有勞力的平均收入在 60~65 歲左右隨著退休而下降很快。【圖2-3】
勞力的教育不同或受教育的級別同樣會影響其平均收入，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高於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生的平均工資高於小學、中學畢業生和沒有接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的文盲。如果年齡和教育是造成勞力收入差別的主要原因，那麼圖 2 和圖 3就能確證教育對於個人來說是一種頗具效益的投資。雖然年齡和受教育程度是決定勞力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它們顯然不是唯一影響相對收入的兩個因素。由於在很多國家和很多企業中存在著歧視現象，出現人為干預收入模式的行為，所以種族和性別也起著決定個體收入的作用。為了排除這些變數的影響，必須分別比較男女兩性的收入、不同地域勞力的收入，以及不同種族的收入。從許多國家開展的研究工作來看，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仍是重要因素，但性別和種族也是決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國和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於男性，黑人的平均收入通常低於白人。但是，若使種族、性別兩個變數保持恆定，則受教育較多的勞力的收入要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高。例如，伍德哈爾（M.Woodhall）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為 1404 美元，受過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為 2673 美元，女性大學畢業生的收入為 4165 美元，受過 5年以上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收入為 6114 美元。在英國，教育與收入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明顯，男性大學畢業生與非大學畢業的男性雇員的收入差距為 2.3,女性大學畢業生與非大學畢業的女性雇員的收入差距為 2.6.在美國，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越接近具有同等學歷的男性勞力。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只佔同等學歷男性勞力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受過高中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占同等學歷男性勞力平均收入的40%,而受過 5 年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則十分接近具有同等學歷男性勞力的平均收入。雖然由於女性的工時較短，且大多集中於低收入的行業，致使平均收入低於男性勞力，但它也說明教育能增加其總體收入，從而增加經濟效益。
有關美國和英國的白人勞力與非白人勞力的收入研究發現，盡管種族是決定工資多少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種族歧視的結果，也可能是由於個人特徵方面的差異，還可能是由於有色人種大多在低收入職業部門工作），不過，教育也確實造成了收入方面的差異。受教育較多的有色人種確實比受教育較少的有色人種工資高。最近，在英國所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對有色人種來說，進入哪類學校比接受多少年教育更加重要。但是，對白人勞力來說，對收入起著實質性影響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
除了種族、性別、工時、職業等因素是解釋勞力平均收入差異時經常提到的因素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也影響著勞力工資的模式。例如，受教育勞力的收入之所以較高，可能是因為他們天分較好、家庭背景較優，以及他們所受教育比別人多。有些研究人員就認為，關於教育投資與收益比率的測量表明，教育本身對收入並無重要影響，相反，他們把受教育勞力的超額收入歸因於天分、動機、所處的社會階層、擁有收入可觀的職業，甚至運氣。問題是，這種極端的看法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多年來人們一直試圖通過將教育因素從其他變數中分離出來，專門比較其他變數對平均收入的影響，但結果仍發現教育起著關鍵的作用。例如，有些研究人員從學校教育、遺傳、健康狀況、運氣好壞等因素中分離出學校教育的作用。他們在進行收入比較時運用同胞兄弟作為樣本，以此達成收入的標准化，因為這樣設計研究能使家庭背景和其他環境因素保持恆定。被試者收入是按下述變數進行分析的：年齡、學歷、上學時間、標准測驗分數（作為衡量素質的指標）、職業、居住地點、家庭規模、其他收入和醫療費用（作為衡量運氣好壞的指標）。結果發現，無論年齡多大，受教育較多者收入明顯高於受教育較少的。
自從人們研究教育對收入的影響以來，分析技術和數據搜集方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多元回歸分析和收入函數也已用作分析收入的要素。我們有著充分的理由認為，即使在一個寬泛的領域內考慮多種變數，年齡和教育仍不失為是影響收入的最有力的決定因素。換言之，性別、種族、職業、天分、運氣等可能是影響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還不足以解釋收入差異的原因。
四、人力資本：培訓和能力
雖然已有許多研究證明，除年齡與教育因素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也對勞力的收入起著決定的作用，但是人們在這些因素中卻特別關注培訓和能力的影響。人們在解釋工作經歷對收入的影響時發現，個體的經歷代表著職業培訓和職業變動等方面的累積投資。這里所說的「職業培訓」,不僅指正式的職前培訓，也指非正式的在職培訓。實際上，若要根據人力資本的觀點解釋收入和教育、年齡的關系，就必須考慮培訓和能力的影響。
人力資本不僅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和學校後教育（如培訓和實習）的投資，還包括學前投資，也即那些在分類學中被稱作「社會經濟背景」的環境因素，或者說父母在兒童身上的投資。父母花在兒童身上的時間（數量和質量）可以看作是對兒童素質的投資（人力資本）。
（一）父母對兒童素質的投資與收入
對學前兒童的時間投入，主要體現在母親對孩子的照顧上。結果，它會降低母親在勞動力市場的收入。母親為照顧孩子而放棄的收入，就是母親對學前兒童投資的數量。因此，如果婦女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能夠增加孩子的人力資本儲備，使他們在接受學校教育時成績更好，或以某種方式改善他們的受教育機會，那麼孩子未來的收入就可能隨之提高。當然，婦女在離開勞動力市場期間，由於照看孩子而會減少她們本身的收入。研究人員在分析婦女工作經歷與收入關系時提出了以下幾條規律：（1） 由於孩子教養的任務而使婦女減弱了參與勞動力市場的願望，致使她們在教育和培訓上的投資也較少。與男性勞力相比，她們所受的教育和培訓也較少。（2）在教養孩子期間，長期脫離勞動力市場會導致已經獲得的技能消退。（3）孩子上學後再度就業的婦女抱著收回投資的強烈願望。（4）已婚婦女在教養孩子期間因工作經歷中斷而使其投資剖面圖呈負值（凈損耗），未婚婦女因工作經歷連續而使其投資剖面圖接近於男性勞力。（5）男性勞力的收入剖面圖呈急劇凹斜型，沒有孩子的婦女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經成為母親的婦女，其收入剖面圖有兩個峰值，且總體增長較少。
此外，教育對女性收入的一個影響表現在，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較高，那麼在她們再度就業後有可能重返原有的工資水平。同時，由於她們的工作經歷增長，還可能重新享有提高工資的待遇。可是，受教育較少的女性在中斷工作後也許恢復不了喪失的收入，也接續不了中斷的工作經歷。圖 4 呈現了英國婦女的每周平均收入，分類標準是完成學業時的年齡。那些上學到 19 歲以上的女工，其平均收入在 30~40 歲之間開始下降，隨後又上升，直至 60 歲。而那些在 15 歲時就離校工作的女工，20 歲左右便達到一生收入的頂峰，然後直到退休，她們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呈下降趨勢。
圖 4 表明，對女性來說，以往所受的教育是通過對職業培訓和工作經驗的投資影響來實現其經濟效益的。培訓、工作經驗和學校教育一樣，都是以學習為基礎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圖4】
學習在形式上與教育、職業培訓或其他投資形式沒有區別，它也是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之一。根據學習理論繪制的收入剖面圖並不與根據人力資本繪制的收入剖面圖相抵觸，因為前者不過是後者的特例而已。如果承認教育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形式，那麼就可以計算這種投資收益的比率。人們只需在比較教育帶來的額外收入的現值時，根據 a 系數適當校正其他因素對收入的影響，就可以計算這種投資收益的比率。對於這種投資~收益分析，教育與收入的關系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放棄的收入是教育投資的主要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受教育勞力的這筆額外收入構成了教育的主要利益。計算教育投資的成本不應依據貨幣的支出，而應以機會成本為准。機會成本是指因把資源投入教育而放棄用其他方式使用這些資源所帶來的價值。換句話說，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來說，在計算成本時，都不應只看買賣的東西，而應依據所有用於教育過程的實際資源。在各種資源中，最為重要的是學生的時間，盡管它並不具有貨幣價值，但卻具有經濟價值和機會成本。
（二）能力與收入
關於成本~收益分析和教育投資收益的研究常常計算除年齡、教育以外的「能力校正」因素（或 a 系數）對差異所起的影響。用 a 系數校正收入差異反映了除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對收入差異的影響，如社會階層和家庭背景等對收入差異的影響。a系數是一個校正因子，它顯示了教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差異。如果 a 系數等於 0.5 或 50%,那就意味著在年齡~收入關系圖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力的收入差異有一半應歸因於教育因素，另一半則歸因於其他因素（如能力和社會階層）。
教育經濟學領域，運用 a 系數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方式是以勞力的收入差異作為衡量勞力質量的指標。也就是說，把勞力樣本的收入按年齡、教育程度、智力測驗得分、學業排位、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等列成表格，藉此表明勞力樣本的實際收入差異有多少因教育所致，有多少因其他因素所致（譬如受教育勞力的收入差異有 60%是因教育所致，另 40%為其他因素所致）。另一種方式是參照多重回歸分析。也就是說，在單獨考慮能力因素時，a 系數的取值可約等於 0.8.如果同時考慮能力和社會經濟背景，則 a 系數應約等於 0.65.根據這些研究，現在人們一般把 a 系數的值設定為 0.6 或 0.67.
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教育能夠提高勞力的生產能力，或者說受教育勞力的高收入反映了他們創造產品的價值。教育提高生產能力的途徑是通過傳授知識、技能來提高勞力的勞動生產率，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比那些受教育較少的勞力創造更高的價值。如果收入反映了邊際生產能力的差異，那麼受教育勞力的超額收入就是他們對生產所做出的貢獻。如果這個假設能夠成立，則收入與教育的關系就包含兩方面的含義：首先，受教育較多的勞力的收入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高，意味著收入可以用作衡量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指標。其次，如果相對收入能夠反映生產能力的差異，那麼有關教育與收入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在計算教育投資的收益率時，可以用收入差異作為衡量教育的經濟效益的指標。不過，收入反映生產能力的說法是以下述觀點為基礎的，即包括勞動力市場在內的所有市場都是具有競爭性的。
誠然，只要勞動力市場保持其競爭性，收入就是衡量生產能力的一個指標。問題是，如果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其超額收入主要因為歷史的、管理的和其他非經濟因素的原因所致，那麼收入就不能用來衡量生產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應把收入視作測量生產能力的最佳指標，並進而認為收入差異反映了資源的匱乏，以及因匱乏而導致的經濟價值。不過，只要市場機制在起作用，即使這種機制不太完善，匱乏總能在價格上反映出來，或者說受教育勞力工資較高證明他們的生產能力較高。
（三）教育是不是篩選的手段
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有些人認為教育只是社會化的工具，並不影響個體後來的收入。有些人則認為教育是一種篩選手段，它幫助僱主辨別哪些個體具有更好的天分、態度或特質，以及能夠勝任職業培訓。以此為依據，受教育勞力的工資較高僅僅說明教育起著篩子或過濾的作用，而不能說明教育提高了勞力的生產能力。這個所謂的「篩選假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如果教育只起著甄別個體天分之優劣的作用，那麼社會對教育的投資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因為人們完全可以採用其他一些更為便捷的方式達到同樣的目的。
事實上，僱主並沒能想出更為便捷的挑選勞力的辦法，他們的許多做法並不符合篩選的假設。例如，在年齡~收入剖面圖上，教育水平不同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曲線呈發散狀而不是收斂狀。這說明，雖然勞力在就職一段時間後，僱主已經了解了每個人的生產能力，但他們仍不斷地給受教育較多的勞力加工資。由此可見，在他們眼裡，教育並不是篩選雇員的工具。一方面，如果教育是甄別企業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麼在人們發明出一種更好的篩選方法之前，我們不得不承認教育是一種經濟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不是一種甄別企業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麼就不清楚僱主根據什麼來僱人。顯然，這是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圍繞這個問題，促使我們重又回到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問題上來。人們之所以相信教育能夠通過人力資本的形式直接促進經濟的發展，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競爭主宰著勞動力市場。
如果競爭主宰著勞動力市場，那麼篩選假設並非毫無價值，因為它基於這樣的理念：教育不僅具有傳授知識和技能的功能，而且還能影響學生的態度、動機和價值。而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決定勞力的生產能力和受僱傭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說，能力是教育過程中的一種投入，生產能力和學校教育的篩選功能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完全可以認為教育提高了勞力的生產能力，而且許多僱主也確實把教育作為一種方便的篩選手段，因為他們並不要求教育機構直接向學生傳授技能，而是重視教育過程對態度、能力、社會交往技能的培養。當然，也不能排斥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有些僱主所重視的只是教育機構頒發的證書或文憑，而不是學校實際傳授的知識和技能。「唯文憑論」的現象確實存在，而且在有些地方泛濫成了「文憑症」.西方學者有一種說法，即「教育既非仙丹也非毒葯」.教育的確能提高勞力的生產能力，增加他們的收入。雖然還不能完全了解教育是怎樣影響生產能力的，但一種普遍的共識是：一方面，教育通過向學生傳授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來直接影響勞力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又通過對學生態度、能力、社會交往技能的培養來影響生產能力。教育還與在職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的其他形式一起發揮作用。可以這樣說，受教育勞力的收入是學前、學校教育和入職後培訓各種
❽ 如何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公民收入能力（上）
影響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經濟條件及其制度因素 公民是否擁有一定的經濟發展能力，是其能否實現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前提。公民自我發展的經濟能力包括就業狀況、收入水平和獲得收入的能力等幾個方面。從公民自身看，不論是衡量獲得收入機會的就業狀況，還是體現支付能力大小和自由發展程度的收入水平，在根本上都決定於公民獲得收入的能力的強弱。獲得收入的能力是公民提升其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能力的基礎和前提，但公民自我發展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能力，又對公民獲得收入的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有重大影響。在現實社會中，一個人如果沒有基本的實現自我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能力，要想提升其獲得收入的能力，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分析和評價，需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4個層面展開。 這里所謂的影響公民獲得收入能力大小的經濟條件，是指在公民已經獲得就業和參與收入分配的機會之後，促進或制約公民通過勞動和創業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取更多的收入，進而促進其實現自由個性的生活狀態的影響因素，也就是在經濟活動中影響和決定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機會和條件。從個體角度講，公民要通過勞動獲得收入，離不開家庭、企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社會團體等組織的存在。即便對創業者而言，也是如此。在組織化形態下，影響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經濟條件包括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個方面。 從內在方面講，公民能否參與組織的決策過程並對決策產生實質影響、在決策作出之後能否對決策的實施過程產生實質影響，是影響其收入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在組織活動中，勞動者能否影響決策的作出及其實施過程，取決於其是否擁有參與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等權利。只有擁有了這些權利，勞動者才有可能在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分配過程中，通過對生產經營和收入分配的影響提升其收入水平。因此，如何有效保障普通勞動者參與決策、影響決策的權利，就構成了影響其獲得收入的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為保障普通勞動者的權利，我國《憲法》、《勞動法》和《公司法》等相關法律都明確要求社會組織必須堅持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則，也規定了普通勞動者通過工會或職工代表大會等形式和途徑參與民主管理的權利。然而，對普通勞動者而言，法律的規定雖然提供了一個靜態的制度基礎，但要真正享有這些民主權利，還有賴於這些原則和規則在組織的管理活動中得到真正的落實。 由於現實中個人的收入能力的強弱與其所依存的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有著緊密聯系，而社會組織發展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於整體社會環境的好壞，在這個意義上講，影響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外在因素與影響和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外部環境具有同一性。從總體上講，在特定區域內，一個社會組織的發展要受到來自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兩個方面的影響。 從政府角度講，影響或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是否平等對待不同的社會組織，營造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二是在政府主導下制定的規范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分配行為的制度是否合理和穩定。三是政府是否嚴格遵循相關法律規定，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從事行政行為。這些因素對民族自治地方的社會組織的發展來講尤為重要。 由於民族自治地方整體發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不僅賦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權，而且也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優惠措施。但是，這些優惠措施是為解決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地區之間協調發展而制定的，在民族自治地方內部究竟如何實施這些優惠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在平等對待不同社會組織的前提下制定具體的規則。 在實踐中，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並沒有很好地堅持這一基本原則。一個基本表現就是在招商引資和促進發展的過程中，對內部和外部的投資者或技術人才設定了不同待遇，使這些組織承擔了不同的發展成本。這既是導致民族自治地方區域、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公民實際支付能力存在差異的重要原因，也是民族自治地方資金和人才外流的主要根源。同時，現行分配製度尤其是與稅收減免、財政轉移支付有關的一些優惠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於社會組織的發展。此外，政府超越法律許可的界限所實施的一些行政行為，也是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社會組織的相互影響角度講，制約社會組織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同類行業的社會組織是否遵循相關法律要求從事生產經營活動，而不是在法律之外尋求相關支持。二是一個社會組織的發展離不開良好的融資環境，而這樣的環境能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關融資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能否平等對待不同的社會組織。這兩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在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已經成為限制民族自治地方企業發展的一個根本問題。 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即社會組織發展所必須的公平的市場和社會環境是否真正建立起來。事實上，為營造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下，不僅制定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商業銀行法》、《銀行業監管法》等相關法律，而且還制定了實施這些法律的行政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在民族自治地方，如果要有效實施這些靜態的制度，首先需要政府加強依法執政建設，並保證對社會組織進行有效的監督；其次需要社會組織加強依法行為建設，並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督。與此相關的是，保障社會組織或公民監督政府依法執政的機制是否真正建立起來，這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所欠缺的、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當然，對勞動者而言，擁有得到制度有效保障的參與決策形成與實施的權利，只是具有了影響財富創造與分配決策的可能性。要想對這些決策產生實質影響，進而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收入水平，在根本上取決於自身能力的強弱。 影響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文化條件及其制度因素 從文化方面講，「教育」是影響公民文化知識結構和素質高低的關鍵因素，是否擁有良好的教育條件，對公民獲得收入的能力的強弱有重大影響。在我國，從制度角度講，民族自治地方公民已經擁有了較好的接受教育的制度基礎。而從實踐效果看，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基礎設施得到了極大改善，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下，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展了全國范圍內的掃盲教育，而且為促進義務教育，我國還專門制定了《義務教育法》，並針對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和實施了相關優惠措施。但是，為什麼在民族自治地方，還有很高比例的文盲人口？對此，只能從公民自身的角度進行分析了。也就是說，通過教育提升公民的工作或勞動能力，既有政府的責任，也有公民自身的責任。 第二，從公民角度講，獲得收入的能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長短是否一定是正相關關系？由於區域發展本質上離不開公民發展能力的支持，因此進一步的問題是，從區域發展角度講，擁有大專以上人口數量的多少或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長短，與區域發展能力是否一定呈正相關關系？ 根據科技部公布的各地區的科技進步指數，民族自治地方的科技進步水平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從科技活動產出指數看，民族自治地方的水平更低。雖然科技創新要受到經費投入、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在根本上取決於勞動者創新能力的強弱。客觀地講，學習效果的好壞才是關鍵因素。因此，對教育與人的發展能力的關系研究，不能只關注形式上的受教育機會是否實現，還必須重視公民學習狀況的好壞。 如果從獲得收入的能力角度分析學習效果的好壞，至少需要關注以下內容：一是通過學習是否獲得了從事勞動所必須的技能和知識，尤其是創新能力和知識；二是通過學習是否塑造了從事勞動所必須的包容精神和合作意識；三是通過學習是否掌握了從事勞動所必須的法律和政策知識，並具備了運用這些知識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和能力。 以此檢視近年來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效果，幾乎每一個方面都與制度設計的目標存在很大差距。首先，現行的政策措施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需求，並造成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整體創新能力不足；也沒有很好地解決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技能與知識的培育，使得結構性失業問題無法得到徹底解決。其次，近年來在民族自治地方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雖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也促使我們必須認真反思既有的教育理念與政策問題，因為既有的教育既沒有解決好公民的合作意識和包容精神的培育問題，也沒有使受教育者學會運用合法手段和措施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在這種背景下，必須對現行的一些民族教育政策和措施進行必要的完善。 第一，關於扶持教育發展的優惠措施。為解決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發展問題，中央和有關地方政府主要採取了兩個方面的優惠措施：一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基礎設施和師資隊伍結構的優惠政策；二是高校招生和培養優惠政策。從人才培養的角度講，招生優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特定地區大專以上人口的比重，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享受這些優惠政策的人的能力結構。對此，應從兩個方面予以完善：一是改變高校教育中存在的「寬進寬出」，完善對享受招生優惠政策的學生的管理制度，提升其學習效果；二是加強對基礎教育發展的扶持，提升基礎教育水平。從公民勞動能力塑造和區域人才資源培養的角度講，應當以後者為改革重點。 第二，關於傳統文化與雙語教學的政策措施。從公民自我發展能力的培養和區域發展的文化實力的塑造角度講，語言文字是交流的必要工具，風俗習慣是影響交往行為的重要因素。對後發地區和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公民而言，是否具備與外部交流的語言文字能力，在與區域之外的社會主體進行交往時，能否在通用的市場規則的約束下從事交易行為，對現實的個人和區域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而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必須妥善處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通用語言文字的關系、風俗習慣和法律政策的關系。 在某種意義上講，在雙語教學問題上，接受什麼語言為主導的教育模式，應當由公民自由選擇，政府可以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源，但不應強制公民必須接受哪種類型的教育。 此外，在教育內容的選擇上，既要重視傳統的地方性的習俗知識，但也不能忽視共性的行為規則知識。文化產業需要獨特性，但交往文化需要的是共同性。如果兩個群體的所有規范行為的規則都存在差異，就難以在交易雙方之間產生一個明確而穩定的行為預期，交易行為就很難發生。而且，在兩個發展程度不同的群體之間，在尋求共同的交往規則的過程中，由於發展程度較高的群體的生活樣態往往構成了落後群體的發展目標，因此，共同的行為規則的確立，大都是以發達群體的行為規則為基礎形成的。然而，在研究和維護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風俗習慣的實踐中，受習俗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影響，人們更多地強調的是這些風俗習慣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忽視了多樣化的習俗對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習俗不僅是自然經濟時期維系社會穩定的根本紐帶，也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基礎。但是，這里強調的習俗應當是具有統一性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