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國內研究現狀及進展
1.3.2.1 構造研究及進展
國內對沂沭斷裂構造帶的研究者甚多，研究程度較高，但尚存在長期爭論的問題。
（1）早期對沂沭斷裂帶的認識
有資料記錄最早對沂沭斷裂帶進行調查的是德國人李希霍芬（1898），他對山東進行地質調查，第一個描述了山東的重要斷裂構造［14］，指出「山東的山地由自北向南沿著濰河斷層分為兩個地質和山嶽形態不同的部分」，並在其編制的構造圖上標出了斷裂帶的位置。1923年，中國學者譚錫疇在調查山東中、新生代地層時於莒縣境內首次記述了沂沭斷裂帶的蹤跡［30］，「莒縣溪谷之西，有一南北向之正斷層，仰側為古生代前期及太古代地層，俯側為青山層王氏系及二疊、石炭紀煤系，斷距不大」。李捷（1929）在編制1∶100萬南京、開封幅地質圖說明書時描繪出沂沭斷裂帶沿沂河、沭河谷地發育，北接濰河的北北東向地層系所構成的「兩塹夾一壘」基本結構形態［31］。翁文灝（1930）在其著作中將李希霍芬的濰河斷層稱為山東濰河斷裂帶，並指出該斷裂為一地震中心。李四光在1948年已提出此斷裂帶的存在：「橫過山東從南邊沂水到北邊的濰縣有一強烈的破碎帶，這個破碎帶顯示出新華夏系擠壓的特點［59］」。同時他還第一次指出［60，61］，該斷裂帶向北延入遼東半島，向南延入江蘇北部。該斷裂與北北西向和北東東向二組扭裂面具有成生聯系，其形成時代為白堊紀。張文佑（1957）認為有一北北東向斷裂帶沿濰河、沭河、沂河谷地伸展，大別山東端的傾沒可能與它有關［62］。徐嘉煒（1956）在調查江淮之間的區域構造時，指出介於張八嶺地軸與淮河地台及魯東地盾與魯西隆起之間存在一條北北東向的巨大斷裂帶［63～67］，穿過安徽、江蘇、山東三省，命名為「安江山深斷裂」，1957年將其改稱「皖蘇魯深斷裂」。關於郯廬斷裂帶的對比研究見表1-3。
（2）中期對沂沭斷裂帶的認識
1957年，地質部航測大隊904隊進行大規模航空磁測時發現，山東郯城至安徽廬江一帶，有一條十分醒目的航磁正異常帶，第一次將之命名為郯城-廬江深大斷裂帶［3］。1980年在山東濰坊舉行了郯廬斷裂帶的專題學術討論會，學者們各抒己見，他們的許多觀點、分歧均刊登在1984年的《構造地質論叢》第3號中。此後對該斷裂帶的性質、演化及動力學機制的研究，引起中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後來的研究主要涉及沂沭斷裂帶的體系歸屬（鄧乃恭，1982）、水平斷距的大小、斷裂帶所表現出的大陸裂谷特點及地體邊界的表徵和沂沭斷裂帶形成的時代等一些重要的問題。80年代以來，對於郯廬斷裂帶的研究不斷深入，針對該斷裂帶的研究已舉行過多次學術討論會，對其形成時代、運動方式、活動特點等的研究已出版多部專著和專輯，有300餘篇論文從各種角度論證了此斷裂帶的形成、演化和活動特徵。
環文林等（1982）對郯-廬斷裂提出了三個重要演化階段，及其與太平洋板塊運動相聯系。第一階段，中侏羅世晚期-早白堊世（120 Ma），庫拉板塊消亡，中國東部處於壓扭應力場；第二階段，晚白堊世-古近紀（約90 Ma），太平洋洋脊消減，出現伸展開張的構造環境；第三階段，新近紀-第四紀（40 Ma），太平洋板塊消減，中國東部出現右旋剪切應力場，總的來看，太平洋板塊運動對中國東部大陸地質作用影響的主要時期基本一致，郯-廬斷裂在上述主導應力作用下發生平移、推覆、張裂［69～71］。萬天豐劃分出四個運動階段，時間為135～52 Ma，包括了太平洋板塊運動主要時期和郯-廬斷裂的主要活動
期［68］。
（3）構造研究爭鳴階段
概括起來，對郯廬斷裂帶（沂沭斷裂帶）的研究存在六種不同的觀點與認識（圖1-2）。
徐嘉煒最早研究郯-廬斷裂及其平移性質，他認為郯廬斷裂帶是西北環太平洋邊緣大陸內測的大型平移斷層，其動力背景是太平洋板塊向大陸板塊的斜向運動，主平移時期為晚侏羅-早白堊世（140～110 Ma），最大平移距達740 km，隨後他又發表多篇論文及專著，進一步闡述他的這一獨到見解［19～23，63～65］。他認為郯廬斷裂三疊紀開始活動，晚侏羅紀晚期構造變動達到高潮，以擠壓條件下的巨大左行平移為主要特徵，白堊紀至古近紀轉為張裂斷陷，新近紀又受到新的擠壓，伴以小幅度的右行平移，這種斷裂性質上的轉變與太平洋板塊相對運動方向的改變有關，郯廬斷裂帶是濱西北太平洋區大陸內緣的大型剪切滑動帶。另一種觀點為「地縫合線-邊界線轉換斷層帶作為華北與華南板塊的縫合線」（周導之等，1980）。第三種是轉換斷層模式，認為郯廬斷裂的形成與華北和揚子陸塊沿秦嶺-大別造山帶碰撞有關［73～75］，這一轉換斷層活動時限為晚古生代-中生代，延續到侏羅紀；張國偉（1998，2002）認為郯廬斷裂帶是中國東部最大的陸內轉換斷層；張寶政（1993）亦認為郯廬斷裂具轉換斷層之特徵。第四種為碰撞嵌入模式（Yin et al.，1993）［76～79］，基於郯廬斷裂帶的左行平移和朝鮮半島沃川帶、Honam剪切帶右行平移運動學特徵，認為郯廬和Honam剪切帶之間的蘇北、膠南及朝鮮的京畿-沃川帶是華南板塊北側不規則被動邊緣向北突出的一塊［80，81］，存在於碰撞前，嵌入碰撞時代為早二疊世晚期至晚三疊世與早侏羅世。第五種模式認為它是我國東部一個獨立的巨型構造體系［82，83］，稱更新華夏系，形成於燕山運動晚期。第六種模式認為郯廬斷裂帶是我國東部規模最大的一條白堊-新近紀的後地台型古裂谷帶［24～26，84，85］，並劃分出北、中、南三段，各段的基本特徵、構造組合類型、沉降幅度、水平擴張量、火山活動、深部構造及地質發展史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均十分明顯地表現為先張後壓的雙重構造特徵，後期的擠壓應力作用取代於拉伸作用。高維明等（1980）認為沂沭斷裂帶是典型的大陸裂谷帶［86］，是在中生代左旋平移基礎上，經歷了白堊紀強烈橫向擴張階段和第三紀以來的消亡擠壓階段而形成的。
表1-3 郯廬斷裂研究對比簡表
續表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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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郯廬斷裂帶構造模式圖
王小鳳等（2005）在《郯廬斷裂帶》一書中認為［2］：郯廬斷裂的形成發軔於南北地塊拼合帶的向南突出部位，而下地殼物質的NNE向左行韌性剪切流動則是其啟動機制，然後逐步向淺部和向北擴展。這一平面上自南向北分段遞進的生長遷移機制，得到了相應沉積盆地和岩漿活動年代學資料的支持，也解釋了中南段的縮短率和位移量明顯大於北段的事實。同時根據不同層次變形域的特徵，提出了沿滑脫面上層對下層做S（SS）E向滑動的多層滑移模式，反映了陸內大型走滑斷裂帶由深到淺的應力應變傳遞方式。通過斷裂兩側地殼縮短資料的判斷，得出了郯廬中南段累積最大位移量為300 km的結論。同時將郯廬左行剪切走滑斷裂發育歷史劃分為六個時期、四個變形階段，較全面地重現了從特提斯體制向太平洋體制的復雜歷史轉化過程，也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東部大陸邊緣的動力學特徵。
（4）對沂沭斷裂帶活動的趨同認識
郯廬斷裂帶（含沂沭斷裂帶）在漫長的形成演化過程中，曾經歷過多期構造活動，構造力學性質發生過多次變化，在中、新生代又曾以拉張、擠壓（兼扭動）交替進行為特徵。對沂沭斷裂帶來說，以下幾方面的問題是各家易於接受的：
一是，無論沂沭斷裂帶在中生代前是否有強烈的活動，中生代以來強烈活動有可靠的證據，白堊紀是具垂直差異特點的強烈活動的形成階段，它代表新華夏系活動特徵，是一條規模巨大的逆時針向壓扭性斷裂帶。
二是，魯東至少在二疊紀以後、侏羅紀之前曾有過比魯西地區更大幅度的隆起。魯東缺失古生界到下中侏羅統；沂沭斷裂帶中缺失二疊紀上統（石千峰組）；萊陽盆地底部礫石中發現石炭-二疊系灰岩礫岩［87］；魯西局部發育有三疊系沉積地層；沂沭斷裂帶中坊子煤田坊子組（J）不整合於元古宇或下古生界之上。晚侏羅世到白堊紀，魯東成為沉積的集中發育區，在萊陽盆地中沉積有近萬米厚的中生代沉積地層，反映這時魯西比魯東有更大的隆起抬升。
三是，沂沭斷裂帶兩側中生代白堊紀以來地層可以對比，魯東和魯西並無明顯差別。此外，在昌邑-大店斷裂帶北段常以揉皺帶表現出來，這均顯示白堊紀以來無重大平移。
四是，斷裂帶成生發展的地質特徵對兩側地區有重要影響。晚侏羅世（155 Ma）前，伴隨魯東地區相對開始沉降，構造帶已開始逆時針向活動。晚侏羅世是構造差異活動較強時期，隨著膠萊坳陷的形成，膠北、膠南相對隆起，岩漿侵入活動廣泛發育。特別是在上侏羅統類磨拉石建造沉積之後，下白堊統火山岩系噴發之前，是構造強烈活動時期，相當於大寶運動主幕（星野一男，1985），有強烈擠壓的NE-SW走向構造形跡形成，斷裂發生較大平移運動［88］。早白堊世斷裂帶及其兩側次級序斷裂構造表現為張性活動特徵及區域右行走滑的構造背景，岩漿大多充填在這些斷裂中，基底上隆明顯。晚白堊世至古近紀是順時針平移的余動時期，斷裂少有平移，主要表現在斷裂兩側岩塊相對升降運動和岩塊內部低級序的斷裂構造的成生活動［89～94］。
沂沭斷裂帶以東，新華夏系較低級別的NNE斷裂構造相當發育，集中表現在膠北地區和膠南地區，牟平-即墨斷裂以東也有強烈活動形跡。
到目前為止，以下問題仍然是地學界關注的熱點：
A.沂沭斷裂帶啟動的時間、邊界條件及古構造格局?
B.沂沭斷裂帶及其相鄰地區的構造型式及岩石圈結構變化?
C.郯廬斷裂帶左行平移發生的時限?最大平移的幅度是740 km還是300 km?它所誘引的從淺部到深層次的應變圖像如何?
D.中國東部大陸邊緣變形的模式、地殼運動的程式及動力來源是什麼?沂沭斷裂帶形成演化過程及構造應力場演變歷史?
E.沂沭斷裂帶對該地區的構造格局、沉積作用、岩漿活動以及金屬礦產、能源礦產的形成與分布等有怎樣的控製作用?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1.3.2.2 構造控礦作用研究
（1）區域控礦作用
郯廬斷裂帶不僅在區域構造演化上具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是中國東部一條重要的內生金屬成礦帶［95］。沿此帶形成了一系列大中型金、銀、銅、鐵、鉛鋅等內生金屬礦床。它們主要形成於燕山期（135～96 Ma）。當時在NE-SW向最大主壓應力的作用下，郯廬斷裂帶兩側的次級NNE向斷層或者NNE向斷層與橫向（NW、近EW向）斷層交叉處，常常成為內生金屬熱液礦床的有利儲集部位，此時NNE向斷裂均具有張剪性的特徵。該帶的成礦作用可稱為板內拉張帶成礦作用。但是拉張作用最強的大斷裂——郯廬斷裂帶反而沒有儲集大型、特大型礦床，那是因為該帶拉張作用太強，不僅在成礦時流體可沿斷裂帶通暢地經過，在成礦後非成礦流體（地下水）也可產生強烈的淋濾作用，使成礦物質難以保存。而郯廬斷裂帶兩側的一些中型斷裂在總體上較封閉的條件下的局部拉張部位，才比較有利於成礦物質的儲集與保存。
（2）對金礦的控製作用
對於郯-廬斷裂帶對金礦的控製作用，王小鳳等對郯廬斷裂帶中、南段對金礦的控制從五個方面進行了論述［118］：①郯廬斷裂帶對金礦（礦帶、礦田、礦區）分布的控制；②郯廬斷裂構造系統控礦構造型式對金礦控制的多樣性：A.主幹斷裂帶內及旁側與其走向相同的次級構造對金礦的控制，B.主幹斷裂旁側「入」字型構造分支斷裂控礦，C.金礦化受NEE（或NE）、NNW、NWW（或NW）等伴生構造控制，D.低序次旋扭構造對金礦的控制，E.構造復合控制金礦的具體定位；③控礦構造形變差異對金礦化類型的控制；④金礦成因的差異性與統一性；⑤郯廬斷裂帶成生發展與成礦的同步性。在戰略找礦方面，提出了A.東西向構造帶與郯廬斷裂帶的交匯復合區；B.構造活動、形變強烈和燕山期岩漿活動發育區；C.太古宇變質岩展布區；D.郯廬斷裂帶次級、低序次構造發育、自身復合及與其他構造成分復合區。具備上述四項條件的地區是找礦遠景區的最佳選擇。
B. 關於省市城鄉公共服務差異研究的論文好不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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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十一五綱要第一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開始,江西省對基本公共服務進行了積極探索,堅定不移地實施民生工程,著力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然而,處於我國中部地區的江西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財政投入的不足,城鄉二元化等政策的長期影響,使得全省基本公共服務總體落後並且分布分布不均.本文旨在通過對江西省基本醫療服務的深入分析,得出制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因,提出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涵
所謂基本公共服務,是指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由政府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總體水平來提供、旨在保障個人生存權和發展權所需要的最基本社會條件的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劃分為四個方面：一是底線生存服務,包括公共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等；而是基本發展服務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民政等社會事業中的公益性領域；三是基本環境服務,包括公共交通、公共通信、公用設施和環境保護等；四是基本安全服務,包括公共安全、消費安全和國防安全等.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必須對所有社會成員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全社會和個人福利的最大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的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價值取向和結果狀態,其含義就是全體公民不論地域、民族、性別、收入及身份差異如何,都能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結果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核心是機會和效果均等,而不是簡單的平均化和無差異化,但最終還是要實現結果的均等化.總的來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指政府要為社會公眾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標準的、最終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江西省基本醫療服務均等化中存在的問題
在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方面,江西省全面推進新農合體系建設,大力加強對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力度,建立了惠及全省人民的醫療保障體系；而在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中,主要是大病救助,對於享受低保居民,按其自費部分的40%予以報銷,五保戶自費部分報銷比例是50%,普通居民自費部分報銷比例是15%；可以看出政府在推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城鄉均等化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應該認識到的是,江西省城鄉之間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還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城鄉之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地區醫療設施數量少與條件差並存和醫護人員各方面素質低兩方面.在農村地區,鄉鎮衛生院承擔著廣大農村地區預防與醫療工作,直接為農村居民提供服務,但是,有大量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需求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只擁有少量相關資源.這樣,農村地區居民為將病看好就只能向城市醫院轉移,使得城市醫院「人滿為患」,出現資源擁擠的現象；同時,鄉鎮衛生院因醫療條件差不能滿足農村居民基本醫療需求而「門可羅雀」,使原本就不豐富的醫療資源閑置起來,經濟效益不足,導致的惡性循環又加劇了醫療衛生服務的供需矛盾.廣大鄉鎮均存在醫療衛生人才的貧乏,現有醫護人員普遍專業水平有限、職稱低、學歷低、服務群眾的意識和能力不強.綜上所述,雖然近年來政府對鄉鎮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優化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廣大農村地區現有醫療條件依然致使居民就醫不方便,出現了「小病不需看,大病城裡看」的現象.制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主要原因
（1）.制度根源——城鄉二元體制以及鄉財縣管體制
城鄉二元體制與鄉財縣管體制是造成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制度根源.一方面,由於城鄉分割的二元分割體制,使得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民眾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這些差距致使城鄉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不均等,從而導致了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現象.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由基層財政來承擔,而目前實行鄉財縣管的財政制度,鄉村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相當有限,導致財政與事權之間的不匹配,限制了鄉村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這也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重要原因.
（2）.財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投入比重過低
根據地方財政預算表的數據顯示,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一直增長,但財政的增長並沒有帶來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投入的增加,以江西省L鎮為例,全鎮財政收入在2007至2010年大幅增長了近254%,但基本醫療服務支出所佔比重竟然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和政府投資驅動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固化了政府公共支出結構.由於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更注重GDP的增長,各級政府為了發展經濟這個中心任務,相應的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經濟建設領域,從而忽視了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造成了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投入比重過低.
（3）.財政支出中轉移支付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除了靠本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之外,主要是靠財政的轉移支付來實現.然而,目前我國的財政轉移支付還存在這一些問題：一：財政轉移支付的結構設計不合理,專項轉移支付比重偏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較低；二,轉移支付的形式過多,且存在交叉的現象,相互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三：缺乏相應的保障措施,財政轉移支付的支出不透明,監管不嚴等問題.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才能使各級政府的財力與事權相匹配,這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呢規劃的重要保障.
4、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1）.深化體制改革,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
城鄉二元體制與鄉財縣管體制是非均等化公共服務的制度性根源,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就必須從制度根源入手,深化體制改革.第一,要打破城鄉二元公共服務供給思想,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統籌發展城鄉基本醫療衛生事業,建立城鄉統一的義務教育體制,完善城鄉可銜接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協調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第二,完善省直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把項目審批、調度資金等權利有選擇地下放到縣,提升各縣的經濟自主權.第三,為了進一步滿足農村地區社會公共需求,可以建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多元化供給渠道,以政府為主體,同時適當適量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不僅能夠為政府減輕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壓力,也能夠達到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多元化與優質化目標.
（2）.加大財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力度
長期以來,我國各地區政府都將大部分精力放在地區經濟發展情況和財政收入,對於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關注較少,江西省也不例外,這就造成了省內廣大農村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基礎不牢、與城鎮地區差別較大的現象.為了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不斷加大財政支出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尤其是較為迫切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的傾斜,給予其足夠的重視.
（3）.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首先,要配合 完善省內財政體制,理順政府間的財政關系與事權關系,在此基礎上再建立統一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消除各種轉移支付形式中存在的交叉重疊、具體分配不清的現象.其次,對於一般性轉移支付,應加大投入並優化其結構,使其成為主要的轉移支付形式,有步驟、有重點地將專項轉移支付歸並到一般性轉移支付中,以彌補農村地區政府財力不足,增強基層政府的靈活性.再次,對於專項轉移支付,應確定其撥款的具體依據和標准,科學分析和確定其具體科目和規模,加強立項審批的規范性,並建立績效評價與監督監管體系,以科學提高整體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最後,各級政府間的各項轉移支付必須公開透明,以促進其科學分配與長久發展.
C.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的國內外研究現狀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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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內研究現狀
1.2.2.1 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已步入規范化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地質工作，產生了大量的實物地質資料。當時的管理模式是由各地勘單位建立岩心庫，一些地質局和地質院校建立地質博物館，保管資料設施簡陋，技術方法落後，服務對象大多限於本單位或本系統，對地質資料的服務意識較為淡薄，基本不提供對社會的服務。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工作開展較少。
2002年，國務院印發了《地質資料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349號），明確提出了實物地質資料的概念「是指在地質工作中形成的岩礦心、各類標本、光薄片、樣品等」，明確了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內容：「公開和利用」，並明確提出「探礦權人、采礦權人匯交的地質資料等由地質資料館或者地質資料保管單位予以公開」、「保護期內的地質資料可以有償利用等」。
2003年，國土資源部發布了《地質資料管理條例實施辦法》，明確了國家級和省級地質資料館的服務職責「地質資料館藏機構應當利用現代信息處理技術，提高地質資料的處理、保管水平，建立地質資料信息服務網路系統，公布地質資料目錄，開展對地質資料的綜合研究工作，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為社會提供公益性服務。」
2008年，國土資源部印發了《實物地質資料管理辦法》，我國實物地質資料服務工作進入新的階段。辦法明確規定了實物地質資料管理機構的職能「建立健全館藏實物地質資料保管、利用制度」「並向社會提供實物地質資料服務」。
2012年，國土資源部辦公廳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原始地質資料管理的通知》【國土資廳發〔2012〕57】），再次明確了「館藏機構及受託單位應積極創造條件建設地質資料庫房，依照相關規定對原始地質資料進行保管和提供服務」。
1.2.2.2 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開始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
實物地質資料管理專家翻譯了部分發達國家的相關資料，對包括美國、澳大利亞、英國、荷蘭等國家的實物地質資料服務情況進行了考察，並撰文介紹了這些國家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先進經驗。如：任香愛（2013）發表的《中國與部分發達國家實物地質資料管理政策與方法對比》，分析了發達國家與我國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的政策方法；劉鳳民、任香愛、夏浩東等（2013）發表了《荷蘭實物地質資料管理工作概況》及《英國實物地質資料管理情況及其啟示》；陳新宇（2013）發表了《俄羅斯實物地質資料的管理與服務》及《國外地質資料管理服務特點與加強我國地質資料管理和服務的建議》。
1.2.2.3 我國各省和各行業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開始起步
近年來，各省主管部門開始了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各省管理人員針對各省的不同情況，介紹了各省的服務現狀及管理建議，對建立我國省級實物地質資料服務模式做出了探討。如任香愛（2013）發表的《省級實物地質資料館建設面臨的問題及建議》，樂艷莉、陳忠良（2011）發表的《上海市實物地質資料信息管理與服務系統建設》，李東風等（2013）發表的《建立遼寧省礦產資源勘查實物地質資料篩選分級標準的思考》，李卉、於順然（2012）發表的《江蘇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現狀與對策建議》，張紅、張美芝（2008）發表的《山東省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現狀及對策》等。
各行業也根據行業的不同，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體系進行了探討。如賈顯英（2013）發表的《淺談油田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的現狀與對策》，岳玉山（2009）等發表的《地質岩心實物資料的標准化管理》。
1.2.2.4 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內容由生產管理向公共服務轉變
最初幾年，實物地質資料研究的內容大多數屬於實物地質資料的管理（即採集、匯交、庫藏等方面），服務研究資料較少。近年來，實物地質資料研究的內容開始逐步轉向服務研究轉變。如：任香愛與張業成（2013）發表的《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與產品開發的總體設想》，提出了開展我國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研究的總體設想；高鵬鑫（2013）發表的《實物地質資料服務體系框架及其內部組合關系》，論述了服務研究的框架及體系內部各子體系的相互關系；本人（2013）也進行了探索性研究，發表了《實物地質資料管理與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初步探討》。
從目前國內外研究情況看，存在以下問題：
（1）由於國情不同，還沒有完全可以借鑒的國外關於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成果的成熟模式，需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服務體系。
（2）國內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剛剛起步，近年來也取得明顯的進展。但大多數可借鑒的研究資料屬於地質資料的范疇，由於實物地質資料的特殊性，有針對性地服務研究還比較薄弱。
（3）目前國內的研究成果大多數偏重於對實物地質資料管理的研究，對服務的研究比較薄弱。
（4）對實物地質資料服務的研究僅限於個別產品的開發和利用，還沒有根據公共服務需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服務體系。
E. 國內外研究現狀
總體看，國外偏重資源、環境保護、人口及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主題，較宏觀。而國內偏重的是理論方法、發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較微觀。有關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與保護研究的著述相對較少。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提出以人為本的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理論
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問題，眾多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諸如環境決定論、人口中心論、增長方式轉變核心論等各種側重點迥異的理論觀點。如1994年開羅會議提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是人」，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這個新的發展觀逐步演變為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理論體系，其基本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是為了滿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發展的需要；發展途徑為實現資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逐步過渡到以人力轉變積聚和集中為主要手段的發展；基本模式為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科技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由此形成可持續發展理論框架為全方位適度人口論、資源稀缺論、生態系統論、總體經濟效益論、社會協調論等。
（二）提出經濟社會、環境、資源協調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理論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各類國際文獻以及召開的一系列會議（如基多的「綜合發展觀」專家會議和北京的國際社會發展會議等）都在世界范圍內深化了社會發展理論，強調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們認識到經濟發展就是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而社會發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紀人類物質文明高度發達，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最為嚴重的時期。全球發生了三大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是生產力極大提高和經濟規模空前擴大，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質財富，從而迅猛推進人類文明進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長，20世紀人口翻了兩番，超過62億，並仍以每年7800萬的速度繼續激增；三是由於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消耗，污染物質的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性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和貧富分化加劇已成為21世紀困擾人類文明進步的桎梏，表明人類社會當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續，四者的惡性循環為舊工業生產方式掘下墳墓，那種「先污染後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生態緊密相聯，人類的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必須納入人口、資源、環境、生態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使人類社會系統與地球自然系統協同進化、良性循環。1992年183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聚會，其中102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討論並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發展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等一系列文件，對國土資源的利用與保護提上了日程，並付諸實踐。
（三）社會資源利用與保護發展模式
西方社會也從先前的發展模式中認識到社會發展必須是「整體的」，「綜合的」，也是「協調的」。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出台政策，制定法規、採取措施，對國土資源進行重新的定位和開發利用。從大量的消耗資源聚集財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到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提出了「低碳經濟」這一新的理論和發展模式，即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總體看，從國外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各國都從自身國情出發，提出的理論和制定的發展模式具有針對性，雖然國外少有直接針對像我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相關研究，但國外發展理論的演變及其規律則為本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樣本和理論基礎，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研究常常欠缺對社會背景和社會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種發展模式忽略了各國內部存在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使理論及模式的預期指導意義相對弱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對於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認識是在西方發展理論的輸入，以及我國社會實踐的雙層擠壓中逐漸領悟到的，並部分在國土規劃等研究實踐中得到了應用。
（一）十八大報告等為區域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從我國資源開發與保護的戰略規劃來看，國內相關的研究在沿襲、借鑒國外發展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提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同社會可持續發展和諧統一，並在有些細節上有所充實、完善和發展。如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把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關系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關系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重大舉措」。在十六大報告中論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時，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概念，認為要「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就必須使「社會更加和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樹立全面的發展觀，始終堅持統籌兼顧，更加註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地區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直至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築「和諧社會」。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了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標，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明確指出了政策的著力點將轉到提高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富裕人民群眾作為全新思路和戰略。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促進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這些表述為我國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區域國土規劃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
從發展模式和實踐成果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國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一般採取「層次推進」的模式。堅持讓部分地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這種政策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傳統的發展觀偏重區域發展，卻忽視了區域間協調以及可持續發展。
我國「十一五」規劃首次把東中西和東北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完整地闡明了四大區域的戰略布局，即東部地區「率先發展」、西部地區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東北地區振興。這種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格局的調整充分體現了「全國一盤棋」、各地區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貫思想，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同時，我國西部地區尤其是邊境少數民族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開發利用國土資源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和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得到了政府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我國主體功能區劃相關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下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關於國土空間開發的規劃。樊傑等（2009）對中國主體功能區的科學基礎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成果為阿勒泰地區國土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區劃提供參考和借鑒。
（三）相關理論研究
從相關理論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國土資源部信息中心的《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從當前國土資源管理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土地資源、固體礦產資源、能源礦產為研究重點，設計了我國國土資源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總體框架，以及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能源安全評價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國耕地糧食生產能力指標、城市用地集約利用指數、礦產品價格指數、礦產資源國際競爭力指數、石油安全度和國土資源管理績效等6個綜合性指標。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從國土資源規劃理論與實踐出發，主要針對國土資源規劃體系、國土資源規劃理論基礎、國土資源規劃編制及國土資源規劃實施等專題進行闡述，重點對國土資源五年規劃編制、國土資源與環境綜合承載力評價等實例進行了專題研究。李新玉等的《國土資源與區域經濟發展》，主要就中國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區域特徵進行分析，總結出這些資源在空間布局、發揮區域資源比較優勢、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在國土資源調查評價、規劃、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協作、法制建設、技術進步等方面相應的對策。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的《民族語發展》、樊勝岳等的《西北地區發展戰略與對策研究》、徐建華等的《中國西部地區遲發展效應與後發優勢及創新對策研究》、王文學主持的《甘肅民族地區大開發的戰略與對策研究》、《西部大開發與甘肅區域經濟》，劉敏主編的《西北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和王永亮主編的《西北回族社會發展機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了研究。
另外，還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都有效地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包含了大量的理論見解，豐富和完善了我國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利用開發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對本項目研究的順利開展具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四）阿勒泰地區相關研究成果
近年來，已有一些針對阿勒泰地區土地、礦產、水、草場與畜牧、旅遊5種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的論文、專著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單一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有獨到的見解，為本項目研究提供了參考。
有關土地資源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還有地區申報土地整治項目所形成的部分資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區土地開發整理重大工程論證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區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實際經驗和資料，這些材料主要對阿勒泰地區土地利用現狀、存在問題等進行了闡述。上述成果對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具有參考借鑒價值。
礦產資源及礦業發展成果。阿勒泰地區此類相關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礦業特區建設研究與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區礦業經濟管理研究》（2012）。主要論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區周邊國家毗鄰地區礦產的可利用性》，研究報告有《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總體規劃（2008～2015年）報告》等。這些成果對阿勒泰地區礦產資源概況、礦業經濟發展等進行了研究探索。為本書的編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針對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論著有：《阿勒泰草原的無奈和期盼》（2009）、《裂變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區草地資源分類經營機制與可持續發展研究（2008）》（碩士論文）等。這些文獻資料為阿勒泰地區草場與畜牧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提供了研究支撐與參考。
阿勒泰地區為我國重要的旅遊區，旅遊資源十分豐富。阿勒泰地區先後編制實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遊發展總體規劃。對阿勒泰地區旅遊指導思想、原則、目標任務、旅遊資源與環境分析、旅遊業發展總體目標和保障措施等進行了闡述。2006年國家旅遊局、新疆旅遊局組織中山大學編制了《大喀納斯旅遊區總體規劃（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阿勒泰地區旅遊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區旅遊發展總體規劃（2009～2020年）》（徵求意見稿）等。
（五）總體評述
從國內對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的研究成果來看，現有的成果涉及我國某一固定區域單項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戰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專注於區域國土資源綜合利用與保護方面的研究較少，尤其是針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更少。總體考察與本項目相關的研究成果，不足之處主要在於：
（1）大多數研究是將國土資源分種類，具體細化到每種資源不同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方式，專門研究單個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但並沒有同其他相關資源統籌考慮，缺乏一定的系統性與綜合性。
（2）對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現狀、困境和途徑等方面，特別是脫貧、基礎教育、轉移支付等層面，而涉及該類地區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綜合性戰略研究較少，系統總結研究的更少。事實上，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是自然資源豐富和潛力較大的地區，對國土資源利用與保護的研究，將更有利用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縮小地區差距，縮短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同時保護相對脆弱的生態環境。
（3）可持續協調發展的本質是要求用社會系統的觀點和方法探索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任何發展都需要現實的物質基礎，國土資源作為社會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應對其加以重視。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與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研究還較為分散，系統性不強，亟待相對系統完善的成果問世，以期對這類地區的國土資源進行綜合開發利用與有效保護，促進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合理開發與保護。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會發展理論和中國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結合起來，借鑒切實有效的理論成果，提出發展戰略、選擇適合該類地區發展的路徑和模式，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國土資源進行綜合利用、有效保護，是開展本項目研究的首要問題，也是本書研究的重要內容。
F.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其研究進展
層序地層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Exxon生產研究公司的地質學家們(Van Wagoner等，1988;Posamentier等，1988;Van Wagoner等，1990;Sangree等，1991;Scholz等，1991)提出的。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經歷了50年代的沉積相模式，60年代的沉積體系分析和70年代的地震地層學等發展階段(Vail等，1977;Mitchum等，1977)，至80年代提出層序地層學的概念與方法體系，經歷了地質學家和勘探工作者近半個世紀的努力。隨著高精度地震資料的應用，結合詳細的露頭資料和鑽孔岩芯及測井資料，Van Wag-oner等(1990)和Sangree等(1991)對層序概念及層序構成作了更精闢分析，並提出一套完整的概念體系和系統的研究方法。層序地層學是根據地震、鑽孔和露頭資料對地層型式作出綜合解釋。層序地層學成為一種劃分、對比和分析沉積岩系的新方法，其研究實質就是建立沉積盆地的等時地層格架(李思田等，1992)。
1.層序地層分析進展
層序地層學研究經歷了十多年的發展，不僅僅是在其應用領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研究理論和方法體繫上得到了完善和補充，其突出進展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強制性海退概念的提出，海進和海退分別代表岸線朝陸地和朝海洋移動的方向。岸線移動方向是沉積物注入量與陸架上沉積物所能充填空間(可容納空間)相平衡的函數。當相對海平面上升時，在沉積物注入量較低的地區表現為海進，在沉積物注入量較高的地區仍可以表現為海退。因此，相對海平面上升與海進之間並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但是，當相對海平面下降時，海岸線只能發生海退，並不受沉積物注入量變化的影響。相對海平面下降引起的海退響應又被稱為強制性海退(Posamentier等，1992)。Posa-mentier等(1999)對經典層序地層劃分進行了修正，將具有強制性海退的沉積層序劃分為四個體系域，即早期低位體系域、晚期低位體系域、海侵體系域和高位體系域。其中早期低位體系域由低位三角洲、低位楔組成，有些學者將其稱為強制海退楔狀體(forced re-gressive wedge)、強制海退楔形體系域(forced regressive wedge systems tract，FRWST)。與高位正常海退進積體系相比，強制海退形成的早期低位體系域有著其特有的一些特徵:①形成相對較粗的楔狀體，出現向海的一側，與上一個層序的高位體系域之間被一個過水區分隔;②早期低位海岸沉積以近源陡、遠源坡度逐漸變緩的濱面沉積為特徵;③低位進積楔的頂面由許多小的階梯狀遞降序列形成，表現為一個向海傾斜的斜坡;高位正常海退的進積單元頂面或者與下伏地層平行，或者只有一個較平緩的坡度。有了強制海退的概念，一些以前認為是古陸架砂體的沉積現在則可能被重新解釋為早期低位海岸沉積。尤其是在緩斜坡地貌背景下，強制海退形成的早期低位三角洲、低位楔狀體粒度粗，可作為有利的儲集體;垂向上存在相的突變，海侵時期細粒泥岩直接覆蓋其上，如果存在好的油源，該體系域則是很好的岩性油氣藏類型。
其二是高精度層序地層學(high resolution sequence stratigraphy)的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並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近年來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精度層序地層學的概念和理論可有效地應用於地下地質的研究，為精細的地層對比、沉積相和儲層特徵等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和預測工具。Cross T.A.(1994)倡導的高解析度層序地層學，代表著該領域的新進展。Cross領導的成因地層組建立了一種重要的高解析度層序地層分析方法———基準面進退旋迴分析。即:層序的發育是受全球海平面變化、構造沉降、沉積物供應量及沉積地形、氣候等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制約的基準面(Base Level)的變化控制的。基準面是一個相對於地球表面波狀起伏的、連續的、略向盆地方向下傾的抽象面(非物理面)，它不一定等於海平面、海平面向陸延伸的水平面或河流平衡剖面等，其位置、運動方向及升降幅度不斷隨時間而變化。基準面在變化中總是向其幅度最大值或最小值單方向移動，構成一個完整的上升與下降旋迴。基準面的一個上升與下降旋迴稱為一個基準面旋迴。一個基準面旋迴是等時的，在一個基準面旋迴變化過程中(時間域)保存下來的岩石為一個成因地層單元，即成因層序，它以時間為界面，因而是一個時間地層單元。基準面的旋迴性變化，改變了沉積的可容納空間，導致沉積與侵蝕的發生。當基準面高於地表時，有可容納空間，以沉積作用為主，侵蝕作用成為局部和暫時的;當基準面低於地表時無可容納空間，侵蝕作用占優勢，沉積作用成為局部且暫時的;當基準面與地表一致時，既無沉積又不侵蝕，只有沉積物路過。在基準面隨時間的變化過程中，地表不同地理位置上有四種地質作用狀態:沉積、侵蝕、沉積物路過(無沉積)及飢餓沉積(密集段)。
其三是不同構造背景條件下所形成盆地的層序地層格架和層序樣式，特別是構造活動型盆地。構造活動性盆地包括箕狀斷陷盆地(又稱半地塹式盆地)、雙斷型斷陷盆地、下斷上坳型盆地、前陸盆地、克拉通盆地等，這些盆地的共同特點是構造活動作用於盆地形成和充填發育的全過程。目前，對這類盆地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Shanley和McCabe(1994)通過對阿根廷白堊紀地層的研究，建立了半地塹盆地的層序地層樣式:Use strecher的河流－湖泊環境構造地層層序。近十年來，我國在陸相伸展盆地、前陸盆地的層序地層研究中也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高精度層序地層分析
在碳酸鹽岩中，小尺度沉積旋迴長期以來被解釋為米蘭柯維奇(Milankovitch)氣候旋迴引起的全球海平面高頻變化的結果。而在硅質碎屑岩地層中，過去人們傾向於用自旋迴，如三角洲廢棄和河流改道，來解釋小型的沉積旋迴，因此，類似碳酸鹽岩中的Mi-lankovitch氣候旋迴形成的硅質碎屑岩中的高頻旋迴未被重視和識別。層序地層學概念提出以後，Van Wagoner(1990)和Mitchum等(1991)認為在硅質碎屑岩地層中同樣可以識別出代表全球海平面高頻變化的小型尺度的沉積旋迴，並提出了高頻層序地層學的概念。他們在Exxon全球海平面旋迴圖的基礎上，建立了硅質碎屑岩地層中能夠識別出來的全球海平面旋迴變化的譜系，其二級到五級的頻率變化范圍在9～10Ma，1～2Ma，0.1～0.2Ma和0.01～0.02Ma，其中9～10Ma和1～2Ma為Exxon全球海平面旋迴圖上的二級和三級旋迴，由層序組和三級層序所代表。而高頻旋迴0.1～0.2Ma和0.01～0.02Ma可以在測井、岩心和露頭上，或者是一些地區的高解析度地震剖面上被識別出來，這些高頻旋迴處於Milankovitch氣候旋迴的范圍內，是由於地球軌道的周期性變化產生的。在過去2Ma年中，這種氣候旋迴與高頻海平面變化的關系已經被深海鑽孔氧同位素研究所證實。
三級全球性海平面變化疊加上四級(120k.y.)和五級(50k.y.)海平面旋迴產生復合的海平面旋迴。這種復合的海平面旋迴再疊加上構造沉降就成為一個地區的相對海平面變化。Van Wagoner等(1990)定義了兩種類型的四級旋迴(圖1－1)，分別被命名為「A」和「B」。「A」型四級旋迴被定義為從海平面下降到海平面下降。如果有充足的物源供給，這種四級旋迴產生四級層序，其邊界為陸上不整合。疊加在四級旋迴上的五級旋迴產生准層序，其邊界為海泛面。「B」型四級旋迴被定義為從海平面快速上升到海平面快速上升。這種四級旋迴只產生不完整層序，其邊界為海泛面。在Van Wagoner等(1990)所用的例子中，當構造沉降量較大(15cm/k.y.以上)，那麼只有三級海平面旋迴形成層序，而四級旋迴形成准層序。當構造沉降量小於15cm/k.y.時，四級旋迴可以形成層序，五級旋迴形成准層序。由此可見形成四級層序的條件是:穩定的大地構造背景、盆地構造沉降極低和較高的沉積物供給速率。
圖1－1 不同級別的海平面變化旋迴的疊加和高頻層序的發育
Mitchum等(1991)進一步明確了四級層序的概念及其構成樣式(圖1－2)，在Exxon層序體系中，三級層序是由沉積體系域構成，而沉積體系域由准層序組構成，Mitchum等(1991)將這種層序稱之為基本層序(fundamental sequence)(圖1－2A)。如果體系域是由四級層序組、而不是由准層序組構成，這種層序被稱之為復合層序(Com-posite Sequence)(圖1－2B)。與四級層序類似，三級復合層序代表了全球海平面變化的一個旋迴期間的沉積。在南非海域的盆地，三級層序的時限范圍是1～3Ma，平均1.3Ma，而四級層序的時限范圍在0.1～0.5Ma之間。所以四級層序與基本層序類似，也是由體系域組成，但是時限更短，有時在精度高的地震剖面上可以識別出來。這種層序也被Vail等(1991)稱之為簡單層序(Simple Sequence)，形成於可容納空間增加的速率太低，不能夠抵消高頻的全球性海平面下降時，高頻海平面變化旋迴就可以導致四級層序的發育。
圖1－2 復合層序與基本層序構成模式
綜上所述，四級層序具有三級層序的基本特徵，但是時限更短，屬於高頻層序的范疇。四級層序概念的提出雖然有很長時間，但是其應用涉及地震解析度。隨著地震數據採集與處理技術的提高，國際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和產業部門開始要求在油氣勘探生產中要力求分出四級層序以便更精確地進行儲層預測。
高頻四級層序最早發現於北美大陸晚賓夕法尼亞世碳酸鹽岩地層中，其中共劃分出了至少55個旋迴。隨後，Browm等(1995)在南非Pletomos、Breadasdorp和Orange盆地白堊紀三角洲地層中識別出了時間在0.2～0.5Ma的四級層序，其體系域構成類似於三級層序。Henriksen等(1996)在挪威大陸架下漸新統海岸三角洲中劃分出了38個發育良好的四級層序。
3.構造活動型盆地層序樣式
相對於穩定被動大陸邊緣，許多盆地不僅在形成時期受構造活動的控制，而且在發育過程中，構造仍然表現為強烈的活動性，如控盆或控窪斷裂的強烈活動(活動的結果可以形成盆地復雜的古地貌形態)，以及盆地充填過程中的基底快速沉降等等都可以是構造活動型盆地的特徵，此類型盆地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可以為前陸盆地，也可以表現為伸展斷陷盆地;同時也可能是多種構造活動疊加而成的盆地類型，如鶯歌海盆地，在其演化過程中經歷了多期構造性質不同的構造活動的疊加。
國內外許多學者已經對盆地內構造活動影響和控制著盆地的沉積體系發育以及沉積地層樣式進行了研究，並提出相應的理論模型。Dawers和Underhill(2000)認為北海Statif-jord地區晚侏羅世斷層活動以及斷層與斷層之間的相互作用控制了同斷陷期的層序地層發育，沉積和沉降中心均隨斷層活動中心變動而遷移。李思田等(1998)研究結果也表明受走滑伸展構造運動的影響，鶯歌海盆地的沉積、沉降中心依次向東南方向遷移。Gupta和Cowie(2000)提出，在伸展斷陷盆地內，一方面斷層活動(包括其形成、生長、消亡等)影響沉積體系的發育，另一方面沉積地層響應記錄了不同階段的構造活動特徵。Gawthoper和Leeder(2000)對這一過程進行了總結，並分別研究了海相和陸相斷陷盆地內構造活動的沉積響應特徵以及三維演化模式。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構造活動對層序的影響，尤其是層序內部構成、垂向疊加樣式、沉積體系分布等發育的控製作用。如Lin等(2001)對二連盆地的層序構成、沉積體系綜合研究後，認為不同的構造階段發育了截然不同的沉積體系，同時對應於不同類型的層序，不同級別的層序地層界面受控於不同級別的構造活動。Ravnas和Steel(1998)通過斷陷盆地沉降速率與沉積特徵之間的關系，提出不同的沉降速率(代表構造活動的強與弱)控制了體系域類型的發育以及體系域的內部構成樣式。Corfield等(2000)則認為在同一盆地內同一時期不同的構造部位(即構造活動強度不同的地區)沉積地層樣式、沉積構成也是不同的，如斷層活動性強的部位(分段活動斷層之中心)，在斷層上盤，地層表現為楔形，沉積、沉降中心位於斷層面附近，而斷層活動弱的部位(分段活動斷層的末端)，地層呈向斜形態，沉積、沉降中心明顯向盆地方向遷移;並且強調這種差異特徵不僅在露頭上可以識別，在高解析度地震剖面上同樣可以識別。Young等(2000)則針對Suez裂谷中發育的構造轉換帶的沉積特徵以及層序地層進行了精細研究，認為構造活動不僅控制了盆地的可容納空間，而且沉積物供給速率也受其影響(或控制);高沉降速率、低沉積物供給，形成以退積和加積特徵為主的准層序樣式;低沉降速率、高沉積物供給，會形成粗粒的進積型准層序疊加樣式。
對於一個應用於構造活動盆地邊緣背景的總的層序模式而言，所有的控制層序發育的3個因素(全球性海平面變化、構造運動和物源供給)必須看作為獨立的變數。海底的構造運動與全球性海平面變化共同確定了相對海平面的變化，進而，相對海平面的變化又確定了沉積物聚集的可容納空間的大小。Yoon等(2003)將全球性海平面變化、構造運動和物源供給作為獨立的變數考慮，提出了9種可能的層序發育情形(圖1－3)，均是可容納空間變化和物源供給變化的函數。一些重復的情形被去除以後，以准層序的疊積樣式為依據，可以確定出6種層序的類型。
圖1－3 構造活動型盆地層序疊置樣式
A型:A型層序由一個單獨的SPG准層序組構成，與穩定正常的海退有關，是相對海平面穩定上升和沉積物高速供給並超過了新的可容空間的增加(S'>A'max)的結果(圖1－3a)。Emery(1996)先前提出了一個類似的層序，由一個單一的體系域構成，命名為「海退體系域」。A型層序可以發育在正斷層的上盤，形成於伸展斷層的初始發育階段，並伴有迅速的沉降和斷層下盤的快速的沉積物堆積。
B型:B型層序可以形成於相對海平面穩定上升並疊加在中等物源供給的部位。物源的供給速率處於最大和最小可容納空間之間(A'min<S'>A'max，圖1－3b)。該層序與Exxon研究組提出的Ⅱ型層序基本類似，其中有2個SPG准層序組被解釋為陸架邊緣和高位體系域，夾在中間的RG准層序組被解釋為海進體系域。B型層序可以發育在迅速沉降且具有中等物源供給的伸展盆地中。
C型層序:C型層序完全由RG疊置樣式組成，與相對海平面的持續上升相伴，物源供給低(S'<A'min，圖1－3c)，這種情形發生在海岸平原，以一系列階梯退縮為特徵，沉積物聚集不足以填充逐漸增加的可容納空間。
D型層序:由單一的楔形准層序組構成，具有OPG疊置樣式，發育在強制性海平面穩定下降的部位(A'<0)，是由於海底的迅速上隆超過了海平面的上升(圖1－3d－f)。OPG准層序組與Hunt等(1992)的強制性海退體系域相對應。Emery(1996)也介紹了這種類型的層序，該層序由一個單一的中位體系域(midstand)組成，在這種體系域中任何時刻的沉降都不會高過沉積物的供給，從而產生海退。Hunt等(1992)認為強制性海退OPG准層序組由丘形盆底扇/裙組成，但是不一定同時發育在一個單一的海退期間。D型層序發育在低構造沉降或上隆、高沉積物供給的盆地中，活動斷層的下盤或者低坡度的前積和陸架邊緣發育最好。
E型層序:該類層序由兩個交替的准層序組組成，具有SPG或OPG疊置樣式，且與波動的相對海平面變化相伴生，海平面變化具有上升階段和下降階段，而且，沉積速率大於可容納空間產生的速率(S'>A'max)(圖1－3g)。E型層序邊界與Ⅰ型層序邊界極其類似，因為相對海平面旋迴被相對海平面下降階段所強化。然而，存在的爭議是層序邊界是放在強制性海退體系域之下，還是之上。在本文的模式中，邊界被置於OPG准層序組(強制性海退體系域)之上，因為這是在深部地震剖面上最容易識別和容易制圖的界面。
F型層序:該層序由下到上可以劃分出4個准層序組:SPG，RG，SPG，OPG。相對海平面變化具有上升和下降階段，中等到低的物源供給，並小於最大的可容空間產生的速率(S'<A'max)(圖1－3h和i)。這基本上是Exxon研究小組定義的Ⅰ型層序。相對海平面上升的早期階段，最下部的SPG樣式的准層序組對應於Exxon研究組的低位域(低位楔)，或者是Hunt(1992)的低位進積楔狀體。在相對海平面迅速上升時期，沉積體系滿足條件S'<A'，這是由於相對海平面上升加速的緣故，由此產生了RG准層序組與海進體系域相對應。在這一海侵單元之上，另一個SPG准層序組發育，這是由於可容空間產生較慢並相對地被物源供給超越。這是在強制性海平面上升的晚期形成的高位體系域，最上部的OPG樣式的准層序組是相對海平面下降時期的低位域(盆底扇)上半部分的沉積。
對於應用於構造活動型盆地邊緣的層序模式，構造活動和沉積物的輸入量是除了全球性海平面變化之外的主要因素，這個模式提出了6種層序類型，顯示了一種准層序組在數量上和疊置樣式上的變化。這些准層序組反映了可容納空間的變化(A')和沉積物(S')供給速率的復合效應(圖1－3)。由單一的SPG准層序組構成的A型層序與可容納空間的穩定產生和沉積物的高速供給(S'>A')相關。B型層序(SPG－RG－SPG)本質上與Exxon研究組的Ⅱ－型層序類似，形成於可容納空間穩定產生疊置在中等物源供給速率的條件下(A'max>S'>A'min);C型層序(RG)與可容納空間的穩定產生和低沉積物供給有關(A'max>S');D型層序由具有OPG疊置樣式的准層序組構成，由於海底的迅速上隆超過了全球海平面上升，可容納空間負增長(A'<0);E型層序由SPG和上覆OPG准層序組構成，它形成於具有形成和消失階段的、波動的可容納空間的變化與沉積速率大於可容納空間產生的最大速率的部位(S'>A'max);F型層序與Exxon研究組的Ⅰ－型層序相對應，從下到上被劃分為4個准層序組SPG、RG、SPG和OPG，其與可容納空間產生、消失的波動變化和中低物源供給小於可容納空間產生的最高速率的部位相關(S'<A'max)。
位於弧後的Ulleung盆地西南邊緣層序研究表明，盆地層序的發育與盆地邊緣的構造演化密切相關(Young等，2000)。在弧後盆地擴張晚期階段(中新世早—中期)迅速的沉降導致了可容納空間的持續產生和構造控制的盆地邊緣的高速和最後的中等速率的物源供給，導致了A、B型層序的發育;在弧後閉合的初期階段伴有區域性收縮變形(中到晚中新世)，較慢沉降速率和來自上隆沖斷帶沉積物的輸入的增加導致了E型層序的發育。在晚中新世，Ulleung盆地的收縮調整是平靜的或不活動的，邊緣沉降加速，因此上升為主的相對海平面變化與中－低沉積物供給相配合產生了F型層序，反映了全球性海平面變化的主體控制機制。
G. 國內研究現狀與進展
我國礦區土地資源綜合利用的核心是生產組織和廢棄地的土地復墾與生態重建，主要針對因盲目開采所造成的已破壞土地所進行的生態重建活動，面對的問題主要是不合理開采所產生的廢棄土地及其所造成的耕地銳減、環境惡化等不良後果。
我國礦區生態環境修復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是一些礦山自發進行的小規模的修復治理工作;20世紀50～70年代處於自發探索階段;進入80年代才真正得到重視，從自發、零散狀態轉變為有組織的修復治理階段。198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復墾規定》和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標志著礦區生態環境的修復走上了法制軌道。這項工作在我國起步較晚，但發展十分迅速，已產生了許多實用的修復技術，如塌陷區的綜合治理技術、露天排土場的復墾技術、礦山酸性水防治技術、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復技術等［10］。
土地復墾早期工作集中圍繞生態環境破壞規律及其預測、控制技術［11，50］、礦區土地復墾規劃［51～53］、適宜作物選育［54，55］特別是在礦區土地復墾工程技術方面［56，57］，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實踐。20世紀70年代以後，復墾技術逐漸形成了一門多學科、多行業、多部門聯合協作的系統工程。對促進我國礦區生態的恢復與重建工作的開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
進入21世紀以來，采後土地景觀生態重建的理論與實踐研究［58～61］、閉礦規劃［62，63］、復墾與城市生態經濟發展研究［64～66］成為熱點，同時礦區土地利用相關的理論技術發展迅速，如礦區循環經濟［67］、生態倫理觀［68］、裸露山體缺口治理［69］、礦山尾礦庫無土植被生態恢復技術、礦山復墾與礦區水資源化方面研究［70］、礦區生態評價理論［71］、工業遺產旅遊［72］、礦業遺跡［60］、生態礦業［73］、廢石或尾礦的綜合利用［74］、廢棄地可持續利用［75］、生態基礎設施格局研究［76］、生態服務價值［77］、礦業城市生態足跡［78］、生態包袱［79］、生態調控［80］等。為礦區土地利用開闊了視野，打開了新的視角，使土地復墾涉及內容更加廣泛;研究內容的豐富，視角的擴展，相關研究人員如生態學家、水利學家、景觀設計人員、社會學家、規劃建設學家的加入，為土地復墾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土地復墾事業蓬勃發展。
但是，我國在土地復墾的發展方面卻很不均衡［10］，表現在:礦區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恢復重建嚴重脫節，未能從礦區整體上加以系統研究;礦區生態環境資源配置不盡合理，開發中重生產、輕保護，生態環境恢復重建投入不足;對現有土地復墾活動缺乏深入系統的總結，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使實踐缺乏必要的理論指導，在實踐中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
建設礦區土地利用的安全格局，確保礦山開采對環境影響最小，進一步協調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尋求礦區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
土地利用格局是人類長期開發與改造使自然生態格局留下的人工化的烙印，是人與自然互動的結果。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是確保建設活動不損害環境景觀的狀態。20世紀90年代在可持續發展思想推動下，作為生態建設管理的工具提出的新概念。但它的生態學術思想背景卻有較長的歷史。《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告訴人們，不要用人的小作為去妨礙自然的大作為。目前關於土地利用的安全格局，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俞孔堅提出的景觀生態安全格局，通過確定自然生態過程的一系列閾限和安全層次，提出維護與控制生態過程的關鍵性的時空量序格局［81～83］，並對敏感地段的景觀安全格局［84］、生物保護的生態安全格局［85］進行了研究;方淑波、肖篤寧等對蘭州市城市區域生態安全格局進行了研究［86］，熊文等對城鄉一體化景觀生態安全格局進行了研究［87］;王雲鵬，LiangLuohui，楊子生等研究了雲南金沙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態安全格局［88］，張百平等對區域生態安全研究的科學基礎與初步框架進行了研究［89］;馬克明、傅伯傑等研究了區域生態安全格局概念與理論基礎［90］，李富平、揚福海等對礦業開發密集地區景觀格局變化進行了研究［46，91］，倪琪、謝艷平對礦業遺跡保護的模式進行了研究［92］，張大超、汪雲甲構建了礦區土地資源安全評價模型［93］。礦區用地是一個通過各種復雜的物理網路、管理網路交織而成的空間。它們是在社會、自然的變遷過程中形成的，其中有些格局從微觀的、局部的、歷史的眼光看是合理的，但從宏觀的、整體的和發展的眼光看卻是不合理的［94］，需要從區域整體出發，建立安全格局。
H. 國內的研究現狀、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
20世紀60～70年代，我國曾掀起在黑色岩系中尋找「五元素」礦床及鉑族元素的高潮，並在南方取得了進展和突破。初步確定在下列9個層位的黑色岩系中賦存有大型超大型礦床；①中元古代下昆陽群；②新元古代歪頭山組；③早震旦世大屋組、南沱組；④晚震旦世陡山沱組；⑤早寒武世牛蹄塘組；⑥早—中志留世；⑦晚泥盆世；⑧早二疊世；⑨晚第三紀中新統等。礦床集中於早寒武及晚泥盆世地層中，形成了5個超大型和為數眾多的大—中型錫、銻、重晶石礦床，並初步查明PGE含量比較高的層位出現在晚震旦世陡山沱組及早寒武紀牛蹄塘組。
陡山沱組廣泛分布於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及四川、重慶北部地區、該組中富有機質的黑色岩系厚達20餘米，屬潮坪相及沼澤相沉積並與石煤、磷礦、菱錳礦等相伴產出。目前在陡山沱組發現的礦床類型計有：沉積型銀釩礦床（湖北興山白果園）；微細浸染型金銻礦床（鄂南崇陽縣方山）；接觸交代型銀鉛鋅礦床（安徽祁門縣三堡）；沉積改造型鉬礦床（湘南安化張家嶺）。經前人查證僅在重慶城口、四川萬源一帶見鉑族元素礦化。
早寒武世黑色岩系是我國南方地史轉折期大規模缺氧事件產物，具分布廣泛、層位穩定特徵，常由碳質頁岩、碳酸鹽岩、砂岩、磷塊岩、硅質岩組成，部分地區還見石煤及基性－超基性火山凝灰岩。黑色岩系有機碳含量為5.6%～18.7%，同樣還普遍含有以黃鐵礦為主的金屬硫化物。陳南生等（1986）根據黑色岩系岩相及成礦元素組合特徵將該層位多元素礦床分為下列3類：①鎳鉬多元素礦床；②釩礦床；③沉積再造型銅鉬釩鈾多元素礦床。PGE查證成果表明具工業意義的礦化主要出現在鎳鉬多元素類型的礦層中（表3-4）。
Ni、Mo多元素礦層分布於貴州遵義，雲南德澤、湖南大庸、慈利、浙江諸暨、富陽、桐廬等地，賦存於碳硅質、黑色岩系底部，呈層狀、扁豆狀產出，厚度不大（大庸為0.5～1.8m、遵義0.1～1m，最厚2m，織金0.01～0.14m），屬陸架近濱－斜坡環境中局限滯流盆地沉積。Ni、Mo多元素礦層硫化物組合十分復雜，計有黃鐵礦、白鐵礦、硫鉬礦、二硫鎳礦、輝鎳礦、針鎳礦、輝砷鎳礦、鎳黃鐵礦、紫硫鎳礦、黃銅礦、黝銅礦、閃鋅礦、銀金礦、鈦鐵礦等，未見獨立鉑族礦物，推測為超微細顆粒或碳質吸附狀態存在。礦層品位：Ni 1%～5%（平均3.01%）、Mo1%～20%（平均3.48%）、Cu 0.09%、Se 0.28%、Au 0.054～0.38g/t、Ag 7.2g/t，並普遍含Pt 0.2～0.4g/t、Pd 0.26～0.66g/t、Os 0.073g/t、Ir 0.043g/t（分選提純鎳鉬精礦中Pt+Pd為1.84g/t）。據梁有彬等（1999）統計報道，∑Pt品位大庸0.602g/t、遵義0.70g/t、織金0.47g/t，最富的貴州天鵝山達1.295g/t（其中Pt 0.58g/t、Pd 0.50g/t、Os 0.19g/t）。
在成因上，過去認為鎳鉬礦是有機質參與下的沉積礦床，但近年經穩定同位素和流體包裹體研究，支持了海底噴氣熱水沉積觀點；Re-Os同位素年齡為560Ma和541Ma（毛景文等，2002）；包體測溫黃鐵礦形成溫度115～185℃；有機質成熱度推算成岩期溫度為154～210℃；石英、方解石均一溫度為130～200℃。成礦與沉積同時並受局限盆地控制。
我國黑色岩系PGE研究突出了低溫地球化學條件下多組分體系的相平衡。在實驗模擬中得出：在25～200℃條件下，Pt可以Cl的絡陰離子搬運，其量可達×10-9級，而Pd可高一個數量級；在300℃N aCl/H2SO4溶液中，Pt可呈硫化物遷移沉澱。此外，在黑色岩系中，Pt、Ir常與自然金混合，呈超微細態出現。上述實驗和測試解釋了黑色岩系中未見獨立鉑族元素礦物的客觀現象。
表3-4 中國南方黑色岩系礦床PGE查證成果表（wB/10-6）
盡管黑色岩系中PGE可以富集成礦的認識已經在理論上得到了確認，在經濟開發的前景方面也得到了肯定，即早晚會被開采利用，但目前還存在許多問題：
1.分析測試技術未過關.國外技術保密，國內沒有開展對應的研究，嚴重地影響到勘查評價
黑色岩系中鉑族元素礦床的勘查技術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卡林型金礦，30年前我國地質工：作者對於卡林型金礦還「一無所知」，後來通過國外實地考察、國內大量找礦工作的投入，終於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在我國西南部的滇黔桂3省交界地區和秦嶺陝甘川3省交界地區確立了兩個大規模的卡林型金礦成礦集中區，發現了一大批金礦，並且得到了開采。可以說，卡林型金礦目前在中國已經「全面開花」。卡林型金礦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分析測試技術取得突破，尤其是「痕金」快速分析技術過關，並且使類似技術「傻瓜」化，幫助地質人員在野外利用「痕金分析箱」就可以完成找礦「偵察」工作。
PGE目前面臨類似情況，即適合於黑色岩系中PGE含量分析測試的技術不但在實驗室未過關，更談不上野外的快速分析。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進行過對比實驗，對采自四川硫磺廠和三大灣的含礦黑色岩系樣品分別進行了對比測試，每次測試工作的質量從標樣的重現性及其與標樣推薦值的對比可以看出是合格的，但前後兩次測試之間的結果卻有一定的差距（表3-5）。這說明，鋶試金富集鉑族元素ICP-MS法（孫亞莉等，1997）對於黑色岩系中的PGE來說並不合適，但目前還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
表3-5 三大灣和硫磺廠同一樣品兩次分析結果的對比
俄羅斯的科學家通過30多年研究，也明確指出，常規的方法和目前通用的火試金法對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是不適合用的，因為在試樣加熱過程中，PGE很可能隨著C元素的揮發而「丟失」！盡管俄羅斯的科學家已經掌握了相應的分析技術，但他們嚴格保密，無論是刊物上還是網路上都沒有公開相關的測試技術；盡管國內有關研究人員多次建議相關部門設立專門的分析測試研究課題，但一直得不到批准，以至於野外找礦工作停滯不前。因此，我們建議，中國地質調查局及其他有關部門還是應該立項開展黑色岩系中PGE的分析測試研究工作。這不僅僅是一個項目的問題，而是關繫到能不能從我國揚子地台周邊及新疆東天山、西天山等地廣泛分布的黑色岩系中找到鉑族元素礦床的重大現實問題。
2.缺乏長期堅持不懈的研究和地質找礦工作
原地質礦產部孫大光部長曾經在1977年的全國地質工作大會上專門強調鉑族金屬是國家的急缺礦產資源，應該加強地質找礦工作。隨後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掀起了全國范圍內尋找鉑族元素礦床的一個小高潮，並推動了四川楊柳坪和雲南金寶山兩個鉑族元素礦床的成功勘探。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鉑族元素礦床的地質找礦工作基本停止。21世紀初.隨著地質大調查項目的實施，又一次開展了鉑族元素礦床的找礦工作，曾經設立了重慶城口黑色岩系中鉑族元素礦床的地質找礦評價等項目，但由於分析測試等方面的原因無果而終。
綜觀國內外鉑族元素礦床的地質找礦經驗，沒有哪個礦床是在短期內查明其資源量的。即使是美國的斯提爾沃特（Stillwater），盡管在成礦模式的指導下只用了短短一兩年時間就發現了礦，但用了10多年時間才初步查明其資源狀況，而從查明資源狀況到開發利用又花了20多年時間。即使是已經開採的礦床，由於綜合評價等方面的原因也會給礦山開發帶來波折。如加拿大的伊勒湖鈀礦床，1993年開始開采，連年虧損，到1998年幾乎關閉，後來在資料二次開發和成礦規律重新總結的基礎上，通過重新評價大大地擴大了資源量，選擇了類似於斑岩銅礦「低品位大礦量」的開采理念，從而起死回生（施俊法等，2005）。因此，對鉑礦來說，短平快項目是不太可能取得找礦突破的。
3.采選冶研究嚴重滯後
黑色岩系中的鉑族元素礦化以「低品位大儲量」為特點，因此，采選冶就成為開發此類礦產資源的關鍵。但目前我們還沒有此方面研究成果的報道，尤其是C質吸附PGE的問題亟待解決。本次研究發現，三大灣地區含C質岩系中的PGE可能被C吸附，類似於「碳吸附金」的情況。如何查明PGE與「C」之間的「吸附」機制並把PGE從「C」中解吸下來，不僅僅是一個礦床成因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礦床開發的技術問題。建議首先開展PGE與C的聯測研究，即同時測定樣品中PGE的含量和C（包括不同類型的「C」）的含量，查明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然後研究C與PGE之間的吸附與反吸附問題，為黑色岩系中PGE的回收提供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