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葯誰發明的

1. 青黴素是誰發明的

青黴素是細菌學家弗萊明發現的，青黴素一直存在於自然中，不是人去發明的。

1929年，弗萊明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遺憾的是，這篇論文發表後一直沒有受到科學界的重視。

在用顯微鏡觀察這只培養皿時弗萊明發現，黴菌周圍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這意味著黴菌的某種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此後的鑒定表明，上述黴菌為點青黴菌，因此弗萊明將其分泌的抑菌物質稱為青黴素。

然而遺憾的是弗萊明一直未能找到提取高純度青黴素的方法，於是他將點青黴菌菌株一代代地培養，並於1939年將菌種提供給准備系統研究青黴素的英國病理學家弗洛里和生物化學家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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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黴素它不能耐受耐葯菌株（如耐葯金葡）所產生的酶，易被其破壞，且其抗菌譜較窄，主要對革蘭氏陽性菌有效。青黴素G有鉀鹽、鈉鹽之分，鉀鹽不僅不能直接靜注，靜脈滴注時，也要仔細計算鉀離子量。

青黴素類抗生素的毒性很小，由於β-內醯胺類作用於細菌的細胞壁，而人類只有細胞膜無細胞壁，故對人類的毒性較小，除能引起嚴重的過敏反應外，在一般用量下，其毒性不甚明顯。

使用該品必須先做皮內試驗。青黴素過敏試驗包括皮膚試驗方法（簡稱青黴素皮試）及體外試驗方法，其中以皮內注射較准確。皮試本身也有一定的危險性，約有25%的過敏性休剋死亡的病人死於皮試。所以皮試或注射給葯時都應作好充分的搶救准備。

在換用不同批號青黴素時，也需重作皮試。乾粉劑可保存多年不失效，但注射液、皮試液均不穩定，以新鮮配製為佳。而且對於自腎排泄，腎功能不良者，劑量應適當調整。此外，局部應用致敏機會多，且細菌易產生抗葯性，故不提倡。

2. 西葯是哪個國家發明的

西葯即為有機化學葯品，無機化學葯品和生物製品。

3. 葯是誰發明的，葯的第一個發明者是誰

神農。

神農氏本是三皇之一，出生在烈山的一個石洞里，傳說他牛頭人身。由於他的特殊外形和勤勞勇敢，長大後被人們推為部落首領，因為他的部落居住在炎熱的南方，稱炎族，大家就稱他為炎帝。有一次他見鳥兒銜種，由此發明了五穀農業，因為這些卓越的貢獻，大家又稱他為神農。

他看到人們得病，又到都廣之野登建木上天帝花園取瑤草而遇天帝贈神鞭，神農拿著這根神鞭從都廣之野走一路鞭一路回到了烈山。神農嘗百草多次中毒，都多虧了茶解毒。因誓言要嘗遍所有的草，最後因嘗斷腸草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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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期嘗百草發明了葯草療疾，炎帝神農悟出了草木味苦的涼，辣的熱，甜的補，酸的開胃。他教民食用不同的草葯治不同的病，先民因病死亡的也少多了。為「宣葯療疾」還刻了「味嘗草木作方書」。這便是人類醫學科學的發端！

神農親驗本草葯性，是中葯的重要起源。這一過程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無數次的反復實踐，積累下來許多葯物知識，被纂刻記載下來。隨著歲月的推移，積累的葯物知識越來越豐富，並不斷得到後人的驗證，逐步以書籍的形式固定下來，這就是《神農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成為中國最早的中草葯學的經典之作，後世本草著作莫不以此為宗，對中醫葯的發展一直產生著積極的影響，並逐步發展豐富，形成了如今世界聞名的中醫葯寶庫。

4. 西醫的發明人是誰

西方沒有西醫這個說法，西醫是中國對現代醫學的稱呼。
現代醫學之父是希波克拉底

5. 西葯發明前西方人如何治病

西葯發明前西方人基本按人們的意願或者猜想來治病，和我國古代差不多。
古代西方醫學的「四體液學說」認為人體是由血液、粘液、黃膽液、黑膽液組成的，而且各個部分是相互聯系的，身體中充滿了各種液體，這些液體的平衡是機體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它們的平衡與否反映在氣色、氣質和性情上；同時，古代西方醫學還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聯系，並非常重視保持健康，認為健康主要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心態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古代西方醫學要求醫生應當特別重視研究每個病人個體健康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所以它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的是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
科學的進步使近代西方人認識到，大自然有著自己的運動規律，不能按人們的意願或者猜想來解釋，而是只能用機械理論並以幾何和數學語言來表述清楚。這種機械論的觀點大大推動了醫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認為機體的不適並不隨個體的不同而不同，實際上任何疾病都是由於機體內受到某種傷害而引起的，葯物和外科手術可以治癒或者緩解疾病。20世紀後期，「社會-心理-生物」綜合醫學模式的現代西方醫學興起，隨著系統生物學與系統生物技術的發展，21世紀伊始開始走向後基因組時代的系統醫學與個性化醫療衛生時代。

6. 現代西葯發明之前，西方人吃什麼葯

好像是五花八門，我就聽說過，古羅馬的皇帝為了治病喝過400個奴隸的血，專還有中世紀還屬流行過吸血放血等玩意。我認為中醫與西醫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其陰陽五行的理論，至於吃什麼要倒不是十分重要。
現代的西醫是隨著醫葯擺脫了中世紀神學束縛之後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其主要理論是建立在人體解剖學的基礎之上的。

7. 是誰發明的葯

國古書中有「神農嘗百草，始有醫學」的記載，可見中國人用天然植物作為葯物的歷史在炎黃二帝時期即已開始。夏禹時代，即公元前2140年，中國人已知釀酒，以後即發展出葯酒用於治病。一直延續至今的中葯湯劑的發明，始於商湯王朝時代。到後漢張仲景及晉代葛洪時期，已有完整的葯物及其劑型的記述。公元657年，中國唐朝帝國頒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國性的葯典。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葯學大全，是明代李時珍畢其一生精力所著的《本草綱目》。 古希臘時期有用葯的記載，醫學先驅克拉底已開始用礦物和植物治病。化學葯物則始於瑞士煉丹家巴拉塞爾蘇斯。其後，德國葯師塞圖內爾於1805年從鴉片中提純了嗎啡，並開始了生物鹼類的半合成工作。德國化學家艾利希則在1885年首先提出並大力發展化學治療學，是現代化學治療學的奠基人。 現代葯學的內容包括了葯物(葯材)的製造，鑒別與分析，配合，葯理，保存，標准化工作，臨床應用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在內。其中就葯物製造看，常以構效關系為理論指導；就葯物作用看，已深入到亞細胞-分子水平進行研究。 現代葯物有化學來源與生物來源兩大類。化學來源的葯物涉及到葯物設計，葯物化學，生物合成葯物化學等；天然來源的葯物則涉及天然葯物化學，植物化學分類學，生化葯學等。(圖一)華夏文明始祖之一軒轅黃帝，中國醫學和用葯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此

8. 西醫是誰發明的

Ⅰ、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並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後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後，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後，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葯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葯的有效成分先後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後各種葯物的合成精製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Ⅱ、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葯學。由於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並不優於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後，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前沿，也是西方醫學最早輸入和最先繁榮的城市。早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鴉片戰爭後，1842年11月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於舊址重開醫院，在1845年以前，教會醫院的外科切割手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1846年伯駕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醫院第一次試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同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傑克遜(Jackson CT．)醫師研製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隨同附來的一封信介紹有使用這種儀器和葯物的方法。這種儀器的安全性顯然更好。時隔兩年伯駕很快又引進氯仿麻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麻醉葯引入教會醫院，使教會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范圍大大擴展。以伯駕為代表的教會醫生在引進麻醉劑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國醫生摩頓(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國1846年12月，倫敦外科醫生也開始應用乙醚於外科手術，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醫生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首先用氯仿於外科手術。這兩種麻醉葯為西醫外科發生根本性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教會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為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1842年後廣州教會醫院的治療范圍逐漸擴大，眼病雖然是醫院的治療重點，但是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到內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 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 AP．)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扎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葯品。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於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餘人次，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於這種有利的形勢，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葯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來上海開診所。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國聖公會的菲什(Fish 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裡聖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法國天主教會於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寧波、廈門、福州三個同時新辟的口岸,傳教士當然不會放棄。這三個口岸醫葯傳教的情形與上海、廣州沒有根本區別，不過規模較小。1843年11月浸禮會的麥高恩(Macgowan DJ．)就在寧波城內商業區利用一個中國商人提供的房屋辦起診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國長老會的麥卡特夫婦(McCartee DB．)到寧波傳教，在住宅里看病，他們在這里收養中國女孩金韻梅並給予教育，然後送到美國紐約學習醫學，學成回國後一直為教會作醫療工作，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留學醫科的女醫生。1841年廈門被英軍佔領。1842年6月，英國傳教士卡明(Cumming WH．)醫生在靠近廈門的鼓浪嶼開辦診所，1843年11月，美國長老會赫伯恩（Hepburn JC．)也來到鼓浪嶼在卡明的診所工作。但是，根據教會的指示，他們很快從鼓浪嶼轉到廈門市區內。1848年倫敦會醫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廈門開始醫葯傳教工作。1850年美國長老會揚(Young JH.)醫生到廈門開辦診所。1853年赫希伯爾格(Hirschberg HJ．)從香港來到廈門接替揚，直到1858年。福州教會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會懷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開診所，1851年威爾納（Wiley）來繼續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國。1850年英國聖公會的韋爾頓到福州，在一個佛教廟宇辦診所到1856年。
1842年後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國駐軍和外國商人，當內地發生戰爭時大部分傳教士和僑民便選擇香港作暫棲地，這個狹小的港島成為出入中國的重要門戶。港島因此變得擁擠，加之氣候炎熱和潮濕，經常流行瘧疾、痢疾和黃疸病。病人不僅有原島上的中國居民，還有英軍士兵。英軍艦船上的軍醫院無法適應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療需要，軍醫院從船上搬到島上。1843年軍醫院全部遷入港島上一幢新建的樓房裡，同年，香港成立公共衛生和清潔委員會，1844年3月，香港頒布「維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潔」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國內外科學會」，由英國海軍醫生塔克(Tocker A．)任會長，合信(Hobsen B．)任秘書，成員共7人。學會下面設一所圖書館，他們和內地教會醫生有密切的關系，定期召開醫學討論會，與內地醫生共同研究中國常見的流行病和中國植物葯物等問題。由塔克代表該醫學會提議在香港建立一所教會醫院和醫學校，教會醫院計劃很快得到實現，但關於香港醫學校的計劃後來因為經費來源出現了困難和香港內外科醫學會的悄灰解體沒有得到實施。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並於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後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盡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醫學會雖然批准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後，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用於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後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准醫學著作。

9. 西葯是在哪個國家發明的

阿拉伯
最原始可能追溯到蒙古或者其他。可能與我們現在的蒙醫、藏葯有些相似。。內
但在歐容洲黑暗的中世紀，文化藝術科學等都有阿拉伯人承傳。後來的文藝復興才把這些逐漸「請」了回去。但總的來說，「文藝復興」只是假借「復興」之名來學習外來文化而已。

10. 中葯是誰發明的

中葯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勞動人民幾千年來在與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通過實踐，不斷認識，逐漸積累了豐富的醫葯知識。由於太古時期文學未興，這些知識只能依靠師承口授，後來有了文字，便逐漸記錄下來，出現了醫葯書籍。這些書籍起到了總結前人經驗並便於流傳和推廣的作用。中國醫葯學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總結，對於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有著巨大的貢獻。由於葯物中草類佔大多數，所以記載葯物的書籍便稱為「本草」。據考證，秦漢之際，本草流行已較多，但可惜這些本草都已亡佚，無可查考。現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稱為《神衣本草經》，著者不詳，根據其中記載的地名，可能是東漢醫家修訂前人著作而成。《神農本草經》全書共三卷，收載葯物包括動、植、礦三類，共365種，每葯項下載有性味、功能與主治，另有序例簡要地記述了用葯的基本理論，如有毒無毒、四氣五味、配伍法度、服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劑型，可說是漢以前中國葯物知識的總結，並為以後的葯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將《神農本草經》整理補充，著成《本草經集注》一書，其中增加了漢魏以下名醫所用葯物365種，稱為《名醫別錄》。每葯之下不但對原有的性味、功能與主治有所補充，並增加了產地、採集時間和加工方法等，大大豐富了《神農本草經》的內容。到了唐代，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對外交通日益頻繁，外國葯物陸續輸入，葯物品種日見增加。為了適應形勢需要，政府指派李勣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經，稱為「唐本草」後又命蘇敬等重加修正，增葯114種，於顯慶四年（公元659年）頒行，稱為《新修本草》或《唐新本草》，此書由當時的政府修訂和頒行，所以可算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葯典。這部本草載葯844種，並附有葯物圖譜，開創了中國本草著作圖文對照的先例，不但對中國葯物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而且不久即流傳國外，對世界醫葯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以上所述是中國古代葯物知識的三次總結，以後每隔一定時期，由於葯物知識的不斷豐富，便有新的總結出現。如宋代的《開寶本草》、《嘉祐補注本草》，都是總結性的。到了北宋後期，蜀醫唐慎微編成了《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他將《嘉祐補注本草》與《圖經本草》合並，增葯500多種，井收集了醫家和民間的許多單方驗方，補充了經史文獻中得來的大量葯物資料，使得此書內容更為充實，體例亦較完備，曾由政府派人修訂三次，加上了「大觀」、「政和」、「紹興」的年號，作為官書刊行。明代的偉大醫葯學家李時珍（公元1518～1593年），在《證類本草》的基礎上）進行徹底的修訂，「歲歷三十稔，書考八百餘家，稿凡三易」，編成了符合時代發展需要的本草著——《本草綱目》，於李時珍死後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書載葯1892種，附方11000多個。李時珍在這部書中全面整理和總結了十六世紀以前中國人民的葯物知識，並作了很大發展。他改繪葯圖，訂正錯誤，並按葯物的自然屬性，分為十六綱，六十類，每葯之下，分釋名、集解、修治、主治、發明、附方及有關葯物等項，體例詳明，用字嚴謹，是中國本草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也是中國科學史中極其輝煌的成就。李時珍長期親自上山采葯，遠窮僻壤，遍詢土俗，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對葯物進行實地考查和整理研究，並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力辟迂儒之謬論，痛斥方士之邪說，糾正了古代本草中不少葯物品種和葯效方面的錯誤，才使《本草綱目》一書達到前代一切本草遠未達到的水平，這部書在十六世紀初就流傳中外，曾經多次刻印並被譯成多種文字，不但對世界醫學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也是研究動植礦物的重要典籍。清代乾隆年間趙學敏編成《本草綱目拾遺》一書，對《本草綱目》作了一些正誤和補充，增葯716種。由漢到清，本草著作不下百餘種，各有所長，但可稱為總結性的，只有上述幾書。其餘如地方性的《滇南本草》（明。蘭茂）、專記外來葯物的《海葯本草》（唐。李殉）。記載食物療法的《食療本草》（唐。孟銑）、記載救荒植物的《救荒本草》（明。朱橚）、側重葯物鑒別的《本草衍義》（宋。寇宗黃）、側重葯物炮炙的《炮炙論》（南北朝劉宋。雷敩）以及便於學習誦讀、翻檢查閱或臨症參考的中小型本草多種。清代道光年間，吳其浚的兩部專論植物的著作：《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專長編》問世，前者記載植物1714種，後者描述了植物838種。對於每種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和產地敘述頗詳，並附有精確插圖，尤其著重植物的葯用價值與同名異物的考證，所以雖非葯物專著，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中國古代人民關於葯物的知識還收栽在許多醫學和方劑學的著作中。例如東漢張仲景所著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唐。孫思邈的《干金備急方》和《千金翼方》、宋。陳師文等所編的《太平惠民和濟局方》、明。朱橚等的《普濟方》等等，不勝枚舉。這些書籍中收載的葯物和方劑，很多至今還被廣泛地應用著，具有很好的療效。很多中草葯的療效不但經受住了長期醫療實踐的檢驗，而且也已被現代科學研究所證實。有些中草葯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結構等也已經全部或部分地研究清楚。例如麻黃平喘的有效成分麻黃鹼、常山治瘧的有效成分常山鹼、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氫掌葉防己鹼（延胡索乙素）、黃連和黃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櫱鹼（黃連素）、黃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黃芩素、大黃瀉下的有效成分番瀉甙等等。為了保證葯物的療效，中國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對於葯物的栽培、採收、加工、炮製、貯藏保管等方面，也都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通過長期實踐所積累起來的醫葯遺產是極為豐富、極為寶貴的。我們應當珍視這個祖國醫葯學的偉大寶庫，努力發掘，加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