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異藝術創造

㈠ 造成中西文化差異的原因

中國文化特點與西方不同的原因：

中國的古代文明，發源於大河流域，屬於農業文明，人們比較安分保守。因為東方人民依靠一塊土地可以活一輩子，所以文化比較內向。

西方的古希臘文明，發源於愛琴海沿岸，屬於海洋文明，況且歐洲的農耕遠不像中國的農耕在古代社會那樣重要，所以歐洲人喜歡向外探索，所以文化比較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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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包括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道德等。

1、思維方式：

西方人注重思辯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在西方哲人看來，只有思辯性的東西才是最真實、最完善、最美好的。

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是通過歸納推理，演繹推導，而是基於事實，憑借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加以識別、理解和進行整體判斷。與直觀的思維方式相聯系，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是「體知」而不是「認知」。

2、價值取向：

西方人注重以自我為中心，重個人、重競爭；西方人的價值觀認為，個人是人類社會的基點。每個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質量都取決於自己的能力，有個人才有社會整體，個人高於社會整體。

中國人注重群體、社會、和諧。 中國人的價值觀，強調群體意識，社會意識，個人利益應當服從社會整體利益，只有整個社會得到發展，個大才能得到最大利益。。

3、倫理道德：

西方人注重個人放任，創新發展，張揚榮譽；西方人崇尚個人奮斗，尤其為個人取得成就而自豪，從不掩飾自己的自信心、榮譽感和獲得成就後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勵個人開拓創新，做一番前人未做過的，傑出超凡的事業；西方人的家庭觀念比較淡漠。

中國人注重謙虛謹慎，不偏不倚。 中國文化在個人取得成就時，不主張炫耀個人榮譽，而是提倡謙虛謹慎，反對「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在人際關繫上，中國傳統的文化則要求人們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維護現狀，保持和諧。

㈡ 魯迅時代背景

魯迅1881-1936所處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面臨生死存亡嚴重威脅的半殖民地半封回建的社會答。

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戰後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19世紀末70年代，日本侵犯台灣，後勒索中國白銀50萬兩作為撤兵條件，此後日本開始侵華計劃。

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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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作品的時代視角對學生的寫作視角的啟發仍然具有重要的當下意義。魯迅作為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處處展現出他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始終保持著一個凝視、省思的視角。同時，他自我解剖，洞察社會，能看到自己與他人與時代的差異和錯位。

因此，魯迅作品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當下的時代，看到自我和他人與時代的一致性，也能學會從而更深刻地感知和把握時代，這樣學生寫作的思想內涵才會出新，才會見真正的創新創造力，展現出時代的意義。

㈢ 音樂家聶耳的一生故事

1912年2月，聶耳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1927年考入雲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到上海，參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初，聶耳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

聶耳創作了數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影響中國音樂幾十年。他的音樂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嚴肅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藝術創造性，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發展指出了方向，樹立了中國音樂創作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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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耳的創作生涯：

1932年4月，由田漢介紹加入左翼劇聯及其劇評小組。8月，聶耳來到北平，參加當地左翼劇聯和音樂家聯盟的活動與演出，並於次月報考北平藝術學院音樂系，僅參加了文化公共課的筆答初試，未能通過。以後他又報考過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小提琴選科，因為「沒有拉好」未被錄取。11月，進入聯華影業公司一廠工作，參加「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並組織「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組。

1933年，聶耳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4月，聶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樂部工作。聶耳於1934年底，聶耳搬至淮海中路1258號三層閣樓居住，現聶耳舊居為民居。同年底，聶耳應聘為聯華影片公司二廠的音樂部主任，為影片《新女性》作曲並配樂。

1935年初，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作曲，1935年1月聶耳任聯華二廠音樂部主任。隨後為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於1935年4月15日離開了上海，擬途經日本赴歐洲和蘇聯考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