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創造背景

1. 我國國歌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創作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是中華民族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背景下創作。歌詞作者是田漢，曲作者是聶耳。

2. 國歌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義勇軍進行曲》最早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1934年秋，田漢為該片寫了一首長詩，其中最後一節詩稿被選為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歌詞寫完後不久，田漢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 。

1935年2月，導演許幸之接手《風雲兒女》的拍攝，不久後，去監獄里探監的同志輾轉帶來了田漢在獄中寫在香煙盒包裝紙背面的歌詞，即《義勇軍進行曲》的原始手稿。當時，聶耳正准備去日本避難，得知電影《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要求為歌曲譜曲，並承諾到日本以後，盡快寄回歌稿 。

聶耳在收到歌詞後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後，完成了曲譜的定稿，並在四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 。之後，為了使歌曲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聶耳和孫師毅商量，對歌詞作了3處修改，從而完成了歌曲的創作。

(2)國歌創造背景擴展閱讀

《義勇軍進行曲》是一首極富創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聶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創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漢散文詩般的歌詞，按照音樂的規律，處理得異常生動、有力和口語化；在旋律創作上，他既吸收了國際上革命歌曲的優秀成果和西歐進行曲的風格特點，又使之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從而使此歌能為廣大群眾所掌握，發揮其戰斗作用。

歌曲開始是六小節進軍號般的前奏。它具有鏗鏘的節奏、明亮雄偉的旋律，其中三連音的妙用，更增強了歌曲的戰斗氣氛。前奏雖然短小，但卻蘊含著整個歌曲情感和旋律發展的基礎。歌曲環環相扣，層層推進。這一進行貫穿全曲，曲末並作多次重復，給人以堅定不移、勢不可擋之感。

聶耳根據歌詞分句的特點，把這首歌曲處理成由六個長短不等的樂句所形成的自由體結構。雖然每個樂句的旋律、結構都各不相同，但樂句與樂句之間，銜接緊密，發展自然，唱起來起伏跌宕、渾然一體。

歌詞第一、二句都是帶有號召性的。作曲家把這兩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趨勢處理，特別是節奏的安排，採用了後半拍起句，更能給人以緊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並作四度上行跳進，顯得庄嚴雄偉而又富有推動力。

歌詞第三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全部歌詞中最重要的警句。聶耳在這里不僅運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強音，而且創造性地在「中華民族到了」之後，突然休止半拍，從而使「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得到突出的強調 。

《義勇軍進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鏗鏘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詞，表達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強烈憤恨和反抗精神，體現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堅強、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英雄氣概。

3.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背景

《義勇軍進行曲》創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衛抗爭的烽火。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紛紛興起。不到1年的時間，東北抗日義勇軍已達30萬之眾。2月起，部分東北各抗日武裝力量改編為抗日聯軍，繼續在各地區進行抗日斗爭。在抗聯艱苦抗戰的時候，一首歌曲從上海的一座監獄里傳出：這是作家田漢為當時的電影《風雲兒女》寫的一首歌詞，由聶耳譜曲，它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34年，朱慶瀾出資贊助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電影《風雲兒女》，由田漢編劇。但是，田漢只是交出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就於1935年2月19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了，後來這部電影由我國第一代電影導演夏衍改成攝制台本。田漢被捕後，音樂家聶耳找到夏衍，承擔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創作任務。
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又修改了《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的初稿，曲譜定稿後，寄回國內。
據上海國歌展示館工作人員介紹，在電影《風雲兒女》前期拍攝完成以後，田漢的主題歌歌詞並沒有確定歌名，而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只寫了3個字「進行曲」。《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歌詞和「進行曲」兩個名稱如何成為一個名字呢？作為電影《風雲兒女》投資人的朱慶瀾將軍，畫龍點睛地在「進行曲」3個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3個字，《風雲兒女》主題歌的歌名就成了《義勇軍進行曲》。最後，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義勇軍進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誕生於1935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戰斗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去建設社會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後於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
1934年春，田漢決定寫一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後來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後，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國的大地上傳唱開來。伴隨著「一二·九」運動的學潮，救亡運動的巨浪，抗日戰爭的烽火，解放戰爭的硝煙，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譽海外，在全世界傳播。

4. 介紹國歌創作的歷史背景和國歌代表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義勇軍進行曲》新詞。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撤銷1978年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新詞，恢復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被稱為中國民族解放的號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誕生以來，在人民中廣為流傳，對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定把這首歌作為代國歌，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傳統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國歌的誕生

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人民政協開會商討國歌。著名畫家徐悲鴻和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委員力薦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毛澤東、周恩來當即表示支持他們的意見。但有人認為新中國就要成立了，而此歌的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時了，主張改詞。周恩來發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留下這句話，讓我們耳邊警鍾長鳴。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1934年田漢（右）與聶耳合影 新華社發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1935年，劇作家田漢作詞；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聶耳作曲。這首歌原為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影片《風雲兒女》描寫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一些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線。田漢在寫完這部電影故事以後，便遭反動派逮捕，主題歌詞是寫在一張香煙的錫箔襯紙上。聶耳主動拿去歌詞，在他去日本前完成歌譜初稿，到日本後不久，把歌譜全部完成寄回。歌曲隨電影的放映，更由於救亡運動的開展，流傳於全國每一個角落，被稱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

「文革」中，由於田漢被打倒，歌詞不讓唱了，《國歌》只能由樂隊演奏。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義勇軍進行曲》新詞。改定國歌歌詞後，各方面對此一直有不同意見，要求恢復國歌原來的歌詞。直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撤銷1978年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新詞，恢復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詳情請見：http://news3.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520.htm

5. 《國歌》是在什麼背景下創造的

田漢詞聶耳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

《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這部影片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極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把它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後又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很多人對這首歌想追根尋源，報刊上也多次刊登過介紹文章，但說法不一。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是說這首歌的歌詞，是田漢同志於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後，在國民黨監獄里，用一張包香煙的紙寫的。不久，他託人帶出了監獄，轉給了孫師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說法是田漢被捕前寫的，在他的「鳳凰的再生」文學劇本之後，他為了證實這幾種說法哪一種更確切，更真實，有人問過田漢同志，田漢同志說他也記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為此專門給《北京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據，夏衍同志在信里這樣說：「這支曲子是聶耳於1935年在日本譜寫後寄回上海的」。

1934年，「電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請田漢同志寫一個電影劇本，到這一年冬天，「電通」公司向田漢同志徵稿。田漢同志就先交了個簡單的，名叫《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給「電通」公司的孫師毅同志。1935年2月，田漢同志就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了。

「電通」公司為了盡快開拍，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同志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徵得田漢同志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在處理主題歌歌詞時，他僅僅修改了幾個字，這就是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聶耳同志正准備去日本，得知影片《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要求，把譜曲的任務交給他，並表示到日本以後，歌稿盡快寄回，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制。果然，沒過多久他就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所以，其它關於這首歌劇作情況的種種謬傳，都是沒有根據的。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寄回上海之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除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使用。

《義通軍進行曲》後來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也經歷了一段有趣的過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得知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要奏、唱本國國歌，代表團有些為難，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代表新中國的國歌，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決定唱《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但是，對歌曲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有爭議。有人說「現在北平（當時北京叫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最後，郭沫若決定把這句詞改成「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代表團回國之後，匯報了這一情況，引起有關方面對制定國歌問題的重視。

1949年6月，第一屆，政協籌備會正籌備新中國成立的一些事項，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國國歌已迫在眉睫，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並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7月15日-26日，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國旗、國徽、國歌徵集啟事」反響十分強烈，截至8月20日，僅國歌一項應徵稿就收到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但都不夠理想。

最早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是畫家徐悲鴻。第六小組經過反復討論，沒有最後確定。

9月2日，政協籌備組第六小組就制定國歌問題再次舉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出席會議，聆聽代表們的意見，張奚若、郭沫若、劉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鴻的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劉良模說：「國歌代表一個國家，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應當在民族解放斗爭中產生，在斗爭中得到人民大眾的承認，遠非大詩人、大音樂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義勇軍進行曲》經受了斗爭的考驗，足以與法國國歌《馬賽曲》媲美，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國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則對歌詞中：」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詞有看法，認為需要改詞，」田漢說：「該曲好是好，我寫的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張奚若、梁思成則認為該曲是歷史性的產物，原詞含義深刻，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來同志最後發言，他說：「我們前面還有著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建設越進展，帝國主義將越加嫉恨我們，破壞我們、進攻我們，你能說：我們就不危險了嗎？還不如留下這句話，經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澤東同志表示贊同。

為了慎重起見，毛澤東和周恩來於9月25日晚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議室又召開了一次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協商座談會，邀請各民主黨派和文化界人士參加會議，意見得到了統一。於是，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決定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審查通過。1949年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代表一次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示正式判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又通過，《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6. 國歌創作背景是什麼

《義勇軍進行曲》最早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1934年秋，田漢為該片寫了一首長詩，其中最後一節詩稿被選為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歌詞寫完後不久，田漢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1935年2月，導演許幸之接手《風雲兒女》的拍攝，不久後，去監獄里探監的同志輾轉帶來了田漢在獄中寫在香煙盒包裝紙背面的歌詞，即《義勇軍進行曲》的原始手稿。當時，聶耳正准備去日本避難，得知電影《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要求為歌曲譜曲，並承諾到日本以後，盡快寄回歌稿。
聶耳在收到歌詞後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1935年4月18日，聶耳到達日本東京後，完成了曲譜的定稿，並在四月末將定稿寄給上海電通影片公司。之後，為了使歌曲曲調和節奏更加有力，聶耳和孫師毅商量，對歌詞作了3處修改，從而完成了歌曲的創作。

7. 中國國歌的創作背景

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年，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 70 年的歌曲，像一支戰斗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去建設社會主義。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先後於 1932 年和 1933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田漢、聶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熱愛祖國救亡運動中。

1934 年春，田漢決定寫一個以熱愛祖國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另一位共產黨員、戲劇家夏衍接手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電影劇本，聶耳主動要求為田漢寫就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當他讀到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的呻吟、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戰士的怒吼，愛國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壯、激昂的旋律從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譜初稿。後來又在躲避國民黨政府追捕的顛沛流離中完成了曲譜定稿。一首表現中華民族的剛強性格，顯示祖國尊嚴、充滿同仇敵愾、團結御敵豪邁氣概的革命戰歌就這樣誕生了。這是聶耳短暫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作品。

8. 我國國歌的創作年代、創作背景。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歌詞是田漢於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後，在國民黨監獄里寫的，後經聶耳在日本譜曲，成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

這部影片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

這首歌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極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新中國成立後，它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後又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9. 國歌產生時的歷史背景。

田漢詞聶耳曲誕生於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年代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為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中華民族的堅強鬥志和不屈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

《義勇軍進行曲》原是聶耳於1935年，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影片《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這部影片描寫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詩人辛白華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拯救祖國，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兩次出現，給觀眾極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抗戰歌曲。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把它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後又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很多人對這首歌想追根尋源，報刊上也多次刊登過介紹文章，但說法不一。其中流傳最廣的一種，是說這首歌的歌詞，是田漢同志於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後，在國民黨監獄里，用一張包香煙的紙寫的。不久，他託人帶出了監獄，轉給了孫師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說法是田漢被捕前寫的，在他的「鳳凰的再生」文學劇本之後，他為了證實這幾種說法哪一種更確切，更真實，有人問過田漢同志，田漢同志說他也記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為此專門給《北京晚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據，夏衍同志在信里這樣說：「這支曲子是聶耳於1935年在日本譜寫後寄回上海的」。

1934年，「電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請田漢同志寫一個電影劇本，到這一年冬天，「電通」公司向田漢同志徵稿。田漢同志就先交了個簡單的，名叫《鳳凰的再生》的文學劇本，給「電通」公司的孫師毅同志。1935年2月，田漢同志就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了。

「電通」公司為了盡快開拍，決定請孫師毅把田漢同志的文學劇本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孫師毅徵得田漢同志同意，影片改名為《風雲兒女》。在處理主題歌歌詞時，他僅僅修改了幾個字，這就是原詞第六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改成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當時，聶耳同志正准備去日本，得知影片《風雲兒女》有首主題歌要寫，主動向孫師毅、許辛之要求，把譜曲的任務交給他，並表示到日本以後，歌稿盡快寄回，決不會耽誤影片的攝制。果然，沒過多久他就從日本寄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譜。所以，其它關於這首歌劇作情況的種種謬傳，都是沒有根據的。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寄回上海之後，由賀綠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除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風雲兒女》中使用。

《義通軍進行曲》後來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也經歷了一段有趣的過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應邀出席，得知大會規定：開幕式那天各國代表團進入會場時，都要奏、唱本國國歌，代表團有些為難，因為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沒有代表新中國的國歌，於是，大家在一起研究，決定唱《義勇軍進行曲》來代替。但是，對歌曲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有爭議。有人說「現在北平（當時北京叫北平）已經解放，新中國即將成立，怎麼能這樣唱呢？」最後，郭沫若決定把這句詞改成「中國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代表團回國之後，匯報了這一情況，引起有關方面對制定國歌問題的重視。

1949年6月，第一屆，政協籌備會正籌備新中國成立的一些事項，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國國歌已迫在眉睫，他們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沈雁冰任副組長的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並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由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人組成，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7月15日-26日，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在《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國旗、國徽、國歌徵集啟事」反響十分強烈，截至8月20日，僅國歌一項應徵稿就收到632件，歌詞歌譜6926首，但都不夠理想。

最早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是畫家徐悲鴻。第六小組經過反復討論，沒有最後確定。

9月2日，政協籌備組第六小組就制定國歌問題再次舉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出席會議，聆聽代表們的意見，張奚若、郭沫若、劉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鴻的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劉良模說：「國歌代表一個國家，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應當在民族解放斗爭中產生，在斗爭中得到人民大眾的承認，遠非大詩人、大音樂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義勇軍進行曲》經受了斗爭的考驗，足以與法國國歌《馬賽曲》媲美，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國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則對歌詞中：」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詞有看法，認為需要改詞，」田漢說：「該曲好是好，我寫的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的歌詞；」張奚若、梁思成則認為該曲是歷史性的產物，原詞含義深刻，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來同志最後發言，他說：「我們前面還有著帝國主義敵人，我們建設越進展，帝國主義將越加嫉恨我們，破壞我們、進攻我們，你能說：我們就不危險了嗎？還不如留下這句話，經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澤東同志表示贊同。

為了慎重起見，毛澤東和周恩來於9月25日晚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議室又召開了一次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的協商座談會，邀請各民主黨派和文化界人士參加會議，意見得到了統一。於是，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決定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審查通過。1949年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代表一次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示正式判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1978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又通過，《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