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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教育的首創者

發布時間:2021-08-07 05:04:28

㈠ 創新教育起源於20世紀40年代的哪裡

「創新教育」是一個新詞。「創新」一詞早在《南史?後妃傳?上?宋世祖殷淑儀》中就曾提到過的,是創立或創造新的東西的意思。但我們現在更多的是引用國際上經濟方面的創新理論。「創新」英文是「Innovations」,其含義,它一是指前所未有的,即像現在說的創造發明的意思;二是引入到新的領域產生新的效益也叫創新。比爾?蓋茨是公認的知識經濟時代的代表人物,但是給他帶來巨大財富的幾乎沒有一個是他自己的發明創造,都是別人發明創造的東西他拿過來加以變化、重新組合,進行開發,最終使他成為全球首富。由此可見,「創新」的含義比創造發明含義寬。創 創新教育成立大會
造發明是指首創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而創新則還包括將已有的東西予以重新組合、引入產生新的效益。這樣理解就比較容易與本世紀初經濟領域里的創新理論相吻合了。

㈡ 當代中國教育學家有哪些

當代中國教育學家有:

1、葉瀾:中國著名教育家,女,祖籍福建南安,1941年12月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本科,並留校工作至今,現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名譽所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2、王寶祥:著名教育學家,20年一線教學,班主任和領導教學經驗,在業界有良好的口碑。北京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北京教育科學院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主任,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班主任工作研究會副理事長。

3、樊恭烋:曾先後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統戰部長、工會副主席、校務委員會秘書,北京航空學院籌委會委員、黨委常委、教務長,北京工業大學教務處長、副校長、常務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校長、名譽校長。

4、吳晗清:教育學博士,心理學博士後。師從我國當代著名教育家、中國教學論專業委員會終身名譽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裴娣娜先生。現任職於首都師范大學化學系。西南大學、廣西師范大學國培計劃培訓專家,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教育碩士兼職導師。

5、張春光: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新中國式家長學堂》課程創始人,課程的啟蒙篇同時也編寫配套的家園共育叢書《不教的教育》。

㈢ 以兒童為中心,做中學教學方法的首創者是誰

與注入式教學相對立的啟發式教學,是中外教育史所公認的重要教學原則。誰是其首創者?外國教育史歷來認為它屬古希臘思想家、教育家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69一二399年)最先倡導,並被稱為「產婆術」。豈不知,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孔子(約公元前5 51一一4 79年)早於蘇氏就創立了啟發誘導式教學,「啟發」這一概念的最先形成也在他。孔子早於蘇氏80多年降世,謝世後約10年才是蘇氏降世,孔子提倡啟發式教學至少要比蘇氏早半個世紀。那麼,首創屬誰不是一目瞭然嗎! 我們視孔子的啟發式教學為世界之冠,不僅由於屬他首創,更重要的是孔子的這一原則所體現的教學思想之深刻、教學藝術之高、形式之多樣以及科學性、民主性,均在中外教育史上或有首創之功,或屬罕見,尤為蘇氏所不及。蘇氏認為真理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靈中,哲學家和教師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認識這種真理。為此,他在教學時,常用設問方式提出問題,讓學生選用已有知識加以回答。如回答錯了他便用暗示性的補充提問來引導,最後使學生得出蘇氏認為正確的答案

㈣ 首創教育 什麼情況

著昭覺寺地鐵旁邊 升學率老高了

㈤ 首創教育咋樣

成立14年,根據學生的基礎情況和需求,設置有不同的班型。

㈥ 創造教育的來源

(1)創造教育的溯源。
據考究,創造教育的思想自古有之,但真正明確提出並具體、系統地實施,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20世紀30、40年代的一些企業。1933年,美國電氣與電子協會高級會員H·奧肯寫成了發明講義,並向麻省教育部申請在波士頓開辦發明訓練班;1937年,R·史帝文森在通用電氣公司為技術人員開設了創造工程課程。這可認為是創造教育的濫觴。
1938年,美國BBDO廣告公司副總裁奧斯本發明了發明技法「頭腦風暴法」,被稱為創造力開發上的里程碑,奧斯本也被稱為「創造學之父」。10年後在布法羅大學創辦了培訓創造性思維的學校,正式開始進行創造教育。50年代以後,以吉爾伏特為首的一批美國心理學家參與了創造力的研究,創造力與教育的關系受到重視,創造性教學受到關注。由此看來,創造教育源起於企業界、工業界而非教育界。
(2)創造教育的概念及其特點。
創造教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我們中小學實施的應是廣義的創造教育,是指根據創造學的基本原理,以培養人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造個性、創新能力為目標,有機結合哲學、教育學、心理學、人才學、生理學、未來學、行為科學等有關學科,全面深入地開發學生潛在創造力,培養創造型人才的一種新型教育。
其主要特點有:突出創造性思維,以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為重點;注重個性發展,讓學生的稟賦、優勢和特長得到充分發展,以激發其創造潛能;注意啟發誘導,激勵學生主動思考和分析問題;重視非智力因素。培養學生良好的創新心理素質;強調實踐訓練,全面鍛煉創新能力。

㈦ 女子教育的倡導者是誰

嚴范孫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後出任貴州學政、學部左侍郎等職。清朝鼎覆,先生繼續活躍於文化教育領域,發揚我國私人辦學之傳統優勢,並注入時代活力,積極探索與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獎掖後進,成就者多;且擅書法,與華世奎、孟廣慧、趙幼梅並稱津門四大書家,世人以得其隻字片紙為榮,故頗值得一書。

先生原名嚴修,范孫乃其別號。原籍浙江慈溪。先世於順治年間移居天津。咸豐八年(1858年)為避英法聯軍之禍,舉家寄居直隸(今河北)三河縣。咸豐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於此。幼年就傅,習字讀經;及長,入庠,補廩膳生。光緒四年(1878年),從陳奉周習西學,遍學數理化醫等科,終身不輟。光緒八年(1882年)應鄉試並中舉人。翌年參加會試,連考連捷,中進士。據朱保炯等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卷下,嚴修考中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進士,賜出身;據朱汝珍編《詞林輯略》卷九,嚴修字夢扶,號范孫,直隸天津人。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度支大臣。當然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職。

范孫先生科舉起家,以才華立身,少年壯志,銳氣奪人。在翰林院時,曾向當時名臣張之洞請教為學之道,並信奉「學以致用」之信條。他研讀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習《勾股舉隅》《數理精蘊》、《地球新錄》、《天文啟蒙》、《格致入門》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對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產生了重要影響。授編修後,初任會典館評校官,不久授貴州學政,踏上黔軺五千里之徵途。

此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戰敗的消息不絕於耳,范孫「嗒然若喪」而又無可奈何。抵黔後,目睹邊省貧窮,士習閉塞,決意予以更張。甫到任,即趕往各州縣考驗生員,了解各地士風文情。提出「敦晶勵學,講求實用」,考試時一改舊規,試題力避纖仄,策論重時務,令考生暢所欲言,無所遜避,並加試算學。優貢、拔貢之考選,不惟筆答,還親自主持面試,且深入鄉里,察訪考生德行。又大膽變通書院舊法,改組學古書院,選拔優秀士子入學。學習課程除經史外,增設英文和格致、算學等西方科技知識,使之成為晚清貴州首所新型學校。為助學興教,范孫將自藏書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學舍,並從通都大邑購進西方科技書籍及報刊,以供閱覽,此外,又以俸銀千兩籌開書局。范孫誨人不倦,常親自為學生解答算題,十數月如一日,風雨無阻,使學風為之一振。范孫還大膽革處積弊,明令革除補稟費、封印等費等名目,嚴禁鋪張糜費,隨員、家人亦無所取。當范孫任滿還京時,竟負債銀4000兩。離黔後,貴州學界立「去思碑」與「誓學碑」各一通,稱其「經師兼為人師」,「二百年無此文宗」。可見其為官之清廉與口碑之佳美。

范孫以學政任上之親身感受,認定科舉積弊深重,不除則國運危矣。尤其是中日馬關之約,使之深感「厝火積薪,危若燕幕」。不變革科舉,興學育才便無從談起。經多日醞釀,范孫上《奏請設經濟特科折》,被梁啟超稱之為「戊戌變法之源點」。據《清史稿·選舉志·制科薦擢》記載:

洎光緒中葉,外侮孔棘,海內皇皇,昌言變法。二十四年,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禮部復議。八月,慈禧皇太後臨朝訓政,以經濟特科易滋流弊,罷之。庚子,京師構亂,乘輿播遷。兩宮怵於時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資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後詔舉經濟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撫、學政保薦,有志慮忠純、規模閎遠、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悉心延攬。並下政務大臣擬定考試事宜。御史陳秉崧奏請力除夤緣積習,詔飭諸臣務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紛紛保送,帝覺其冗濫,適太僕少卿隆恩薦疏,上竟報寢,並命撤銷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諸人。二十九年,政務處議定考試之制,如廷試例,於保和殿天子親策之。凡試二日,首場入選者,始許應復試,均試論一、策一。簡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張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縉、秦錫鎮、俞陛雲、袁勵准等九人,二等馮善徵、羅良鑒、秦樹聲、魏家驊、吳鍾善、錢鑅、蕭應椿、梁煥奎、蔡寶善、張孝謙、端緒、麥鴻鈞、許岳鍾、張通謨、楊道霖、張祖廉、吳烈、陳曾壽等十八人。

此番特科得人雖不能與康熙朝博學鴻儒科相提並論,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張一麟等皆活躍於清末民初,亦一時之選。而當范孫於貴州學政任滿回京後,卻因倡設經濟特科為頑固派所不喜,並就此失歡於其座師、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僅留得編修虛銜。范孫大志難酬,便告假回津開設家館,以推進「西學」。聘張伯苓為館師,二人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國聯軍鐵蹄踐踏。范孫挺身而出,盡力維持地方治安,同時想方設法,興辦地方教育機構。翌年9月,以個人財力設義塾一處,並聯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資,假燈髀公所設兩齋塾學。為借鑒「教育救國」經驗,又兩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嚴范孫從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熱情和精力,興辦新式教育。在原設兩齋塾學基礎上有所拓展,更名為「民立第一小學堂」。此為天津創辦正式小學之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范孫又籌設民立第二小學堂,並主持創辦官立小學堂三處。為提高小學教師素質,另設立師范講習所和教師研究所。是年秋,范孫舉薦李琴湘、陳棱庄、劉芸生、胡玉孫、鄭菊如、劉寶慈等人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師范等科深造。一年後回國於各學堂任教。

范孫還是女子教育的積極倡導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創辦嚴氏女塾,先以其女兒、兒媳及四姓近親好友之女為學生。除國文等課程外,還聘請日本女教師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織布。女塾的創辦,開天津風氣之先,被《大公報》稱為「女學振興之起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間,范孫改嚴氏女塾為嚴氏女子學堂,成為一所正規的私立女子小學。10月,又在女子學堂附近設保姆講習所和蒙養院(幼兒園)。保姆講習所,即幼兒師范,是國內最早培養幼兒師資的園地。以家宅為基地,創辦小學、女學、中學、幼兒師范等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學校,體現了嚴范孫倡導新教育的膽識與魄力,為中國近代教育史所少見,對天津近代學校的興起,有著重要開創意義。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給女孩扎耳朵眼,反對納妾蓄婢,對賭博、吸毒深惡痛絕,帶頭廢除婚喪陋習,為婦女解放事業貢獻尤多。

范孫十分注重師資力量之培養。范孫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館(民間稱考棚,為科舉制童試之地。筆者注)為天津初級師范學堂,學堂設完全科、本科、簡易科等三科,為天津、河間兩府培養小學堂師資力量。同時,還籌設北洋師范學堂,專門招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以及東北地區學子,為中學堂和初級師范培養師資力量。年底,又選派部分天津教員出洋考察。同年,開始籌設北洋女子師范,次年正式成立。主要為初等和高等小學堂培養女教員。

由於范孫在教育界影響日隆,口碑甚佳,清廷決定予以任用。光緒三十年(1904年)4月,他主持直隸學校司,負責全省教育工作。上任幾天,他又去日本再作深入考察,主要考察師范教育和小學教育。6月中旬至下旬,重點考察師范及小學的教育管理和教材建設。同年八月,嚴范孫回到天津。在嚴館和王益孫家館的基礎上,積極籌設成立中等學校,他多次與張伯苓等人討論學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學堂,後改名私立敬業中學堂,這就是著名的南開中學前身。當時校址仍在嚴宅,每月經費紋銀200兩,由嚴、王兩家平均負擔。張伯苓任監督(校長)。高等師范班最初有學生6人,教師三四人。第二年春,師范班又增招4人。經兩年學習。高等師范班於1906年畢業,畢業生有陶盂和、時子周、孟琴襄、嚴約敏等10人,這是嚴范孫以個人財力倡辦師范的嘗試,也是天津最早的師范教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2月,直隸學校司更名學務處,並由保定移到天津分科辦事。嚴范孫往來於天津、北京、保定等地。為推進全省教育,他首創勸學所,設立於直隸各州縣,作為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採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辦法,訂立章程,管理各地教育。在教材建設上,他最重視教科書的編寫。創辦了《學務報》,並選派合適人員編輯中小學教科書,又編纂《國民必瀆》、《民教相安》兩書,印行10萬冊,以為啟蒙讀物。1906年上半年,直隸各學堂學生已達86652人。其中優級師范學堂1所,初級師范學堂及傳習所89所,女子師范學堂1所。

除了興辦學校教育,嚴范孫還積極倡導並推動天津的社會教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城隍廟開辦教育品陳列室,展出日本圖書、教具,任人觀覽,以啟民智。1907年,又與人合辦《醒俗畫報》,為移風易俗而鼓呼。同時,還鼓吹婦嬰保健事業,設「水閣女醫院」、「范孫兒童醫院」等醫療機構。興辦平民教育,開設「貧民義塾」,贊助林墨青籌辦廣智館,並提倡舊劇的改革,親自指導,在自己家裡演出新劇《箴膏起廢》,成為天津最早上演的新式話劇。嚴范孫還與天津、北京戲劇界人士多有往還,討論戲劇改革,不遺餘力支持南開中學的新劇演出。

是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學部,作為統轄全國教育的正式行政機關。榮慶為學部尚書,熙瑛為左侍郎,嚴范孫為右侍郎,均為政務官。全面負責釐定全國教育規程。范孫到任伊始,便參與起草奏摺,請頒「教育宗旨」,提出「全國之人,無人不學」的「普及教育」理念,以「尚公」、「尚武」、「尚實」為宗旨,以道德教育、軍事教育、國民教育、實用教育等為內容。他參照自己在直隸時的經驗,將勸學所推向全國,並公布了《教育會章程》,使教育會成為各省、府、廳、州、縣教育行政的襄助機關。

自宣統帝之父載灃以攝政王監國以後,滿洲親貴乘勢控制權力,滿漢朝臣嚴重對立,范孫在學部也多被掣肘,載灃曾幾次借題發揮,令其難堪。1910年初,范孫自感難有作為,便離開學部,回到天津。

民國成立,諸事崇新。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推行新式教育。范孫甚受鼓舞,對蔡氏提出的以道德主義、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等為內容的教育宗旨深表贊同。

嚴范孫積極籌劃並實施教育體制變革,南開中學自1913年建立校董制。范孫與盧木齋、王少泉任校董。而創辦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一個國家教育現代化的標志之一。嚴范孫、張伯苓很早就打算創辦大學,1916年,在南開中學內成立專門部和高等師范班,就是為辦大學創造條件。嚴、張還曾考察美國的私立大學。張伯苓先行,於1917年8月去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研究教育。第二年秋,范孫也到達美國紐約。張伯苓每天上完課,晚上去嚴下榻處給他講教育學。有時他也去大學聽課,更多時間則用於考察美國的教育,訪問了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人學、康奈爾大學、舊金山大學等高等學府,詳細了解其辦學體制、行政管理、經費來源、教育方法及圖書設備情況,對美國大學教育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嚴范孫還從他們當中物色了南開大學的教師。1918年12月嚴、張回到天津,立即著手籌備成立南開大學。

春節剛過,范孫便不顧年老多病,偕張伯苓到北京,拜會教育總長傅增湘,討論南開大學立案之事。同時,為籌集經費,范孫本人慷慨解囊,為南開大學捐款、捐地、捐贈圖書。1919年,他捐贈大學購書款2千美元,又捐贈中文書籍30餘種數百冊,1922年,捐地5畝1分8厘,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數十種古籍,捐贈南開大學圖書館。

范孫不僅以其財力、物力給予南開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其辦學思想對南開大學校風之形成影響甚巨。南開從一開始就注重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理念,強調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特別注重人格修養和校風建設,均與范孫的教育主張有密切關系。可以說,范孫先生是南開大學的靈魂。

1922年,范孫曾打算與梁啟超在南開大學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梁啟超自上年秋在南開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受到天津學界的熱烈歡迎。范孫親臨講堂,移樽就教。當梁啟超提出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時,立即得到范孫和南開大學的支持和響應。1922年下半年,嚴、張多次與梁啟超磋商。但最後因經費未能落實助,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立計劃終致夭折。

在辦學過程中,范孫特別關心學校校風和學生品德的培養,經常到學校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發現並獎勵優秀學生。後來成為國家棟梁的周恩來考入南開中學後,以品行優良才能卓越,很快便得到范孫的格外賞識。1914年9月29日,周恩來到嚴宅,請范孫題寫《敬業》雜志封面,馬上得到應允。1916年5月間,學校舉行全校性作文比賽,各班紛紛推舉本班作文好手一爭高低,在校學生已近千人,共有260餘人參賽,卷上姓名採用密封方式,由教師集體評閱。范孫親自參加,審慎評選。結果從40份優秀作文中,選定周恩來為全校第1名。周恩來所在的丁二班榮獲集體第1名。范孫親自書寫「含咀英華」獎旗,頒發給丁2班。以資鼓勵。

1917年6月,周恩來中學畢業。26日學校隆重舉行畢業典禮,范孫出席,並邀請陳獨秀等來賓出席。周恩來取得最優畢業成績,並獲「國文最佳獎」金質獎章,不久,周恩來離開天津赴日本求學。周恩來得知南開大學即將成立的消息後,五四前夕回到天津。9月經嚴范孫、張伯苓特別批准,免試進入南開大學文科。開學前4天,范孫在私宅設宴歡迎周恩來重返南開,同席的有黃郛、范源濂、張伯苓及直隸教育廳長等人。

1920年1月,周恩來指揮各校學生赴直隸省署向省長曹銳請願。曹銳是范孫的妹夫。曹推脫不見,並將周恩來等人逮捕。5個多月後,周恩來出獄。范孫一如既往看重周恩來。他與張伯苓商議,動用他在南開設立的「嚴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出國深造。10月,他給駐英國公使顧維鈞寫信,為周恩來介紹去英國留學。

周恩來到達歐洲後,一直與范孫書信往還,聯系密切。為資助周恩來,范孫特在自家帳目上為周開立戶頭。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給周支票攜走外,以後周恩來在歐洲的3年,都是他命人轉寄。每半年一次,准時不誤。如1921年日記載有:2月27日「李琴湘來,余將補助李福景、周恩來之學費,交伊持去。」周恩來對此十分感激。1922年舊歷正月初五,周恩來之父周懋臣特去拜謝嚴范孫。周恩來在歐洲參加共產黨後,有人曾勸范孫不要再給周恩來以資助,但他不為所動,以「人各有志」奉答,繼續寄錢給周恩來。表現出范孫的氣度與境界。

隨著時代步伐的加快,國學淪喪,傳統文化式微,全盤西化之喧囂甚囂塵上。而范孫賡續國學、闡揚中國傳統文化之壯志始終未泯。1927年8月,他與華世奎,林墨青等人發起成立研究國學的團體,並聲言:「竊查中國教育,近年取法歐美,日求改進,而於國學,不暇兼顧,致乏通才。修等鑒於此,愛集合同人募款,組織學會,以講求國學,補學校所不及為宗旨,名曰崇化學會」。學會成立講習科,分義理、訓法、掌故等科目,招收學員,系統學習古代典籍,延請宿儒名師,定期講授經義,按期命題試文,嚴范孫特辟私宅為講堂,以自己藏書供學員閱讀,「親蒞試所,親書試題。」崇化學會的成立,是其「中學為體」理念在他晚年的反映。

昊天不弔,哲人其萎。崇化學會成立不到兩年,范孫竟一病不起。1929年3月15日,范孫與世長辭,享年六十有九。

巨星隕落,舉世同哀。當時各類媒體紛紛予以報道和評論。《大公報》於1929年3月16日發表社評《悼嚴范孫先生》,稱范孫先生之逝世「誠為學界之大不幸」,並贊其為南開的發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以興學為務,慨出私產,發起南開,篳路藍縷,慘淡經營,至今日蔚華北一大學府。數十年前嚴氏提倡之誠,赴義之勇,飲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肅色起敬者!」范孫逝世時,張伯苓正在歐美為南開募款事宜而奔波。聞此噩耗,不禁哀嘆天不假人。離開南開遠赴歐美之前,范孫尚一切安好,可等到滿載而歸時,與這位熱心支持南開發展的「校父」已是天人永隔,甚至連最後一面都不能相見。情何以堪!伯苓滿懷悲痛,召集南開學生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並發表悼文,以紀念這位一生支持教育事業、支持南開的老人。悼文雲:「嚴先生道德學問,萬流共仰,個人追隨頗久,深受其人格之陶冶。南開之有今日,嚴先生之力尤多,嚴公逝世,在個人失一同志,在學校失一導師,應遵嚴先生為校父。」國內外的南開校友聞聽此訊,紛紛捐款,在南開中學建成「范孫樓」,以茲紀念。

70年之後,即1989年3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二次會議上,嚴范孫的名字重又喚起人們的懷念。會議通過提案,褒揚嚴范孫一生矢志倡導新學的功績和培育英才對祖國的貢獻,1992年,南開大學為嚴范孫立了紀念銅像。至今,這座銅像仍安放在南開大學東門內的花園中,供南開學子瞻仰。

光陰似箭,時節如流,但歲月抹不去哲人之光輝。嚴范孫先生以燕趙英傑,翰林偉器;追求進步,與時偕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滋蘭樹蕙,桃李滿園;品行高潔,日月同輝。誠為玉堂前輩中之佼佼者也。

㈧ 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創造教育」的定義是什麼

創造教育:英國心理學家、優生學家高爾頓開創造教育研究之先河,著有《遺傳的天才》等。20世紀40年代美國奧斯本研究集體創造思考方法,著有《思考的方法》。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種教學在美國得到發展。如布法羅大學開設了指導學生創造性思維實驗課程。20世紀60年代以來創造教育在日本亦受重視,1960—1979年有關創造力培養著述譯作有250多種,並開展這方面的實踐活動,設「發明教室」等。德國則把對學生發散思維的培養滲透在中小學各年級的課堂教學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造教育受到廣泛重視,初步形成理論體系。創造教學已成世界性潮流。陶行知為中國創造教育開拓者,於20世紀30年代在育才學校設立「育才創造獎金」,後發表《創造宣言》。60年代後,台灣省教育界亦就此進行實驗研究。如賈馥茗1968年在國語科中進行小學生創造力發展的實驗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創造教育在中國再度興起。如1982年中華創造力開發研究所研究人員在上海和田路小學進行實驗,運用一些專門編排和設計的教法。此後,這方面的研究在各地普遍開展。
陶行知是我國創造教育理論與實踐的開拓者,創造教育思想是他生活教育理論體系的精髓,其創造教育實踐更是貫穿於他整個教育活動之中。創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針對中國傳統教育的種種弊端,結合中國教育實際,在美國教育思想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教育思想的基礎上而提出的一種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體現現代教育思想的新的教育理論。
陶行知實施創造教育的目的,可以從學生和教師兩方面來看。就學生而言,創造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學生「手腦雙揮」「手腦聯盟」「手腦雙全」——這就是創造教育要達到的目標,又是實現創造教育的手段。陶行知曾經說過,「手腦結合,是創造教育的開始」「手腦雙全,是創造教育的目的」。就教師而言,教師的創造,不像宗教家、戀愛至上主義者、美術家,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愛人。教師「所要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師的成功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他指出:「先生之最大的快樂,是創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說得正確些,先生創造學生,學生也創造先生,先生、學生合作而創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創造教育的手段。要解放兒童的創造力。陶行知提出了著名的「六大解放」,並認為「有了這六大解放,創造力才可以盡量發揮出來。」
創造教育的三個關鍵:在培養兒童創造力方面,陶行知提出了「充分的營養、良好的習慣和因材施教三個關鍵」。

㈨ 陶行之是我國創造教育的首創者簡述它所主張的解放兒童思想培養兒童創造力的六大要求

陶行知提出的是三個主線:生活即教育 社會即學校 教學做合一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
核心。在陶行知看來,教育和生活是同一過程,教育含於生活之中,教育必須和生活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他主張把教育與生活完全熔於一爐。「生活即教育」的核心
內容是「過什麼生活便是受什麼教育」。陶行知認為,人們在社會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
教育,過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還指出:「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可見,陶行知所說的「教育」是
指終生教育,它以「生活」為前提,不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堅決反對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
陶行知認為,「生活主義包含萬狀,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屬之」。「生活」不是人們通常狹義的理解,而是「包含廣泛意味的生活實踐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總體,是人類

一切實踐活動的總稱。「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質而言,是生活決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體講,教育的目的、內容、原則、
方法均由生活決定;教育要通過生活來進行;整個的生活要有整個的教育;生活是發展的,教育也應隨時代的前進而不斷發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動地由
生活制約,而是對生活有能動的促進作用。生活教育的實質體現了生活與教育的辯證關系。陶行知認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義,發揮出教育的特
殊力量。同時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聯系,展開對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響。把教育推廣到生活所包括的領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準的水平。
2、社會即學校
「社會即學校」來源於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在對杜威教育思想批
判的基礎上得出的。陶行知認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里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
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社會即學校」是與「生活即教育」緊密相聯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義的不同說明,也是它的邏輯延
伸與保證。因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會生活,所以「整個社會的運動,就是教育的范圍,不消談什麼聯絡而它的血脈是自然相通的」。
3、教學做合一這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論。「教學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話說,是生活現象之說明,即教育現象之說明,在生活里,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
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各不相謀的過程。「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他用種田為例,指出種田這件
事,要在田裡做的,便須在田裡學,在田裡教。在陶行知看來,「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義是教的方法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做方
法,「事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作為中心」。由此他特別強調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
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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