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現代寫作的個體創造特性

❶ 你是如何理解寫作的四大特性

寫我所看，寫我所聽，寫我所聞，寫我所想。文章具有真實性，可讀性，傳播性。

❷ 你對「時代背景，創作者生活經驗，個性特點，個人才華等，都會影響到文學創作」的觀點的理解。（舉例子

例子很多，比如蕭紅，1911年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著名女作家。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蕭紅父親張廷舉，早年畢業於黑龍江省立優級師范學堂，長期擔任官吏，具有濃厚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他對蕭紅冷漠無情，促使蕭紅最終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親姜玉蘭，生一女三子，蕭紅是第一個孩子。1919年8月母親病故。幼年時一直和祖父生活，無憂無慮，代表作《呼蘭河傳》就是回憶那時生活的。1934年到上海找魯迅，並且最終與魯迅相識，同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死場》是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斗爭的作品之一。
還有就是《呼蘭河傳》。
《呼蘭河傳》是蕭紅後期的代表作，也是蕭紅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這是作者在現實生活陷入極度困惑和迷茫時，企圖以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喚回一縷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與慰藉。所以作者刻意採用一種回憶性的溫馨浪漫的語調，童稚化的爛漫天真的視角，展開了故鄉呼蘭河城充滿詩情畫意的風土人情。因為作者感情的強力貫注，這其中的人和事與《生死場》中判若兩樣。雖然作者對故土民眾的生活方式和態度仍不乏批判的意識，但都顯得漫不經心和微不足道。同時，孤僻「自閉」的影子也映在了童年的自我身上，卻遠沒有所曾享有的生活的溫馨安穩來得沁人肺腑。
蕭紅的《呼蘭河傳》乃至她後期的全部創作由於偏離了左翼文學的政治化的軌道，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個人性、自我化之路。這在左翼陣營中招致批評和非議乃是不足為怪的。但亦如茅盾所說，與她在「情調」、「思想」上的缺失相對應的，是她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當然，這也不是純藝術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種源於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個性的悲劇性的成功。這且說明，政治理想的貫注和技巧性的錘煉之外，真正藝術的成功在於生命的投入與付出。
《呼蘭河傳》回憶錄：1940年寫於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這部作品是蕭紅後期代表作，通過追憶家鄉的各種人物和生活畫面，表達了作者對舊中國的扭曲人性和損害人格的社會現實的否定。茅盾曾說：「《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於它這不像之外，還有別的東西，一寫小說更為誘人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孕育並造就了一種蕭紅式的獨特的小說文體。這種小說文體的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散文化」。其意義在於「從一個方面實現了文學史的銜接、承續，在審美意識上溝通了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更准確地說，是把傳統文學中最高雅的部分——詩和「文」（散文），與現代文學中已經代替了詩而成為主體的部分——小說，實現了新的對接。正是這一「對接」造就了現代文學中最具生命力的內容。
時代，家庭北京，生活經歷，情感經歷，造就了蕭紅的一生。

❸ 如何理解現代寫作的個體創造特性

你好
有真實情感，不過現在的作文材料都被寫爛了，所以真實情感在看官手裡只能說是平庸的，現在關鍵在於如何用語言和結構讓平凡的材料鮮活起來。

❹ 了解寫作的個體性特點，對學習寫作有什麼啟發

記得那天,烏雲密布,我莫名其妙般想起了許多關於父愛的問題.
「細雨沾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我認為這句詩是描寫父愛的.父愛正如那細雨,看不見,卻淋濕了衣襟；看到花兒飄落在地上,但落地時什麼也聽不見.父愛亦然,看不到,卻深深地印在心中.
記得那次,讓我怎麼也忘不了,因為玩電腦,睡晚了,父親嚴肅地對我說：「快點關了電腦,快去睡覺,明天起不來我可不叫你,遲到了你自己看著辦.」這樣的話語重復了好幾遍,終於,我煩了,回復到：「不用你叫,我自己可以起來!」堅定的話語一字字落下,父親於是面無表情地走回了房間,沒再管我!可是不知為什麼,第二天早上我還是按時起了床,而且沒遲到.後來得知,是父親,小心翼翼地在我睡熟的時候,打開我的房門,幫我細心的設定了鬧鍾.我卻迷迷糊糊以為是自己設置的,這天父親做好了早餐,放在桌子上,沒有理會我便趕去上班了.此時我還在抱怨,抱怨他的無情,抱怨他的置之不理
還有那麼一次,年級舉辦斗詩會,我們要背140首古詩,有多一半我都不會,放學回家,10點多左右,我著急了,背了一首忘一首,怎麼辦,就在這時,我哭了……父親過來了,看見無助的我,似乎要伸出援助之手：「別哭了,看你這懦弱的樣子,哪像我的女兒,背詩需要技巧,不是生背的,要去理解詩人的用意,體會語言,這樣理解著背就會輕松很多,而且不至於背完就忘.」聽著爸爸少有的關愛,我不再哭泣,點點頭,繼續背了起來.終於,按爸爸說的去做,我成功了,我感謝您不經意的提示,用諷刺的語言來激勵我的鬥志……

❺ 如何理解新概念作文它和寫作的個體性和創造性有何關系

作文大賽」由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等七所全國重點大學聯合《萌芽》雜志聯合發起共同主辦，大賽聘請國內一流的文學家、編輯和人文學者擔任評委。除初賽作品要求字數控制在5000字以內，參賽者30歲以下之外，不收取報名費，無任何限制。「新概念」旨在提倡： 「新思維」——創造性、發散型思維，打破舊觀念、舊規范的束縛，打破僵化保守，提倡無拘無束。 「新表達」——不受題材、體裁限制，使用屬於自己的充滿個性的語言，反對套話，反對千人一面、眾口一詞。 「真體驗」——真實、真切、真誠、真摯地關注、感受、體察生活。 比賽分初賽、復賽。初賽沿用一般文學刊物徵文地形式，不命題、不限定題材、體裁，字數5000字以下，不曾在公開刊物發表。初賽優勝者參加復賽；復賽設立考場舉行。考題由發起主辦單位各出多套方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並由公證處現場監督和公正。 初賽決出入圍獎，入圍者來滬參加復賽，由兩項分數綜合得出最後一二等獎及入圍獎名單。 大賽發展 7年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參賽人數已經從最初的4千人次，逐年遞增至7萬人次。隨著社會影響力的不斷擴大，高校合作力量陸續擴大為13所，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先後加入了聯合主辦單位隊伍。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實行的考試制度，高校沒有命題權和考察權，只能被動接受「高考」結果。對於中學語文教育的誤區，《萌芽》在她近50年的辦刊過程中，在與廣大青年學生的接觸中，在與國內許多一流大學的專家學者接觸交流中，也越來越深地感受到這一誤區的負面作用：即文學與人文學科後備人才的匱乏。「新概念作文大賽」充分運用了《萌芽》與全國作家學者的天然聯系，它的權威性也得到了各高校負責人的首肯，使得大賽獲獎者與高校之間通過競賽建立關聯，為日後的人文學科後備人才輸送起了重要作用，成為高考選拔人才有利的補充形式，被譽為中國「語文奧林匹克」。第一屆大賽，陳佳勇、宋靜茹、王越、楊倩、吳迪、李佳、劉嘉駿分別被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免試錄取；第二屆懷沙、張懿璇、許人傑、陳凱、李一粟、周嘉寧、祁又一、李晶、張堯臣、藺瑤、劉莉娜、應尤佳、周霓欽、陳安棟、孫佳妮等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提前錄取；中山大學為第五屆獲獎者王皓舒加20分，第七屆又錄取了黃銳傑，甚至有一名二等獎獲得者也進入了中大。北京大學甚至通過自主招生，為新概念的獲獎者預留名額，先後錄取了張思靜、錢好等文科可造之才。清華大學錄取了？？？南開大學破格錄取了第五屆獲獎者王一波、第七屆的一等獎獲得者山西大學附中的張馨月。武漢大學錄取了李遙岑、戴漓力、胡堅。 「新概念」的參賽稿件給文壇吹來了清新之風。許多作品使評委鐵凝、葉兆言等成名作家無法相信這樣才華橫溢的文章出自中學生之手。評委會主席王蒙甚至欣喜地說：「我們可以擱筆了。」作家趙麗宏也發出了「青春的光彩誰也無法扼殺」的感嘆。許多潛在寫作的年輕作者被發掘出來，文學的基礎人口獲得了拓展。今天在文壇上日漸活躍的「80後」作家中就以新概念作家群居多。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有「以藝術代宗教」的提法。提出文學要具備人文性、審美性的功能，要能塑造人的靈魂、培養人的精神，孕育人文情操。這與我們倡導的素質教育相勾連的，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賽」始終要求自己承擔的責任。許多當年的獲獎者，將自己的人生和事業同文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更多的獲獎者並沒有把文學當成終身的事業或者生存的方式，他們沒有當作家、進文科，文學是他們滋養靈魂與情操的方式，他們始終是文學的愛好者、閱讀者。第二屆一等獎獲得者艾路讀的是清華大學水利系；李一粟讀的是法律系，現在在北大攻讀法律研究生；第二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任良，同時也是奧林匹克化學競賽的一等獎，最後選擇了南京大學化學系；第四屆的郭允，既獲得省級數學競賽的一等獎，又連續兩年獲得新概念一等獎，他的所愛是哲學；第五屆的杜書妍以及同年畢業的劉楓，選擇的則是生命科學；第七屆的黃銳傑在中大錄取他時，允許他自由選擇專業，他選擇了物理……這和教育界強調的綜合素質、和萌芽「讓文學成為青年人的精神家園」的辦刊宗旨似乎不謀而合。能夠成為作家的畢竟是少數，文學更重要的功能可能是讓它成為一個人的靈魂支柱。 答案補充 社會影響 1999年以來，全國的多家報刊雜志報道了「新概念作文」大賽對傳統語文教育的發難，引發社會各界對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深度思考。連年都能在大賽中拔得頭籌的山東省實驗中學的語文教學方法，也將隨著人們對大賽的關注度，引發教育界的新思考新熱點。 韓寒這名當年由大賽發掘出的一等獎獲得者、媒體眼中的「高才留級生」所引發的話題，至今是對中國教育界的影響深遠的沖擊。

❻ 關於現代文學作家的寫作及創作的特點等17個問題

1.徐志摩詩歌藝術風格方面的若干問題提出新的見解，主要分為三部分。一、認為不應過於強調詩人與19世紀英國浪漫詩派的淵源關系，從風格角度看，徐志摩顯然不是中國的雪萊、拜倫。二、徐志摩詩歌浪漫風格的獨特價值在於：其中沒有一般年輕人那種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滲透著大孩子似的個性氣質。三、如同每一位真誠的作家一樣，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詩歌風格的多樣化，但從藝術實踐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敗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應藝術功力。但歷史對作家作品的自然選擇方式是：只認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學術界對曹禺的早期戲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較單純的層面上,對其深層的文化內涵並未作系統的探究,有的大多也側重於與西方文化的聯系,很少依據曹禺本人真實的文化處境去發掘其深邃的文化內涵,這不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內容,也當然包括民族傳統的.(而不是以某種文化偏見去觀照)可以說,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潛在心理動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構成一部形象的舊中國走向新生的文化歷史.他的創作是動態、富有活力的.他本著作家的良心用筆描畫出自己的個人經歷和激烈突變的時代投影在他的心靈深處的苦悶、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內在真善美品格不僅感動著讀者,也深深打動著觀眾.他的劇作無論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還是話劇表演藝術的角度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成功蘊涵著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寶貴的藝術經驗對我們當代的文藝創作,尤其是話劇、影視劇創作仍然是有著深刻的啟發、批判和引導作用.該文立足曹禺早期戲劇流露出的真實的文化處境,從文化價值(文化悖論,文化抉擇,文化拯救)和審美形態表現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節奏,渾圓的夢境)對其文化內涵作一嘗試性的闡析特點：第一， 把心理刻畫與寫形傳神的藝術表現相結合，精細地展現人物的靈魂世界。第二， 濃郁的抒情與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機統一。第三，地方民俗風情的藝術表現與詩的意境創造相互交織 .
15.淪陷區文學的構成比同一時期的國統區、延安根據地顯得復雜而多樣化，而各種文學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愛國的進步文學而言，同敵偽統治直接對抗的逆鱗之作並不多見，而大多採取曲折的抗爭方式。比如，「抵抗意識」是淪陷區進步文學描寫的主要對象，但「武裝的抵抗」的描寫只能在「抗聯文學」一類的特殊文學形式中得到表現，較多的作品致力於「心理的抵抗」的開掘或描寫種種蘊含著民族復甦生機的傳統民風，其中潛行著種種民族正氣；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對民族性格的反思，結合著異族欺凌的現實透視某些民族劣根性。「隱忍」、「深藏」也成為相當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對現實統治採取冷眼旁觀態度，實際上深藏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滿、反抗，對現實的憤憤不平。尤其是一些進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復雜的刊物所發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黨員束紉秋、王元化，丁景唐等當時都巧妙利用過《天地》、《苦竹》、《風雨談》一類刊物發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爭的特點。
考察媚敵文學，明目張膽助紂為虐的也不多，或是當局發起的徵文，或由以政者為之，也有作者「表態」性的偶而為之。這類「作品」無法從淪陷區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開掘到能和諧地表達其政治、藝術觀點的生活具象，更無法構築一個源於淪陷區歷史和現實並與之保持諧調的藝術世界，有的只是蒼白無力的政治圖式和膨脹的審美惡趣，作者也大多為文學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強化運動的《短篇小說展覽會傑作集》，武漢所出配合「和平運動宣傳」的劇作集《三個方向》，廣東省宣傳處1942年所出《和平劇集第1集》等。文學味較濃的是如周作人那樣的散文。在談天說地、論古道今中隱現出難以言明的民族變節者的心態。
在漢奸文學背離民意，不得人心，日偽當局雖大力扶持也無法使其支配淪陷區創作局面，而愛國的進步文學也由於環境的嚴酷而得不到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得以在夾縫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間狀態」的文學，這類創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復雜的，存在著無益有害、無益無害、有益無害等種種情況，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時事，離抗日現實較遠，所以往往不為當局封禁。這些創作中，有的重視知識性、娛樂性，或品茶飲酒，或談狐說鬼，或縱談古事，或言情武俠，以此取悅讀者；有的則在描繪家庭瑣事、抒寫個人感慨中，淡淡透出著某種現實生活的氣息。比如上海淪陷時期同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蘇青，在1943年至1945年，頻頻出版小說集，顯示出一種別有風味的「閨秀派」格調，其成名作《結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認是一本「抗戰意識也參加不進去」的小說，甚至自溺於既「不大高興」「高喊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麼大東亞的「超脫」（《關於我——〈續結婚十年〉代序》）。小說當時整體上吸引讀者的是描寫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盡管缺乏強烈的時代意識，但某些章節，比如前半部中對積淀著傳統意識的種種家庭生活習俗的描摹，後關部中對「八·一三」戰爭中逃難生活的敘述，都還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某些真實，因而在當時冷落的文壇倒也獲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自然，也有些消閑文學雖未直接為虎作倀，但也污染讀者心靈。1942年華北文壇發生過一場論爭，一些作家對公孫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為幌子連續發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說進行了批評。便反映了創作界對這類消閑文學的警惕和拒絕。總之，這類作品既沒有對現實生活進行粉飾和美化，但也沒有深入反映日偽統治下的黑暗和苦難。
這些「中間狀態」的創作，自有其歷史價值。例如，有這樣一種情況，在該地區淪陷之前的左翼文學同國民黨右翼文學的對峙中，有些文學刊物「超然」於這種對峙之上，或以經營為目的，因而被視為「中間派」。滄陷之後，這類「中間派」刊物得以繼續存在，但它們並未與日偽同流合污，而是或借歷史題材張揚民族正氣，或描摹種種世態人生來抨擊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讓人能體悟到弱小民族的陰柔抵抗哲學。一些當年留居淪陷區的日本文化人曾談及他們對一些中國作家創作的感覺，覺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謎，在文學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卻讓人感覺得到有反對的情緒，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覺況且如此，中國讀者也許更能從中體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種種貌似「中間」的形式中有夾帶、有包藏、有潛流，正是淪陷區文學構成上的一個特點。而在公開宣傳抗戰的刊物無法生存的特殊情況下，這類「中間派」刊物及其創作實際上已成為淪陷區中華民族文學血脈得以保存、發展的一個陣地，其歷史功績不可湮沒。
在異族統治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格局中生存的淪陷區文學，其創作形態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情況。例如，在其創作主題上往往出現同一主題交織著多重含義的情況。如當時華東淪陷區的東吳派小說，華北淪陷區的舊京小說，東北淪陷區的藝文志派小說，不約而地開掘著「批判舊家族制度」的主題，這幾乎成了他們既不直接觸及時弊，又不甘沉淪於粉飾文學泥潭的最好選擇。但這主題的表現存在著分化，或把舊家族制度作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標來攻擊，或在「歷史的批判中」思考現實，同時，也不是沒有由此走向「東方古典的復歸」。再如，創作中的鄉土傾向，作為民族意識的隱性表現是顯而易見的，但作家們對其開掘的側重點仍有所不同，有的鄉土小說以其對「生命」這一主題原型的重新開掘參與對民族存亡問題的發言。「愛國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愛國」（沈從文語），大概是一些鄉土小說追求粗獷的人心、強悍的民風等生命形態的潛台詞。《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嶺之祭》（疑遲）、《風雪》（袁犀）等都極力顯示在風雪肆虐中躍動著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識、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樣寧可「犧牲」人物，也要寫出其對「血性」生命力的迷戀那樣的描寫「失誤」，也讓人看到了作家對強悍生命力的迷戀。而有的鄉土小說則著意捕捉獨異的鄉情，在鄉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鳴。自然，民有的鄉土小說在「復歸故鄉」、「復歸歷史傳統」中隱伏著某種誤入「國策」文學的危機……。這種同一主題的選擇的背後，有著作家們共同的積淀著民族意識的心態；而同一主題的變異多重奏，則反映了作家們從不同側面遭受到的沉重壓力及其有著差異的群體、個性心態。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這樣論及當時淪陷區作家的人生態度：「我總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以為今日的從事文藝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樣的文章，就是以文學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躍於文壇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卻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為我們所知，他們既不以文學為生，更不是以文學做職業。這才是一個文學者的應有態度，真正的龍虎或許產生於這里也未可知。」［①a］屈從於環境。文而官而奸；為生活所迫，賣文為生；甘於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這三種情況，基本上概括了淪陷區作家在紛紜復雜的現實環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擇。而作為這幾種人生抉擇的作家創作心態則呈現出更復雜多變的走向。
有人當時用「無救」一詞來描繪身處淪陷環境中作者心靈的窒息［②a］，而以文學自救成為淪陷區作家最基本的創作心態。一些進步作家秉燭待旦，蟄居為文，他們在淪陷前創作中所蘊積的民族憂患意識，在沉默中趨向新的發展軌道。師陀自述其淪陷區生涯「如夢如魘，如釜底遊魂」，而使他「在極大的苦痛中還抱無限耐性」寫下去的，便是要借他當時所要寫的「果園小城」寫出「中國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園城記）序》），就是說，借咀嚼中國城鄉普通人生的命運意味，借反省中國民族的社會文化性格，來寄託自己在異族統治下的激憤怨恨。「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公民連他們自己有沒有人的資格都不知道，我們怎麼能希望他們過了一夜就積極起來，怎麼能使他們自覺的去和敵人戰斗呢？」［③a］這種焦灼不安的對本民族的透視反思中，無疑潛行著強烈的民族意識。楊繹當年所作《稱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濃的作品」，著重剖析在封建傳統文明和現代西方文明夾縫中生存的中國知識分子、市民階層的心態，卻是意在用「這喜劇里的幾聲笑」，表示雖「淪陷在日寇鐵蹄下」，仍「不妥協、不屈服」、「不愁苦、不喪氣」的民族「樂觀精神」［④a］，其中蘊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圖強的意識。
民族存亡意識在深層的心理上影響著作家創作心態的，最明顯的莫過於「鴛蝴派」的創作變化。淪陷區的特殊環境，使「有益無害」，或「無益無害」的中間狀態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鴛蝴派」的趣味主義、「超政治觀」有了適宜土壤，其創作實際上面臨著一種嚴峻的選擇。而恰恰是這種選擇，反映出了民族意識高漲的社會心理對作家創作心態的影響。如一向被稱為「鴛蝴派五虎將」之一的周瘦鵑1943年在復刊的《紫羅蘭》上多次表明其創作旨趣：「雖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卻意義」，寫「言情」，也須顧及「這些年來，兵連禍結，天天老是在生活線下掙扎著，哪裡有這閑情逸致侈談戀愛呢」的現實。如果說，昔前鴛蝴派創作注重趣味主義，主要出於投合小市民讀者的口味，那麼，此時他們仍不放棄「重趣味」的主張，則含有藉此來躲避文網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時，中華民族史上最黑暗的歲月又使每個具有民族意識的作家都無法緘默。「趣味與意義兼顧」成了此類作家此時的共同心態。從實際創作情況看，他們的創作一方面繼續迎合著中國廣大市民階層的閱讀心理，如中國歷史長期對官場的掩飾，對性意識的禁錮所加劇的人們對這些文化層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趨俗的審美趣味有所減少，通俗創作中現實的生命意識有所加強。
當時淪陷區文壇上活躍著大多是青年作家。他們中不乏熱血青年。象關沫南那樣「作家若要深入地創造，就不得不在階級意識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開壘那種「陽光將永恆的存在／西山會崩裂／地下的蚯蚓會哼它欣幸的勞歌」（詩《籠里》）的創作追求，也構成著許多青年作家的創作心態。然而，淪陷區畢竟是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復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時期難免的迷惘、惶惑會在這一環境中強化，而不甘沉淪又是必須作出的歷史選擇，在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環境中，青年作家們形成了幾種較為獨異的心態。
一是急於在文學上「造壇」的心理。淪陷區文壇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於改變現狀。東北淪陷時期最有影響的「藝文志派」便是一個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創作群體，其重要成員古丁多次講過：「東北作家必須一面作文，一面造壇，這苦難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決心沖入這非同小可的苦難之中，滿洲文學是不會本格地發展起來的。」（《譚·夢境》）為此，他們提出了所謂「寫印主義」，即第一緊要的是「努力寫出作品」，至於「寫什麼，怎樣寫。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後的事」（同上）。他們結社時，也強調「文藝團體並不是為了文藝以外的任何東西而設置的」，「文藝團體的意欲的具體的表現」乃「寫作」、「印書」、「出刊『同人雜志』」（古丁《譚·鬥牛》）。這種「只有寫出來，才有意義」［②b］的心態中既有著在當時純文學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壇的情況下想把冷落蕭條的文藝事業振興起來的積極作用，也有著「避世」因素，「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於「造壇」，而「低氣壓」的社會環境本來就窒息著文學的發展，於是，為「造壇」而同在華的日本文化人發生種種聯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時復雜的背景正潛伏著種種失落文學的危機。
另一種引人注目的情況是，在淪陷區這一特殊環境中，既力圖遠離敏感的現實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於是寫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產生出兩種較有代表性的創作心態。一種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創作在恢復日常性的大膽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壇小小的轟動，這顯然迥異於「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幾乎總以貼近現實政治的大膽、深刻引起社會的「轟動」效應。對這一類作者而言，現實社會的變遷不會有什麼震撼力，他們醉心的是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趣味。蘇青所言：「我對於一個女作家寫的什麼『男女平等呀，一齊上疆場呀』就沒有好感，要是她們肯老實談談月經期內行軍的苦處、聽來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張愛玲所言「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現出一種「超然」於現實政治的創作心態。在華北，東北淪陷區，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創作稱之為「超然派」，同樣表現出避開「爆炸性」的政治題材，恢復日常性描寫來還原現實、挖掘人物善惡的創作傾向。但這種非「為民清命」式的創作，本身仍是作家心靈並不自由的一種生存形態。
在以寫作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還有另一種創作心態：以對「恆常」、「哲理」的思索來超越於現實的苦難。被稱作為「鬼才」的東北作家爵青就自稱「是一個哲學思維的患者」，「作者一貫的創作態度是：他反對描寫身邊的庸俗的現實，他主張在作品中要傾注作者的哲學思想」［⑤b］。這樣一種創作心態不僅使爵青小說題材有超現實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廢墟之書》（原載《藝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為「哲學思維的患者」特色的小說，作品通篇有與友人的通信組成，種種自白中充滿著靈魂與精神、生與死、新舊廢墟、孔子的東方文化與巴黎的現實沙龍等的思考、探索，作者關注的並非是現實災難造成的廢墟，這在作者看起來也許微不足道，他所要體驗的是超越於現實的「人類廢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說都是「意在並無素人的味氣」［①c］。這種創作心態有時也並非對現實的冷漠，而多少來自對「文學」的執著。袁犀的創作是關注著現實的，但當他後來越來越執著於「文學者存在於『文學』里」［②c］時，他的創作視野也開始較多地轉向帶有整個人類共通性的一些層面，即對人的生存狀態、人的心理結構，尤其是人的潛在意識的思考。他的未完長篇《釋迦》便是力圖通過一個喜好獨自沉思的冥想者悉達「參悟人生妙理」的心理歷史，來表現其對於人類精神實質的思考。
事實上，在淪陷區這樣一個心靈窒息、苦悶叢生的環境，寫作越來越成為文學青年探尋生路的主要方式。對文學的虔誠構成著青年作家們的基本心態：「文學是一種生命的燃燒」（古丁語），「文學者的精神，就是我們在人類的歷史里見到的，不同於市儈、買辦、倡妾、奴才等等之類的對人對已的態度」（關永吉語）。……這些自敘中都有著把文學作為一種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狀態來對待的追求。而其中，對文學的「誠實」又成為其追求成為「真正的文學者」的重要側面：「文學者至少要誠實，文學者失去了任何的節操以後也必要誠實的。」《袁犀語》［③c］正是在這樣一種群體的創作心態中，產生了一種在特殊環境中經過錘煉的現實主義，從而形成了淪陷區文學中最有其文學史意義的創作特色。
這種現實主義，首先是一種向「五四」時期文學「回歸」的現實主義。環境的嚴酷使大部分作家已無法用文學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災難的現實又無法使作家們置生靈塗炭的人生於不顧。於是，以「五四」時期表現人生的多元追求作為創作基本格局的情況便形成了。而藉助於「五四」時期「表現人生」的文學觀念，在不同層次上開掘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心理人生，成為相當多作家的創作追求，從而產生了兩組整體上相當厚實的淪陷區文學形象。
作為最能折射出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復雜心態的文學形象是知識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中呈現出相當或一定光彩的淪陷區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如胡去惡（師陀《結婚》）、方鴻漸（錢鍾書《圍城》）、周大璋（楊絳《弄假成真》）、柳原（張愛玲《傾城之戀》）、景二爺（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綠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構成著諷刺對象。不管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於淪陷國土上，形象的被嘲諷是都包含著作家對淪陷區知識分子心境的剖析的。應該承認，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很少是出於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來的。所以作家對他們剖析也較少從政治角度切入，而側重於文化認識角度的考察。異族統治的現實迫使知識分子重新認識、估價自身所受到的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影響，於是，方鴻漸式的憑借西方文化的盲目沖撞，景二爺式的喘息於傳統文化中的懦弱無能，林小彪式的徘徊於「鄉土文化」和「洋場文化」間的猶豫，以及種種屈從於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為對外來和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而得到發展。「中國人有一種民族的病態，我們想改正它還來不及，再到這個地方和日本人學習，這是一種病態上再加上病態。」這是蕭紅離開淪陷後的東北不久又東渡日本後在給蕭軍一封信中說的話，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淪陷區作家的某種典型心態：對民族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各自「病態」的雙向審視。在日本殖民者極力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淪陷區環境中，中國作家塑造的這一類形象、批判、破壞的因素多，而見不到多少建設的新因素，正包含著作家對現實人生認識上的一層深層心理，也使「五四」時期對中西文化的審視得到了某種延續。
淪陷區文學中另一類顯得較為厚實的文學人物是市民形象。張愛玲筆下眾多小市民的價值已為人們認識。其他如《亭子間阿嫂》（周天籟）、《結婚十年》（蘇青）、《予且短篇小說集》、《太平願》（馬驪）、《萍絮集》（蕭艾）、《秋初》（關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著對市民階層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學的入骨描寫。作家們集中刻劃這類形象，是因為市民階層的心理波動遠甚於其他階層。淪陷初期驚魂未定中的惶惑，隨後各種工於心計的苟且，喘息之後對於各種生活趣味的尋求，當然也有著苦難中的呼號、沉默……這些顯然能比較廣闊地展現淪陷區動盪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淪陷區文學中，也產生過一些自有神韻的工農勞動者的形象，這類形象的塑造，也有著向「五四」時期的「回歸」。如當時的東北華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確打出「鄉土文學」的旗號，著力於農民心理的開掘來進行苦難農民形象的塑造。總之，藉助於「五四」文學表現人生的觀念，在不同層次上開掘異族統治下中國人的心理人生，成為淪陷區文學首先引人注目的現實主義特色。
這種現實主義也是在多個方向上探索的藝術，其目的顯然在於增強文學在險惡環境中的應變能力。以散文為例，一部分作家著筆於侵略奴役下城鄉生活場景的廣泛描寫，有的大膽直接描述血淚生涯，有的在喜笑怒罵中對現實進行社會批評，如洛川、王韋、魯風、桑榆的報告文學，田賁、裴馨園、季瘋、金光軍等的雜感。但時勢多難，環境杌隉，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藉助於象徵性意象或夢幻等抨擊時弊，寄託激憤、如林榕、也麗、黃肅秋等的散文。纏綿深沉的思鄉戀家情緒的抒發，成為作家寄託國家民族興亡之感的載體。《松堂集》（南星）、《離鄉集》（戈壁）、《兩都賦》（紀果庵）、《風土小記》（文載道）、《驛站》（陳煙帆）、《歸鄉》（爵青）等和達秋（唐景陽）等創作便提供了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轉向抒寫「自我」，以個人抒情的真實性和獨特性折射出「煉獄」歷史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在《畫夢錄》那種深重的孤寂、抑悶、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時代重壓的色彩，如但娣、楊絮、尤其、姜靈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轉向人情世態的體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對社會現實的某種洞察，有在撫今追昔中體察世相，有在閑話家長瑣事中某種不平，也有在古今「雜學」中思考現實的，如紀果庵、譚正璧、丁丁、予且、韋長明、辛嘉等的創作。絮語體隨筆體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蘇青、張愛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評論人生的，如古丁、劉漢之作。而在眾多的品酒論茶之作中，也不乏現實的感慨。多種特殊的生存形態，使淪陷區散文獲得了某些發展。
這種現實主義是藝術上經過了更多錘煉的現實主義。1992年11月上海「孤島」文學研討會上，王元化在發言中特意強調了淪陷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特點：越來越重視藝術上的錘煉。以小說創作而言，便是以藝術上的錘煉來求得自己的生存發展。如當時被允許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類的通俗小說，但作家如果不擺脫自身趨俗的市民意識，仍一味迎合讀者的表層需要，在民族遭受災難之時，恐怕很難再象以往那樣擁有讀者。所以，他們一方面開始注意到市民讀者審美趣味蘊含的特定時代的文化內涵和心理特徵並加以引導，充實通俗小說中現實的生命意識；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節的編造為基礎的傳統構思，革故鼎新小說技法。當時《小說月報》、《紫羅蘭》、《大眾》、《中國文藝》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說，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節來激發，而側重由充溢著生活實感的敘述本身來引導。又如當時頗為引人注目的鄉土小說，在以描寫存在於鄉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態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時，頗具藝術功力。被稱為「東北淪陷時期鄉土文學代表作」的長篇小說《綠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譯本時，作者在《序》中說：「綠色象徵青春、健壯、活潑，並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悅，這就是小說的主題」。小說正是在多種生命形態（其中如林淑貞萎枯於金剛經中的生命情感，霍鳳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劃得令人難忘）的強烈對比中，生動凸現了祖居於狼溝的下坎鄉民們純真的生命情感、頑強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華北的畢基初則借「綠林傳奇」來張揚起民族正氣。他的《盔甲山》、《第25支隊》等將清純，雄曠的自然環境同古老的青龍劍、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織在一起，重筆渲染捨生取義的浩然之氣，深入開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個個「佔山為王」，「落草為寇」者身上寫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當時實在是意味深長的。至於師陀、唐tāo＠④、聞國新等此時的小說創作，比起他們的舊作來，藝術上的錘煉更顯其深沉了。

❼ 如何理解文學寫作的個體體驗

個體體驗 指作者對自身在現實世界中的境遇及其意義的瞬間直覺。其親歷性、豐盈性，是保證文學寫作的必要的先決條件。

❽ 寫作主題的特性 怎樣理解主題的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統一

現代寫作的特性
A：個體的創造性：寫作是由特殊勞動的個性化和主觀性決定的。
B：實踐的可操作性：寫作既是一種實踐活動，又具有勞動操作的性質。
C：動態的綜合性：寫作時作者生活思想、知識、語言、技巧的動態綜合體現。
主題的特性
A：主題具有客觀性
B：主觀性
C：時代性

❾ 你是如何理解現代寫作的含義和作用為什麼說現代寫作是提高人才綜合素質的媒介

因為現在寫作寫出了現代人群需要注意的事物

❿ 什麼是現代寫作現代寫作的定義是什麼 非常感謝

我不是現代漢語言大師，不知道現代寫作在漢語言文學里有 沒有固定而且已經被學術理論界普遍認可的概念，如果有，就以各種教科書認可的概念為准。入股偶沒有，那麼我個人認為：
所謂現代寫作：就是不拘泥格式和長短，言簡意名能表達作者的意思，可以讓讀者領悟其用於的寫作就是現代寫作。
本人的寫作大多在立法和法律意見書、代理詞、辯護詞、起訴狀、答辯狀等領域裡面，範例可以到本人博客和網站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