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歷史論述題
1、與經濟高速發展相反，北宋王朝的積貧的局面隨著時間的前進而進一步加深。個人認為造成積弱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一、土地兼並嚴重。由於在唐中期均田制度遭到破壞，到了北宋建立後，由政府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少了。所以北宋政府採取得土地政策是不立田制，不抑兼並，縱容地主兼並土地。官僚、地主、豪紳、僧侶等在北宋期間被稱為形勢戶或官戶，屬於地主階級當權派。他們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同時他們佔有大量土地卻想方設法隱田、漏稅。到了北宋英宗時期，納稅土地僅佔全國總耕地的十分之三。土地兼並造成的一個最嚴重的後果就是造成了大量農民的破產，以致於這些破產者不得不成為依附於地主的佃客。佃客經常收到地主的鞭打，甚至是連女兒的婚姻和本人死後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預。使當時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二、三冗問題——冗官、冗兵和冗費。冗官：北宋之初，宋太祖、太宗為了分散地方官的權力，將全國州郡劃分為十五路。並把各路官員的權力四分為司法（憲臣）、財政（漕臣）、軍事（帥臣）和農事（倉臣）四項。在中央，為了分散相權，以同中樞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同時設立副宰相；設立樞密院時相權與軍權分離；設立三司將財權分離。宰相主政，樞密主軍，三司主財，使三權分離。這樣將地方官權力和宰相權力消弱，但是一個消極的影響就是造成了政府官僚機構的龐大。加之北宋政府又通過科舉制、恩蔭制和其他途徑使地主階級廣泛的參政機會，而官多職少，以致於許多官員長期待職。這樣又使原本龐大的官僚機構日益龐大。冗兵：為了加強中央的軍事實力，北宋政府每年都會大量招兵。太祖期間，禁軍、廂軍共38.7萬人，到了真宗年間激增到了91.2萬人。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背上了巨額的財政負擔。為了維持龐大的財政開支，北宋政府將負擔轉移到了人民身上，這就造成了冗費。北宋除了要收最基本的兩稅（按田畝和資產征稅，分夏秋兩次繳納）之外，還有丁口之稅、雜變之稅、和買絹帛、和糴糧食。賦稅之外又有十分沉重的差役和雜徭。三冗問題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農民和士兵的起義不斷發生。北宋政府不得不派兵鎮壓，派兵所需的軍餉和糧餉又攤派到了下層勞動人民身上。這樣的惡性循環導致北宋國力愈來愈弱。三、歲幣。國力下降導致了軍隊戰鬥力的下降，加之北宋實行虛外守內的國防政策，北宋邊境屢遭遼、西夏的入侵。北宋統治者一直認為內憂重於外患，所以對遼、西夏的戰爭中經常採取消極防禦的政策。並分別於景德元年、慶歷四年與遼、西夏達成和議。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每年需要「贈予」遼、夏大量的歲幣。這又大大加重了北宋下層人民的負擔。
最近看陝西台《開壇》中有人說兩宋時期人民是封建時代中最富裕的，但是國家實力確實最弱的。其實兩宋時最富裕的仍然是大官僚和大地主，這些官僚和地主佔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並想方設法逃脫國家的各種賦稅和徭役。北宋可以說也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即國家財政緊張和下層人民經濟負擔過重，而中間的官僚和地主卻掌握了大量的財富。個人認為北宋積貧積弱的主觀原因，在於改革賦稅制度不力。從宋代開始，土地兼並已經成為了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政府所能做的不在於如何抑制兼並，而在於如何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基礎上減輕繁重的賦稅。如唐朝時的兩稅法、王安石變法中的方田均稅法及後來明朝的一條鞭法都是以這個目的進行改革的。但是由於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有嚴重的土地兼並，加之北宋政府對土地兼的默許。導致保守勢力強大，最終影響了王安石變法的實施。可以說自北宋建立實行繁重的賦稅制度就已經註定了它積貧積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軍事的局面。
2『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 :
（1）工業革命實現了從工場手工業到機械化的工廠大工業的飛躍，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工業時代。
（2）在工業時代，適應機器大生產的要求，工廠制度成為普遍的生產組織形式。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
（1）工業組織形式進入大企業時代（原因、特點）原因：第二次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生產和資本出現集中趨勢。同時，產生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新興工業，如電力、石油工業，從一開始就需要巨額資金。
（2）著名代表：美國摩根、洛克菲勒、梅隆、杜邦等八大財團；
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
德國通用電氣、西門子電氣、萊茵-威斯特伐里亞煤業
（3）大企業的影響：大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企業日趨國際化，出現了國際聯合企業、跨國公司等新的經濟組織形式。
工業革命的影響 :
工業革命促進經濟的發展
19世紀40年代，在以紡織為代表的輕工業部門，工廠生產已佔據主導地位。1770—1840年間，英國工人的日生產率，平均約提高了20倍。棉紡廠工人的生產率高於手紡工人266倍。19世紀20年代初，英國紡錠總數比法國多三至四倍，比德國多十倍，遙遙領先於世界。生鐵產量，1825年已超過法、俄、美、德四國產量的總和。煤產量，1840年相當美、法、德三國產量總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國商船噸位居世界第一；工業生產佔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47％；商品出口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21％。英國把半數以上的工業品銷往國外，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工業革命加快了城市化進程
農業發展，流動人口增多；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工廠制日益普及；交通運輸的迅速發展，為人口流動，製成品和原材料的流通，提供了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場不斷擴大，商品經濟日益繁榮；所有這些，推動了城市的發展。1760年，英國5～10萬人的城市只有1個，1851年達到13個；1851年，1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經有7個。特別是新興工業城市的發展迅速，如曼徹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1851年，英國的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城市人口總和已經超過農村人口，城市人口比重達到50.2％。初步實現城市化。
工業革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工業革命首先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首先開始工業革命的英國，經濟發展尤其迅速。19世紀40年代，在以紡織為代表的輕工業部門，工廠生產已佔據主導地位。1770～1840年間，英國工人的日生產率，平均約提高了20倍。棉紡廠工人的生產率高於手紡工人266倍。19世紀20年代初，英國紡錠總數比法國多三至四倍，比德國多十倍，遙遙領先於世界。生鐵產量，1825年已超過法、俄、美、德四國產量的總和。煤產量，1840年相當美、法、德三國產量總和的四倍多。1840年，英國商船噸位居世界第一；工業生產佔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47％；商品出口總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21％。英國把半數以上的工業品銷往國外，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法、德等國也開始工業革命。19世紀中期以後，經濟發展明顯加快，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
同時，工業革命也促進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本身的發展。其中，最主要是推動資本主義進入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理論學說，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它是天賦權利哲學的繼續和發展。在17、18世紀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時代，資產階級已經提出了自由的口號，這時自由的含義都是針對封建專制制度而確定的。為反對封建主義的王權、神權和其他各種特權，它強調天賦人權，這些權利包括私有財產、人身安全、思想言論自由等。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工業資產階級的興起，18世紀後半期首先在英國出現了自由主義思潮，它要求政府的決策和經濟發展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相適應。因為工業革命發展以後，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了很大發展，他們對政府的種種陳舊的框框束縛感到非常不滿，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有力量憑自己的實力在市場上一爭高低，過去，政府給某些大公司以特權，並進行保護的政策，大大約束了他們的手腳，他們希望可以自由經營、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另一方面，他們要求更多地參與政治。19世紀以後，由於歐洲各國的工業已經有很大發展，工業資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資產階級對維也納體系下的專制與反動非常不滿，這促使自由主義在歐洲興起，並成為19世紀歐洲主要的社會思潮。自由主義學說包括社會和經濟兩方面。自由主義思想家主要有法國的邦雅曼·貢斯當、英國的耶利米·邊沁和約翰·穆勒等。1776年，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一書，創立了第一個政治經濟學體系。其後，許多人對斯密的學說加以解釋和發展，其中，大衛·李嘉圖和托馬斯·馬爾薩斯的成績最為突出。這些人的學說被統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即自由主義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即他們發現勞動創造了價值，但又堅持商品的價值是由工人和資本家共同創造的，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然秩序」，因此，主張實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反對政府幹預經濟活動，否定重商主義理論。李嘉圖進一步提出，地租、工資和利潤是制約經濟發展的要素，三者成反比例運動，地租增長會降低利潤，影響資本家的積極性，不能增加國家的財富；要增長國家財富，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地主利益並廢除穀物法，工人也要忍受暫時的困難。馬爾薩斯則認為人口增長永遠快於生產增長是一種「自然規律」。應該用「墮胎」（包括避孕）、「災難」和「自我抑制」來控制人口。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工業革命的產物，代表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經過不懈努力，19世紀中期，各國通過改革或革命，工業資產階級陸續掌握了政權，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逐漸得以實施。19世紀40年代末，英國廢除了航海條例和穀物法，實行自由貿易，英國自由資本主義進入鼎盛時期。
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傾銷商品，掠奪原料
印度是受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侵略的典型國家，棉紡織業首當其沖。1818—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 200倍。1850年，英國對印度棉紡織品輸出，佔英國棉紡織品輸出總值的65％。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只收極低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內地稅。在英國棉織品沖擊下，馳名世界的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著名紡織業中心達卡，人口從15萬減少到三四萬人。大批破產的手工業者掙扎在死亡線上。印度總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殖民者還強迫印度農民種植棉花、黃麻、茶葉等作物，使印度淪為英國的農業附庸。19世紀中期，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可以從4個方面來說：
首先，新能源的大規模應用，如電力，煤炭等，這些新能源的直接促進了重工業的大踏步前進，使大型的工廠能夠方便廉價的獲得持續有效的動力供應，進而使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成為可能，並為之後的經濟壟斷奠定了基礎。
其次，內燃機的發明解決了長期困擾人類的動力不足的問題。內燃機的發明又促進了發動機的出現，發動機的發明又解決了交通工具的問題，推動了汽車，遠洋輪船，飛機的迅速發展，使人類的足跡遍布了全世界，也讓各個地區的文化，貿易交流更加便利。
第三，通訊工具的發明。自從19世紀70年代美國人貝爾發明了電話之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不在局限與面對面的談話。
最後，化工業的迅猛發展。炸葯的發明，大大促進了軍工業的進步，並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煤炭中提取各種化合物，塑料，人造纖維先後被投入實際生活。
上述的四種發明，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人類開始通過科學研究來獲得純粹的知識，然後又反過來促進理論的應用
3、一、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國思想理論界圍繞著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社會史問題展開了一場論爭。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開始的。當時，中國革命轉入低潮。各種政治勢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國的出路問題。中國要不要繼續革命？要繼續革命，進行什麼性質的革命？這些問題都歸結到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認識。1927年前後，斯大林曾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問題有過許多正確或基本正確的論斷，指出中國是「受國際帝國主義牽制的半殖民地」，軍閥、官僚的封建殘余「是中國國內的壓迫的主要形式」。「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殘余的斗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斗爭的結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則斷言資本主義關系在中國已「無條件的占優勢和占直接的統治地位」，中國「已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因此，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過去，再次爆發的革命必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內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直接影響到中國。托陳取消派公開宣傳托洛茨基的錯誤觀點，反對中共六大的路線。1929年8月5日，陳獨秀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經過1925年至1927年革命，「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而「封建殘余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已經「變成殘余勢力之殘余」。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占優勢並將持續和平發展的社會。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無產階級只有等到將來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國民黨御用文人陶希聖等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於反革命目的，也極力鼓吹與托派類似的觀點。陶希聖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一文中，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封建社會的構造，其龐大的身分階級不是封建領主，而是以政治力量執行土地所有權並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階級」。顧孟余認為中國社會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梅思平則斷定中國社會「完全是一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歪曲中國社會的性質，進而否定中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爾什維克》上發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一文，批駁了托派的觀點，論述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闡明中國共產黨的主張。4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通過創造社主辦的《新思潮》雜志出刊「中國經濟研究專號」，發表潘東周的《中國經濟的性質》、王學文的《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觀點。他們以《新思潮》為主要陣地，被稱之為「新思潮派」，成為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馬克思主義陣營的代表。論戰的另一方則是以托派嚴靈峰、任曙為代表的反馬克思主義流派。7月，托派創辦《動力》雜志。嚴靈峰在這個刊物上先後發表《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再論中國經濟問題》等文。之後，他又出版《中國經濟問題研究》、《追擊與反攻》等書。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嚴、任之間雖有意見分歧，但都一致認為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反對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主張。因為他們以《動力》為主要陣地，被稱之為「動力派」。與此同時，《讀書雜志》等刊物也紛紛發表爭論文章。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全面展開。這次論戰的中心問題是：近代中國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爭論的主要問題是：一、關於帝國主義和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關系；二、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三、關於封建勢力在中國農村經濟中的地位。托派認為，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自帝國主義入侵以來，中國的自然經濟已經崩潰，商品經濟已經「深入並支配了全國窮鄉僻壤」，資本主義關系已佔領導的地位。他們否認帝國主義有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認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的發展，要「絕對」的破壞封建勢力和關系，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進化的過程。他們抹煞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的事實，認為帝國主義「也推動了和加緊了農業經濟踏進資本主義的領域」。中國土地的問題，主要的已不是封建關系，「而是資本主義的關系」。為了回擊托派的猖狂反撲，共產黨人和進步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布爾什維克》、《讀書雜志》、《中國經濟》等刊物上連續發表文章，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劉夢雲（張聞天）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劉蘇華的《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峰》等。他們批駁了托派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的謬誤，指出商品經濟本身並不能決定一個社會的經濟性質，「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離開剝削關系與階級關系，就沒有法子了解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商品經濟的社會，決不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闡述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三者的關系，指出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一方面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關系勾結著，用一切力量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為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他們分析了農村經濟的現狀，指出封建半封建關系仍占據著農業經濟的優勢。「現在中國農村租佃制度下的剝削關系，是封建式的剝削關系」。要打破這種封建剝削關系，必須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根據上述分析，他們得出結論：中國社會的現階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經濟實在是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經濟」。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及肅清中國封建勢力以後，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發展」。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必然聯繫到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開展不久，又發生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1931年5月，王禮錫主編的《讀書雜志》開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欄。從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繼出版了4輯《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輯，匯集了各種觀點的有代表性的論著。這樣，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交叉進行，達到高潮。這場論戰涉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集中反映在三個問題上：一、「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二、中國歷史上是否經過奴隸制社會；三、中國封建社會的性質及其特徵問題。這些問題，關繫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是否存在著共同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學說是否適用於中國的問題。「新生命派」的陶希聖、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認中國歷史上有過奴隸制社會，又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為時短暫，而且早已瓦解，並且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插入一個「先資本主義社會」或「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說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者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各種偽馬克思主義觀點，揭露了他們歪曲中國社會歷史的實質，就是假借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的」詞句來鼓吹歷史發展的多元論，取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以否認中國歷史上奴隸社會的存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以所謂「先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論來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論戰中，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科學分析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批駁了違反中國實際的種種錯誤觀點，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最早肯定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社會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根據甲骨卜辭、青銅銘文和各種古代文獻，把中國古代社會劃分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奴隸社會，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進入封建社會。1934年至1936年間，呂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等著作。他利用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對中國原始社會的內部結構及其特徵進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認為夏以前是原始共產社會，殷代是奴隸社會，周代為初期封建社會，由秦到鴉片戰爭前為變種的（亦即專制主義的）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以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肯定中國社會有過奴隸制存在的還有翦伯贊、鄧雲特（鄧拓）等。盡管他們對歷史上某些朝代的社會性質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論述中國社會史問題還有不夠完善的地方，但他們都一致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科學性和真確性，說明「中國社會發展的法則，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樣，並沒有什麼本質的特殊」。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和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科學分析，進一步論證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肯定中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從理論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路線提供了科學依據。
㈡ 比較論述創造社「為藝術」的文學主張與人生派「為人生」的藝術主張。
20年代小說的總體面貌：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小說與浪漫抒情小說相互對峙、互為補充。20年代大體的小說發展脈絡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領域里除舊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問題小說」，但是問題小說比較形而上。「虛」一些，大部分問題小說作家都先後傾向於現實主義，與問題小說之後出現的「為人生派」現實主義小說合流，其間還出現了從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創作潮流的鄉土小說，而鄉土小說實際上可以算作是「為人生派」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說方面，則是先後出現了「自敘傳」抒情小說和其他一些主觀型的敘述小說，這些小說主要以創造社為主。
20年代的文研會公開倡導文學「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無疑是「問題小說」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將「問題小說」的創作引向了高潮，其創作風格集中體現在王統照與葉聖陶身上，王統照突出「愛」與「美」的觀點，探討人生的「煩悶與混擾」，而葉聖陶也是由「問題小說」起步，後來又成為了「為人生派」小說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簡單的表現「愛」與「美」之外，更集中於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隔膜」，而「隔膜」問題與同時期魯迅小說中關於「國民性改造」的問題有相通之處，在「問題小說」潮流過去之後，葉聖陶在專心地刻寫學校知識分子和市鎮小市民的精神歷程方面，顯出與眾不同。而文研會的其他作家則主要構成了現實主義小說中的鄉土小說的作家群體，鄉土小說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清新的泥土氣息，突破了新文學誕生以來創作的相對狹小天地，使得新文學和社會生活土壤的聯系更加緊密。
總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會小說創作集中於現實主義小說，影響並推動了20年代整個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
而創造社的主要成員在日本留學期間，較多的接受了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於是強調「本著內心的要求，從事文藝活動」，同時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風靡日本的「私小說」的手法，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主張再現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減弱對外部事件的描寫，而側重於作家心境的大膽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靈與肉的沖突以及變態性心理，作為向一切舊道德舊禮教挑戰的藝術手段。這樣的創作思路無疑使得創造社在20年代的小說創作中選擇了浪漫抒情小說。20年代浪漫抒情小說的分支——「自敘傳」抒情小說以創造社的郁達夫的《沉淪》為代表，而創造社後起的青年作家緊接郁達夫幾乎構成了一個抒情作家群體（還有淺草社與沉鍾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創造社的小說創作主要是集中於浪漫抒情小說的。
20年代的文研會與創造社在小說創作上，由於不同的文學主張，分別選擇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個不同方面，並成為各自陣營的主力軍，共同推動了20年代小說創作的發展。
㈢ 中國現代文學史
1、最早嘗試新詩創作、最有代表性的初期白話詩人是（ A ）
A.胡適 B.劉半農 C.康白情 D.周作人
2、中國現代被稱為「舶來品」的文學樣式是（ D ）
A、小說 B、散文
C、詩歌 D、戲劇
3、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基礎的《吶喊》出版於（ D ）
A、1920年 B、1921年
C、1922年 D、1923年
4、下列哪位作家的創作體現出「愛的哲學」的主題？（ D ）
A.葉紹鈞 B.廬隱 C.冰心 D.王統照
5、吳蓀甫是下列哪部作品中的主人公？（ D ）
A、《蝕》 B、《邊城》
C、《林家鋪子》 D、《子夜》
6、《鳳凰涅盤》出自詩集（ A ）
A、《女神》 B、《星空》
C、《恢復》 D、《前茅》
7、《憩園》和《寒夜》標志著巴金小說的縱深發展，它們產生於哪一時期？（ C ）
A、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期
B、30年代中後期至40年代初
C、40年代中後期
D、40年代初期
8、下列哪一位詩人被稱為「農民詩人」？（ A ）
A、田間 B、艾青
C、戴望舒 D、臧克家
9、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主張「為藝術」的文學觀念並且取得較大成績的團體是（ B ）
A、文學研究會 B、創造社
C、語絲社 D、沉鍾社
10、如果說周朴園是《雷雨》命運悲劇的核心人物，那麼誰則是《雷雨》精神悲劇的核心人物？（ A ）
A、蘩漪 B、周萍
C、周沖 D、魯侍萍
11、《傾城之戀》講述的是破落望族出身的女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她的名字是（ A ）
A.白流蘇 B.曹七巧 C.孟煙鸝 D.吳翠遠
12、《故事新編》中的哪一作品贊揚了墨子反對侵略戰爭的正義感？（ C ）
A、《奔月》 B、《理水》
C、《非攻》 D、《鑄劍》
13、善長以教育界和底層知識分子生活為題材進行創作的文學研究會作家是（ B ）
A、 沈雁冰 B、葉紹鈞
C、 振鐸 D、王統照
14、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的作者是（ B ）
A、丁玲 B、孫犁
C、趙樹理 D、周立波
15、以下哪一部是錢鍾書的短篇小說集？（ C ）
A.《寫在人生邊上》 B.《傳奇》 C.《人
中國現代文學文學的特點
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特點是特別強調作家的主觀感覺而不太注重對客觀生活的真切描寫。
簡析徐志摩詩歌的藝術特色。
徐志摩作為新月派最有代表性的詩人，創作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游集》四部詩集。真摯的獨抒性靈，追求個性解放，是徐志摩詩歌的基本藝術個性，其藝術上的突出特點表現在：(1)構思精巧，意象新穎。如《再別康橋》，康橋周圍有名的景物很多，但詩人卻著力描寫康河。(2)章法整飭，靈活多樣。他的詩雖以四行一節式較多，但從整體上看，節式，章法、句法韻腳等都各有變化。如《再別康橋》每節四行，隔行押韻，一、三行稍短，大抵六字，二、四行稍長，大抵八字，詩行有規律地長短錯落，又整齊勻稱。 (3)詞藻華美，風格明麗。(4)靈動飛揚，灑脫嫵媚。如《莎揚娜拉》，雖只有短短五行，卻將日本女郎與朋友道別時的神態、情緒、心理活動都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揮灑自如、輕盈、柔和、恬淡。(5)有著循環往復的節奏美和音韻美。
徐志摩的詩歌創作有力的實踐了聞一多詩歌理論的「三美」主張，具有「純詩」的驚人之美，並以自我和理想的表達為中心，在中國現代詩領域樹立起一種真純的浪漫主義精神。
二、論述題（每題5分，共2題）
1、為什麼說雜文創作是魯迅創造力的重要標志，並確立了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雜文創作，是魯迅畢生最重要的事業，是他心血的主要結晶和創造力的重要標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恆的藝術魅力的雜文創作， 確立了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無以倫比的地位。如果說，散文詩和記敘散文，分別表現魯迅的個性和藝術風格的某一方面，那麼在雜文中，我們卻看到了魯迅的靈魂，中華民族的靈魂。
2、結合作品，論析郁達夫小說創作獨特的藝術風格。
他的作品不僅反映了他那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而且具有大膽的反抗情緒、鮮明的創作個性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本文就郁達夫小說藝術的產生、藝術特色以及深遠意義，進行了研究和探討。
問答完畢 ！！累死 題目好難 希望親滿意
㈣ 文學研究會的主張是什麼
文學研究會成立於1921年1月4日，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其迴文學主答張是：文學為人生。
文學研究會奉行的原則是：「反對把文學作為消遣品，也反對把文學作為個人發泄牢騷的工具，主張文學為人生。」(沈雁冰《關於文學研究會》)從「為人生」出發﹐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反對唯美派脫離人生的「以文學為純藝術」的觀點。他們的創作大都以現實人生問題為題材。這種「為人生」的「新文學」思想成為文學研究會的基本文學主張。
㈤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文學主張和主要貢獻各是什麼
文學研究會：
文學主張：「為人生」的「新文學」思想和「研究介紹世界文學內，整理容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
主要貢獻：介紹外國的文藝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介紹了世界的現代思想，傳播了外國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
創造社：
文學主張：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
主要貢獻：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新興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以及倡導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㈥ 我我要請教，中國近·當代詩歌派別及代表人物
中國現代詩歌流派簡述
初期白話詩派 1917年，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新詩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2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八首。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號，推出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三人的白話新詩，被稱為「現代新詩的第一次出現」。其後，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劉大白、朱自清等人競相嘗試，李大釗、魯迅、陳獨秀也寫新詩，形成了體現文學革命最初實績的「五四」新詩運動。他們因在否定舊詩、探索新詩、致力於詩的自由化、白話化方面顯出共同的有意的努力，且在詩歌風格方面有一致之處，我們將其稱為初期白話詩派。代表作有：《嘗試集》（胡適）、《冬夜》（俞平伯）、《教我如何不想她》（劉半農）、《賣布謠》《田主來》（劉大白）、《三弦》《月夜》（沈尹默）、《草兒在前》《別少年中國》《鴨綠江以東》（康白情）、《小河》（周作人）
初期浪漫主義詩派 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造社（1921年7月成立於日本）諸詩人組成的新詩派別，他們用磅礴的氣勢、創造的精神、心靈的激情和羅曼諦克的宣洩開了一代詩風。代表：郭沫若、田漢、成仿吾、鄭伯奇、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後三者後來融進了現代主義詩潮）。作品以郭沫若的《女神》最為出名。
「為人生」詩派 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是二十年代陣營最強影響極大的文學社團，其主要成員朱自清、葉紹鈞、劉延陵、俞平伯等緊接著在上海成立了現代文壇上第一個新詩社團——中國新詩社，並於次年1月創辦了第一個新詩專刊《詩》。文學研究會的詩人以「為人生」為核心的詩歌價值觀念，因此常被稱為「人生派」或「為人生」 派。主要代表作：詩集《蹤跡》（朱自清）、《歌者》《永在的真實》（徐玉諾）、詩集《春水》《繁星》（冰心）。
「湖畔」詩派 1922年3月，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汪靜之等在杭州西子湖畔組成了湖畔詩社。其後，又有魏金枝、謝旦如（譫如）、樓建南（適夷）等人加入，形成了湖畔詩派。他們的作品以抒情短詩為主，表現了對愛情的憧憬和對自然的嚮往。代表作：《妹妹你是水》（應修人）、《伊的眼》（汪靜之）、《落花》（馮雪峰）、《月夜》（潘漠華）。
新格律詩派 1923年，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陳源等人發起成立新月社，開始是個俱樂部性質的團體，其後，因提倡現代格律待而成為在詩壇上有影響的社團。1925年，聞一多回國，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並於1926年4月1日創辦《詩刊》，積極提倡現代格律詩，團結了一大批新詩人，如劉夢葦、朱湘、饒孟侃、林徽音、於庚虞、蹇先艾等人，形成了新月詩派。其提出了「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提倡新詩的格律化，主張詩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代表作：《死水》（聞一多）、《示嫻》（劉夢葦）、《采蓮曲》（朱湘）、《再別康橋》（徐志摩）。
象徵主義詩派 象徵主義詩潮興起於19世紀80年代的法國。其主張：「詩不是為了說明，詩是值得表現的」，表現的題材領域是生、死、病、殘、夢、幻、愛、欲，追求的風格是「幽深、晦澀和含蓄」，即「從意象的聯結、企圖完成詩的使命」。中國象徵詩派的開創者是李金發。代表作《棄婦》。另外還有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
現代詩派 現代詩派是新月派與象徵派的合流。其代表是：戴望舒、施蜇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曹葆華、番草、廢名、侯汝華、金克木、李白鳳、林庚、玲君、路易士、吳奔星、辛笛、徐遲、孫毓棠、南星等。代表作：《雨巷》《我用我殘損的手掌》（戴望舒）、《預言》（何其芳）、《斷章》（卞之琳）、《鄉愁》（李廣田）。其中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被稱作「漢園三詩人」。
中國詩歌會詩派 此派因詩歌團體而得名。中國詩歌會是左翼作家聯盟領導的革命詩歌團體，1932年9月成立於上海，發起人有穆木天、任均、楊騷、蒲風等。1933年2月創辦機關刊物《新詩歌》。「捉住現實」是其宗旨。這一流派的詩人還有王亞平、溫流、關露、石靈、田間、柳倩、林林、袁勃、雷石榆、竇隱夫等。代表作：《動盪的故鄉》《六月流火》（蒲風）。
七月詩派 由《七月》雜志（1937年9月創刊於上海）得名，指活躍於胡風主編的《七月》、《希望》等雜志以及《七月》叢書的詩人群，主要有魯藜、綠原、冀汸、阿壠、曾卓、蘆甸、孫鈿、方然、牛漢、天藍、彭燕郊、鄒荻帆、庄涌、杜谷、賀敬之、胡征、化鐵、艾青、田間等人。代表作：《為祖國而歌》（胡風）、《我愛這土地》（艾青）、《給戰斗者》（田間）、《纖夫》（阿壠）等。
晉察冀詩派 因地區而得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察哈爾、河北、熱河、遼寧五省交界地區建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938年末，「抗戰文藝工作團」、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學員和西北戰地服務團先後從延安到這里。西戰團田間、邵子南、史輪、曼晴、方冰等到人的戰地社於1939年1月創辦了詩刊《詩建設》，抗大學員丹輝等人成立了「鐵流社」，1939年3月創辦了詩刊《詩戰線》。以戰地社和鐵流社為中心，形成了晉察冀詩派。41年7月3日，成立了晉察冀詩會，田間任主席，邵子南、魏巍、陳輝為執委。會員有沙可夫、楊朔、方冰、王煒等30於人。
九葉詩派 四十年代的現代詩派。這個流派主要成員有九位（辛笛、陳敬容、唐祈、唐是、穆旦、杜運燮、袁可嘉、鄭敏、杭約赫），他們以《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為中心形成一個以現代主義為特色的詩派，198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九位詩人的選集《九葉集》，此後，人們便稱他們為「九葉詩派」。代表作《布穀》（辛笛）、《冬日黃昏橋上》（陳敬容）、《挖煤工人》（唐祈）、《噩夢》（杭約赫）、《春天》（鄭敏）。
民歌敘事體詩潮 四十年代，解放區出現了一批民歌體長篇敘事詩。有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漳河水》和《圈套》、張志民的《王九訴苦》、《死不著》和《野女兒》、田間的《趕車傳》、李冰的《趙巧兒》等。這些詩篇的出現，表現了延安整風後形成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思潮。
㈦ 結合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的創作，簡述創造社「為藝術」的浪漫主義文學主張主要有哪些主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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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專文學團體。前期作屬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㈧ 簡要敘述前期創造社的文學主張和創作方法。
前期創造社被認為是具有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的,他們從表現"內心的要求"提出內重情感、輕功利、容重藝術等一系列文學主張.他們表現的"自我",其具體內容都是圍繞一種苦悶、悲哀和感傷的情緒而展開.他們高舉唯"全"與"美"的旗幟,以真摯的情感來引起讀者的同情.
㈨ 中國傳統文化概觀論述題
中國文論傳統及其現代命運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體系與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徵密切相關。可以說,作為文學觀念之理論化形態的文論話語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體現。具體言之,與古代士人「社會導師」的文化認同直接相關,形成了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與古代士人維護個體精神自由與超越意識直接相關,形成了以道家、佛釋之學為思想依託的審美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與士大夫詩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關,形成了以文本分析為核心的詩文評話語系統。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系統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系統,是中國古代居於主導地位或者官方意識形態地位的文論話語。就其產生的動因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遺存。我們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會,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密不可分,國家意識形態直接表現為政治的與文化的制度以及人們的行為方式。所以,詩歌在西周時期乃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系統與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現存《詩經》作品來看,西周詩歌的功能首先是溝通人與神的關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靈為目的的頌詩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屬於這類作品。其意識形態功能在於:向天下諸侯證明周人統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證明貴族等級制的合法性。對神的祭祀從來都是一種特權,因此,祭祀活動本身就已經具有意識形態功能了。西周詩歌的第二個重要功能是溝通君臣關系。這里又分為「美」、「刺」兩個部分。「美」是臣下對君主的肯定性評價;「刺」是臣下對君主的批評與規諫。根據鄭玄《六藝論》和《毛詩序》等漢儒的記載我們知道,西周時期之所以採用詩歌的形式來溝通君臣關系,主要是因為這種形式比較委婉文雅,便於言說與傾聽。現在看來,這大約是貴族社會一種言說的特殊方式或權力——可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根據《詩經》可以知道,在西周後期,詩的這種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實現。對於詩歌這種功能,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家意識形態內部的自我調節機制。十分清楚,西周時期詩歌的這兩種主要功能都是意識形態性質的。這意味著,西周詩歌本來就是彼時國家意識形態的話語形式。這對於以繼承和弘揚西周禮樂文化為天職的儒家思想家來說自然會產生莫大的影響——在他們看來,詩歌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就像母雞有下蛋的功能一樣是天經地義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形成的另一個主要動因則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認同。儒家士人作為一個知識群體, 自產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復禮」——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改造社會的政治目的為最高任務的。他們的一切話語建構與闡釋活動無不以這一目的為核心。對詩歌的闡釋自然也不例外。從現存的《論語》、《孟子》、《荀子》和被定名為《孔子詩論》的楚簡等涉及詩歌的論述來看,先秦儒家已經在詩歌闡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義文論話語系統。從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到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說,再到荀子的「詩言是,其志也」之說,都不離「克己復禮」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從產生之日起就成為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主流,其影響至為深遠。漢代是儒家知識群體擎著儒學大旗與統治集團討價還價、形成「共謀關系」,從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識形態的關鍵時期。所謂經學,實際上乃是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在政治上終於形成聯盟關系的話語表徵,是知識階層進入權力系統的意識形態保證,也是權力集團獲得合法性的直接產物。經學是政治權力正式承認知識階層話語之權威性的標志,是「勢」對「道」的妥協;經學也是知識階層話語壓制了其固有的烏托邦精神之後的結果,是「道」向「勢」的讓步。因此,經學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最終確定了中國主流文化始終在政治與知識之緊密聯系中發展的基本格局,從而也決定了這種文化始終不能獲得純粹的知識形態而向自然領域拓展的命運。
在經學語境中的文論話語自然是徹底的工具主義的。從《毛詩序》和鄭玄的《詩譜序》、《六藝論》等文論話語來看,在漢儒的心目中,詩歌直接就是一種規范君權、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詩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據不能在個體情感世界中去尋找,而必須在人倫關系,特別是君臣關系中去尋找。漢儒說詩,非美即刺。無論美或刺,都是一種具有明顯政治性的話語建構,是對儒家給出的價值秩序的維護與闡揚。漢代《詩》學四家,無論存在怎樣的差異,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義的眼光來解說《詩經》作品,其目的都是藉助於對古代詩歌的解說來實施對現實君主的約束與引導。總之,是出於現實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這就是經學語境中文論話語的根本特徵。
隋唐之時,儒家工具主義文論大體上繼承了漢儒傳統。但由於詩文自身的發展,文論話語也相應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經過了魏晉六朝的詩文創作大繁榮局面之後,儒家文論家所面臨的問題早已不再是如何闡釋已有的詩文作品,而是如何創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滿足於通過闡釋古代詩歌來表達自己的工具主義文論觀點。他們直接提出詩文要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點。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說,乃是此期工具主義文論的典型口號。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文論觀。在這時的價值坐標中,建功立業乃居於最高位置。因此,「有補時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工具主義文論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此期的儒家已經不再把建功立業視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滿足於僅僅賦予詩文直接的政治功能。從社會地位看,宋儒與漢唐儒者根本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幸成為君主集團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對象;而漢唐時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團最重要的依靠對象,文人士大夫常常處於被壓制與被排擠的地位。宋儒的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不再以進入仕途、建功立業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遠的目標。一般說來,成聖成賢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則宋儒所主張的工具主義文論觀也就有別於漢唐儒者。其根本之處是宋儒不僅僅要詩文服務於社會政治,而且更要服務於具有形而上學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論處處離不開對「道」的闡揚。這個「道」可以說乃是宋儒烏托邦精神的話語表徵而不是現實社會秩序。這種將「道」視為「文」之本體、將「文」視為「道」之發用的觀點,本來是唐代中後期韓愈等人提出來的,是所謂「古文運動」的核心主張。但是這種觀點在唐代並沒有被發揚光大,而只是曇花一現。只是到了宋代,由於言說者的社會境遇發生了變化,才成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論觀點。
這樣一來,在中國古代儒家的工具主義文論觀內部就出現了兩種傾向:一是要求詩文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成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詩文從屬於某種超驗的精神價值,成為載道之具。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系:為現實政治服務與為某種高遠難達的理想服務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說,這種不同就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差異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的發展即是這兩種傾向的此消彼長。
以老莊、佛釋為依託的審美主義文論系統
老莊之學與佛釋之學從根本學理上來說都是否定詩文存在價值的,但是這兩種思想系統卻又都對古代詩文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什麼原因呢? 毫無疑問,這只能說明無論老莊之學還是佛釋之學都與詩文價值具有某種相通之處。在我看來,這種相通之處是一種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對物慾橫流之現實世界的否定。對此,人們名之曰審美主義。這是在康德的意義上使用「審美」這個概念的,即無直接的功利目的,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老莊、佛釋之學當然有諸多差異,它們各自在學理上也是頭緒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說正在於否定一切現實世界所奉行的價值觀念,將人的心靈提升到一個無知無識、無利無害的價值真空之中。所謂掙脫「名韁利鎖」,也就是否棄現實生活中人人信奉的價值觀念之意。老莊之「無」,佛釋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將通行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統統盪滌之後剩下的空靈心境,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在消除了一切內在與外在強制之後的絕對自由的精神狀態。老莊的「體道」、「達道」,佛禪的「頓悟」,大約就是指進入這種精神狀態之中了。這種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難真正體會得到,但根據老莊、佛釋之學的言說以意度之,則這種精神狀態與人人都可以體會到的「審美體驗」大約有某種重要的相似之處。或者可以說, 「達道」或「悟」的境界是恆常的審美體驗;審美體驗是瞬間的「達道」或「悟」的境界。老莊、佛釋之學追求的是這種超越境界的恆常性故而否定詩文之價值。然而詩文和其他審美活動卻是在現實中體驗老莊、佛釋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對其多有汲取。正如人們不能在現實中成為英雄豪傑,就願意藉助於想像在虛擬的世界中實現這一理想一樣,老莊之學以自然為指歸,但是絕大多數現實社會的人卻是無法真正回歸自然之中,於是吟詠自然山水與田園生活的詩文就來滿足人們這種精神需求了;佛釋之學以「四大皆空」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現實生活的人絕大多數都在追求「實」而逃避「空」,於是描繪靜謐、空靈、清幽的詩文就來滿足人們這種對「空」的嚮往了。簡言之,老莊、佛釋之學在現實生活的實際實現是難以確知的,但其於文學審美領域的實現卻是有目共睹的。審美主義文論觀念於是成為中國古代堪與儒家工具主義文論相媲美的話語系統。
這種審美主義文論觀念是在魏晉六朝時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擔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變體——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實際貴族身份的文人。他們與傳統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區別是:他們無須依靠個人奮斗就可以獲得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這一切都來自家族門第。再加上這個時代的世家大族與君主集團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所以他們自然就將家族利益看得遠遠高於社稷利益,以至於可以說,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無國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在中國古代十分獨特的文化場域——以談論哲理、品藻人物、賞析詩文書畫為主要內容的言說空間形成了,即所謂「清談」。這個文化空間的形成實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尚、價值觀念、審美趣味、詩文風格都是在這個文化空間中形成並充分發展起來的。這個文化空間是士族文人開拓出來的,體現了一種貴族化的精神傾向;反過來,它又大大強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貴族氣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開掘出一個具有超越性的、極為精密細微、高遠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都是在這個時期臻於成熟的。
在這樣一種貴族氣息濃厚的文化空間中產生出來的詩文價值觀,當然也不再是兩漢經學語境中的詩學觀念,「經世致用」的口號也被「詩賦欲麗」、「詩緣情而綺靡」所取代。審美主義文論觀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先秦時期道家那種自然主義的社會烏托邦與個體精神烏托邦在這時都成功地轉化為詩文書畫的審美風格與藝術境界了。
我們可以隨意挑選幾個文論概念來說明這種審美主義文論觀的基本特徵: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論話語系統中,自然這個概念是指詩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樣,沒有絲毫人為痕跡。這個概念的深層文化內涵是老莊崇尚自然無為、否定一切人為的文化建構的精神。在玄學風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極為欣賞自然山水,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總是生活在山水之間,於是他們一方面大造園林,將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來,另一方面又大量創造表現自然山水的詩文及繪畫作品,以寄託嚮往自然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以自然為上、雕琢為下的審美價值觀就形成了,於是, 「自然」就成為文論話語中的核心范疇之一。(2) 遠。這個概念在六朝時期正式成為重要文論范疇。「遠」本來指空間距離之大,後來引申為時間距離之大。在《老子》一書中曾用來指「道」循環往復的運行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即所謂「逝曰遠,遠曰返」。六朝文人借這個概念意指精神對現實的超越,是詩文的一種重要審美境界。諸如「淡遠」、「清遠」、「高遠」、「玄遠」、「深遠」以及「意遠」、「心遠」等等,其文化內涵都是指詩文所言說描繪的意象、意境對現實政治生活或通行的價值觀念的超越與背離,是指精神對物質、靈魂對肉體、無對有、無為對有為、超驗之物對經驗之物的超越與背離。(3)韻。這個概念本是關於聲音的,由於有韻之音能夠令人回味無窮,所以後來引申為言辭表面之意背後隱含的余意、餘味。六朝文人將這個概念用之於詩文書畫的評價,有神韻、氣韻以及風神氣韻等用法。老莊之學有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認為能夠用通常言辭說出的東西不是那個真正有意義的東西。老莊又有「大象無形」、「大音稀聲」之說,意指真正的「象」與「聲」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這樣,老莊就給出了一種具有闡釋學意義的觀念:應該重視沒有說出的東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莊這種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內涵與風骨,在書畫鑒賞上標舉「氣韻生動」與「傳神」,在詩文評價上則講究「滋味」與「言不盡意」。總之,就是主張含蓄蘊藉而反對淺陋直白,這也是老莊之學在審美層面的顯現。
經過六朝時期的張揚,自隋唐以降,審美主義文論觀已然成為堪與儒家工具主義文論觀相抗衡的文論話語系統了。以王昌齡(託名)《詩格》、釋皎然《詩式》、司空圖《詩品》為代表的審美主義文論觀與元白的新樂府運動、韓柳的古文運動的工具主義文論觀並行不悖,足見這種文論觀已經深入人心,獲得了言說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樣如此。這說明在長期的碰撞磨合之後,在古代文化場域之中,儒、釋、道三家學說已經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們之間的互相滲透、觸發,已經構成了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從更深層的原因來看,儒學與道、釋之學的同時共存現象表徵著古代文人士大夫階層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們建立起了一種將出世與入世、建功立業與心靈自由、博施濟眾與人格提升融為一體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國古代,文論或詩學話語、哲學或學術話語、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構關系,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
以文本分析為核心的詩文評話語系統
專門關注詩文的文本構成、語言形式、表現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論話語在中國古代同樣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傳統,對此以往的古代文論研究重視不夠。這個文論話語系統並不直接與某種意識形態或烏托邦精神發生聯系,因此可以說是「價值中立」的,也可以說是關於「形式」或「技藝」的言說。《易傳》中關於言、象、意關系的論說,可以看作是這種文論話語的濫觴。在六朝時期,這種詩文評話語系統才正式形成並蓬勃發展起來。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內容豐富的文論話語系統。概而言之,這種文論話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文體論。中國古代文體意識成熟較晚,漢儒劉歆《七略》與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標准只能算是文體意識的萌芽狀態。只是到了六朝時期,文體意識才算比較成熟起來。曹丕有「四科八體」之分,首次從文體角度將「詩賦」與奏、議、書、論等實用文體區分開來;陸機《文賦》有「體有萬殊,物無一量」之說,是講詩文文體的復雜多樣;到了劉勰的《文心雕龍》,則進一步以專篇論述文體之流變與特徵,自《明詩》至《書記》凡二十篇,論及文體三十餘類。而且對這些文體中所包含的更細微的文體差別也言之甚詳。因此, 《文心雕龍》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成熟的標志。此後,文體論的演變基本上都離不開劉勰給出的范圍。當然,按照現代文學的定義和分類標准,劉勰依然存在著文學與非文學渾然不分的問題。因為從審美角度看,古代文體幾乎沒有不講究審美性的。即使是一封書信,也要寫得情文兼至才行。對他們來說,無往而非文學;相比之下,倒是現代人的審美范圍縮小了。另外,六朝時期的「言、意之辨」、「文、筆之辨」都是文體意識成熟的表現。
二是創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兩漢時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誠實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觀點,不大重視詩文的寫作技巧問題。同樣也是在六朝時代,由於精神生活成為士族文人首要關注的事情,並且因此而在各個精神生活門類中都形成了獨立而細致的評價系統,於是各種「技藝」也就被空前地重視起來了。劉勰根據各種文體的特徵,分別提出了具體的寫作要求,已經涉及到寫作技法問題。沈約等人更進一步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從聲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詩歌創作技法方面的原則。隋唐之時,詩人沿著六朝開創的創作習慣寫作,並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和豐富了創作技法與技巧。到了宋代,詩人們開始關注所謂「詩法」、「句法」問題。由於宋代新產生了「詩話」這種文論體裁,所以宋、元、明、清幾代關於「體」、「格」、「音律」、「句法」等詩歌寫作技巧和修辭方式的議論大大發展起來。涉及這方面的文字遠遠超過了那些工具主義和審美主義的文論。
三是關於詩文發展源流的觀點。這也是這派文論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鍾嶸《詩品》分析魏晉六朝時期詩人們的淵源,雖多有牽強附會之處,但注意到詩歌創作的前後繼承關系應該是一項重要貢獻。唐宋以後的詩文評,都把梳理詩人對前人的承繼關系作為重要內容。例如,宋人呂本中的《江西詩社宗派圖》梳理江西詩派源流關系;明人許學夷《詩源辯體》從體制、格律、風格等角度入手,對自《詩經》以迄宋代的詩歌發展演變源流進行梳理,等等。這種著眼於形式諸因素的源流辨析並不屬於工具主義或審美主義文論話語系統,而是一種比較客觀的論說,故而應歸於詩文評系統。
傳統文論的現代命運
現代以來,中國傳統文論陷於窘境。由於現代漢語的言說方式代替了古代漢語的言說方式,面對現代漢語語境中的文學創作,傳統文論似乎失去了闡釋能力。但是,傳統文論畢竟是曾經延綿千百年的主流話語,事實上,它們構成了現代文論話語形成的基礎,並且以改頭換面的方式進入到現代文論話語系統之中。如果說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過程也就是中國現代知識階層接受西方文論話語的過程,那麼,古代文論話語也就自然而然地構成了這一接受過程的「前理解」或「前結構」,從而對接受對象的選擇、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產生重要影響。
傳統的工具主義文論話語在現代以來一直擁有很大市場。無論是「啟蒙」、「救亡」,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都需要將文學這種具有莫大社會效果的言說方式當作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的工具來看待。於是,現代文論就與傳統工具主義文論建立起極為親密的關系——後者成為前者最有力的話語資源之一,前者則成為後者合乎邏輯的現代發展。從晚清改良主義者對文學社會功用的空前闡揚,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為人生的藝術」、左翼作家主張的「文學革命論」,再到20 世紀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藝政策的推出,其間無論存在著多大的差異,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精神卻是比較鮮明的,這就是文學應該服務於社會。可以說,正是由於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工具主義文論做基礎,才使得這種以現實服務為宗旨的現代文論話語以壓倒性優勢獲得主導地位。從1980 年代至今,由於來自中國傳統與西方的工具主義文論話語資源在一個時期內被過度使用,導致了文論話語主流地位先後被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精神分析主義等等五花八門的西方文論話語所佔據;倡導文學社會功用的言論空間受到擠壓,日益被淡化和邊緣化了。
傳統的審美主義文論在現代文論話語中的影響則比較微妙,現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義傾向的文論家才與之結緣。審美主義文論雖然以老莊佛釋之學為理論依託,但它並不一定直接體現具體的老莊、佛釋思想,後者只是為前者提供了進入純精神、無功利的意義空間的階梯而已。對於那些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奉行老莊清靜自然或佛釋無住無執修身原則的大多數文人士大夫來說,偶爾躲進空靈、超越的審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對心靈的撫慰與凈化了。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傳統文人士大夫,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幾乎人人對這種審美境界鍾愛有加。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積淀,審美主義文論在現代知識階層那裡也依然時時有所顯露,這也就是他們接受西方唯美主義文論話語的文化心理基礎。我們知道,西方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是在德國古典美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其核心口號就是「為藝術而藝術」。20 世紀20 年代,中國文學界有不少作家、文論家(主要是創造社成員)接受了這個口號,成為與「為生活而藝術」相對立的重要文藝主張。從表面來看,這種主張毫無疑問是從西方唯美主義文論話語「拿」過來的,但是如果細加考察就不難發現,他們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傳統審美主義文論的東西。例如,周作人、林語堂、宗白華、朱光潛等人的文論觀點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為藝術而藝術」口號下進行的創作實績,例如小品文、抒情詩之類,所表現的藝術境界也同樣帶有明清小品文的鮮明印記。這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的審美主義文論觀在現代唯美主義思潮中實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傳統詩文評可以說是中國式的文本中心主義文論,它只關注文學文本構成方面的事情。這種文論傳統構成了中國現代文論對西方以「新批評」和「意象批評」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義文論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礎。例如,英美「新批評」的代表人物燕卜蓀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兩次來中國任教,他的詩歌批評方法對當時中國詩歌創作與批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人對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說頗能心領神會,因為他們是從中國傳統文論中固有的「含蓄蘊藉」角度來接受這種觀點的。20 世紀80 年代,俄國形式主義批評、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批評在中國文論界掀起熱潮,將人們的眼光從社會歷史拉向文本自身,這當然主要是當時文化歷史語境所決定的,但是中國傳統文論對於文本分析的重視以及積累的大量經驗肯定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