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分析評價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你認為該理論對我國現階段吸引外資戰略調整有何意義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提出的一種具有廣泛影響的關於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的理論。
按照鄧寧的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具體形態和發展程度取決於三方面優勢的整合結果。第一，若外國企業想要在另一國家進行生產，與當地企業競爭，必須擁有所有權優勢（又稱企業優勢、壟斷優勢、競爭優勢等），而且這些優勢足以補償國外生產經營的附加成本；第二，企業對其優勢進行跨國轉移時，必須考慮到內部組織和外部市場兩種轉移途徑，只有當前者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較後者大時，對外直接投資才可能發生；第三，區位優勢，即企業把在母國生產的中間產品從空間上轉移到別國，並同該國的生產要素或其他中間產品結合以後，能夠獲得最佳利益時，才會在國外進行投資和生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其指導作用，它促使企業領導層形成更全面的決策思想，用整體觀念去考察與所有權、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可以減少企業決策上的失誤。
目前 , 我國既不屬「資金飽和型」投資國 , 也不是技術創新國 ；對外直接投資尚處發展初期 , 企業對國外環境不很熟悉 , 缺乏必要的境外投資的經驗積累 , 因此 , 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 , 幫助企業在境外投資中增強抗風險的能力 , 我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具體建議如下 :
1、結合國內經濟發展情況和產業結構調整 , 制定對外投資戰略規劃 , 明確對外投資的重點區位和產業 , 對已確定的重點區位和產業 , 應進行深入研究 , 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戰略規劃 , 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 , 分階段實施 , 以求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穩定的拉動作用。在區位選擇上 , 應優先選擇有資源、有市場、有效益、有優惠政策和雙邊關系友好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在行業選擇上 , 應優先考慮資源導向性項目、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家電和輕紡等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以及被歐美等國家徵收反傾銷稅而使我喪失市場的產品領域。
2、應當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法律體系尚不完善 , 僅有一些內部規定或實施辦法 , 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法》應盡早出台 , 明確投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3、要大力培育核心技術 , 強化所有權優勢 , 提高對外投資的技術含量。企業應加大研發力度 , 國家應進一步推動實施高精尖技術產業化。
4、堅持「幫大扶小」的原則。 選擇有實力、管理好、擁有自主品牌的重點企業拓展境外投資業務 , 給予必要優惠政策 , 以充分體現國家的對外投資產業導向政策。同時也應鼓勵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 取消歧視 , 使其在優惠貸款、信息交流、境外投資保險等方面與國有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5、建立並完善促進體系。
一是政府促進 : 重大項目要納入雙邊經貿合作框架 , 利用雙邊經貿混委會 , 及時予以推動和促進。若東道國政府對經濟干預較深 , 我國政府也應做好企業後盾 , 特別是對資源開發型項目更應如此。
二是制度促進 : 建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促進體系。一方面在財稅和金融等方面對企業進行支持 , 逐步放寬境外投資外匯管制。另一方面對企業返回的資源產品應給予進口配額、稅收和外匯等方面的支持。 同時參照法國外貿保險公司的做法 , 設立境外投資保險機構 , 對境外投資進行政策性保險。
三是人力資源開發促進 : 進一步加大政府或中介機構對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僅要使企業了解國內外的相關信息 , 而且應大力推廣對外投資成功企業的經驗和模式。先有貿易或工程承包後開展投資是其中一種成功模式。
6、建立支持體系。
一是體制支持 : 要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 進行股份制改造 , 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 , 完善國有企業境外資產的內部治理機構。同時 , 結合《行政許可法》的實施 , 簡化審批手續 , 提高審批效率。審批要做到規范、透明 , 妥善解決目前在審批過程中國務院部門間的協調問題 , 建立良好的工作機制。應對審批制度進行改革 , 逐步將審批制改為審批和備案制相結合 , 對以自有資金或商業銀行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 , 原則上實行備案制。
二是資金支持 : 一方面要建立金融服務體系 , 努力解決制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瓶頸 , 充分發揮各商業銀行融資主渠道的作用。 另一方面降低外貿發展基金和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的使用門檻。同時還應充分發揮援外資金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 , 建立「雙邊 互利合作基金」, 即從我對外無償援款中拿出部分資金設立合作基金 , 供雙方的「合資合作項目」有償使用。當雙方的合作項目遇到資金困難時 , 經過辦理一定的批准手續後 , 可從基金帳戶中得到優惠貸款 ( 基金帳戶實行優惠利率 , 可以是低息甚至無息 ) 。
三是理論和人才支持 : 一要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 , 為對外投資實踐提供理論依據。二要加強人才培訓 , 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國內院校和企業聯合辦學、國內專業培訓以及出國培訓等方法 , 盡快培養建立一支穩定的對外投資人才隊伍。
7、進一步完善服務體系。
一是信息服務 : 參照發達國家做法成立境外投資促進機構 , 如日本的貿易振興機構 , 進一步發揮信息網路的優勢 , 為企業提供國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市場、產品和行業等方面的信息 , 減少企業在海外投資和生產經營時所遭遇的風險。
二是完善社會中介服務 : 充分發揮法律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作用 , 加強與國外中介組織的合作 , 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法律、財務、認證等服務 , 積極穩妥地通過社會力量幫助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三是各地商務部門和國外的使領館應強化服務 , 為企業國際化經營創造條件。
8、完善監管體系。實踐證明 , 依靠審批制來實施監管是缺乏效率的。應針對不同的投資 主體 , 制定不同的監管辦法。控制境外投資風險應更多依賴投資主體內部風險控制機制。對國有境外企業 , 應通過監管國內投資主體來監管境外投資企業 ；對自籌資金的民營企業 , 應從宏觀角度進行監管 , 政府只應起到「守夜人」的作用。
『貳』 怎樣憑空創造資產
過去的10幾年內,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和市場對跨國公司的重要性同知識和持續版創新能力相比在不斷下降,鄧寧認為權後兩者與前三者自然資產完全不同,為創造性資產,它們是經濟全球化下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對創造性資產的發展演變進行了回顧與分析,並綜合提出了創造性資產的7個特徵,以期為以後開展相關的研究提供借鑒。
『叄』 如何分析企業的盈利模式
分析企業的盈利模式方法：
主營業務利潤率
主營業務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利潤率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毛利率。
目前的社會行業發展趨勢是不斷趨於信息
化的，主要的成本體現在技術附加和產品宣傳的附加當中。在一個產品的定價當中，原材料的成本越低，那麼科技的含量就會越高。因此，簡單的原材料附加值是衡
量企業優勢的有力武器。在知識經濟環境下，人的創造性勞動創造了企業的價值，用人均創利能夠真正衡量企業的技術含量和組織效率，因此，人均主營業務利潤可
以作為衡量企業技術含量和盈利能力的有力手段來使用。人的創造性勞動收入在目前的收入體系下更多的體現為以股權、期權以及其他形式對利潤進行分割。
在
現有的條件下，使用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加總的主營業務成本計算的主營業務利潤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比較深刻的反映出企業和產品的盈利能力。這個指標的關鍵
在於能夠揭示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但目前，這兩個成本在會計報表上無法直接獲得，筆者建議上市公司在財務報表的附註當中揭示這兩方面的數據，以供投資者
參考。
凈資產營業利潤率
凈資產營業利潤率＝營業利潤／平均凈資產，其中，平均凈資產＝（期初凈資產＋期末凈資產）／2。主營業務利潤率指標是營業利潤與主營業務收入做比較，而凈資產營業利潤率是將營業利潤與企業凈資產做比較。
隨
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品牌資產、專利資產以及高科技智力創造性資產在企業經營中日趨重要，高新技術企業比比皆是。目前，有關存貨、固定資產、應收賬款的周
轉率或者利潤率的計算對於很多高新技術企業來說意義不大，但是，關於資產負債表右方凈資產收益率的計算對他們來說仍然很重要，因為一家公司可以沒有很多實
物資產，但必有權益和負債。
可見，凈資產營業利潤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可以在一切製造業和非製造業中通用，是一般盈利能力分析的核心。我國上市公司的該項指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盈利能力的好壞，上市公司的該比率一旦惡化，投資者對於其發展前景就要有所注意。
可用資本利潤率
可用資本獲利率＝折舊稅息前營業利潤／（股東權益＋長期負債）。
該
指標反映的是實際所用資本的創利能力。該指標首先剔除了對盈利能力影響不大的財務費用，另外還剔除了折舊。這樣處理以後更利於企業進行相互比較，體現實質
性的獲利能力。然而，資產折舊往往是很多行業難以獲利的重要原因。由於行業內競爭激烈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許多企業不得不經常更換生產設備，這就直接導致了
許多企業較低的可用資本利潤率。資產折舊水平也是企業、行業的重要成本特徵，反映了固定成本的大小，所以剔除折舊也未必非常恰當。
經濟增加值率
經濟增加值率＝（稅後營業利率—資本投入額×加權資本成本率）／（股權資本投入額+債券資本投入額），其中，加權資本成本率＝股權資本比例×股權資本成本率+債券資本比例×債權資本成本率×（1-所得稅率）。
『肆』 跨國公司全球經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轉變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下，企業間的競爭已越來越多地超越了國家間的界限，什麼是決定企業國際競爭的成敗更成了戰略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來，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跨國公司作為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無論是在數量、規模上，還是對新技術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為全球資本、知識和全球價值體系流動的重要載體，跨國公司在整個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促進自身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盡管跨國公司戰略轉變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問題在近年來一直是國際商務政策研究的重點問題，但是專注於研究發展中國家自身制度、經濟環境的變革對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影響，以及在這一動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如何認識和把握跨國公司戰略轉變本質及其特徵，無論是對於中國今後外資政策的制定，還是對於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確立自身競爭優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共生演進過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於共生演進的理論視角出發，深入探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動態演進過程。
一、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共生演進機制的提出
長期以來，圍繞環境選擇和組織適應這一研究主題主要存在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組織並不僅僅是環境影響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有機會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環境，這種觀點主要是以戰略選擇理論為代表。而另一種觀點認為，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是環境選擇的結果，外部環境的特點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最優的組織形式。在綜合多種理論視角的基礎上，Lewin和Volberda(1999)進一步提出了共生演進(Co-evolution)的觀點，認為組織的企業戰略轉變以及新組織形式的產生是由組織間直接的互動關系和系統內其他組織的反饋造成的，反映了一種遞歸關系而並不一定是組織適應或環境選擇的直接結果，具有多層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線性、正向反饋以及路徑、歷史依賴等特點。
從本質上看，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轉變及其影響作為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發展中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斷調整、適應的動態過程，同時也是推動全球化進程與發展中國家當地制度、經濟和社會環境不斷演進發展的誘因。全球化、跨國公司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互為因果、多層次影響的關系共同構成了一種基於「共生演進」的演化機制(見圖1)，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題之一。
首先，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國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挖掘戰略機會並實現資源的整合，已成為決定其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這種變化在不斷促進資本、技術和知識全球范圍內流動的同時，極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更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區位優勢和產業形態構成要素的改變。
其次，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更為深入和廣泛地參與到全球經濟運行的總體框架下，以WTO、IMF等為代表的國際規則體系在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產業環境和制度體系的演進過程發揮著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所普遍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極大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轉軌進程。
第三，在全球經營戰略的總體框架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營運活動被進一步地納入到其全球化經營網路之中，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也進一步地嵌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戰略目標與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發展目標之間、跨國公司內部文化與發展中國家當地文化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以及雙方議價能力的對比變化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演進過程。
二、全球化與全球戰略——基於戰略性資產的演化機制
全球化被認為是通過貿易、資金流動、技術涌現、信息網路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圍的經濟高速融合(IMF，1997)。盡管在全球經濟發展和競爭形態演變的不同階段，「全球戰略」的概念有著不同的含義，但始終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
跨國公司發展的初期階段，全球戰略往往僅局限於那些處於「全球化產業」的企業。在這些產業中，企業在一國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往往會受到其在其他國家市場競爭的顯著影響，而企業全球戰略的著眼點在於企業如何通過在不同國家市場中的競爭布局來實現范圍經濟，以及成本和資源共享所帶來的協同效應，從而確立其競爭優勢。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對「全球戰略」討論的不斷深化，「全球戰略」實際上早已突破了個別產業的界限而越來越成為跨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求競爭優勢的主動選擇。同時，「全球戰略」的內涵也從單純的跨國經營，轉向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構建和管理企業全球價值增值體系內人員、資本和技術的全球流動。Porter(1986)曾指出，所謂全球戰略不但是指企業經營活動的跨越國界，而且還包括如何將這些國外各子公司的經營活動有機的結合起來，尋求各種機遇，從全球范圍構造企業的整體優勢。Ghoshal(1987)從跨國公司戰略目標和競爭優勢來源兩個緯度提出了全球戰略的解釋框架，認為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目標主要分為：實現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擔投資)、管理風險(如分散地區風險)以及創新學習和適應(如組織內部不同經驗和知識的交流)，全球戰略目標的不同直接導致其競爭優勢的來源和實現途徑的差異。
從全球競爭環境的現狀看，以新技術革命為主要推動力的技術創新全球化、以貿易自由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全球化成為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動因。跨國企業間的競爭形態也從基於成本、規模的競爭逐漸轉向基於知識的競爭。與此同時，全球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之間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相互影響的正向反饋機制，這一演化過程極大地改變了全球競爭環境和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
進入21世紀以來，跨國公司活動的內容和特點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全球化極大地影響了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構成和性質，使其更具有流動性、知識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點，而各種創造性資產(created Assets)，如各種知識資本、組織資本和制度資本對跨國公司所有權專有優勢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強。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目標逐漸從效率成本轉向創新和學習能力的實現，其戰略重點逐漸從傳統的市場尋求、資源尋求和效率尋求轉向戰略性資產尋求。所謂戰略性資產主要是指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一組難以交易、難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資源和能力的組合。跨國企業戰略性資產尋求戰略正是在企業現有資產組合的基礎上，為強化企業競爭優勢而獲取新資產和能力的一種戰略選擇。
據統計，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國公司國外總產值有60%集中在先進技術部門。為確保技術的國際領先地位，跨國公司每年投入的研發費用佔到世界科研經費總數的30%左右;西方發達國家的500家最大跨國公司集中控制著這些國家90%的技術和75%的技術貿易。如何在現有能力和資產組合的基礎上迅速獲取和整合各種新的互補性資源，則成為決定跨國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跨國企業間的競爭已經從一般性競爭轉向超強競爭，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也不再局限於一般性的資源或市場份額，而是更多地著眼於全球范圍內識別和利用互補性和協同性的戰略資源，並有效的實現全球性資源在跨國公司內部的流動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過對制葯產業和電子行業的研究發現，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當地資源幫助跨國公司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術，而不是開發其已有的存量知識。並且以直接投資為手段在世界范圍內獲得研發上的競爭能力，例如設址於主要的創新中心，或直接對當地擁有研發實力的公司進行收購等(Kuemmerle，1999)。
從中國的情況看，目前外商投資的熱點正逐漸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戰略動機從一般的成本、市場尋求轉向當地高端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挖掘利用，其競爭形態從一般的成本競爭、市場競爭轉向對知識產權的爭奪和技術標準的競爭(如跨國公司在中國3G產業標准上的競爭)。目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已成為外資佔主導地位的領域。2001年，中國整個出口商品中，高新技術產品已經佔到1/4。而整個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64%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發明專利2/3是外商在中國注冊的;利潤70%—80%流向了外資企業。從本質上看，種種變革趨勢實際上正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區域專有性資產的一種表現。
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與發展中國家產業環境演變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變得更加依賴於知識密集型資產。隨著經濟市場化、自由化和開放程度的加深，技術、資本和產品的跨國流動變得更為便捷和頻繁，以至於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過距離上的移動或獲取的(優勢)已不再成為競爭優勢，今天真正的競爭優勢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動的事物。
首先，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進行，跨國公司的區域選擇更加自由並更具流動性。而在吸引跨國投資的競爭中，發展中國家所普遍採取的激勵和優惠政策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效果卻在逐漸減弱。
其次，在技術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強力推動下，成本和自然資源等傳統區域優勢在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構成中所發揮的作用逐漸減弱，而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區域積聚則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布局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時，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與發展中國家區域優勢之間變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賴，並呈現出相互影響、路徑依賴的演化特點，也就是說企業在時間t+1的所有權優勢取決於其在時點t的資產的地域組合，而東道國在t+l的區位優勢取決於其在在時點t吸引公司所有權優勢的能力。
(一)區位競爭優勢的演變
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基本內核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各國的外資策略，跨國公司的競爭或所有權專有優勢的變化進一步影響了發展中國家。以往在區位優勢相近的情況下，那些對外資採用更多財政激勵和補貼的國家或地區往往成為跨國公司的流向地，但是這種策略更多的是對資源尋求性FDI產生影響。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企業間的競爭已超越技術、成本和管理等專業領域的單項角逐，這種競爭變成是各全球供應鏈優劣高下的綜合競爭(TanK.C.A，2001)。跨國公司一方面不斷實施供應鏈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認為，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之間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應企業擁有更多專有技術或范圍經濟，則會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和議價能力;而如果本土企業更多地依賴於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則會降低其還價能力和自主性。同時，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往往面對信息的不對稱和沉澱成本的投入，在參與跨國公司的全球供應鏈中往往會面臨更大的風險。
基於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導向的變化，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其吸引外資策略的重點應逐步從資源尋求型轉向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戰略性資產尋求型戰略為主導的跨國公司，以達到通過外資帶動技術產業升級的目的。提升國家專有區位優勢(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種程度的非移動性創造資產(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為吸引這類跨國投資的關鍵因素之一。針對這方面的變化，集群效應作為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區位優勢則更加凸現出來。薛求知等(2005)認為集群效應所帶來的區位優勢為跨國公司提供了與東道國進行無形知識、思想和學習交流的機會。隨著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集群中的參與程度普遍提高。任勝剛(2005)等通過對蘇州工業園區的實證分析認為，這些區域內大量跨國公司投資的集聚促進了集群的生成，並有效地推動了區內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區域產業競爭力，同時也增強了區內與區外經濟的聯系，通過要素的集聚、整合轉換成經濟能量並向周邊地區輻射，並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變
跨國公司研發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圍內整合戰略性資產的重要表現。目前，理論上較為一致觀點認為，通過跨國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動特別是本地化的研發活動能夠對所在國產生潛在的知識溢出效應。但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能否真正從這種研發的溢出效應中受益的問題，卻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於對印度的研究發現，不同跨國公司的附屬機構間能夠從互相的研發活動中受益，但是對於本地公司卻不存在這種溢出效應，同時也未能觀察到跨國公司在開發本地公司研發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顯然是否能夠從這種溢出效應中獲益，發展中國家企業自身的吸收能力則變得尤為關鍵。
Lane和Lubatkin(1998)針對跨國公司間和戰略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進行了研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合資企業，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發現，如果在組織柔性得到提升，組織內部的信息交換得到鼓勵，員工在行為方式選擇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條件下，本地合資方能夠提升他們學習的能力。從戰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義為一種動態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種「企業憑借獲取、消化、轉化以及運用知識以形成動態組織能力的一組組織常規和過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僅包括人力資本，而且包括組織重視、消化和商業化新知識的組織能力的結構性特點(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往往更具變動性(volatility)，戰略和組織的柔性對於本土企業的吸收能力就顯得格外重要。同時，企業所有權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資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層團隊的百動(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對知識轉移和組織變革的機會識別(Newman，2000)等都對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吸收能力的形成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業家能力的演變
企業家無疑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創新的重要來源。通過從國外合作方獲取的知識與本地知識相結合，往往促成新知識的產生。因此，跨國公司對本土企業成長的影響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廣泛注意。有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實際上擠佔了本土企業的創新與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又起著推動創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許多對本土成功企業的研究也發現，相當數量的企業家或經理在以往的經歷中都與跨國公司有聯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發現，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經理都曾在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供職。Ahenburg(2000)的研究則證實了許多脫離於原跨國公司，並成為獨立的供應商和分包商的企業，卻與跨國公司有著緊密的聯系。
四、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或者說是人為設置的人類行為限制因素」。相應地，Davis and NoAh(1971)將「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制規則，塑造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約構成。正式制約包括政治規則、司法系統和經濟合同;非正式制約包括社會性的行為規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識形態(scott，1995)。盡管眾多發展中國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其發展潛力和市場機會也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的進入，但是其基礎性的市場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現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完善的法律體系;缺乏政治的穩定性和明確性;戰略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發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這種環境中，本地企業往往依賴於其基於社會網路的整合機制來克服各種形式的市場失效(Peng，2000)，但是對於跨國公司而言，應如何面對這種制度上的異質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相關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國公司的進入，例如廣泛削減和取消貿易壁壘、放鬆國內市場管制、實行私有化與投資流動的自由化。同時，旨在促進投資保護以及投資自由化的多邊投資協定框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接受和參與，規范跨國公司和各主權國家行為的制度與法律規則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個國家做出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共1452項管制變動中，有94%是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雙邊投資協定的數目從1980年年底181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項，其中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此類協定也日益增加。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項。應當看到，這種政策改變本質上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跨國公司影響力不斷加大，發展中國家主動調整的結果，但同時也是隨著跨國公司議價能力不斷提升，對本地政府進行游說或直接談判的結果，一些跨國公司有著展開近乎主權國行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環境的變化還直接影響到了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選擇。跨國公司早期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主要以合資方式為主，這是受到當時特定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約束;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並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間的交易與聯系更加依賴於彼此間非正式的關系網路，跨國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場經驗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選擇通過合資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與本地市場、企業和制度間的廣泛聯系。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機制的完善以及經濟開放程度的提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呈現出獨資化的趨勢。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5)顯示，世界500強中國投資的120個項目中，約有40%通過增資擴股，實現了控股。這種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降低，跨國公司正逐漸擺脫當地網路關系的依賴而轉向以市場能力為基礎的競爭。跨國公司競爭模式與本地環境之間正構成了一種共生演進的選擇與適應關系。
五、結論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新技術變革不斷加速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經營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直接導致了跨國公司對其全球戰略的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影響則是多方面的，並且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會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現。對於不同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跨國公司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調整將廣泛地影響到其區位優勢的構成和對外貿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況下，不同地區間往往為引入外國直接投資而紛紛制訂各種優惠政策以及激勵措施，但是在當今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中，其戰略目標正在從傳統的效率和成本引導、市場引導轉向以創新能力等為主要內容的核心能力架構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應當認識到單純的激勵政策作用正變得十分有限，而基於創新和知識性資源的區位優勢在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因此，促進區域內促進創新和知識資本開發的基礎環境建設則變得尤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資本的開發、產業集群的培育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轉變是全球化進程中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影響也是多方位的，我們只有從動態的、全面的觀點去審視這種轉變的實質才能夠准確定位自身發展的優勢所在和發展路徑，從而進一步促進自身的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力。
『伍』 傑克倫敦的小說《意外》
《意外》是傑克.倫敦的又一以阿拉斯加淘金熱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小說中伊迪斯是個能乾的女人，她嫁給瑞典移民漢斯.納爾遜為妻。在淘金熱中，他們來到阿拉斯加，納爾遜夫婦、達基、哈爾基、鄧寧這五個白人在一起合夥淘金，只幹了短短的一個夏季，就每人掙得一千六百塊。因而大家個個都心滿意足，屋裡自然充滿了歡樂的氣氛。但由於錯過了搭船的機會，轉眼天就冷了。
接下來可就出了意外，那天早上，准備吃早飯，鄧寧遲遲未到，而在達基和哈爾基正在調侃鄧寧之際，人高馬大，強壯如牛的鄧寧來了，他手提一桿獵槍，出乎意外地啪啪連開兩槍，把達基和哈爾基打倒在地。然後一手端槍，另一隻手神進衣兜里掏子彈。
這平地驚雷、始料不及的事，把漢斯和伊迪斯給嚇呆了。緊要關頭，伊迪斯忽然清醒過來，意識到他是企圖殺死他們夫妻。這個意外變故，真是太可怕了，她奮不顧身沖上前去，像只野貓似的跳到兇手身上，兩手死死揪住他的衣領，隨後又緊掐他的脖子，同他搏鬥起來。由於伊迪斯的機敏頑強，為阻止鄧寧的兇殺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這時反應要比他妻子慢半拍的漢斯也醒悟過來，加入了搏鬥之中。漢斯雖然頭腦遲鈍，但身體強壯，他的忠誠和愛情像他的體格一樣剛毅。兩人一起摔倒在地板上，漢斯這才抓到下手的機會，瘋一樣揮起拳頭，這拳頭猶如打鐵的大錘，雨點般猛烈地砸向鄧寧，看到鄧寧好象沒事一樣，伊迪斯才忽然意識到鄧寧已經昏死過去。於是，她趕緊大叫丈夫住手，打瘋了的丈夫，根本沒有理睬他。伊迪斯無奈，只好用自己的身子擋住了丈夫和已無還手之力的兇手之間。她這樣做，倒不是出於理智，也不是出於對兇手的憐憫，更不是出於遵守教規。這樣說吧，她這樣做是出於一種遵守法律的精神，她從小養成的道德觀念要求他這樣做。
這時印第安人尼古科沒敲門進來了，這位不速之客掃了屋裡一眼，發現有死了的，有傷了的，但他不慌不忙,臉色平靜，打個招呼就退出去了。
鄧寧沒有死，但他動彈不了，伊迪斯一個人就把鄧寧捆了個結實。然後，夫婦倆來到外面掃開雪，在外面挖了一整天，把兩個死人埋掉。並在第二天在新墳上立兩塊木牌，寫上他們的名字。
如何處置兇手，成了一個難題。自從尼古科上次唐突造訪後，當地印第安人不肯來這座木屋來了，伊迪斯打發漢斯到他們的木屋去拜訪一回，勞駕他們用木筏子把鄧寧帶走，送到沿海最近的白人村或貿易站去。可是漢斯和他們交涉未果，伊迪斯又親自找到尼古科，這個小村子的村長就是他。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他認為這是白人乾的事，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不想把自己攪和進來，自找麻煩。
伊迪斯回來後，為如何處置鄧寧傷透腦筋。漢斯觀念不一樣，認為有責任打死兇手，為此兩人產生了分歧。伊迪斯心裡有數，明白這事不能拖延下去了，得想個辦法了結。她逼迫自己把這事想了一遍，但他還是無法放棄自己民族的傳統觀念，擺不脫一半來自血統一半來自教育的守法精神。她就認定一個死理，那就是不管怎麼做，必須遵守法律。她居然自己推演了一套法律演變的道理出來，認為法律就是一群人的判斷和意志，而這群人數究竟有多少，關系並不大。照她理解，人群有小到像瑞士的，也有大到像美國的，照此推演，人群無論多小都沒有關系。也許一個國家的全國人口僅有一萬，但是他們的集體判斷和意志照樣成為那個國家的法律。但是，這群人為什麼不能是一千人呢？她問自己。要是一千人能算是一群人，那為什麼不能是一百人呢?為什麼不能是五十人呢？為什麼不能是五個人呢？為什麼不能是一兩個人呢？
伊迪斯憑著對法律的樸素信仰，居然推演出一個法的基本概念，法的產生始於集體的判斷和意志。於是，他和漢斯兩人，又要當證人，又要當陪審員，又要當法官，還要當執行人。伊迪斯就地設了法庭，正式控訴鄧寧謀殺達基和哈爾基。鄧寧不啃聲。伊迪斯宣判：鄧寧犯謀殺罪，三天之內被絞刑處死。
在鄧寧臨刑前一天，伊迪斯又向鄧寧提出了那個老問題，你為什麼干這事？
鄧寧開始招供，伊迪斯叫漢斯把尼古科找來，再找個印第安人來，這些人被漢斯用槍逼著來了。於是，在被判死刑後，鄧寧終於招認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殺人，是因為他已經十五年沒回老家了，他認為一千六百塊錢太少，想把全部金子都搞到自己手裡，風風光光的回家，就這樣才下了手。自己野心太大，貪得太狠，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伊迪斯把這些口供寫下來，並叫兩個印第安人簽字，一切都辦妥了。
執行死刑的那天，印第安人都來觀看，鄧寧進行了懺悔，臨刑完了，而那些印第安人還留在原地，個個神情嚴肅地仰頭望著，目睹了白人的法律是如何迫使一個人吊在半空晃盪。
小說塑造了伊迪斯這樣一個勞動婦女的形象，她精明強干。在遇到意外突發事件時，能沉著應對，採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處置，並不簡單採用以暴易暴的辦法，雖然她有理由這樣做。她採用的是法律手段，在這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她創造性地運用法律，使得對殺人犯鄧寧的處死符合法律精神，符合法律程序。這一切又做得完美無缺，使人心服口服，比起某些統治者視法律為兒戲，草菅人命來，其境界不知要高多少倍。法律必須要使人敬畏，其程序必須合法，這連一個普通勞動婦女都能做到的事，而某些法律工作者卻做不到。讀讀這篇小說吧，在伊迪斯面前，他們將無地自容。
『陸』 如何從財務報表分析的角度對企業的盈利模式進行分類
分析企業的盈利模式方法：
主營業務利潤率 主營業務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利潤率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毛利率。
目前的社會行業發展趨勢是不斷趨於信息
化的，主要的成本體現在技術附加和產品宣傳的附加當中。在一個產品的定價當中，原材料的成本越低，那麼科技的含量就會越高。因此，簡單的原材料附加值是衡
量企業優勢的有力武器。在知識經濟環境下，人的創造性勞動創造了企業的價值，用人均創利能夠真正衡量企業的技術含量和組織效率，因此，人均主營業務利潤可
以作為衡量企業技術含量和盈利能力的有力手段來使用。人的創造性勞動收入在目前的收入體系下更多的體現為以股權、期權以及其他形式對利潤進行分割。
在
現有的條件下，使用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加總的主營業務成本計算的主營業務利潤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比較深刻的反映出企業和產品的盈利能力。這個指標的關鍵
在於能夠揭示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但目前，這兩個成本在會計報表上無法直接獲得，筆者建議上市公司在財務報表的附註當中揭示這兩方面的數據，以供投資者
參考。
凈資產營業利潤率 凈資產營業利潤率＝營業利潤／平均凈資產，其中，平均凈資產＝（期初凈資產＋期末凈資產）／2。主營業務利潤率指標是營業利潤與主營業務收入做比較，而凈資產營業利潤率是將營業利潤與企業凈資產做比較。
隨
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品牌資產、專利資產以及高科技智力創造性資產在企業經營中日趨重要，高新技術企業比比皆是。目前，有關存貨、固定資產、應收賬款的周
轉率或者利潤率的計算對於很多高新技術企業來說意義不大，但是，關於資產負債表右方凈資產收益率的計算對他們來說仍然很重要，因為一家公司可以沒有很多實
物資產，但必有權益和負債。
可見，凈資產營業利潤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可以在一切製造業和非製造業中通用，是一般盈利能力分析的核心。我國上市公司的該項指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盈利能力的好壞，上市公司的該比率一旦惡化，投資者對於其發展前景就要有所注意。
可用資本利潤率 可用資本獲利率＝折舊稅息前營業利潤／（股東權益＋長期負債）。
該
指標反映的是實際所用資本的創利能力。該指標首先剔除了對盈利能力影響不大的財務費用，另外還剔除了折舊。這樣處理以後更利於企業進行相互比較，體現實質
性的獲利能力。然而，資產折舊往往是很多行業難以獲利的重要原因。由於行業內競爭激烈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許多企業不得不經常更換生產設備，這就直接導致了
許多企業較低的可用資本利潤率。資產折舊水平也是企業、行業的重要成本特徵，反映了固定成本的大小，所以剔除折舊也未必非常恰當。
經濟增加值率 經濟增加值率＝（稅後營業利率—資本投入額×加權資本成本率）／（股權資本投入額+債券資本投入額），其中，加權資本成本率＝股權資本比例×股權資本成本率+債券資本比例×債權資本成本率×（1-所得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