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寧南旺創造了運河的什麼工程

A. 京杭大運河任城段是哪個朝代修的

京杭運河縱貫濟寧全境，流經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區、魚台、微山等7個縣區，全長約230公里。
京杭運河全長約1800公里，濟寧恰置全河的中段，從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於此鑿通濟洲河和會通河，與三年後（1292年）鑿通的通惠河（又稱北運河）相連接標志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大運河全線的制高點在濟寧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為穿越「水脊」，人們立郾建閘，「以六閘撙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為解決黃河決淤和水源不足問題，人們採取了「避黃保運」和增設「水櫃」等多種措施，保證了運道的暢通。為克服水源不足之頑症，人們先後引「四水」濟運，其中建戴村壩而引汶濟運之舉尤為世人稱頌。當然更為世人稱頌的當屬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調節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為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項目，有專家認為，該工程當與都江堰工程齊名。濟寧運河運輸業而興盛繁榮達600多年。

B. 大運河申遺城市濟寧南旺會不會建設

一定建設，重要的大運河景點。現在申遺已經成功，濟寧市會有規劃。

C. 京杭大運河哪裡是脊樑

京杭運河濟寧段縱貫濟寧全境，全長約230公里，修建於元朝，朝.廷負責治理運河的河道總督署均設在濟寧。作為大運河中樞地段濟寧市，是大運河申遺的重要節點城市，在申遺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大運河濟寧段的南旺分水嶺是整個京杭大運河的最高點，被人們稱之為運河的「脊樑」，得益於這座科技含量最高的水利工程，使濟寧運河運輸業興盛繁榮了600多年。「
濟寧市汶上縣文物旅遊局副局.長梁修陣介紹，南旺樞紐通.過引水、分水、蓄水、排水等環節，成功解決了會通河水源問題，保證了大運河南北暢通，使中.國大運河的運輸能力由每年幾十萬擔，提高到每年四五百萬擔。
除了南旺樞紐段，作為大運河的重要節點城市，被稱為」中.國運河之都「的濟寧，在這次大運河申報遺產區的名錄中，還有包括會通河微山段等11處遺產點。在山東的五個城市中是遺產點最多的城市。
濟寧市大運河申遺辦主.任李廣芳介紹，因為濟寧段大運河處於全線的居中位置，而且是全線的制高點，這些水利設施主要是調節大運河的水位，保.障大運河的暢通。」
大運河成功申遺既是保護和傳承中.國古運河的原始遺產風貌，同時，也是整個大運河的惠民.工程。在做好保護的同時，濟寧市把廢棄古河道的遺產和現在正在使用的運河河道有機結合，在充分發揮現有河道運輸能力和觀光能力的同時，把古河道的文化旅遊保護傳承發展起來是下步工作的重點。
濟寧市文物局局.長丁海燕表示，因為隨著運河申遺的成功，運河的利.用可能被廣泛的挖掘，包括河道的拓展，深度的挖深，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隨著旅遊的開發，可能會形成一定的風景區，旅遊圈等等，但是一定要在保護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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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運河上有哪些傑作

在隋唐運河基礎上，經過元、明、清三代持續不斷改進、完善，最後形成了今天可稱為世界奇觀的京杭大運河。它是中國運河工程發展2000多年的結晶，是歷代運河工程技術的集大成，是世界航運工程史上的傑作。
破解六大世界性難題
京杭大運河按其歷史上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徵，可分為閘河段、湖區段、天然河段、河運交匯段。這漫長的航道，開鑿固然十分艱難，維持它的長期正常通航更是不易。它必須解決六大難題：船隊如何翻山越嶺?如何解決航運水源?如何實現水量的合理z分配與調節?如何實現運河與黃河、淮河的三河交匯並安全穿越(包括如何穿越長江)?如何確保洪水期運道的航運安全?如何組織建設這一龐大的工程系統和如何管理這一系統?這在當時都是世界性的難題。中華民族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幾千年來在治水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在京杭運河上創造性地建設了宏大工程系統和完善的管理系統，保證了近600年全河的暢通。
一是創建了梯級船閘工程系統。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船閘的國家，也是最早建造多級船閘的國家。船閘雛形是斗門，相當於單閘。斗門出現之前是靠堰埭助運。公元423年，揚州附近運河建造了兩座斗門，這是京杭運河工程上最早的閘門。公元984年，北宋創建了有名的真州閘，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復式船閘，比西方建造的荷蘭船閘要早約400年。據《夢溪筆談》記載，在復式船閘發明後的100年時間里，淮揚運河、江南運河上的堰埭幾乎全部改成船閘。元代把船閘技術用來解決船隊翻山問題，在會通河上臨清與濟寧之間建造了31座船閘，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梯級船閘。到明代，梯級船閘數量增至38座。就是靠著這38座船閘有序地不斷提升水位又不斷降低水位，浩盪的運輸船隊得以平穩地翻山越嶺。京杭大運河上的梯級船閘工程系統要比西方同類建築早350年。
二是創建了南旺分水工程。這一工程始於元代，完成於明代永樂年間。船隊要翻山越嶺必須找准分水嶺，才能在制高點有效控制分水嶺兩邊的河道合理分流用水，滿足船隊上行與下行的航運要求。京杭運河開通之初，分水嶺選在濟寧附近。運行結果，發現濟寧往北引水十分艱難。後來在當地有經驗的老人白英的建議下，最後才選在了濟寧以北的汶上縣南旺。經過周密規劃，以南旺為中心，構建了完善的分水樞紐工程，實現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合理分流，確保了漕運船隊順利翻山越嶺，體現了很高的航運樞紐規劃水平和工程技術水平。
三是創建了黃、淮、運交匯的清口水利樞紐工程。運河北上，淮河西來，黃河南下，三者交匯於今淮安的清口，形成世界上罕有的大江大河平交格局。京杭運河南下北上的漕運船隊，要在這樣復雜的水系格局下，特別是汛期黃河洪水泥沙的威脅下，保持漕運的安全暢通，是極其困難和極具風險的挑戰。這一難題一直困擾了京杭運河500年。而歷代也為解決這一難題，千方百計，興築不斷，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工程措施，基本維持了運道的暢通。這主要是：通過開伽河、中河，使運河逐步脫離黃河的直接干擾;不斷加修高家堰大堤，攔截淮水盡出清口，並輔以引河等措施，約束淮水沖刷清口和三河交匯區域黃河淤沙，保持運口的暢通;不斷改建、完善交匯處的運口碼頭，避免黃河洪水的直接沖擊和泥沙的淤積，以至碼頭不斷前移、清口不斷後退，運閘十分復雜;在交匯地區黃河堤岸和高家堰大堤大量增建減水閘和滾水壩，確保不斷淤積的河床和洪澤湖在黃、淮汛期高水位下不致危及運道和里下地區河道的安全。不斷完善和維護這套工程體系，成了明代後期和清代治河和保證漕運措施的重點工程和中心任務，耗費巨大的國庫民力。這是在當時科技水平、經濟水平下，人與自然力持續500年的殊死較量。這在世界治河史和航運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四是發明創造了航運節水工程澳閘和調節水櫃。公元984年創建復式船閘，這是航運工程技術的一大進步。但是，每開閘一次，總是要走泄一部分水量。這在嚴重缺水河段仍然十分可惜。為進一步解決航運節水問題，北宋時期在淮揚河段又創建了節水型船閘——澳閘，使部分水量可以重復使用。這是航運工程技術的又一發明創造，距今已900多年，完全符合現代船閘的節水設計理論與實踐。
京杭運河穿越長江的揚州與鎮江的渡口工程，也是解決運河與大江大河平交問題的創舉。為了保證京杭大運河中的船隊穿越長江的便捷和安全，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創新思路，興築工程，以適應江潮變化造成的影響。元明清時期，運河脫離黃河之前，運道在徐州茶城進入黃河和在山東臨清進入衛河都有這樣的交匯問題，也都因地制宜、因河制宜地創造了豐富多樣的河運交匯工程措施。這在世界航運工程史上是罕有的。
五是創建了航運安全工程系統。京杭大運河的河槽段(徐州至淮陰)和湖槽段(淮安至揚州)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借河行運」或「借湖行運」。因此，在汛期都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脅。為了保證運道的安全，在堤岸適當位置建設了一系列的防洪安全工程——滾水壩和減水閘。當河、湖水勢過大或運河中水位過高，對運道或船隊安全造成威脅時，由滾水壩或減水閘將洪水排泄掉。中國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建築出現很早，秦時期就有記載。正式出現「滾水壩」的名稱並把它系統地運用到運河工程中作為航運的安全工程，這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明清時期在運道上建造了大量滾水壩、減水閘。明代對滾水壩、減水閘已有規范性設計建造要求，這距今已有400多年歷史。
六是創建了一整套工程建設管理系統。在漫長的運河建設與運河管理實踐中，我們的祖先不斷總結出一整套京杭大運河的工程建設指揮體系、運河管理指揮體系、漕運運輸指揮體系，並制定了一套完善、嚴密的章程規劃、制度措施。為保證京杭大運河歷代浩大工程的建設目標得以成功實現和保持運道長久通暢提供了重要保障。

E. 南旺段運河遇到了什麼難題是誰，用什麼辦法解決的懸賞20分，急急急急

元代開鑿京杭運河，南旺作為大運河的「水脊」，成了運河暢通的難題。明朝初期，工部尚書宋禮和汶上民間水利家白英經過勘察，在戴村築壩建分水工程，使汶水西行，從南旺入運河，七分向北流，進入漳、衛；三分向南流，進入黃、淮。此後建龍王廟於分水處，故稱為「分水龍王廟」。 南旺分水樞紐是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宋禮採用汶上老人白英建議修 南旺分水樞紐
建的工程。首先在汶上築戴村壩截汶水；然後開挖小汶河，使汶水至南旺分水口；接下來導泉補源，即收集疏導汶上縣東北各山泉匯入泉河至分水；最後在小汶河入運的「T」字型水口修石頭護坡，建分水拔刺（魚嘴），使其南北分水。南旺分水樞紐疏浚三湖作水樞，建閘壩，調節水量，保證漕運暢通，堪與都江堰相媲美。 南旺分水工程，壩址選定合理，因戴村是遏汶河濟運較為理想的制高點，符合水往低處流的自然規律，至南旺水脊分水，疏浚三湖。白英抓住了「引、蓄、分、排」四個環節，實現了蓄泄得宜，運用方便。該工程具有高度的科學性，是我國京杭大運河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

F. 運河之都的運河之都的由來

京杭運河和萬里長城並稱為我國歷史上的兩項偉大工程。她貫穿京、津、冀、魯和江、浙6個省市，聯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5大江河，巨龍般地綿亘於祖國的東部、世界的東方。在其全線貫通和全面通航的600餘年裡，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作出了極大貢獻。
面對浩浩運河和其巨大歷史貢獻的事實，人們不禁要問，運河的開鑿、疏浚、管理和營運是如何實現的呢﹖尤其是她南北縱貫6省市，竟然一脈相承數千里，繁忙暢盛數百年，實可謂「人類歷史的奇跡」。勿庸諱言，元明清三代的朝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僅有來自京城的朝廷御旨是不行的，必定有一個如人們常說的「管理處」或「指揮部」之類的專門機構進行統一謀劃和實施督理，還必須有沿運各地方官府的密切配合。否則，是很難奏效的。那麼，這個「指揮部」究竟設在何地呢﹖
據統計，歷史上沿運河的較大城鎮有通縣、天津、德州、臨清、東昌、張秋、濟寧、徐州、淮安、揚州、杭州等10餘個。這些較大城鎮及其官吏在運河的開鑿、漕運和管理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城鎮的地位和作用也決不是平行和平等的。除了有路、州、府、縣之分外，就運河的開鑿、漕運和管理而言，必定存在著一定的統屬和主從關系。
隨著運河文化研究活動的深入開展，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在上述沿運各城鎮中，有沒有一個對其他城鎮存在著統屬關系的都市呢﹖換句話說，如果把由北京至杭州的沿河地帶看作一個多邊行政區域的話，在這個多邊行政區域里有沒有一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並且可直接稱為運河之都。那麼，運河之都今何在﹖ 一般來說，在舊中國落後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都市多是因時因地而自然形成的。特別在運河流經的多行政區劃的狹長的帶狀地域里，都市的形成靠的更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說是因通水、通航的需要而自然形成。進一步說，這個都市應形成在通水、通航的關鍵河段上。這個關鍵的河段就是濟寧。
濟寧地處京杭運河的中段，堪稱全線的「老大難」。其原因：一是濟寧段為運河全線的至高點，城北的南旺號稱運河的「屋脊」，其海拔高度為39米，比北部的臨清和南部的沛縣高出30餘米，通水十分困難；二是因地勢高亢，水源嚴重不足，逢乾旱之年則是有河無水；三是濟寧段處於運河與黃河的交匯處，黃河泛濫，泥沙淤運，兩河一直處在你死我活的糾葛中，其地位之險要。因此，濟寧河段備受歷代王朝的關注，作為治運的重點認真對待。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顏統軍南征，議立水運驛站，即委派郭守敬勘察汶、泗、衛相鄰地區之水道。漕運副使馬之貞這時建議於濟州城南汶、泗合流處至大清河開鑿新河，引汶、泗諸水以通漕。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攻佔南宋臨安，以江南水運發達，主張廣開漕運。他上書朝廷說：「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正式向世祖忽必烈提出了開鑿南北溝通的大運河，受到忽必烈的重視。此後，元朝廷即籌備資金、征調夫役。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世祖詔差奧魯赤和劉都水及精算術之人往濟州確定開河夫役，又令大名、衛州新附軍赴濟州助役。工程從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正式施工，至次年八月竣工，開鑿自濟州至須城安民山長達200餘里的運河河道，並築壩遏汶、泗水入運河行運。濟州河通航後，設都漕運司的管理機構。
濟州河開通後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後來，朝廷採納漕運副使馬之貞的建議，於兗州立閘壩約束泗水西流，於堽城（位今山東寧陽境）立閘堰導汶水入洸河，使二水合於任城之會源閘，以閘堰調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將金口壩改為滾水壩，增建黑風口三孔引水閘，濟水上建杏林閘、土婁閘、孫氏閘以節制水勢。至元二十七年於河上建吳泰閘、官村閘，引水入濟河。次年，再於引汶斗門上築土壩，擴大引水量。此後又建濟州上閘、安山閘、石佛閘等以調節水勢，保證了運河暢通。濟州河鑿通不久，又鑿通了安山以北的運河，與濟州河通稱為會通河，並由元世祖親自賜名。會通河的鑿通，標志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
元中期以後，會通河諸閘多有毀壞，為此，至治元年（1321年）都水丞張仲仁奉朝廷之命疏浚整修由臨清至彭城（今江蘇徐州）的700里河道，修建小橋98座、大橋58座，以通纖道。又沿河修石涵洞排兩岸積水入河，並於河岸兩旁種馬藺草以固潰沙，河兩側還多植樹木。這是對運河一次較大的維護浚修。但後來由於疏於管理，加上黃河潰決侵犯會通河道，遂使會通河陷入日漸加重的淤塞難通的境地，終患淺澀，不勝重載。故終元一代，若漕糧北運仍以海運為主。到元朝末年，會通河竟廢棄不用。明王朝為了實現南糧北運，決定重新啟用京杭運河。為此，在元代運河的基礎上，著重對重要河段大加整治，會通河便是重點整治河段之一。
明代對濟寧河段的整治，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項：一是為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工部尚書宋禮採用白英老人之策，以「四水濟運」，並創造了與都江堰工程相媲美的南旺水利樞紐工程，也是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同時還採取了導泉濟運等措施；二是為解決水源豐枯不均和水位太低的問題，人們在河上層層建節制閘，隨時調節水位，「以六閘樽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因此，濟寧河段向被稱為閘河。三是為避黃保運，人們開挖或利用馬場、馬踏等湖泊（又稱水櫃），澇時蓄積黃河之水並沉降泥沙，旱時放水濟運。由於多種有效措施的實施，最終治好了濟寧河段的「腸梗阻」，使之「南通江淮，北達幽燕」；「南引吳楚閩粵之饒，北壯畿輔咽喉之勢。」至此，溝通南北地區的大動脈——京杭大運河始貫通定型。
清王朝為實現南糧北運，繼續啟用京杭運河。它擔負著每年數百萬石漕糧運輸任務，是清皇朝的一條名副其實的生命線。因而，備受統治者重視，不惜耗費巨資全力經營，對包括濟寧河段在內的河道及水源等大加整治，使大運河和漕運進入一個全盛時期。
由上述史實可以看出，濟寧河段在運河全線的位置與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史籍稱濟寧為「南控江淮，北接京」；「處漕渠之中，襟帶四方」；「閉則為鎖鑰，啟則為通關」。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濟寧通則全河通，濟寧不通全河停」。正是因為濟寧獨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才使得濟寧有了發展成為運河之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元明清三代的濟寧，朝廷關注，重臣駐節，百官聚集，千軍防守，萬馬奔騰，當然地成為運河全線的政治中心；一水關南北，百里萬夫吼，千帆競發，萬民匯聚，人口和城市日益擴張，使濟寧成為具有關鍵性的沿運重鎮。如此之下，商賈雲集，百業俱興，極大地促進了濟寧商貿業的興盛和經濟繁榮。總之，正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人為力量的作用下，濟寧才得以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運河之都。 對濟寧河段的重點整治，是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視下進行的。正是由於濟寧河段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朝都把治運最高機構設在濟寧，在重點整治濟寧河段的同時，負責對運河全線進行整治和督理。據考，元代在濟寧初設開浚大臣，後設都水監、行都水督和總治河防使，其官階最高為正一品。明代在濟寧設總理河道、總督河道、經理河漕、總漕兼河道、巡撫兼河道等，簡稱總河，均由朝廷欽命署理，為運河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朝廷六大部外增設的一個部院級的朝廷直屬機構，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從一品大員充任。清朝派駐濟寧的司運機構多襲明治，設總河部院，欽命署理，秩正二品。據雍正《清會典》載：「順治初，僅設河道總督一人，又稱總河，綜理黃河、運河兩河事務，駐濟寧州。」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分河道為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河南、山東河道總督駐濟寧州，稱東河；直隸河道總督駐天津，稱北河。其建制一直延續到清光緒罷河停運。據考，自順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八年的258年間，朝廷欽命河道總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員近半。其間，總河除移駐清江浦27年（共4人充任5任）外，其餘年份均駐節濟寧。
河道總督衙門是運河、黃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同時，他又擁有或掌管著自己的軍隊，並主要依靠軍隊來實現其總督職能。因此說，河道總督衙門是一個軍政合一的機構。據《元史》載，運河貫通後，於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二千人。」當時，經漕運京都的糧米約百萬擔，其中通過濟寧所運漕糧達30萬擔。為管理漕運，朝廷在濟寧城南的魯橋設立了都漕運司使。至正十年（1350年）設濟寧兵馬司，駐扎輔漕兵士1．2萬人。至正十六年，置濟寧樞密分院。明代駐濟寧的司運軍事機構為總理河道軍門署，下設道、衛，負責節制南北直隸和河南、山東各道。濟寧駐軍最多時達1．3萬人。除固定的道、衛、署、衙外，還有其他的軍司。永樂十八年（1420年），行軍司馬樊敬受命提兵10萬鎮守濟寧。正德之後，朝廷每年均遣尚書、都御史等大員兼理運河軍事。隆慶四年（1570年），朝廷為總河加提督軍事職銜。一時間，濟寧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軍事要地。清代，朝廷為河道總督加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銜，秩正二品。順治初年，總河楊方興奏請設河標中軍副將署，作為河道總督衙門的直屬機構，也是運河全線的最高司運軍職衙門，駐節濟寧州。河標中軍副將署為總河副職、河標兵丁主帥，從二品，其職責為總理運河營防，催調糧草，護衛漕船，沿河治安等。河標中軍副將署下轄駐守沿運河各城鎮的河標營和衛。
由於朝廷把治運司運的最高行政機關和最高軍事機關設在濟寧，其下屬的各級各類機構自然很多，總督河道衙門僅在濟寧設置的機構就有運河道署、運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管河通判署、鉅金嘉管河主簿署等；河標中軍副將署在濟寧設置的軍事機構有運河兵備道署、運河標營署、守備署、衛署等；此外，還有朝廷派駐的巡漕使院、撫按察院、布政司行台、按察司行台、治水行台等機構。再加上省道府州縣的行政機構或由其派駐的機構，元明清三代駐濟寧的各級各類治運司運以及行政監察機構比比皆是，不可勝記。因而，濟寧故有「七十二衙門」之說，這是除北京、天津之外的沿運各城市所無法比擬的。
我們不妨從有限的資料中，再看一下河道總督衙門權力究竟有多大。總督河道衙門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設的一個部院級的專門治運司運機構，其充任者多為一品或從一品大員，如明代的宋禮就是由工部尚書直接來充任總河的。由此即可看出河道總督衙門所處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河道總督衙門坐落在濟寧州衙東，佔地5公頃，建築面積達1．6萬平方米，設有大堂、二堂、三堂，有書院、射圃、演武廳等，其規模宏大，布局嚴謹，氣派威嚴。那麼，總督河道衙門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呢﹖史載，嘉靖二年（1523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皆受節制。」又載，明代駐濟寧的兩個兵備道下設布政司、按察司，各設官一員，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屬府州縣官皆受其節制。由此不難看出，不僅省里的巡撫大人要在總河的節制之下，沿河各州府縣也要在總河下屬的兵備道的節制之下。由此，足見河道總督衙門的權力之甚大，超乎常人所想像。故而，沿運省份的巡撫大人無不對總河崇尚有加，上任須來濟寧拜謁總河，謝任須來濟寧向總河辭別，至於各州府縣官衙無不仿效行事，不敢怠慢。另外，在濟寧市博物館現今仍保存著一門清代的鐵炮，炮筒上赫然鑄有「河道總督署造」，這門鐵炮也是總河權力之甚的有力證據。
由上述可以看出，元明清三朝治運司運的最高行政機關和最高軍事機關設在濟寧，是濟寧作為運河之都的最好標志。濟寧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同其他城市沒有統屬或主從關系，但是，運河之水把濟寧同南北眾多的城鎮連接了起來，是運河總督衙門的駐節，才使得濟寧同沿運城鎮有了統屬或主從關系，沿運各地無不聽命於來自濟寧的指令，無不受制於駐在濟寧的河道總督衙門，使濟寧的地位凸顯，成為京杭運河這塊狹長地帶的大都會。 全河一統，眾星拱月，濟寧日益彰顯出運河之都照人的風采。
濟寧原為不起眼的濟州，治於巨野。1150年巨野水災，遂移濟州於現址。元滅金後，巨野水患頻繁，世祖八年（1271年）升濟州為府治，因濟水南會泗、北會汶，州居其中而獲濟水之寧，故名「濟寧府」。此時的濟寧，雖為府治，但名聲平平，一般城鎮而已。
元代至元年間，途經濟寧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為濟寧的崛起帶來生機，平平濟寧由此而逐步走上繁榮昌盛之路。
首先，濟寧因河興商。濟寧「居運道之中」，不僅成為「水陸交匯，南北沖要之區」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帶，同時又成為漕河管理中心和魯西南政治、經濟中心，出現了「官舸商舶鱗集，麻擁於濟城之下」的興旺景象。曾有詩人描述道「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到明代中葉，濟寧就已發展成一個「車馬臨四達之衢，商賈集五都之市」的繁榮商業城市。此時，城區定居之民已不下數萬家，「商賈之踵接而輻輳者亦不下數萬家」。經明至清，濟寧商業已臻鼎盛。州城內外，通衢要道，運河、越河兩岸行棧店鋪林立，各地商賈雲集，百業興盛，市場繁榮，年營業額高達白銀億元以上，市場輻射達周圍地區近百縣，成為明清時期全國著名的33座工商業大城市之一。
次之，濟寧因商興市。商貿業的空前繁榮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使人口與消費俱增，進而促進了城市的發展。明代以前，濟寧地區的人口並不多，晉代的任城國，只有1700戶；北魏的任城郡，只有8050戶、21789人；元代的濟寧路也只有10545戶、89818人（此數字在濟寧運河文化，齊魯風情濟寧卷上都是這個數字，該數字錯誤，續文獻通考卷十三，戶口考戶口丁中，應為59818）。明末，濟寧城區人口已達10萬人。在歷經明清戰亂和重大自然災害之後，清代在工商業恢復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上，城區人口又逐漸達到10多萬人，遠遠超過明代規模。因此，濟寧城區不斷擴大。明末清初，城區街巷98條，其中，城內45條，城外53條。清道光年間，街巷增加到290條，其中城內達到107條，城外達到183條，城區街巷增長近兩倍。鑒此，濟寧之治也在不斷地升格。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濟寧由府升為路（元代沒有省的實際建制，所說的中書省為虛稱，路為基本行政建制，由朝廷直轄。），轄三州十六縣；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濟寧路為府」，十八年，「置濟寧州領三縣」；清代沿用明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濟寧由府轄州升為省轄直隸州。
第三，濟寧因市而榮。由於商貿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手工業生產和農業商品化生產的發展，使廣大城鄉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當時，蓬勃興起的手工業近20個行業。
濟寧的繁榮和興盛，還可以用以下幾組數字來佐證。據《元史·食貨志》載，元文宗（1328—1329年）時，在中書省（轄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和河南的黃河以北地區，稱為「腹里」。）21路和7個直屬州中，上繳國庫商稅額超過l萬錠銀子的只有晉寧路、嘉定路、濟南路、濟寧路等7路，其中濟寧路的商稅額為12403錠4兩l錢，居第4位。《明史·食貨志·商稅》載：由於國庫虧空，朝廷下令「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田凡五倍。」這種商賈湊集的大城市共33個。另據《大明會典·鈔法》載：「（宣德）四年，令順天（北京）、應天（南京）、蘇州、松江、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山東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共三十三府州縣，市鎮店肆門攤稅加五倍，候鈔法通行止」。由此，足見濟寧商貿業的發達繁榮程度及其在全國城市中的位次。
另據有關資料記載，濟寧在明清時期曾是運河全線的7個對外商埠和重要碼頭之一。
濟寧，正是在運河之水的潤育下，在凸顯的政治地位的作用和影響下，人口激增，城市崛起，工商業興盛繁榮，創造了歷史的輝煌，以莫辯的事實展現著運河之都的風采。

G. 濟寧運河作，用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長約1800公里。關於運河的歷史，如果從公元前487年吳王夫差開辟邗溝算起，至今已有2490年的歷史；如果從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會通河與通惠河鑿竣為標志的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算起，至今也有700多年的歷史。京杭大運河溝通了東西流向的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江河，流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個省市，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她與萬里長城並稱為我國古代的兩項偉大工程，聞名於世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標志和象徵。
京杭大運河的貫通，成為維系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千百年來，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在開鑿運河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的過程中，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京杭運河縱貫濟寧全境，流經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區、魚台、微山等7個縣區，全長約230公里。
京杭運河全長約1800公里，濟寧恰置全河的中段，從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於此鑿通濟洲河和會通河，與三年後（1292年）鑿通的通惠河（又稱北運河）相連接標志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大運河全線的制高點在濟寧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為穿越「水脊」，人們立郾建閘，「以六閘撙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為解決黃河決淤和水源不足問題，人們採取了「避黃保運」和增設「水櫃」等多種措施，保證了運道的暢通。為克服水源不足之頑症，人們先後引「四水」濟運，其中建戴村壩而引汶濟運之舉尤為世人稱頌。當然更為世人稱頌的當屬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調節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為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項目，有專家認為，該工程當與都江堰工程齊名。濟寧運河運輸業而興盛繁榮達600多年。
濟寧「居運道之中」，不僅成為「水陸交匯，南北沖要之區」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帶，同時又成為漕河管理中心和魯西南政治、經濟中心，出現了「官舸商舶鱗集，麻擁於濟城之下」的興旺景象。曾有詩人描述道：「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到明代中葉，濟寧就已發展成一個「車馬臨四達之衢，尚賈集五都之市」的繁榮商業城市。經明至清，濟寧商業已臻鼎盛。州城內外，通衢要道，運河、越河兩岸行棧店鋪林立，各地商賈雲集，百業興盛，市場繁榮，年營業額高達白銀億元以上，市場輻射達周圍地區近百縣，成為明清時期全國著名的33座大商業城市之一。
濟寧市位於山東省西南部，地處黃淮海平原與魯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帶。整個地勢東高西低，西部平原坦盪，南部湖光秀麗，東部山丘起伏。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國號為大元，改中都（北京）為大都定為國都。此時的大都和華北一帶經長期戰亂，經濟蕭條，無法養活大都百萬人口和京畿大量駐軍，一切都需南方運來。史載「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這樣，無論從政治或軍事角度來看，重新開通南北運河已勢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國就任命漢族水利專家----31歲的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元大將伯顏在南征南宋期間，已深感水路對軍事和經濟的重要性，從而「遍訪自江都達大都河道」。滅南宋之後，在伯顏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段」，以備重開運河。
當時隋煬帝開的通濟渠由於黃河南泛全線淤塞，恢復通濟渠已非常困難，同時京都已東移至北京，沒有必要繞個圈在途經開封、鄭州一帶，如果改徙山東，運河就變成一條直線，距離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標移向濟寧。那時運河南端從杭州到淮安，隋唐運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運道雖已被黃河侵佔，但船可進入黃河，「借黃行運」到徐州後再逆古泗水運道至魯橋，還可沿汶、光水道至濟寧。在北方有隋唐時開的永濟渠（後稱御河），元時新鄉以下一直暢通可達天津。所以只要解決濟寧向北至永濟渠約200公里運道，即可從北京到杭州了。
明代是運河航運鼎盛的年代，也是困難最大，問題最多，付出的代價最大的年代。那時運河最大的問題是來自黃河的干擾。如何正確處理運黃之間的關系，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在封建時代，漕運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對運河的管理至關重要，其管理制度也是相當嚴格的。
元運河初開，運量不是很大，管理工作也較零散。元朝對運河和全國水利的管理從屬於工部的都水監，三品官。到會通河竣工後，始設都水分監於景德鎮（張秋），以後又設行都水監於濟寧和水監於濟寧和鄆城，管理徐州至臨清運河航道和河南、山東境內黃河。除閘上有閘夫之外，也動用部分軍隊管理運河，維護秩序。
明朝罷海運，運河是唯一的國家命脈，於是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航道管理體系。永樂十五年（1417年），宋禮治河已成，由工部設漕運總兵官，總管運河航道和漕運兩大塊。首任陳楦任期長達20年。成化七年以後，河、漕分開，總河管航道，總漕管漕政。首任總河為刑部左侍郎王恕。總河有權節制各省地方官，還有權指揮管河官兵，因此一般都冠以工部尚書、侍郎、都御史等頭銜，官居二品或三品。總理河道的職責，是疏浚河道，加固堤防，保證航道暢通、漕船通行無阻。具體來說，大體包括以下內容：1、 管好水源；2、管好閘壩；3、管河。
古老的大運河歷經滄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揭開了運河治理的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後，為恢復濟寧古運河航運和減少運河水害，水利、航運部門密切合作，按照排灌、航運綜合利用的原則，對運河干支流和南四湖區航道的治理進行了統一規劃，並花很大力氣疏浚了濟寧至安山、濟寧至南陽、南陽至谷亭等淤積嚴重的運河主航道和部分航道，清除了大量障航建築物，修復了被損壞的船閘，從而使古運河很快恢復了航運。
濟寧運河經過新中國成立50年的大規模整治，舊貌變新顏，昔日長期失之治理、殘破不堪、洪澇災害頻繁的古老河道，如今已被初步整治建設成一條具有防洪除澇、引水灌溉、輸水送水、發展航運和旅遊觀光等多種功能的新型河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為造福於濟寧人民和促進濟寧區域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濟寧市航運管理局也是在對運河大規模治理的年代（1952年）建立的，已有50年的歷史。這50年是濟寧航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的50年，也是濟寧航運人一代一代不斷拼搏奮斗的50年。經過50年的奮斗，目前濟寧的航運事業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全市擁有各類船舶11000餘艘，航道通航里程達1100公里，港口碼頭11處，65個作業區，年設計吞吐能力1350萬噸，航運從業人員10萬多人，年創社會經濟效益20億元。
濟寧市航運管理局作為濟寧市政府主管航運的政府部門，將發揚濟寧航運拼搏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中共濟寧市委、市政府和省交通廳、省廳港航局的領導下，認真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加快發展，為加快濟寧經濟強市、文化名市、組群結構大城市和把京杭運河山東段建成產業帶、文化帶、旅遊帶、風景帶而做出更大的貢獻，讓古老的運河重新煥發青春。

H. 濟寧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長約1800公里。關於運河的歷史，如果從公元前487年吳王夫差開辟邗溝算起，至今已有2490年的歷史；如果從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會通河與通惠河鑿竣為標志的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算起，至今也有700多年的歷史。京杭大運河溝通了東西流向的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江河，流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個省市，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她與萬里長城並稱為我國古代的兩項偉大工程，聞名於世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標志和象徵。
京杭大運河的貫通，成為維系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千百年來，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在開鑿運河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的過程中，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京杭運河縱貫濟寧全境，流經梁山、汶上、嘉祥、任城、中區、魚台、微山等7個縣區，全長約230公里。
京杭運河全長約1800公里，濟寧恰置全河的中段，從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鑿，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於此鑿通濟洲河和會通河，與三年後（1292年）鑿通的通惠河（又稱北運河）相連接標志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大運河全線的制高點在濟寧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為穿越「水脊」，人們立郾建閘，「以六閘撙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為解決黃河決淤和水源不足問題，人們採取了「避黃保運」和增設「水櫃」等多種措施，保證了運道的暢通。為克服水源不足之頑症，人們先後引「四水」濟運，其中建戴村壩而引汶濟運之舉尤為世人稱頌。當然更為世人稱頌的當屬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調節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為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項目，有專家認為，該工程當與都江堰工程齊名。濟寧運河運輸業而興盛繁榮達600多年。
濟寧「居運道之中」，不僅成為「水陸交匯，南北沖要之區」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帶，同時又成為漕河管理中心和魯西南政治、經濟中心，出現了「官舸商舶鱗集，麻擁於濟城之下」的興旺景象。曾有詩人描述道：「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到明代中葉，濟寧就已發展成一個「車馬臨四達之衢，尚賈集五都之市」的繁榮商業城市。經明至清，濟寧商業已臻鼎盛。州城內外，通衢要道，運河、越河兩岸行棧店鋪林立，各地商賈雲集，百業興盛，市場繁榮，年營業額高達白銀億元以上，市場輻射達周圍地區近百縣，成為明清時期全國著名的33座大商業城市之一。
濟寧市位於山東省西南部，地處黃淮海平原與魯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帶。整個地勢東高西低，西部平原坦盪，南部湖光秀麗，東部山丘起伏。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國號為大元，改中都（北京）為大都定為國都。此時的大都和華北一帶經長期戰亂，經濟蕭條，無法養活大都百萬人口和京畿大量駐軍，一切都需南方運來。史載「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這樣，無論從政治或軍事角度來看，重新開通南北運河已勢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國就任命漢族水利專家----31歲的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元大將伯顏在南征南宋期間，已深感水路對軍事和經濟的重要性，從而「遍訪自江都達大都河道」。滅南宋之後，在伯顏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段」，以備重開運河。
當時隋煬帝開的通濟渠由於黃河南泛全線淤塞，恢復通濟渠已非常困難，同時京都已東移至北京，沒有必要繞個圈在途經開封、鄭州一帶，如果改徙山東，運河就變成一條直線，距離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標移向濟寧。那時運河南端從杭州到淮安，隋唐運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運道雖已被黃河侵佔，但船可進入黃河，「借黃行運」到徐州後再逆古泗水運道至魯橋，還可沿汶、光水道至濟寧。在北方有隋唐時開的永濟渠（後稱御河），元時新鄉以下一直暢通可達天津。所以只要解決濟寧向北至永濟渠約200公里運道，即可從北京到杭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