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創造的品牌

『壹』 徽商品牌百科主要是做什麼的

華夏徽商聯盟為徽商企業提供品牌網路大全

『貳』 徽商文化產業發展（大連）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徽商文化產業發展（大連）有限公司是一家專營文化娛樂產業的綜合性專業化運作公司。成立於2012年1月，是在大連市政府倡導文化產業大發展背景下成立的文化產業機構，同時也是沙河口區政府招商引資企業，在政府大力扶持及高度認可的背景下，集多方優勢應運而生。公司立足文化演藝產業的成熟架構，依託商會優勢資源，開創全國范圍內演藝產業和商會企業優勢聯營的先河，是一個既顛覆傳統文化產業運營方式，又具備絕對商業資源優勢、項目資源優勢、品牌優勢和全新業態下媒體資源的文化演藝運營平台；是一個真正市場化、規模化、品牌化運作的文化演藝運營平台。徽商文化公司業務涉及電影、電視劇服務與推廣、大型綜藝晚會、話劇曲藝戲劇演出，演員經紀、文化項目資本運作，以及大型活動策劃、文化交流、企業形象策劃、文化體育活動、展覽展示、廣告業務等。徽商文化公司與國內國際眾多演藝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系，其中包括：安徽演藝集團、湖北省話劇院、北京曉攀傳媒、大連市話劇團、大連市歌舞團、大連市雜技團、韓國巴羅克室內管弦樂團、大連Lj爵士樂團、六一藝術團等專業演出團體，重點推出演員經紀、微電影拍攝、製作以及影視劇廣告植入等業務，與國內頂尖的影視機構五洲影視、聖亞灣影視基地、闖關東影視基地達成了全面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徽商文化公司近期合作單位和客戶包括：徽商文化公司堅持「立足演藝、做強主業、創新觀念、多元發展」，以國際化視野和戰略性思維推動演藝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力爭把公司打造成集創作演出、策劃營銷、劇場經營、資本運作為一體，具備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及微觀運營機制，具有核心競爭力，主業突出、特色鮮明、多元發展、管理規范，在全國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民營演藝文化龍頭企業。 
法定代表人：房鵬
成立時間：2012-01-13
注冊資本：1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210200000479578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遼寧省大連市沙河口區錦綉路47號1-2層231室

『叄』 中國的徽商文化是怎樣的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從實力上來看可以與山西商幫相抗衡。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於南宋（1127年-1279年），發展於元（1271年-1368年）末明（1368年-1644年）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徽商們往往是官、商一體。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以榮宗祖，壯大勢力；特別熱衷於興院，開學堂，辦試館，培養封建人才，鞏固宗法統治。明、清時，徽州名臣學者輩出，僅僅有五個小縣城的進士（中國古代考試中的一個級別）就有2018人，而歙縣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詩林、文苑，出現過「連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為「尚書」（一種朝廷里的官職）、兄弟兩個一起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詩書禮儀之風，培育了競相怒放的徽學之花，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肆』 徽商文化的介紹

徽商文化是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經上演過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歷史劇，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之總稱(並不是指所有安徽商人）。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代有發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作為古代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所以能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伍』 安徽省徽商集團有限公司的徽商品牌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達到極盛，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民初漸趨衰落。徽商賈道儒行，素有儒商之稱。 徽商對於現代社會的影響，一是形而上的，主要是徽商精神、理念、文化的傳承和發揚；二是形而下的，主要是「徽商」這塊牌子，包括徽商集團在內的許多企業直接冠名「徽商」字型大小，享用了「徽商」的品牌效應。 徽商集團作為新徽商的傑出代表，被歷史地賦予了徽商字型大小。集團前身是安徽省物資局，1995年11月，成建制轉為安徽省物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6月，經省政府批准，更名為安徽省徽商集團有限公司。徽商集團處徽商地，冠徽商名，振興徽商，責無旁貸。 徽商集團與「徽商」之間品牌延伸的可行性是充足的，首先是形象關聯，徽商集團取徽商字型大小，企業LOGO中用了徽州牌坊；其次是地域關聯，二者基本上同屬於安徽地域；再次是業態關聯，徽商經營鹽、典當、茶等，徽商集團主要經營百貨、鋼材等，都屬於流通貿易；還有，二者在核心價值觀上具有相通之處，同樣推崇「勤勉、創新、和協、誠信」的經營理念。徽商標志以中文「商」字為元素，以徽州建築為題材，形成表意而象形化的圖文標志。以「東方中國的凱旋門」——徽州牌坊簡化設計，創作出亦字亦圖的視覺符號，環以象徵圓滿的金圈，構成傳統而又有新意的企業標志，體現崇尚仁義、恪守誠信的企業理念，彰顯重振古徽商雄風的徽商集團精神意志。 冠名徽商字型大小以來，徽商集團一直保持穩健發展態勢，尤其近年來，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加速向現代流通企業轉型，繼續在流通領域保持安徽領軍、全國領先的地位。「徽商」品牌價值得到不斷提升。「徽商」商標被司法認定為全國馳名商標，子品牌「商之都」「紅府」「國生」「農家福」獲得安徽省著名商標稱號。2011年，經過權威第三方機構評估，「徽商」品牌無形價值達103.6億元，印證了這塊金字招牌的成色。「十二五」期間，徽商集團將大力實施「123」工程，提質增效，改革創新，全力實現銷售規模更大、運營質量更好、品牌知名度更高、核心競爭力更強的「千億徽商」宏偉目標，成為新徽商的不二代言人，讓「徽商」品牌更加熠熠生輝。

『陸』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形成了獨特的徽商文化.

明清時期出現商幫。

『柒』 TOP10品牌徽商排行榜是那幾個品牌

倍輕松、立白、修正

『捌』 想做徽商，選什麼品牌比較好呢

選質量可靠又安全的長線消耗品做比較好

『玖』 徽州文化、徽商究竟是怎麼起源的

徽州位於皖南山區，黃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稱神州。這里山清水秀，人傑地靈。思想偉人，學術巨子，燦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藝術，萬紫千紅。勤勞的徽州人民在這里創造了璀璨奪目的歷史文化，引領風騷千餘年。

徽州文化，總帶著一種風韻！帶著一種傳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樣發展的？

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

山

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川穀崎嶇，峰巒掩映。雖然山川秀麗，風景絕佳，但「其地險狹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園」之稱。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於山伐，不畏險阻，艱苦勞作。徽州人愈發堅忍不拔，培養了氣質，締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靈性，化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寧知縣祝禹圭說，「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斗，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

「地理環境對徽州人性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突出者，即是賦予了徽州人一種剛性氣質。或負豪使氣，爭為長雄；或剛而喜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其為官者，剛正不阿，多為御史諫官；其為學者，空所依傍，獨立思考，多有創見。正是山區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鑄就徽州文化

秦漢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為業，刀耕火種，勇悍尚武，是為山地游耕文化。從大的方面來說，則屬於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區域自秦置黟、歙二縣，中原漢文化開始滲入。

至東漢初年，即有中原大族遷徙徽州。中國歷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發生動亂。人民被迫舉家遷徙。如歷史上有名的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末黃巢之亂以及宋金戰爭等，這些大動亂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舉遷入徽州。遷徽後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視教育，崇尚儒雅，帶來了中原文明。

隨著人口繁衍與族群擴大，遷徽士民反客為主，而成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間，一些擔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詰齲?即罅ν菩欣褚塹嘉難а擰保?晌?罩蕕納緇岱縞小Ｓ謔牽?性?幕?ソフ季萘酥韉嫉匚弧Ｈ歡?⒉荒芩擔?性?何木腿〈?說鋇厴皆轎幕??/p>

唐人呂溫說：歙州「地雜甌駱，號為難理」；甌駱，即指越人；難理，指徽人爭強好勝、健訟喜斗而言。徽州難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類記載。這說明山越文化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之中，免不了碰撞和沖突，但更多的是交融與匯合。

這種融合是雙向的。中原文化強有力地影響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趨於剛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崇尚儒雅的社會風氣，維系族群的宗族觀念，都明顯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質；其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風范，又滲透著山越文化的剛強氣質。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二者相輔相成，從秦漢至隋唐五代，經過長期的交匯融合，結果演繹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規模移民活動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獨特的山區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傳統、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等，構成了徽州文化的主體，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這些文化因素對徽州發展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使其後的徽州能在一個高起點上異軍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十分繁榮，海外貿易頗為興盛。與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徽州的地位隨之大幅提升。

徽州雖不處於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帶，但距離杭州並不遙遠，「其地接於杭睦宣饒，四齣無不通」，宋南遷後，「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輔郡，即畿輔之郡。徽州無疑屬於當時江南最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圈之內。其後，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徽州在全國經濟文化發展坐標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並不局限於徽州本土。正如胡適所言，對徽人來說，有所謂的小徽州與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則指徽州以外的華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廣大空間。徽州文化既發達於徽州本土，又活躍在華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狹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擴展。

最初當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而後則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徽人通過經商、科舉、出仕、游學、移居等種種途徑，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和交流。

明清時期達到高潮

這種交流相互影響，相得益彰。在這種交流中，徽州於經濟上聚天下之財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風氣。徽商置業四方，稱雄宇內，徽人出仕、游學，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獨領風騷的徽州文化也隨之傳播四海，在各地開花結果。

徽州成為那個時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交匯之地與輻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發展與繁榮，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這個廣闊的舞台，有賴於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興起的科舉制度，至宋代也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宋統治者大力開科取士，使之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優勢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科舉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兩宋時期徽人登科總人數為861人，而在唐五代時期徽人登科者僅10人。宋代徽人擔任過四品以上官職者達30餘人，所謂「宋興，則名臣輩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實現了崛起。

宋代理學的興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義。理學起於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朱熹為其集大成者。朱熹理學甚至影響東亞，遠播歐洲。以徽州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學，對徽州本土影響至深至大。

經過元代的發展，形成了新安理學學派。「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徽州人成為踐行理學的典範。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猶鄒之有孟子、繼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之後，向有「程朱闕里」「東南鄒魯」之稱，即徽州乃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家代表人物的發祥之地，其所處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後，徽州迎來的另一個歷史發展機遇，則是商品經濟的興盛繁榮。宋元以降，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顯著發展。這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峰。其顯著特點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長距離販運貿易發展；商路增闢和新興商業城鎮增加；大商業資本興起，等等。總括起來即是全國性市場形成。明清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不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是一個客觀條件，它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機會大致是相同的。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徽州人，最後是徽商稱雄四海呢？這與徽州文化有密切關系。在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時代，外出經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觀念。徽州人能夠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丟」，勇於外出經商，並且成為一種風尚，是很不簡單的。這種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正顯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當然，徽州人外出經商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由於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謀生。但明代各地因飢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極為眾多，這些人沿街乞討者有之，為人幫工者有之，充當奴僕者有之，更多的人則是四處流浪，難以控制，史稱「流民」。

終明之世，流民一直是無法解決的一大社會問題。而徽州人外出則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因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發達，「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莫不有學有師。

正是教育的普及為經商准備了必要的條件。無需贅言，目不識丁是難以外出經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至於那些在全國性市場環境下從事商貿活動、進行大商業資本運作的富商巨賈，更需要較高的文化素養。徽商許多人本來就是儒者，他們以儒家理念來指導其商業活動，賈而好儒，而被稱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雖為賈者，咸近士風」。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開放的一面，對徽商的經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他們籌集資金，為徽商創業提供資本；輸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對行業的壟斷；利用宗法，來強化徽商的商業組織等。徽州宗族成為徽人外出經商的可靠保障和堅強後盾。

歷史記載的徽商

明人謝肇淘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

活躍於明清時代的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從偏遠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島，乃至於海外；其資本雄厚，積累了巨萬財富，藏鏹百萬、千萬；他們掌握著某些行業的壟斷性經營，如鹽業、典當業等；他們擁有各個商幫之首的地位；他們從明中葉興起，至嘉靖、萬曆時達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個大的發展，稱雄於全國商界數百年之久。

徽商活動的意義遠遠超出商業本身，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促進了社會的變遷。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新的生產關系萌芽，等等，顯露出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時代轉型之意義。在這一時代轉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不只是參與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及商人集團的興起，二者也是一個互動過程，並非是商品生產發展了，全國性市場形成了，然後才有人集團的興起。當時，徽商經營的范圍甚大，地域極廣，影響至深。

「其貨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

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在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團與有力焉，貢獻尤大。徽商乃為這一商品經濟發展大潮的領軍者，而處於時代發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朴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於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

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范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轉型的負面影響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中，亦步履蹣跚。

盡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朴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

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計算機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顧徽州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交織著人與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與文化的互動。歷經千錘百煉的磨礪，造就了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宋代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廣闊舞台而發展起來的。歸根結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所創造的，是高素質的徽州人及時地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機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廣闊舞台，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構成了徽學研究的深厚根底。而對徽州文化史的探索，無疑是徽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繼大型學術叢書《徽州文化全書》出版之後，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問世，不啻為徽學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來源：徽州門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