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站發明

1. 茅以升發明了什麼

茅以升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於江蘇省丹徒縣（今鎮江市）。先世經商，祖父茅謙為舉人，思想進步，傾向革命，曾創辦《南洋官報》，是鎮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遷居南京。

茅以升6歲讀私塾，7歲就讀於1903年在南京創辦的國內第一所新型小學——思益學堂，1905年入江南商業學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礦學堂講演時，指出開礦山、修鐵路的重要性，堅定了茅以升走「科學救國」、「工程建國」的道路，他從此更加奮發讀書，把建設祖國視為己任。每次考試，成績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總平均92.5分，為該學堂歷史上所罕見。1916年茅以升通過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入學考試，其成績之優秀，使該校教授們大為驚訝和贊嘆。一年後的畢業典禮上校長當場宣布：今後凡是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原唐山路礦學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試注冊，茅以升為母校在國外爭得極大聲譽。1917年，獲碩士學位。經導師賈柯貝（H·S·Jacoby）介紹，在匹茲堡橋梁公司實習，同時又利用業余時間到卡利基理工學院夜校攻讀工學博士學位。1919年成為該校首名工學博士。博士論文《橋梁桁架次應力》的創見被稱為「茅式定律」，並榮獲康奈爾大學優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質研究獎章。1979年應邀訪問卡利基—梅隆大學母校時，校長授予他「卓越校友」獎章，以表彰他對世界工程技術方面作出的貢獻。

1920年，茅以升應邀回母校任教授，時年24歲，是國內最年輕的工科教授。從此，開始了前後30餘年的工科教育事業。次年，任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副主任（副院長）。1922年7月，他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1923年，該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東南大學工科與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合並，成立河海工科大學，茅以升任首屆校長。1926年，任北洋大學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即北洋工學院）院長。1930年，任江蘇省水利局長，主持規劃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學任教。他在任校長期間，對校務管理、教學體制，課程設施、教學設備等，都作過重大改進，使學校出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深受師生的擁護與愛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學校長，始終關心母校興衰，為母校贏得了榮譽和功績。1991年，西南交通大學（文化大革命以後唐山鐵道學院遷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學）樹茅以升銅像永志紀念。

茅以升開創了「學生考先生」的啟發式教學方法，終身致力於教育改革，發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餘篇論著，倡導「先習後學，邊習邊學」，理論結合實際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從選擇橋梁專業時起，就把培養橋梁建設人才和在祖國江河上修建橋梁視為自己的終身目標。1933年，他辭去舒適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請，擔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職務。茅以升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於1937年11月，在極其復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建成了錢塘江大橋，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近代化大橋設計和建造的局面，這是中國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橋梁史上一個里程碑。因建橋功績，194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茅以升榮譽獎章。

1942年，他赴貴陽任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籌備中國橋梁公司。著眼未來，他將錢塘江橋工處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術人員，吸收到橋梁公司，培養他們成為橋梁建設的技術骨幹。

茅以升深知科學技術進步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後為院長）的職務。這時他雖已年過半百，仍以過人的精力，不辭辛勞，開始了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創業。經32年的辛勤耕耘，該院已發展成專業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研究機構，為鐵路科技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是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鐵道科研事業的開拓者，在科研領導工作中一貫主張理論結合實際，強調繼續教育，倡導專題經濟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奮學習、不斷研究創新。結合錢塘江橋的設計與施工，他與工程師們共同研究「流沙與沖刷的關系」、「如何將木樁頭深深埋入江底」、「傾斜岩層上的沉箱如何穩定」、「合金、鉻鋼桿件的性質」等，研究力學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橋梁等問題。在武漢長江大橋建設中和人民大會堂的結構設計和審定中，他的技術、經驗和智慧都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工作均無法正常進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學習和研究。這期間，他應大橋局總工程師之請，研究橋梁振動問題，解除了人們對武漢長江大橋在大量群眾步行過橋，橋身晃動所產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從事科普事業的科學家之一。1950年，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成立，他當選為副主席。他是最勤奮的科普作家，在他發表的200多篇論著中，有關科普工作的論著和科普文章約佔1/3。他的《沒有不能造的橋》一文，在1981年榮獲全國新長征科普創作一等獎。
為加強國際科技交流，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他曾先後率團訪問捷克、蘇聯、義大利、瑞士、法國、葡萄牙、英國、瑞典、日本、美國，並作學術報告。他在華僑知識分子中從事大統一、大團結工作，號召兩岸科技工作者為祖國統一「大橋」各修一座「引橋」，使海外華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積極參加人民政權的建設，先後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歷任國務院科技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科普協會副主席、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北京分會主任委員、北京市科協主任委員、中國科技報研究會理事長。他是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的主要創建者，任第一、二、三屆理事會理事長和第四、五屆理事會名譽理事長。主持成立了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任主任委員，該會經茅以升與太沙基教授聯系，被國際土協接受為團體會員，為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

茅以升積極致力於黨的愛國統一戰線事業，1952年，他參加九三學社，後任中央副主席。為密切黨和科技工作者的聯系和九三學社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茅以升早就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由於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黨組織才接受他的申請，批准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92歲高齡的茅以升終於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他終身奮斗、追求，正如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所說，人生征途「崎嶇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梁以渡。橋何名歟？曰奮斗。」他終身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治學嚴謹，善於獨立思考，勇於開拓創新；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數十年如一日，艱苦奮斗，嘔心瀝血，把畢業精力、知識和智慧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科技和橋梁建設事業，贏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敬佩和愛戴。他的崇高形象永遠是中國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國近代橋梁事業的先驅

1933年3月，浙江省決定在錢塘江上興建大橋，以貫通浙江省鐵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設廳長曾養甫、浙贛鐵路局長杜鎮遠和浙江公路局長陳體誠一致推舉茅以升擔此重任。消息傳來，他非常興奮。盡管面臨籌款能否成功，面臨能否打破當時大一些的橋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擊敗「洋人」的競爭，以及在險惡大江上造橋能否勝任等尖銳復雜的問題，他還是鼓起勇氣，知難而上，開始了對錢塘江大橋從籌辦、設計、建造、炸毀、直到修復的領導工作。

茅以升當時在北洋大學任教。他兩下杭州調查研究錢塘江建橋的可行性。錢塘江上水、風、土都不比尋常。上游山洪暴發時，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時，波濤險惡，如果上下同時並發，或遇到台風，江水翻騰激盪，勢不可擋。江底流沙深達40米以上，受水流沖刷，變遷莫測，突然刷深的最大變化可達10米以上。茅以升仔細研究分析了錢塘江的水文、氣象和地質資料，經過調查考慮之後，結論是雖然難度極大，但「在有適當的人力、物力條件下，從科學方面看，錢塘江造橋是可以成功的」。他以無比的勇氣和信心，要在錢塘江上施展抱負，為國爭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錢塘江橋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開始籌建工作，擬成建橋計劃書。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錢塘江橋工程處」，茅以升任處長，他邀請羅英任總工程師，延聘了4位工程師，吸收了29位剛從大學工科畢業不久的青年，組成了橋工處的技術隊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廳已清鐵道部顧問美國橋梁專家華德爾提出錢塘江橋工程設計方案。經研究認為，華德爾方案全橋長1872米，正橋29孔，公鐵兩線路平列，孔徑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適合江水與河床地質條件，需758萬元（銀元），造價太高。茅以升獨立思考，自行設計出6個方案進行比較。在評選工程設計方案時，茅以升的設計方案以其經濟合理性一舉奪標。

中選方案橋址選在閘口六和塔旁。其優點是地質較好；江面較窄，再經堤岸整治，約束江流，使江面寬度縮為1000米；主流穩定，建橋50多年來，通航孔道不變。大橋全長1453米，正橋長1072米，由16孔跨度為65.84米簡支鋼桁梁組成，鋼梁選用鉻銅合金鋼，強度高，重量輕，抗銹蝕。北岸引橋3孔，南岸引橋1孔，都是用50米的鋼拱梁和鋼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組成。全橋方圓配合，色調稠和，主次分明，渾然一體。全橋設計方案明顯優於華德爾方案的特點有：全橋長度減少；鋼梁自重減輕；採用雙層結構，橋墩長度減去約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減少橋墩數量，水下工程量銳減，從而工期縮短，工程造價大幅度下降；採用等跨度梁，遭破壞時便於修復。全橋造價（決算）僅531.64萬元（法幣）。

在施工上，採取了因地制宜結合實際的措施，如利用錢塘江的水來克服錢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漲落浮運架梁等。在施工組織上，採用了「上下並進，一氣呵成」的新辦法，有效地組織五家承包公司，基礎、橋墩、鋼梁等工程同時進行，只要兩個相鄰墩子完工，即可架梁，從而保證了在困難叢生的情況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難，不斷改進施工技術與創新，例如，沉箱下水浮運問題，在修建船塢、滑道失敗後，成功地採用了水平軌道運輸；沉箱浮運就位後，因洪水猛漲、潮水激盪，多次發生錨走繩斷，沖走沉箱事故，後改用10噸混凝土大錨、並用高壓射水將重錨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為使長30米的木樁樁頂入土10—15米而設計專用送樁；採用獨特的射水打樁法，使原來每24小時打樁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處沉放柴排和石籠，防止沉箱移動和傾斜；此外，還設計製造了不少特殊工具與設備，如特製打樁船、送樁、沉箱起吊設備，鋼梁浮運專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大橋處於關系國家安危的戰略地位，茅以升決定組織趕工，他幾乎每天都下到橋基氣壓沉箱內，與員工研究措施。經全體員工努力奮戰，於9月26日通了火車，宣告大橋建成。從1935年4月6日動工起，歷時不到兩年半。不幸的是，戰局惡化，於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揮淚親自參與將橋炸毀。直至1953年茅以升親臨主持大橋修復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40多年來，這座大橋始終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擔負著繁重的運輸任務，為祖國建設事業作出巨大貢獻。茅以升始終關心大橋的運營、養護、維修情況，並於1984年視察運行近50年的大橋後，就另建第二座錢塘江橋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議。

中國鐵路橋梁史這樣評價錢塘江橋：「20世紀30年代，在自然條件比較復雜的錢塘江上，以當時尚不發達的施工技術，用不到3年時間，由我國工程師自行設計並監造，建成了一座基礎深達47.8米的雙層公鐵兩用橋，這是舊中國鐵路橋梁建設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也是中國鐵路橋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培養造就了一批橋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錢塘江橋時已下決心，要使已組成的橋梁技術班子，在錢塘江橋建設中得到鍛煉，成長壯大，讓他們在祖國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樣的大橋。為此，他把錢塘江大橋工地辦成了訓練培養橋梁技術人才的學校。為了給國家培養更多未來的建橋隊伍，在大橋施工期間，每年暑假前還致函國內各工科院校，請他們選派三年級大學生80人來工地參觀實習兩個月，每天上課12小時，其餘時間分派至各工點實習。橋工處不僅供應食宿，熱情接待，還指定專人講解、輔導。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時間為他們講課。這一創舉，受到各大學的熱烈歡迎。

錢塘江橋工處在完成本身任務之處，為了鍛煉隊伍，還接受一些其他橋的設計任務，如廣州「六二三」橋；福建省峽兜烏龍江橋的測量鑽探、初步設計；1936年，為籌建武漢長江大橋，進行了鑽探和橋址比較工作，並作出了建橋計劃書。抗日戰爭勝利後，又提出「武漢大橋計劃草案」。這些工作，雖因經費無著落而無結果，但鍛煉了人才，為以後的建橋者提供了有益的資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復正常教學以後，他又一次虛席讓賢，自己去開拓新的工作領域，就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開始謀劃抗戰勝利後修復鐵路、修建橋梁等工作。抗日戰爭時期，生活艱苦，很多有志造橋的工程技術人員，謀生無路。他籌建了橋梁公司，把這些技術人員和原錢塘江橋工處的部分員工，集中到橋梁公司，當時，雖然沒有橋梁設計施工工程，就組織他們學習，研究橋梁的設計和施工，布置橋梁標准設計系列，並搜集參考資料，為武漢長江大橋、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復遭破壞橋梁等工程准備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員會」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報告》，接著又承擔了部分橋梁修復工程，其中包括承辦錢塘江橋正式修復的設計與施工。盡管這些工作無利可圖，卻培養了掌握新技術的人才，對祖國的建設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

茅以升不顧責難，派人經營商業，以其收入作為這批職員的生活費用。1944年，橋梁公司經濟十分困難瀕於倒閉，茅以升籌劃未來，從培養人才著眼，還毅然送大量人員去美國實習。對出國人員的家屬，照支工資，直到回國。這批留美人員各有專攻，收獲很大，歸國後，大都成為祖國大型橋梁建設的前驅和骨幹，在祖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致力於工科教育，倡導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後約30餘年，茅以升在教育戰線上，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東南大學、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北洋大學、唐山工學院等多座大學校長，立基創業，功績顯著，是知名的教授和傑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職期間，對校務管理、學校體制、課程設置、教學設備、科學研究、學術活動、教學作風、學生工作和校園管理等，都親自過問，並作了重大改進。

他在教學工作中，治學嚴謹，實事求是，素以認真、嚴格、誨人不倦著稱。授課時講求概念清楚，邏輯嚴密，注意深入淺出，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用事例解釋理論概念，力求講清每一理論原則的實踐意義，使學生透徹領悟，融會貫通。課外與學生交流，盡心輔導，並徵求意見，以改進教學。

他不斷研究和改進教學方法。他認為教師的責任不僅是授業，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自力學習、自力研究的習慣和能力。他反對把學生當作「受體」的灌注式教學，實行啟發式教學，使學生成為「主體」。他以自己的治學經驗「博聞強記，多思多問，取法乎上，持之以恆」要求學生。他獨特的教學方法是通過「考先生來考學生」。每次上課的前十分鍾，先指定一名學生，讓他就前次學習課程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從學生所提問題的深淺，可知他對課程是否作過深入的鑽研和探討及領會程度。問題提得好，或教師都不能當堂解答的提問者，給滿分。如提不出問題，則由另一學生提問，前一學生作答。此法推行後，學生由被動學習變主動學習，學習思想極為活躍，學業大進，深受學生歡迎。同時，學生所提問題，能使教師受到啟發，起到教學相長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親自帶領教育科學生來聽茅以升的課，對他的教學方法評價很高，認為「這的確是個嶄新的教學上的革命，是開創了我國教育的一個先例，值得推廣」。

茅以升認為舊教育的弊病是理論與實際脫節，通才與專才脫節，科學與生產脫節，片面追求理論教育的「質」，嚴重忽視培養人才的「量」。他於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紀念刊和《工程》雜志上發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論文，批判理論脫離實際的歐美教育制度，呼籲建立適合我國現狀的教育制度。主張「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論科學，將現行程序完全倒置」。並且從學制、招生、課程、考核、教授、實習、服務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認為為新社會培育人才，更應進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寫專論《教育的解放》、《習而學的工程教育》等，強調按照人的認識規律，由感性知識入手，進而傳授理性知識，先讓學生「知其然」，而後逐漸達到「知其所以然」，從而把理論與實際、科學與生產、讀書與勞動、學校與現場緊密結合起來。1962年，他將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統整理寫成《建設一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教育制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小組會上發言，受到周總理高度評價。

此外，他還強調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業余教育和科技人員的繼續教育。他重視教育、重視培養人才，幾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嘔心瀝血，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

30年代，國際上對土力學的研究還剛剛開始。茅以升在錢塘江大橋施工中遇到樁打不下和沉井下沉發生歪斜等現象，經過對錢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學是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課題，立即開始刻苦鑽研，很快掌握了這門新興學科。他對庫倫土壓力經典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有獨到的見解，經常與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的創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討論研究。1938-1941年間，他在唐山工學院開課講授，是我國第一個講授土力學課的人。同時向全校師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學術報告。1940年，與其兄、弟捐款，請中國工程師學會設「石渠獎金」，專獎研究土力學的優秀會員。1948年，在上海發起「中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基本建設工作全面鋪開，面臨許多復雜的地基基礎問題，急需土力學與基礎工程方面的人才與技術，這時，茅以升認為應盡一切努力普及並提高土力學知識，他於1952年在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組織成立了土力學小組，舉辦土力學學術交流和普及講座。在他的倡儀下，這種土力學學術活動逐漸傳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國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委員會，並成為國際土協的團體會員。同年，他代表我國土力學學會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第四屆國際土力學及基礎工程學術會議，為我國土力學界在國際上取得了應有的地位。幾十年來，我國土力學與基礎工程科學技術已有顯著的提高與發展，這一切與茅以升的長期領導和關懷是分不開的，他對我國這一科學技術的開拓、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鐵道科學研究院的奠基人鐵道科技事業的開拓者

茅以升擔任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工作，長達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為鐵道技術研究所（後改為研究院）所長時，全所只有60人，4個研究組，只能從事一些試驗工作。他不計較單位大小，職位高低，他考慮的是，要發展鐵路運輸事業，必須發展鐵道科學技術，鐵道科學是一門內容極其復雜而理論又比較高深的綜合性的「技術科學」，這是一個需要開拓和發展的領域。他一方面親自主持院務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為基地，研究科學管理、科研方針，中國鐵路建設與鐵路科研的關系，進一步發展他的教育、生產、科研相結合的思想。這一期間，他結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問題，先後發表了20多篇論文和文章，如《科學研究的組織和體制問題》、《我國鐵路科學研究的遠景》等，闡述了科學與生產之間的關系，基礎科學、技術科學（應用科學）、生產技術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在基礎科學與生產專業之間，技術科學是橋梁」，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的任務是使技術經驗理論化，學科理論實用化。「生產技術是技術科學的實踐，實驗技術則是基礎科學與技術科學的實踐。對生產而言，實驗技術是生產技術的前導，有時生產技術亦有實驗技術的性質，這就是『中間工廠』中的生產」，指出生產技術需要綜合的技術科學中學科的綜合理論。

首先，他肯定了鐵道科學研究院主要從事技術科學研究，他明確提出：「鐵道科研工作當然應該為鐵道運輸服務，也就是在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要求上，負有解決技術問題的主要責任」。他針對鐵路專業技術綜合性的特點，強調鐵道科學研究院也要辦成鐵路專業齊全的綜合性研究機構。

茅以升的辦院思想，始終貫穿著理論結合實際，科研為生產服務這一條紅線。他參加主持制訂的1956、1963、1977年鐵道科學研究工作遠景規劃，都是「針對運輸生產建設的技術關鍵，選定鐵路發展中的重大、綜合、長遠、理論方面的課題，引進、消化國外先進技術，解決實現鐵路現代化的各種科學技術問題。」

1956年編制鐵道科技發展規劃時，他站在全路科技發展的高度，強調要把鐵道系統中的全部科學力量組成全國性的分門分類大小成套的科學工作網，把鐵道科學研究院作為整個鐵道科研力量，全國科研工作網的一個組成部分和核心來考慮。

他主張「生產中來，生產中去，科學為生產服務」，科研立題要結合運輸生產需要，而且強調要盡快把科研成果應用到生產上去，要求「加強發展研究，安排好中間試驗，及時組織科研成果的審查、鑒定和推廣、形成運輸生產力」。他主張對課題進行經濟核算，認為只有通過經濟核算，才能體現出科研工作投入少、產出高的特點，進一步明確科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對科技迅速發展這個現實情況，強調職工繼續教育和研究生培養的重要性。組織各種專業訓練班，建立大學生進院摸底考試制度和導師制度，對他們進行有針對性的補課和培養。先後在院內成立了紅專大學、科技學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鐵道科學研究院是國務院批準的首批具有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茅以升80歲高齡還親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歷任鐵道科學研究院歷屆學術委員會主任，離職後，還兼任院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學術爭鳴。

鐵道科學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領導下，經過全院職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職工已達3532人，其中科技人員1827人；全院設有10個研究所，1個實驗工廠，1個環形鐵道試驗段；30多年來共取得1800多項研究成果，其中約60%在鐵路運輸生產建設中發揮了作用。鐵道科學研究院現已建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鐵道科技研究試驗中心

2. 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的聲光化電方面的重大發明

一．導言

清末官報，是一種由清政府各部門主辦的近代形態的機關報刊。政治上，它服務於清王朝統治的需要，但是在新聞發展史上，作為晚清報業高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宣告了古代形態報刊的終結，提高了報刊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

新聞史研究對象是新聞業的發展規律，應當從整體上涵蓋各種新聞現象，找出其間的聯系，而不能用情感的判斷作為取捨標准，形成缺漏，否則難以准確把握規律性的東西。許多新聞史著作中對於清末統治階級官報活動的描述，大體上仍停留在20年代戈公振先生提供的資料上，只提及10種左右官報的名稱，然後簡單從政治上給予一否定性結論；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這一現象。因此，官報還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有鑒於此，筆者翻檢當時各類官辦和民營報刊，以及後人編纂的一些資料性書刊、著述，搜尋剔抉，所獲資料見有111種官報，1在當時創辦的近千種報刊中，是一個不小的類別。這一數字當已囊括行省以上級別官報的大多數。2下文將圍繞它們進行分析和比較，以期在總體描繪的基礎上研究官報這一現象的特點及其歷史意義。統計方法上，由同一部門主辦並有不間斷承繼關系者，如直隸學務公所的《教育雜志》、《直隸教育雜志》和《直隸教育官報》，均作為一種計算。官方機構直接開辦並委任官員經理，僅吸收商股參加者，仍包括在官報總數之內。始商辦後官辦者，自改歸官辦之日起計為創辦時間。此外，因官報均附於某政府機構之下，由官方委派主管人員並審核稿件和墊撥官款，所以，當時有些僅接受官方津貼的報刊，時人稱「半官半商」者，因其活動方式與嚴格意義的官報不同，故排除在官報總數之外。

二．官報的概貌及其活動方式

首先，我們應當確定官報產生的時間上限和它在各階段的活動特點。通常的看法，是將1902年《北洋官報》的問世當作新式官報的起點。此說不確。官報肇始自1896年官書局出版的《官書局報》和《官書局匯報》。3據筆者能夠搜集到的資料，至《北洋官報》創辦時的前6年間約有5種問世。這6年可稱為官報的萌芽時期。和古代形態的《京報》之類相比，二者性質上有著質的差別，這一時期的官報已有了電報、訪稿、論說、調查報告等，可歸屬近代報刊范疇。它注重國內外的動態性消息和科學知識介紹，形式上比較接近民間商業性報刊；諭旨章奏極少，與此後的官報相比，二者內容的側重上有著量的差別。5種官報中，3種由官書局主辦，兩種為地方商務局主辦。4前者「皆譯外國之事」，5後者偏重商務，都囑意外界信息的獲取與交流，不大像以後那樣強調自上而下的「開風氣，正人心」。但是這一時期官報的活動方式已呈現出下一時期的某些特點。以影響較大的《江南商務官報》為例，該報是江南商務總局的機關報，由江寧布政使及蘇、皖、贛三省布政使札發各縣派銷，期發約2000份，報費從各屬養廉6項下扣除。後期官報的管理和發行特點已初見端倪。

官報的第二個時期，即大發展時期，始自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報》的創設，迄於1911年底，其中又以1907年10月26日《政治官報》的問世為巔峰期的標志。官報是在辛亥革命的打擊下退出歷史舞台的，它的消亡幾乎產生於瞬息之間，因此沒有經歷一個逐漸衰落的過程。和萌芽期相比，這一時期官報的特點，首先表現為數量的急劇增長，10年內至少有106種面世，每年平均新開辦10.6種；其次，以《北洋官報》為始作俑者，官報正式形成了固定的內容、體例、辦報思想、辦報方法和完整的布局。《政治官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份中央政府直接創辦的機關報，延至1911年8月24日《內閣官報》取代《政治官報》出台，官報又被賦予了相當於正式法令、公文的效力，7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它的權威性和地位。

萌芽時期的官報尚屬過渡性質，數量甚少，且不具備典型的代表意義，因此，本文將以始自1902年這10年大發展時期的官報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研究。

「官報」二字是清末的專利品，民國以後很少使用。8它作為固定報名，最早可溯至戊戌政變時夭折的《時務官報》，以後經過兩年多的沉寂，又開始散見於一些報刊和朝臣的章奏之中。《北洋官報》之前，《湖南官報》已開始徵文，山東1902年在政府部門中已有官報局之設。9這可以說明，官報活動並非始自《北洋官報》，只是由於北洋的特殊地位而使之超越了其他地區。

官報按內容可分綜合性和專業性兩大類，按主辦單位可分作中央、總督轄區、省和縣四級。中央一級的除前述《政治官報》和《內閣官報》外，還有《商務報》10、《訓兵報》11、《商務官報》12、《學部官報》13、《交通官報》14、《北京日報》15等共8種。督轄級共5種16，除《北洋官報》和《南洋官報》外17，尚有《兩湖官報》（1907年）、《兩廣官報》（1911年5月）和《東三省官報》（1911年9月）。在地域分布上，清末22行省除新疆外都辦有官報，數量多寡不一。它的觸角還伸到了國外，如1906年12月清政府留學生監督處在東京開辦了《官報》，次年7月陸軍部留學生監督處也在東京辦了一份《遠東聞見錄》，均以留日學生為對象。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縱向四級兩類、橫向遍布各地的結構嚴密的官報網路，恰與金字塔型的各級政權組織及其分工形式相契合，其規模之大為世所僅見。無論是經典意義上的鬆散的西歐庄園制封建國家，還是東方式專制主義的俄國、日本、土耳其和印度等，這些國家在向近代化過渡時期，除孤零零的幾份官報外，都沒有形成如此成熟、幾達無遠弗屆的官報網。各國新聞發展史從側面證明，正是在清季已發展到極至的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使清末官報能夠並且必然呈現出上述分布特點。

清末省級以上官報多由某一政府機構下設的官報局主持具體業務。這個「局」相當於民間的報館，沒有統轄其他報刊的權力，相互間往來公文須經督撫札轉。省轄各職能部門出版專業性官報時，一般不另立官報局名目，而直接以該部門名義出版。省府城市除濟南、長沙、武漢等少數之外，多不在省級官報之外另設官報。就主管人員名稱看，官報局與民間報館不同，綜理報務的主管稱總辦（《政治官報》改稱局長）、會辦，主持庶務的稱提調。這三種稱謂以及前述將報館稱局的作法，都是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的機器製造局、織布局之類官辦企業所慣用的。此類稱謂恰恰反映了官報的性質。官報主持筆政者，通常叫做總纂、分纂，本是清季刊刻官書時對總其成者的稱呼，也與民間使用的主筆之類名稱不同。此外還應指出的是，上述人員稱謂均首見於《北洋官報》，可以反映該報作為前後兩個時期官報分水嶺的意義。至於各員的職銜，不僅各級官報有別，各地同級官報也是不盡相同的。中央級的《政治官報》以退職三品章京為局長，軍機處三品章京兩人負責審核文稿；督轄級和省級的多為觀察、太守、同知等銜，18品秩在從四品以下。如《北洋官報》歷屆總辦均為觀察銜，《安徽官報》總纂與分纂分別為候補知府和同知銜，《湖北官報》總辦為太守銜，等等。兼職情況較少，僅見《北洋官報》第二任總辦有半年左右由洋務局總辦兼任。官報機構中的上述官職，多系署缺而非實缺，並且大量起用候補官員或退休官吏參與其事，似可說明官報在衙署中的地位尚不很高。省屬各職能部門所辦專業官報又有所不同，因不設專局，所以總辦有時由該部門主官兼任，如《吉林教育官報》即由提學使兼理；有時則由該部門指派本部官員辦理。

分析各類內容的比例，是研究官報特點的基礎。根據層級和對象的不同，筆者選取7種官報，即綜合類的取中央級的《政治官報》，督署級的取《北洋官報》和《南洋官報》，省級的取《四川官報》和《江西官報》，專業類的取《商務官報》和《學部官報》，將林林總總的欄目歸為8類，對平均每期各類內容所佔篇幅的百分比進行統計19。結果可見，官報內容中，公文類佔34.07%，章奏23.03%，新知、實業18.09%，新聞10.88%（條數17.53），論說8.72%，諭、抄6.27%，藝文3.49%，廣告1.58%。選取上述各報的理由，第一是它們分別代表了占絕大多數的省和省級以上綜合性和專業性官報，有的一直是其他報紙模仿的對象。很多記載表明，南北洋官報和商學兩部官報都多次接待過各地來訪者並答復函索辦報資料信；兩份省報則可代表內地閉塞省份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以這種方法推斷總體，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官報之間的相互模仿、陳陳相因，否則非概率抽樣樣本是不能任意推總體的。第二，便是考慮到這幾份官報庋藏較為完整，易於統計。

這個統計告訴我們，官報刊載最多的三項內容，依次為公文、章奏、新知與實業。如將前兩項合稱官文牘的話，則已佔總量的50%以上，這就是官報的主要內容。公文項下包括公告、往來文札、法規章程和調查報告，又以後兩者居多。

以上為官報內容總體狀況，倘做個案研究，則需注意各報的某些差異。以論說為例，官報後期都有減少或取消的趨勢，而《政治官報》、《兩廣官報》等創刊時即無此項內容。另外，綜合性與專業性官報尚有內容側重的不同。

下面再看官報的活動方式。它的開辦費主要來自官撥款項，但來源不一。多數由某部門或庫銀劃撥，如《湖北官報》、《長沙日報》的費用由善後局支給，《晉報》由洋務局撥款，《濟南日報》借商務局款，《政治官報》、《山西白話演說報》由部、院司庫撥銀。專業報則由主辦機構撥給，如教育類官報款來自學務部門。這些款項均屬墊支性質，數額由數千至一兩萬元不等，官報需從以後的訂費中扣還。另有少數在官款之外吸收少量商股做開辦費，如《商務報》等，但入股者對報務無發言權，因為官報並沒有民間報館那樣的董事會之設，純粹是一種集資方式。各級官報的人事任免權歸該報的主管政府部門，如督轄級官報由督署任免，省級由撫署任免。一般來說，官報的主要人事均需指派，個別的甚至連書手亦須派委。20

開辦費和人事確定後就可以開張了。官報內部均不設采訪部門，沒有專職記者。雖然所聘訪事人數不少，而且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門，但多系官員兼職，有時索性被稱作報告員，類乎今天的通訊員性質，這和民間報館相比是一個較大區別。這樣的訪事並不採訪動態性的時政消息，只圍繞自己職責撰寫綜述性的新政進展情況，如新辦學堂、勸工場活動、新訂規章等，勉強可稱為非事件性新聞。其取捨以成果為主，存在的問題為輔。官報內容中的公文類，多半由此構成。至於消息，即硬新聞，除少數層次較高的官報由能力直接接收外國通訊社電或選譯外報外，多數則采自國內各大報，雖范圍很廣，但也已是三四手的材料了。在審核方面，各類文稿定稿後須先交主管部門過目，如《長沙日報》由撫署文案處核定，《吉林教育官報》脫稿後要「稟承學憲分別去取」21。像《粵東公報》的論說直接「由學務處撰稿」22的作法，則比較罕見。除中央級官報，各地官報的地方色彩很濃，選材以與地方有關者為主，這樣的內容也決定了它們的發行范圍，如《南洋官報》主要在所轄蘇、皖、贛三省發行，《安徽日報》如欲在蘇、贛兩省派發，須呈督署轉咨。

官報以「派銷」為主，這是它與民營報刊的一個重要區別。23派銷的實質是派購，是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區劃層層分攤。24中央級的分配到省，《政治官報》「每大省銷報三百餘份」25；省級到縣，《四川官報》頒發「大缺一百份，中缺六十份，小缺四十份」26。分送時通常由官報局將數期官報並作一起，「包封」後發各屬，再由各屬下轉。通郵處經郵路寄遞，不通郵處由驛站或民信局轉遞。前者郵費已計入報價，後者力貲由閱者支付。根據派銷數確定的報費由地方衙署匯解，具體作法是，無論實銷如何，衙署須根據派定報紙數（包括派給學堂、閱報講報所的），從養廉、稅款或閑雜款項下扣除報費上繳；專業官報則多從該管部門的專項款下扣除。其他報費，如動員紳商個人訂閱的（時稱「勸訂」），以及少量在市面銷售的，27則需訂閱者自理。民間代售官報者可有一至二成的折扣，官員則不能享此優渥，因為派報被視為「盡其在官之義務，無庸給額外之酬勞」28。派銷數額的多寡，是官員政績考核的內容之一。在派定數之外加添的，由官通報表揚；不足者除刊登札文點名申斥外，還要受到降職處分。29這就直接刺激了官報印數，《四川官報》期印1.1萬份30，《晉報》1.13萬份31，《湖北官報》初期免費贈送每期達兩萬份32。全面的統計數字今已無法獲得，但依據各地零星記載推算，省以上綜合性官報印數當在5000～10000多份不等，專業性官報則少些，大體在5000份之下，如《學部官報》1907年期印4000餘份33。這樣的印數意味著什麼呢？它說明官報的印量之大是相當驚人的。須知同一時期經常性印數達萬份以上的民營報刊，上海只有三兩家，北方印數最高的《大公報》也只印4500份。

三．官報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中國古代政府的信息流通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政府內部的文報傳遞，二是政府向公眾公布信息，如布達政令、法度、禮教、重大政事或戰事消息等。後者所藉助的傳播媒介，主要是象魏懸書、布告、露布、榜、粉壁以及朔望讀法、遒人木鐸之類的專人宣講手段。政府內部向官員傳遞信息的邸報、進奏院狀報、朝報之類，雖時有流入民間的，但那不是辦報的原本意圖。中國古代歷朝政府部門都沒有直接創辦面向公眾的報刊，像清季的民間報房《京報》，是從政府專設機構中謄抄官方擬向公眾傳遞的信息，起的是官方信息「公告板」的作用，沒有自己采寫的新聞，更遑論議論時政了。這也是清政府允許民間報紙存在的原因。政府自己不辦報紙，這種狀況直到晚清官報的出現才得以改變。

那麼，上距傳教士在華開始出版活動約80年，中經國門開啟後列強一次次的侵華戰爭，其間交織著鎮壓農民起義和推行洋務運動，為什麼統治階級要延至19世紀末才投入官報活動呢？在此之前，19世紀中葉民營報刊的發展，可以說明當時已具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這不是不辦官報的原因。陳熾、鄭觀應、王韜等有關報刊的論述，海通之後的中外交流和洋務運動的大規模翻譯西書，都證明客觀上已有對於報刊這一媒介的需求，這也不是統治階級不辦報的原因。最根本的還在於19世紀末開始的變革已深入到制度層次，它不同於前一時期僅引進西洋堅船利炮一類的洋務運動，仿效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制度。從維新到新政，已觸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兵制、司法等許多方面。直到這時統治階級才意識到，沒有全方位的變革就無法自強，而報刊（包括官報）就是推行這種變革的一種自上而下的工具。無論出於主動還是被動，無論是否以鞏固統治階級地位為終極目的，這種變革對於舊制度的沖擊，它所帶來的某些進步的客觀效果，都是不容忽視的。官報是這一變革需求的產物，研究它產生和發展的原因，也應當置於這個大背景之下展開。

萌芽時期的官報，就是維新運動的產物。雖然它不是維新志士直接開辦的，甚至官書局本身也是強學書局被封後的一個改頭換面的機構，但它之所以不應被視為頑固派的產物，原因有以下兩點：首先，從倡辦官報的李提摩太、李端棻34和主持官書局的孫家鼐等，到支持辦官報的光緒本人，都是維新變法的參與者或支持者；其次，這一時期的官書局報和商務性官報，內容以動態性消息和國內外實業新知為主，實踐的是維新派通情達故、作育人才的主張。東鄰日本的官報，其萌生恰與我國有相似之處，可作為上述結論的旁證。1862年出版《官版巴達維亞新聞》的，正是以譯介國外情況為主的與官書局性質相近的蕃書調所，同樣是在閉關鎖國狀態被歐風美雨沖決後產生的，同樣目光向外，有著較大的信息量和知識性。因此可以說，清末官報的萌生是與維新變法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需要說明，它與維新運動相始而不相終，在戊戌政變後能夠繼續出版，是因為它譯介國外動態和新知並著眼於商務活動，可以被統治階級接受。跳出維新運動這一短暫的時間段就可以看到，從洋務運動以後，這樣性質的活動一直沒有中止，比如嚴復所譯斯賓塞和斯密等人的幾部著作，就是在維新運動失敗後的兩三年內不間斷出版的。

20世紀初，外國列強一度攻陷北京，環布畿輔，《辛丑條約》勒索的賠款數額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次不平等條約，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1901年1月29日，清廷發出那道著名的變法上諭；8月至9月連下數旨，提出「人才為政事之本」35，要求廣立學堂，講求中外實學；9月，就劉坤一、張之洞的變法三折示諭：「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36從此，揭開了「新政」的序幕，引發了清末十年官報的迅速發展。除上述1月29日諭外，同官報乃至閱報講報等活動密切相關的，還有兩道諭旨。一是1906年9月1日的預備立憲諭，此諭稱「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暌、內外隔閡」，唯有「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37。二是1907年7月8日的「立憲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內外一氣」38的立憲施行方法諭。這三道諭旨，是官報在申述開辦理由和宗旨時反復引申的。就是從這三支主根上，孳生出了官報這株歪歪扭扭的大樹。三道諭旨的核心，是在指出變法必然性的前提下，強調溝通上下之間和國內外之間的信息交流，培養「新政」人才，達到立憲自強的目的。清末十年官報的發展，正是實現這一政策的具體手段之一，即所謂「預備立憲之基礎，必先造成國民之資格，欲造國民之資格，必自國民皆能明悉國政始……欲開民智而正人心，自非辦理官報不可。」39

以北洋的官報活動為例，讓我們解剖一下這只麻雀，看看它與新政的關系。北洋轄山東迤北，拱衛京師，北洋大臣由皇帝指派，有權直接辦理對外事務，其權柄之重超過了各地督撫。1901年11月，袁世凱督直，不久兼北洋大臣，即開始措辦清末頗為引人注目的「北洋新政」。北洋新政是清廷政策的具體實踐，圍繞振興實業這一核心，所涉及的幾乎包羅了教育、法政、兵事等各個方面，而且盡著先鞭，走在了各地之前，成為「新政權輿之地」，「各省鹹派員視察，借為取法之資」40。官報就是其中之一。《北洋官報》從1902年初籌設，次年經外務部飭各地仿照辦理，於是大至宗旨、章程，小至如何選聘工匠、選購機器，均成為各報模仿對象。以這份報紙為中心，北洋官報局出版或代印、代派的官報共11種，絕大多數為各門類專業報，幾乎每立一新政即有一相應內容的官報。該局還參與新式教科書編篡41，為民間代印圖書、證券、票據等印刷品，活動方法多種多樣，與新政較為合拍。總之，北洋能夠成為清末十年官報的濫觴之地，正是它率先推行新政的結果。

下面，我們將深入到官報的結構層次來分析它與清末新政的關系。

官報的內在結構以公文、章奏、新知和實業為主，前兩項即官文牘。它怎麼能同啟迪民智、培養人才聯系在一起呢？在今人眼中，這似乎不易理解，但是在官報辦報指導思想中卻被認作是順理成章的，因為「官報者，所以發攄官為百姓之事，與百姓所已知已能者提倡之，百姓所未知未能者詔示之」，「以曉告政府之方針」42，自應「專以章程文牘為的」，使「人人……自察其身居何等職業，以自盡其職業所當為」43。而新知與實業方面，則各國政治文化制度、聲光化電、發明創造、世界重要都市的商品和股票價格、國內各項實業的進展等等，琳琅滿目。《邦交輯要》、《說公司》、《論經濟恐慌之理》、《北美合眾國政府保護航海業制度述》之類的論說比比皆是，數量上較之政治性論說要大得多。此外尚有不少勸禁煙、戒纏足、提倡男女平權等改良風習的纂述。

官報的外在結構方面，注重開通知識的專業類官報占總數的48.54%。其中學務類又占專業類總數的46%，比重是不小的。在各省的布局，也大體以一份綜合性官報和一份學務官報為主幹，有條件的再開辦幾份實業、政法、白話官報。這種內在和外在結構的特點，可以說明官報主要是為新政的通情達德、養育人才的需求服務的，即如《北洋官報序例》所稱，欲求「廣見聞，開風氣，而通上下」，「不能無賴於官報」。這就是它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反過來看，清政府所以不再依賴民間報房的古代形態報刊，也正是由於它只刊載諭折，內容單調，不能適應新政的需求。

研究官報產生和發展的原因，還需要分析它與民間輿論宣傳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官報是為抵製革命派的宣傳活動而開辦的。這其實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看法，論者尚缺乏足夠的論據。其推理過程很可能是這樣的：革命派報刊以反清宣傳為己任，清政府為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必然需要創辦官報以壓製革命宣傳。這是用後世的眼光推導出的結論，事實上官報與革命派報刊之間幾乎沒有交鋒。首先，革命派報刊宣傳的高潮大體始自1903年，而此前官報活動已正式展開，兩者在時間上沒有對應的因果聯系。相反，官報創辦數量的時間分布主要與清廷的新政活動相關，例如1905年至1906年是預備立憲緊鑼密鼓開張的階段，而1905年官報創辦數量為1904年的兩倍，1906年則達到數量的最高點。其次，前文提到的官報結構特點說明，它主要是為上下交流、中外溝通而辦的，不是宣傳性報刊，所以政論甚少，與當時其他類型報刊推重論說的做法反差很大。就筆者接觸到的較有地位的一些官報看，還未見到與革命派報刊直接辯駁的論撰。這並不意味著清政府不去壓製革命報刊，只是官報沒有直接承擔這項任務而已。在革命派一面，像《蘇報》、《民立報》等具體批評某一份官報的文章也極少見。因此，還不宜認為官報的指向是革命派報刊。

另一方面，官報中不時可見的匡正人心一類提法，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對自由、平等的批判文章里。這些文章認為：「一國之治，治於不平等；一國之安，安於不自由」，「果使人人自由、平等，則許可權墮矣，尚復成何世界？」44在個人與國家間的關繫上，強調國家「自由」至上，「小己」服從「國群」，個人自由「必須參於家與國之公理」，否則「人人皆言自由，事事反多掣肘」，要求人們「守法律服從之義，而為素位安命之人」。45對於民間言論自由的呼聲，則駁曰「國家之壞，不壞於言論之塞，而壞於言論之開」46；對於民權要求，則聲言「吾惡吾國之言民權者」47。還有的文章，就直接點名攻訐盧梭、洛克等人的啟蒙學說了。這些觀點，典型地反映了傳統儒學中用集體的規范化人格否定個體人格的精神。翻覽清末改良派和革命派報刊即可看出，拾起歐洲啟蒙運動時期自由、民主口號，要求言論自由，並就此廣為宣傳的，正是內地改良性質的報刊，尤以租界內的大報為著。革命派報刊推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以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不是在封建體制內爭民主自由，所以官報「匡正人心」的對象，主要針對的是前者而非後者。1901年大學士張百熙奏「由公家自設官」，以與「挾清議以訾時局」的民間報館，尤其是租界內掛洋旗的民營報刊相頡頏，48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而能夠將官報抽象為一種現象，從根本上堅持不懈地進行全面、深刻抨擊的，也正是這些民營的改良派報刊。

望採納！！！

3. 哪部電影中提到了 ：第一台計算機是為了戰爭而發明的

反映辛亥革命來的紀錄源片《武漢戰爭》。這是中國最早的紀錄電影（新聞紀錄片），也是中國第一部軍事紀錄片。記錄的事武昌起義爆發後的一系列起義戰爭。武昌起義軍強渡長江天塹、與清軍激烈拼搏的一個個活龍活現的畫面，如10月12日武昌起義軍佔領漢口、漢陽；10月27日，起義軍與清軍在漢口大智門車站附近、球場內外至歆生路一帶的激烈爭奪戰；11月16日，起義軍自漢陽反攻，沖至居仁門、歆生路，二次光復漢口等場景。

4. 廖可富1年9項發明專利是真的嗎

據武漢媒體報道，可以升降的高跟鞋、帶座位的行李箱、防堵塞蹲式馬桶……湖北大學計算機學院電子與通訊工程專業24歲研究生廖可富，一年申請16項發明專利，到今天已經拿到9項專利證書，正在求職的他，信心滿滿地說，另外發明專利正在審批「路上」，期待有機會將部分專利轉化為實用產品，為居民服務。

去年，他一口氣申請16項發明專利，到現在已經拿到9項國家發明專利證書。「都是受生活啟發的發明，對老百姓生活很有幫助。」廖可富很是感謝湖北大學科技處孫軍、張偉等老師，「老師們的不斷鼓勵，讓我完成了系列發明。」同時，同校女友羅雨婷也給了他很大幫助，在申請專利時，幫助查找英語資料。

據了解，廖可富是監利農村人，家庭比較貧困，本科的學費是借的，研究生學費也是貸款而來。他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將部分專利轉化為產品，造福社會，也能為自己解決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5. 武漢為什麼被稱為九省通渠

九省通衢的含義指的是交通便利，不代表一定和9個省接壤，你誤會意思了。
從武漢為中心，1000公里以內，北京，上海，廣州，重慶都包含在內，公路，水路，鐵路都很方便

6. 武深高鐵在武漢什麼地方

武漢火車站
周邊公交
現階段，武漢火車站周邊共有始發公交線路七條，通往各大火車站(武昌火車站、漢口火車站)、公路客運站(新華路客運站、新榮村客運站)以及公交樞紐站(武昌魯磨路、漢口武勝路、塔子湖體育中心)。
234路(新榮村客運站-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橋路 → 現代花園 → 黃州街 → 工業四路 → 青山少年宮 → 沿港路 → 建設十路 → 平安鋪 → 嚴漢灣 → 朱家河 → 游湖 → 新榮村客運站 (15站) 下行：新榮村客運站 → 游湖 → 朱家河 → 嚴漢灣 → 平安鋪 → 建設十路 → 沿港路 → 青山少年宮 → 工業四路 → 黃州街 → 現代花園 → 北洋橋路 → 建十南路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武漢火車站 (15站)
525路(群力村-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廠前商場 → 鐵鋪嶺 → 龔家嶺 → 張家鋪 → 武東路 → 武東 → 武東四村→ 努力村 → 康寧路 → 群力村(11站) 下行：群力村 → 康寧路 → 努力村 → 武東四村 → 武東 → 武東路 → 張家鋪 → 龔家嶺 → 鐵鋪嶺 → 廠前商場 → 武漢火車站 (11站)
540路(武昌站東廣場-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橋路 → 現代花園 → 東方紅村→ 友誼大道109街坊 → 友誼大道112街坊 → 大洲村 → 鋼洲花園 → 鋼花新村 → 鋼都花園 → 柴林花園 → 華城廣場 → 才盛街 → 才茂街 → 才華街 → 團結村路 → 秦園路東 → 宏祥路 → 沙湖灣 → 車家嶺 → 青魚嘴 → 周家大灣 → 白鷺街 → 姚家嶺街 → 中南路→ 丁字橋 → 文安路丁字橋路 → 文安路 → 武昌城市公園→ 南安街 → 武昌火車站東廣場 (33站) 下行：武昌火車站東廣場 → 南安街 → 武昌城市公園 → 文安路 → 文安路丁字橋路 → 中南路(中南商場) → 東湖路→ 姚家嶺 → 周家大灣 → 青魚嘴 → 車家嶺 → 沙湖灣 → 宏祥路 → 秦園路東 → 團結村路 → 才華街 → 才茂街 → 才盛街 → 華城廣場 → 柴林花園 → 鋼都花園 → 鋼花新村 → 鋼洲花園 → 大洲村 → 友誼大道112街坊 → 友誼大道109街坊 → 東方紅村 → 現代花園 → 北洋橋路 → 建十南路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武漢火車站 (32站)
551路(武勝路公交樞紐站-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橋路 → 現代花園 → 黃州街 → 工業四路 → 青山少年宮 → 沿港路 → 紅鋼城 → 建設五路 → 和平公園 → 八大家→ 建設三路 → 建設二路 → 建設一路 → 羅家路 → 羅家橋 → 楊家路 → 余家頭 → 楊園→ 四美塘 → 永清街→ 球場街 → 西馬路 → 循禮門 → 解放大道新華路 → 友誼路→ 武商路 → 解放大道航空路 → 武勝路公交樞紐站 (31站) 下行：武勝路公交樞紐站 → 站鄰街 → 解放大道航空路- 協和醫院中山公園→ 解放大道新華路 → 循禮門 → 西馬路 → 球場街 → 永清街 → 團結村路 → 團結路 → 徐家棚 → 四美塘 → 楊園 → 余家頭 → 楊家路 → 羅家橋 → 建設一路 → 建設二路 → 建設三路 → 八大家 → 和平公園 → 建設五路 → 紅鋼城 → 沿港路 → 青山少年宮 → 工業四路 → 黃州街 → 現代花園 → 北洋橋路 → 建十南路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武漢火車站 (33站)
610路(漢口站-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橋路 → 現代花園 → 東方紅村 → 友誼大道109街坊 → 友誼大道112街坊 → 大洲村 → 鋼州花園 → 鋼花新村 → 鋼都花園 → 柴林花園 → 華城廣場 → 才盛街 → 才茂街 → 才華街 → 永清街 → 勞動街 → 澳門路→ 湖邊坊 → 澳門路開明路 → 三眼橋 → 鄂城墩 → 天門墩 → 黃菱路 → 馬場角 → 新華西 → 馬場路 → 八古墩 → 漢口火車站金墩街 → 漢口火車站銀墩路 → 漢口火車站 (33站) 下行：漢口火車站 → 漢口火車站銀墩路 → 漢口火車站金墩街 → 馬場路 → 新華西 → 馬場角 → 黃菱路 → 天門墩 → 鄂城墩 → 三眼橋 → 澳門路開明路 → 澳門路 → 勞動街 → 永清街 → 徐家棚 → 團結路 → 團結村路 → 才華街 → 才茂街 → 才盛街 → 華城廣場 → 柴林花園 → 鋼都花園 → 鋼花新村 → 鋼州花園 → 大洲村 → 友誼大道112街坊 → 友誼大道109街坊 → 東方紅村 → 現代花園 → 北洋橋路 → 建十南路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武漢火車站 (34站)
643路(魯磨路光谷廣場-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廠前商場 → 鐵鋪嶺 → 龔家嶺 → 彭家嶺 → 先鋒村→ 黃家大灣 → 李家大灣 → 雁中嘴 → 鵝咀 → 磨山 → 梅園→ 櫻花園 → 武漢植物園 → 小李村→ 畢閣山 → 茅屋嶺 → 南望山 → 地質大學 → 中航181 → 曹家灣 → 魯磨路公交樞紐站 (22站) 下行：魯磨路公交樞紐站 → 曹家灣 → 中航181 → 地質大學 → 南望山 → 茅屋嶺 → 畢閣山 → 小李村 → 武漢植物園 → 櫻花園 → 梅園 → 磨山 → 鵝咀 → 雁中嘴 → 李家大灣 → 黃家大灣 → 先鋒村 → 彭家嶺 → 龔家嶺 → 鐵鋪嶺 → 廠前商場 → 武漢火車站 (22站)
725路(塔子湖體育中心-武漢站)
上行：武漢火車站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建十南路 → 北洋橋路 → 現代花園 → 東方紅村 → 友誼大道109街坊 → 友誼大道112街坊 → 大洲村 → 鋼洲花園 → 鋼花新村 → 鋼都花園 → 柴林花園 → 華城廣場 → 才盛街 → 才茂街 → 才華街 → 工農兵路 → 花橋三村 → 黑泥湖 → 金橋大道興業路口(武漢六中上智中學) → 德勝堂 → 塔子湖體育中心 (23站) 下行：塔子湖體育中心 → 德勝堂 → 金橋大道興業路口(武漢六中上智中學) → 黑泥湖 → 花橋三村 → 趙家條 → 才華街 → 才茂街 → 才盛街 → 華城廣場 → 柴林花園 → 鋼都花園 → 鋼花新村 → 鋼洲花園 → 大洲村 → 友誼大道112街坊 → 友誼大道109街坊 → 東方紅村 → 現代花園 → 北洋橋路 → 建十南路 → 團結大道黃鶴路 → 武漢火車站 (23站)鐧懼害鍦板浘

本數據來源於網路地圖，最終結果以網路地圖最新數據為准。

7. 武漢站有到江夏的城際高鐵嗎

截止2016年11月，武漢站沒有到江夏的城際高鐵，只有武昌站和漢口站有。

公交線路：軌道交通4號線，全程約16.5公里

1、從武漢站步行約230米,到達武漢火車站

2、乘坐軌道交通4號線,經過14站, 到達武昌火車站

3、步行約690米,到達武昌站

公交線路：j1路，全程約7.4公里

1、從紙坊東站步行約110米,到達新街城際鐵路紙坊東站

2、乘坐j1路,經過10站, 到達文化大道聯投廣場站

3、步行約120米,到達江夏區政府

8. 建國六十年以來的具有突出意義的數學發現與發明

近代數學發展概況
在近代，數學處在飛速發展中，取得了輝煌成就，現代數學在這個基礎上繼續以更快的速度向深度和廣度發展，成為十分活躍的科學。現代數學的發展有兩大趨勢或特點：一是數學更加理論化，所研究的數學對象更加抽象；二是數學與基它自然科學、技術、生產以及社會知識領域的關系更加密切，幾乎觸及或深入到各行各業，甚至成為它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說明數學的作用更加明顯和突出，說明數學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也是數學科學更加成熟的體現。

當今社會，必須把掃除「數學盲」的任務代替昔日掃除「文盲」的任務而成為現代教育的重要目標。人們可以把數學對社會的貢獻比喻為空氣和食物對生命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義上，人們是生活在數學時代。神通廣大的電子計算機最能反映出數學的存在。

進入20世紀，數學的研范圍迅速擴大，數學的分支猶如雨後春筍，其復雜性和抽象性也日甚一日。而數學研究的課題真可謂五花八門，不但外行人面對數學的整個領感到莫名其妙，就是在其它數學分支領域工作的數學家也會發出同樣的感嘆。不過，盡管存在著這種日益專門化的傾向，數學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具體、更富有生機。

回顧20世紀數學的發展，就要追溯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數學領域中的兩個重要事件：一是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B.Bussell，1872～1970）在1901年發現的集合論「悖論」（即所有不屬於其自身的集合的集合，是屬於該集合，還是不屬該集合，都導致矛盾），令數學家們震驚。這是對數學界的一個極大的沖擊，由此產生了關於數學基礎論的危機。其後幾十年爭論激烈，至今尚未終止。其實所謂「數學危機」如同前面的「物理學危機」一樣，不是數學學科本身的危機，而只是人們尤其是數學家們認識上的危機。雖然有「數學危機」，數學的發展不僅沒有受影響，反而以更高的速度向前發展，應用范圍更廣，效果也更明顯。二是在1900年召開的第二屆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希爾伯特（D.Hilbert,1862～1943）提出著名的23個數學問題，涉及面廣，每個問題都很有難度，許多數學家為解決這些問題作了不懈努力，但至今尚有不少問題沒能解決。希爾伯特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對20世紀前50年數學的發展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科學與技術飛速發展，對數學提出許多新課題，推動數學的發展，形成許多新的數學分支。本章只能介紹新發展的幾個重要的數學分支。
或：
數學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數學推動了重大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早期社會發展的歷史上，限於技術條件，依據數學推理和推算所作的預見，往往要多年之後才能實現，數學為人類生產和生活帶來的效益容易被忽視。進入二十世紀，尤其式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科學技術發展到現在的程度，數學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的時間已大大縮短，特別是當前，隨著電腦應用的普及，信息的數字化和信息通道的大規模聯網，依據數學所作的創造設想已達到即時試、即時實施的地步，數學技術將是一種應用最廣泛、最直接、最及時、最富創造力和重要的技術，故而當今和未來的發展將更倚重數學的發展。
數學對人的影響也式非常深刻的，「數學是鍛煉思維的體操」，數學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它蘊含在各個知識領域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地鍛煉人的思維，有效地提高能力，而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運算能力）則是關繫到學習效率的更重要因素。
在我國建國60年來，我國數學科學的發展更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涌現了一批如：華羅庚、吳文俊等站在數學發展最前沿的，代表數學發展方向的，享譽世界的數學家 ，對比其他國家數學科學的發展，我國的數學發展可謂一波三折。
與美國相比，自二戰以後，為了迎接越來越大的內外挑戰，美國經歷了四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實踐，由二十世紀50年代末前蘇聯在「外層空間」的挑戰而引發的「學科結構」為運動發端的教育大討論，70年代初興起了改變職教與普教分離的「生計教育」，至70年代中期又展開了強調基礎知識與基礎技能訓練的「回歸基礎」運動，而80年代則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綜合教育改革運動，如果說美國80年代以前的教育具有明顯的「應時性」特徵的話，那麼進入80年代後則更多地呈現出綜合性與前瞻性的特點，並以四個著名的教育改革文獻——《國家處於危機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2061計劃：面向全體美國人的科學》，《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為標志，向世界呈現了一副21世紀的教育藍圖。
我國的近代教育興起於甲午戰爭之後，當時的數學教育也和整個近代教育一樣，基本照搬日本模式，大量採用日本教材，五四運動之後，科學於民主的口號深入人心，數學教育的作用也為更多人所認識，我國自編的中學數學教材也紛紛出現。從抗戰爆發直至1949年全國解放，此間大量引進以英美為主的西方數學教材。解放初期，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我過全面學習前蘇聯的教育模式，採用吉西略夫的教材，以及以其為藍本而改編的教材，因此，我國近代數學發展所走的路線大致是：先照搬日本，後模仿美英，然後又學習前蘇聯，由於當時前蘇聯的數學教育曾經體現了數學改革的主流，所以我國的數學教育雖然起步晚，但還是繞道跟上了世界潮流。
隨後，於1958年我國展開了趕美超英的大躍進運動，這一客觀形勢使我國數學教育改革也出現了過熱的勢態，批判了1955年的教學大綱和教材，認為傳統的中學數學教材「內容貧乏，陳舊落後，脫離政治，脫離實際」，提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新學科，但由於改革過於急促，所以整個改革方案未能進行到底，1961年以後，我國教育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於1961年和1963年相繼修訂了中學數學教學大綱，重新強調了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同時教學秩序趨於正常，教研活動深入開展，數學教學質量得到了穩步的提高，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批教師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教師隊伍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教育事業也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致使我國各項教育教學工作不能繼續進行，經過十年動亂之後，於1978年頒布了《中學數學教學大綱（試行草案）》，使我國的數學科學教育事業重新回到正常地軌道上來，該草案對中學數學教學內容進行了改革，精簡了傳統的中學數學內容，增加了微積分、概率統計、向量、矩陣等初步知識，把集合映射等近代數學思想滲透進中學數學課本中，由於近代數學所發現的微積分、矩陣等知識主要還處於理論應用之中，且只有在具備了相應地數學學習能力之後，才能很好地理解其重要意義，這一點不太符合我國當時數學教育還處在較低級發展水平的現實，加重了學生學習的負擔，知識體系也不夠完善，針對這種情況，於1982年又擬定了《六年制重點中學數學教學大綱（草案）》，對中學數學的內容進行了適當地調整，編寫了幾套深度和廣度不同的教材，以供不同地區根據當地的具體基礎選擇相應的教材，同時積極穩妥地進行了大量地教材改革試驗，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1985年5月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6年4月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指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並且頒布了《全日制中學數學教學大綱》，並對教育的目標提出了適應當時具體情況和未來發展的新要求，1999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頒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對深化教育體制和結構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這一決定對我國教育事業的影響直至今日。

9. 名人在幾歲發明了什麼

李四光童年的時候，家庭生活是非常艱辛的。一家數口僅靠父親辦私塾收繳（jiǎo）學生的一點學費來勉強維持，如果遇上災荒年，私塾的學生少了，就有斷糧斷炊的危險，不得已時也只好從當地的地主家裡租借。所以，李四光的母親也經常紡線織布，換些零用錢。特別是李四光的父親為人耿（gěng）直，愛打抱不平，曾經因與黃岡的革命黨人有來往被迫逃離家鄉，去南京躲了一年多，家庭生活就更加艱難。這一切，對童年的李四光影響很大。
當他50多歲的時候，還不時想起幼年的苦難，深為自己的父母所忍受的種種苦楚而痛心。正是在這個家庭的影響下，李四光從小就養成了勤勞的習慣。他常常幫著媽媽打柴，舂（chōng）米、推磨、掃地、提水、放羊、割草等，幾乎樣樣事情都能幹。
5歲的時候，李四光開始跟一位姓陳的老先生啟蒙，6歲轉到父親的私塾里，隨父親念書。李四光學習的時候，刻苦認真，勤奮用功。每天從早到晚，朗讀、背誦、練字、作文忙個不停。他不貪玩，老師不在的時候，依然能獨自學習，而不像別的孩子一樣，爬桌子，踩凳子，鬧翻了天。李四光從小就喜歡動腦筋，問問題。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捉迷藏的時候，看到村頭的一塊特別大的石頭，他就曾產生過這樣的疑問：這石頭是怎麼來的呢？為什麼周圍沒有這種石頭呢？也許是個偶然的巧合。他後來果真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家，還曾科學地回答過他孩童時的疑問呢。
李四光小時候喜歡自己動手製作小玩具，什麼小船啦，小汽車啦，各種色彩的燈籠啦什麼的。他心靈手巧，同齡的孩子都喜歡他、佩服他。特別是，他富有同情心，對左右鄰里的窮苦人有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天氣很冷，一個小偷摸進私塾里把同學蓋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學捉住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狠揍了一頓，最後還被吊了起來。但是只有李四光沒有動手，他只是悄聲不響地拿來一條板凳，墊在小偷腳下，勸誡說以後不要再做壞事了，不然挨這么多打，可怎麼受得了呢？
1902年5月，湖北省開始興建大、中、小各種學堂，少年有志者，都願意來武昌上學。消息傳到黃岡後，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學的要求。父親很支持他，從鄉親手裡借來路費；母親也支持他，特地將自己出嫁時的嫁衣給李四光改制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別父母，第一次遠離家鄉，前往省城武漢求學。
1902 年冬，李四光進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學堂讀書，由於該學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學堂供給。李四光全家都很高興。在這里，李四光學習非常用功，他如飢似渴地吸取各種知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由於沒有人幫助疏通關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選派去日本官費留學。李四光回黃岡向父親辭行，隨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費有限，他只好買了統艙票，以便節約開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這么遠的地方學習，李四光心情無比激動，特別是當船駛出上海吳淞口，眺望大海，波濤洶涌，茫茫無際；小小少年，心曠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願回艙。他的思緒隨著海風海浪飄得很遠，很遠??
經過漫長的旅行，輪船終於抵達日本的橫濱港，後又乘汽車來到東京，但不巧的是，臨行前，親友餞（jiàn）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魚之類的葷腥，在海上又著了點涼，所以一到東京便腹瀉不止，醫院診治為痢疾，並對他隔離治療，只得借錢治病。這次病對他影響很大。當大夫勸他平時多吃素少吃葷時，他永遠記住了這個勸告，幾乎一生飲食清淡，至多吃點魚呀蛋呀什麼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開玩笑說，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會叫的東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主要學習日本國的語言和初等數理比。1907年7月畢業之後，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據說，這個學校每年僅能吸收中國留學生10名左右，而報考者竟達千餘人，李四光能夠考中，是極其不容易的。
在學校，李四光學習刻苦，生活依舊清貧。每月收到的官費用於必須的開支後，已所剩無幾。為了省錢，他常常把生米放進暖水瓶中，加上開水，浸泡一夜，第二天，湊著鹹菜一起吃下去。除了學習、生活，李四光更關心祖國的命運。他常步入留學生會館，聽演講，聽報告，結識了許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辮子表示站在革命一邊，擁護革命。1905年7月，李四光終於在東京見到了他敬仰的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並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大會和宣誓儀式。孫中山曾親切地摸著李四光的頭說，你小小年紀就參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學，蔚（Wèi）為國用」。當時，李四光年僅16歲。
1910年7月，李四光從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結束了7年留學日本的生活，和同學們一起返回祖國。不久，他被派到武昌縣花林湖北中等工業學堂任教。從學生到教師，李四光感受到一種新鮮和責任，他對學生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爆發。當時，李四光正在北京參加留學畢業生的全國統一考試。他聽到消息後，異常興奮，立即收拾行裝南下。回到武昌不久，李四光便被委託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後來，又改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等職。然而，革命的發展並不是像他想像的一樣。不久，袁世凱上台，打擊和排擠革命黨人。李四光發展實業、造福人民、建設新湖北的宏偉計劃已成幻想，他內心郁悶，陷入彷徨之中??於是，李四光產生了再去讀幾年書，走科學救國的道路的想法。1913年7 月，李四光由官派出國，赴英國伯明翰大學繼續深造，年輕的李四光如願以償。當時，和李四光一起留學的有4個人，政府發放的路費全是金條。李四光告訴同伴：「你們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銀行兌換錢幣。」當李四光來到銀行的時候，一身破舊的衣服引起了銀行職員的懷疑，非但沒有換回錢幣，還被懷疑偷別人的金條而被抓了起來，任他如何解釋也沒有結果，連餓帶凍，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回。盡管如此，青年李四光還心繫父親兄長，將自己旅費的一部分省下來交給他們，以供弟妹們上學之用。這是何等令人感動的情懷呵！李四光試圖用所有的愛戀來報答14年鄉村生活中父老鄉親所給予他的關懷與厚愛，就像他後來將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一樣，鞠躬盡瘁而又無怨無悔！
長途跋涉，遠渡重洋，李四光第二次離開祖國，終於抵達倫敦。這里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故鄉，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如今早已車水馬龍，五光十色，大廈林立。但在李四光的眼裡，這一切無異於過眼雲煙，他心裡更渴求的是知識和科學。經過慎重的選擇，李四光決定進入在采礦方面較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他匆忙離開了倫敦，來到了英國西部重鎮伯明翰城，在學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住了下來。李四光的確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學生，即使休息時間，也下放鬆學習。偶爾在假日走進公園，看看名勝古跡，身邊也總是少不了一疊報紙雜志，或是一卷厚厚的書籍。在林陰里，在流水旁，他一坐下來就抄抄寫寫，或是思考一連串的問題。但平靜的學習生活沒有持續多久，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以英、法、俄為一方的協約國和以德、意、奧為一方的同盟國，為重
新瓜分世界，爭奪殖民地，展開了生死大戰。一時間，生活物資日益短缺，物價開始上漲，生活極度困難，許多留學生已無法忍受，紛紛離開英國。但李四光硬是憑著頑強的毅力和從小養成的堅忍精神，節衣縮食，克服了種種困難，把學習堅持了下來。他常常利用假期，跑到礦山做臨時工，賺錢維持生活，繼續完成學業。在這樣艱難的時候，他樂觀曠達，勞逸結合，利用業余時間學會了拉小提琴，並成了終生的愛好。
功夫不負有心人，1918年5月，李四光用英文寫成了一篇長達387頁的論文——《中國之地質》，並提交伯明翰大學地質系。6 月，他通過了論文答辯。由於這篇論文的提出，李四光被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碩士學位。不久，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發來的聘書，請他回國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6 年多的英國留學生活就要結束了，盡管國內依然是軍閥混戰，你爭我奪，李四光還是接受了邀請，帶著為真理奮斗的治學精神，帶著報效祖國的滿腔熱血，1920年5月，李四光結束了漫長的求學之路，回到北京。此時，他已經31歲，在這年輕的生命成長中，除了幼兒時期和暫短的工作以外，他幾乎都在不停的學習中忙碌著，東奔西走，上下求索。如今，對李四光來說，該是他向祖國貢獻知識和學問的時候了！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6 P0 j1 Y, k5
李四光到地質系後，主要講授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備課認真，一絲不苟。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特別注意基礎知識和基本功的訓練。從岩石的肉眼識別，到顯微鏡下的鑒定以及進行全面的化學分析，他都要求學生能夠掌握。他考試的方法不同於其他老師的方法，除了要進行筆頭的問答以外，還發給學生幾塊岩石的標本，要求他們寫出標本的名稱、礦物成份、生成條件、與礦產的關系等等。他還極其重視書本以外的知識，經常帶學生赴野外考察，邊看邊講，邊講邊看，要求同學們大量採集標本，回來後，歸類整理，陳列在實驗室供教學研究之用。
在長期的國外留學生活中，他親身感受到中國人受盡歧視的恥辱，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說：「我們不能不承認人家的文化程度比我們高，藝術比我們精。人家的地方已經開辟到十分田地，我們的一塊沃土，還在那裡荒著。請他們來做好了，再拱手奉還給我們，世界上恐怕沒有那麼一回事。所以，我們一線的生機，還是在我們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舉起鋤頭向前挖去。」所以，李四光上課的時候，除了科學上的一些專有名詞以外，他始終堅持用中文講解。有一次，上課的時候，一個學生叫他「Mr.李」，叫了幾聲，他就問那個學生叫誰？那個學生說：「叫你。」李四光說：「你可以稱我老李、小李或阿貓、阿狗什麼的，但是我不準你叫我『Mr.李』。」有一次，李四光帶了七八個學生到宜昌做野外考察，在街上看見一個美國人坐人力車不給車錢，還要拿起手杖打拉車人。李四光看到後，氣憤極了，就跑到美國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車錢，並且不準打人。那個美國人開始愣了一下，後來一看是一個穿破西服的中國人，竟蠻不講理地冷笑一下，准備一走了之。李四光和七八個學生操起地質錘把他攔住了。那個美國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給了車錢，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為此感到揚眉吐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於德國萊茵省巴門市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 他的父親是一個開有大紡織廠的資本家，與其他許許多多資本家一樣，以剝削工人為生，而且他的父親性格暴躁、強橫，稍不如意即大發雷霆。因為恩格斯是長子，所以被父親嚴厲管教著，一切均要按父親的旨意行事。甚至父親篤信宗教，就要讓恩格斯「按上帝意志」辦事。
& a7 x# e" {0 x8 k, t4 ^ J2 a! N 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恩格斯並不是唯命是從，相反，他常常為軟弱的母親受到父親欺負而大鳴不平。他自己也經常希望能沖出父親嚴厲甚至蠻不講理的約束，去尋找自己的生活，走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P7 X! P9 N7 A4 Z! \6 ~
他在19歲時寫的一首詩，反映了他這種積極開拓、勇於進取的精神：一股洶涌的洪流，呼嘯著獨自奔出山谷，松樹在他面前轟然倒下，它就這樣給自己沖開了一條大道；我也將和這股山洪一樣，給自己開辟一條道路。
- [3 ~" r& h, o4 ^* W# v, s 恩格斯中學未畢業，父親就強迫他停學，讓他去學習經商做生意，他希望恩格斯將來能繼承他的事業，成為大資本家。恩格斯雖然不滿父親的安排，但無奈之下，只好聽從父親安排，去到一個小營業所去工作。
' ^) P, j }+ }8 e6 w K2 h# n ~ 18歲時，恩格斯又被父親送到德國北部的一個重要港口城市布萊梅，到那裡的一家大貿易公司工作。這一次，恩格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 F- J, h, ?4 p2 b# X: D" z
布萊梅雖屬德國，但不是普魯士的領土8 F: n8 ]' i% c5 y6 H8 L
，這里的思想比較自由，普魯士專制政治對這里影響不大，人們可以自由地看書、議論。喜歡自由的人和對專制制度不滿者，都希望能夠來到這里，恩格斯也是這樣。0 g6 o1 h5 N% Q9 z
到了布萊梅，恩格斯除了應付一下父親派給的工作之外，把大部分時間用在了學習上。恩格斯酷愛學習，但威嚴霸道的父親不讓他讀書，他心裡總是窩著一股怨氣，暗暗地對父親表示不滿。現在終於有機會了，他如飢似渴地學習，對各方面的書都感興趣，哲學、歷史、物理、化學等他一本本、一卷卷地深入學習。讀書使他掌握了豐富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 R5 D" J1 c* }6 e- k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里，恩格斯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閱讀了許多國家的進步書刊，這使他更為同情工人無產者的遭遇。# Z8 N: v3 v: [ t1 P
早在家鄉讀中學時，恩格斯就對為自己家裡幹活的工人充滿了同情之心。他常常一個人偷偷跑到工廠里去觀察工人勞動，又來到工人所住的地方，觀察工人生活。他看到了這么一種現實，工人們在潮濕，窄小的低矮工棚里生活，一家老小擠在一起，裡面幾乎沒有任何亮光，亂糟糟簡直無法立足。工人們缺吃少穿，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而正是他們在為自己家裡創造著一筆又一筆的財富。他們拖著疲憊、纖弱的身子在沒日沒夜的勞動，有時有了病也沒有時間去看病。有不少工人因積勞成疾還不得不帶病幹活。更使恩格斯吃驚的是，工廠里有不少童工！他們本該和自己一樣讀書、學習，無憂無慮地度過他們的童年，但他們卻在這里，在這里辛辛苦苦地為資本家創造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