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活字印刷是誰發明的
爭論中呢。別說德國谷登堡，韓國還有爭著的呢。
有一種說法：
活字印刷術，中學歷史課本上都說是北宋人畢升發明的，可惜這偉大發明隨著畢升本人一起被扔進了棺材，歷史上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幾乎沒有採用過。從宋朝一直到明清，大量採用的還是雕版印刷，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泥活字從技術上根本就不過關，否則的話，難以解釋為什麼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採用。對印刷業產生革命性推動作用的，不是畢升的泥活字，而是德國人谷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並且，根本沒有證據表明德國人古登堡是採用了畢升提出的技術方案才解決了製作金屬活字的難題。實際上，是古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促進了信息在西方的廣泛傳播。
又有人說：
宋代發明家畢升（？-約1051）首創活字版印刷術。據沈括著《夢溪筆談》載：畢升在宋代慶歷年間，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攙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熱，使蠟稍熔化，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即固著在鐵板上，可以象雕版一樣印刷。此外，畢升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畢升的發明比歐洲早400多年。印刷術的發明使人類擺脫了蒙昧，提高了交流效率，為人類創造文明史奠定了技術基礎。但少數西方人對東方文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在印刷術問題上不願承認中國人的歷史貢獻，總認為德國人谷登堡為活字印刷術的最早發明人。谷登堡何許人也？谷登堡(，?-1468)德國人，鉛活字印刷的發明者。年輕時曾學金工。後從事金屬活字的鑄造和金屬活字版印刷的研究，並建立了活字版印刷工場。1450年前後用所制活字字模澆鑄鉛活字，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聖經》等書，為現代金屬活字印刷術奠定了基礎。還根據壓印原理製成木質印刷機械以代替手工刷印。顯然，谷登堡是一位傑出的發明家，其作用不可低估，少數西方人固執地認為谷登堡是活字印刷術的最早發明人，可能是認為他發明了印刷字母的活字印刷機的緣故，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是荒謬的。
為什麼少數西方人只承認谷登堡為印刷術的最早發明人呢？是因為中國古代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有北宋時期（公元960年至1127年）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的記載，但由於當時的活字印刷品未能流傳於世，以致後來有人懷疑中國對活字印刷術的首創。但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證明，這些西方人的觀點是錯誤的。2000年1月初，中國歷史學家宣布，中國新近發現的一批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表明，活字印刷術的確源自中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西夏學專家史金波教授介紹，這批活字印刷品出現於俄羅斯收藏的中國黑水城文獻，以及中國寧夏、內蒙古和甘肅等地出土的文物中。中國專家學者在對這批800年前西夏王朝時期的世俗文獻和佛經進行整理研究時獲得這一重大發現。史金波教授說：「西夏（1038-1227）是與宋王朝同時期的中國少數民族政權。這批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問世，說明活字印刷術在中國中原地區發明不久，就很快傳播到了西部地區。」這位歷史學家同時透露，史學界還發現由中國敦煌出土、現流失於海外的近千枚回鶻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實物。回鶻也是中國古代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使用的活字是方塊字活字，而回鶻活字則是一種包括了詞、詞綴和字母活字在內的混合型活字。從使用活字印刷的時間上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不久，位於中國西部地區的西夏和回鶻在十二世紀中葉和十三世紀也相繼使用活字印刷，而歐洲採用活字印刷是在十五世紀中葉。這就說明中國的活字印刷是怎樣由東向西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的。
印刷術發明權的論爭並未止息
——訪北京大學肖東發教授
姚 雪
編者按：印刷術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北宋時期，平民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改進，並傳播到世界各地，大大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我國是印刷術的起源國這一事實，不僅長期讓國人引以為豪，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認。然而盡管如此，印刷術的起源之爭，仍未停止過。以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例，近年來，韓國就一直在這方面有不同觀點，近日，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姚雪采訪了一直密切關注此事的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肖東發先生，並將訪談作了詳細記錄。本刊現將記錄全文發表如下。
姚：肖教授您好，聽說您2002年6月再次訪問了韓國，並參觀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館。您能簡要介紹一下最新情況么？
肖：2002年6月，韓國濟州島耽羅大學第二次請我講旅遊文化課。6月12日,我訪問了位於清州市的古印刷博物館。1992年3月17日，清州市整修興德寺舊貌，在此基礎上修建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館。興德寺就是韓國的金屬活字本——《 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 》(以下簡稱《直指》)的刊出地。現在這個博物館是2000年6月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重新整修以後擴建開放的，主要陳列室有印刷文化室、印刷工具室、《直指》金屬活字工房模擬館等。尤其是金屬活字工房模擬館引人注目，這里以幾組蠟像來展示活字印刷的步驟，從燒蠟、制模、排字到印刷、裝訂等，每道工序大概有3～4個蠟像，和真人一樣大小，每組中都有一個是活動的，以頭、手的動作來演示具體操作，口中還念念有詞，用韓語進行解說。這個博物館正在舉辦」古活字印刷特別展」,展出了來自韓國各地的大量的活字。在博物館入口的醒目位置，擺放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的證書和2001年6月11日國際咨詢會的照片，還有與會者的簽名。《直指》在該會議上被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這次我還看到了一些平時不輕易展出的展品，並且拍攝了整個參觀過程，留下了寶貴的資料。我的感受可以用「震驚」兩個字來形容。一方面，整個博物館從規模、設計到宣傳，都是下了大力氣的，展品也很豐富，可見韓國對這段歷史非常重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印刷史研究者，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歷史上，韓國對活字印刷尤其是金屬活字是做出過一定的貢獻，但在整個展覽中，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國——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卻被不公正地抹殺了。許多關鍵的技術環節用的就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所記的畢升的方法和王楨在《造活字印書法》中以及金簡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序》中所用的工藝流程,十分明顯，然而卻均不加以說明。只講韓國金屬活字發明最早,對印刷術貢獻最大,不僅有違歷史的真實,而且對一部《直指》進行了超大規模宣傳，在時間和投入上可以說異乎尋常。這些現象對於我們來說，應該引發更深一層思考，也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姚：您說的超大規模宣傳包括哪些方面？它們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肖：韓國對印刷術發明權的宣傳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最上一層是爭取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承認，認定在高麗王朝隅王3年（1377）興德寺刊出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即《直指》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本。我特意看了該館展出的國際咨詢會議上的照片和簽名，發現其中沒有中國人。這就是對中國學術界的刻意迴避，否則它申請世界遺產必然會面對來自我國學者的質疑。
第二層次是對韓國內外的學術界和知識界。他們在舉辦其他學科國際會議時,也組織與會人員參觀清州古印刷博物館的展覽，以多種方式向外國學者宣傳韓國在印刷術方面的貢獻。
第三層次是各種媒體和形式的宣傳。「直指」二字的標志常常醒目地出現在各種媒體和當地的建築物上，在韓國不同文本的旅遊手冊及宣傳品上也將它作為一個重要的宣傳點。
第四層次是廣大韓國國民,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印刷術的發明及金屬活字本《直指》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重視。金大中總統親自參加了該館的活動，與此相關的清州市和發現《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慶州市更是將印刷術作為本地的重要賣點和旅遊資源，比如在清州就有「直指路」、「直指橋」，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館長指著對面的建築還給我講了下一步擴建的宏偉計劃。活字印刷已經成為該城市的一個金字招牌。2001年11月，清州古印刷博物館被韓國的文化觀光部選定為韓國最優秀的博物館。除了古印刷博物館外，與其鄰近的還有清州國立博物館及幾個民俗博物館，都有關於《直指》和韓國活字印刷方面的陳列。2000年9月，韓國政府投入100億韓元舉辦清州國際印刷出版展覽會，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通過各種活動宣傳 《直指》和韓國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的成就，鼓吹他們是金屬活字的最早發明者。現在他們又投入50多億韓元，准備籌辦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開館十周年慶典。這樣前後相繼投入相當於人民幣1.2億元的資金，這還不包括1997年到2002年每年召開的國際會議的費用。當你看到2000年9月22日到10月22日當地歷時一個月的活動節目表和有關畫冊,就會感到我所用的詞彙並不過分。
第五個層次是對少年兒童和對教育界的宣傳。在參觀博物館時，有一位館員自豪地說，《直指》已經寫入他們的小學教科書了，這讓我感到心頭一震。於是,後來在韓國的幾天里，我所有空閑的時間都在書店裡尋找他們的教科書,盡管我不認識韓文,但我熟悉有關圖片。老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在有限的時間里,在他們小學五年級、六年級的《社會》課本中，找到了這方面的內容。這樣全方位地宣傳，其影響是可想而知的。無論是對本國國民，還是對外國人，如果他們對印刷術歷史沒有深入研究，很容易被這樣強大的宣傳所蒙蔽，留下錯誤的印象，忽略中國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傳播方面的真正功績。我更加感到匡正視聽、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必要性。
姚：對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是如何的呢？
肖：這里有一些重要事實需要澄清。一是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韓國學者認為畢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種思想,沒有在實踐中使用，畢升製造活字後便將其收藏起來,束之高閣。而事實上，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活字印刷的步驟記載的非常清楚，還說「若止印二三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說明它有過實踐。關於這些活字的收藏，則是「升死後，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之」。也就是說是在畢升死後，這些活字才被沈括的侄兒們收藏起來，在此之前，已經有過許多印本，認為它沒有在實踐中成功是站不住腳的。從年代上說，沈括和畢升是同時代的人，並且親眼見到過這些活字，也增加了這些記載的可信度。另一個有力論據是，最近在我國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這些地方的活字印刷術是沈括在1080年知延州的時候傳過去的。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其位置正和西夏交界，如今從寧夏的銀川、賀蘭山，一直到甘肅敦煌、新疆西域一線上，發現十幾處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這有力地證明了我國活字印刷術在實踐中不僅成功了，而且很快向西北傳播。韓國的活字印刷也是由我國傳去的，從清州古印刷博物館的實物和模型都可以看出採用蜜蠟固定找平活字，也就是畢升發明的松脂蠟法。他們沿用著畢升法,卻同時否定貶低畢升的發明，這是不明智的。這就引出第二個必須強調的論點，我國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國，這一點不容置疑。大量文獻和事實材料證明，我國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國，這已經得到了世界的承認。韓國《直指》刊出的時間是1377年，相當於我國明代洪武十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我國宋元時期的活字印刷》，裡面引用的文獻和實物，有宋代的，也有元代的，都早於韓國的1377年。僅舉一例,如元代王禎的《農書》里附的《造活字印書法》寫道：「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它的意思是把錫字用鐵條穿成行，排在字盤里，然後用界條隔開來印書，這就把當時錫活字的鑄造方法講得很清楚了。據潘吉星等學者考證，這里的「近世」指的是「元以前的南宋。事實上，充分的歷史事實證明，中國金屬活字印刷的起源時間最遲應該在南宋，也就是12～13世紀，這早於韓國。三是韓國在活字印刷方面的成就該如何恰當評價的問題。在歷史上，韓國對活字印刷的發展做過貢獻，特別在金屬活字方面。在大約相當於我國明代初年的李朝太宗3年（1403），設立了專門從事金屬活字鑄造及印刷的機構鑄字所，前後大概鑄有幾百萬金屬活字，目前尚有大量的活字印本存世，這一點在清州博物館展出的展品中就可以充分體現。對此我們應給予肯定。但就活字印刷術這一重大發明而言，其原理是最重要的，它出於畢升的發明，這一點有著充分的論據支持，是必須予以承認的。而採用何種材料製作活字則是多樣的，木、銅、錫、鐵等都是材料上的擴展和應用。所以，對於歷史應該持冷靜客觀的態度，不要不恰當地用一些「最早」、「最大」等字眼來誇大其辭。
姚：中韓兩國究竟哪國發明金屬活字更早，在金屬活字印刷技術上有哪些不同呢？
肖：在韓期間我與幾位韓國學者心平氣和地交換過看法。可以說各持己見，也有不少啟發。金屬活字包括銅活字、錫活字、鉛活字、鐵活字等，兩國都以銅活字為最早。從時間上看，韓國最早用金屬活字印刷書籍的記錄為1234～1241年之間。中國關於銅活字起源時間的記載更多，有五代、宋、元、明四種說法。明代已被大量文獻和實物證明是銅活字發展的成熟時期，不必討論。我在2000年提交的論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在宋元時代的發展與傳播》以及2001年出版的《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一書中都詳細列舉了前三說的根據。
「五代說」的根據是，元岳浚在《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曾與二十三種版本的「九經三傳」相比勘，其中提到五代後晉「天福銅版」。明楊守陳也提及「魏有《太和石經》，晉天福有《銅版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張秀民等學者據此認為是整塊銅刻板。也有學者指出九部經書有四十餘萬字，刻成銅版，工程巨大，在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的五代後晉，刻銅版印刷九經在經濟實力上難以負擔，只有用銅活字擺印才有可能，但其年代為公元936～943年，比畢升還要早100年，原文過簡，缺少旁證，不便肯定，留待研究。
「宋代說」的文獻依據有三條、旁證兩條：一是宋孫奭《圓夢秘策》序文，有「用不敢私，鐫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1036）四月上浣休休老人孫奭敘於《圓夢秘策》之端」。這里的「鐫金」以鐫刻銅活字的可能性為最大。
二是清蔡澄《雞窗叢話》：「嘗見古骨肆，古銅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識者曰：此名書范，宋太宗（976～997）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賀聖鼐在其《中國印刷術沿革史略》中認為此書范即宋代的活字版。《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一書中還提到清張延濟藏有監官翟惠銅版，長方形，反文，厚半寸，背無文字，其面中鑿山水形，左旁鑿「掌典」二字一行，右旁鑿「專知翟惠監官」一行。
三是孫從添《藏書記要》稱「宋刻有銅字刻本、活字本」。
旁證之一是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復制了一圖版「金代之金屬活字版」，並引《金泥石屑》一書的說明文字：「千佛銅牌，多無文字，此有皇統紀元年號，及李稀造題字一行，用活字排集成之，乃活字版傳世之最先者。」魏志剛先生在《關於我國金屬活字版（公元1148年）記述與物證》一文中也復制了這一圖版，並指出「皇統為金熙宗完顏稟的年號，使用此年號時間為公元1141～1149年，戊辰為1148年。由於此圖中的多個圖版高低不平，兩邊文字排列歪斜，明顯地是活字排版」，末題「皇統戊辰歲次十一月日 記平陽府李稀造」可以清楚看出字距較大，互不交叉，字形歪斜，字列不正，濃淡不一等活字版的特點。
旁證之二是北宋慶歷年間，宋朝政府曾「發內府金，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可見這時已有用銅版印刷鈔票的事情了，可參見《辭源》銅版條。
「元代說」的根據有二。
一是元代黃溍（1277～1357）《金華先生文集》卷四十一《北溪延公塔銘》載：元「英宗皇帝以禪師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座，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藏（原為歲字，從蔡美彪文改），將鏤銅為板以傳。後因屑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偽濫，復命之刪定焉」。這段話的意思是：元英宗命智延「校勘三藏」，然後「鏤銅為板以傳」；後因發現藏經「或有偽濫」，復改命先行「刪定」。有的學者認為：鏤板「三藏」，工程浩大，英宗只當了三年皇帝（1320～1323），便被御史大夫鐵失所殺，元朝政局陷入混亂，英宗的計劃實際並未實現。但這條資料仍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正如蔡美彪先生所說：「足見『鏤銅為版』的事在當時已經是可能的，並且還一定有過這樣事實的經驗。如果真的要印行藏經之類的大部分書籍，就很有可能使用這種比較方便的銅活字印刷。」另外，楊繩信先生的《中國版刻綜錄》也認為「鏤銅為版」是「銅活字」。這就是說，在元代中期，我國已經可以「鏤銅為版」，銅活字的發明時間當會更早。
二是元代王禎《農書》所附《造活字印書法》載：「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錫活字是鑄造的，而不是在錫上直接刻字。既是鑄造，那麼一定要經過刻字模、熔錫、修整等工序。錫字能用鐵絲穿成行，想必是每個錫字上有小孔。把它們穿好排在字盤內，再用界條隔開來印書。但是，由於錫活字吸水性差，與金屬活字配套的油墨沒有很好解決，以致難於使墨，印刷效果不好，這種新的印書方法未能久行。王禎所述「鑄字」、「易行印書」技藝及其「不能久行」的原因，是如此具體而明晰，說明其作絕非憑空而論，無據而談，而是用錫活字印書實際情況的記述。關於「鑄錫作字」的時間，潘吉星等學者經過認真考辨，認為王禎這里所說的「近世」是指「元以前的南宋」，（12～13世紀），而不是元朝，因為談到宋元之際或元初時，他已用『今』或『今世』的詞了。事實上他所列舉的印刷史四個發展階段是：1）五代（10世紀）雕版印刷→2）北宋至南宋（11～12世紀）的泥活字印刷→3）「近世」或南宋（12～13世紀）的金屬活字→4）「今」或宋元之際至元初（13世紀）經改進的木活字印刷。由此可以看到，中國金屬活字印刷的起源時間最遲應在南宋（12～13世紀），而不是元初（13～14世紀）。以上兩條元代文獻的時間都帶有上溯性，均可作為宋代說的旁證。年代范圍應不晚於1234年。對王禎的這段話有必要進行重新認識，「不能久行」說明它還是使用了一段時間，其不能久行的真正原因，並非簡單的「難於使墨，率多印壞」，也並非現在韓國學者推測的是由於「中國用水墨，韓國用油墨」，而是由於和當時發達的雕版印刷術相比，它的效率實在太低。
金屬活字印刷的低效，在古代中韓兩國是相同的，韓國甚至比中國更甚。據朝鮮《世宗實錄》記載，韓國在1403年至1420年之間使用的金屬活字「癸未字」由於「才印數葉，字便松動」，因而一天的印刷數量不超過10個印刷頁。到1420年經過改革後出現的「庚子字」，其一天的印刷數量也僅20餘頁，被韓國人奉為金屬活字印刷頂峰的「甲寅字」，其一天的印刷數量也才40餘頁。
由此可見，金屬活字在中國不能久行，是由於在中國具體的印刷環境中，其印刷效率相對低下造成的。而相同甚至更低的印刷效率，在韓國的印刷環境中卻能不以為少，堅持印下來。 (ID:382)
在印刷方法上，中國很早便脫離了捶拓式方法，進化為「刷印」，在印刷的用力方向上，脫離了捶拓式的上下縱向方式，而進化為左右橫向方式。（由於碑石為豎向長方形，因而上下縱向捶拓效率高；書版為橫向長方形，因而橫向刷印效率高。）但在韓國，最原始的捶拓技術（列印）及上下縱向印刷方式一直被使用著，而這種方式恰恰適用於金屬活字印刷。（金屬活字「難於使墨」，通過「列印」可加以解決；而王禎在《造活字印刷法》中特別強調活字印刷時要「豎直刷之，不可橫刷」，也即這種上下縱向印刷方式適用於活字印刷。）
姚：我覺得活字印刷技術原理更重要，至於是泥、木、還是金屬，包括銅、鐵、錫、鉛是第二位的。
肖：我非常贊成你的這一見解，許多學者也都持這樣一種觀點。包括多數韓國學者都承認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是畢升，他創造的原理和印刷實踐帶有開創性，其後任何工匠和技術人員都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加以探索和嘗試，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和領域做出各自的貢獻。
韓國學者徐有榘在《怡雲志》卷七的《活版緣起》中說：「沈括《夢溪筆談》記膠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權與也，視鏤版用力省，而程功速，後世其法寢備，或用木造，或用鉛造，或用銅造，我東尤尚之。」可知朝鮮半島的活版技術 確實源於畢升之法，而且在材料上推出更多的數量和品種如陶活字、瓢活字、鉛活字、鐵活字等。高麗朝有關鑄字印成二十八本《詳定禮文》和《南明證道歌》的史料證明1239～1241年前，半島已有銅活字印書活動。其時相當於中國南宋末理宗端平至淳佑年間。進入朝鮮李太宗三年（1403，相當於明永樂元年），政府置「鑄字所」，金屬活字印刷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發展。從15世紀到19世紀，先後鑄造了「不下三十副」金屬活字，印刷了為數眾多的儒經和佛典，在世界印刷史上做出了貢獻，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僅據一本1377年（明洪武十年）的《直指》就認定其為「金屬活字最古老的書籍」，進而把出版之書的清州興德寺遺址認定為「世界上首先使用金屬活字之地」是不科學的。因為中國早在宋代就已經有金屬活字的印刷活動。王禎提到的1298年以前錫活字難道就不是金屬活字嗎，何況上文所列的文獻和實物都早於明初洪武年間。中國發明活字印刷術包括金屬活字的史實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說起活字印刷，有幾個技術關鍵。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門」中的記載雖然只有短短的三百餘字，但內涵相當豐富，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整個工藝流程，包括刻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效率，以及印版下落。這不僅增加了這一記載的可信度和權威性，也可看出畢沈兩家有比較密切的關系。
就在清州古印刷博物館的展覽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些技術環節的應用。他們稱之為「蜜蠟法」。
王禎對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現在發現的實物告訴我們，在王禎以前的宋和西夏以及與王禎同時的回鶻地區都有木活字本流傳。王禎雖不是木活字的發明者，但還是對活字技術做出過獨特的貢獻。《造活字印書法》，中明確寫道：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板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榍榍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
這種用竹片界行夾緊活字的排版法後來也傳到韓國，為之所用。朝鮮李太宗三年政府置「鑄字所」初期的金屬活字以及民間排印家譜還是沿用「蜜蠟法」。世宗以後才逐漸改用王禎的「竹片界行夾緊法」。遺憾的是這些關鍵之處在展覽中根本不提，如果說整個展覽都不講外國，只展示韓國的活字，我也不強求。可為什麼直到最後，甚至在德國谷登堡之後才出現中國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圖片？這就難以自圓其說了。既然展覽的是活字印刷，為什麼不提這一技術的發明者和改進者畢升和王禎？這能說是尊重歷史嗎？
姚：和韓國這樣大規模的宣傳相比，我國在這方面似乎顯得有些沉默？您覺得作為印刷術的發明國，我國應該做些什麼努力達到以正視聽的目的呢？
肖：像我前面談的，韓國對於活字印刷是做過貢獻的，但是他們的這些成就與我國古代對活字印刷的貢獻相比，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尤其在發明權這一關鍵問題上。他們這樣大做文章，由上到下幾個層次在努力，並且已經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相比之下，我國目前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國對印刷史的研究、宣傳、重視程度都應該大大加強。在研究方面，我們早在幾年前就申報了幾個與印刷術發明有關的課題，原以為世界印刷大會之前可以批下來，可是到現在已經3年過去了，經費、人員、組織等等方面都還沒有到位。我們印刷博物館的陳列和宣傳就比不上韓國，投資也少。對我國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國這一歷史事實，有些人認為是老生常談，沒有必要再下力氣宣傳。許多國家都發行過印有谷登堡頭像的郵票，收集起來不下幾十種，而有關畢升的郵票，我國卻連一枚都沒有設計發行,有識之士呼籲多年也不見動靜。印刷術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可小覷。因此，捍衛我國印刷術的發明權，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宣傳，不僅僅是讓學習和研究者知道，還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在發明印刷術方面的貢獻。
『貳』 活字印刷術的故事
活字印刷術是一種古代印刷方法，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長期實踐和研究才發明的。先製成單字的陽文反文字模，然後按照稿件把單字挑選出來，排列在字盤內，塗墨印刷，印完後再將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時再次使用。下面讓小編給大家講一講活字印刷術發明的故事吧。
活字印刷術發明
被譽為「文明之母」的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古代的印刷術分為雕板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兩類。雕板印刷術先行出現，在公元前，中國已懂得印章捺印的方法，後來又會拓印碑石，至隋遂發明雕版印刷之技術。雕版印刷盛行於唐而完善於宋。直至本世紀初期，雕板印刷一直是中國文獻和圖籍的主要印刷方式。在這1000多年的歷程中，雕板印刷術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雕板的材料除了木板外，又有石板、銅板;印刷除單色外，又有彩色套印;印刷品則從初期的單頁圖文、小型書籍，進而發展到大型類書的印製。五代時期刻印《九經》等儒家典籍130冊，花費時間22年。宋代刻印《大藏經》歷時12年，刻板13萬塊。明清時期集佛、道二教典籍所刻印的《道藏》、《續道藏》亦是工程浩大的雕板印刷壯舉。
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事業，從唐代推廣應用，到宋代得到普遍發展，大大地豐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對於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學術傳統，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雕版印刷術比起以前的手寫傳抄手段不知要節省多少人力和時間，對於書籍的生產和知識的傳播來說，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但是，雕版印書必須一頁一版，有了錯字難以更正，如果刻一部大書，要花費很多時間和木材，不僅費用浩大，而且儲存版片要佔用很多地方，管理起來也有一定的困難。而在雕版的基礎上發明的活字排版印刷術則可以解決這些矛盾，進一步提高印書效率。
活字印刷術就是預先製成單個活字，然後按照付印的稿件，撿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採用活字印刷，一書印完之後，版可折散，單字仍可再用來排其它的書版這個方法直到現在也是世界上生產書籍、報紙、雜志的方法之一。
活字印刷術在今天已經發展到高度機械化的地步，是現代文化的一根主要支柱。歐美國家的某些學者一般地都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說成是十五世紀中葉(1440-1450年)德國人谷騰堡的貢獻，並且把活字印刷術和印刷術等同起來，因此得出谷騰堡是"印刷術的發明者"的結論，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首先，書籍印刷不能僅限於活字印刷術，雕版印刷術也是一種主要的方法。活字印刷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出現的。而中國人民最早發明雕版印刷術已經是顛撲不破的事實。所以谷騰堡不是"印刷術的發明人"是毫無疑問的。其次，活字印刷術盡管對於歐洲人來說有更重大的意義，盡管谷騰堡是歐洲第一個應用這個方法的人，但是，確鑿的事實告訴我們，活字印刷術是中國人首先發明的，而且由中國直接或間接地傳到世界各地。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谷騰堡(或者是別的人)是在這個影響之下，才創制出拉丁文字的活字印刷術的。
活字印刷術是在十一世紀中期，中國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年)天才工人畢升所發明的畢升發明的活字，是先用木、後以泥為原料製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它比谷騰堡應用的活字早四百多年。活字印刷技術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是活字製作材料的選用及其製作的工藝方法。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曾經用粘土、木材、銅、錫、鉛等原料進行過多種試驗，都獲得了成功。畢升即首先成功地製作出以膠泥為原料的活字。中國古代的活字，以製作材料不同，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是非金屬活字，如泥、木、磁所製成的活字。第二是金屬活字，如:錫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等
早在宋代畢升時期，已有人試驗以木為原料製作活字，因木字遇水膨脹，效果不佳，而未成功，畢升才改木為泥發明用泥製作活字。然此後不久，木活字印刷研製成功並得以發展和推廣，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等木活字本和維吾爾文木活字的出土為此提供了實物證據。元代農學家王禎製作木活字和轉輪排字架獲得成功，並於大德年間用木活字印刷了《旌德縣志》，但是也已經失傳。明代之後，木活字印刷逐漸發展起來。
據文獻記載，畢升首先採用膠泥製成一個個的單字，再用火燒堅硬後成為活字，用這批活字試制印刷書籍獲得了成功。公元十一世紀的四十年代，中國宋朝慶歷年間(1041-1048年)畢升發明了泥活字印刷。關於這項發明，在宋代科學家沉括著《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門里作了如下記載: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後世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一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復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之。"
泥活字印刷是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一大發明。據《夢溪筆談》所載，畢升泥活字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直接在泥坯上刻字，而不必先寫在紙上反貼後再進行鐫刻;二是泥字厚度薄如錢唇，這與現存翟氏泥活字實物及有關文獻記載的木活字在外形上有較大差別;三是將活字排放在盛有松香、蜂蠟、紙灰等物的鐵范中，然後將鐵范放在平火上烘烤，使松香、蜂蠟、紙灰製成的粘合劑熔化，將泥活字粘牢在鐵板上。
對上述的特點分析可知:其一，就印刷技藝而言，在雕版或活字坯上刊刻出已經反貼上版的字，最為簡單，是一個刻工所應具備的起碼條件。若能在雕版或活字坯上直接寫出反體字，則功力已非同一般。若能直接用刀在雕版或活字坯上刻出反體陽文字來，則必須諳熟書、刻兩種技藝。畢升可以直接操刀在泥坯上刻出反體陽文字，當為一個印刷技巧十分諳熟的高手。其二，乾燥的泥坯，性脆易崩，無論刻刀多幺鋒利，一下刀則泥粉四濺，字體邊緣崩損得十分厲害，這種邊緣呈鋸齒狀的字跡經燒制後，若作為一種篆刻藝術品欣賞也許頗有特色，但若將這種邊緣殘缺、筆劃呈鋸齒狀的字印刷成書，則很難被讀者接受。實驗證明，當泥坯濕度在30%左右時，下刀不粘不澀，十分易於刻出筆畫邊緣整齊的字。所以，畢升直接刊刻的是具有一定的濕度的泥字坯。其三，無論是濕泥還是干泥，在刊刻中都不能用印床等固定，否則泥坯或者變形或者破碎，只能放在桌面或平台上進行刊刻。為了使字坯保持穩定並便於刊刻，字坯外形當以扁平狀為妥。文獻中描述畢升泥活字"薄如錢唇"，是對泥坯外形十分形象的描述。"錢唇"是指錢幣平面上內緣較厚的那一部分，寬度約在4毫米左右。如此厚度的泥坯，刻制便利、乾燥迅速、燒制時受熱也易均勻。其四，用松香、蜂蠟、紙灰的共熔物作為粘合劑，將泥活字固定在鐵范中用於印刷，似為畢升首創。這種方法與後世王禎用界行及木銷固定木活字的方法大不相同。其原因估計是，畢升泥活字呈扁平狀，無法用界行、木銷等擠壓固定，採用粘合固定是最簡便也是最實用的方法。
此後，西夏政權採用泥活字印刷佛經，並有實物流傳至今;元代時有人繼續用此方法印刷泥活字本，可惜沒有實物留傳，元時期的泥活字印刷書籍，已無從查考了;清代時，李瑤和翟金生兩人分別採用畢升方法自製泥活字印書獲得成功，而且已留傳至今
元初，科學家王禎發明了木活字，並改進行了活字印刷術。把每行字夾住，排滿後再用木屑塞緊，省去了畢升固定和取下字印之不便。為了減輕排字工人來回尋找單字的勞動，提高排字效率，王幀還匠心獨運地發明了一種「轉輪排字盤」。他把木活字按韻編號排列在兩架木製的大轉盤里，一架用來放選出的可用字，另一架放普通常用的字。排字工人只要坐著推動轉盤，「左右俱可推轉摘字」。
在中國古代活字印刷中，除泥活字、木活字外，還有錫、銅、鉛等金屬活字以及瓷活字，但大量應用的是木活字。1773年，清政府組織刻成253500餘枚棗木活字，先後印行《武英殿聚珍板叢書》138種，共2300多卷，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活字印刷活動。
活字印刷不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還有其它一些優點。如發現錯字可隨時更換，不必像雕版那樣要從頭開始，也不會產生雕版的蟲蛀、變形及保管困難的問題。只要有了一套活字，便什幺書都可印，大大節省了寫刻雕版的費用，又縮短了出書時間。這種既經濟又簡便的印刷方法，是畢升在世界印刷史上樹立的一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豐碑。
活字印刷為印刷術之一大革命。中國之雕版印刷術在發明後不久，即傳至日本，後來又在十二世紀傳入埃及。歐洲大約在十四世紀才有木版印刷的圖像，現行之木版水印畫依然採用雕版印刷之方法。活字印刷術則在大約十四世紀傳到朝鮮、日本，復由中亞傳至小亞細亞與埃及，並影響於歐洲。歐洲最早用鉛、銻、錫合金所制之活版印刷，乃1450年德人古騰堡(J.G.Gutenberg)所創，距畢升之發明已四百餘年了。可以說，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對世界進步的一大貢獻。
有了活字印刷術，整個世界的文化、教育、溝通等等都發生變化了，就中國而言，中國突然進入了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印刷的書籍比起前代成倍的增長，圖書的普及帶動了文化的傳播，也推動了教育的發展，中國歷史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
『叄』 谷登堡和畢升.到底誰是活字印刷的發明人呀為什麼在外國的文獻上都說是谷登堡發明的呢
爭論中呢。別說德國谷登堡，韓國還有爭著的呢。
有一種說法：
活字印刷術，中學歷史課本上都說是北宋人畢升發明的，可惜這偉大發明隨著畢升本人一起被扔進了棺材，歷史上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幾乎沒有採用過。從宋朝一直到明清，大量採用的還是雕版印刷，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泥活字從技術上根本就不過關，否則的話，難以解釋為什麼連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採用。對印刷業產生革命性推動作用的，不是畢升的泥活字，而是德國人谷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並且，根本沒有證據表明德國人古登堡是採用了畢升提出的技術方案才解決了製作金屬活字的難題。實際上，是古登堡發明的金屬活字促進了信息在西方的廣泛傳播。
又有人說：
宋代發明家畢升（？-約1051）首創活字版印刷術。據沈括著《夢溪筆談》載：畢升在宋代慶歷年間，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攙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熱，使蠟稍熔化，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即固著在鐵板上，可以象雕版一樣印刷。此外，畢升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畢升的發明比歐洲早400多年。印刷術的發明使人類擺脫了蒙昧，提高了交流效率，為人類創造文明史奠定了技術基礎。但少數西方人對東方文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在印刷術問題上不願承認中國人的歷史貢獻，總認為德國人谷登堡為活字印刷術的最早發明人。谷登堡何許人也？谷登堡(，?-1468)德國人，鉛活字印刷的發明者。年輕時曾學金工。後從事金屬活字的鑄造和金屬活字版印刷的研究，並建立了活字版印刷工場。1450年前後用所制活字字模澆鑄鉛活字，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聖經》等書，為現代金屬活字印刷術奠定了基礎。還根據壓印原理製成木質印刷機械以代替手工刷印。顯然，谷登堡是一位傑出的發明家，其作用不可低估，少數西方人固執地認為谷登堡是活字印刷術的最早發明人，可能是認為他發明了印刷字母的活字印刷機的緣故，在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是荒謬的。
為什麼少數西方人只承認谷登堡為印刷術的最早發明人呢？是因為中國古代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有北宋時期（公元960年至1127年）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的記載，但由於當時的活字印刷品未能流傳於世，以致後來有人懷疑中國對活字印刷術的首創。但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證明，這些西方人的觀點是錯誤的。2000年1月初，中國歷史學家宣布，中國新近發現的一批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表明，活字印刷術的確源自中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西夏學專家史金波教授介紹，這批活字印刷品出現於俄羅斯收藏的中國黑水城文獻，以及中國寧夏、內蒙古和甘肅等地出土的文物中。中國專家學者在對這批800年前西夏王朝時期的世俗文獻和佛經進行整理研究時獲得這一重大發現。史金波教授說：「西夏（1038-1227）是與宋王朝同時期的中國少數民族政權。這批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問世，說明活字印刷術在中國中原地區發明不久，就很快傳播到了西部地區。」這位歷史學家同時透露，史學界還發現由中國敦煌出土、現流失於海外的近千枚回鶻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實物。回鶻也是中國古代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使用的活字是方塊字活字，而回鶻活字則是一種包括了詞、詞綴和字母活字在內的混合型活字。從使用活字印刷的時間上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不久，位於中國西部地區的西夏和回鶻在十二世紀中葉和十三世紀也相繼使用活字印刷，而歐洲採用活字印刷是在十五世紀中葉。這就說明中國的活字印刷是怎樣由東向西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的。
印刷術發明權的論爭並未止息
——訪北京大學肖東發教授
姚 雪
編者按：印刷術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北宋時期，平民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改進，並傳播到世界各地，大大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我國是印刷術的起源國這一事實，不僅長期讓國人引以為豪，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認。然而盡管如此，印刷術的起源之爭，仍未停止過。以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為例，近年來，韓國就一直在這方面有不同觀點，近日，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姚雪采訪了一直密切關注此事的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肖東發先生，並將訪談作了詳細記錄。本刊現將記錄全文發表如下。
姚：肖教授您好，聽說您2002年6月再次訪問了韓國，並參觀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館。您能簡要介紹一下最新情況么？
肖：2002年6月，韓國濟州島耽羅大學第二次請我講旅遊文化課。6月12日,我訪問了位於清州市的古印刷博物館。1992年3月17日，清州市整修興德寺舊貌，在此基礎上修建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館。興德寺就是韓國的金屬活字本——《 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 》(以下簡稱《直指》)的刊出地。現在這個博物館是2000年6月在韓國政府的支持下重新整修以後擴建開放的，主要陳列室有印刷文化室、印刷工具室、《直指》金屬活字工房模擬館等。尤其是金屬活字工房模擬館引人注目，這里以幾組蠟像來展示活字印刷的步驟，從燒蠟、制模、排字到印刷、裝訂等，每道工序大概有3～4個蠟像，和真人一樣大小，每組中都有一個是活動的，以頭、手的動作來演示具體操作，口中還念念有詞，用韓語進行解說。這個博物館正在舉辦」古活字印刷特別展」,展出了來自韓國各地的大量的活字。在博物館入口的醒目位置，擺放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的證書和2001年6月11日國際咨詢會的照片，還有與會者的簽名。《直指》在該會議上被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這次我還看到了一些平時不輕易展出的展品，並且拍攝了整個參觀過程，留下了寶貴的資料。我的感受可以用「震驚」兩個字來形容。一方面，整個博物館從規模、設計到宣傳，都是下了大力氣的，展品也很豐富，可見韓國對這段歷史非常重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印刷史研究者，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歷史上，韓國對活字印刷尤其是金屬活字是做出過一定的貢獻，但在整個展覽中，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國——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卻被不公正地抹殺了。許多關鍵的技術環節用的就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所記的畢升的方法和王楨在《造活字印書法》中以及金簡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序》中所用的工藝流程,十分明顯，然而卻均不加以說明。只講韓國金屬活字發明最早,對印刷術貢獻最大,不僅有違歷史的真實,而且對一部《直指》進行了超大規模宣傳，在時間和投入上可以說異乎尋常。這些現象對於我們來說，應該引發更深一層思考，也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姚：您說的超大規模宣傳包括哪些方面？它們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肖：韓國對印刷術發明權的宣傳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最上一層是爭取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承認，認定在高麗王朝隅王3年（1377）興德寺刊出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即《直指》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本。我特意看了該館展出的國際咨詢會議上的照片和簽名，發現其中沒有中國人。這就是對中國學術界的刻意迴避，否則它申請世界遺產必然會面對來自我國學者的質疑。
第二層次是對韓國內外的學術界和知識界。他們在舉辦其他學科國際會議時,也組織與會人員參觀清州古印刷博物館的展覽，以多種方式向外國學者宣傳韓國在印刷術方面的貢獻。
第三層次是各種媒體和形式的宣傳。「直指」二字的標志常常醒目地出現在各種媒體和當地的建築物上，在韓國不同文本的旅遊手冊及宣傳品上也將它作為一個重要的宣傳點。
第四層次是廣大韓國國民,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印刷術的發明及金屬活字本《直指》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重視。金大中總統親自參加了該館的活動，與此相關的清州市和發現《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慶州市更是將印刷術作為本地的重要賣點和旅遊資源，比如在清州就有「直指路」、「直指橋」，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館長指著對面的建築還給我講了下一步擴建的宏偉計劃。活字印刷已經成為該城市的一個金字招牌。2001年11月，清州古印刷博物館被韓國的文化觀光部選定為韓國最優秀的博物館。除了古印刷博物館外，與其鄰近的還有清州國立博物館及幾個民俗博物館，都有關於《直指》和韓國活字印刷方面的陳列。2000年9月，韓國政府投入100億韓元舉辦清州國際印刷出版展覽會，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通過各種活動宣傳 《直指》和韓國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的成就，鼓吹他們是金屬活字的最早發明者。現在他們又投入50多億韓元，准備籌辦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開館十周年慶典。這樣前後相繼投入相當於人民幣1.2億元的資金，這還不包括1997年到2002年每年召開的國際會議的費用。當你看到2000年9月22日到10月22日當地歷時一個月的活動節目表和有關畫冊,就會感到我所用的詞彙並不過分。
第五個層次是對少年兒童和對教育界的宣傳。在參觀博物館時，有一位館員自豪地說，《直指》已經寫入他們的小學教科書了，這讓我感到心頭一震。於是,後來在韓國的幾天里，我所有空閑的時間都在書店裡尋找他們的教科書,盡管我不認識韓文,但我熟悉有關圖片。老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在有限的時間里,在他們小學五年級、六年級的《社會》課本中，找到了這方面的內容。這樣全方位地宣傳，其影響是可想而知的。無論是對本國國民，還是對外國人，如果他們對印刷術歷史沒有深入研究，很容易被這樣強大的宣傳所蒙蔽，留下錯誤的印象，忽略中國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傳播方面的真正功績。我更加感到匡正視聽、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必要性。
姚：對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是如何的呢？
肖：這里有一些重要事實需要澄清。一是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韓國學者認為畢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種思想,沒有在實踐中使用，畢升製造活字後便將其收藏起來,束之高閣。而事實上，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活字印刷的步驟記載的非常清楚，還說「若止印二三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說明它有過實踐。關於這些活字的收藏，則是「升死後，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之」。也就是說是在畢升死後，這些活字才被沈括的侄兒們收藏起來，在此之前，已經有過許多印本，認為它沒有在實踐中成功是站不住腳的。從年代上說，沈括和畢升是同時代的人，並且親眼見到過這些活字，也增加了這些記載的可信度。另一個有力論據是，最近在我國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這些地方的活字印刷術是沈括在1080年知延州的時候傳過去的。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其位置正和西夏交界，如今從寧夏的銀川、賀蘭山，一直到甘肅敦煌、新疆西域一線上，發現十幾處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這有力地證明了我國活字印刷術在實踐中不僅成功了，而且很快向西北傳播。韓國的活字印刷也是由我國傳去的，從清州古印刷博物館的實物和模型都可以看出採用蜜蠟固定找平活字，也就是畢升發明的松脂蠟法。他們沿用著畢升法,卻同時否定貶低畢升的發明，這是不明智的。這就引出第二個必須強調的論點，我國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國，這一點不容置疑。大量文獻和事實材料證明，我國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國，這已經得到了世界的承認。韓國《直指》刊出的時間是1377年，相當於我國明代洪武十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我國宋元時期的活字印刷》，裡面引用的文獻和實物，有宋代的，也有元代的，都早於韓國的1377年。僅舉一例,如元代王禎的《農書》里附的《造活字印書法》寫道：「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它的意思是把錫字用鐵條穿成行，排在字盤里，然後用界條隔開來印書，這就把當時錫活字的鑄造方法講得很清楚了。據潘吉星等學者考證，這里的「近世」指的是「元以前的南宋。事實上，充分的歷史事實證明，中國金屬活字印刷的起源時間最遲應該在南宋，也就是12～13世紀，這早於韓國。三是韓國在活字印刷方面的成就該如何恰當評價的問題。在歷史上，韓國對活字印刷的發展做過貢獻，特別在金屬活字方面。在大約相當於我國明代初年的李朝太宗3年（1403），設立了專門從事金屬活字鑄造及印刷的機構鑄字所，前後大概鑄有幾百萬金屬活字，目前尚有大量的活字印本存世，這一點在清州博物館展出的展品中就可以充分體現。對此我們應給予肯定。但就活字印刷術這一重大發明而言，其原理是最重要的，它出於畢升的發明，這一點有著充分的論據支持，是必須予以承認的。而採用何種材料製作活字則是多樣的，木、銅、錫、鐵等都是材料上的擴展和應用。所以，對於歷史應該持冷靜客觀的態度，不要不恰當地用一些「最早」、「最大」等字眼來誇大其辭。
姚：中韓兩國究竟哪國發明金屬活字更早，在金屬活字印刷技術上有哪些不同呢？
肖：在韓期間我與幾位韓國學者心平氣和地交換過看法。可以說各持己見，也有不少啟發。金屬活字包括銅活字、錫活字、鉛活字、鐵活字等，兩國都以銅活字為最早。從時間上看，韓國最早用金屬活字印刷書籍的記錄為1234～1241年之間。中國關於銅活字起源時間的記載更多，有五代、宋、元、明四種說法。明代已被大量文獻和實物證明是銅活字發展的成熟時期，不必討論。我在2000年提交的論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在宋元時代的發展與傳播》以及2001年出版的《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一書中都詳細列舉了前三說的根據。
「五代說」的根據是，元岳浚在《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曾與二十三種版本的「九經三傳」相比勘，其中提到五代後晉「天福銅版」。明楊守陳也提及「魏有《太和石經》，晉天福有《銅版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張秀民等學者據此認為是整塊銅刻板。也有學者指出九部經書有四十餘萬字，刻成銅版，工程巨大，在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的五代後晉，刻銅版印刷九經在經濟實力上難以負擔，只有用銅活字擺印才有可能，但其年代為公元936～943年，比畢升還要早100年，原文過簡，缺少旁證，不便肯定，留待研究。
「宋代說」的文獻依據有三條、旁證兩條：一是宋孫奭《圓夢秘策》序文，有「用不敢私，鐫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1036）四月上浣休休老人孫奭敘於《圓夢秘策》之端」。這里的「鐫金」以鐫刻銅活字的可能性為最大。
二是清蔡澄《雞窗叢話》：「嘗見古骨肆，古銅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識者曰：此名書范，宋太宗（976～997）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賀聖鼐在其《中國印刷術沿革史略》中認為此書范即宋代的活字版。《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一書中還提到清張延濟藏有監官翟惠銅版，長方形，反文，厚半寸，背無文字，其面中鑿山水形，左旁鑿「掌典」二字一行，右旁鑿「專知翟惠監官」一行。
三是孫從添《藏書記要》稱「宋刻有銅字刻本、活字本」。
旁證之一是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復制了一圖版「金代之金屬活字版」，並引《金泥石屑》一書的說明文字：「千佛銅牌，多無文字，此有皇統紀元年號，及李稀造題字一行，用活字排集成之，乃活字版傳世之最先者。」魏志剛先生在《關於我國金屬活字版（公元1148年）記述與物證》一文中也復制了這一圖版，並指出「皇統為金熙宗完顏稟的年號，使用此年號時間為公元1141～1149年，戊辰為1148年。由於此圖中的多個圖版高低不平，兩邊文字排列歪斜，明顯地是活字排版」，末題「皇統戊辰歲次十一月日 記平陽府李稀造」可以清楚看出字距較大，互不交叉，字形歪斜，字列不正，濃淡不一等活字版的特點。
旁證之二是北宋慶歷年間，宋朝政府曾「發內府金，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可見這時已有用銅版印刷鈔票的事情了，可參見《辭源》銅版條。
「元代說」的根據有二。
一是元代黃溍（1277～1357）《金華先生文集》卷四十一《北溪延公塔銘》載：元「英宗皇帝以禪師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座，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藏（原為歲字，從蔡美彪文改），將鏤銅為板以傳。後因屑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偽濫，復命之刪定焉」。這段話的意思是：元英宗命智延「校勘三藏」，然後「鏤銅為板以傳」；後因發現藏經「或有偽濫」，復改命先行「刪定」。有的學者認為：鏤板「三藏」，工程浩大，英宗只當了三年皇帝（1320～1323），便被御史大夫鐵失所殺，元朝政局陷入混亂，英宗的計劃實際並未實現。但這條資料仍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正如蔡美彪先生所說：「足見『鏤銅為版』的事在當時已經是可能的，並且還一定有過這樣事實的經驗。如果真的要印行藏經之類的大部分書籍，就很有可能使用這種比較方便的銅活字印刷。」另外，楊繩信先生的《中國版刻綜錄》也認為「鏤銅為版」是「銅活字」。這就是說，在元代中期，我國已經可以「鏤銅為版」，銅活字的發明時間當會更早。
二是元代王禎《農書》所附《造活字印書法》載：「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錫活字是鑄造的，而不是在錫上直接刻字。既是鑄造，那麼一定要經過刻字模、熔錫、修整等工序。錫字能用鐵絲穿成行，想必是每個錫字上有小孔。把它們穿好排在字盤內，再用界條隔開來印書。但是，由於錫活字吸水性差，與金屬活字配套的油墨沒有很好解決，以致難於使墨，印刷效果不好，這種新的印書方法未能久行。王禎所述「鑄字」、「易行印書」技藝及其「不能久行」的原因，是如此具體而明晰，說明其作絕非憑空而論，無據而談，而是用錫活字印書實際情況的記述。關於「鑄錫作字」的時間，潘吉星等學者經過認真考辨，認為王禎這里所說的「近世」是指「元以前的南宋」，（12～13世紀），而不是元朝，因為談到宋元之際或元初時，他已用『今』或『今世』的詞了。事實上他所列舉的印刷史四個發展階段是：1）五代（10世紀）雕版印刷→2）北宋至南宋（11～12世紀）的泥活字印刷→3）「近世」或南宋（12～13世紀）的金屬活字→4）「今」或宋元之際至元初（13世紀）經改進的木活字印刷。由此可以看到，中國金屬活字印刷的起源時間最遲應在南宋（12～13世紀），而不是元初（13～14世紀）。以上兩條元代文獻的時間都帶有上溯性，均可作為宋代說的旁證。年代范圍應不晚於1234年。對王禎的這段話有必要進行重新認識，「不能久行」說明它還是使用了一段時間，其不能久行的真正原因，並非簡單的「難於使墨，率多印壞」，也並非現在韓國學者推測的是由於「中國用水墨，韓國用油墨」，而是由於和當時發達的雕版印刷術相比，它的效率實在太低。
金屬活字印刷的低效，在古代中韓兩國是相同的，韓國甚至比中國更甚。據朝鮮《世宗實錄》記載，韓國在1403年至1420年之間使用的金屬活字「癸未字」由於「才印數葉，字便松動」，因而一天的印刷數量不超過10個印刷頁。到1420年經過改革後出現的「庚子字」，其一天的印刷數量也僅20餘頁，被韓國人奉為金屬活字印刷頂峰的「甲寅字」，其一天的印刷數量也才40餘頁。
由此可見，金屬活字在中國不能久行，是由於在中國具體的印刷環境中，其印刷效率相對低下造成的。而相同甚至更低的印刷效率，在韓國的印刷環境中卻能不以為少，堅持印下來。 (ID:382)
在印刷方法上，中國很早便脫離了捶拓式方法，進化為「刷印」，在印刷的用力方向上，脫離了捶拓式的上下縱向方式，而進化為左右橫向方式。（由於碑石為豎向長方形，因而上下縱向捶拓效率高；書版為橫向長方形，因而橫向刷印效率高。）但在韓國，最原始的捶拓技術（列印）及上下縱向印刷方式一直被使用著，而這種方式恰恰適用於金屬活字印刷。（金屬活字「難於使墨」，通過「列印」可加以解決；而王禎在《造活字印刷法》中特別強調活字印刷時要「豎直刷之，不可橫刷」，也即這種上下縱向印刷方式適用於活字印刷。）
姚：我覺得活字印刷技術原理更重要，至於是泥、木、還是金屬，包括銅、鐵、錫、鉛是第二位的。
肖：我非常贊成你的這一見解，許多學者也都持這樣一種觀點。包括多數韓國學者都承認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是畢升，他創造的原理和印刷實踐帶有開創性，其後任何工匠和技術人員都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加以探索和嘗試，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和領域做出各自的貢獻。
韓國學者徐有榘在《怡雲志》卷七的《活版緣起》中說：「沈括《夢溪筆談》記膠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權與也，視鏤版用力省，而程功速，後世其法寢備，或用木造，或用鉛造，或用銅造，我東尤尚之。」可知朝鮮半島的活版技術 確實源於畢升之法，而且在材料上推出更多的數量和品種如陶活字、瓢活字、鉛活字、鐵活字等。高麗朝有關鑄字印成二十八本《詳定禮文》和《南明證道歌》的史料證明1239～1241年前，半島已有銅活字印書活動。其時相當於中國南宋末理宗端平至淳佑年間。進入朝鮮李太宗三年（1403，相當於明永樂元年），政府置「鑄字所」，金屬活字印刷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發展。從15世紀到19世紀，先後鑄造了「不下三十副」金屬活字，印刷了為數眾多的儒經和佛典，在世界印刷史上做出了貢獻，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僅據一本1377年（明洪武十年）的《直指》就認定其為「金屬活字最古老的書籍」，進而把出版之書的清州興德寺遺址認定為「世界上首先使用金屬活字之地」是不科學的。因為中國早在宋代就已經有金屬活字的印刷活動。王禎提到的1298年以前錫活字難道就不是金屬活字嗎，何況上文所列的文獻和實物都早於明初洪武年間。中國發明活字印刷術包括金屬活字的史實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說起活字印刷，有幾個技術關鍵。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門」中的記載雖然只有短短的三百餘字，但內涵相當豐富，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整個工藝流程，包括刻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效率，以及印版下落。這不僅增加了這一記載的可信度和權威性，也可看出畢沈兩家有比較密切的關系。
就在清州古印刷博物館的展覽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些技術環節的應用。他們稱之為「蜜蠟法」。
王禎對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現在發現的實物告訴我們，在王禎以前的宋和西夏以及與王禎同時的回鶻地區都有木活字本流傳。王禎雖不是木活字的發明者，但還是對活字技術做出過獨特的貢獻。《造活字印書法》，中明確寫道：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板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榍榍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
這種用竹片界行夾緊活字的排版法後來也傳到韓國，為之所用。朝鮮李太宗三年政府置「鑄字所」初期的金屬活字以及民間排印家譜還是沿用「蜜蠟法」。世宗以後才逐漸改用王禎的「竹片界行夾緊法」。遺憾的是這些關鍵之處在展覽中根本不提，如果說整個展覽都不講外國，只展示韓國的活字，我也不強求。可為什麼直到最後，甚至在德國谷登堡之後才出現中國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圖片？這就難以自圓其說了。既然展覽的是活字印刷，為什麼不提這一技術的發明者和改進者畢升和王禎？這能說是尊重歷史嗎？
姚：和韓國這樣大規模的宣傳相比，我國在這方面似乎顯得有些沉默？您覺得作為印刷術的發明國，我國應該做些什麼努力達到以正視聽的目的呢？
肖：像我前面談的，韓國對於活字印刷是做過貢獻的，但是他們的這些成就與我國古代對活字印刷的貢獻相比，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尤其在發明權這一關鍵問題上。他們這樣大做文章，由上到下幾個層次在努力，並且已經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相比之下，我國目前還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國對印刷史的研究、宣傳、重視程度都應該大大加強。在研究方面，我們早在幾年前就申報了幾個與印刷術發明有關的課題，原以為世界印刷大會之前可以批下來，可是到現在已經3年過去了，經費、人員、組織等等方面都還沒有到位。我們印刷博物館的陳列和宣傳就比不上韓國，投資也少。對我國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國這一歷史事實，有些人認為是老生常談，沒有必要再下力氣宣傳。許多國家都發行過印有谷登堡頭像的郵票，收集起來不下幾十種，而有關畢升的郵票，我國卻連一枚都沒有設計發行,有識之士呼籲多年也不見動靜。印刷術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可小覷。因此，捍衛我國印刷術的發明權，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宣傳，不僅僅是讓學習和研究者知道，還應該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在發明印刷術方面的貢獻。
『肆』 活字印刷是誰發明
畢升
畢升（？-約1051）北宋發明家。徽州（今安徽歙縣）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回者。我答國是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圖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現在的木板水印畫仍用此法，統稱為「刻版印刷術」。刻版印刷術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紀出現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紙和制墨等生產技術出現以後，逐漸發明了刻板印刷術。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國已非常盛行，並先後傳至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伊朗等國，影響到非州和歐州。公元十一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印刷術出現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和發明。宋代慶歷（公元1041年）間，畢升首創泥活字版，使書籍印刷更為方便。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畢升發明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為燒硬後，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鐵框的鐵框的鐵板上敷一層攙和紙灰的松脂蠟，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熱，使蠟稍溶化，以平板壓平字面，泥字即因著在鐵板上，可以象雕板一樣印刷。此外，他還研究過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經濟方便。
『伍』 印刷術備世界公認為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中國的活字印刷的發明比歐洲早幾 年
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譯作「谷登堡」、「古登堡」、「古滕貝格」），約1400年出生於德國美因茨，1468年2月3日逝世於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人，他的發明導致了一次媒界革命，迅速地推動了西方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傳播。
他是實際是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人和傳播者，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根本就沒有被廣泛應用，中國人都是搞雕版印刷的，畢升算不得是源頭。
『陸』 究竟是誰發明了印刷術中國還是德國的Gutenberg
中國畢升比德國的早
『柒』 什麼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畢升
畢升發明泥活字，是活字的開端。以後又發展了錫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其中木活字對後世影響較大，僅次於雕版。朝鮮古代曾有過鐵活字。現代鉛合金活字是德國人J.谷登堡於15世紀50年代所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