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271928創造社論戰

❶ 魯迅為什麼罵粱實秋

各代表一個文學陣營的文學論爭。魯迅主張文學是有階級性的，梁實秋認為文學無階級性。

論戰的起因

那是梁實秋從美國回來之後不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他約稿，他把這篇文章又拿來重新發表了一次。文中，梁實秋再次把偉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其時，恰值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於景雲里。景仰盧梭的魯迅對梁實秋的觀點自然深為不滿，在梁文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寫下了《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翌年的《語絲》周刊上，從而揭開了魯、梁論爭的序幕。

問題是，魯迅對梁實秋的不滿迅速由對盧梭的不同看法擴展到「人性論」的問題，相隔僅兩天，他又寫了著名的《文學和出汗》一文，一個多月後，在《擬豫言》一文中，他還以雜文筆法把梁實秋著實嘲弄了一番。梁實秋在深感震驚之餘，不能不接受這一嚴重的挑戰。應該說，對文壇前輩魯迅，他過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現在，他不得不拿起筆來應戰了，盡管他十二分的不情願。

毫無疑問，如單就盧梭問題看，魯迅是正確的。無論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還是對人類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偉大的盧梭都是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的。梁實秋出於一己的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斥責盧梭，終致引起魯迅的憤慨，正是理有固然。魯迅說：「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顯然，魯迅不僅欽佩盧梭，而且表現出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實秋隱隱感到不安並且很不服氣的，是魯迅進行爭論時的「態度」。確實，在上列三篇雜文里，魯迅的文筆是有些不大客氣，像「梁實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國開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為絕非盧梭所及」一類語言，確乎會使人感到極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實秋在回敬魯迅時，不可避免地也帶上了意氣用事的成分。

論戰中的意氣

梁實秋反擊魯迅時所抓到的問題，正是魯迅先生相當敏感的一個問題。他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里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葯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葯太冷，那一服葯太熱，這一服葯太猛，那一服葯太慢。把所有葯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

多年以來，魯迅在文壇上以一支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一直慨嘆碰不上一個像樣的對手而感到孤寂無聊。現在，憑借直感，他明白終於碰上了一個理想的「敵手」，先生的情緒立即亢奮起來。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了一大批火葯味更濃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彈般朝對方擲了過去。這裡面有專門針對梁實秋「不滿於現狀」之說的，有針對梁實秋確實存在的精神「貴族化」傾向的。也有並不針對什麼具體問題，只是行文中興之所至順便捎帶上的。而使得魯迅與梁實秋的矛盾更為深化的另一個分歧，是由對翻譯的不同看法產生的。

如果論爭被嚴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圍，雙方雖然都動了肝火，使論戰意氣用事的色彩不免過濃了些，但總的說來，論戰還是文藝家在文藝范疇之內進行的。但是，由於這場論爭是在范圍更廣闊、也更復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背景下展開的，隨著論爭的深入，不僅范圍在逐步擴大，而且性質也在微妙地發生演變。最後，不同文學思想的爭論終於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從而變得愈加復雜難辨。作為個人，魯迅與梁實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創傷。

論戰的高潮

論戰進入最高潮的標志，是魯迅那篇著名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發表。在這之前，創造社的馮乃超曾著文稱：「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老辣的梁實秋馬上回敬了一槍：「《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說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據說，魯迅先生讀到此文後的反應是，先是冷冷一笑，隨後道：乃超還嫩一些，這回還得我來。於是，寫下了以上那篇影響深遠、多年來被奉為典範之作的名文。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充分調動起他作為雜文聖手的一切潛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邏輯推理式的方式，把「喪家的」用「乏」了的資本家「走狗」的套子，穩穩地戴到了梁實秋的脖頸上。文中的精彩言論幾乎能使人過目成誦：

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但是，話說到這種分寸，就說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談不上是什麼不同文藝思想的沖突了。因而，高潮實際上也即意味著結束。此後，雙方你來我往的交手雖仍然時有發生，但那隻能看作是一場激烈大戰後的餘波了。

❷ 梁魯論戰的《關於魯迅》------------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為什麼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於他的宣傳，因此對於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願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於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於後，我們對魯迅都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於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後，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並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並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漸為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於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裡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麼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於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當面對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智者將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後擇法改之；愚者不謀自贖，反指責對方不詳細告知自己哪裡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樑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檔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檔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這種判斷句毫無力度。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機構，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裡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懷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物件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體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並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Q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Q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物件，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量，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志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這種比較倒實在有胡攪蠻纏之嫌。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於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適當的了解，並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機可能是出於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學價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共產黨的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並觀察人生的整體。（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Matthew Arnold批評英國人巢塞Chaucer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劃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准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❸ 革命文學論爭的大致過程及其對魯迅的影響

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交鋒，也是新舊報刊對話語權威的爭奪。革命文學陣營對「新」的普遍追求和對「舊」的普遍厭棄，使得論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表現為新舊報刊之間的對峙。隨著《大眾文藝》等刊物紛紛刷新改版，報刊編輯、發行上的新陳代謝也反映出革命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和深入。

毋庸置疑，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來看，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都是一場堪與「新文學」論戰等量齊觀的文壇大事件。不過，其過於復雜的歷史構成也使得任何一種簡潔明快的敘述企圖終會落空，尤其是當文學史被還原為「文學的可能性的歷史」時，那種只從文學內部來闡釋「革命文學」論戰的嘗試已經越來越讓人生疑。如果考慮到論爭產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捲入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報刊的事實，那麼，我們不妨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將這場具有重要文學和政治意義的論戰描述為一場「報刊之戰」。其實在論戰漸入高潮時，像鄭伯奇這樣的革命文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論戰與報刊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國文壇有兩個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很可喜的現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關於革命文學的全文壇的論戰」。正是這種一體兩面的共生關系，讓我們有可能從報刊之間的對峙、競爭、轉化和趨同中去透視論戰各方的復雜關系。
1928年1月15日，後期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創刊，其激進的文學態度和政治立場讓它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爆發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這個刊物從醞釀到正式出版卻經歷了一次頗為戲劇性的逆轉。在最初的計劃里，創造社是想與魯迅、蔣光慈等結成同盟，「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這里所謂「共同辦一個刊物」，乃是指「復活」曾名動一時但已停刊許久的《創造周報》。這一計劃得到了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支持，卻遭到成仿吾和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的激烈反對。爭執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據上風，迫使創造社放棄復刊《創造周報》轉而新辦《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創刊伊始即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蔣光慈等原計劃里的「同志」，以四處出擊的方式直接點燃了這場「全文壇的論戰」。
因此，從《創造周報》到《文化批判》，一個出版計劃的改變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團的聚散離合以及整個文壇格局的分化重組。與此同時，是復活一個「舊」雜志還是創辦一個「新」雜志，取捨之間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動時革命文學家對「新」與「舊」的普遍態度。郭沫若說：「至於《創造周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為大家的意思以為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也就是說，一個雜志身上往往凝聚著某種事關重大的時代意義。時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雜志」與之適應。那些過去時代的雜志即便曾經震動一時，但時過境遷，已「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的成仿吾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上為上部建築之一」，因此，「我們要研究文學運動今後的進展，必須明白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而這個「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各個的細胞在為戰斗的目的組織起來，文藝的工人應當擔任一個分野。」雖然正是創造社「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使「文學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運動幸而保持了一個分野」，但無論如何，創造社畢竟還是「代表著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 這樣看來，在一個已經邁向「革命文學」的時代里，去復活一個代表著「文學革命」時代輝煌的《創造周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反動」的。相反，對於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則深信它作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將「在新中國的思想界開一個新的紀元」。《文化批判》一創刊也的確處處以「新」標榜。成仿吾們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詡為「一種偉大的啟蒙」，而且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 為了讀者能盡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新辭源」欄目，每期登載對諸如奧伏赫變、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等這類「新術語」的釋義。
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交鋒，也是新舊報刊對話語權威的爭奪。革命文學陣營對「新」的普遍追求和對「舊」的普遍厭棄，使得論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表現為新舊報刊之間的對峙。隨著《大眾文藝》等刊物紛紛刷新改版，報刊編輯、發行上的新陳代謝也反映出革命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和深入。

【關鍵詞】 革命文學/論戰/報刊/新舊之爭

毋庸置疑，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來看，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都是一場堪與「新文學」論戰等量齊觀的文壇大事件。不過，其過於復雜的歷史構成也使得任何一種簡潔明快的敘述企圖終會落空，尤其是當文學史被還原為「文學的可能性的歷史」① 時，那種只從文學內部來闡釋「革命文學」論戰的嘗試已經越來越讓人生疑。如果考慮到論爭產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捲入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報刊的事實②，那麼，我們不妨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將這場具有重要文學和政治意義的論戰描述為一場「報刊之戰」。其實在論戰漸入高潮時，像鄭伯奇這樣的革命文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論戰與報刊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國文壇有兩個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很可喜的現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關於革命文學的全文壇的論戰」③。正是這種一體兩面的共生關系，讓我們有可能從報刊之間的對峙、競爭、轉化和趨同中去透視論戰各方的復雜關系。
「新」與「舊」的對峙
1928年1月15日，後期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創刊，其激進的文學態度和政治立場讓它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爆發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這個刊物從醞釀到正式出版卻經歷了一次頗為戲劇性的逆轉。在最初的計劃里，創造社是想與魯迅、蔣光慈等結成同盟，「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④。這里所謂「共同辦一個刊物」，乃是指「復活」曾名動一時但已停刊許久的《創造周報》。這一計劃得到了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支持，卻遭到成仿吾和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的激烈反對。爭執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據上風，迫使創造社放棄復刊《創造周報》轉而新辦《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創刊伊始即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蔣光慈等原計劃里的「同志」，以四處出擊的方式直接點燃了這場「全文壇的論戰」。
因此，從《創造周報》到《文化批判》，一個出版計劃的改變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團的聚散離合以及整個文壇格局的分化重組⑤。與此同時，是復活一個「舊」雜志還是創辦一個「新」雜志，取捨之間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動時革命文學家對「新」與「舊」的普遍態度。郭沫若說：「至於《創造周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為大家的意思以為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說，一個雜志身上往往凝聚著某種事關重大的時代意義。時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雜志」與之適應。那些過去時代的雜志即便曾經震動一時，但時過境遷，已「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的成仿吾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上為上部建築之一」，因此，「我們要研究文學運動今後的進展，必須明白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而這個「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各個的細胞在為戰斗的目的組織起來，文藝的工人應當擔任一個分野。」雖然正是創造社「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使「文學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運動幸而保持了一個分野」，但無論如何，創造社畢竟還是「代表著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⑦ 這樣看來，在一個已經邁向「革命文學」的時代里，去復活一個代表著「文學革命」時代輝煌的《創造周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反動」的。相反，對於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則深信它作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將「在新中國的思想界開一個新的紀元」⑧。《文化批判》一創刊也的確處處以「新」標榜。成仿吾們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詡為「一種偉大的啟蒙」，而且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為了讀者能盡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新辭源」欄目，每期登載對諸如奧伏赫變、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等這類「新術語」的釋義。
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戰線,走在當時革命文學論爭的前列.從此,魯迅的文學生涯真正意義的開始啦.

❹ 魯迅筆下中國歷史作為一種循環為何一再循環

一、魯迅自幼浸淫的「歷史循環觀」
自先秦以來的古代社會，古代文化模式與文明程度沒有實質發展或突破，「歷史循環觀」是社會普遍認可的歷史觀。這種史觀源頭在孟子時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說過：「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他的政治主張和歷史觀是復古倒退的，以歷史循環為必然，歷史成為了毀了建、建了毀的游戲。[1]戰國末年，呂不韋在戰國後期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的基礎上進行發展，使「金、木、水、火、土」陰陽五行結構具有自我運動、自我調節功能，成為完整體系。西漢正式將「五德循環」確立的同時，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循環論，歷史循環思想在此具有兩種完備的形態。在司馬遷、班固等史學家把理論運用到史學實踐，這種歷史循環的傳統史觀就一直延續了下來。[2]在《三國演義》的得勝頭回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論語》、《孟子》等古文經典對於古時的文人是從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誦的，考過科舉的魯迅自然對此耳熟能詳，對循環觀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這種歷史循環觀的影響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是處於一種壓抑狀態的。魯迅生於這樣的社會，經歷了家庭從小康到衰敗，深刻體會這社會制度下世間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國也經歷著從天朝上國美夢中墜落到任西方列強凌辱的境遇。他對現實充滿著不滿，而他厭惡現實，這種歷史循環觀的悲觀主義就對他產生重壓。王曉明對魯迅接受著歷史循環觀的壓迫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他認為歷史循環觀及附屬於他的歷史「今不如昔」的觀念阻礙著魯迅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這種悲觀的循環觀告訴魯迅，他的精神寄託——未來並不是真正的將來，而是過去，改變現狀就要復活過去，但現實的既存勢力比他更接近過去，而悲觀將把他誘入失望的邊緣。[3]
二、接受「進化論」——沖破「歷史循環觀」的狂喜
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求學時，魯迅在新黨總辦的影響下開始接觸新書，《朝花夕拾》中他回憶了初步接觸進化論的過程。他不理會老輩給他參康有為變法的報紙，一有空閑便看《天演論》。至此，他便到處搜尋嚴復的書來看，《嚴復集第一冊》中「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4]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循環觀的質疑，未嘗不使他那顆愛國的青年心中熱血沸騰。
1902年，魯迅到日本後，接觸了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1907年在日本他把後來學習的泰勒斯、黑格爾、赫胥黎、保羅生等的進化觀點整理論文《人之歷史》，對嚴復的《天演論》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論文《科學史教篇》《文化偏執論》、《摩羅詩力說》都有一條明確的主線，就是要立人立國，通過尼采式的超人啟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獨立聲音，建立一個真正的「人」國。
他相信人性的進化，認為青年必勝於老年，注重對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導培養。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從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養」、「保」的「歷史循環觀」。面對中國的舊道德觀的沖擊，他直直地佔領「聖人之徒」的制高點來宣傳他的新思想，怎樣做父親，就是要傳統的人對傳統做一個徹底的了斷，用誠與愛培養下一代，讓他們從舊的黑暗中解放出來，而「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魯迅同時還對中國的傳統的腐朽思想進行批判，他批評所謂的「國粹」，從語言文字背後來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對不易普及的繁難文言古字猛烈抨擊，他對統治中國的儒家思想作透徹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們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系。」 [6]在他看來，孔子思想和儒術是殺人的「軟刀子」[7]
三、進化論的湮滅——跌入歷史循環的掙扎
對一種理論產生懷疑來自於實踐中的挫敗，而對一種理論懷疑而產生巨大的創痛感，是因為對這種理論曾經過分相信與推崇。接受了進化論，並對之進行一番考校後，魯迅確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諸實踐，做一個新中國的啟蒙人。然而《新生》雜志卻在一陣喧嚷後流產了。《吶喊<自序>》記錄了這一經歷，也記載了魯迅的心緒，他用各種方法麻醉自己的靈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國民中」、「回到古代」，進入「歷史循環」的舊的體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為生計奔波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了，他參加過的光復會的舊識在紹興軍政府當了都督，他被委任為紹興師范學堂的校長。他內心的熱情又被迅速點燃了，一切彷彿都在朝他曾夢想的那樣在「進化」。他鼓勵學生創辦《越鐸日報》，恢復了原來辦《新生》的熱情。然而，現實卻很快讓他失望了。王金發不僅不再維護革命的綱領，而且與原先的官僚勾結，摧毀了《越鐸日報》編輯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當部員，卻又在有稱帝野心的袁世凱壓迫下過著抄校古碑以避文禍日子。[9]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這篇中，魯迅先是揭露了被傳統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們不是為了自己和國家而奮起的人民，而是按照傳統的固定的思維，阻礙著歷史的前進。魯迅憤慨而痛苦的質問「『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經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的把戲而已么？」 [10]
魯迅對「中華民國」抱有的憧憬煙消雲散，經歷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國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過是農民的一種造反邏輯，在《學界三魂》中魯迅說造反是中國最大有利的買賣。他一向的「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進化思想，在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傷痛的同時也從內心得到了瓦解。他發現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機思想，這與原來的小農造反在根本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他再次發出了警告「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絕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11]隨著魯迅的進化論的瓦解，還未接受階級論的時候，他不住地跳入歷史循環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掙扎。
四、魯迅小說中循環的悲觀生命意識
魯迅極力想要擺脫悲觀的歷史循環論，甚至否定中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但正是這種不斷掙扎而產生的決然反叛態度，反而說明了這種循環意識對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為魯迅在幼時便紮根意識的觀念，這種循環的悲觀不知不覺生長成意識的背景，即使被暫時遺忘，在某種境遇獨自面對自己時，它便會不知不覺在生命中彌漫起來。魯迅小說中就不時透露出的這種悲觀的循環意識。

❺ 魯迅與郭沫若為何掀起口水大戰

魯迅與郭沫若的恩怨由來已久，郭沫若曾在魯迅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甩給魯迅「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和「二重反革命」三口鍋，魯迅也沒少回敬郭沫若幾招匕首和投槍式的諷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這兩位文學大家曾為媒婆與處女的問題爭論不休，甚至還掀起了一場口水風波。

魯迅

那麼，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二人又為何糾結這個問題呢？

首先，我們要更正一點的是，這里的媒婆與處女只是一種比喻，並非是生活中的具體所指。

1921年1月，郭沫若在給李石岑的信中，表達了他對翻譯事業的見解：「我覺得業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翻譯事業於我國青黃不接的現代頗有急切的必要，不過只能作為一種附屬事業，不能凌駕於創造、研究之上，而狂震其暴威。」最後，郭沫若總結說：「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該稍加遏制」

郭沫若的這種「翻譯是媒婆」的觀點出現後，立刻遭到了文學研究會的討伐。

郭沫若

1921年6月10日，1921年6月10日，鄭振鐸在《文學旬刊》上發表《處女與媒婆》一文，質疑郭沫若「翻譯是媒婆」的說法，認為他「未免有些觀察錯誤了。」

作家矛盾也於1922年2月21日，在《文學旬刊》上對郭沫若的這一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翻譯不僅僅是媒婆，也是創造。

而魯迅對郭沫若的批評卻是很嚴厲的，1932年12月，「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於是也遭到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

魯迅塑像

然而，郭沫若對同志們的批評不以為然。郭沫若隨後在《創造十年·發端》裡面回應魯迅：「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創作（這三句話是魯迅對創造社的評價），這倒不是什麼罪惡。」「恨翻譯？」尤其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裡面的一個人，我也翻譯過不少東西，也重譯了不少東西。這些東西在魯迅先生看來自然是值不得大眼一瞥了，魯迅先生大約就是根據這些罷？這好像就是說你恨酸了的麵包，便是恨麵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邏輯。」

郭沫若的回應是針鋒相對的，在文中還將魯迅這種評價稱為「阿Q式的邏輯」。

1935年3月，魯迅在《非有復譯不可》一文中指出：「可憐得很，還只譯了幾個短篇小說到中國來，創作家就出現了，說它是媒婆，而創作是處女。在男女交際自由的時代，誰還喜歡和媒婆周旋呢，當然沒落」

此後，郭沫若與魯迅、矛盾等人圍繞翻譯是媒婆、創作是處女這一問題進行多次論戰，在文藝界掀起了一場大討論。

為何魯迅等人認為翻譯是媒婆的說法是錯誤的呢？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教育事業落後，很多著作必須要靠從外國翻譯過來，但由於語言文字習慣的不同，翻譯往往需要翻譯者進行有針對性的翻譯，這個過程甚至比創作還要艱難。

魯迅在創作

為何這樣說呢？我們從魯迅好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的記載就可以看出來翻譯的艱難，「魯迅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更是一件艱苦的奇功······當魯迅卧病的時候，我先去訪問，談到這部譯本，他告訴我:『這番真弄得頭昏眼花，筋疲力盡了。我一向以為譯書比創作容易，至少可以無須構想，那裡知道是難關重重。說著還在面孔上現出苦味。」

郭沫若倡導翻譯是媒婆，要對翻譯遏制，提倡創作是純女，呼籲創作。這在當時的中國是難以實現的，西學東漸如果沒有翻譯就無法學習到西方最新的知識。在那個落後的年代，單靠創作是無法實現文化強國的。

郭沫若塑像

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固執的一面。

❻ 民國筆戰：魯迅罵梁實秋喪家走狗

論戰的起因 那是梁實秋從美國回來之後不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他約稿，他把這篇文章又拿來重新發表了一次。文中，梁實秋再次把偉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其時，恰值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於景雲里。景仰盧梭的魯迅對梁實秋的觀點自然深為不滿，在梁文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寫下了《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翌年的《語絲》周刊上，從而揭開了魯、梁論爭的序幕。 問題是，魯迅對梁實秋的不滿迅速由對盧梭的不同看法擴展到「人性論」的問題，相隔僅兩天，他又寫了著名的《文學和出汗》一文，一個多月後，在《擬豫言》一文中，他還以雜文筆法把梁實秋著實嘲弄了一番。梁實秋在深感震驚之餘，不能不接受這一嚴重的挑戰。應該說，對文壇前輩魯迅，他過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現在，他不得不拿起筆來應戰了，盡管他十二分的不情願。 毫無疑問，如單就盧梭問題看，魯迅是正確的。無論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還是對人類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偉大的盧梭都是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的。梁實秋出於一己的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斥責盧梭，終致引起魯迅的憤慨，正是理有固然。魯迅說：「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顯然，魯迅不僅欽佩盧梭，而且表現出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實秋隱隱感到不安並且很不服氣的，是魯迅進行爭論時的「態度」。確實，在上列三篇雜文里，魯迅的文筆是有些不大客氣，像「梁實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國開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為絕非盧梭所及」一類語言，確乎會使人感到極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實秋在回敬魯迅時，不可避免地也帶上了意氣用事的成分。 論戰中的意氣 梁實秋反擊魯迅時所抓到的問題，正是魯迅先生相當敏感的一個問題。他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里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葯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葯太冷，那一服葯太熱，這一服葯太猛，那一服葯太慢。把所有葯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 多年以來，魯迅在文壇上以一支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一直慨嘆碰不上一個像樣的對手而感到孤寂無聊。現在，憑借直感，他明白終於碰上了一個理想的「敵手」，先生的情緒立即亢奮起來。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了一大批火葯味更濃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彈般朝對方擲了過去。這裡面有專門針對梁實秋「不滿於現狀」之說的，有針對梁實秋確實存在的精神「貴族化」傾向的。也有並不針對什麼具體問題，只是行文中興之所至順便捎帶上的。而使得魯迅與梁實秋的矛盾更為深化的另一個分歧，是由對翻譯的不同看法產生的。 如果論爭被嚴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圍，雙方雖然都動了肝火，使論戰意氣用事的色彩不免過濃了些，但總的說來，論戰還是文藝家在文藝范疇之內進行的。但是，由於這場論爭是在范圍更廣闊、也更復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背景下展開的，隨著論爭的深入，不僅范圍在逐步擴大，而且性質也在微妙地發生演變。最後，不同文學思想的爭論終於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從而變得愈加復雜難辨。作為個人，魯迅與梁實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創傷。 論戰的高潮 論戰進入最高潮的標志，是魯迅那篇著名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發表。在這之前，創造社的馮乃超曾著文稱：「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老辣的梁實秋馬上回敬了一槍：「《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說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據說，魯迅先生讀到此文後的反應是，先是冷冷一笑，隨後道：乃超還嫩一些，這回還得我來。於是，寫下了以上那篇影響深遠、多年來被奉為典範之作的名文。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充分調動起他作為雜文聖手的一切潛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邏輯推理式的方式，把「喪家的」用「乏」了的資本家「走狗」的套子，穩穩地戴到了梁實秋的脖頸上。文中的精彩言論幾乎能使人過目成誦： 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但是，話說到這種分寸，就說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談不上是什麼不同文藝思想的沖突了。因而，高潮實際上也即意味著結束。此後，雙方你來我往的交手雖仍然時有發生，但那隻能看作是一場激烈大戰後的餘波了

❼ 魯迅作為青年運動領導人的事件

在魯迅的生活當中，幫助青年學生是很經常的事情，無論是創作方面還是生活方面，他都會盡己所能、鼎立相助，也因此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許廣平在回憶錄中曾經說，魯迅為了幫助青年，「逐字逐頁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譯稿，幾乎費去先生半生功夫。」 即使像後來成為文壇巨匠的矛盾等人也都得到過魯迅的幫助。為了校勘他翻譯的《一個青年的夢》，魯迅不惜勞累，幾乎耗費了整晚的時間。

青年木刻工作者曹白，因為刻了一張盧那察爾斯基的肖像，就被國民黨反動派以創作「普羅藝術」、「鼓吹階級斗爭而示無產階級必有專政一日」的「罪名」逮捕入獄，受盡嚴刑拷打。出獄後，他又為一個木刻展覽會刻了《魯迅像》和《魯迅和祥林嫂》，但檢查官卻抽出了《魯迅像》，不準展出。曹白把這張木刻像寄給魯迅。魯迅不僅復信對曹白給予支持，還想將他坐牢之事寫成文章發表。並鼓勵曹白說：「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

青年作者許欽文曾持孫伏園的信到教育部里去找魯迅先生幫著找工作。但當時教育部不需要人手，就把自己身上僅有的20元錢給了他。魯迅為自己不能使求助的青年不失望而暗自難過。許欽文談到魯迅對青年的幫助時說：「我們從（魯迅）給李秉中的信，就可以知道魯迅先生是這樣幫助青年學生的，不但把自己僅存的二十元借給他，而且還從別處設法來解除他的困難。魯迅先生當初在教育部里收入不算少，可是他自己，經常穿著兩個膝髁上補綴得好象貼著膏葯的褲子，據說還是在日本留學時做的。他的錢，除擔負家用、買書以外，差不多就是幫助青年、代學生交學費等用掉的。」許欽文的處女作《故鄉》，不但由魯迅編定，而且還是他用自己《吶喊》的版稅印成的。

1934年的深秋時節，蕭軍和蕭紅乘上一艘日本輪船，離開青島，駛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會文壇大師魯迅。在此之前，蕭軍曾懷著虔敬的心情，給魯迅先生寫過一封信，而魯迅的及時復信，則使這兩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實證明，魯迅的回信是具有歷史性的，倘若先生當時對蕭軍的來信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或未及時答復，那麼兩蕭的未來命運將會如何呢？我們不得而知。由此可見，蕭紅與蕭軍確實是非常幸運的，在他們還名不見經傳的時候便得到了魯迅這樣的文壇盟主的誠懇相待，作為欲在文壇上大展宏圖的年輕人來說，還有比這更令人興奮的嗎？

11月30日，對於蕭紅蕭軍來說無疑是一個盛大的喜慶之日，根據約定的時間，兩蕭准時來到了內山書店。出入意料的是，魯迅已在那裡等候他們了，這使蕭軍蕭紅簡直有點不知所措。魯迅邁著緩慢的步子走過來，平靜地問道：「是劉先生悄吟女士嗎？」二人迷亂地點著頭。接著，先生便引導二人走出書店到一家不遠的咖啡店。也許，按照兩蕭本來的設想，與先生初次見面的一剎那不應是這樣的，他們可能要說上許多問候語，場面也會比眼前發生的熱烈。然而，剛才發生的一幕卻是如此的樸素，如此的自然，多餘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這使兩個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狀態，不再感到有什麼拘束。特別是當蕭紅望著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一代大師原來竟是出奇的平和與充滿善意時，那橫亘在大人物與無名之輩之間的界限頓時消失了。蕭紅注視著眼前這位面色蒼白顯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臉頰消瘦，顴骨突出，嘴上留有濃密的唇髭，頭發極富於特徵，硬而直立，眼睛喜歡眯起來，但目光卻異常銳利，後來蕭紅曾特別描述過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個時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盡管魯迅的外表與蕭紅想像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給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難忘的，這就是傑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樸和自然。他們從不靠什麼精心的包裝來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極度的坦誠贏得你的尊敬。

出於對導師的熱愛和關心，第一次會面後不久，兩蕭便懷著不安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以表達對魯迅健康狀況的憂慮。關於這一點，魯迅顯示出他一貫特有的達觀態度，指出這是自然法則，不必為此而悲哀。其次，魯迅回信中更多是對兩蕭的指導和幫助，特別是當他看到兩人目下正處於一種焦躁狀態無法工作時，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們的現在的這種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發展起來，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會上的情形，以及各種人們的臉。」毫無疑問，在先生忠告的背後所包含的無限情意，兩蕭是深深體會到的。

從此，在魯迅的引導下，蕭軍和蕭紅開始走入上海文壇，並與當時的許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廣泛聯系，而他們與魯迅之間的友誼，則對日後自身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當時，青年學生來找魯迅先生的人很多。魯迅不僅喜歡青年的訪問，也費盡苦心鼓勵和培養他們。為了要給中國培養切實的翻譯工作者，他對李霽野翻譯的俄國安德列夫的劇本《往星中》十分重視，不僅仔細看了譯稿，並約李霽野面談，提出修改意見。為了給青年翻譯工作者創造出版條件，還在以後特地成立了未名社，而魯迅則是該社的主要出資人。因為要換取學費，李霽野想將自己翻譯的《黑假面人》賣出去。韋素園在給魯迅的信中順便提了一下，魯迅在回信中就提出自己可以先借錢給李霽野，書還是由未名社來印，待賣出後可以用收回的錢來還。韋素園是李霽野的小學同學，也是魯迅的年輕朋友之一。當魯迅先生得知韋素園患的是肺病時，非常關心，去信勸他好好保養，不要過度勞累。他去醫院看望韋素園時，素園在談了幾個小時後才想起請先生吸煙。為了避免使病室里有煙味，魯迅幾次搖頭說不吸了。直到素園再三說了對自己無妨，魯迅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遠遠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紙煙。

魯迅先生關心愛護和幫助青年學生，同時他也贏得了青年們的擁護和愛戴。據許羨蘇（淑卿）回憶說：「魯迅住在莽原社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我給他送東西去，剛走到門口，突然有三個象大學生樣的青年來找他。魯迅的學生，只要經常來訪的，我都認識，而這三個我都不認識。他們問我，魯迅先生在家不？我大聲地答復他們：他不在！那時心裡多著急呀！要是這三個人是壞人，可怎麼辦？我生怕他們沖進去找，就攔在門口不走，我一直等到這三個人走了，才進屋去。這以後，魯迅就只好裝作病人，躲到舊刑部街山本醫院去了。」

蕭紅則是在一家炸油條的鋪子里看到魯迅的手稿被用來包油條，那是一張《表》的譯稿，便趕快買下來並寫信告訴魯迅。從這些細節里，可見魯迅先生在青年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就連中共兩廣區區委書記陳延年要廣東學生運動領導人畢磊去見魯迅時都說：「魯迅這個人喜歡年青人，你們去的時候要活潑一點。」畢磊在《歡迎了魯迅以後》一文中寫道：「魯迅先生這次南來，會幫助我們喊，指導我們喊，和我們一同喊。」反映了當時許多革命青年的心情。

郁達夫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到這樣一件事情。1929年許廣平生下周海嬰的時候，魯迅先生已經48歲，而此前魯迅先生始終沒有孩子。這個時候有一個魯迅在廣州認識的文學青年，見魯迅沒有兒子而又非常喜歡自己，就一廂情願地想給魯迅當兒子，連同女朋友一起住到魯迅在上海的家裡。後來見魯迅沒有這個意思，就要求魯迅給他謀一個職業。魯迅對於這個素昧平生的文學青年給予了極大的幫助，托朋友在商務印書館找一個校對和打雜的工作，由魯迅私下裡出錢給商務印書館為青年發工資。後來，這個青年也許出於良知，也許是有其它的門路，自己走了。郁達夫的文章中沒有說到這個青年的名字。但是，這件事情，卻正印證了魯迅對於青年的關心和愛護。不論什麼情況，只要求助到他，他都會盡自己的最大努力。

魯迅除了對青年的不遺餘力的幫助之外，對於那些能夠迷途知返的青年也表現了極大的大度和寬容。20年代，當時創造社的一部分青年與魯迅進行了一番論戰。後來這些青年在地下黨的說服下，意識到攻擊魯迅的錯誤，主動到魯迅家裡去。魯迅非常高興地以戰友和同志的真摯感情和他們傾心交談，善良而坦率地批評他們的主觀主義。魯迅含蓄地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金扁擔」的故事：有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麼挑水呢？自己接著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擔」。一個是「柿餅」的故事：一個農婦，一天清晨醒來，想到皇後娘娘是怎樣享福的，她想皇後娘娘一醒過來，一定就叫：大姐，拿一個柿餅來吃吃。這兩個故事，當時令創造社的年輕作家們慚愧萬分。因為，他們發現，他們並不真正了解魯迅，他們幼稚的主觀，不僅僅傷害了魯迅，而且也傷害了自己。

魯迅先生為了幫助青年，夜以繼日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他接待來訪的青年，鼓勵他們起來戰斗；他給不少來信求教的青年寫了許多回信，告誡他們同舊勢力較量必須「鍥而不舍」；他帶領文學青年，創辦有戰鬥力的文藝周刊，讓他們為改造社會出力。從《魯迅日記》中也可以看出，魯迅幾乎每個白天都要接待青年學生，而到了夜晚，他除了自己寫作外，有很多時候還要負責校勘改寫青年的手稿。可以說，魯迅的生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為青年們而燃燒，而青年們也把他當作了人生的導師和新文化的旗手。

❽ 如何評價魯迅與創造社之間的論戰

論戰抄本身沒什麼意思，倒襲是論戰之外的其他有意思。

魯迅說不存在革命文學，只存在革命家文學，革命是拋頭顱撒熱血的事，哪兒有空來搞文學，等到革命家們成了功，所謂革命文學者，要麼是書生的痴想，要麼馬屁精的阿諛奉承，「等到陶淵明寫悠然見南山」的時候，也許已經有了些許醉意了，何況他也未必拿鋤頭。

魯迅後來又說，文藝和政治總是說不到一起去的，文藝家總是敏感，大眾還在忍耐的時候，文藝家已經起來大鬧了，這自然為政治家所不許，所以無非是迫害，流放，甚至殺頭，等到大眾終於覺悟，起來革命時，才發現文藝家所說的不錯，將文藝家尊為先賢，但等到革命完成，革命者成了政治家，則不多時文藝家又不滿了，又出來說話，這反倒是革命者~~也就是現在的政治家們所不滿的，於是照樣的殺頭，流放，迫害。事後看來，魯迅每一個地方都說中了。

❾ 魯迅和 梁實秋論戰是為什麼最終目的是要做什麼

論戰的起因
那是梁實秋從美國回來之後不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復旦旬刊》創刊，編者向他約稿，他把這篇文章又拿來重新發表了一次。文中，梁實秋再次把偉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大大攻擊了一番，並對女子的教育問題發了一通議論。其時，恰值魯迅剛剛從廣州來到上海，定居於景雲里。景仰盧梭的魯迅對梁實秋的觀點自然深為不滿，在梁文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寫下了《盧梭與胃口》的雜文，發表在翌年的《語絲》周刊上，從而揭開了魯、梁論爭的序幕。

問題是，魯迅對梁實秋的不滿迅速由對盧梭的不同看法擴展到「人性論」的問題，相隔僅兩天，他又寫了著名的《文學和出汗》一文，一個多月後，在《擬豫言》一文中，他還以雜文筆法把梁實秋著實嘲弄了一番。梁實秋在深感震驚之餘，不能不接受這一嚴重的挑戰。應該說，對文壇前輩魯迅，他過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現在，他不得不拿起筆來應戰了，盡管他十二分的不情願。

毫無疑問，如單就盧梭問題看，魯迅是正確的。無論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還是對人類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偉大的盧梭都是永遠值得後人景仰的。梁實秋出於一己的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斥責盧梭，終致引起魯迅的憤慨，正是理有固然。魯迅說：「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顯然，魯迅不僅欽佩盧梭，而且表現出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實秋隱隱感到不安並且很不服氣的，是魯迅進行爭論時的「態度」。確實，在上列三篇雜文里，魯迅的文筆是有些不大客氣，像「梁實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國開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為絕非盧梭所及」一類語言，確乎會使人感到極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實秋在回敬魯迅時，不可避免地也帶上了意氣用事的成分。

論戰中的意氣

梁實秋反擊魯迅時所抓到的問題，正是魯迅先生相當敏感的一個問題。他說：「有一種人，只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里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葯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葯太冷，那一服葯太熱，這一服葯太猛，那一服葯太慢。把所有葯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

多年以來，魯迅在文壇上以一支筆橫掃千軍，所向披靡，一直慨嘆碰不上一個像樣的對手而感到孤寂無聊。現在，憑借直感，他明白終於碰上了一個理想的「敵手」，先生的情緒立即亢奮起來。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了一大批火葯味更濃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彈般朝對方擲了過去。這裡面有專門針對梁實秋「不滿於現狀」之說的，有針對梁實秋確實存在的精神「貴族化」傾向的。也有並不針對什麼具體問題，只是行文中興之所至順便捎帶上的。而使得魯迅與梁實秋的矛盾更為深化的另一個分歧，是由對翻譯的不同看法產生的。

如果論爭被嚴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圍，雙方雖然都動了肝火，使論戰意氣用事的色彩不免過濃了些，但總的說來，論戰還是文藝家在文藝范疇之內進行的。但是，由於這場論爭是在范圍更廣闊、也更復雜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背景下展開的，隨著論爭的深入，不僅范圍在逐步擴大，而且性質也在微妙地發生演變。最後，不同文學思想的爭論終於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從而變得愈加復雜難辨。作為個人，魯迅與梁實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創傷。

論戰的高潮

論戰進入最高潮的標志，是魯迅那篇著名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發表。在這之前，創造社的馮乃超曾著文稱：「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老辣的梁實秋馬上回敬了一槍：「《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話說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據說，魯迅先生讀到此文後的反應是，先是冷冷一笑，隨後道：乃超還嫩一些，這回還得我來。於是，寫下了以上那篇影響深遠、多年來被奉為典範之作的名文。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充分調動起他作為雜文聖手的一切潛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邏輯推理式的方式，把「喪家的」用「乏」了的資本家「走狗」的套子，穩穩地戴到了梁實秋的脖頸上。文中的精彩言論幾乎能使人過目成誦：

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但是，話說到這種分寸，就說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談不上是什麼不同文藝思想的沖突了。因而，高潮實際上也即意味著結束。此後，雙方你來我往的交手雖仍然時有發生，但那隻能看作是一場激烈大戰後的餘波了。

❿ 魯迅認為二十年代末期與創造社、太陽社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

一方面反對那些只說不做的空洞的極左作風，另一方面也給逼迫著翻譯和捧讀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