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契是誰發明

❶ 書契的簡介

關於中國古代文字的產生，古書有不同的說法。先秦時代的《易·系辭傳下》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系辭傳下》中又說，「作結繩」和「作八卦」都是庖犧氏的事。雖然「後世聖人」究竟是誰沒有說，總之是庖犧氏以後的事了。後來假託孔安國作的《尚書序》中說：「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結繩說成是伏犧氏以前的事。但仍然認為：書契的發明晚於結繩，而且是代替結繩之用的。
「書契」一詞，今天的《辭源》、《辭海》、《漢語大詞典》都列出兩種解釋，以《辭源》為例，一是「猶言文字」；二是「契約之類的文書憑證」。而且，從這些辭書所舉的書證來看，都認為《易·系辭傳下》和《尚書序》中的「書契」是指文字而言，而《周禮》中提到的「書契」是指契約之類的憑證而言。
其實，這些辭書中列出的兩種解釋，都不是「書契」一詞的本義。
在紙發明以前，用簡牘為主要書寫載體的時代，「書契」本來是人們生活中習見的一種事物。它一般是一式兩份，一方面在兩件簡牘上都寫上字，另一方面把兩者並在一起，同時在一側刻上一定數量的齒，然後由當事雙方各執其一，作為便於驗對的憑證。用文字記錄有關事項，刻齒就起到今天蓋騎縫章的作用。今天在居延、敦煌等地發現的漢代簡牘中，可以見到很多這種又寫了字又刻有齒的「書契」。有的是涉及糧、錢、物出入往來的憑據，有的是出入關卡的通行證，有的是執行邊防任務的證件，不一而足。據日本學者米刃山明的研究，刻齒不但起驗對的作用，不同齒形和齒數還起著記錄有關數值的作用。[1]
《周禮》中提到的「書契」正是指的這種東西。例如《周禮·質人》「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東漢學者鄭玄注釋這段文字時說：「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可見鄭玄還了解這種在市場上做買賣時曾經廣泛使用的券契，它既是交易的憑證，又是發生糾紛打官司的依據。「書兩札（札也就是簡），刻其側」扼要而准確地表現了券契的特徵。《周禮·小宰》中也提到「書契」，「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鄭玄注文中引鄭眾的說法：「書券，符書也」也是對的。關於漢代的符券可以舉一個例子。在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一件木質的符券，長14.5厘米，寬1.2厘米，正面寫著「平望青堆燧警候符左券齒百」，下端有一穿孔，穿著一條黃絹繩，以便佩帶。這件警候符的上端右側有一個刻齒，齒的缺口中有一個左半的「百」字。[2]看來，在驗證持符者的身份時，不但要把這件「左券」和右券的刻齒對上，還要使缺口中的百字的兩半密合。這比單靠刻齒對合更加鄭重其事。
因為竹木易朽，漢代以前的書契現在還沒有發現過。但戰國文獻中常提到「左契」、「右契」。如《老子》中有「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禮記·曲禮》中有「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韓策》中有「操左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等等。還有的文獻中提到券契的齒，例如《管子·輕重甲》「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區之數。」《列子·說符》「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說符》的記載明顯反映了刻齒兼有記數值的作用。由此可見，現在一般認為是戰國成書的《易·系辭傳》中使用的「書契」一詞，理應是指這種既寫字又刻齒的券契。
漢代以後，簡牘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唐代的陸德明對這種刻齒的券契已經不甚了了，他在《經典釋文》中解釋《尚書序》「書契」一詞時說：「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雲：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雲：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他不知道書契上的文字本來是寫在簡牘的正面的，而契才是刻在簡牘的側面的，把鄭玄說的「書兩札，刻其側」誤解為寫字也是寫在簡牘的側邊。還把他的這種理解強加在鄭玄頭上。當然，像上文提到的警侯符，在側邊是寫一個百字用以合符的，所以陸德明說的「書其側」，不能說全不對。但應該強調的是，真正能起到「言其事」作用的文字，本是寫在簡牘正面的。陸德明所提到的另一種解釋「以書契約其事也」，已經不再把「契」理解為刻齒，就使「書契」一詞變成「起契約作用的文書」之意。這種傾向，早在東漢已經出現了。鄭玄在注《周禮·小宰》「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時，不採取鄭眾「符書」的說法，而主張「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就把契虛化為「總帳」、「案卷」的抽象意義了。唐人賈公彥作疏時曲意附和鄭玄的說法，批評鄭眾說：「雲『書契，符書』也者，謂官券符璽之書。此據官予民物，何得為符璽之書解之?」這是因為賈公彥根本不知道漢代的「符書」是什麼樣子，把它誤解為有官印的文書。其實，在居延和敦煌簡牘中，不少官方的錢物出入憑證正是和符書一樣有刻齒的。所以《周禮·冢宰》的「書契」，和《周禮·質人》的「書契」一樣，也是「書兩札，刻其側」的券，並不需要另作解釋。就是《左傳》中的「晉侯使士平王室，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其中提到的「要」，在當時也正是書契形式的合約，而不是一般意義的文書。
東漢時代是一個紙和簡並行的時代，劉熙《釋名·釋書契》中說：「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永不滅也。」正反映了這種過渡性的歷史特點。該篇中還提到「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可見古來簡牘側面刻齒紀數的習慣還沒有全然淡出人們的意識。但是「書契」一詞畢竟不是人人都知道其本義了。隨著「書契」之「契」在含義上的虛化，人們對「書契」一詞的理解就越來越偏重於文字一義了。所以，班固在作《漢書》時使用「書契」一詞，就幾乎完全當成「文字」的典雅的說法了。如「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古今人表》）「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司馬遷傳贊》）。特別是對中國文字學產生巨大影響的《說文解字》，在其《敘》中先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接著又說「倉頡之初作書」，也是把「書契」和「書」作為同義語換用的。因此東漢以後的文人學士，絕大多數都承襲了這種習慣的用法。偽古文《尚書序》的作者，正是把「書契」作為文字的同義語來用的，所以在「造書契」之後，緊接著就說「由是文籍生焉」。
到了唐代，像陸德明那樣還能重視「書契」一詞原始意義的學者，不止一個。顏師古在注《漢書·古今人表》「書契」一詞時，就提出了「契，謂刻木以記事。」
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把《系辭傳》中的「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解釋為：「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他們雖然都主張書契之契不能虛化，但把它分別解釋為文字和刻木，還是沒能弄明白古時的「書契」究竟是什麼東西。
根據以上分析，今天在辭典中為「書契」作解釋，至少應該列出三條：第一條最原始的意義，應該是「正面寫字、側面刻齒以便驗對的竹木質券契」。可引《周禮·質人》及鄭玄注和《周禮·小宰》及鄭司農注為主要書證。第二條是「有契約性質的文書」，可引《周禮·小宰》及鄭玄注為主要書證。第三條是「指文字」，可引《說文解字敘》中先說倉頡造書契，後又說倉頡作書為主要書證。但是，第二、第三種解釋其實都是漢代人的認識，所以先秦文獻如《易·系辭傳》中提到的書契，顯然應該按其原始的意義來理解才對。
近代殷墟甲骨發現後，最早的甲骨研究者之一羅振玉認為從甲骨刻辭可以「知古書契之形」，他說：「倉頡之初作書，蓋因鳥獸蹏迒之跡，知最初書契必凹而下陷。契者刻也，《荀子》之鍥即契之後起字。小而簡冊，大而鍾鼎，莫不皆然。故龜卜文字為古人書契之至今存者。」[3]他對「書契」一詞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即「刻出來的文字」。到1912年發表他收藏的甲骨文時，就起名叫《殷墟書契》，後來又陸續出了《殷墟書契後編》、《殷墟書契續編》。這樣一來，甲骨文就被很多研究者稱為「書契」了。雖然早在1904年孫詒讓的《契文舉例》一書中已經把甲骨文稱為「契文」，但這只是說甲骨文是刻成的文字而已。經羅振玉這樣一發揮，就把古已有之的「書契」一詞重新被詮釋為刻成的文字了。
甲骨文被發現後，古文字學界和一般知識界長期流行一種誤解：認為商代既然沒有紙，寫字就只能用刀刻在甲骨上的。羅振玉知道甲骨文中的「冊」字是象簡冊之形的，所以竹木製的簡在商代也肯定已經存在。但他大概相信蒙恬造筆之說，所以他認為先秦簡冊上的字也是刀刻的。這種「書契」就是用刀刻成的文字的見解，影響很廣，例如朱自清在《經典常談·〈說文解字〉》中就說：「『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辭海》還把這種觀點寫進辭條「書契」中，「①指文字，契就是刻，古代文字多用刀刻，故名。」
其實，田野考古證明，早在文字產生之前的仰韶時代，陶器上美麗流暢的花紋就是用毛筆繪制的，陶器上不同形式的記號也是用毛筆作出來的。原始的有很強圖畫性的文字，自然應該也是使用毛筆寫的。在早於殷墟的時期，鄭州小雙橋遺址中就已經發現過朱筆和墨筆寫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4]殷墟的卜用甲骨上不僅有刻的卜辭，同時也存在朱墨兩色的書寫文字。[5]此外還有寫在石器、玉器上的文字殘留下來。而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也是先用毛筆寫出來，再製成范的。[6]商代和西周時代實際存在大量毛筆寫的簡牘文字，只是因為比甲骨刻辭和銅器銘文易朽而不能保存到今天。認為那時人們只能用刀來刻字，完全是因為考古工作開展不夠充分，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誤會。
所以，對於學術界已經通行的用「書契」作為殷墟甲骨文代稱的做法，可以不持異議。但對於不顧歷史實際，把「書契」解釋為刻成的文字，而且當作這個詞的原始意義，則是應該堅決擯棄的！最後，還想附帶談一個問題。和羅振玉把甲骨文稱為「書契」相聯系，有一些學者便主張我國文字是因宗教的用途而由神職人員創制的。這同樣也是一種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誤會。先秦的「書契」既然並不是指甲骨文，而是指既寫字又刻齒的用途不一的契券，這種有字契券的主要用途是在處理經濟事務和行政管理事務，所以我國文字的產生原因，顯然不應僅從宗教用途考慮。

❷ 文字是誰發明的

除了倉頡造字之外，伏羲造字是漢字起源傳說中最早的。
伏羲是古代傳說中先於黃帝和神農的君主。《史記》對伏羲的記載是：「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卧則吱吱，起則吁吁；飢則求食，飽則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為庖，又曰庖羲氏。」《通鑒綱目》記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史記》中還說：「太昊（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紋）章，地應以龍馬負圖。於是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傳說中的伏羲氏的領地在現在的黃淮流域,從這一帶遺留至今的古代繪畫和墓葬繪畫中,到處都能看到古代遺留下的大鳥的圖騰,這是伏羲氏後代的標志。這說明在遠古時期，大約在一百萬年至六千年前，一個以鳥為圖騰的部族已經在中、東部興起，「氏」可能是他們中心氏族的名字，後來經過幾千年的歷史進程，壯大為一個統一的部落聯盟體。所謂伏羲造字之說，就是指伏羲聯盟體的一支東夷人，他們在進入龍山文化時期（約七千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文字創造活動。
伏羲氏造書契的傳說，說明在古代的伏羲氏部落中，已開始了紋文記事和所謂的圖畫文字和圖示文字即使用表意符號記事。
在一萬年至六千年前的中國大地上，象伏羲氏部族這樣的聯盟體很多，最強大的除了神農氏以外，還有少典氏、有熊氏等。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是文字逐步形成和正式創造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各個部族都在創造自己的文字。

❸ 書籍是誰發明的

呵呵 書可不是哪一個人發明的，更不是秦始皇發明的。最早沒文字的時候人們是用接繩記事。內有了文字還容沒紙的時候，就刻在樹皮、樹葉、獸皮、獸骨及動物的甲殼啊上面，後來有用竹片，就是所謂的「簡策」，用細木片的就叫「版牘」，還有用絲綢，就是「帛」，呵呵，絲綢當然比竹片輕多啦，可一般人可用不起喲！後來在西漢時（公元105年）蔡倫發明了紙，很快現代意義上的書就開始發展起來啦！隨著唐朝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後來宋慶歷年間活字印刷排版的發明，圖書事業就更快的發展啦

❹ 誰發明的文字

倉頡發明的。

中國人（實際上遠不止中國人）所使用的漢字是倉頡所創造的。如今，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的多種電腦漢字輸入法當中，就有一種名為「倉頡漢字輸入法」。

作為「中華文字鼻祖」，幾千年來，倉頡不但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尊崇，而且受到世界敬仰。位於商丘市虞城縣王集鄉的倉頡墓每天都迎來絡繹不絕的國內外遊客。

倉頡為黃帝的史官。為了記載事情，傳遞信息，黃帝命他造文字。倉頡首先發明了象形文字。後來因象形文字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他又發明了會意字、形聲字等。為人類文明和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黃帝對倉頡發明和推廣文字的功勞非常看重，倉頡死後，他命人將其懸棺而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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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在此之前，人們都是結繩記事，大事大結，小事小結，相連之事打連環結。由於記錄史實的結繩形狀各異，天長日久難以辨認，倉頡以繩結記錄的史書出了差錯，使得黃帝在與炎帝的議和中失利。

如此幾番，倉頡深感結繩、刻木記事已無法適應時事需要，故而決心創造出一種更好的記事方法。他終日苦思冥想卻毫無頭緒，一日天降大雪，他早起去山上狩獵，見漫山遍野盡是銀裝素裹。

忽然，林中竄出兩只山雞在雪地上覓食，走過之處留下兩行爪印，接著又有一隻小鹿跳出，也在雪地上留下清晰的蹄印。倉頡看得出神，把打獵的事忘得一干二凈。他把山雞的爪印和小鹿的蹄印一對比，發現形狀不一。

於是他想，把雞爪印畫出來就叫雞，把鹿蹄印畫出來就叫鹿。世界上任何東西，只要把它的象形畫出來不就成了字嗎?想到這里，倉頡茅塞頓開。

此後，他回到故鄉白水（今陝西白水縣），獨居偏隅，「觀奎星圜曲之式，察鳥獸蹄爪之跡」，整理素材，創造出代表世間萬物的各種符號，並且定下了每個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倉頡造字成功，卻發生一怪事，那一天白日竟然下粟如雨，晚上聽到鬼哭魂嚎。

隨著象形文字越造越多，寫在何處也頗費思量，石尖、木板、獸皮均不合適。一日，有人捉住一隻大龜，請倉頡給它造字。倉頡細看龜，發現龜背上有排列整齊的方格子，便照龜的象形，造了「龜」字，然後又把字刻在龜背上的方格子里。

龜由於背上刻字感到疼痛，乘人不備時，爬進河裡去了。3年後，這只背上刻字的龜，在另一個地方又被人捉住。人們告訴倉頡，刻在龜背上的字不但沒有被水沖掉，而且字跡更明顯了。

從此以後，倉頡命人捉到龜就把龜殼都取下來，把自己造出的所有象形字都刻在龜殼的方格里，然後用繩子串起來，送給黃帝。黃帝賜他「倉」姓，意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

❺ 紙是誰發明的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是誰發明的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主要依據是《後漢書·蔡倫傳》的記載。書上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絹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絹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但自從1933年，已故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地區發現了一片西漢中葉古紙後，對造紙術的發明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陝西省西安市郊灞橋磚瓦廠工地古墓中又發現了成疊的古紙殘片88片。這成疊古紙墊在三面銅鏡下面，墊得很厚，雖然已成碎片，但邊沒有完全腐爛。這一發現，更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經考古學家考證，認為這一墓葬不會晚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橋紙的年代也可大致確定在公元前118年以前。這個時間比蔡倫造紙的年代要早200多年。另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肅漢居延遺址又發掘出兩張西漢後期的麻紙。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天水馬灘西漢墓內發掘了一張地質地圖，此紙長5.5厘米，寬2.6厘米。這個最新發現的西漢紙質地圖是目前所街道的最早的紙張實物。這些都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古代在西漢初期就發明了可用於書寫和繪畫的紙。 除此以外，在史籍里，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於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畫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後傳》記載：漢武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後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葯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並"給簡、紙經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於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明的同志認為，"發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後，又有所改進、發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制出一批精工於前世的良紙，於元興元年奏上，經推廣後，'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爭論中的一種意見。 另一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理由是"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一般都要經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乾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鬆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說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切、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或許只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 纖維的堆積物，由於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餘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製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產抽調到一個獨立行業的階段，用於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一手製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製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確的，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 另外中，中引《後漢書》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絹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一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產品，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確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產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干擾，不能排除後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並無一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跡，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體，據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產品。 總而言之，有記錄的最早造紙的人是蔡倫。

❻ 書是誰發明的

廣義的書，是指書籍，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書也就應然而生，肯定不是某一個人專發明的。
但書的形式，屬也不是由哪一個人來發明的，而是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
在中國，最早的是由卷軸開始，發展到唐朝出現了旋風裝，繼而出現貝葉裝，再出現蝴蝶裝、包背裝，最後再發展到線裝，這就形成了中國式的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等亞洲國家的書籍形式。
在西漢前期，仍然是以竹簡作文備案，直到公元105年蔡倫發明了紙，很快現代意義上的書也就開始發展起來。

❼ 造紙術是誰發明的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主要依據是《後漢書·蔡倫傳》的記載。書上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❽ 誰發明的紙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是誰發明的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主要依據是《後漢書·蔡倫傳》的記載。書上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但自從1933年，已故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地區發現了一片西漢中葉古紙後，對造紙術的發明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陝西省西安市郊灞橋磚瓦廠工地古墓中又發現了成疊的古紙殘片88片。這成疊古紙墊在三面銅鏡下面，墊得很厚，雖然已成碎片，但邊沒有完全腐爛。這一發現，更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經考古學家考證，認為這一墓葬不會晚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橋紙的年代也可大致確定在公元前118年以前。這個時間比蔡倫造紙的年代要早200多年。另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肅漢居延遺址又發掘出兩張西漢後期的麻紙。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天水馬灘西漢墓內發掘了一張地質地圖，此紙長5.5厘米，寬2.6厘米。這個最新發現的西漢紙質地圖是目前所街道的最早的紙張實物。這些都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古代在西漢初期就發明了可用於書寫和繪畫的紙。

除此以外，在史籍里，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於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畫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後傳》記載：漢武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後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葯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並「給簡、紙經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於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