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壇異軍創造社翻譯研究

Ⅰ 以後想從事法律英語翻譯,考研是考華政的翻譯碩士還是上外的翻譯

考對外經貿大學的翻譯碩士（英語法律筆譯）最合適。對外經貿大學每年招英回語答研究生200多名，其中翻譯碩士150名左右，英語翻譯碩士分四個方向即會議口譯、商務口譯、法律筆譯、商務筆譯。對外經貿有英語正副教授80餘人，與歐盟口譯司、美國蒙特雷高翻學院、英國華威大學聯合辦學，有條件可在中外各讀一年，同時獲中、外雙碩士學位，對外經貿的翻譯碩士是異軍突起、後起之秀，實屬中國MTI龍頭老大、巨無霸。由於招生數量大比上外好考，但比華政難考。對外經貿翻譯碩士復試線370多分，報錄比20:1。

Ⅱ 廣外翻譯學研究生是就是MA，是不是還分有口譯筆譯等幾個方向這些方向是要選擇的嗎什麼時候選

這兩學校就不是一個檔次的，對外經貿大學是教育部直屬211重點大學，有正副英語教授80餘人，每年招英語翻譯碩士120——200名左右，其MTI下設四個方向，分別是會議口譯、商務口譯、商務筆譯、法律筆譯。對外經貿與歐盟口譯司、美國蒙特雷高翻學院、英國華威大學等聯合辦學，有條件可在中、外各讀一年，同時獲中外雙碩士學位。對外經貿大學英語專業是異軍突起、後起之秀、實屬中國MTI龍頭、巨無霸。廣外隸屬於廣東教育廳，不是211，其教學質量不及外經貿，每年招MTI100名。總之對外經貿難考。考哪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來定，比如專四75以上、或六級550以上或專八70以上可以考外經貿，若專四65或六級500多、或專八60就只能考廣外啦。

Ⅲ 想了解民國時魯迅所稱的"御用文人"的言論

關於魯迅罵人計談梁實秋、王平陵、章士釗、成仿吾、周揚、徐懋庸、新月派和現代評論派
不是魯迅對創造社的人都有偏見，但他不喜歡成仿吾確是事實。新文學社團在成立之初，幾乎都有一套齊全的班子：詩人、小說家、還有一個批評家。創造社異軍突起的時候，成仿吾就是充當了那個評論家的角色。他天性好鬥，寫了一篇《詩之防禦戰》把"五四"新文學的主將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話說，他是一陣"黑旋風"（也就是今天所謂的"黑馬"）。他還寫過一篇批評《吶喊》的文章，說魯迅的小說集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現"的藝術，後半部分是"表現"的藝術。創造社早年推崇"為藝術而藝術"和浪漫主義，很鄙薄自然主義式的寫實方法。在創造社的詞典里，"再現"即自然主義，就是沒有想像力，魯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說，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全屬於這一類；而"表現"才能體現主體性對創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藝術，以此推理，《吶喊》里真正能"進入純文藝的宮廷"的惟有神話小說《不周山》。還有，作為批評家的成仿吾思路相當奇怪，比如他稱贊《端午節》這篇小說，卻要特地說明："他（指魯迅）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似乎在暗示魯迅是受創造社的影響才有了進入"藝術之宮"的機會。但是我想，這些批評雖然荒唐仍不失為一家之言，還不至於會引起魯迅的特別反感。雖然魯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純藝術"的觀點，並在《吶喊》再版時半是賭氣半是惡作劇地刪去了《不周山》；也雖然據郭沫若說周作人曾經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周作人早期在小詩與散文里確實都寫過蒼蠅，至於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說，卻也拿不出具體的證據）。

即使是魯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純藝術之宮"，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評家的時候，而是在他成為"革命文學"論者以後。成仿吾是個老實人，他一旦投靠了誰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評魯迅的小說不夠"藝術"，自以為是效忠於"藝術宮廷"。他第二次批評魯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於廣東革命政府，當時郁達夫曾寫《廣州事情》敏銳覺察到廣東的新軍閥勢力，而他卻一片赤誠地寫了《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把"五四"新文學老將魯迅周作人等一網打盡，罪名是"趣味主義"，而且把他們歸入"討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對象），其用心極為良苦。但是幾個月以後，國民黨發動清黨，成仿吾改換門庭，從日本搬來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線的追隨者，開始了"革命文學"的鼓吹--思路卻是一樣，第三次把魯迅當作了一塊"資產階級"的老石頭，要用"十萬兩無煙炸葯"去轟炸。三次轉向，每次都是拿魯迅的人頭開刀，以示對新主的忠誠，這也是令人深思的現象。

讀魯迅對"革命文學"論者的答辯文章《"醉眼"中的朦朧》和《我的年紀氣量和態度》，只覺得魯迅失去了昔日與西瀅戰、與長虹戰時的凌厲風格，語氣里充滿了委屈和不解，還夾雜了對未來的恐懼。本來，魯迅攜眷從廣州來上海定居，還想與在上海的創造社諸人（鄭伯奇、郭沫若等）聯手恢復《創造周報》，這顯然是放棄舊嫌，共同對付國民黨新軍閥勢力的良策。那時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時候，等到兵搬來了，新的理論也搬來了，他們認定時代已經進入了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階段，因此文化上也應該來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五四"。當他們靠一套從日本販過來的"革命文學"理論建立了新的話語權，老石頭就理當搬掉。於是，非但"聯合"沒了下文，還要教訓、批判、辱罵："有閑階級"、"落伍者""資產階級""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嗚呼！魯迅幾乎沒有正面與"革命文學"論戰，他只是反復揭露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進而揭露成仿吾"總算離開了'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這樣的資料排列對今天不了解文學史背景的讀者來說真是不知所雲，而魯迅卻命中要害地打擊了那種呂布式的投機善變和"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魯迅尖銳地發問："倘若難以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過了三年，魯迅的心態稍稍穩定，但他對成仿吾依然耿耿於懷，在一次著名的講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魯迅曾說：他對青年人的攻擊，往往是"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但這支"箭"之鋒利，勝過十刀無數。成仿吾等"革命文學"論者對魯迅的謾罵雖然又多又毒，現在卻早沒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稱呼，卻變成一種形象的代名詞，鐵鐵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創造社成員的頭頂上。雖然，成仿吾在以後的革命實踐中克服了呂布式的習性，老老實實地吃了許多苦，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學"論者所具有的品質--一是聰明善變，二是變了以後立刻拿別人的人頭當作討好新主的見面禮--這樣的人品與行為，大約都可以用得上這個光榮的尊號：才子+流氓。

(三)、周揚

如果仔細追溯魯迅與"革命文學"論者以及後來與周揚等人的沖突，他們在理論上的分歧實在是很小，倒不是說雙方的理論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雙方都沒有具備多少深刻的理論。早期的"革命文學"論者的理論武器大都來自蘇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納普"一派，從今天的立場看都是充滿了左傾幼稚病的狂熱與宗派主義；而魯迅等人，則是從蘇俄早期的文藝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文藝思想，其實兩派理論都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多半是糾纏在如何從事文藝運動的政策和路線--這也給後來的中國左翼文學理論帶來了幾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終是以文藝政策的思路來取代對馬克思文藝理論基礎的建設。而且，這些有關政策也是別人的政策，只要別人的態度一改變，他們馬上就陷入窘況，自己來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納普清算藏原惟人與中國左聯清算錢杏邨就是這類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聯成員的胡秋原不識其中三昧，仗著自己讀過普列漢諾夫的理論，也去湊熱鬧幫著清算錢杏邨，結果反而惹來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頂"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別人想插一手當然是咎由自取。這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所以我說，左翼文藝運動內部並沒有真正的理論分歧，如果說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盤的，多半糾纏在人事的感情與宗派上。--這個問題說起來枝蔓太復雜，還是暫且不提也罷。

不過從這里可以大致了解魯迅在左聯時期與周揚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謂左聯內部的周揚派和魯迅派（注意：這是我杜撰的名稱，當時被人叫做"雪峰派"或者"胡風派"）你死我活地惡斗半個世紀，究其原因實在是不足以與外人道。從史料看，周揚從未公開說過魯迅的壞話，但他是以清君側的態度，與馮雪峰和胡風不共戴天，而馮、胡雖然後來都敗在周揚的手下，但從他們的回憶錄來看對周魯的矛盾也都語焉不詳。魯迅在私下和公開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揚為"奴隸總管"，還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但具體的原因也說得不多。馮雪峰迴憶他在1936年從陝北去上海與魯迅見面，魯迅第一句話就說："這幾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盡管馮雪峰特別強調了魯迅這句話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懷疑--至少，魯迅是紹興人，用紹興方言的結構怎麼也說不出這句話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補語結構不合南方人的用語習慣。但是魯迅話里的這層意思是不會錯的，魯迅說的"擺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現在上海人的口頭禪"白相我"。魯迅性格多疑，與青年人合作總是警惕被人利用來當招牌或當槍使，但他更痛恨的是自己營壘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漢化名紹伯寫《調和》一文攻擊魯迅，理由是魯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魯迅罵過的楊邨人的文章發表在同一本雜志上，便攻擊魯迅搞"調和"，"為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這似乎毫無道理，經魯迅詰問，田漢解釋說他是故意冤枉魯迅的，為的是想刺激魯迅憤怒起來去攻擊楊邨人。假如田漢的自我辯解是真誠的，那麼難怪魯迅要懷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來，我總覺得有幾個人……惡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謂"做玩具"，也就是"擺布"的意思，看來這樣的事件不止一次。據說"紹伯"事件發生後，另一個左聯領導人夏衍哈哈大笑，說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且"老"，牢騷而且"又"，真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態度，使魯迅感到又窩囊又沮喪。

問題的實質還不在於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魯迅如此在意別人對他的利用，那麼經歷了"革命文學論爭"以後建立起來的左聯，本來就含有把魯迅作為一面旗幟（也就是另一種招牌）的意思，閱世如此老辣的魯迅難道還會不明白么？徐懋庸後來說，他本來是佩服魯迅的，但"我只有一個想法，關於路線政策問題，總是共產黨員比較明白，魯迅不是黨員，而周揚卻是的。因此我要跟黨走。"這也是公開的秘密，左聯直接受到中共的領導，在魯迅以外還有具體領導班子。魯迅不是黨員，只是在單線聽取匯報後提出一些建議而已。他創建左聯時提出把老朋友郁達夫團結進來，但郁達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這個會議的正是創造社的元老鄭伯奇。這種擺擺樣子的事情都不給魯迅一點面子，還在乎其他事關大局的決策嗎？我不知道魯迅總共參加過幾次具體的左聯會議和活動，如果不是後來瞿秋白隱居上海期間與魯迅親密交往，共同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話，魯迅在左聯里的實際作用實在令人懷疑。我想這也是魯迅對瞿秋白滿心感激、稱之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揚是後來居上成為左聯領導的，但他不是創造社舊人，與魯迅沒有宿怨。他在左聯工作中的潛在對手是馮雪峰，而馮雪峰因為與魯迅的關系比較好，以致把魯迅也卷到糾紛裡面去了。現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糾紛起因是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上發表芸生的罵人詩《漢奸的自供》，詩是罵"自由人"胡秋原，裡面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成剖開的西瓜"這樣的流氓語言。馮雪峰覺得太過分，就請魯迅出面寫文章糾正一下，魯迅後來說是"從公意做過文章"，大約就是指他奉了馮雪峰的意思去寫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評周揚的文章。按理說魯迅是左聯的領導，批評左聯成員的某些不好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揚非但不接受魯迅的批評，反而發表了首甲（祝秀俠）等四人的反駁文章，指名攻擊魯迅的文章是"帶白手套革命論的謬誤""是極危險的右傾的文化運動中的和平主義"等等。魯迅本來對成仿吾式的"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罵和恐嚇"又在左聯中陰魂重現，自然感到寒心。後來他對朋友說："我真好像見鬼，怕了。"這里"見鬼"是南方人的口頭禪，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騷擾的禍害。但我想問的是，為什麼馮雪峰身為左聯領導，自己不直接批評周揚，卻要把魯迅扯進去呢？而周揚又為什麼連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認錯，偏要與魯迅對著干呢？顯然，在周揚的眼裡，魯迅作為左聯領導的地位是虛的，而是馮雪峰的後台才是實在的。由此也能猜測出馮周之間的隔閡之深。魯迅無意間成了馮雪峰的屋上"鳥"，愛之恨之都是間接的，無辜的。

魯迅經常說周揚是白衣秀士王倫，就是《水滸傳》里那個氣量狹小的頭領，後來被林沖火並掉了。魯迅一定是在什麼場合領教過周揚睚眥必報的小動作。但從現有的資料看，周揚與魯迅的正面沖突是一次也沒有過。但周揚作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他對魯迅不尊重甚至潛在敵意的態度肯定影響了周圍的人，包括田漢、廖沫沙、徐懋庸等與魯迅發生過沖突的人。周揚一直把他與魯迅的隔閡歸咎於第三者的挑撥離間，這是不真誠的，他從未在自己身上尋找失去魯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較馮雪峰與周揚對待魯迅的態度就不難看出兩人的不同：馮雪峰對魯迅的利用遠甚於周揚，但他是有意識地接近魯迅，並以學生、鄰居的身份一邊學習魯迅，一邊誘導魯迅去做各種事情，甚至捉刀代筆。魯迅不會不明白馮雪峰利用他來掩護做宣傳，但魯迅似乎是樂意的，即使勉為其難也努力去做。而周揚卻相反，他儼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壇領袖自居，平時深居簡出，有事要麼約魯迅出去談話，要麼通過第三者去傳話，有時是請茅盾，有時指派葉紫或者徐懋庸。魯迅對周揚這種傲慢態度自然不會感到痛快，他屢屢諷刺周為"元帥"，甚至說："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裡坐了。"人與人不能常常見面交換意見，有些隔閡與誤會就不容易消除，這恐怕不是誰能輕易挑撥出來的。

回顧魯迅與中共的關系，可以說是相當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領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與魯迅共同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戰友；中共第二代領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後。把魯迅當作嚴師諍友，親密地並肩作戰；接下來是馮雪峰做著中共黨與魯迅的溝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學生的身份；而周揚，無論從黨內的資歷還是黨內擔負的責任來說，都是初出茅廬的後生，而他那種"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元帥"作派不能不讓魯迅反感。魯迅批評周揚的三個綽號：一是"元帥"--指他深居簡出，態度傲慢；二是"王倫"--指他氣量狹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隸總管"--指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緒和打擊手段，幾乎都事出有因，擊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這一切並未引起周揚的警覺和悔改，他一味指責別人挑撥離間，自己仍一如既往沿著這三個標記做下去，與魯迅的隔閡自然也越來越大。左聯成員真正被魯迅信任的人本來就不多，先是柔石、馮雪峰，後來是胡風，等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後，只剩下一個徐懋庸了。徐為人驕橫，仗著與魯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寫信，闡述了周揚的意見。終於，矛盾總爆發了。魯迅根本沒有把徐懋庸當作對手，他一再說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揚"一群"的意見，因此，他在復信中通篇指責的也是周揚"一群"，在那封信里，魯迅痛斥"四條漢子"，點名周起應，確實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根本不存在，那麼魯迅與左聯的矛盾始終都在暗室里操作，不會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魯迅所指出的："在左聯結成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斗，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豀，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樣的傳統至今不絕，但決不會正大光明地公開出來，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總是另外一套話語。由於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魯迅的病中火氣，使這場積壓了多年的矛盾總爆發了，也使以後長達三四十年的文壇糾紛此起彼伏，成王敗寇輪流轉。徐懋庸在魯迅去世後撰一副輓聯，曰：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後幾十年文壇斗爭的讖言。

周揚等人在事後總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釋成是他個人的行為，但魯迅決不這樣認為，他在給老友楊霽雲的信中說："寫這信的雖然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瞭然。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復之必要。"還傲然地說："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語氣上是十分認真的。換句話說，也可以理解作魯迅以徐懋庸的信為由頭，正式宣布與周揚等人的決裂。其時左聯已經解散，魯迅的意見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說，那個早已名存實亡的聯盟已經無聲無息地結束了。而魯迅作為這個團體名譽上的領袖，在無人理睬的狀態下理所當然要表一個態：從"革命文學"論爭以來他與左聯的結盟關系也已經劃上了句號。

圍繞著魯迅與左聯的關系，就有糾纏不清的兩個口號之爭、中國文藝家協會和《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之爭等等，已經有許多回憶錄和研究文章討論，本文不再挑起這方面的話題。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種解釋歷史的可能。在我所讀的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魯迅的晚年寫得頗為凄涼，似乎魯迅晚年與周揚等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時代的絕望境地。魯迅的一生，始終被一種斯巴達之魂的精神所籠罩，帶有狂熱的奮不顧身的理想主義色彩，他一生都在尋求中國社會最激進的力量結成聯盟，去從事知識分子實際的廣場斗爭。早年的光復會，中年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國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運動，都可作如是觀。但反之，熱烈之切，也常常伴隨著失望之果，魯迅的深刻就在於他既不斷地與最激進的力量結盟，又不斷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總是處於精神上的"荷戢獨彷徨"的境界。這樣理解魯迅晚年的思想狀況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我覺得魯迅作為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還沒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魯迅始終在獨立地尋求一種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民間生存方式。在他與周揚等左聯領導人關系惡化以來，他一直尋求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和斗爭形式。他沒有像有的研究者想像的那樣絕望，而是在充分認識惡劣的生存環境的前提下，獨辟蹊徑地嘗試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這就是我在本文一開始所講的，當魯迅拒絕了地獄天堂和黃金世界以後，他沒有陷入消沉和孤獨，而是對生根於現實土壤的知識分子崗位的重新發現與界定。我們已經注意到，1935年蕭軍蕭紅來到上海，魯迅明確不希望他們加入左聯，認為還是在外圍的人能做出些成績，一到裡面就"醬"在糾紛里了。事實上當時在魯迅身邊已經團結起一批非常優秀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風、聶紺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還有一批民間出版社和刊物的青年編輯，如良友圖書公司的趙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吳朗西，編輯《譯文》的黃源，編輯《文季月刊》的靳以，編輯《中流》的黎烈文，編輯《作家》的孟十還等等，而在這批年輕的作家和編輯周圍，又團結了一大批文學新生代。這批青年人對現實環境抱著強烈的批判和抗爭態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寫作、翻譯、編輯、出版等為崗位，來履行知識分子的立場和社會責任。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與魯迅也有親疏的差別，但這個以魯迅為中心的進步文學陣營在上海文化領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現實存在。

這個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魯迅拒絕參加周揚們組織的中國文藝家協會以後第一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魯迅領銜簽名，初步展示了他們的存在。雖然對巴金黎烈文等人來說並沒有自覺的群體意識，他們簽名發表宣言以後就分散了，沒有進一步組成新的團體，但這個信息被老練的政治工作者馮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對茅盾說，胡風他們要搞一個文藝工作者協會，要茅盾多動員些人參加進去，以沖淡它與周揚的"文藝家協會"之間的對立。看來，馮雪峰是希望把這股真正以魯迅為靈魂的生氣勃勃的青年群體發動起來，為他所用的。只是魯迅的過早逝世使這股力量迅速渙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骨幹力量在抗戰的實踐中各自發揚了魯迅的精神。事實上，周揚也注意到了這個群體的存在，尤其是這個群體直接妨礙了他在解散左聯後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的計劃，他把所有的怒氣都轉移到魯迅周圍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謂"胡風之詐，黃源之諂"，巴金無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之"反動"栽到他頭上，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擊的話，顯然是受到了周揚他們觀點的影響。因為別人的情況我不太清楚，關於徐懋庸與巴金的關系，原先應該是並無惡交的。徐在勞動大學讀書時，另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吳克剛是他的法語老師，因此他對安那其主義是有所了解的。這封信被魯迅公布以後，他唯一感到遺憾並表示歉意的，就是對"許多並不卑劣的安那其主義者"。可見他給魯迅信中的話並不全是他的意見。在魯迅的公開信發表以後，周揚等都批評徐"無組織無紀律"，破壞了他們"同魯迅的團結"，徐很不服氣，他說，"信雖然是我自己想寫的，但其基本內容不是你們經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過我把它捅出去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說，這封信正是傳達了周揚清君側的基本思想。

當然，徐懋庸在這個事件中栽了跟斗，雖然客觀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要歸咎於他的青年人的蠻橫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揚的重視，不僅讓他當左聯的執行書記，而且在左聯解散後他是即將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的最年輕的理事，主編《文學界》。雖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不算什麼官銜，但從一個追求進步的左翼青年來說，也不是完全無動於衷的名譽。他在乎它，才會對魯迅拒絕參加協會而使工作陷於癱瘓耿耿於懷，才會遷怒於胡風、巴金、黃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擊。這里很難說沒有個人野心與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華和勤奮，缺的是一種中國文人所寶貴的"德"，也就是所謂"貴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所不為"的對己對人之道。他與魯迅稍微建立了一點信任，就急於用盡用足，甚至於想去解決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結果適得其反，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為了效忠周揚，不惜用教訓的口氣來刺激魯迅，更有甚者，在魯迅的公開信發表後，他不顧旁人勸阻，還進一步發表答復，公開謾罵與攻擊魯迅，這就違反了"君子有所不為"的道德。徐懋庸留給後人的教訓，遠不僅是事件本身的意義。

Ⅳ 對後來的郭沫若研究啟發最大的是（ ）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詩集所做的導言

朱自清
附原文：
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一九一六年七月。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一九一八年一月。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一九二○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於一九一八年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粱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里也是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則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為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這四項其實只是泛論，他具體的主張見於《談新詩》。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他提倡說理的詩。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方法，他說需要用具體的做法。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談新詩》差不多成為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後的路子，彷徨著的自然都走上去。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卻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直到一九二六年止，這個風氣才漸漸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里，還可尋著多少遺跡。「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卻太晶瑩透澈了，缺少了一種余香與回味。

一九一八年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胡適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胡適後來卻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為主題，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稱這時期詩為自然主義。這時期寫景詩特別發達，也是這個緣故。寫景詩卻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里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決非容易，況且舊勢力也太大。多數作者急切里無法甩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別。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為詩而實是散文的卻多。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銬，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余香與回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於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發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粱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爭辯。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卻非將《將來之花園》中「小便」刪去不可。另一個理想是平民化，當時只俞平伯氏堅持，他「要恢復詩的共和國」；康白情氏和周啟明氏都說詩是貴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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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讀書時間】<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朱自清)

這時期康白情氏以寫景勝，粱實秋氏稱為「設色的妙手」；寫情如《窗外》擬人法的細膩，《一封沒寫完的信》那樣質朴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鴨綠江以東》、《別少年中國》，悲歌慷慨，令人奮興。——只可惜有些詩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舊詩的音節入白話，如《凄然》；又能利用舊詩里的情境表現新意，如《小劫》；寫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聽雨》。《囈語》中有說理渾融之作；《樂譜中之一行》頗作超脫想。《憶》是有趣的嘗試，童心的探求，詩而一中，教人歡喜贊嘆。

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為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這時期新詩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繳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卻好。但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里。潘漠華氏最是凄苦，不勝掩抑之致；馮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淚；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氣；應修人氏卻嫌味兒淡些。

周啟明氏一九二一年翻譯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說這種體裁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是真實簡煉的詩。到處作者甚眾。但只剩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剎那的感覺，也不講字句的經濟，只圖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餘味。周氏自己的翻譯，實在是創作；別的只能舉《論小詩》里兩三個例和何植三氏《農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發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說是讀泰戈爾而有作；一半也是銜接著那以詩說理的風氣。一九二三年宗白氏的《流雲小詩》，也是如此。這是所謂哲理詩，小詩的又一派。兩派也都是外國影響，不過來自東方罷了。《流雲》出後，小詩漸漸完事，新詩跟著也中衰。

白採的《羸疾者的愛》一首長詩，是這一路詩的押陣大將。他不靠復沓來維持它的結構，卻用了一個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聰明的地方。雖然沒有持續的想像，雖然沒有奇麗的比喻，但那質朴，那單純，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優生」的理在詩里出現，還嫌太早，一般社會總看得淡淡的、遠遠的，與自己水火無干似的。他讀了尼採的翻譯，多少受了他一點影響。

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一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詩是寫出來的」一句話，後來讓許多人誤解了，生出許多惡果來；但於郭氏是無損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里沒有的：——不但詩里沒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缺乏瞑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卻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只是觀山玩水，寫入詩只當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裡，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二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於賡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樂，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指章句。他們真研究，真試驗；每周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粱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雖然只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卻很大——那時候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乾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

作者： garfield·cat 2006-10-28 11:44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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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讀書時間】<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朱自清)

新詩形式運動的觀念，劉半農氏早就有。他那時主張：（一）「破壞舊韻，重造新韻」，（二）「增多詩體」。「增多詩體」又分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別增無韻韻詩三項，後來的局勢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韻」主張以北平音為標准，由長於北平語者造一新譜。後來也有趙元任氏作了《國音新詩韻》。出版時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正趕上新詩就要中衰的時候，又書中舉例，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幽默；所以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韻頗妥貼，論輕音字也好，應用起來倒很方便的。

第一個有意實驗種種體制，想創新格律的，是陸志韋氏。他的《渡河》問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他相信長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詩的利器；他主張舍平仄而采抑揚，主張「有節奏的自由詩」和「無韻體」。那時《國音新詩韻》還沒出，他根據王璞氏的《京音字匯》，將北平音並為二十三韻。這種努力其實值得欽敬，他的詩也別有一種清淡風味；但也許時候不好吧，卻被人忽略過去。

《詩鐫》里聞一多氏影響最大。徐志摩氏雖在努力於「體制的輸入與試驗」，卻只顧了自家，沒有想到用理論來領導別人。聞氏才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徐氏說他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響。《死水》前還有《紅燭》，講究用比喻，又喜歡用別的新詩人用不到的中國典故，最為繁麗，真教人有藝術至上之感。《死水》轉向幽玄，更為嚴謹；他作詩有點像李賀的雕鎪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驅遣多些。但他的詩不失其為情詩。另一面他又是個愛國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

但作為詩人論，徐氏更為世所知。他沒有聞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嘗試的體制最多，也譯詩；最講究用比喻——他讓你覺著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的。陳西瀅氏評他的詩，所謂不是平常的歐化，按說就是這個。又說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那正是他老在跳著濺著的緣故。他的情詩，為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著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但這完全是新東西，歷史的根基太淺，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讀者看起來也不容易順眼。聞氏作情詩，態度也相同；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不但在試驗英國詩體，藝術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國詩。梁實秋氏說他們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式的詩意。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本心，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似乎還免不了。他也寫人道主義的詩。

留法的李金發氏又是一支異軍；他一九二○年就作詩，但《微雨》出版已經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導言》里說不顧全詩的體裁，「苟能表現一切」；他要表現的是「對於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麗」。講究用比喻，有「詩怪」之稱；但不將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間架里。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卻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彷彿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著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個人介紹它到中國詩里。許多人抱怨看不懂，許多人卻在模仿著。他的詩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創造新語言的心太切，還是母舌太生疏，句法過分歐化，教人像讀著翻譯；又夾雜著些文言里的嘆詞、語助詞，更加不像——雖然也可說是自由詩體制。他也譯了許多詩。

後期創造社三個詩人，也是傾向於法國象徵派的。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倫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派的詩，也似乎毫勝於幽，顯勝於晦。穆木天氏托情於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卻不致力於表現色彩感。馮乃超氏利用鏗鏘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徵派，他譯過這一派的詩。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鏗鏘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顏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姚蓬子氏也屬於這一派；他卻用自由詩體制。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朧上，他有時超過別的幾個人。——從李金發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他們和《詩鐫》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Ⅳ 《後漢書.馮異傳》全文翻譯

譯文:

馮異字公孫，潁川郡父城縣人。自從光武兄伯升被殺害之後，光武不敢在表面上顯露出自己內心的悲傷，每次自己獨處的時候，他就不吃酒肉，在枕席之上也有哭泣的痕跡。馮異單獨來叩頭寬解他的悲痛心情。光武制止他說:「你不要瞎說!」馮異又趁機私下向光武進說道:「天下百姓同受王莽之苦，思念漢室的時間已經很長了。

而現在劉玄的將領們恣肆橫行，暴虐無道，到處擄掠，百姓失望，無所依從和擁戴。現在您專任一方的軍事政務，該廣施恩德。正因為有夏桀、商紂的昏亂，才能有商湯、周武的功業;正如人們經過長期的飢渴之後，得到飲食，就更容易滿足。

應該盡快分別派遣官員屬吏，前往各個郡縣，審理冤案，廣布恩惠。」光武採納了他的建議。到達邯鄲，派遣馮異乘坐驛車巡行撫慰所屬各縣，審查囚犯罪狀，問候鰥寡，逃亡的人來自首的免罪，暗中逐個記錄二千石長吏同一條心的和不肯親附他的人的名單送給光武。

馮異為人謙讓不自誇，出行和眾將相遇，就領自己的車讓路。無論是行是止都立有標志，軍中都稱他有規矩。每次宿營，眾將領一起坐下來評功勞，馮異常常一個人躲在樹下，軍中稱他為「大樹將軍」。等攻破邯鄲後，於是改編部隊，分屬各位將領，將領每人都有部屬。士兵都說願意跟隨大樹將軍，光武因此贊賞他。

這時，赤眉、延岑擾亂三輔，郡縣豪門大姓各自擁有自家的軍隊，大司徒鄧禹不能平定，於是派遣馮異替換鄧禹討伐他們。光武送他到河南，賜給他馬車和寶玉裝飾的七尺劍。告訴馮異說:「三輔地區飽受王莽、更始政權的折磨，繼而又遭受赤眉、延岑軍馬的暴虐，黎民百姓飽受摧殘，沒有可以依靠與傾訴的對象。

這次征伐，不一定要佔地殺人，關鍵在平定安撫百姓罷了。各位將領不是不善戰，但喜搶掠百姓財物。你本來就善於統御士兵，你考慮整頓隊伍，不要給郡縣百姓帶來痛苦。」馮異叩頭受命，領兵西進，所到各處建立威信。馮異和赤眉相遇於華陰，相持六十多天，交戰幾十次，使赤眉將領劉始、王宣等五千多人投降。

夏天，光武派遣眾將前往隴地，被隗囂打敗，光武於是下詔讓馮異到栒邑駐扎。馮異還沒來得及到達，隗囂乘勝派他的部將王元、行巡率領二萬多人下隴地，乘機分派行巡攻取栒邑。馮異立即急行軍，想搶先佔據栒邑。將領們都說:「敵兵士氣旺盛並且是乘勝而來，不能和他們爭鋒。應當屯兵於有利地形，慢慢想計策。」

馮異說:「敵兵壓境，習慣於爭奪小利，就想乘勢深入。如果他們奪得了栒邑，就會使三輔動搖，這是我擔心的。兵法說『進攻不足，固守有餘』。現在先佔據城邑，以逸待勞，不是和他爭鋒。」於是率兵悄悄進城關閉城門，偃旗息鼓，行巡不知情，直奔栒邑。馮異乘他不備，突然敲著鼓打出旗出戰。行巡部隊驚亂奔逃，馮異追擊幾十里，打敗行巡。這時北地豪強頭領，都背叛隗囂來投降。馮異上書匯報情況，不敢自誇。

拓展資料：

《後漢書·馮異傳》原文: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自伯升【1】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

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徵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諸將非不健斗，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

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於是北地諸豪長，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取材於《後漢書·馮異傳》)

注釋:

【1】伯升:漢光武帝劉秀的兄長，驍勇善戰，更始帝劉玄忌憚其才幹，將其殺害。

Ⅵ 翻譯求助(僅有的所有積分)

It is undeniable, This money worship of the "American dream" Despite soon be swep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the worl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1930s and other changes a serious blow for the uninformed people have always has a strong temptation, of corrosion. It has even crossed the borders to all sorts of ploys to those who do not posses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orer countries exert influence. Even today, we can also hear i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land issue repercussions.
Consumerism, hedonism, and other unhealthy social trends of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spirituality, lack of internal support for the spirit and soul of cohesion. Daniel •ber that mass consumption, "to let the Puritan ethic in consumer hedonism. Such consumer advocate pleasure and hedonism meet the hygiene live way "prevailing social culture at the" unbridled business tools, such as bribery of politicians and trampling on other people's property rights, excessive investment in stocks or even racketeering, and advocacy of 'equality' in the Torah community, "among Tension between. As a main social Dreiser no doubt wrestled with these ideas.
20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n Fiction, 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 stars bright and colorful. Fiction shows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n the spectacular scene, Theodor •delese have come to the fore, gallops scene, dominate; He is a 20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section an outstanding writer,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ioneer of the modern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he is not biased and took to accurately describe a new life in American cities.

Ⅶ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新月社.語絲社.淺草社的文學主張各是什麼

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而創作
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內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容，
新月 為人生的藝術
語絲社的人員主張不同周作人、林語堂主張所謂「費厄潑賴」(費厄潑賴，英語Fair Play的音譯，原為體育運動競賽和其他競技所用的術語。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賽，不要用不正當的手段,勝利者對失敗者要寬大，不要過於認真，不要窮追猛打。)，不打 「落水狗」 ，魯迅曾立予批駁 。
淺草社 浪漫主義的創作

Ⅷ 從創立時間.創立地點.文學陣地.代表人物.文學主張和對外譯介等比較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不同如題 謝謝了

創造社 中國現代文學團體。年7月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min黨政府封閉。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後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共出版60餘種。 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發起人為：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後來陸續發展的會員有謝婉瑩(冰心)、黃廬隱、朱自清、王魯彥、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劉半農、劉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達170餘人。成立時發表有《文學研究會宣言》及《文學研究會簡章》。會址設在北京。 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均傾向於現實主義。 他們著重翻譯俄國(包括後來的蘇聯)、法國、北歐及東歐諸國、日本、印度等國的現實主義名著，介紹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羅曼羅蘭、易卜生、顯克維奇、阿爾志跋綏夫、安特萊夫、拜倫、泰戈爾、安徒生、蕭伯納、王爾德等人的作品。該會會刊《小說月報》出過「俄國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等特號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專號，出過「泰戈爾號」、「拜倫號」、「安徒生號」等專輯，在介紹外國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麻煩採納，謝謝!

Ⅸ 我國現當代主要的文學思潮

1921 年——1927 年新文學的文學思 潮特點： 1、「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佔主潮地位 2、浪漫主義也是這時期主要的文學思潮 3、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也佔有一席之地 十八、 1921——1927 年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 表現： 1、 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彷徨》在這 期間出版 2、 現代最早、成員最廣的新文學社團文學 研究會，其文學思想基本傾向是現實主義 3、 語絲社、莽原社、未名社基本傾向也是 現實主義 4、 歐美現實主義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在這 時期得到大量翻譯
1921——1927 年浪漫主義文學思潮的 表現： 1、 異軍突起的創造社，擁有一批創作力旺 盛的作家。 2、 當時最重要的新詩流派之一的新月詩 派， 其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雖具有唯美主義 傾向，追求詩的形式美，但就詩歌的主要傾 向而言，是浪漫主義的。 3、 歐美重要的浪漫主義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被大量翻譯。 4、 社會黑暗，封建復古派對新文化運動和 文學革命反撲。
1921——1927 年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 表現： 1、 出現了現代主義詩歌流派象徵詩派。 2、 許多現實主義作家、浪漫主義作家，也 常吸收現代主義因素於創作中， 或運用現代 主義方法創作一些作品。 3、 現代主義的許多流派，如象徵主義、唯 美主義、 表現主義、 未來主義等等得到介紹， 現代主義作品的翻譯也有一定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