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破壞的例子

⑴ 是創造性破壞還是破壞性創造

創造性破壞才是正確的，因為在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前，維持現狀是最好的！

⑵ 創造性破壞怎麼樣

此書對於文化全球化的理解給出了煥然一新的思維角度。若要「過分愛國者」看來，可能又將以「美帝國主義霸權在詭辯「來抗議。此書用許許多多或抽象或具象的例子來說......

⑶ 這里的」創造性毀滅「是什麼意思（內有上下文，出自格利高里《經濟學原理》」寡頭「一章）

這里的」創造性毀滅「 即是(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

創造性破壞理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觀點，這是其企業家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在熊彼特(1883~1950)看來，「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創造並進而破壞經濟結構，而這種結構的創造和破壞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競爭而是依靠創新的競爭實現的。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

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

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對企業家研究最有影響力，他發展了馬歇爾的理論。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企業家就是「經濟發展的帶頭人」， 也是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的創新者。熊彼特將企業家視為創新的主體，其作用在於創造性地破壞市場的均衡（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他認為，動態失衡是健康經濟的「常態」（而非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均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而企業家正是這一創新過程的組織者和始作俑者。通過創造性地打破市場均衡，才會出現企業家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
熊彼特首次突出企業家的創新性，但是他認定企業家是一種很不穩定的狀態。他認為,
一個人由於「實現新的組合」而成為企業家，「而當他一旦建立起企業，並像其他人一樣開始經營這個企業時，這一特徵就馬上消失」。因此，企業家是一種稍縱即
逝的狀態。按照他的定義，一個人在他幾十年的活動生涯中不可能總是企業家，除非他不斷「實現新的組合」，即：不斷創新。簡言之，創新是判斷企業家的唯一標
准。
「創造性破壞」是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觀點，這是其企業家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在熊彼特(1934)看來，「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創造並進而破壞經濟結構，而這種結構的創造和破壞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競爭而是依靠創新的競爭實現的。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破壞舊的，創造新的結構。而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是當前世界范圍內文化發展中的一對突出矛盾。
五六十年前，「創造性破壞」這一頗具顛覆性的概念提出之時，人們為之震驚。如今，全球經濟所破壞和創造的巨大價值完美地印證了這一前瞻性論斷。可以說，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還在不斷增強，業已成為主流經濟論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

創造性破壞理論的精髓

創造性破壞理論指出：當景氣循環到谷底的同時，也是某些企業家不得不考慮退出市場或是另一些企業家必須要「創新」以求生存的時候。只要將多餘的競爭者篩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創新」產生，便會使景氣提升、生產效率提
高，但是當某一產業又重新是有利可圖的時候，它又會吸引新的競爭者投入，然後又是一次利潤遞減的過程，回到之前的狀態....。所以說每一次的蕭條都包括
著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陳述為：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在熊彼特看來，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
特並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便是由於其自己產生的動力將而不停地推動自身發展，他相信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將因為無法承受其快速膨脹帶來的能量而崩潰於其自身
的規模。
熊彼特指出經濟創新過
程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經濟創新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這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就是資本
主義的本質性事實。有價值的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的競爭，也就是佔有成本上或質量上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
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

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熊彼特(1942)對經濟變化採用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觀察方法。他不是檢驗資本主義經濟所經歷過的周期變化,而是考察資本主義
的未來。他提出的一個大問題是：「資本主義能生存下去嗎?」他給出的答案是：「不,我認為它無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認為馬克思相信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是正確的。但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並不是像馬克思預測的那樣被自己的失敗毀滅,而是將被自己的諸多成功所毀滅。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資本主義不僅包括成功的創新,也包括打破舊的、低效的工藝與產品。這種替代過程使資本主義處於動態過程,並刺激收入迅速增長。
然而問題出現了,因為較小的企業經常被較大的企業所替代。在此過程中,是官僚主義的管理者在經營企業,而不是創新的企業家。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員。他們偏好穩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於創新和冒險,結果,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傾向創新的動態趨勢以及不斷進取與變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還看到了一個潛在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植根於資本主義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參與者中作出合理選擇這樣一個事實中的。這將促使人們在思想中形成懷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於資本主義在收入增長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夠支撐大量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擁有大量閑暇時間的知識分子,將批判資本主義體系,竭力推行增強政府官僚的經濟作用的措施。對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將在知識分子中間愈演愈烈,他們將竭力採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這些活動將減少冒險與創新的動力。
最後,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破壞了家庭。資本主義的目的是滿足個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華個人的慾望和妥協。可是,家庭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家庭是儲蓄的主要來源。家庭儲蓄是—種在賴以養家的主要勞動力發生意外時,其他家庭成員能被供養的措施。資本主義通過破壞儲蓄動機,從而摧毀了自己的基礎——未來發展所需要的資本。
長期經濟增長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中心。亞當·斯密和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將資本主義視為獲得迅速增長的最佳途徑。然而到了19世紀末,經濟學家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經濟效率的問題,而對增長問題失去了興趣。熊彼特的主要貢獻即把經濟學家的注意力調整到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上來。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他強調了創新、企業家等非經濟因素對於資本

⑷ 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的事例

1、馬化騰

馬化騰從深圳大學畢業後就進入潤迅公司做軟體工程師，這段經歷使馬化騰明確了軟體開發的意義在於實用而不是寫作者的自娛自樂。後來，他聯合幾個在深圳電信、網路界有多年創業經驗的人開始創業，打造騰訊公司。

隨著用戶的增長，運營QQ所需的投入越來越大，馬化騰四處籌錢，在國內的銀行及投資商中屢屢碰壁後，馬化騰憑著6個版本、20多頁的商業計劃拿到了國外22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從此，QQ帝國雄踞互聯網。馬化騰還善於捕捉市場信息，勇於創新。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韓國網路公司有一種給虛擬形象穿衣服的服務很受韓國網民歡迎，他立即聯合服裝服飾、手機、飾品公司共同開發了風靡「QQ族」的QQ秀，為騰訊帶來了驚人的利閏。同時鑒於網路游戲風靡世界的形勢，馬化騰投資運營了《穿越火線》等網路游戲，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齊白石

我國著名畫家齊白石，曾榮獲世界和平獎。然而，面對已經取得的成功，他並不滿足，而是不斷汲取歷代畫家的長處，不斷改進自己作品的風格。他60歲以後的畫，明顯不同於60歲以前。70歲以後，畫風又變了一次。

80歲以後，他的畫風再度變化。齊白石一生，曾五易畫風。正因為白石老人在成功後，仍然馬不停蹄地改變、創新，所以他晚年的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完美成熟，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流派與風格。

3、托密勒

長期以來，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的「地心體系」的理論統治著人們的頭腦。托勒密認為地球居於中央不動，日、月、行星和恆星都環繞地球運行。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中推翻了托勒密的理論，闡明了日心說：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圍繞太陽旋轉。

而後，布魯諾接受並發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說，認為宇宙是無限的，太陽系只是無限宇宙中的一個天體系統。伽利略通過望遠鏡觀察天體發現：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四個衛星，太陽有黑子，銀河由無數恆星組成，金星、水星都有盈虧現象等。

不久，開普勒分析第谷。布拉赫的觀察資料，發現行星沿橢圓軌道運行，並提出行星三大運動定律，為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礎……因此可以這樣說：科學是不斷發現的過程，真理是不斷創新的過程。

4、普朗克

1900年，著名教授普朗克和兒子在自己的花園里散步。他神情沮喪，很遺憾地對兒子說：「孩子，十分遺憾，今天有個發現。它和牛頓的發現同樣重要。」

他提出了量子力學假設及普朗克公式。他沮喪這一發現破壞了他一直崇拜並虔誠地信奉為權威的牛頓的完美理論。他終於宣布取消自己的假設。人類本應因權威而受益，卻不料竟因權威而受害，由此使物理學理論停滯了幾十年。

5、商鞅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著名政治家商鞅為維護秦國統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變革措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輕的國君決心改變秦國的落後面貌，於是下了一變法圖強的求賢詔令。商鞅就是在這個時候自魏國來到秦國的。

商鞅到秦國後，宣傳「強國之術」，決心協助秦孝公進行社會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為左庶長。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國兩次公布了新法。秦國經過商鞅變法，面貌煥然一新。秦國從落後國家，一躍而為「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的強國，出現了「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的局面。

⑸ 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和克里斯坦森的破壞性創新有什麼區別和聯系

熊彼特所說創造性破壞:
創造是指創新引起新產業的興起、生產力提高，破壞內是指要發展新產業容就必須從舊產業處佔用資源，這無疑會影響舊產業；再即是新產業成長後可能導致一些舊產業的消亡，比如火車取代馬車。

克里斯坦森所詵破壞性創新，專指這樣一種技術創新：剛出現時不成熟、水平不高，不為主流市場所青睞，只能憑其某些新特性服務於小眾市場；待技術水平提高，原來的弱點得到長進，就會搶佔主流市場，取代舊技術。

⑹ 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

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
1）創造性毀滅的定義：
創新是資本主義的動力所在，只有不斷地進行產品創新，才能為資本家帶來超額利潤，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新的市場需求。這種不斷破壞舊結構，創造新結構的過程，被有的經濟學家稱作是「創造性毀滅」的過程。

2）產品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阻止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又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由此導致了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規模波動。
①產品創新阻止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由於存在著對新產品的旺盛需求，新產品的社會價值是由勞動生產率最低的企業決定的，這樣一來，整個部門會出現超額利潤，從而引起平均利潤率的提高。產品創新及新興產業部門的建立，在質上擴大了勞動的社會分工體系，使得勞動（從而剩餘勞動）的質的差別不斷擴大，社會需要日益多樣化，由此擴大了社會總勞動的規模和商品價值總量，為剩餘價值和利潤的增加開辟了新源泉。
②產品創新對利潤率提高的促進作用只是暫時的。一方面，產品創新是一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些舊的產品和舊的部門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削弱，甚至遭淘汰，資本的價值貶值，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隨著新產品在技術上壟斷性的喪失和部門之間競爭的充分發展，由產品創新引起的超額利潤會逐步消失，各部門之間的利潤差別會逐步消除，從而導致了一般利潤率的下降

⑺ 創造性毀滅的意義

新的抄技術的發展就會導致舊的東西的滅亡，舉個例子，想要中國人每個人都看得上紙質的報紙，那就得研發新的造紙技術，造紙工業就會得到發展，但是人工制紙業就會衰落，這是歷史的必然。因此，創造性毀滅無疑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必不可少的，淘寶網的出現，必然毀滅零售商，然而它也有益了製造商（倉儲、運輸的成本減少）以及消費者（消費資金減少以及減少了出行距離），那麼難道這對於零售商而言就是一定不好的事情嗎？當然也有其好的一方面，因為零售商作為一種創造力極低的行業，這樣就會促進人們的就業轉型，加速產業升級。

綜上所述，創造性毀滅這里理論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以及從社會、經濟乃至生態角度都是有極大裨益的。

⑻ 人類破壞大自然的例子

在人類生活的大自然中，存在著許多不可缺少的生物資源。其中有水資源、海洋資源、森林資源等等。人類想要在地球上生存，就離不開地球上各種各樣的資源。但在人類漸漸強大、漸漸發達的時候，卻也漸漸忽略了生態的平衡，漸漸不顧大資源的感受，任意的去破壞、蹂踏！甚至把自己的快樂以及成功建立在破壞大自然上，造成了對大自然的極度破壞。
我們調查小組曾做過抽樣調查，分別對初中年級和高中年級做了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初中年級或是高中年級的學生，對自然資源這個概念還都是模糊不清的。他們不理解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破壞主要在哪些方面，也不知道人類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去保護大自然。要保護好自然資源，就要從我們現在做起。
怒江被認為是我國僅有的兩條自然生態河流之一。為了維護它「自然河流」的性質，於是人們提出「不要在怒江上建壩，保留一條自然河流！」這是反對怒江水電開發的重要理由之一。
首先，從理論的角度，人類改變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應以時代的性質來看待這個問題。今天，人類棲居的現實的地球，已經不是原來的純粹自然的地球，而是由人類活動改變了的「人類學的地球」（馬克思），或「社會的地球」。著名地質學家劉東生院士指出,自18世紀晚期開始，地球已進入最新地質時代―「人類世」時期。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既不能脫離自然來看待歷史事件，也不能脫離社會來看待自然事件，人、社會與自然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要以生命共同體的整體性觀點看待人、社會與自然的關系。
現實的世界從自然到人，現實事物從其自然性向社會性發展，這是客觀的、普遍的和深刻的發展過程。人類從製造和使用第一把石刀開始，到用火和造火，到現在發明、製造和使用高科技的工具，都是為了同自然作斗爭，並在這種斗爭中取得更多更大的利益。這是文化。文化改變自然，它具有
「反自然」
的性質。美國哲學家羅爾斯頓指出：「文化是為反抗自然而被創造出來的；文化和自然有沖突的一面。每一個有機體都不得不反抗其環境，而文化又強化了這種對抗。生活於文化中的人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我們重新改變了地球，使之變成城市。但這個過程包含著某種辯證的真理：正題是自然，反題是文化，合題是生存於自然中的文化；這兩者構成了一個家園，一個住所（「生態學」的希臘語詞根oikos的含義就是住所）。從斗爭走向適應——這就是當生物學從早期的達爾文主義，發展為成熟的進化生態科學時所實現的重要的範式轉型。一種成熟的倫理學也要實現類似的範式轉型。一種沖突的倫理——人作為掠奪自然資源的征服者——必須轉變成一種互補的倫理：人應以滿意和感激的心情棲息於大自然中。」

⑼ 許成鋼：為什麼不能以政府主導，強推技術創新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制度改革。這是全面創新的基本條件。否則，當大規模強力推動技術創新時，會有大量欺騙性的項目蜂擁而至。這些項目或明目張膽或遮遮掩掩，有主動干壞事的，有被動干壞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後來變成干壞事的，等等。干壞事的人可以很多，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迅速增多，壓倒真正的創新者、企業家。這就是為什麼大規模運動式推動創新令人擔憂。
我們一直在用一個詞，制度。制度是干什麼的？制度就是用來應對上述這些問題的。在創新的過程中，選什麼人、選什麼項目，朝什麼方向發展，出多少錢，怎麼出，誰做這些決定等，都是制度決定的。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機制。在一個有法治秩序的市場制度下，以上的絕大多數問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其中，政府維持市場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但在多數投資決策上，政府的作用是間接的、輔助性的。這是因為，即便是在相當完美的法治制度下，不用市場機制，政府也無法有效解決上面提到的種種問題。
下面舉幾個實例，討論在不同制度下推動技術創新的不同結果。科爾奈教授2003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近百年全世界87個革命性的發明，然後統計是哪個國家什麼公司什麼時間發明的。在這87項重大發明中，只有一項在蘇聯產生，而這一百年正好是蘇聯從生到死的過程，這唯一的一項非市場經濟產生的革命性創新，與軍事有關，就是人造橡膠。其餘的革命性創新全部都是產生於發達的市場經濟。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里產生的革命性創新中，85%以上都產生在美國。如果再看美國最近半個世紀的革命性創新，絕大多數產生於風險資本資助的中小企業，而不是產生於大企業的實驗室或研發部門。
今天看到的巨無霸型高科技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從中小企業演變而來。它們是在革命性創新產生之後，從無到有，再變成大企業的。與此同時，不斷有很多巨無霸型高科技企業，因落伍而在市場上衰落甚至破產。這是一百多年來，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下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就是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機制。
第二個例子是歐盟國家在研發方面的努力。幾十年來，歐盟國家看到美國的風險資本在推動創新、推動經濟增長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於是，它們也設立了政府主導的風險資本，試圖用此方式模仿美國的風險資本。但是，這種政府模擬市場的努力非常不成功。
第三類例子是1989年之前的蘇聯東歐集團。蘇聯東歐集團從來就極其重視創新，他們的研發費用佔GDP比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全世界最高的，遠遠高於市場經濟中佔比最高的國家。蘇東集團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總數及占工人的比例等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區之一。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在研發核心領域縮小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在許多最前沿的領域，差距甚至在持續加大。這是逼迫他們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但是改革一直無效，直到整個體系崩潰。
在基本事實和大量研究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為近百年所有制度下的創新效率，從高到低排一個「技術創新的制度排序」。排在第一（即最高）的是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場制度，它們是歷次產業革命的先驅。排在第二的是歐陸法系支持的市場制度，其中包括日本、韓國等。雖然這些經濟在革命性創新方面通常不在最前沿，但在歷次產業革命中，這些經濟體都能緊跟前沿，產生大量重要的互補性創新。排在第三的是國有制的計劃經濟。如以上討論的，這種制度的創新效率大幅度低於任何市場經濟，以致在投入巨量資源的情況下，都難以縮小甚至保持與發達經濟之間的差距。第四是群眾運動，例如「大躍進」時期全民從事高畝產、煉鋼，以及研究和應用超聲波的運動等。其結果是混亂、浪費和災難。以下概要解釋一下這幾種制度的機制。
英美法系國家以金融市場為中心。以金融市場為中心為什麼對創新重要？因為這是風險資本運作的基礎，是促成大量中小創新企業誕生發展的基礎。更完整地看，英美法系國家靠的是金融市場、知識產權市場、產品市場、人力市場，這四個市場交互作用，相互競爭，造成優勝劣汰機制的基本環境，從整體上解決創新各個環節的激勵機制。這個體系高度依賴法治，法治是整個體系的基礎。而形成法治最基本的核心制度是司法獨立。在不具備這種制度的環境里模仿風險資本，得到的是不同的機制和結果。

排在第二的制度是，歐陸法系支持的以銀行為中心的市場制度。在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情況下，比如在德國、日本、韓國，金融市場對大型企業沒有壓力。在這一體系下，技術創新以大企業研發部門為主力，由大企業內部解決投資研發項目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該體系是由知識產權市場、產品市場、人力市場之間的競爭來解決整體激勵機制問題，形成優勝劣汰。但大企業內部無法模擬多方面市場的競爭，因此，大量與創新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得不到好的解決。這決定了革命性創新技術難以從這種體制中產生。
面對與美國日益擴大的技術經濟差距，歐盟非常努力地推動創新，推動以政府為基礎的風險投資。的確，在創新相關的許多環節，市場可能失靈。因此，政府在協調創新方面有可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介入的機制、技術的性質、經濟發展的階段等。
在追趕階段，在可以預測、可以規劃的科技研發方面，政府的直接介入可能有優勢。但是，面對最前沿的革命性創新，面對新興產業革命的時候，任何官僚體制，無論是政府還是成熟的大企業，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包括金融、知識產權、產品、人力四個市場）面前，都沒有優勢。政府的作用必須只限於對基本制度的支持，是間接的、輔助性的。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的第五代計算機計劃。在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生產半導體存儲器已經世界領先，美國人擔心日本會不會有一天在整個計算機方面超過美國，甚至整體超過美國（當時哈佛的傅高義出版的《日本第一》流行全球）。
日本政府的通產省，從1982年開始協調全國所有大企業和大學，依照通產省的規劃，試圖在他們認定的第五代計算機方面全面超過美國。但是所謂第五代計算機並未成為主流。市場中優勝劣汰產生了一系列全新的技術，包括個人電腦、互聯網、分布式計算技術等。這些啟動了新一輪產業革命。
問題是，這些創新不是某個人的成就使然。因此也不是任何政府和大企業可以預見的。同最前沿的美國相比，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蹶不振。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與這里討論的日本基本面的問題密切相關。當經濟的基本面有重大問題時，雖然是市場經濟，雖然是法治社會，有能力舉全國之力朝著某個方向努力，也很難超越。日本政府輸給了市場。同樣，歐盟的政府們也輸給了市場。
排在第三的是國有制經濟。在這種制度下，民間沒有資源。因此創新只能以自上而下的計劃方式或行政管理方式進行。自上而下的計劃式創新，在經濟相對落後的追趕階段，或者是對可以預測、可以規劃的科技研發，可能有某種優勢。
例如，中國和蘇聯在宇航、核領域等可以很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因為這些領域需要巨大的資源，而且從科學和技術的角度，是相對可以預測、可以規劃的。實際上，在任何國家，，在這些戰略軍事領域都是舉國體制，包括美國。
但是，當涉及技術創新的整體，涉及產業革命性質的創新時，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法有效解決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問題。這不僅是理論，更是反復驗證、幾乎沒有例外的基本事實。任何由政府掌握大量資源，由政府主導的規劃式、政策式創新，以及大量政府資金推動的所謂創新基金等，其基本機制都與此相似。至少可以歸到計劃或半計劃模式。而這類制度歸根結底無法解決創新中的基本激勵機制問題。
最後一種機制是搞運動。前面討論過的「大躍進」是歷史上的一個極端情況。中國改革以來，一個曾經行之有效，曾經起了正面作用的重要機制，是省、市、縣之間的競爭。地區之間競爭吸引外資、出口、經濟增長等。從機制的角度看，這與「大躍進」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
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之所以曾經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有區別於「大躍進」的三個條件：第一，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場經濟，逐漸向民企開放；而「大躍進」時期是關閉市場、消滅民企。

第二，改革時期朝著建立黨政部門的集體領導制，以及司法等制度，建立了一定的權力制衡，使下情上達不至過於失真；而「大躍進」之前和期間的時期，是破壞權力制衡的時期，甚至達到上層難以了解經濟實情的程度。在黨政機構里，吹牛欺騙者上，報告實情者下。
第三，改革早期地區競爭的主要目標，是以GDP增長速度為度量的經濟增長。GDP是市場活動的總體統計指標，單純從經濟上看，整體上比較平衡，而且存在多種不同方法進行獨立的數據收集與核算，使域外的機構可以在信息上起到某些制衡作用。
而「大躍進」競爭的是糧食畝產和鋼鐵產量等單項數量目標。作為競爭目標，不但不平衡，而且域外機構難以獨立核算。在這些條件下，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或者運動，在激勵地方各級領導、推動改革和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政府的職責遠遠超過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而在行政體制內以競爭方式提供有效激勵機制，需要局限於單個競爭指標。因此，靠地區競爭激勵地方政府有極限。人所共知，在唯GDP的地區競爭下，環境問題、不平等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普遍被忽略。
如果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作為地方政府競爭的目標，試圖用這種運動的方式推動創新，非常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單項指標的地方政府競爭，會嚴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為。在對地方政府施以片面強激勵的同時，如果沒有健全的司法和公司治理結構，沒有健康的市場競爭，會使社會上產生大量有意或無意的以創新為名的欺騙作假。
真正的創新整體上高成本、高風險，多數需要長期的投資，而虛假「創新」可以表現為低成本、低風險，短期收益，使其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因此，虛假「創新」的大發展，會在市場上排擠真正的創新。在這種條件下，給地方政府的激勵越大，虛假「創新」就越盛行，災難就越大。
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後，今天的制度大體是國有計劃制和歐陸法系市場制的混合，如果不繼續改革制度，倒退回到第三種機制，甚至第四種機制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其危險在某些領域甚至有所上升。
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制度改革。這是全面創新的基本條件。全面創新包含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等。不顧制度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以政府主導方式，強推技術創新，不但面臨巨大風險，而且會製造更大的風險，在推動的力量超巨大時，甚至可能製造出大災難。而制度創新的核心是改革和完善市場制度、法治制度以及權力制衡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