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

㈠ 羅布江村是什麼級別幹部

人物履歷編輯
1964—1970，在四川省新龍縣讀小學。
1970—1973，在新龍縣中學讀初中。
1973—1975，在甘孜縣讀高中。
1975.07—1976.12 四川省新龍縣知青
1976.12—1978.03 四川省新龍縣電影公司放映員
1978.03—1982.01 西南民族學院（2003年4月，更名為西南民族大學）中文系藏語文專業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2.01—1982.07 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輔導員
1982.07—1984.11 西南民族學院團委副書記
1984.11—1986.11 西南民族學院黨委委員、團委書記
1986.11—1990.10 西南民族學院黨委委員、民語系黨總支書記
1990.10—1992.11 西南民族學院黨委常委、民語系黨總支書記（其間：1990.12—1991.07中共四川省委第二黨校縣處級幹部理論班學習）
1992.11—1999.11 西南民族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其間：1995.10—1995.12國家行政學院高校校級幹部培訓班學習；1996.10—1996.12中共四川省委第二黨校校級幹部培訓班學習）
1999.11—2003.05 西南民族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其間：2001.03—2002.01中共 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
2003.05—2014.01 西南民族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其間：2010.09—2011.01 中共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
2013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十一屆政協委員。[1]
2014.01— 政協四川省第十一屆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2]
九屆、十屆、十一屆四川省政協委員
2014年1月19日，羅布江村同志不再擔任政協四川省第十一屆委員會民族宗教委員會副主任。[3]
2014年1月20日當選四川省政協副主席。
2014年2月21日羅布江村同志離任校黨委書記、黨委常委、黨委委員、副校長職務[4]
2其他職務編輯
四川省政協委員、民宗委副主任，四川省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藏學學會副會長，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四川省社科聯副主席，全國高校攝影聯合會副主席、四川高校攝影協會主席，巴蜀畫派促進會名譽副會長，英國格林多大學榮譽教授。
3科研成就編輯
1982年，撰寫的學術論文

2011年3月27日羅布江村在校園內與學生交談
《佛教對藏族文化的影響，試論挖掘、搶救、繼承藏族文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
自2001年以來，先後承擔國家級項目3項，省部級科研項目9項；出版學術著作《雪域文化與新世紀》《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薩爾王傳>嶺國人物石刻譜系》《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等16部；發表學術論文36篇。先後榮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一項、三等獎兩項，榮獲四川省第五屆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一項，二等獎一項。
大學期間，羅布江村作詞、作曲、編排的歌舞《節日的篝火》，獲得四川省高校文藝匯演二等獎、成都市首屆優秀作品創作獎。
攝影作品《歲月》、《祝福吉祥》先後獲得全國高校校長攝影大賽、四川省少數民族藝術節一等獎。
4榮譽稱號編輯
全國高校優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四川省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個人；
四川省高校優秀黨務工作者；
四川省優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5人物事跡編輯
羅布江村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武裝自己的強大思想武器，作為統領學校工作的根本指針，做到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將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到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中，落實到拓展學校教育事業新局面中。
羅布江村注意自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注意在原則問題上明辨是非、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學校努力營造愛國團結、和合偕習、共同進步的校園氛圍。

羅布江村（2012年7月20日攝）(2張)
羅布江村當過知青，當過電影公司放映員。1978年3月考入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藏語言文學專業。1982年1月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校工作。在歷任西南民族學院團委書記，西南民族學院黨委委員、民語系總支書記，西南民族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之後，1999年10月起任西南民族學院（2003年更名為西南民族大學）黨委書記。
任黨委書記以後，羅布江村更加註意認真學習鑽研黨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潛心研究新時期高等教育規律，借鑒世界高等教育、國內兄弟院校先進的辦學理念，結合民族教育的實際特點，和學校領導班子成員一道，堅持民族高校「為少數民族服務，為少數民族地區服務」的辦學宗旨，總結提煉了「和合偕習、自信自強」的民大精神，提出了在「十五」期間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總體思路，帶領全校各族師生完成了更名為西南民族大學，增列為博士學位授予單位，新校區建設，深化教學改革，實施校園數字化戰略，推行學分制改革，積極加強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等「十三件大事」，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績，學校發生歷史性變化：從1999年全日制本專科在校生僅3000多人，校園面積507畝，佔地面積近3000畝，分為老校區、新校區、太平園校區三個校區和阿壩州紅原縣青藏高原生態保護與畜牧業高科技研發基地，校舍建築面積82萬平方米。56個民族的在校全日制學生2.6萬餘人，有教職員工1700餘人，其中專任教師1300餘人，副高以上職稱570餘人，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300餘人。有46人先後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現有22人為國家民委或四川省突出貢獻專家，53人為四川省學術（技術）帶頭人及後備人選。聘請國內外客座教授200餘人，其中，院士6人，下設23個教學單位；有本科專業74個，碩士學位授權點100個，專業學位碩士點10個，博士學位授權點7個，博、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8個，博士後流動站1個；1個一級學科省級重點學科，10個二級學科省級重點學科，1個二級學科省級重點（培育）學科，6個國家級特色專業，10個省級本科特色專業，5個省級本科人才培養基地，11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含1個國家民委與教育部共建實驗室），2個省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學校館藏圖書資料340萬冊；教學科研實驗設備總值2.91億元；建立了較完善的校園計算機網路系統；教學用房、學生生活設施、體育場館、圖書館、實驗室、實踐基地及儀器設備等辦學基礎設施和實踐教學條件

青年時代的羅布江村
建設均達到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指標A級標准。招生形勢喜人，2006年實現了「五十六個民族大團圓」。學校在「十五」時期取得的跨越式發展，為民族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譜寫了新的篇章，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十五」成績的基礎上，羅布江村和班子成員一道，冷靜地思考民大所應履行的責任與使命，更清晰地明確了學校的發展方向，豪情滿懷、信心百倍地制定了學校「十一五」發展規劃。即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二為」辦學宗旨，走內涵發展為主、教學科研並重的辦學之路，進一步鞏固、深化和擴大「十五」期間二次創業的成果，實現新世紀第二次跨越，促進學校和諧發展，推動學校從教學型大學向教學研究型大學轉型，努力把西南民族大學建設成為方向明確、特色鮮明、實力雄厚、環境優美、人民滿意的現代化民族大學。「十一五」期間，要聚精會神、全力以赴地做好大力提升辦學層次，持續改善辦學條件；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繼續大力推進和完善學分制改革；加強學科專業建設等「十項工作」，同時，要充分發揮學校的學科專業優勢、人才優勢和地處大西南、毗鄰青藏高原的區位優勢，著重做好新校區續建工程建設和老校區整治改造，規劃、論證建設青藏高原生態環境保護和畜牧業高科技研發示範基地，規劃、論證建設民族文化藝術研發基地等「三件大事」，不斷深

2011年9月羅布江村作迎新致辭[5]
化內涵發展，突出特色，鑄造品牌，從根本上打造和提升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擔任省政協委員以來，羅布江村始終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參政議政。注意關注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及群眾切身利益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到群眾中間去，傾聽群眾呼聲，及時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主動建言獻策。特別是在民族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方面提了很多好的建議和意見。
羅布江村曾代表中國藏學家代表團參加「中法第三屆藏學研討會」，並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講學。對美、英、法、日、俄、新加坡等30多個國家進行了學術訪問和校際交流，對促進新時期我國民族高等教育和世界發達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中華英才》《中國民族》《光明日報》《中國教育》《中國西藏》《香港大公報》等多家知名媒體都曾對羅布江村同志進行了專訪報道。
6人物言論編輯
1.我的理想是當醫生或老師。那時，人們最嚮往兩個職業——「聽診器」和「方向盤」：「聽診器」代表醫生；「方向盤」就是司機，開車意味著可以走出大山，看見外面多彩的世界。

2004年羅布江村在澳大利亞與當地學生合影[6]
2.有一次，我們從區上到遠牧點放映，騎馬要走兩天，崇山峻嶺，荒無人煙。在陡峭的山路上，我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傷了肋骨。同事看我傷勢嚴重，建議放棄放映，打道回府，我說：「老鄉眼巴巴地等著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望」，忍著劇痛，我們堅持前往目的地。」
3.從來沒有這么系統地學習過文化知識，我們惜時如金，汲取營養。大學4年，我既要完成學業，又要承擔大量的社會工作。幾乎每天凌晨才能就寢，次日六點又要起床，開始新的生活。
4.羅布江村曾多次面臨工作調動，或轉到地方黨政部門工作，或調入北京任職，但他說：對個人來說，可能意味著更大的天地，說實話，我的內心也有過猶豫和矛盾。可是，我對西南民族大學、對民族教育事業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最終我選擇了留下。
5.過去，我們發展緩慢，欠賬太多。別人在跑步，我們卻在慢跑。一步落後，步步落後。怎麼才能趕上去？必須具有超常規、跨越式發展的膽識，這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6]
6.把一個什麼樣的西南民族學院帶入21世紀，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只有一個要求——說真話。隨便怎麼說，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今天大家說了真話，說真話是對學校負責，我感謝大家。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兒，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使命。[6]

1982年羅布江村畢業留校時與母親留影(2張)
7.做人如果沒有夢想，那跟咸魚有什麼區別？如果有人問我：人為什麼而活著？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夢想！追逐夢想，過程比你希望的長，失望比你預料的大，困難比你想像的多……在夢想起飛之前，請為你們的夢想插上翅膀。努力就是那雙隱形的翅膀。[6]
8.我們建造的，不止是幾幢房子，而是一座大學城。看到千千萬萬各族兒女來到這兒，在團結和睦的校園里，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我感到幸福和自豪。[6]

㈡ 羅布江村的科研成就

1982年，撰寫的學術論文《佛教對藏族文化的影響，試論挖掘、搶救、繼承藏族文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三等獎。
自2001年以來，先後承擔國家級項目3項，省部級科研項目9項；出版學術著作《雪域文化與新世紀》《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薩爾王傳>嶺國人物石刻譜系》《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等16部；發表學術論文36篇。先後榮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一項、三等獎兩項，榮獲四川省第五屆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一項，二等獎一項。
大學期間，羅布江村作詞、作曲、編排的歌舞《節日的篝火》，獲得四川省高校文藝匯演二等獎、成都市首屆優秀作品創作獎。
攝影作品《歲月》、《祝福吉祥》先後獲得全國高校校長攝影大賽、四川省少數民族藝術節一等獎。

㈢ 羅慶春的主要作品

公開發表學術論文39篇，其中有5篇學術論文先後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心和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轉載。主要著作有：
1、教材《彝語概論》(獨立完成「修辭」一章，3萬余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2、詩集《冬天的河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4年12月版；
3、詩集《走出巫界》，成都出版社1995年7月版；
4、教材《彝族當代文學作品選讀》(合著，副主編，獨立完成詩歌部分編選及批評鑒賞共6萬余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7 月版；
5、論著《民族魂·時代風——西南民族學院校友作家詩人創作研究》(合著，副主編，主撰人，獨立完成章節累計字數8萬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6、個人散文詩集《虎跡》(10萬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7、教材《彝文寫作教程》(合著，四川省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項目，第二主持人，副主編，獨立 完成章節累計字數6萬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版；
8、論著《栗原小荻現象爭鳴》(主編，20萬字)，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9月版；
9、論著《靈與靈的對話——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漢語詩論》（專著），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7月出版；
10、論著《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合著，四川省95社科重點項目，第二主持人，副主編，主撰人，獨立完成章節累計字數10萬字)，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1、論著《薩仁圖婭、栗原小荻短詩藝術研究》（主編、10萬字），重慶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12、論著《南永前圖騰詩賞析》（合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7月版（合著，14萬字）；
13、詩集《阿庫烏霧詩歌選》，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4、彝英對照版詩集《Tiger Traces》(虎跡)，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2006年4月版；
15、編著《詩意的美姑》（主編，24萬字），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年7月版。

㈣ 黎風的成果情況：

主要從事影視藝術理論、藝術心理學、西方文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相關人文學科的各類論著公開出版發表已逾百萬字，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高校文科學報文摘》和「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主要著作有：
《理解文學要素》，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
《愛的文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新時期爭鳴小說縱橫談》，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經典闡釋：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公民人權與法理保障》，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北京）1997年出版。
《聯合國重大決議與國際關系》，廣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
《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副主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
《審美心理與詩學論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電影藝術導論》（參編，編委），中國計劃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廣播影視與文化傳播》，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電影學導論》（參編，編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電視學導論》（參編，編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㈤ 阿庫烏霧的個人創作

先後出版的主要著述有：詩集《冬天的河流》（1994年，彝族母語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詩集）、《走出巫界》（1995年）、《虎跡》（1998年，彝族母語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散文詩集）、《阿庫烏霧詩歌選》（2004年）；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評論集《靈與靈的對話——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漢語詩論》（2001年）、《族群記憶與多元創造：新時期四川少數民族文學》（合著、2001年）、《栗原小荻現象爭鳴》（主編、2001年，）、《薩仁圖婭、栗原小荻短詩藝術研究》（編著、2003年）、《南永前圖騰詩賞析》（合著，2004年）、2006年4月在美國出版彝英對照版詩集《Tiger Traces》，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共15部著作。公開發表學術論文45篇，其中，有5篇學術論文先後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心和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轉載。

㈥ 羅豐：什麼是華夏的邊緣——讀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麻煩告訴我

知道或了解華夏民族邊緣的形成並非一個遙遠而古老的知識，經過作者的描述我們才有恍然而悟的感覺。這種酣暢淋漓的論述所帶來的震撼是最初閱讀台灣允晨版時獲得的。差不多十年後的今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過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使大陸讀者有機會閱讀這部著作。[1]十九世紀以後，民族國家替代王朝國家成為一種新型的國家形態，新的中國開始「透過對『過去』的選擇、重組、詮釋，乃至虛構，來創造自身的共同傳統」。[2]研究中國人的特質，從許多方面相繼展開，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都基於同樣基本預設來研究華夏民族源淵，即民族是一共有體質、語言、文化特徵的人群。類似的假設，王明珂認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並不能成為構成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或充分條件。那麼，和已有的研究假定對象是「中國人」轉而描述「中國人」不同，作者要回答或要解決的問題的：「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或者說為何我們是中國人，什麼才是中國人？由此導入所謂「華夏邊緣」的確立。作者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圖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圖形。比喻雖然簡單，卻可以使我們一目瞭然，看到邊緣研究取向的實質。二本書共有序論、十二章及結語，可分為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全書的理論框架和方法。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 Barth）的「族群理論」宣稱：造成族群特徵的是由它的「邊界」，而非包含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與文化特徵論者所持有觀點不同，一般來說，「族群」理論更趨向一種主觀認同。圍繞著認同是如何產生、變遷，產生了西方人類學族群研究的二大理論：工具論和根基論。工具論者視族群為人們在現實利益考量下，限定共享資源人群范圍的工具，用政治、經濟資源和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變遷，而且認為族群的認同是多變、可被利用並隨變化而定；根基論者以為族群認同主要來自於「同根性」的基本情感，用此來凝聚所謂的同根人群。不過，他們並不強調生物傳承或以客觀文化特徵來造就族群，只是注意文化性解釋的傳承。例如一個中國人自稱是「炎黃子孫」，並非一定說他真是炎帝或黃帝的後代，而是他的主觀認同（assumed）。王明珂結合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與前述族群理論，調合工具論與根基論之矛盾。集體記憶，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結群，如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些基本問題。不但這樣，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解使我們重新思考在歷史研究中所重建的「過去」本質如何。將某一族群的「歷史」視為一種社會集體記憶，用這樣的歷史記憶凝聚一族群，無疑合乎根基論的判斷；同時，它也在現實資源分享與競爭情境下被人們集體建構、修改、遺忘，以改變族群的邊緣，如此說來這樣也適合於工具論的觀點。基於以上對族群的了解和理解，作者提出一個不同於「民族溯源研究」的「民族邊緣研究」理論。「民族邊緣研究」在方法上也與「民族溯源研究」有相當的差別：在考古學上，由注重器物之傳播、演變轉而注意人類的經濟生態，以重建族群邊界產生的資源生態背景；在文獻上，將文獻記載當作歷史記憶，著重於分析歷史記憶中所表達的「我群」與「他群」邊緣分野及其變遷。沿著這個思路，結合人類學的歷史學研究將使我們對於歷史上的族群現象有進一步的理解，這種理解也能與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族群生活經驗相互映證。在古代的帝國中幾乎沒有哪一個帝國周邊擁有像中國那樣多的游牧民族，這當然與疆域遼闊有關，而地理單元的復雜性是形成帝國周邊的基礎。作者在第二部分說明華夏生成的背景，也就是華夏生態邊界形成的過程。青海的河湟地區、內蒙古中西部和西遼河流域是其論述的重點，以考古資料說明，在這些龍山文化邊緣地區的農業人群，如何因氣候變遷而逐漸走向游牧化，尤其是專業游牧化道路的。大約發生在公元前2500-1000年間的氣候乾冷化，深深地影響了北方人群的生態變化。在河湟地區，乾冷的氣候迫使齊家文化以後人們的經濟生活，逐漸以養羊取代養豬。到了卡約文化時期（大約相當於公元前1700-600年或更晚），河湟居民已走向游牧，放棄了農業和定居生活，畜養了大量馬、牛、羊等食草動物，為了便於移動遷徙，而少有大型器物轉而偏好小型器物和裝飾用品。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南部及遼西地區，在此氣候條件下促使人們放棄原有的農業定居方式，採用粗放農作，畜養食草動物並經常性的移動。這樣的農牧混合經濟人群南移至晉、陝、冀之北，爭奪宜於農牧之地，他們便是史書記載中的戎狄。南部的東周諸國，在此刺激下產生了一體的華夏意識，向北驅逐戎狄，擴土拓疆並建立長城以抵禦他們。華夏向北擴張，建立長城保護中原資源，如此，更使長城以北習於畜牧混合經濟人群投入游牧經濟之中，專業游牧人群就此誕生。專業游牧化的產生與人類馴養食草動物的歷史有著密切的關聯。游牧化的經營策略在於，通過食草動物將人類不可以直接食用的草類，轉化為肉、乳，以供人類直接消費；牽引力、皮毛等也可供人們使用。專業游牧化的形成，促使北方的族群關系發生巨大的轉變，華夏民族認同得到空前的強化。作者所謂的「華夏邊緣」便為視重視畜牧、不重農業、不定居並有武力傾向的混合經濟人群為「異族」，北方族群「非我族類」的概念得以確立。由此，「華夏」也自認為是定居的，以農業經營為目標的，並且愛好和平的人群。長城的修築，代表游牧、農業二元對立，華夏世界願意積極保護農業資源區的極限，是一個折衷的選擇。秦漢統一帝國的形成，促使北方游牧帝國的建立，也是華夏族群邊緣確定具體化的象徵。第三部分為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首先，「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是全書關鍵性的一章。周人的族源研究，是中國上古史中最受人注目的一個主題，周人是構成華夏民族最西方的一支，換言之，追尋周人族源，無疑是追溯華夏民族族源的一個重要的組成。王明珂是以周人族源傳說來說明華夏邊緣的成長過程。前面考古所見的北方人類生態變遷，成為理解周人族源的敘事基礎。《史記》中有關周人族源的說法被作者視為一種歷史記憶文本，運用文本分析來探索產生此文本的情境。他指出，此文本強調的是周人與戎狄間的三種對立關系：即行農業與不行農業，定居與移徙，好和平與愛侵掠。因此，該文本產生的情境信息，必然是當時有些人群不經營農業，經常性地遷徙，並習慣用武力的方式進行掠奪。這些正是該書第二部分考古材料所見的，公元前1400年左右畜牧化、移動化、武裝化的混合經濟人群出現在晉陝北部高原、山地，並繼續南侵。周人原出自混合經濟人群——戎狄，但在他們與部分戎狄進入中原農業區，接著持續地向東擴張他們的勢力以後，周人與西方、西北方的戎狄部落關系愈來愈呈疏遠的態式。西周時期，姬周與戎之間仍若即若離，表現在姬、羌、贏（秦）、戎間的族群政治之間。在姜姓申侯和犬戎一起出兵滅了西周之後，「戎」終於完全成為「異族」的代名詞。周王朝東遷後，尊王攘夷的呼聲高漲，北部各諸侯國紛紛驅戎，修建長城，表現出強烈的華夏認同感，華夏實質性的邊界——長城的修築，是用於保護他們所共同擁有的農業資源。這種強烈的宣告，終於消除了華夏與戎之間最後的模糊界線。秦人融入華夏後，更西方的人群被稱為氐羌。王明珂用華夏的「羌人」概念來探索華夏邊緣的西向漂移。與史學界的一般對古羌人的研究有些差別，王明珂並沒有將「羌」視為一個在歷史時空中遷徙的民族實體，而是將它看成是華夏心目中的「西方那些不是華夏的人」，也就是華夏的西部族群邊緣。因此，分析文獻中由殷商到漢代「羌」地理空間之漂移，也就是探索華夏族群西方邊緣的擴張過程，這些內容是作者依據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3]華夏邊緣的擴張、推移，在本土層面上有賴於華夏邊緣人群接受華夏祖先（歷史記憶）因而成為華夏。現在的江南無疑是華夏，但是，吳國以前這里曾被華夏稱為「荊蠻」。春秋時，句吳王室宣稱其祖源為西周太王之子——太伯。太伯讓位而奔於長江下游的吳，成為本地王，因而句吳為華夏之國，蘇南人群也成功的華夏化。類似的例子，王明珂列舉許多來說明華夏尋找失落的祖先後裔，與非華夏接受一個華夏祖先，促成華夏化及相應的華夏邊緣擴張。第四部分是大陸版與台灣允晨版不同的部分。作者用「近代華夏邊緣再造」以及「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取代了允晨版中的「羌族歷史記憶」和「台灣族群經驗」兩章。他在大陸版的序言中敘說了替代的原因，這是因為舊有的兩章多有後現代主義傾向。現在的研究則傾向於長遠的歷史觀點，並以細微人群的互動關系，來理解近代中國民族形成。且當時他尚未完成羌族的田野研究，目下兩章更能反映他的學術關系和見解。近數十年來，當代國家與國族主義研究中一直有「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之爭。前者在看待當代民族為一有長遠歷史的民族體；後者則視民族為近代想像的共同體與建構的產物。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提出一種能調和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矛盾沖突的新說，以此來詮釋當前中國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近代華夏邊緣再造」，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列強的全球邊緣空間、資源爭奪中，傳統華夏邊緣地區，也有被瓜分侵奪的危機。由於華夏邊緣與華夏在歷史過程中有密切的經濟互動，且華夏與非華夏之間的邊界相當模糊，因而近代中國國族在擎造之始，便將傳統華夏與其邊緣的部族聚為一整體國族。在當時西方傳來的「民族」概念之下，民族被視為有共同語言、體質特徵、文化內涵而在歷史中延續的人群。因此，當時知識界的使命是，透過民族史、民族文化、民族語言等新興學問的研究，在知識上完成民族及其邊緣的再造。作者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早期民族調查研究為例，說明二十世紀上半葉史語所的民族學者如何走入西南邊疆，通過他們的調查研究將傳統華夏心目中的南方與西南「蠻夷」，或漢與非漢族群邊界模糊的各族群，識別、區分為各少數民族。史語所的學者也曾參與當時民國政府推動的「改正西南少數民族之命名」，用於消除有民族歧視意味的族稱，表現出華夏邊緣再造的改變。作者借史語所一位不為人所熟知的人物黎光明的邊疆民族事業，來表現近代國族邊疆再造的整體情境，以及許多個人如何用其知識、行動甚至生命來貢獻國族邊緣的再造之中。在「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這一章中，作者借歷史上四川西北部北川居民的漢與非漢族群認同變化，來說明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以及這些認同變遷的微觀社會過程。中國古文獻有「禹興於西羌」的說法，由秦漢到明清，這種歷史記憶被許多華夏西部邊緣人群用來強調其華夏認同。然而在此華夏邊緣，自稱漢人者仍被下游的人們認為是蠻子，他們也視上游的人群為蠻子。如此這樣「一截罵一截」的歧視，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幾乎所有北川山區的民眾都自稱漢人，並且以本地為大禹故鄉深感光榮。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於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以及過去被視作「蠻子」的記憶憂在，先是最上游的村寨人群被識別為羌族。而後，自上而下許多山區居民都要求成為羌族，出現「一截攀一截」的情景。大禹則被詮釋為羌族的祖先，成為川北羌族的認同符記。僅在川北這樣一個狹小的區域內，兩千年來華夏邊緣如此擺盪，本地山民被視為蠻子，成為漢人，又成為羌族，見證了近代民族概念下的少數民族化變遷，這只是長期華夏邊緣宏觀變遷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川北的例子也見證了漢化的微觀情景，也就是在華夏邊緣之親近人群之間，人們相互歧視、誇耀、模仿、攀附，這樣，許多人群逐漸融入漢民族當中。在這一章之中，王明珂用了一個比喻，就象一截燃燒的木桿，部分已碳化，另一部分則仍為木質，華夏邊緣的微觀情景便是正在燃燒的部分，從本質上來說這兩部分仍是一個整體，從而變的密不可分。本書的最後，作者用「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為敘述目標，結束討論。他強調了本書在思考華夏邊緣歷史變遷的三項主軸，即資源競爭、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從理論層次，他說明了在資源競爭與分配體系下，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之間的關系，以及典範觀點的社會記憶如何使得邊緣的聲音被忽略，因而使部分人群落入社會邊緣。因此，在學術上王明珂強調了注重多元因素，邊緣及微觀聲音，也形成了對現實人群的關懷。三該書在許多層面上都有相當積極的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尤其是在方法論、族群理論方面有著突出的成績和貢獻。1、本書對考古學、歷史文獻以及對人類社會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學方面，由於將華夏看作成一個維護共同資源的群體，產生於特定資源競爭環境當中，因而，在此議題當中王明珂強調生態與環境考古的重要性。在研究北方游牧社會文化的起源與形成方面，過去許多學者基本都是從器物傳播的角度來探索此類問題，例如斯基泰風格或北方系風格動物紋樣等。作者則提醒考古學者這種以器物間的相似性（similarity）來建立起來的邏輯關系的模擬法，一但被濫用或過分依賴，都經常會造成偽知識。考古學中經常賴以維系的陶器變遷與社會政治變遷之間常常會缺乏一致性，並不能夠可靠地構建器物分類與社會人群分類（socialgrouping）之間密切關連。考古學家經常宣稱的一些考古學證據，來支持歷史文獻中的族群劃分與人類遷移，實際是可質疑的。本書不但注重調整考古學的研究策略，更注重歷史文獻的解讀。由動物中的豬、羊比例變化，居址中有無聚落形態，陶器的大小變化，生活工具（如磨製石器與細石器）變遷等綜合因素，來探討游牧化這樣的人類經濟生態的演進。尤其在有關周人族淵（122-145頁）和句吳王室的族源（163-184頁）的探討中，作者通過對「類比法」器物型態的質疑，精彩地闡述文獻與考古材料之間的關聯。認為考古資料之間或考古材料與文獻資料間所呈現的「異例（anomaly）」，才是我們認識社會與歷史本質的關鍵（144-145頁）。自從王國維倡導在上古史研究中使用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深受學界的追捧，被認為是研究古史的不二之法，有人甚至推衍成所謂「三重證據法」。本書對此卻有稍稍不同的理解，當然這並非要否認「二重證據法」的重要性，而是讓人們了解文獻與考古材料的另一面。他將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看作是「二重遺存」，它們的製作保存，通常貫徹著某種意圖，它有時傳遞的並非完全客觀的歷史事實，而是主觀的，有選擇的歷史。2、全書對文獻史料的態度是，將其視為一種「歷史記憶」。所謂的歷史記憶分析也是一種文本分析，目標不在於釐清文本所陳述的是否為事實，而是從文本分析中探求書寫者所處的情境，及其個人情感與特定意圖。例如對《史記·周本紀》，對清代姜炳章《白草歌》，以及對黎光明的《川西民俗調查報》的分析，無不透露出這樣的懸的。以《史記·周本紀》為例，傳統史家錢穆曾經利用、參考這篇文獻撰寫了著名的《周初地理考》，[4]詳細考證公劉的遷徙路線，這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地理文獻研究。姑且不論司馬遷所述或者錢穆所考是否為歷史事實。同樣一篇文獻，經由本書細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此歷史記憶的敘事間，書寫者表達了定居與遷徙，務農與不務農，和平與武力等等我群與他群的區分。這便是另一種歷史事實，也許是一種更真實的史實，華夏形成時期資源競爭與人群認同的情景。在人類社會研究方面，本書特意強調的「邊緣與邊界研究」，這是近年來愈來愈受到重視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視野。在本書的表現中，作者不只是用「邊緣」來探討華夏的形成與變遷，更在許多地方表達了邊緣與邊界研究的旨趣。將傳統歷史知識看作為「典範歷史」，注重「邊緣」和社會底層的多元聲音。例如，關於中華民族邊緣再造方面，他很少提及史語所傅斯年、李濟等人的豐功偉業，卻以大量篇幅介紹該所名不見經傳的邊緣人物黎光明的事跡。又如，在全書的最後一章中，作者以四川偏遠地區的北川人認同的歷史變遷為例，用社會底層親近人群間的互動來說明漢化的微觀社會過程。如果說作者在本書的寫作策略上，以跨越遊走於考古學、歷史學和歷史人類學之間的傾向為期許的話，那麼他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這種成功並不以本書為限，《羌在漢藏之間》和《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都可稱得上是這方面的代表。[5]然而，盡管作者的人類學田野資料的調查、闡發、描述都達到使經驗豐富的人類學家折服的程度，[6]但他仍擺脫不了某些困惑。某些人類學家竟以學術訓練背景為由，質疑他的人類學貢獻。[7]這種過分拘泥以學科訓練背景來區割研究者的作法，多少有點教條主義的傾向，也顯得有些武斷。我們當然應當尊重學術職業化以來所建立的學科模式，這是多少代學人努力的結果。每個學科都有自身研究的范圍、取向、方法，承擔不同的學術職責，細密化的分工也是學術進步的表現。但這些並非一成不變，跨學科整合的願望，是為了打破學科間生硬桎梏而達到的一種理想模式。王明珂的工作路線，恰好填充了考古學、歷史學及人類學的方法上的罅隙。像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描述的那樣，常規學科會壓制新思想，新思想往往會破壞常規學科的基礎承諾。非常規的研究就這樣開始了，危機只有通過所謂的科學革命才能解決。問題是革命一旦成功，就產生新的範式，成為新的正統。科學的進步顯然是循環的，常規科學是科學革命的前提，革命以後是常規，常規引起革命，如此往復。[8]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待王明珂的研究，他模糊了原有的學科界線，甚至模糊了著作題材。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甚至是社會學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東西。但跨學科的結果並非原有學科知識算術級的增加，而是在創造一種新興的研究模式，也許給以後跨學科研究提供某種典範。或許現階段還無法證明這種預設，但我想這對王明珂來說只是個時間問題。2、作者是較早向漢語世界推介族群理論並有相當影響的學者之一，[9]並且將族群理論運用於具體研究實踐之中。在族群理論方面，本書以社會學的集體記憶理論，來發揮並補充巴斯以來的人類學族群理論與族群邊緣研究，同時，用對親近人群間之區分的微觀研究（第十一與第十二章）來充實族群研究內涵。對親近人群間的敵對與區分的微觀研究，有清代川北同村寨或鄰近村寨民眾的互動，有民俗調查者黎光明與土司家人、喇嘛之間的互動。不過，關於這一部分的內容，作者在《羌在漢藏之間》有關章節中有更清晰的表達。[10]當然，更重要的是，該書並非空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著作，而是以華夏邊緣的歷史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在實證研究中修正、補充這些理論，以促進我們對歷史的過去和現實社會都有所了解。3、基於這些方法和理論，王明珂可以說是對於「什麼是中國人」或「中國人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之類的議題有一種新的詮釋。它並非只是描述華夏的漢民族史，也不是描述一個少數民族的少數民族史。而是以「華夏邊緣」的歷史變遷來說明古代華夏到近代中國的深刻變化，並由此旁及「邊緣」內外群體間的資源競爭、壟斷、沖突以至於在當代民族概念下的再整合、分享的過程。或許，由於使用「華夏邊緣」一詞，作者常被誤解為難以擺脫華夏或漢族中心主義傾向。事實上，當我們認同中華民族在形成中「多元一體」的概念後，就不會糾纏在人數的多寡與地域資源的多少，誰是中心、誰是邊緣，這些簡約的數字關系之中。在新型的國家民族體制中，傳統的漢族中心或邊疆民族的異族觀念都將被拋棄，這些對構建中華民族凝聚力都非常重要。因此，作者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個關系歷史與民族團結的新知體系。在這一新體系中，並不是要強化或者印證誰為主體、誰為邊緣，而是讓大家可以反思或反省為什麼有這樣的區隔，以及由過去到現在的演化。4、另外，作者的社會學傾向實際表達出他對現實人群的關懷。此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對現實的關懷。特別是對邊緣人群的關懷，這樣的邊緣人群不只是少數民族，也是歷史上的被統治者、社會底層民眾與知識的邊緣人。由結語的最後一節可以看出，作者對過去的華夏與華夏邊緣形成中的一些策略有所批評。他認為華夏認同的擴張，阻斷了周邊人群共享較豐富自然資源的機會。這樣，在宏觀歷史上造成北方游牧部族不斷入侵華夏帝國，南方與西方的非漢人群也因資源缺乏而經常性的處於紛擾動亂之中。當然，在微觀社會層面，由歧視、誇耀、模仿、攀附而推進的漢化過程中，也孕含著許多被視為「蠻夷」人群的痛苦。與此相對，王明珂對由於西方民族概念引進後，近代變遷而形成的當代現狀：華夏與其邊緣合一形成的中華民族，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將這個看法更明確地帶入《羌在漢藏之間》的結語之中：在近代中國國族之建構中，華夏與傳統華夏邊緣合一而成為「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此地區長程人類資源競爭歷史中的一種新嘗試——將廣大東亞大陸生態體系中相依存的區域人群，結合在一資源共享之國家與國族內。[11]在族群意識上，由被歧視的邊疆蠻夷轉變為當代以本民族為榮的少數民族，這也是近代民族邊緣建構下的成就。從這個結果來看，作者以為晚清部分革命黨精英准備建立一個純漢族的民族國家，無疑是一種狹隘自利的想法。同樣，由人類生態資源觀點來比較歐亞大陸東西兩半部分的體制，作者也較肯定東半部資源經整合而一體共享的中國體制；相反，西半部雖有沿大西洋沿岸少數富強而講求自由的國家，但處於內陸諸國則因資源匱乏、品種單一而經常捲入由宗教、種族、階級、性別而引發的戰爭與迫害之中。然而，《華夏邊緣》並不只是要肯定當前條件下的國族體制，更重要的是期盼人們在一種新的民族與歷史知識下有所自省或反思，以調整當前，規劃未來。譬如，該書對「漢化」的新知告訴我們，傳統上以「夷狄入於華夏則華夏之」來說明漢人對外夷漢化的寬容性，這種看法至少是有相當缺陷的。從漢化的微觀過程來觀察，是親近人群之間的相互歧視、模仿與攀附來推動漢化過程，此間，涉及到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擾與苦楚。但我們也不能簡單的將之視為「漢人」對「蠻夷」的民族歧視，因為辱罵他人為「蠻子」的人群，經常自身亦被他人視為「蠻子」。更重要的是，將華夏邊緣的形成、變遷置身於歐亞大陸東半部的人類資源競爭、沖突與共享的情境中來了解、理解，我們就更有理由調試、改善各民族間、地域、社會階層人群間的各種差距。四作者在全書中將華夏民族完全等同於後來的漢族。漢民族的稱謂由華夏——漢人過渡到漢族，恐怕實際上折射出漢民族的成長歷程。最初的漢朝所說的「漢人」是一個與「秦人」相對的概念。有種族意味的「漢人」一詞，是在十六國北朝時期逐漸醞釀產生的。由華夏到漢族，這之間發生了怎樣巨大而深刻的社會和文化變遷，是研究中國民族歷史學的學者所不能迴避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十六國北朝時期又是所謂「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大量非華夏的北方和西北民族進入中原，融入原來的華夏社會，其中相當多的家庭還進入社會主流，正如胡三省所感慨的，「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12]邊緣進入了中心，夷狄變成了正統。原來的華夏中心（魏晉高門）避地江左之後被北朝斥為「島夷」，隨著北朝政治上的勝利而最終失去了其傳統地位。這是一個中心流落到邊緣的例證。這個過程不僅僅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波瀾壯闊的篇章，而且對於理解華夏民族的歷史命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那麼，在作者的族群邊緣構架中，如何動態地解釋這一歷史過程呢？相應的是，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來觀察，這個過程並沒有到隋唐時代完結，而是經由新的歷史條件在宋遼金元乃至明清時代而繼續著。本書沒有就此展開討論，甚至也沒有給出必要的提示性思考，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另外，作者的華夏邊緣研究由於強調族群認同的主導性，對國家或國家權力在華夏邊緣形成過程中的主動干預未予討論。事實上，整個國家權力機器在華夏邊緣形成和固化中的能動作用是不應忽視的。國家的存在就意味的領土的劃分，同樣也意味著空間上中心與邊緣的對應。國家統治階級、統治人群的存在也區隔了社會結構中的核心與邊緣。哪怕僅僅是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國家也會動員很大的資源來確保核心與邊緣結構的穩定。透過權力干預華夏邊緣，使核心區域的文化滲透並改造邊緣地區，此類例證很多。以本書討論較多的漢朝為例，《漢書·循吏傳》（中華書局點校本）載：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歷，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賣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3652頁）文翁通過職權「誘進」當地俊才赴京師，學習漢文化的各類文化、法律、制度，回到當地再普及漢文化，使之在邊地暢行。既使對鞭長莫及的匈奴，也透過文化的滲透增加漢文化的影響力。《漢書·匈奴傳》：「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於，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於從之。」（3819頁）用利誘的方法，使匈奴單於放棄原有的多音節名字「囊知牙斯」改為單名「知」，強制匈奴接受漢人的單名制度。[13]定期的朝貢、質子及婚媾、征戰、討伐還有動員軍備、增加軍費開支，在邊緣地區進行行政整合，都是國家干預權的使用。只有這樣才能凸現王朝或國家在其邊緣凝聚了權力，運用強制性措施來防止邊緣崩潰，給國家安全帶來危機。也許作者認為這些討論與本書的基本旨趣相左，雖然書中有時偶爾也會涉及帝國在掌控其邊緣的政治理由或權力措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