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外著名經濟學家有哪些
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個人簡歷：
1930年1月24日生於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學文學院，因病於1950年正式入學，入學後轉入經濟系學習。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金陵大學經濟系並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53年大學畢業，1954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55-1956年跟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1956-1957年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他參加了孫冶方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和於光遠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寫作。在這一期間，他的理論文章，如與林子力合寫的《全民所有制經濟論》等，特別是為於光遠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寫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表＞》，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一文，被國外某些學者認為是一篇某種原則上區別於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後，他進入了工作最緊張、成果最豐富的時期。1977年他較早對大寨「左」的口號和做法提出了公開的批評。他還參加了「按勞分配討論會」的籌劃和組織工作，在經濟理論方面對極「左」思想發起了系統批判。從1979年開始，他把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來。在這種研究的基礎上, 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一起, 為在中國開辟比較經濟體制研究這個新的學術領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別人合寫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和《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調節方式》等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7月訪美歸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某些簡政放權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鎖割據現象加重，而企業並未獲得應有的自主權，於是在中國經濟學文獻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分權的概念，指出必須避免走行政性分權的道路。1985年2月發表了《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指出，為了保證經濟改革能夠平穩進行，首先需要創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市場不太緊張，國家財政，物資後備比較寬裕的良好經濟環境。此後，他針對現實經濟中的問題，進一步論述了以上觀點，並提出對改革目標和實施步驟作出總體規劃的時機已經成熟。1985年11月，他領導一個課題組對「六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經驗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確處理經濟建設、體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關系》為題的報告中提出，中國正處在二元經濟迅速向現代經濟轉化的階段。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必須始終十分注意經濟效益的持續提高，十分注意社會資金的積累，恰當地把握農業人口向非農業轉移的速度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他參加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的工作。他有機會將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統整理。這一時期，他寫的《關於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總結》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關注和高度評價。
主要研究領域
理論經濟學
比較制度分析
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
㈡ 世界最祖名的經濟學家有哪些他們都有什麼貢獻
以下人物僅供參考，有不足的，請不要見怪呀：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因開創了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而稱著於世。
我們曾經的朱總理搞經濟時就顯現出一定的凱恩斯主義風采。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
近代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新古典學派的創始人，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界最重要的人物。
加里·貝克爾（Gary S.Becker）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這個人實在太有名了,呵呵,自己去查下他吧
。
讓·雅克·拉豐(Jean Jacques Laffont，1947.4.13—2004.5.1)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法國圖魯大學（Universite Toulouse）產業經濟研究所創始人，新規制經濟學創始人之一，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Wells獎得主）。拉豐教授同時也是信息經濟學和激勵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激勵理論、規制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阿瑟·林德貝克（Assar Lindbeck）
林德貝克教授在經濟學許多領域建樹良多，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貨幣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失業問題研究，以及福利分析。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著，是瑞典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該學派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
微觀經濟學原理的教科書一般都用他的
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
納什的數學天分大約在14歲開始展現。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時剛剛二十齣頭，但他的一篇關於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論文和其他相關文章，確立了他博弈論大師的地位。在20世紀50年代末，他已是聞名世界的科學家了。
舒比克（Martin Shubik）
他的最著名事例：美元拍賣，強烈建議你去搜來細看一下
讓·梯若爾(Jean Tirole）
天才的經濟學大師，歐洲經濟學界的傑出代表之一。
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
當代數量經濟學研究領域的著名經濟學家，這傢伙是從印度蹦達出來的，大大改變我對印度的看法，反正從某種程度上讓我對祖國挺失望的。
斯蒂芬·斯梅爾(Stephen Smale)
他其實更主要是位數學家。1966年費爾茲獎得主。他因證出五維或以上的龐加萊猜想而成名。然後轉向研究動力系統，作出重要成就，還勾劃出研究計劃，給很多研究者實行。斯梅爾也作過數學經濟的工作，近期也探究了不同的計算理論。
㈢ 怎麼才能成為一個經濟學家誰能說幾個經濟學家成功的例子
經濟學家有兩派，一個是學院派，那就是得讀書，讀研，以後作研究，有被主流學界認可的理論，那麼就是經濟學家了。
一個是草根派，經濟知識要靠自學，語言風格要犀利，觀點要大膽，而且要有一套能唬住人的理論。常年混跡於各大論壇，偶爾上電視脫口秀，吸引一大批粉絲。時寒冰，葉檀一類就是如此。
最後還有裝X派，滿口經濟名詞，建議看看如何偽裝成一個經濟學家，門外漢也能裝得像模像樣的。
㈣ 成為出色的經濟學家應該怎麼做
林毅夫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傳奇性的人物，在獻身經濟學之前，他曾是台灣的一名上尉軍官，1978年他游渡台灣海峽，到達廈門，後進入北京大學求學。在北大，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舒爾茨。這位農業經濟學的開創者在訪問北大期間，對於中國最大的貢獻也許就是發現了擔任翻譯的林毅夫，並將他推薦到芝加哥大學。1982年，沒想過要到美國念書的林毅夫來到了現代經濟學大本營芝加哥大學。五年以後，林毅夫重歸中國時，已經是一位出色的農業經濟學家。此後他以其對制度經濟學的獨到研究享譽國際經濟學界。
1994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學，聯合多位海外留學歸來的經濟學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出任主任一職，並將該中心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機構。為了為中國企業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走向世界提供指南，明後兩天，該中心及其北大國際MBA將和道瓊斯聯合在京舉辦2002年工商峰會，屆時包括龍永圖、巴爾舍夫斯基、史美倫、樊綱、易綱、劉永好、田溯寧、吳鷹和林毅夫本人在內的國內外知名人士將匯聚一堂，就「入世後中國企業走向國際的機遇與挑戰」這一峰會主題進行腦力沖浪。上周，本報記者采訪了正在為此次會議緊張忙碌的林毅夫教授。林毅夫告訴記者，中國企業只有發揮比較優勢才能才能走向世界，而且他相信，中國經濟必將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學必將大師輩出，而且其中一定有人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必須發揮比較優勢
記者：即將舉行的2002年工商峰會將圍繞「入世後中國企業走向國際的機遇與挑戰」進行討論，屆時你也將就此問題發表演講，在你看來，在世貿組織框架下，中國企業應該如何走向世界？
林毅夫：總的來講，中國企業要走向世界，必須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首先，中國經濟已經有了產業升級的需要，而且還將加速升級。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原本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產業將逐漸變成了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如將它轉移到海外比我們的產業發展慢半拍、勞動力比我們便宜的地方發展，它將可以獲得第二春，從而延續自己的生命力、競爭力和企業的獲利能力。所以，在世貿組織框架下，我們的企業不僅可以在國內進行資源配置，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利用其他地方的比較優勢繼續發展壯大自己。
第二，到海外去投資也是我們擴大市場的一種很好的方式。中國企業在加入世貿組織框架下會有更好的走出去的機會，中國也會出現資本輸出的機會。一般來講，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內，基本上沒有資本輸出，但是在進入1000美元以後，資本輸出基本是有出有進，超過2000～3000美元以後輸出就會大於進口。中國是個大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一樣，有些地區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2000～3000美元，已經具備了資本輸出的能力。因此，我們應該積極到海外去投資。
第三，在某些產業上有些國家會比我們有更大的比較優勢，我們要學會利用這一比較優勢，比如像海爾將研發中心設到了美國，就是利用美國在研發方面的比較優勢來提升自己的產業。
■中國不需要建立二板市場
記者：中國的二板市場遲遲未能推出，引起了很多人的議論，到底中國需不需要建立像美國納斯達克那樣的二板市場，現在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認為，中國不需要二板市場，即使建立了二板市場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對此，你怎麼看？
林毅夫：我個人一直持這種看法，原因是什麼呢？我們知道，在發達國家，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二板市場成功的很少。大部分國家的二板市場不成功，我們更不可能成功，為什麼呢？二板市場屬於直接融資，它的上市成本是很高的，雖然它比在主板市場上上市容易一點，但是它的成本也更高，而且因為它上市相對比較容易，其市場風險也更大。應該說，在所有資金成本中，二板市場的成本是最高的，這么高的資金成本只適合產品有很大市場潛力但是風險也會很大的企業。我們知道，發達國家處於產業技術的最前沿，它的比較優勢就是在這種資金非常密集、風險非常大的研發上。這是它的比較優勢所在，因此它必須有適應它的體制的融資方式，這樣便出現了二板市場。而在我們國內，發展二板市場基於這樣兩方面的討論：一是現在中小企業從大銀行貸款很困難，而且在主板市場上市又很不容易，因此希望有一個二板市場；二是因為美國有個二板市場，所以它的高科技發展很好，我們也希望用二板市場來發展自己的高科技產業。但我個人認為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我前面已經提到，美國已經到了高科技的最前沿，所以需要二板市場，而這種新技術的研發是資金最密集的，像IBM一年研發的投資就是50多億美元，INTEL一年的研發費用是30多億美元，摩托羅拉將近40億美元。這種資金密集型的產業，不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如果我們去做不符合我們比較優勢的生產活動，到最後你花很大的力量你還是沒有競爭力，韓國就是很好的例子，像現代電子等企業，其研發投入雖然很大，不但不賺錢，而且瀕臨破產的邊緣。從第一點來講，我們的中小企業確實在大銀行貸不到款，也不可能貸到款，但關鍵的問題不是建立二板市場，而是發展中小銀行。而且中國的中小企業基本上不會有美國的中小企業那麼大的市場化的風險，為什麼？因為按照比較優勢，它從國外引進、消化和吸收技術，這些技術都是現成的，產品也是現成的，其次，就是這些中小企業將技術和產品引進來以後，它可以取代國外的產品，不但可以在國內有市場，而且在國際上也會有市場，並不存在很大的市場風險。而且由於它不是走在技術最前沿的研發產品，所以它的市場機會也不會像美國的企業那麼大。這樣的特性就決定了資金成本很高的二板市場並不是發展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最好的方式。我個人認為，並不是中國絕對沒有在高科技產業上面有可能發展的中小企業，比如在中文軟體市場上，中國人開發起來就可能更有優勢，如果這樣的企業要上市，到國外上市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在國內建二板市場。
■中國經濟學家正在進入西方經濟學未知的領域
記者：你曾談到中國的經濟學家拿西方的經濟學地圖在中國按圖索驥並不一定能找到位置，你的意思是否是說，中國的經濟學家正在面對是西方經濟學不曾涉足的未知領域？
林毅夫：應該可以這么說。經濟理論是從經濟現象中抽象出來的，反過來解釋經濟現象和預測經濟發展，這是經濟理論的功能。其實任何經濟理論都來自經濟現象而且最後要回歸到經濟現象，研究現象必然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你在什麼地方，你對這個地方的現象就了解得比較深，你就會在你所在的地方發現這些經濟現象以及它的成因，你就可以將這些經濟現象抽象出來構築你的理論模型，並用它來解釋你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很多人說美國的某某經濟學家是國際著名的經濟學家，那是因為美國是現代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人家以為美國的經濟學家研究的應該是全世界的問題，其實他研究的只是美國或者說是發達國家的問題，而且美國99％的經濟學家所研究的只是美國的經濟問題，這些問題與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拿他們的理論來解釋美國或者發達國家是對的，但是拿它們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指導原則卻是不對的。我們不能照搬外國的經濟學理論，我們在學習外國經濟學理論時必須很清楚他們研究的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要簡單地拿他們的結論來套中國的情況，我們應該拿他們的分析方法來分析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分析我們的機會在什麼地方，我們的挑戰在什麼地方，這樣才能直接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
■美國經濟學正在喪失原創性
記者：那麼你怎麼看待當前美國的經濟學研究？
林毅夫：真正對理論的貢獻是來自於對現象的觀察，從現象當中抽取理論，這才是原創性的貢獻。現在美國很多經濟學家用數學來表述經濟學，其實數學是工具，數學本身沒有思想，但在美國有著高度分工的經濟學界，有5萬個經濟學家，而美國又沒有多少東西可以研究，因此到處都在比技巧，這有點像中國的唐詩宋詞，早期的特別有生命力，到了中晚期就都講技巧了。為什麼？沒有那麼多新的境界可寫，大家就只好鬥技巧，一鬥技巧就沒有生命力了。我覺得美國經濟學界現在普遍地是在玩技巧，這種玩法正在使美國的經濟學喪失原創性。
■張五常獲諾貝爾獎很難
記者：現在，國內經濟學圈子裡有一個很熱門的人物，就是張五常，一些人認為他有可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你怎麼看張五常？
林毅夫：張五常是經濟學家中少數可以被稱為對經濟理論有原創力貢獻的人，在國際經濟學界成名的經濟學家大部分的貢獻在計量或者數理等方法論層面，對經濟學的思維沒有多大貢獻。如果講對經濟學思維有貢獻的，張五常應該算是少數幾位對經濟學思想、思潮和思維有貢獻的人。
記者：你認為張五常能夠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嗎？
林毅夫：我個人認為他未必會拿到諾貝爾獎，雖然內心裡我是希望他得到的，但是客觀上我覺得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有這么幾個原因：一個是他做的工作主要是闡述考斯特理論，考斯特已經拿到獎了，如果他能得獎應該是和考斯特一起。當然闡述考斯特理論也是有貢獻的，考斯特那麼有名，跟他的闡述有一定關系，這就是為什麼考斯特在獲獎時兩次引用他的話的原因。其實，一個人能否拿諾貝爾經濟學獎關鍵在於他提出的理論後來有沒有人跟著做。
■三四十年後中國人將會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記者：那麼，中國現在是否已經產生了具有原創性思想的經濟學家？
林毅夫：我想應該有，但是這個原創性的思想是否有很大的影響，還得有很多人跟著去做。目前，我們的經濟學界還處於覺得外國的東西比較好的階段。
不過，一個經濟學思想是否有原創性還是要看10年20年後大家接受不接受，如果接受了就是原創，如果不接受就要到下一代同樣一個東西被提出來時看是否有人回過頭來看你的思想。有時候，你提出了原創性的東西，但是大家並不見得認識它的價值。所以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說，如果一個經濟學家說他提出的理論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的，這個人一定是對文獻看得太少。同樣一個現象，可能有人在50年甚至100年前就說過了，可是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
記者：你認為，在中國這塊土壤上，會產生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嗎？如果會，你認為會是什麼時候？
林毅夫：我覺得中國肯定會產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認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就是世界經濟學的中心，前面我提到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現象，經濟理論貢獻的大小不在於它的邏輯性有多麼復雜，而在於它解釋的現象有多重要。我相信在21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經濟的現象一定會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現象，而闡述中國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家一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
我認為目前中國拿諾貝爾經濟學獎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你的思想必須是原創性的；第二，你的論述要能進到主流經濟里（可是我們在國內能夠進到主流經濟的經濟學家太少了，而且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是拿外國的經濟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而不是用中國的經濟現象得出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
我相信拿諾貝爾獎的不會是我們這一代，我相信比我們早的一代也很難，更可能的是我們這一代的學生，時間也許是30年、40年以後，隨著中國經濟登上全世界最大的經濟舞台，研究中國問題變成研究世界問題的時候，那時中國的經濟學家當中就會有人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㈤ 求最著名的十個經濟學家
管理學家
彼得·德魯克 -- 現代管理學之父
伊戈爾·安索夫 -- 戰略管理之父
邁克爾·波特 -- 競爭戰略之父，20世紀對全球經濟影響力最大的3位人物之一
馬文·鮑爾 -- 現代管理咨詢之父,麥肯錫咨詢公司的創建人,現代歐美企業經營哲學的領導者,CEO的精神導師
查爾斯·漢迪 -- 藝術管理大師，工作場所變革的開拓者
加里·哈默爾 -- 世界一流的戰略大師，當今商界戰略管理的領路人
彼得·聖吉 -- 學習型組織之父，當代最傑出的新管理大師之一
勞倫斯·彼得 -- 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現代層級組織學的奠基人，教育哲學博士
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 -- 偉大的企業史學家、戰略管理領域的奠基者之一
艾德佳·沙因 -- 企業文化與組織心理學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羅伯特·卡普蘭 -- 平衡記分卡的創始人，美國平衡記分卡協會主席
大衛·諾頓 -- 平衡計分卡的創始人,平衡計分卡協會的創始人，主席兼CEO
阿里·德赫斯 -- 「學習型組織」概念的首創者之一，長壽公司模式創造者
布魯斯·亨德森 -- 波士頓咨詢公司創始人,波士頓矩陣、經驗曲線、三四規則理論的提出者
普拉哈拉德 -- 核心競爭力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國際上公認的公司戰略和跨國公司管理領域的專家
威廉·愛德華茲·戴明 -- 質量管理之父
大前研一 -- 日本戰略之父
大野耐一 -- 著名的豐田生產方式的創始人，「日本復活之父」、「生產管理的教父」
肯尼斯·布蘭查德 -- 管理寓言的鼻祖,情景領導理論的創始人之一
保羅·赫塞 -- 全球著名領導力大師,情境領導模型的始人, 美國領導力研究中心（CLS）創始人、主席
羅伯特·布萊克 -- 管理方格理論的創始人
簡·莫頓 -- 管理方格理論的創始人
道格拉斯·麥格雷戈 -- 人性假設理論創始人，管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
戴維·尤里奇 -- 人力資源管理的開拓者
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 -- 科學管理之父
威廉·大內 -- Z理論創始人,最早提出企業文化概念的人
弗蘭克·吉爾布雷斯 -- 動作研究之父
莉蓮·吉爾布雷思 -- 美國第一個獲得心理學博士的婦女，「管理學的第一夫人」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 -- 雙因素理論的創始人
弗雷德·盧桑斯 -- 權變管理理論體系的建立者
弗雷德·菲德勒 -- 權變管理創始人
瓊·伍德沃德 -- 英國女管理學家,權變理論學派代表人物，公司生產過程類型的技術型模式開創者
愛德華·勞勒 -- 人力資源領域最具影響力人物,期望激勵理論提出者
萊曼·波特 -- 美國心理學家、行為學家、人力資源管理專家,期望激勵理論提出者
維克托·弗魯姆 -- 期望理論的奠基人, 國際管理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
瑪麗·帕克·芙麗特 -- 管理理論之母，管理預言家
馬克斯·韋伯 -- 組織理論之父
亨利·明茨伯格 -- 經理角色學派創始人
亨利·法約爾 -- 現代經營管理之父
約瑟夫·朱蘭 -- 世界著名的質量管理專家，舉世公認的現代質量管理的領軍人物，質量領域的「首席建築師」
亨利·勞倫斯·甘特 -- 甘特圖的發明者，人際關系理論的先驅者之一，科學管理的先驅者之一
查爾斯·巴貝奇 -- 科學管理的先驅者
莫里斯·庫克 -- 科學管理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之一，泰羅的親密合作者
卡爾·巴思 -- 泰勒的嫡系追隨者，科學管理的先驅者
雨果·閔斯特伯格 -- 工業心理學之父
哈羅德·孔茨 -- 管理過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現代管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
海因茨·韋里克 --SWOT矩陣的創始人，美國舊金山大學國際管理和行為科學教授
威廉·紐曼 -- 著名的戰略管理研究大師, 美國管理學會前主席,管理過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哈林頓·埃默森 -- 「科學管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傳播效率主義的先驅者
吉姆·柯林斯 -- 著名的管理專家及暢銷書作家，影響中國管理十五人之一
詹姆斯·錢皮 -- 流程再造的大師
丹尼爾·戈爾曼 -- 情商之父
雷格·瑞文斯 -- 行動學習法之父,全球第一位藝術管理大師
吉爾特·霍夫斯塔德 -- 文化大師
庫爾特·勒溫-- 場論的創始人，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傳播學研究中守門理論的創立者
哈羅德·凱利--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歸因理論的發展者
克里斯·祖克 -- 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管理大師之一，哈佛商學院技術與經營管理和綜合管理的雙料教授
克瑞斯·阿吉里斯 -- 組織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的先驅
克萊頓·克里斯坦森 -- 創新管理大師，1995年度麥肯錫獎得主
肯尼思·安德魯斯 -- SWOT分析法的創始人
羅莎貝斯·莫斯·坎特 -- 授權和變革管理的先驅
羅伯特·歐文 -- 現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驅
拉姆·查蘭 -- 排名世界第一的管理咨詢大師
林德爾·厄威克 -- 古典管理理論的集大成者
梅雷迪思·貝爾賓 -- 團隊角色理論之父
羅伯特·奎恩 -- 競爭價值理論模型的提出者
羅伯特·坦南鮑姆 -- 美國著名企業管理學家，領導行為連續體理論的提出者
沃倫·施密特 -- 領導行為連續體理論的提出者
邁克爾·哈默 -- 企業再造之父，20世紀90年代四位最傑出的管理思想家之一
梅雷迪思·貝爾賓 -- 團隊角色理論之父
諾爾·迪奇 -- 世界知名的領導力變革專家，世界最有才華的十個管理大師之一
歐內斯特·戴爾 -- 經驗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喬治·埃爾頓·梅奧 -- 行為科學學派的創始人
弗里茨·朱利斯·羅特利斯伯格 -- 人際關系理論的創始人之一,早期人際關系理論的歸納總結者
切斯特·巴納德 -- 社會系統學派的創始人，現代管理理論之父
倫西斯·利克特 -- 支持關系理論的創始人
羅伯特·沃特曼 -- 美國管理學家，《追尋卓越》作者之一
弗雷德·菲德勒 -- 權變管理創始人,美國當代著名心理學和管理專家
盧瑟·古利克 -- 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
斯蒂芬·羅賓斯 -- 組織行為學的權威，世界上管理學與組織行為學領域最暢銷教材的作者
斯蒂芬·科維 -- 《時代》周刊25位最有影響力的美國人之一，最有影響力的高效率思想大師
湯姆·彼得斯 -- 享譽世界的經營管理大師，商界教皇，管理領袖中的領袖，後現代企業之父
沃倫·本尼斯 -- 組織發展理論創始人，領導學大師們的院長
約翰·科特 -- 領導變革之父
野中郁次郎 -- 知識創造理論之父，知識管理的拓荒者
約翰·阿戴爾 -- 世界上第一個領導力專業的教授，世界管理思想和實踐作出最多貢獻的40位人物之一
詹姆斯·赫斯克特 -- 哈佛商學院UPS基金企業物流教授，《公司文化與經營業績》合著者之一
斯塔西·亞當斯 -- 美國管理心理學家、行為科學家,公平理論的創始人
戴維·麥克利蘭 -- 激勵理論的巨匠
斯金納 -- 新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創始人
阿爾伯特·班杜拉 -- 新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會學習理論的創始人，認知理論之父
亞伯拉罕·馬斯洛 -- 需求層次理論創始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克雷頓·奧爾德弗 -- ERG需要理論的創始人
阿曼德·費根堡姆 -- 全面質量控制之父
比爾·史密斯 -- 六西格瑪之父
菲利浦·克勞士比 -- 零缺陷之父、世界質量先生、偉大的管理思想家
石川馨 -- QCC之父、日本式質量管理的集大成者
田口玄一 -- 享譽全球的質量大師，田口方法的創始人
埃爾伍德·斯潘塞·伯法 -- 管理科學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登·唐諾森 -- 世界最具影響力十大管理大師之一
保羅·赫希 -- 全球排名第一的凱洛格商學院管理學大師
沃特·阿曼德·休哈特 -- 統計質量控制 (SQC) 之父
斯坦利·西肖爾 -- 現代管理學的大師之一，組織有效性評價標準的提出者
弗里蒙特·卡斯特 -- 著名的管理學家,系統管理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 -- 國際企業領域里的泰斗
蘇曼特拉·戈沙爾 -- 國際知名的管理學權威之一，對歐洲管理思想體系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
曾仕強 -- 中國式管理之父
丹尼爾·雷恩 -- 管理思想演變研究方面的權威
陳明哲 -- 美國管理學會戰略分會主席
㈥ 請介紹幾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一)經濟學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於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後人對於什麼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麼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裡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後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麼，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並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後的馬歇爾那裡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範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後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後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於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後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後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餘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麼，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後一批「剩餘」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作為剩餘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裡學到了後者的分析範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餘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傑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傑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麼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於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採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餘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 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於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餘產品」的分析範式，以至於人們今天乾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
二、劍橋遺風
「斯拉法體系」也許可以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斯拉法的出現則勾起我對美麗劍橋的回憶。150年來，這里曾活躍著馬歇爾、庇古、凱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羅賓遜夫人、哈羅德等一代代傑出的經濟學家，這使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
1929年5月，經濟學家庇古在一次演講中說到，我們最近先後失去了劍橋的馬歇爾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們倆毫無疑問是近30年來英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確，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馬歇爾和埃奇沃斯的條目都多達20頁以上。馬歇爾作為所謂「劍橋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原理》（1890）和《工業與貿易》（1919）完成了經濟學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換，成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基礎之作。在馬歇爾之前，歐洲的經濟學特別由於法國的瓦爾拉（M·Walras）、古諾（A·Cournot），德國的屠能（J·Thunen）和英國的傑文思（W·Jevons）等經濟學家在轉換穆勒的結構和研究範式方面肯定對花去馬歇爾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經濟學原理》影響不淺，但馬歇爾仍然代表一個時代的開端。馬歇爾的「原理」建立了一個較為成熟的經濟學的「靜態學」分析範式（這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5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說，從根本上說，與其說馬歇爾創造了還不如說他熟練地掌握了一種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個具體的真理，而是一個去發現真理的「 機械」。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也應該是現代計量經濟學的引路人。盡管我們都注意到，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並沒有使用大量的數學和統計學，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後來指出的那樣，他的「原理」是以數學為基礎的，他把數學這個偉大的工具隱藏起來了。
馬歇爾對經濟學的另一大貢獻可能就體現在他手下造就出來的一大批弟子了。從真正的意義上來說，這是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庇古自然是馬歇爾最得意門徒和「劍橋學派」的繼承人，他還是現代福利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事實上，馬歇爾的經濟學是由庇古在劍橋為學生講授並大力傳播的。凱恩斯是馬歇爾和庇古的學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個，但毫無疑問，凱恩斯是當代最具影響的馬歇爾的弟子。
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起源於他長期形成的貨幣思想的一系列發展。他在13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發展三個階段的重要著作：《貨幣改革論》（1923）、《貨幣論》（1930）和《通論》（1936）。《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我想再也沒有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在《通論》中，我們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凱恩斯。這里（正如凱恩斯許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樣）是這樣一個先知的鼓舞人心的聲音，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真理，並且確信只有這個真理能挽救一個深深陷入各種危機與痛苦之中的世界。這是直接為了勸說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皈依新的教規和向錯誤的先知們作斗爭而發出的一種清晰而又雄辯的聲音，因為後者們剛愎自用地堅持早已被凱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話中的種種錯誤的教誨。這就是凱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也因為其成為每個經濟學家所繼承的一部分文獻遺產而聞名於世的情況。還有誰不知道『在長期，我們都死了』（《貨幣改革論》，第56頁）這句話？還有誰不知道，『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這個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許多實踐家自以為絕不受任何知識的影響，卻往往當上了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執政的狂人，自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實際上卻是從若干年前一些學術界劣等作者那兒拾取了一些怪誕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漸侵蝕力來，既得利益的勢力被過分誇大了。』」②
可是，凱恩斯的《通論》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一個被稱為「劍橋園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氛圍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後，凱恩斯擔任了英國著名的《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並傾心於《貨幣論》的寫作。就是在這個時候，凱恩斯誠心地把曾向馬歇爾發難的義大利青年經濟學家斯拉法請到了劍橋。事實上，已經50歲的凱恩斯和一批25歲左右的劍橋同事和青年新秀組成了劍橋學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這個俱樂部里，除斯拉法之外，還包括拉姆齊這位年輕卓越的數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凱恩斯的得意門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學同學羅賓遜夫人（J·Robinson）、以及後來大名鼎鼎的哈羅德（R ·Harrod）和曾榮膺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齊，他傑出的才華和英年早逝（26歲）給這位劍橋的數學家的後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齊與著名的數學家和博弈論專家馮·諾伊曼同生於1903年，每個人都只寫了一生中最有價值的3篇論文。拉姆齊的這3篇論文分別是討論主觀概率與效用的「真理與概率」（1926）、討論最優稅收的「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1927）和討論單一部門最優增長的「儲蓄的數學理論」（1928）。他的後兩篇論文均發表在由凱恩斯任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對稅收理論的一個貢獻」實際上開創並奠定了現代稅收理論的基礎，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齊的這一論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視，這主要歸功於鮑莫爾（W·Baumol）教授等一批學者在70年代對規模經濟顯著行業的定價問題的集中研究。鮑莫爾還以「拉姆齊定價」為條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介紹了拉姆齊的這一重要貢獻。另外，在拉姆齊的這篇論文發表70年以後，從牛津剛轉入劍橋任教的米爾利斯（J·Mirrlees）教授因為發展了這一最優稅收理論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拉姆齊的第3篇討論儲蓄的論文被凱恩斯在為拉姆齊撰寫的逝世訃告中稱為「對數理經濟學所作過的最卓越的貢獻之一」。
在「劍橋園地」，還有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她1922年入劍橋念經濟學，當時馬歇爾還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給學生講授馬歇爾的經濟學。可以說她是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的學生。但同時也還是斯拉法、卡爾多（N·Kaldor）和卡萊斯基（M·Kalecki）的摯友，他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開始在劍橋工作，研究經濟學。她是「劍橋園地」的積極參與者。這個「園地」的定期討論會在30年代實際上正在孕育著凱恩斯的《通論》的初稿。羅賓遜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使年輕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經濟學的最前沿。隨後她致力於對凱恩斯《通論》的闡釋和辯護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與卡萊斯基的相遇改變了她後來對經濟研究的重點，也改變了她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度。她發現卡萊斯基已早於凱恩斯得出了後者的結論，而且卡萊斯基使用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語言。馬克思的整體社會觀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論馬克思經濟學》，並於1956年出版了她開創性的、同時也可能使她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資本積累》。
人們今天為她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惋惜。曾經有人說，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大錯失良機的遺憾，而且都與羅賓遜夫人有關。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經濟學家；二是它沒有授予羅賓遜夫人。然而，無論如何，作為「劍橋學派」的重要一員，她的個性正好驗證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哲學家的一句話：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個持異見的學者。
三、古典主義的新世界
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我們會始終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科學力量。是它的存在誘導並推動了一代代經濟學家恆久不懈的努力。沒有這種追求科學的精神，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面貌。80年代初，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將我帶入經濟學的。當然，那時我們念的《經濟學》是高鴻業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譯過來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薩繆爾森在為他的《經濟學》1948年第1版的紀念本所寫的前言中風趣地說：「看到中世紀的三個正在勞動的人，喬瑟問他們在干什麼。第一個人說：『我在掙錢，錢還不少』。第二個人說：『我在把石頭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狀』。第三個人則聲稱：『我在建一座教堂』。當我撰寫《經濟學》的第一版時，我實際上在同時做這三件事，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的確，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的成功是數百年來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的成功！作為在美國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人（1970），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貢獻代表了過去的50年一代經濟學家在將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分析語言和圖式轉變成數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薩繆爾森對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充滿信心和熱情。他25歲完成的博士論文於1947年出版，題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成為現代經濟學分析的經典。1966－1986年連續出版的5卷本《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集》（收入388篇論文）堪稱現代經濟學範式之非凡作品。
薩繆爾森成長的30年代，正是英國的「凱恩斯革命」和壟斷競爭理論的創新時期。薩繆爾森因之從芝加哥大學轉入了「合適的地方」——哈佛大學。在哈佛的5年學習以及後來在MIT的終身教職使薩繆爾森最終在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美國的正統經濟學之間找到了一種「綜合」。然而，在薩繆爾森離開芝加哥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這兩位後來先後於1976年和1982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後期，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維恩那（J·Viner）為首的反對英國30年代的凱恩斯《通論》和壟斷競爭理論創新的「風格」。就是說，他們始終希望堅持凱恩斯之前的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據說是芝加哥大學的凡勃倫在1900年最先發明這個詞來描述馬歇爾的「劍橋學派」的），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和價格原理，後經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經濟學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別「芝加哥學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們對培養經濟學博士的苛刻要求。這種要求博士的候選人必須通過關於價格理論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試。掌握應用價格理論的能力是每個念經濟學的學生必須樹立的明確目標。芝加哥學派的這個所謂的「教義帝國主義」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不過，盡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經濟系，奈特捍衛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還是與維恩那保持著迥然不同的風格。奈特比較反對經濟學中的數理分析，而維恩那卻更欣賞經驗（計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學生，特別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雖然更忠實於奈特，但他們卻是十足的經驗實證主義者，對在經濟研究中採用計量經濟方法十分推崇和偏愛。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後，芝加哥大學請來了年輕的奧斯卡·蘭格（O·Lange）來主講凱恩斯的經濟學（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校方試圖讓芝加哥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也有一些聲音）。但蘭格是一位傑出數理經濟學家，與芝加哥的亨利舒爾茨教授成為芝加哥的數理經濟學家。另一位舒爾茨這時候也調入了芝大並擔任了校長。他就是西奧多·舒爾茨，農業和發展經濟學家，他於1979年因為創造性地發展了「人力資本和教育」的經濟學分析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實證經濟學的這一作風使芝加哥的確維持了30年代形成的傳統的連續性。但屬於「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研究在方法上並不始終囿於統計和技術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論文集》中對一套實證主義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確實，後來曾引起薩繆而森的挑戰）。他認為，重要的不是假設的可靠性，而是理論的可檢驗性決定著對理論的選擇。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數經濟學家並不完全堅持這一「原則」，對他們來說，邏輯的一致性是理論的更重要的原則。
50年代以後，芝加哥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方面有了更輝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條目對此作了介紹。本條目的撰稿人里德寫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芝加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了傳統的教義之外。H·G·劉易斯（H·G·Lewis）應用價格理論解決『供需結合』問題（劉易斯，1959）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貝克爾，1957）是早期的兩個例子」。貝克爾由於在將價格理論成功地應用於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會問題的分析而獲得了199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根據里德的概括，教義擴展的另一個領域是公司財務學。也許財務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獨立的學科，但在芝加哥那裡，把兩者革命性地聯系起來的是價格理論。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關於股票價格和股息的創造性論文引發了後來的「資本資產定價理論」的誕生。接下來的創新是「理性預期」。這本不是芝加哥的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但在以米勒為首的芝加哥商學院和以盧卡斯（R·Lucas）所領導的經濟系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事實上，公司財務學的發展引出的「有效市場」思想與理性預期的思想一脈相承。米勒和盧卡斯分別於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5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最後一個創新是「法和經濟學」。「法和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源於對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的嘗試。1939年芝大聘請西蒙斯來執教，西蒙斯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現在看起來，這是芝大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從西蒙斯倡導的政策分析中後來逐步發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貨幣主義」和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對於後者，我們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科斯（R·Coase）為法律經濟學開創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新制度經濟學。他1960年發表在《法和經濟學雜志》上的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被施蒂格勒稱之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雖然人們對科斯的學說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進行著，但我始終欣賞這樣一句話：在科斯那裡，真實世界總是趨於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對「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對芝加哥學派的最好定義。
(二)管理學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是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
對於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因為核心競爭力具有稀缺難以模仿這些的資源特徵，對核心競爭力的重視和研究，實際上是將企業競爭優勢的生成問題轉化為維系競爭優勢的問題，進而賦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也就是為什麼認清、維護和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性命攸關」的。
過去，多元化經營的大公司可以簡單地指示下屬的各業務單元進入某個特定的終端產品市場，並要求這些業務單元能成為世界領先者。但是，隨著市場邊界迅速變化，目標市場往往變得飄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這一簡單做法，則難以創造新市場，也難以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或在成熟市場戲劇性地改變客戶選擇的模式。
競爭優勢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層整合整個公司的技術及生產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這些能力使得各項經營業務能夠迅速捕獲不斷變化的機會。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顆大樹，樹乾和主要枝杈是核心產品，較小的枝杈是些業務單元，樹葉、花朵和果實是終端產品，而提供滋潤、營養和穩定的根系則是核心競爭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縮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競爭力。
我們可以把核心競爭力視為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力，尤其是關於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整合多種技術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不僅涉及技術體系的協調一致，還與工作的組織、價值觀的傳遞有關。核心競爭力還是溝通、參與，以及對跨組織邊界工作的深刻認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競爭力並不意味著比競爭對手更多的研發投資，也不意味著垂直整合。
核心競爭力的獨特之處在於，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強。核心競爭力不僅是把已有的業務抱成一團的粘結劑，而且還是新業務開發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產品背後是幾個共享的核心競爭力。各種各樣的業務從表面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處的核心競爭力看，不同的業務恰恰是脈絡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學、成像技術和微處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競爭力使它得以在復印機、激光列印機、相機和掃描儀這些看起來不同的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羅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內西（William J. Abernathy）：關注企業長遠發展
過去20年間，因美國的經濟層越來越依賴一些幾近教條的管理原則。這些管理教條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華而不實的方法，輕視基於經驗的洞察力，因而無法把握戰略決策的微妙性和復雜性。結果，追求短期經濟回報的最大化成為許多公司壓倒一切的准則。
當今世界，大多數行業的成功都要求企業重視長遠發展，從而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然而，美國管理者卻沉迷於那些看似實用的「管理教條」：鼓勵管理者重分析，輕洞察；鼓勵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減，放棄長遠的企業發展。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被管理者視為福音的管理教條在美國經濟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些風靡全美的管理教條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財務控制管理。隨著企業的組織結構日益分散化，企業傾向於把利潤中心作為衡量管理者成敗的基本標准。這必然導致企業更依賴於投資回報率這樣的短期財務指標，並以此來評估管理者的業績。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敢於嘗試創新，因為沒有人可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後果。
企業組合管理。企業組合管理是「投資組合管理」概念在企業中的運用，即多元化經營。但是，假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管理團隊缺乏實際經驗，只關注財務和控制，那就會把管理者推向一個極端：在安排資源時畏首畏尾，不敢承擔責任，不願冒風險。
市場驅動管理。1960年以來，美國公司把一個它們原本忽視的原則用得過於到家了：經營以客戶為導向。問題在於，運用市場驅動企業發展的戰略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客戶往往只看得到現有的產品，企業僅僅關注當前的客戶滿意度有可能會錯過未來的卓越產品。
事實上，企業得以生存和經久不衰的命門歷來如此：投資、創新、領先、創造從未有過的價值。只有如此，而不僅僅是充當控制者、市場分析家、企業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場先驅。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條：經濟下滑之罪魁》
亞伯拉罕·扎萊茲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領導者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非常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歷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面，兩者都截然不同。
什麼是培養領導者的最佳方法？各個社會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養管理者就是培養領導者。但是這種機制雖然能夠保證控製得法、各方權力平衡和管理者勝任其職，卻不能保證組織富有想像力、創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離正軌。而且，管理者傾向於集體領導
㈦ 經濟學的創始人是誰
亞當斯密
現代經濟學之父是保羅·薩謬爾森
㈧ 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是誰請附理由
不能籠統的說誰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就像不能說誰是最偉大的文學家一樣。
在不同時期，出現的經濟學家有其知識背景，有不同的時代背景，他們產生的影響和所提出理論的作用也都不盡相同。
可以說，亞當斯密是經濟學鼻祖，他開創了經濟學的學科，讓大家認識到經濟學在生活和國家管理中的作用，以及經濟學對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他主張政府應該給市場經濟最大的自由度，所以才有了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積極蓬勃發展的局面。
凱恩斯，跟亞當斯密不同的是，凱恩斯主張政府幹預經濟，因為當時美國和世界正處於經濟不景氣時期。他的政府幹預論一定程度上為經濟振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後來出現的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等都在不同的領域有獨到的研究和觀點，為世界金融和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我覺得，只有對當今時代有最敏銳洞察力的經濟學家，而沒有最偉大的經濟學家這一說。
㈨ 要想成為一名成功的經濟學家應具備哪些條件
要想成為一個經濟學家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識。比如要看哪些方面的書籍，要加強會計及審計，銀行及金融，生產及物流，市場營銷，精算，稅務，經濟法等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