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發明的拼音

『壹』 漢語拼音是外國人發明的嗎如題 謝謝了

漢語拼音方案歷史淵源 1912年，民國成立後，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准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並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范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台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范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於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標准音。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范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系。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並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並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下面我們就從幾個主要的方面來說一說漢語拼音方案與注音符號、國羅、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設計的繼承發展關系。 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 古代，中國的回族兄弟不學漢字，學習阿拉伯語，但他們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來拼寫口語（漢語），所以這是中國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統治者用改變了的藏文的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叫八思巴字。雖然不是專門拼寫漢語的，但是，也算漢語拼音的一種吧。 明朝，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出現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民國年間，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的集中表現。現在台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拉丁字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 共和國成立後，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就是現在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合國也承認的。 漢語拼音方案的出籠 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復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於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漢字筆畫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記式、圖案式、數字形式。而最後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1958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公布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 1977年，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准化會議根據「名從主人」的原則，決定採用漢語拼音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國際標准。 1982年，國際標准化組織發出ISO7098號文件，成為國際標准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貳』 漢語拼音真的是老外利瑪竇發明的嗎

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准 ISO 7098（中文 羅馬字母拼寫法）。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漢語拼音。2008年9月，中國台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漢語拼音」，涉及中文英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漢語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漢語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 在中國古代，由於沒有標準的漢語拼音方案，人們在教學生字時，常使用兩個常見的字進行反切或直拼出這個生字的讀音。這個方法顯然太繁瑣，不易讀准。由於古代沒有標準的拼音方案，致使很多漢字古代的讀音與現在的讀音完全不同。給中華民族的興起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是誰發明了漢語拼音呢？說來有趣，是一個外國人。我國古代漢字讀音大多採用「兩字相切」的讀音方法，如「東」（都籠切）。這個方法顯然太繁瑣，不易讀准。公元1610年，法國有個傳教士叫金尼格萊來到了中國，他是個中國通。他在1626年寫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資》的書中，首次准確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記錄了漢字的讀音。他在中國期間結識了韓雲、王征等人，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在利瑪竇等傳教士漢語注音的西書《西字奇跡》基礎上，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匯。

『叄』 國內的拼音是自己發明的還是國外引進的

就我所知是由中國人在外國學後在中國改進的

『肆』 拼音字母是誰發明的

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們最早使用羅馬字母標注中國漢字，但是字母拼音的發明人，是盧戇章。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1815年到1823年之間，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

盧戇章是中國第一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發明了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的拼寫方式。

拓展資料

盧戇章

字雪樵(1854-1928)，福建同安人，清末學者。創制中國切音新字，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

盧戇章9歲入義學，18歲參加科舉考試，落地後在私塾教書。

1979年，回到了廈門，以教華人英語和西人華語為業，曾參加翻譯《華英字典》。

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盧戇章將自己創制的漢字拼音方案中國切音新字編成著作——《一目瞭然新階》，其中的「天下第一塊切音新字」是中國人制訂的第一套拼音文字方案。

1906年，出版《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一、二）和《中國新字北京切音合訂》

1913年後，修改廈門切音字母，改名「國語字母」，並以《中國新字》為名於1915年出版。

『伍』 漢語拼音是被誰發明出來的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准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源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

[B]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B]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威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B]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B]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出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B]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B]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里頭，問題不大；[B]在知識分子里頭，有些問題。[/B]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B]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B]」（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系，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准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准。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范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准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准，標准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准發展成為國際標准。

未來的改革方向是漢字拼音化

1951年，毛澤東曾經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在我國的學者中，還有一些公開主張「雙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張實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雙軌制），馮志偉提出首先在計算機通信中實行「文字雙軌制」，認為文字書寫方式的改革應該先從信息科學做起來。 政府對於這些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並不幹涉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的自由。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受到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該學會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導和研究「拼音化」問題。我國政府這樣寬松的政策，為「雙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於雙文制的想法，早在清朝末年的漢語拼音運動中就產生了，後來有許多、著名的學者都關心這個問題。郭沫若曾經說過：「我們可以預想到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學者來認真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

茅盾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希望，至少我們的孫兒孫女這一代能夠兩條腿走路，既能用漢字寫，也能用拼音字母寫，聽報告作筆記，用拼音字母寫，會比漢字寫得快。如果可能，還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機。這樣該是多麼幸福呢！我並不幻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廢除漢字（方塊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內或在百年之後還要用漢字，讓我們的子孫的一代能用『兩條腿走路』又有什麼不好呢？」

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個時代，計算機還沒有普及，他們大約也沒有使用過微型計算機，更沒有可能通過計算機去訪問互聯網的網路、在網路上自由地漫遊，但是，他們當時就已經慧眼獨具地看到了雙文制的好處，如果他們今天還健在，一定會舉雙手雙腳贊成在計算機通信中首先實行雙文制的建議。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周年的日子裡，我們應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條規定，學好漢語拼音，用好漢語拼音，讓漢語拼音在信息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

漢語拼音化進程急剎車

80年代中期，為了適應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勢，我國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調整。

1986年1月，當時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中指出：「關於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應該強調，《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標准。它的制定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公布之後已經在國內外廣泛應用。《漢語拼音方案》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是一個科學實用的方案，我們應當努力推行，而不應當另起爐灶；要想用其它方案來取代，事實上難於辦到。繼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社會和科技發展的客觀需要。今後要繼續加強拼音教學，逐步擴大《漢語拼音方案》的應用范圍，並研究、解決使用中的實際問題，如漢語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詞的區分，漢語拼音正詞法的標准，漢語拼音技術應用中的標調法等。」

劉導生的報告完全沒有提毛澤東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談到擴大拼音方案的應用范圍。這意味著，我國政府放棄了毛澤東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漢語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種輔助漢字的工具。

『陸』 漢語拼音是外國人發明的嗎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准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余，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漢語拼音的近代史

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瞭然初階》，公布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繼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范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柒』 現代拼音的發明人是誰

這應該算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比較有名的參與者是周有光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話的兩項標准：全國漢族學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全國公共活動以普通話為交際媒介，並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國際標准化組織會議，促成國際投票通過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准（ISO7098）。之後，周有光繼續研究以詞語為單位的拼音正詞法，形成《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1988年公布。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主編《漢語拼音詞彙》，成為電腦中文詞庫基礎

『捌』 拼音是誰發明的

法國傳教士--金尼格

說來有趣，為一個外國人。我國古代漢字讀音大多採用「兩字相切」的讀音方法，如「東」（都籠切）。這個方法顯然太繁瑣，不易讀准。公元1610年，法國有個傳教士叫金尼格來到了中國，他是個中國通。他在1626年寫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資》的書中，首次准確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記錄了漢字的讀音。他在中國期間結識了韓雲、王徵等人，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在利瑪竇等傳教士漢語注音的西書《西字奇跡》基礎上，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