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

『壹』 《今》的作者是字

《今》《晨鍾》（李大釗 字守常）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為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為什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來，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為什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為宇宙大化①，刻刻流轉②，絕不停留。時間這個東西，也不因為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千萬劫③，究竟哪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已成「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為「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有些道理。因為「現在」就是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里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一一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裡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④，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連的永遠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復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杖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掣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實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全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都放棄不做，單是耽溺⑤於虛無飄渺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很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他們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游，不必再商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為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卻覺不過爾爾，隨即起一種失望的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卻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為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為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時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勢力，則厭「今」思想，卻大足為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inertia)，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全在憑他可以為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為。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象倘若真是這樣黑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宿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⑥於「現在」，是斷斷不能接受的。要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著大實在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獨秀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蘄向⑦，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為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為「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為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晨鍾》之使命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個人有個人之青春，國家有國家之青春。今者，白發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晨鍾」，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盡二十稘黎明中當盡之努力，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由是一一叩發一一聲，一一聲覺一一夢，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一一徹底，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幸勿姑息遷延，韶光坐誤。人已汲新泉，嘗新炊，而我猶卧榻橫陳，荒娛於白發中華、殘年風燭之中，沉鼾於睡眠中華、黃梁酣夢之里也。
外人之詆吾者，輒曰：中華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中華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語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氣、有魂、有膽之青年耳中，鮮不勃然變色，思與四億同胞發憤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顧吾以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環無已，生者不能無死，毀者必有所成，健壯之前有衰頹，老大之後有青春，新生命之誕生，固常在累累墳墓之中也。吾之國家若民族，歷數千年而巍然獨存，往古來今，罕有其匹，由今論之，始雲衰老，始雲頹亡，斯何足諱，亦何足傷，更何足沮喪吾青年之精神，銷沉吾青年之意氣！吾人須知吾之國家若民族，所以揚其光華於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陳腐中華之不死，而在新榮中華之再生；青年所以貢其精誠於吾之國家若民族者，不在白發中華之保存，而在青春中華之創造。《晨鍾》所以效命於胎孕青春中華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戀黤黤就木之中華，而在歡迎呱呱墜地之中華。是故中華自身無所謂運命也，而以青年之運命為運命；《晨鍾》自身無所謂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鍾》之聲，即青年之舌，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於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青年之克覺醒與否，當於《晨鍾》之壯快與否卜之矣。
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也。未來之中華，青年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也。墳墓中之中華，盡可視為老輩之紀錄，而拱手以讓之老輩，俾攜以俱去。胎孕中之中華，則斷不許老輩以其沉滯頹廢、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蓋一切之新創造，新機運，乃吾青年獨有之特權，老輩之於社會，自其長於年齡、富於經驗之點，吾人固可與以相當之敬禮，即令以此自重，而輕蔑吾青年，嘲罵吾青年，誹謗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獨至並此獨有之特權而侵之，則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無所於躊躇，無所於遜謝。須知吾青年之生，為自我而生，非為彼老輩而生，青春中華之創造，為青年而造，非為彼老輩而造也。
老輩之靈明，蔽翳於經驗，而青年腦中無所謂經驗也。老輩之精神，局牖於環境，而青年眼中無所謂環境也。老輩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與境遇和解，與時代和解，與經驗和解。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老輩對於青年之道義，亦當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苟老輩有以柔順服從之義，規戒青年，以遏其邁往之氣，豪放之才者，是無異於勸青年之自殺也。苟老輩有不知蘇生，不知蛻化，而猶逆宇宙之進運，投青年於廢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對於揭反抗之旗之權利也。
今日之中華，猶是老輩把持之中華也，古董陳列之中華也。今日中華之青年，猶是崇拜老輩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則其人無元氣；國家喪其青年，則其國無生機。舉一國之青年，自沉於荒冢之內，自縛於偶像之前，破壞其理想，黯郁其靈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頭闊步，以陟於社會樞要之地，據為首丘終老之所，而欲其國不為待亡之國，其族不為瀕死之族，烏可得耶？吾嘗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輩之不解青年心理，不與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與老輩宣戰，不能與老輩格鬥。蓋彼老輩之半體，已埋沒於黃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許之精神氣力，與青年交綏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樂引為良師益友，不敢儕之於一般老輩之列，而葬於荒冢之中矣。吾國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輩之強，乃吾青年之弱，非彼舊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國之多老輩多舊人，乃吾國之無青年無新人耳！非絕無青年，絕無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壯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氣力耳！此則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覺與反省，不能不需《晨鍾》之奮發與努力者矣。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歐人促於科學之進步，而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運動者，起於路德一輩之聲也。法蘭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認得自我之光明，而開近世自由政治之軌者，起於孟德斯鳩、盧騷、福祿特爾諸子之聲也。他如狄卡兒、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於當世，亦皆在破壞者、懷疑主義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學、藝術、法制、倫理，莫不胚孕於彼等之思潮。薩蘭德、海爾特爾、冷新、乃至改得西爾列爾之流，其於當代，因亦嘗見詆為異端，而德意志帝國之統一，殆即苞蕾於彼等熱烈之想像力，彼其破丹敗奧，摧法征俄，風靡巴爾干半島與海王國。抗戰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麥、特賴克、白侖哈的之成績，乃謳歌德意志文化先聲之青年思想家、藝術家所造之基礎也。世嘗嘖嘖稱海聶之名矣，然但知其為沉哀之詩人，而不知其為「青年德意志」彈奏之人也。所謂「青年德意志」運動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為中心，而德國國民絕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麥、摩爾托克、維廉一世而起，於其國民之精神，與以痛烈之激刺。當是時，海聶、古秋闊、文巴古、門德、洛北諸子，實為其魁俊，各奮其穎新之筆，掊擊時政，攻排舊制，否認偶像的道德，詛咒形式的信仰，沖決一切陳腐之歷史，破壞一切固有之文明，揚布人生復活國家再造之聲，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國建於純美青年之手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統一，才二十載，距今亦不過六十餘年，而其民族之聲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餘。居今窮其因果，雖欲不歸功於青年德意志之運動，青年文藝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視吾之文壇，墮落於男女獸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艷麗，驅青年於婦人醇酒之中者，蓋有人禽之殊，天淵之別矣。記者不敏，未擅海聶諸子之文才，竊慕青年德意志之運動，海內青年，其有聞風興起者乎？甚願執鞭以從之矣。
吾嘗論之，歐戰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嶄新之民族爆發於烽火之中。環顧茲世，新民族遂無復存。故今後之問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也。而是等舊民族之復活，非其民族中老輩之責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責任也。土爾其以老大帝國與吾並稱，而其冥頑無倫之亞布他爾哈米德朝，顛覆於一夜之頃者，則青年土爾其黨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間革命之烽煙，直迷漫於西馬拉亞山之巔者，則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國最近革命運動，亦能舉清朝三百年來之歷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謀危共和，未逾數月，義師勃興，南天震動，而一世之奸雄，竟為護國義軍窮迫以死。今雖不敢遽斷改革之業，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華之創造，實已肇基於此。其胚種所由發，亦罔不在吾斷頭流血之青年也。長驅邁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由來之歷史，一舉而摧焚之，取從前之文明，一舉而淪葬之。變弱者之倫理為強者之人生，變庸人之哲學為天才之宗教，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變「求」之幸福為 「取」之幸福。覓新國家，拓新世界，於歐洲戰血餘腥、炮焰灰燼之中，而以破壞與創造，征服與奮斗為青年專擅之場，厚青年之修養，暢青年之精神，壯青年之意志，礪青年之氣節，鼓舞青春中華之運動，培植青春中華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鍾，以助其進行之勇氣。中華其睡獅乎？聞之當勃然興；中華其病象乎？聞之當霍然起。蓋青年者，國家之魂，《晨鍾》者，青年之友。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稱老輩雲者，非由年齡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個人而言，乃由社會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當益壯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頹喪者，乃在吾人詬病之倫矣。

『貳』 李大釗 四大精神

李大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的傑出的思想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在他短暫的生命歷程中，他率先在中國講授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立中國共產黨，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在尋求真理的偉大實踐中展現了異彩紛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

——「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釗所處的時期，爆發了辛亥革命和灤州起義。他的恩師白毓昆因灤州起義而被殺。在中國革命的呼喚下，他慷慨悲思投筆寫下了《隱憂篇》，指出新共和國「隱憂潛伏，危機萬狀。」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後，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統治者是打著「共和」招牌的新專制主義者，是新瓶子裝舊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敗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並深刻地揭露新專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之後，吾民之患在數人專制都督。」在揭露軍閥愚民的同時，他認識到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勾結。並提出發展國民教育的方法來解決人民苦難與提高人民的覺悟的救國之路。同時主張發展工商業。「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奪政權之魄力，以從事於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富強之本不外振農、通高、惠工」。正是他「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護國、特別是「五四」運動中，展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鬥士形象。

——反日倒袁，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熱期中，李大釗東渡日本留學。身處異國他鄉的李大釗直接感受到了辱國之恥和敗國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公然出兵我國山東，又以支持袁世凱復辟為條件，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憤起反抗。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立即奔赴各地，組織留日學生，成立「留日學生總會」，發表宣言，公開豎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間，他編印了《國恥紀念錄》，撰寫了《國民之薪膽》、《警告全國父老書》等反日討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釗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目的是要滅亡中國，告誡國人對日本帝國主義不要抱任何幻想，強調侵佔山東僅是日本妄想獨霸中國的開始。「初揭全書之首頁，作強暴要之先聲。」「大欲難填，野心不死」，文章號召國人卧薪嘗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戰勝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國四萬萬國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國之責，縱有若何犧牲，皆我國民擔之。」抵抗的決心，同仇敵愾、眾志成城，中國是不可戰勝的。要救中國「亦惟中國人能之」這些主張，代表了民眾的心聲，也表達了李大釗的愛國主義情懷和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與此同時，他投身於反袁斗爭。誰膽敢播專制主義塗燼，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認為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而誅其人，火其書，殄滅丑類」。

——為創建「青春中華」而奮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釗留學回國，當時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識分子躍馬揮戈，向封建主義進攻，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消極悲觀、厭世絕望，甚至自殺。針對後者，他在擔任《晨報》主編、《甲寅》日刊編輯、《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工作中，撰寫了《「晨鍾」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傳科學民主，批判厭世的人生觀。同時，著力創造和宣傳其青春的宇宙觀。青春，是革命，是戰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創造「青春之中華」。青春之中華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奮斗目標。「青春之氣，萬古長青」。

——追求真理、堅持真理、達於真理的精神。李大釗所生活的時代，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時期，國人在愚昧、迷信、謬誤盛行、混濁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國情下，他號召：「沖破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僵屍格骨，束縛現在活潑地之我」。要樹立「真理之權威」的信念，「吾人生於今日知識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舉不足勞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倫理觀，即基源於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個過程，李大釗悟到了這個真理的辯證法，「宇宙之內，萬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應有盡有之實體，戛乎其難」。難就要追求，就要奮斗，就要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達於真理。故自呱呱墜地之時，即求光明於茲世」。在黑暗、邪惡和專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著斗爭和犧牲。「為其持城而遭世厭絕，猶勝違心以博世優容」。這就是說，他已明確認識到，堅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勢力的「厭絕」，拋棄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勢力的「優容」，即使如此，他也寧願遭到「厭絕」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優容」。他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動政府黑暗勢力作斗爭的大無畏精神，使他最終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十月革命後，他撰寫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文章，標志著他已找到了真理，並最終達於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

——踐行社會主義的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李大釗不但探尋、宣傳、堅持真理，而且理論聯系實際，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了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為了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李大釗創立中國共產黨，並領導黨開展社會主義運動。李大釗的革命活動，使敵人仇恨、膽寒，並置於死地而後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釗被捕，「聞李大釗受訓時，直認真姓名，並不隱諱。態度甚為從容，毫不驚慌，彼自述其信仰共產主義之由來，沒談黨之工作……儼然一共產黨領袖氣概。」在死亡的威脅下，為了黨的事業，民族的大義，他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和無數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樣，表現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氣概，成為我國、我們黨最早為社會主義英勇獻身的共產黨人。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釗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是文人、是學者。作為文人、學者他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既展現了他的社會責任感，也展現來作為革命知識分子的道德風范。鐵肩擔道義中的「道義」，既是事物特別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又是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釗找到真理，成為中國第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先驅以後，就承擔起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學說任務。在深刻認識十月革命性質和目的的基礎，熱情宣傳、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從馬克思闡釋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切社會思想、政治變化都以社會革命在世界能取得勝利，展望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他歡呼「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i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ishevism的凱歌的聲」「試著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二、弘揚李大釗精神，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從李大釗逝世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80個春秋，社會主義陣營也經歷了興衰成敗的80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劇變，標志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已從高潮走向低谷。當代全球主流意識形態呈現出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三足鼎立」的格局。從實際影響來看，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民主主義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新自由主義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被簡單地概括「華盛頓共識」。約翰·威廉姆森作為這個術語的始作俑者，把「華盛頓共識」定義為由華盛頓為基地的機構設計給拉美國家的各種政策建議的最低公分母。其主要內容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新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最完善的制度，特別強調全球化是自由市場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發產物，成為美國在全球推行「意識形態帝國主義」的工具，其本職是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盛行於20世紀70—80年代的西方，其代表是英國的「撒切爾主義」和美國的「里根革命」保守主義，主張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張「精英政治」。美國的所謂自由制度，其實質是維護和堅持資本主義制度，向古典自由主義的回歸。

民主社會主義是當代主要流行世界的一種思潮。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多元化」反對一元化，主張人道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階級專政，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主張第三條道路，反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避開兩種禍害——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的工具。

面對國際思潮相互競爭、相互制約和相互吸納「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期來。」

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也可以說是經歷了一次新的歷史考驗。居於「霸主」地位的西方文化，在蘇東進行「和平演變」成功之後，以此為契機，極力推行所謂「華盛頓共識」沖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從國際和國內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強調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中國歷史上的封建主義腐朽文化和資產階級腐朽文化，堅持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於此同時，以中國的改革實踐為基礎，鄧小平以偉大革命家和政治家胸懷和膽量，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行創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創造性地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運用到復雜的中國社會，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一脈相承，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指明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命運。鄧小平理論，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深刻地融入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社會、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制度之中；作為一種主體社會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已經成為人的政治言論和行動指南，已經成為國家政黨發展的精神支撐，已經成為評判黨的執政能力、執政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得失的標准。

紀念李大釗就義80周年，繼承李大釗精神，就是要擔起時代的道義，創新科學社會主義，並以此為思想武器，批判西方思想家的「歷史經濟理論」和「死亡論」，迎接21世紀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從李大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創立中國共產黨，從毛澤東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到鄧小平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解決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歷史的選擇了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百折不撓、英勇不屈，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又肩負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歷史已經昭示並將繼續昭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中國沒有任何理由走與自己歷史選擇相反的道路，也沒有任何理由接受除社會主義道路之外的任何道路。

三、弘揚李大釗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我們生活在李大釗一生為之追求、探索和獻身的社會主義國度，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李大釗精神仍然是我們民族、我們國家和我們黨的巨大文化遺產，是蘊涵著豐富精神食糧的寶庫。

第一，它給予我們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的信心。李大釗從走出家鄉求學，直到日本留學；從反袁斗爭到在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直到獻出年輕的生命，都能讓我們尋找我們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正是對理想、信念的追求，才支撐他不怕一切，克服艱難險阻，不惜犧牲寶貴的生命。今天，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步伐，我們的國家欣欣向榮，我們的黨興旺發達，我們的生活豐富多彩。李大釗所為之探索、追求、奮斗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已實現，但是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所造成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低谷，使我們重新面臨著社會環境帶來的發展困惑、生存壓力帶來的心理困惑和信仰選擇困惑。理想的追求，價值的選擇，信念的確立與堅定，再次成為我們的人民，特別是青年人成長和發展中深層次思考的核心問題。在任何社會，信念的力量永遠是一個民族、國家和個人的根本力量，精神的滿足永遠是一個人的終極滿足。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李大釗精神詮釋的恰恰是一種不朽的永恆精神和價值。

第二，它給予我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力量。李大釗確立了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念後，就用畢生的精力為之奮斗，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和李大釗一樣，前赴後繼為理想而奮斗，最終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今天，我們正處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革命先輩而抗爭，我們則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二者不分伯仲，都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壯舉。奮斗，要付出代價的。「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印象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這是李大釗對死亡的回答。這回答，是宣言書，宣告了共產黨人的堅定的黨性和偉大的人格。前輩們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前赴後繼，展示的是為追求理想而奮斗，永不言敗的精神和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我們已歷史地承擔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理應繼承先輩遺志，勇挑重擔，不辱使命，為之奮斗。

第三，它給予我們為發展社會主義而不斷開拓和創新的勇氣。在李大釗生活的中國，開放和封閉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能不能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現狀和未來，能不能在改造中國的過程中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和思想。李大釗勇於接受新觀念和新事物，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精神，他的開放的眼光和寬容的態度，並把信仰和實踐相結合起來，使他成為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他認為：「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舊迎新，因為人類最高的欲求，是在時時創造新生活。」⒁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當前，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這是我們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然要求。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信心、奮斗和創新，李大釗精神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靈魂支撐和力量之源，永恆，不朽。

『叄』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 出自李大釗的那部著作，還是別的什麼

李大釗的《「晨鍾」之使命》。

原文文段：

老輩之靈明，蔽翳於經驗，而青年腦中無所謂經驗也。老輩之精神，局牖於環境，而青年眼中無所謂環境也。老輩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與境遇和解，與時代和解，與經驗和解。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

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

老輩對於青年之道義，亦當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苟老輩有以柔順服從之義，規戒青年，以遏其邁往之氣，豪放之才者，是無異於勸青年之自殺也。苟老輩有不知蘇生，不知蛻化，而猶逆宇宙之進運，投青年於廢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對於揭反抗之旗之權利也。

(3)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擴展閱讀：

與此句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句子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實習生時的談話。毛澤東一開頭就對留學生們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他還教導同學們說：「青年人應具備兩點，一是朝氣蓬勃，二是謙虛謹慎。」在講話中，毛澤東縱論天下，旁徵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的名言。

『肆』 《晨鍾》是一本書的書名，還是報紙的名字（註：李大釗寫過《晨鍾》之使命）

有雜志社名字 其他比如 還有什麼 文學社 也叫晨鍾
《晨鍾》雜志社是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學生工作處統一監督、院團委直接領導下的編輯出版《晨鍾》雜志的學生自治組織，由其常務責任編輯編輯出版的《晨鍾》雜志是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院刊，是一本以發展學生個性、拓展學生素質、宏揚校園文化為宗旨的校園窗口性刊物，《晨鍾》雜志社因之成為學院十三大宣傳媒體中重要的一環。與《長沙民院報》、《青春心語》、《學子生活報》並稱為民院四大校園媒體。全部策劃組稿工作均由學生獨立完成，面向全院師生發放。雜志在長沙地區乃至湖南高校之中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晨鍾文學社是南京曉庄學院最大的文學團體。她成立於1984年，是目前曉庄學院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社團。現下設創作，編輯，影視，公關，網路五個部門，社員分布於全院個大系科。同時，「晨鍾」在南京各大高校也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伍』 李大釗的作品《今》《晨鍾》在那裡可以找到

《今》（李大釗）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為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為什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來，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為什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為宇宙大化①，刻刻流轉②，絕不停留。時間這個東西，也不因為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千萬劫③，究竟哪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已成「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為「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有些道理。因為「現在」就是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里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一一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裡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④，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連的永遠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復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杖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掣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實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全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都放棄不做，單是耽溺⑤於虛無飄渺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很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他們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游，不必再商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為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卻覺不過爾爾，隨即起一種失望的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卻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為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為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時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勢力，則厭「今」思想，卻大足為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inertia)，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全在憑他可以為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為。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象倘若真是這樣黑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宿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⑥於「現在」，是斷斷不能接受的。要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著大實在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獨秀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蘄向⑦，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為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為「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為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晨鍾》之使命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個人有個人之青春，國家有國家之青春。今者，白發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晨鍾」，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盡二十稘黎明中當盡之努力，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由是一一叩發一一聲，一一聲覺一一夢，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一一徹底，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幸勿姑息遷延，韶光坐誤。人已汲新泉，嘗新炊，而我猶卧榻橫陳，荒娛於白發中華、殘年風燭之中，沉鼾於睡眠中華、黃梁酣夢之里也。
外人之詆吾者，輒曰：中華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中華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語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氣、有魂、有膽之青年耳中，鮮不勃然變色，思與四億同胞發憤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顧吾以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環無已，生者不能無死，毀者必有所成，健壯之前有衰頹，老大之後有青春，新生命之誕生，固常在累累墳墓之中也。吾之國家若民族，歷數千年而巍然獨存，往古來今，罕有其匹，由今論之，始雲衰老，始雲頹亡，斯何足諱，亦何足傷，更何足沮喪吾青年之精神，銷沉吾青年之意氣！吾人須知吾之國家若民族，所以揚其光華於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陳腐中華之不死，而在新榮中華之再生；青年所以貢其精誠於吾之國家若民族者，不在白發中華之保存，而在青春中華之創造。《晨鍾》所以效命於胎孕青春中華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戀黤黤就木之中華，而在歡迎呱呱墜地之中華。是故中華自身無所謂運命也，而以青年之運命為運命；《晨鍾》自身無所謂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鍾》之聲，即青年之舌，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於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青年之克覺醒與否，當於《晨鍾》之壯快與否卜之矣。
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也。未來之中華，青年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也。墳墓中之中華，盡可視為老輩之紀錄，而拱手以讓之老輩，俾攜以俱去。胎孕中之中華，則斷不許老輩以其沉滯頹廢、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蓋一切之新創造，新機運，乃吾青年獨有之特權，老輩之於社會，自其長於年齡、富於經驗之點，吾人固可與以相當之敬禮，即令以此自重，而輕蔑吾青年，嘲罵吾青年，誹謗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獨至並此獨有之特權而侵之，則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無所於躊躇，無所於遜謝。須知吾青年之生，為自我而生，非為彼老輩而生，青春中華之創造，為青年而造，非為彼老輩而造也。
老輩之靈明，蔽翳於經驗，而青年腦中無所謂經驗也。老輩之精神，局牖於環境，而青年眼中無所謂環境也。老輩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與境遇和解，與時代和解，與經驗和解。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老輩對於青年之道義，亦當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苟老輩有以柔順服從之義，規戒青年，以遏其邁往之氣，豪放之才者，是無異於勸青年之自殺也。苟老輩有不知蘇生，不知蛻化，而猶逆宇宙之進運，投青年於廢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對於揭反抗之旗之權利也。
今日之中華，猶是老輩把持之中華也，古董陳列之中華也。今日中華之青年，猶是崇拜老輩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則其人無元氣；國家喪其青年，則其國無生機。舉一國之青年，自沉於荒冢之內，自縛於偶像之前，破壞其理想，黯郁其靈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頭闊步，以陟於社會樞要之地，據為首丘終老之所，而欲其國不為待亡之國，其族不為瀕死之族，烏可得耶？吾嘗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輩之不解青年心理，不與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與老輩宣戰，不能與老輩格鬥。蓋彼老輩之半體，已埋沒於黃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許之精神氣力，與青年交綏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樂引為良師益友，不敢儕之於一般老輩之列，而葬於荒冢之中矣。吾國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輩之強，乃吾青年之弱，非彼舊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國之多老輩多舊人，乃吾國之無青年無新人耳！非絕無青年，絕無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壯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氣力耳！此則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覺與反省，不能不需《晨鍾》之奮發與努力者矣。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歐人促於科學之進步，而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運動者，起於路德一輩之聲也。法蘭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認得自我之光明，而開近世自由政治之軌者，起於孟德斯鳩、盧騷、福祿特爾諸子之聲也。他如狄卡兒、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於當世，亦皆在破壞者、懷疑主義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學、藝術、法制、倫理，莫不胚孕於彼等之思潮。薩蘭德、海爾特爾、冷新、乃至改得西爾列爾之流，其於當代，因亦嘗見詆為異端，而德意志帝國之統一，殆即苞蕾於彼等熱烈之想像力，彼其破丹敗奧，摧法征俄，風靡巴爾干半島與海王國。抗戰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麥、特賴克、白侖哈的之成績，乃謳歌德意志文化先聲之青年思想家、藝術家所造之基礎也。世嘗嘖嘖稱海聶之名矣，然但知其為沉哀之詩人，而不知其為「青年德意志」彈奏之人也。所謂「青年德意志」運動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為中心，而德國國民絕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麥、摩爾托克、維廉一世而起，於其國民之精神，與以痛烈之激刺。當是時，海聶、古秋闊、文巴古、門德、洛北諸子，實為其魁俊，各奮其穎新之筆，掊擊時政，攻排舊制，否認偶像的道德，詛咒形式的信仰，沖決一切陳腐之歷史，破壞一切固有之文明，揚布人生復活國家再造之聲，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國建於純美青年之手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統一，才二十載，距今亦不過六十餘年，而其民族之聲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餘。居今窮其因果，雖欲不歸功於青年德意志之運動，青年文藝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視吾之文壇，墮落於男女獸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艷麗，驅青年於婦人醇酒之中者，蓋有人禽之殊，天淵之別矣。記者不敏，未擅海聶諸子之文才，竊慕青年德意志之運動，海內青年，其有聞風興起者乎？甚願執鞭以從之矣。
吾嘗論之，歐戰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嶄新之民族爆發於烽火之中。環顧茲世，新民族遂無復存。故今後之問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也。而是等舊民族之復活，非其民族中老輩之責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責任也。土爾其以老大帝國與吾並稱，而其冥頑無倫之亞布他爾哈米德朝，顛覆於一夜之頃者，則青年土爾其黨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間革命之烽煙，直迷漫於西馬拉亞山之巔者，則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國最近革命運動，亦能舉清朝三百年來之歷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謀危共和，未逾數月，義師勃興，南天震動，而一世之奸雄，竟為護國義軍窮迫以死。今雖不敢遽斷改革之業，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華之創造，實已肇基於此。其胚種所由發，亦罔不在吾斷頭流血之青年也。長驅邁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由來之歷史，一舉而摧焚之，取從前之文明，一舉而淪葬之。變弱者之倫理為強者之人生，變庸人之哲學為天才之宗教，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變「求」之幸福為 「取」之幸福。覓新國家，拓新世界，於歐洲戰血餘腥、炮焰灰燼之中，而以破壞與創造，征服與奮斗為青年專擅之場，厚青年之修養，暢青年之精神，壯青年之意志，礪青年之氣節，鼓舞青春中華之運動，培植青春中華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鍾，以助其進行之勇氣。中華其睡獅乎？聞之當勃然興；中華其病象乎？聞之當霍然起。蓋青年者，國家之魂，《晨鍾》者，青年之友。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稱老輩雲者，非由年齡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個人而言，乃由社會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當益壯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頹喪者，乃在吾人詬病之倫矣。
1916年8月15日 《晨鍾報》創刊號

『陸』 「青春之字典……征服歷史。」出自李大釗哪篇文章

《晨鍾》之使命
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稘有一稘之黎明，個人有個人之青春，國家有國家之青春。今者，白發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晨鍾」，期與我慷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氣，盡二十稘黎明中當盡之努力，人人奮青春之元氣，發新中華青春中應發之曙光，由是一一叩發一一聲，一一聲覺一一夢，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一一徹底，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幸勿姑息遷延，韶光坐誤。人已汲新泉，嘗新炊，而我猶卧榻橫陳，荒娛於白發中華、殘年風燭之中，沉鼾於睡眠中華、黃梁酣夢之里也。
外人之詆吾者，輒曰：中華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中華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斯語一入吾有精神、有血氣、有魂、有膽之青年耳中，鮮不勃然變色，思與四億同胞發憤為雄，以雪斯言之奇辱者。顧吾以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環無已，生者不能無死，毀者必有所成，健壯之前有衰頹，老大之後有青春，新生命之誕生，固常在累累墳墓之中也。吾之國家若民族，歷數千年而巍然獨存，往古來今，罕有其匹，由今論之，始雲衰老，始雲頹亡，斯何足諱，亦何足傷，更何足沮喪吾青年之精神，銷沉吾青年之意氣！吾人須知吾之國家若民族，所以揚其光華於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陳腐中華之不死，而在新榮中華之再生；青年所以貢其精誠於吾之國家若民族者，不在白發中華之保存，而在青春中華之創造。《晨鍾》所以效命於胎孕青春中華之青年之前者，不在惜戀黤黤就木之中華，而在歡迎呱呱墜地之中華。是故中華自身無所謂運命也，而以青年之運命為運命；《晨鍾》自身無所謂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鍾》之聲，即青年之舌，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於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青年之克覺醒與否，當於《晨鍾》之壯快與否卜之矣。
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也。未來之中華，青年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也。墳墓中之中華，盡可視為老輩之紀錄，而拱手以讓之老輩，俾攜以俱去。胎孕中之中華，則斷不許老輩以其沉滯頹廢、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蓋一切之新創造，新機運，乃吾青年獨有之特權，老輩之於社會，自其長於年齡、富於經驗之點，吾人固可與以相當之敬禮，即令以此自重，而輕蔑吾青年，嘲罵吾青年，誹謗吾青年，凌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獨至並此獨有之特權而侵之，則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無所於躊躇，無所於遜謝。須知吾青年之生，為自我而生，非為彼老輩而生，青春中華之創造，為青年而造，非為彼老輩而造也。
老輩之靈明，蔽翳於經驗，而青年腦中無所謂經驗也。老輩之精神，局牖於環境，而青年眼中無所謂環境也。老輩之文明，和解之文明也，與境遇和解，與時代和解，與經驗和解。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老輩對於青年之道義，亦當尊重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而不可抑塞其精神，其思想，其直覺，其生命。苟老輩有以柔順服從之義，規戒青年，以遏其邁往之氣，豪放之才者，是無異於勸青年之自殺也。苟老輩有不知蘇生，不知蛻化，而猶逆宇宙之進運，投青年於廢墟之中者，吾青年有對於揭反抗之旗之權利也。
今日之中華，猶是老輩把持之中華也，古董陳列之中華也。今日中華之青年，猶是崇拜老輩之青年，崇拜古董之青年也。人先失其青春，則其人無元氣；國家喪其青年，則其國無生機。舉一國之青年，自沉於荒冢之內，自縛於偶像之前，破壞其理想，黯郁其靈光，遂令皓首皤皤之老翁，昂頭闊步，以陟於社會樞要之地，據為首丘終老之所，而欲其國不為待亡之國，其族不為瀕死之族，烏可得耶？吾嘗稔究其故矣，此其咎不在老輩之不解青年心理，不與青年同情，而在青年之不能與老輩宣戰，不能與老輩格鬥。蓋彼老輩之半體，已埋沒於黃土一抔之中，更安有如許之精神氣力，與青年交綏用武者。果或有之，吾青年亦樂引為良師益友，不敢儕之於一般老輩之列，而葬於荒冢之中矣。吾國所以演成今象者，非彼老輩之強，乃吾青年之弱，非彼舊人之勇，乃吾新人之怯，非吾國之多老輩多舊人，乃吾國之無青年無新人耳！非絕無青年，絕無新人，有之而乏慷慨悲壯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氣力耳！此則不能不求青年之自覺與反省，不能不需《晨鍾》之奮發與努力者矣。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歐人促於科學之進步，而為由耶教桎梏解放之運動者，起於路德一輩之聲也。法蘭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認得自我之光明，而開近世自由政治之軌者，起於孟德斯鳩、盧騷、福祿特爾諸子之聲也。他如狄卡兒、培根、秀母、康德之徒，其於當世，亦皆在破壞者、懷疑主義者之列，而清新之哲學、藝術、法制、倫理，莫不胚孕於彼等之思潮。薩蘭德、海爾特爾、冷新、乃至改得西爾列爾之流，其於當代，因亦嘗見詆為異端，而德意志帝國之統一，殆即苞蕾於彼等熱烈之想像力，彼其破丹敗奧，摧法征俄，風靡巴爾干半島與海王國。抗戰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麥、特賴克、白侖哈的之成績，乃謳歌德意志文化先聲之青年思想家、藝術家所造之基礎也。世嘗嘖嘖稱海聶之名矣，然但知其為沉哀之詩人，而不知其為「青年德意志」彈奏之人也。所謂「青年德意志」運動者，以一八四八年之革命為中心，而德國國民絕叫人文改造□□□也。彼等先俾斯麥、摩爾托克、維廉一世而起，於其國民之精神，與以痛烈之激刺。當是時，海聶、古秋闊、文巴古、門德、洛北諸子，實為其魁俊，各奮其穎新之筆，掊擊時政，攻排舊制，否認偶像的道德，詛咒形式的信仰，沖決一切陳腐之歷史，破壞一切固有之文明，揚布人生復活國家再造之聲，而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國建於純美青年之手為理想，此其孕育胚胎之世，距德意志之統一，才二十載，距今亦不過六十餘年，而其民族之聲威，文明之光彩，已足以震耀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而有餘。居今窮其因果，雖欲不歸功於青年德意志之運動，青年文藝家、理想家之鼓吹，殆不可得。以視吾之文壇，墮落於男女獸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艷麗，驅青年於婦人醇酒之中者，蓋有人禽之殊，天淵之別矣。記者不敏，未擅海聶諸子之文才，竊慕青年德意志之運動，海內青年，其有聞風興起者乎？甚願執鞭以從之矣。
吾嘗論之，歐戰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亦以嶄新之民族爆發於烽火之中。環顧茲世，新民族遂無復存。故今後之問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也。而是等舊民族之復活，非其民族中老輩之責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責任也。土爾其以老大帝國與吾並稱，而其冥頑無倫之亞布他爾哈米德朝，顛覆於一夜之頃者，則青年土爾其黨憤起之功也。印度民族久已僵死，而其民間革命之烽煙，直迷漫於西馬拉亞山之巔者，則印度青年革命家努力之效也。吾國最近革命運動，亦能舉清朝三百年來之歷史而推翻之。袁氏逆命，謀危共和，未逾數月，義師勃興，南天震動，而一世之奸雄，竟為護國義軍窮迫以死。今雖不敢遽斷改革之業，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華之創造，實已肇基於此。其胚種所由發，亦罔不在吾斷頭流血之青年也。長驅邁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由來之歷史，一舉而摧焚之，取從前之文明，一舉而淪葬之。變弱者之倫理為強者之人生，變庸人之哲學為天才之宗教，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變「求」之幸福為 「取」之幸福。覓新國家，拓新世界，於歐洲戰血餘腥、炮焰灰燼之中，而以破壞與創造，征服與奮斗為青年專擅之場，厚青年之修養，暢青年之精神，壯青年之意志，礪青年之氣節，鼓舞青春中華之運動，培植青春中華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鍾，以助其進行之勇氣。中華其睡獅乎？聞之當勃然興；中華其病象乎？聞之當霍然起。蓋青年者，國家之魂，《晨鍾》者，青年之友。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
附言 篇中所稱老輩雲者，非由年齡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個人而言，乃由社會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當益壯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頹喪者，乃在吾人詬病之倫矣。
1916年8月15日 《晨鍾報》創刊號

『柒』 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出自哪本書

李大釗,<<晨鍾之使命>>
選段：《晨鍾》自身無所謂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鍾》之聲，即青年之舌，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於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青年之克覺醒與否，當於《晨鍾》之壯快與否卜之矣。

『捌』 辛亥革命後置五四運動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追求「思想文化上的西化」

這場在歷史上發生重大影響的文化運動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與現實的批判運動，是對兩千年歷史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振興運動。由於認識到民族文化的弱點和危機，引進西方新思想，對古代遺產加以整理、提煉，打開新出路，創造新境界。
這場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產生的巨大震動作用，突出表現在它直接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並推動了國民黨的更新。所以，這兩個黨的政治領袖一般都相當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但就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已有人對它持強烈的否定態度，後來新儒家一派學者成為這種態度的代表。也有個別原屬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人物，後來轉而產生懺悔心理，如錢玄同自認當時所發議論十之八九都成懺悔的材料。胡適就不贊成這種態度。他坦然地提出，對已經做過的一切，都無須懺悔，為功為罪，造福造孽，惟有挺著肩膀去承擔。
現在，新文化運動雖然已經過去70年了。但這個運動所發生的影響，卻隨時間的流逝，反而顯得更清晰了。它所提出的問題，它所開啟的新方向，至今仍是我們民族精英們繼續思考著的問題。經歷半個多世紀的奮斗，飽嘗斗爭與挫折的艱辛、興奮與痛苦，今天，我們已有可能盡量理智地對這個運動做出進一步的總結。
陳獨秀原是辛亥革命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黨人。但他不曾加入同盟會，不曾加入國民黨，始終保持獨立的地位。因此，他能對辛亥革命及其結果持有嚴峻的批評態度。他痛感到「於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而「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 。他斷言，要確立這種共和制度的「國民政治」，「非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 。但是，中國專制之毒染之太深，去之不易，他把希望寄託於青年一代。他創辦《青年》雜志，宣示「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他提出六條標准，做青年們奮斗之鵠的。他要教育和塑造青年一代，使他們脫離中國舊傳統的習染，成為具有獨立自由的新觀念的國民，從而改造國家，抵於真正民主共和之域。這就是陳獨秀給自己提出的歷史課題。正因此，他不亟亟於直接參與現實政治，不津津於同統治當局較高低。
新文化運動中與陳獨秀齊名的另一位領袖人物胡適，對自己面臨的歷史課題的理解與陳獨秀極其近似。甚至可以說，他比陳獨秀具有更為冷靜、更為清楚的理解，因此也表現得更為專一。還在留學時期，他就立意為祖國「造新因」。所謂「造新因」，就是造就新人。1916年1月，他在給國內的朋友許怡蓀的信中，說，「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又說：「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他懷此素志，於1917年夏回國，當時正好趕上張勛復辟的鬧劇，更加堅定了他從根本下手，為國造因的想法。他後來回顧說，回國後所看到的一般狀況，使他深知「張勛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至於新文化運動中善戰的驍將魯迅，當時雖名聲略遜於陳、胡，但其對一般青年的影響，卻甚深甚廣。他對歷史課題的認同是人所熟知的。在《〈吶喊〉自序》中，他說在日本仙台學醫時，有一次看日俄戰爭畫片，見中國人被殺頭示眾的場面，受到極大刺激。想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新文化運動中馳驅前陣的，中國第一位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對歷史課題也有明白的認同。他深慨於國家「一切頹喪枯亡之象」，也如陳獨秀一樣把希望寄託於青年。在《晨鍾之使命》一文中，他說：「中華自身無所謂運命也，而以青年之運命為運命；晨鍾自身無所謂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鍾》之聲，即青年之舌。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於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青年之克覺醒與否，當於《晨鍾》之壯快與否卜之矣。」顯然也以塑造一代青年為己任。在同一篇文字中，他又說：「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打破」。
在海外執教的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中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他主要指陳獨秀、胡適、魯迅）以激烈的全盤性反傳統的姿態出現，而本身卻受傳統思想模式的支配。他指出，傳統思想模式是所謂唯智論的一元論，強調思想文化的變革在歷史變革中的優先性地位。據他說，這似乎是中國獨有的傳統，而且有絕大之影響力，以至激烈反傳統的陳、胡、魯迅諸人，終逃不脫它的支配。這里至少有兩個重大問題值得討論：（一）陳、胡、魯迅諸人的歷史抉擇，究竟是由現實歷史條件與其個人的背景決定的，還是中國傳統思想模式決定的?（二）從思想文化入手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是中國知識領袖們所獨有的傳統?
凡對清末民初的歷史做過深入研究的人都明白，那個時期的中國先進分子，最急迫的問題是救國，從列強瓜分的危機中，從賣國殘民的政府手中救出中國。為了救國的需要，他們熱切地向西方尋求真理，選擇各種救國的方案。為了實施這些方案，他們不能不做些宣傳工作。因此，民主共和的觀念，君主立憲的觀念，都有所傳播。甚至為了實施這些方案，他們也曾多少從思想，道德、文藝等方面做過一些輸入學理、傳播新知的工作。諸如嚴復的翻譯、梁啟超的辦報，都相當努力地宣傳過民主，自由、平等、權利、公德等思想觀念。但當時能夠接受這些觀念的人，為數甚微。惟其極少，所以宣傳家們反倒不以這些人為特定對象，而是訴諸所有的「國人」和「國民」。這種沒有特定對象的宣傳，不免空泛和抽象。況且，當時的宣傳家本人對他們所宣傳的東西也甚少理解，往往是現發現賣，應付急需，遠不能深入人心。所以認真說起來，清末的宣傳家們的活動，只是為救國的直接政治行動增加一些號召力，絕未成一場真正的思想啟蒙運動。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最大動力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所以，清末民初的那一代志士，大體上都是舊世界的破壞者，而不足為新社會的建設者。他們的奮斗，主要都圍繞著國家政權問題。緊迫的民族危機和奪取政權的緊張斗爭，不容許他們有充分的機會深入系統地研究新思想、新理論，更無暇對中國舊的文化遺產做總結整理的工夫。他們自身還帶有太多舊時代的烙印。因此，他們沒有可能對中國民族的歷史文化做深刻的反思，也就沒有可能鍛造出切合中國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論，並將它們播種到中國人民的頭腦中去。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只成就了「政權革命」，於整個社會甚少觸動。革命黨中較具新思想的人物，如蔡元培、宋教仁等，於民國成立後，立刻關注到社會改良的問題，但他們本身為紛繁的政治斗爭所困擾，不可能認真從事這項運動。而眼前的事實是，昔日的革命黨人，有些成了殘民以逞、互相爭奪的軍閥；有些成了賣身求榮的政客；更有的轉而去擁護新皇帝。稍具清明之志的開明分子，多被排出政治舞台，流亡海外，甚至遭到殺害。人們對政治普遍感到失望，感到民國的社會仍如清末一樣的黑暗腐敗。大多數人的思想觀念幾乎沒有什麼深刻的變化。官方考選人才仍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一套封建的綱常名教仍是束縛人心之具。社會上一面有嫖妓納妾之風，一面卻又提倡貞節牌坊。至於扶乩設壇，各色各樣的迷信活動和陳腐不堪，不合人道的婚喪禮俗就更不在話下了。尤使人刺目的是，民國的總統直接出面搞尊孔祭天活動，所做所為竟與舊日皇帝彷彿。過去做過革新領袖的康有為，竟棲棲遑遑地奔走活動，倡議定孔教為國教並寫入憲法。西方各國改專制為民治，同時即實行政教分離。中國本無國教之說，一向政、教兩途。如今改專制為民國，卻要使政教結合，寓政於教，豈不是大倒退?康「聖人」甚至對共和以來，免除跪拜大禮亦極表不滿，竟然指責：免除跪拜大禮，不敬天，不敬教主，則中國人「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 !
總之，政治腐敗，思想混沌，尊古復辟，惡俗依舊，整個社會狀況令人迷惘、窒悶，而當時國際危機又逼人而來。國家前途何在?個人出路何在?一切不滿於現狀的人都亟亟渴望尋求一條新的出路。民初最有名的記者黃遠庸在給章士釗的一封信里頗道出那時期有良知者的心情。他寫道：「今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發現其劣點，而不能現其優點」。「世事都無可談」，「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說起」。他感到世勢在驅使人墮落，因而想出國游歷，「期以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二」。就這樣，共和國家只成一個空架子，人們作為人的價值或仍沉埋著，或得而復失。因此，中國若不甘於滅亡，就迫切地需要重振民族精神；中國人若不甘墮落，就迫切地需要發現自己作為人的價值。而後者比前者具有更為根本的重要性。 正如胡適所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就是認識到這個根本性的時代課題，從而做出自己的抉擇的。他們的選擇，一方面是應時勢之需，一方面也是盡己所長。陳、胡、魯迅等人都是富於思想家和學者氣質的人。他們都沒有政黨活動的背景，在政治上原無勢力和影響可言。他們想避開政治，從思想文化途徑上謀求中國問題的解決，或者說，從思想文化上為解決中國問題創造條件。這對他們來說是自然而又合理的選擇。如果他們認為別人也都應該放棄政治上的努力，那自然是不恰當的。事實上他們自己後來也都不免做一些政治上的奮斗。從這一方面來批評他們是有相當理由的。超出這一點，責備他們根本就不該有從思想文化入手解決中國問題的選擇，那就完全離開了歷史實際和他們各自所處的地位。
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但它推翻了清朝皇帝，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傳播了民主、自由的觀念。和任何重大的歷史運動一樣，總有大批的人是乘運動之勢，尋求個人的出路。而同時另有一些人，則真誠地為這個運動的理想奮斗。正是後一種人，不因辛亥革命失敗的事實而放棄自己的理想，仍然肩著民族的命運，尋求新的進路：批判舊傳統，傳播新觀念；教育新一代國民，以冀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發展之路，這就是他們的結論。但假如沒有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後出現的社會現實，就不會有這樣一些人這樣去思考，得出這樣的結論。
但是，一旦新的思想觀念得到傳播，相當多的人受到激勵而引發社會運動，它就會產生重大的社會後果。誰都看得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國民黨的改組，都與新文化運動有重大的關系。五四運動的第二年，孫中山就指出：「自北京大學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又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正是受激於新文化運動，孫中山才指示國民黨人辦起《星期評論》、《建設》等雜志，以求更新黨員思想，以為新的運動做准備。新文化運動中涌現出一批英氣勃勃的新青年，他們沖決封建羅網，擺脫家庭親長的束縛，到最新的學堂受教育，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在前所未有的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熱情奔放地投身到各種他們認為可以改造國家的運動中去。他們有的加入了共產黨，有的加入了國民黨。後來國共合作，大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了政治上吸收新青年的大本營。因此才有「一大」的召開，才有新三民主義，才有一度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試設想，若是沒有新文化運動，中國的青年人仍只知道忠、孝、仁愛等一套舊教條，知識分子於「子曰詩雲」之外不知有新知識，新觀念，於「之乎者也」之外，不知有人民大眾的活語言，那麼，他們怎麼可能跑到工農民眾之中去做宣傳組織工作，怎麼會有國民革命運動?
不能不說，歷史給予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機會太短暫了。新思想還沒有來得及在廣大普通民眾中生根，新教育還沒有完全走上軌道，一代新人還沒有完全長成，急風暴雨就把僅有的一批新青年席捲以去。而他們本身無論是對新思想的理解，還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了解，還都只是半瓶醋，有的還只是稍涉皮毛。他們還不足以真正構成可以肩起民族命運的力量。中國要真正走上現代發展道路，還要經歷許多艱難和曲折。
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是什麼? 70年來，一直有激烈的爭論。新文化運動還在凱歌行進的時候，胡適就提出一種解釋，他說新文化運動（他當時叫做「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他又引用尼採的話解釋，所謂「評判的態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這個解釋基本可以概括新文化運動諸領袖及其擁護者們的主張。但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不承認這種解釋。他們根本否定新文化運動的合理性，對新文化諸義多所曲解。例如「學衡派」健將吳宓即認為「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他甚至攻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餘屑以餉我國之人」。以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大體都沿襲此種偏見，把新文化運動只看作是一次「西化」運動，而且是很膚淺很要不得的西化運動。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今天，海外一些新儒家學者仍作如是觀。例如錢穆先生即認定新文化運動是「一意西化」。
現在又提出一種新指責，說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者，新文化運動是「全盤性反傳統」的運動。他們甚至把新文化運動與六七十年代的瘋狂的「文化革命」相提並論。
我認為，無論是「一意西化」，還是「全盤性反傳統」，都不足以表示新文化運動的實質，都只是極表淺的一偏之見。
誠然，新文化運動就其反對國粹主義思潮說，確有提倡「西化」的傾向，但不能歸結為西化運動。同樣，就其批判尊儒崇古的思潮而言，確也表現了相當的反傳統的精神，但不能把它歸結為反傳統的運動，尤不能概之為「全盤性反傳統」的運動。
指責新文化運動為「西化」運動，或所謂「全盤性反傳統」運動，皆屬反對派一種宣傳的手法，並沒有嚴密的學理上的論證。
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要領袖分子，都既非全盤西化論者，也非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者。我們即以林毓生教授提出的三個代表人物為例：
陳獨秀要算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中最激烈的一個了。林氏批評他全盤性反傳統的主要論據是說他全面地反孔教。把反孔教即視為全盤性反傳統，已屬不合邏輯。此點姑且不說，讓我們弄清楚陳獨秀到底是如何反孔教的。林氏曾多次徵引陳獨秀《答俞頌華（宗教與孔子）》一文，但卻偏偏不肯正視這篇重要文章最後部分一段極重要的議論。陳氏說：「中外學說眾矣，何者無益於吾群?即孔教亦非絕無可取之點。惟未可以其倫理學說統一中國人心耳。」 這段文字有兩點必須注意：一、陳獨秀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性反孔教，承認孔教亦有「可取之點」。二、陳獨秀之所以激烈地批評孔教，是因為有人力圖繼續封建王朝時期的聖賢事業，以孔教統一中國人心。陳氏認為，孔教在封建王朝時代，可為統一人心之具，入20世紀，時勢大變，孔教已不能適應時代需要，因而也不足以繼續統一人心。陳獨秀這個反孔的理由也是其他先進分子共同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既有歷史的根據，又有現實的需要，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
有些學者研究問題，往往缺乏歷史的觀念。他們把歷史上的爭論問題，當成是抽象的東西，不肯聯系具體的歷史條件作具體的分析。談到陳獨秀反孔教問題，就必須記起康有為反對共和，要求定孔教為國教；袁世凱尊孔祭天為復辟帝制開道等等這些歷史事實。這是促使陳獨秀反孔教的現實理由。當時為孔教辯護的人，則力言兩千年來孔教為統一中國人心之具，如去孔教，中國人心即不可收拾。陳獨秀反駁他們，指出，封建帝王為統治人民的需要，罷除百家，獨尊孔教，以此束縛人心。其結果阻塞了百家競進之路，阻礙了中國人思想的開拓與進取。因此，孔教對中國的愚昧落後實負有責任。這是陳獨秀反孔的歷史根據。忘記了或忽視了這些基本的根據，忘記了或忽視了站在陳獨秀對立面的那些人的主張，忘記了陳獨秀的言論都是有所激而發，有所指而言的，把他的片斷言論只當作孤立的抽象的東西，只作為紙上完成推論的材料，是不能得出近乎真確的結論的。
再如魯迅，他用文藝作批評舊傳統的武器，往往充溢著憤激之情。如不假分析，魯迅確有「全盤性反傳統」之嫌。但我們細看他那些文章，每一篇都是有所指而言，有所激而發。他針對那些利用傳統害人，自己玩賞著傳統墮落下去的人，滿腔義憤。但每一篇也都流露出對被損害的「下等人」的同情。他為我們塑造了潤土、祥林嫂等那樣一些純朴、善良的普通中國人的形象。他對中國民族充分自信。因為「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做「中國的脊樑」。可見，魯迅在批判那足可害人，並使害人者墮落的舊傳統的同時，他渴望發揚光大那被埋沒在普通人心靈中的真正優美的中國傳統。誠如他自己所說：「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他治中國小說史，關心民俗藝術，都包蘊著如此深心。豈能簡單的以反傳統來概括魯迅。
胡適的例子會使人們更清楚地看到所謂「全盤性反傳統」的指責根本不合事實。
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大致劃分為思想、學術與文藝三條陣線，那麼，陳獨秀、胡適、魯迅實可看作分任這三條陣線的前敵總司令。而學術這條陣線實在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在核心。正因此，反對、否定和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人，越到後來越把進攻的子彈更多地射向胡適。說他是「全盤西化」的罪魁，說他是提倡「全盤性反傳統」和鼓吹民族虛無主義的禍首。所以，要澄清新文化運動的本來面目，弄清其實質，有必要多花一些筆墨來討論胡適的思想主張和他的活動。
首先可以肯定一點，胡適一生從未講過一句全盤否定中國傳統的話。他留學美國初期，還多次作講演、發表論文，宣揚中國文化傳統。以後思想雖有變化發展，但終未曾有完全吐棄中國傳統之想。對中國舊禮俗，也只有改良之意，決無廢絕之心。而對中國古代學術則更是饒有興味。人們讀他的《先秦名學史》或《中國哲學史大綱》，不可能找到什麼「全盤性反傳統」的痕跡。恰恰相反，在胡適看來，中國人在文化上所面臨的「真正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我們應當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冷靜的學者經過深思熟慮的主張。這個主張，胡適一生都不曾放棄。人們不應摘取他同國粹主義者、尊古主義者、民族自大主義者辯論時講的某些稍帶激憤的片言只語（實際上，胡適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中比較冷靜、最少激情的人），就武斷聲稱，他是「全盤性反傳統」。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中，也同樣是主張中西兩大哲學系統互相接觸，互相影響，從中「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胡適一生極力提倡的治學方法，就是將西方校勘學與中國考證學相結合的產物。 足見， 中西結合，創造中國的新文化，才是胡適抱定的目標。
他在《新思潮的意義》那篇說明新文化運動的宗旨的著名論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綱領，同樣體現了中西結合，創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他始終堅持這一基本精神。他有時對舊傳統做嚴厲的批判，那隻是為了反對一些人食古不化，把中國傳統中某些並非頂高明、頂美善的東西拚命吹噓，加以膨脹，從而閉塞聰明，自我牢籠。他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把一向被排斥的諸子哲學加以新解釋，使之發出光彩。即對孔子及儒家哲學也給予了相當肯定的評價。他研究中國文學史，搞小說考證，使一向被正統主義者視為邪僻的古代文學作品都得到了應有的歷史地位。他研究中國思想史，給予一些改革家以很高的地位。他這樣做，無非是向人們指出，在中國傳統中，除了一再被人歌頌的那些徒具虛文，已無實用，或只是迷信的對象的那些東西之外，還有大量久被埋沒，因而不被人注意，但至今還保留其光澤的東西。他無非是要打破人們對某些舊傳統的迷信，更全面更真切地認識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傳統。
胡適一生在文化事業上，除了其他重要貢獻之外，他還主持了兩項重要的工作：一是整理國故，一是編譯西書。前者旨在系統整理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後者旨在系統介紹西方文化典籍。兩項工作的根本目的在求中西文化的互相結合。只可惜，時代條件太嚴酷了，他沒有充分的機會把兩項工作富有成效地堅持下去。
胡適被蒙上「全盤西化」的罪名，至今仍有些人習焉不察，繼續如此批判。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絕未說過「全盤西化」一語，更未嘗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只是在1929年寫的一篇英文論文（《今日的文化沖突》）里，使用過「全盤西化」的字樣，但其真實意義，遠不象人們所批判的那樣 。因此，說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或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者，都是缺乏根據的。
總之，新文化運動幾位最重要的領袖，都不是簡單的西化論者或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者，而是追求中西結合創造新文化的先驅分子。這對於我們認識新文化運動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
察一下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將使我們對這個運動的實質獲得更明確的認識。
文學革命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爭論最激烈、影響最深廣，而成績亦最卓著者。但白話文學取代文言文學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正宗，誰也不能說這是「全盤西化」，誰也沒有根據說這是全盤性反傳統。白話文學是固已有之的，並非胡適所創造，只是它一向被排斥於文壇之外，為正統文學大家所鄙棄。文學革命運動使固已有之的白話文學取代古文文學的正宗地位，使千百個文學家運用新的語言創造新的文學，反應新的時代。提倡白話文的胡適誠然受到西方近世文化運動與文學發展演變的啟示，但能說他把西方的語言文學搬到中國來了嗎?能說他廢棄了傳統的中國語言文學了嗎?魯迅用白話創作的新小說，誠然也是受了外國文學大家的影響，但能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等等，是西方文學而不是中國文學嗎?能說魯迅的創作與中國古典文學毫無關系嗎?只要不懷偏見，誰都看得出，白話的新文學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優良傳統並借鑒了西方文學的長處，在反映中國現代生活方面取得了偉大的成功。白話新詩，一直受人垢病，至今仍有人懷疑它的生命力。過去曾有人誤解「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胡適曾堅決駁斥這種說法，他強調新詩「是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詩」。如果研究一下中國新詩發展史，我們就會明白，最早的一批新詩人是如何逐漸從中國古代詩人的格調中掙脫出來的。就是說，白話新詩不但受到西洋詩的影響，同時也有自己民族的根源，它有一個從古代詩歌脫胎的過程。胡適的《嘗試集》最可表現這一點。因此，中國白話新詩實在也是中西結合的產物。
新文化運動中另一個斗爭的焦點是有關倫理觀念的問題。陳、胡、魯迅等人批判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引起守舊人士的激烈反對。斗爭的中心是個人價值問題。舊派人士認為，固有的綱常倫理是具有永恆價值的，忠、孝為人倫大本，事上必以忠，事父母必以孝，妻事夫必以從。這些都是無條件的。盡管歷代學者偶有委婉的解釋，但大綱已定，優勢已在「上」、「父」、「夫」一方，為臣，為子，為妻者斷無自由可說。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認為這是窒息人性，壓抑創造力，阻遏民族生機的大問題，乃奮起疾呼：要獨立的人格，要自由的意志，要個人的發展。概括言之，提倡個人主義。由於中國人受舊禮教束縛數千年，絕少有人真能懂得個人主義之為何物，一講個人主義，必以為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其實，喜歡高談禮教的人，往往本身是自私自利、逞情肆欲之徒。因為惟有把別人的利益、情慾之路堵塞，他們才可以為所欲為。所以舊禮教大多隻是虛文，越到後來，越具有欺騙性。真正的個人主義，從中世紀的教會統治中掙脫出來的個人主義，從舊禮教的批判中得到伸展的個人主義，究其實，不過是認取個人價值，力求實現個人的價值這樣一種觀念。誠然，我並不認為這種觀念具有人類發展終極的性質。但我們可以說，與封建綱常名教和各種宗教箴規相比，個人主義畢竟是更為健全的觀念，是更加合乎人道，更有益於發展人類的各種美、善本質，發揮其創造智慧的觀念。
蔡元培先生的兼容並包原則起了非常健全的作用。如今又有些人在做統一思想的迷夢，幻想復興儒家一尊的地位。他們的尊古崇儒的熱情如果發自衷心，我們可以給予相當的尊重，正如我們尊重任何宗教徒的虔誠信仰一樣。但如果他們要求別人也須象他們那樣尊古崇儒，否則即斥為「全盤西化」或什麼「全盤性反傳統」，那就猶當別論了。我個人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除了其他條件之外，將部分地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再現百家爭鳴、諸流並進的局面。

『玖』 李大釗的《晨鍾之使命》中的名言…

「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鍾》之聲，即青年之舌。」「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青年之字典，無『困難』之字，青年之口頭，無『障礙」之語；惟知躍進，惟知雄飛，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蓋青年者，國家之魂」。「篇中所稱老輩雲者，非由年齡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個人而言，乃由社會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當益壯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頹喪者，乃在吾人詬病之倫矣。」

『拾』 日本在中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

李大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的傑出的思想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在他短暫的生命歷程中，他率先在中國講授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立中國共產黨，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在尋求真理的偉大實踐中展現了異彩紛呈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

——「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李大釗所處的時期，爆發了辛亥革命和灤州起義。他的恩師白毓昆因灤州起義而被殺。在中國革命的呼喚下，他慷慨悲思投筆寫下了《隱憂篇》，指出新共和國「隱憂潛伏，危機萬狀。」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後，他敏感地看清楚新統治者是打著「共和」招牌的新專制主義者，是新瓶子裝舊葯。他在《大哀篇》中，把辛亥革命失敗看成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並深刻地揭露新專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之後，吾民之患在數人專制都督。」在揭露軍閥愚民的同時，他認識到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勾結。並提出發展國民教育的方法來解決人民苦難與提高人民的覺悟的救國之路。同時主張發展工商業。「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奪政權之魄力，以從事於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富強之本不外振農、通高、惠工」。正是他「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使他在倒袁護國、特別是「五四」運動中，展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鬥士形象。

——反日倒袁，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熱期中，李大釗東渡日本留學。身處異國他鄉的李大釗直接感受到了辱國之恥和敗國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公然出兵我國山東，又以支持袁世凱復辟為條件，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憤起反抗。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立即奔赴各地，組織留日學生，成立「留日學生總會」，發表宣言，公開豎起反日反袁的大旗。在此期間，他編印了《國恥紀念錄》，撰寫了《國民之薪膽》、《警告全國父老書》等反日討袁檄文。在文章中，李大釗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目的是要滅亡中國，告誡國人對日本帝國主義不要抱任何幻想，強調侵佔山東僅是日本妄想獨霸中國的開始。「初揭全書之首頁，作強暴要之先聲。」「大欲難填，野心不死」，文章號召國人卧薪嘗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戰勝日本侵略者。只要中國四萬萬國民有「仔肩自任的救國之責，縱有若何犧牲，皆我國民擔之。」抵抗的決心，同仇敵愾、眾志成城，中國是不可戰勝的。要救中國「亦惟中國人能之」這些主張，代表了民眾的心聲，也表達了李大釗的愛國主義情懷和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與此同時，他投身於反袁斗爭。誰膽敢播專制主義塗燼，其君主之篝火，「一律認為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而誅其人，火其書，殄滅丑類」。

——為創建「青春中華」而奮斗的青春精神。李大釗留學回國，當時北京思想界一方面是革命知識分子躍馬揮戈，向封建主義進攻，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消極悲觀、厭世絕望，甚至自殺。針對後者，他在擔任《晨報》主編、《甲寅》日刊編輯、《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工作中，撰寫了《「晨鍾」之使命》、《青春》、《吟》等文章，宣傳科學民主，批判厭世的人生觀。同時，著力創造和宣傳其青春的宇宙觀。青春，是革命，是戰斗，是活力和希望。青春精神的使命是創造「青春之中華」。青春之中華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一生奮斗目標。「青春之氣，萬古長青」。

——追求真理、堅持真理、達於真理的精神。李大釗所生活的時代，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時期，國人在愚昧、迷信、謬誤盛行、混濁不堪的精神世界中生活。在此國情下，他號召：「沖破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僵屍格骨，束縛現在活潑地之我」。要樹立「真理之權威」的信念，「吾人生於今日知識世界，唯一自然真理之外，舉不足勞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倫理觀，即基源於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真理是一個過程，李大釗悟到了這個真理的辯證法，「宇宙之內，萬象森列，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應有盡有之實體，戛乎其難」。難就要追求，就要奮斗，就要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真理者，「人生最高理想，在求達於真理。故自呱呱墜地之時，即求光明於茲世」。在黑暗、邪惡和專制的制度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就意味著斗爭和犧牲。「為其持城而遭世厭絕，猶勝違心以博世優容」。這就是說，他已明確認識到，堅持真理一定遭到黑暗勢力的「厭絕」，拋棄真理，就能受到黑暗勢力的「優容」，即使如此，他也寧願遭到「厭絕」而不「附和唯阿」而得到「優容」。他為真理不怕鬼，不信邪和反動政府黑暗勢力作斗爭的大無畏精神，使他最終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十月革命後，他撰寫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文章，標志著他已找到了真理，並最終達於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

——踐行社會主義的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李大釗不但探尋、宣傳、堅持真理，而且理論聯系實際，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了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為了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李大釗創立中國共產黨，並領導黨開展社會主義運動。李大釗的革命活動，使敵人仇恨、膽寒，並置於死地而後快。80年前的1927年，李大釗被捕，「聞李大釗受訓時，直認真姓名，並不隱諱。態度甚為從容，毫不驚慌，彼自述其信仰共產主義之由來，沒談黨之工作……儼然一共產黨領袖氣概。」在死亡的威脅下，為了黨的事業，民族的大義，他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和無數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樣，表現出高尚的人格和革命氣概，成為我國、我們黨最早為社會主義英勇獻身的共產黨人。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李大釗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是文人、是學者。作為文人、學者他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傲骨和高尚人格。「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既展現了他的社會責任感，也展現來作為革命知識分子的道德風范。鐵肩擔道義中的「道義」，既是事物特別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又是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李大釗找到真理，成為中國第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先驅以後，就承擔起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學說任務。在深刻認識十月革命性質和目的的基礎，熱情宣傳、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從馬克思闡釋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切社會思想、政治變化都以社會革命在世界能取得勝利，展望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他歡呼「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i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ishevism的凱歌的聲」「試著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