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howitt創造性毀滅

A.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

• 內生增長理論

  編輯討論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強調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

• 中文名

• 內生增長理論

• 外文名

•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 產生於

• 20世紀80年代中期

• 屬於

• 西方宏觀經濟理論

目錄

• 1理論簡介

• 2概述

• 3基本思想

• 4現代發展

理論簡介

編輯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概述

編輯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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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⑵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1]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1991,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1997,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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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它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還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還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B. 什麼是內生增長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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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在短期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動性,但在長期內則由增長主導,因此,長期增長是人們關注的主要內容之一.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內生增長理論(也稱為新增長理論)是很多人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本文對內生增長理論的演進和發展階段提供了一個簡要綜述.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起源
內生增長理論起源於新古典增長理論.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之前,哈羅德和多馬相繼提出了充分就業的增長模型,但他們的增長條件非常苛刻以至於被稱為「刀刃條件」,它要求儲蓄—產出比與產出—資本比的乘積等於技術進步速度與勞動力增長速度之和.由於模型中沒有任何機制約束這個條件的實現,因此,增長得不到保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採用了沒有替代彈性的里昂惕夫生產函數.
Solow(1956)開創了新古典增長模型,他使用了具有要素替代的生產函數,並假定它對資本K和有效勞動AL規模報酬不變.資本—產出比在這里被內生化,由於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資本—產出比最終穩定於一個常數.因此,索羅模型得到了穩態增長路徑：不論初始狀態如何,模型的變數收斂於不變的增長速度.在這里,穩態增長速度由外生技術進步速度決定,如果沒有技術進步,人均產出最終會停止增長.新古典增長模型走出了悲觀主義的馬爾薩斯陰影,使人們對長期經濟增長抱有希望,因而成為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工具.
有影響的外生增長模型還包括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對Ramsey(1928)動態最優化模型的擴展,即最優增長理論,和Diamond(1965)世代交替模型.這兩個模型與索羅模型的區別是資本存量由最大化效用的家庭和最大化利潤的競爭性企業的相互作用來決定,儲蓄率不再像索羅模型里假定為外生不變,因而這里經濟總量的變化取決於微觀個體的決策.但經濟長期增長速度仍然取決於外生技術進步速度.
新古典增長模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里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的,但並不意味著這些模型認為技術進步不重要,他們只是通過這種簡化來得出重要的結論.對技術進步的探討正是內生增長理論(即新增長理論)的出發點.
二完全競爭的內生增長模型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是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里程碑,它重新激起人們對增長理論的強烈興趣.在這之前的理性預期革命使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重心幾乎都放在了經濟周期理論上(Xavier Sala-i-Martin,2002).
Paul Romer(1986)建立了一個具有內生技術變化的完全競爭均衡模型,3個條件的存在使競爭均衡得以實現：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力,對知識的投資具有外部性,新知識的生產具有遞減回報.第一個條件,作為無形資本的知識邊際報酬遞增,是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關鍵區別,新古典模型里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第二個條件,用消費品生產新知識呈現報酬遞減,它避免了消費者的消費和效用增長過快,保證了長期遞增但有界的產出增長率的存在.第三個條件,知識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競爭均衡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每個企業投資獲得的新知識不僅對本企業有用,還會增加公共知識,對別的企業產生正的外部性.企業決策時只考慮了新知識的私人回報,不會考慮外部性,因而競爭均衡的企業投資低於社會最優投資.在這里,政府幹預能夠實現帕累托福利改善.
Paul Romer(1986)與Arrow(1962)有直接聯系,Arrow的「干中學」嘗試模型化遞增回報,他假定具有公共性的知識是投資和生產的副產品,因而單個企業的生產率是全行業總投資的增函數.為了保證目標函數有限,Arrow假定生產函數對資本和勞動規模報酬遞增,但固定勞動力供給時,資本的邊際產品遞減.這一假定使產出增長率不會超過人口增長率,如果人口停止增長,產出也將停止增長,這個結論顯然不能令人滿意.Paul Romer(1986)正是放棄了資本的邊際產品遞減的假定,而是假定知識作為一種資本品具有遞增的邊際產品,得出了長期遞增但有界的產出增長速度.Paul Romer(1986)也被稱為AK模型,因其生產函數可變換為Y=AK的形式,A是一個常數.
另外一篇有影響的文章是Robert Lucas(1988),Lucas提出了一個最優化增長模型,與Uzawa(1965)一樣明確引入人力資本的積累過程.它與Uzawa(1965)不同之處在於,Robert Lucas(1988)假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具有外部性,這類似於Arrow(1962)物質資本積累的外部性和Paul Romer(1986)知識積累的外部性.由於有兩種資本,Robert Lucas(1988)的均衡狀態收斂於一條曲線,曲線上每一點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品都相同,但是一個經濟系統具體收斂於曲線上的哪一點則取決於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①.因此,每個經濟體的長期增長速度相同,但人均產出水平不同,起初貧窮的會一直相對貧窮,起初富裕的會一直相對富裕.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的模型都是依賴知識積累的外部性來使增長內生化,從而繞開了對知識積累的回報問題.技術進步是由經濟活動中的企業或個人決策間接決定的,因而它是內生的.但是,這里長期增長只是企業或個人行為的無意識副產品.因此,這種理論方法不能令人滿意,很快就被直接設立利潤最大化的R&D部門的模型取代了.
三不完全競爭的內生增長模型
企業投入大量成本進行R&D活動,新知識一旦被發現和創造出來,復制和拷貝新知識的邊際成本極低.如果用完全競爭的定價法則來出售新知識,企業必將導致損失.因此,正視對知識積累的回報問題就必須放棄傳統的完全競爭假定,把不完全競爭引入增長模型中,技術進步是經濟主體有意識追求的目標.這正是內生增長理論的一個重大進展,Paul Romer(1987)、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代表了這個方向.
Paul Romer(1987)採用了不完全競爭模型,Dixit-Stiglitz形式的生產函數使最終產品的生產與中間產品的多樣化呈遞增關系,從而把專業化與報酬遞增聯系起來.與Paul Romer(1986)不同的是,由於這里引入了不完全競爭,中間產品的生產者具有市場勢力,能夠獲取壟斷租金,為技術開發提供補償.
Paul Romer(1990)詳細闡述了產品的競爭性和排他性,認為技術知識並不完全是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它是非競爭性的,但具有部分排他性.因而完全競爭市場被放棄,轉而使用具有市場勢力的壟斷競爭模型.技術知識由獲取經濟利益的部門專門生產,它的擴展表現為中間產品多樣性的增加.它以兩種不同的方式進入生產,一是以新的中間產品進入生產函數(排他性),二是增加知識總存量,從而提高人力資本的生產率(非排他性).Paul Romer(1990)與Paul Romer(1986)一樣,認為即使不存在外生技術進步,不存在人口增長,只要知識能夠持續積累,長期經濟增長就能夠實現.Paul Romer(1990)與Paul Romer(1987)不同的是,這里把壟斷與技術擴散(知識的部分排他性)結合起來,而Paul Romer(1987)則沒有考慮技術擴散.
上面基於中間產品多樣化方法面臨的一個重要局限是,隨著新產品的增加,原有的產品會被替代或淘汰,即熊彼特式的「創造性毀滅」.壟斷租金收入流最終會被後來的新產品截斷,因此會導致對新產品研究投入不足,經濟持續增長就不能維持.把「創造性毀滅」引入進來,就是質量階梯模型,也稱為熊彼特增長模型.熊彼特認為創新競爭比價格競爭更有價值,並且創新是一個非連續的過程.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是受到對新產品暫時性壟斷的吸引,但對手遲早會趕上來,使這種產品遭到淘汰.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都屬於質量階梯模型.
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里最終產品的生產依賴於中間投入品的質量,新的中間產品比原有產品質量高.企業對自己創造的中間產品擁有專有權,能獲取壟斷租金直到被更新的產品所取代.這里,新產品的創造具有雙重效應,正效應是對未來的創新活動具有正的外部性,負效應是創新者使現有產品過時,攫取了現有壟斷者的租金,這種社會損失並沒有被創新者承擔,因而是負的外部性.他們在質量創新活動中引入了不確定性,因而穩態增長也具有隨機性,且能與經濟周期聯系起來.但平均增長速度既可能高於也可能低於最優增長速度,這取決於正負效應中哪一個佔主導位置.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分析了類似的模型.
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中都明確設立有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研究與開發部門,R&D內生化了技術進步,因此也被稱為第一代R & D模型②.其中,Paul Romer(1990)屬於水平創新模型(種類增多模型),後兩個屬於垂直創新模型(質量提高模型).
四「Jones批判」對內生增長理論的推進
第一代R&D模型與AK模型一樣隱含著很強的規模效應(Scale Effect),即長期均衡增長率與經濟規模成比例.例如,隨著人口增長,進行R&D活動的人數會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模型的結論是人均收入增長率會提高.正是這一點受到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評.「二戰」後,美國及其他OECD國家實際R&D人數成倍增加,但人均收入增長率基本上保持不變甚至略有下降,這一事實明顯與上述規模效應矛盾.為了調和這個矛盾,出現了兩種對第一代R&D模型的改進類型,一種是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和Segerstrom(1998)等的「半內生」模型,另一種是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仍然保留了的完全內生性質的模型③.
為了去掉規模效應④,同時保留內生技術進步,Charles Jones(1995b)把Paul Romer(1990)中R&D部門的知識溢出效應參數φ=1修改為φ＜1.這一看似簡單的修改達到了去除規模效應的目的,卻得出了令人驚異的性質：技術進步雖然仍然由R&D內生決定,但均衡增長速度取決於外生人口增長率.Samuel Kortum(1997)建立了一個Pareto分布的搜尋理論模型,隨著技術前沿的擴展,技術創新變得越來越困難,也解釋了為什麼遞增的R&D投入沒有導致均衡增長速度的增加,但均衡增長速度同樣取決於外生人口增長率.Segerstrom(1998)也假定每個部門中最容易的創新最先被發現,越到後面創新就越難.人口增加帶來市場規模擴大的效應被抵消.這兩個模型的不同之處：一是Samuel Kortum(1997)中研究人員是全才,不管在哪個部門,其研究能力相同,Segerstrom(1998)的研究人員是專才,只能在特定的部門進行研究；二是Samuel Kortum(1997)中R&D只有產業間(Across-Instry)擴散,沒有產業內(Within-Instry)擴散,相反,Segerstrom(1998)中R&D有很強的產業內(Within-Instry)擴散,但沒有產業間(Across-Instry)擴散.上述模型都可稱為「半內生」模型——技術進步是內生的,但均衡增長率由人口這一外生參數決定,與新古典模型的結論很相似,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長期增長效應.
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針對規模效應提出了另外的改進,並且能使政策因素的長期增長效應得以保留.Alwyn Young(1998)是一個修改的質量階梯模型,不僅有產品質量的改進,還內生化了產品種類的變化.市場規模擴大,使產品種類增加,每個中間產品壟斷租金並沒有提高,從而達到消除規模效應的目的.Peretto(1998)建立了一個人口增長與技術變化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並沒有一個獨立的R&D部門,相反,每個企業都在進行R&D活動,每個企業都生產和出售獨特的產品.隨著人口增長,市場規模擴大帶來了利潤的增加,而利潤增加會吸引新的企業進入,新的企業也將研究和生產全新的產品.因此,人口增長只會使消費者福利增加,而沒有使長期經濟增長率得到提高,這樣就消除了規模效應.Aghion and Howitt(1998)在Aghion and Howitt(1992)基礎上引入了資本積累.資本可以用來生產消費品,也可以用來生產中間產品,R&D的投入不僅包括勞動,還可以包括資本.更多的創新通過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品刺激資本積累,更多的資本積累也可以通過增加創新的利潤促進創新.因此,資本積累和創新都影響長期增長,這與傳統認為的資本積累只有水平效應明顯不同.該模型也回答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評,隨著技術越來越復雜,R&D部門需要增加投入以維持穩定的創新.另外,人口的增加使研究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圍開展,因此,對R&D的遞增投入可以與不變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保持一致.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與Young(1998)一樣,也是一個包含產品質量提高和產品多樣化的模型,由於引入新產品的成本不會隨著產品種類的增加而下降,規模效應被消除了.與Young(1998)不同之處在於：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中的企業是無限期界的,內生化的是創新的預期頻率；Young(1998)中的企業只有兩期,因而內生化的是質量創新的幅度.與Peretto(1998)一樣,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在模型中也引入了人口增長,但與Peretto(1998)的產業結構不同.
上述半內生模型(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Segerstrom,1998等)和內生模型(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都去除了規模效應,但政策含義顯著不同.這兩類模型哪一種更具有一般性呢?Li Chol-Won(2000)認為,一旦考慮到模型中質量改進與產品多樣化這兩個部門之間的技術擴散,半內生模型比內生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因為,內生模型需要兩個「刀刃條件」同時滿足才能保證長期經濟增長的內生化.如果R&D的維度擴展到N個,那麼將需要同時滿足N個「刀刃條件」來實現內生增長,現在並不清楚是否存在某些機制使這些條件自動得到滿足,因而Li Chol-Won更傾向於半內生模型.
五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方向
近來,一些文獻對技術進步作了更深入的探討,其中包括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的關系、技術變化的方向(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R&D的周期性、一般技術(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與專門技術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相互作用的雙引擎增長模型.他們把知識分為3種不同的形式：技術部門的前沿知識(frontier knowledge)、通過教育和經驗獲取的內化於個人的知識(knowledge embodied in human),以及教育系統中的公共知識(disembodied knowledge).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分別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業作出決策,工資分布變化是它們作用的一個橋梁.對技術的應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資本,模型強調了技術與人力資本的動態互補性,因而它們是持續增長的雙翼,缺少任何一個都不能維持長期增長.Stephen Kosempel(2004)提出了類似的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相結合的模型,人力資本積累都是內生決定的,但與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不同的是,前者假定對R&D的投入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質,且側重於分析技術適應過程(Technology Adoption).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用技術與勞動者技能(skill)的匹配質量來解釋國家間的生產率差異.
由於大部分技術變化都不是中性的,不是有利於勞動力(Labor-Augmenting)就是有利於資本(Capital-Augmenting),因此,研究技術變化方向成為內生增長理論的另一個進展方向.Daron Acemoglu(2002)在Paul Romer(1990)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產品多樣化框架里,使R&D部門的企業能夠自主選擇利潤最大化的技術進步方向.價格效應(Price Effect)和市場容量效應(Market Size Effect)決定了兩類技術創新的相對獲利能力,從而決定了均衡狀態的技術進步方向.這兩種效應的強弱則取決於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的大小.Daron Acemoglu(2002)的模型能夠解釋很多現象,如為什麼技術變化一般來說是勞動增進型的而不是資本增進型的.Daron Acemoglu(2003)在特定形式的技術可能性前沿(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條件下,推導出均衡狀態技術進步是純粹勞動增進型的,資本增進型的技術進步發生在動態轉型過程中.Charles Jones(2005)從另一個角度為勞動增進型技術變化提供了微觀基礎.他的理論模型表明,如果微觀企業的創意(Idea)是Pareto分布形式,那麼不僅總量生產函數將是Cobb-Douglas形式,長期中的技術變化方向也必將是勞動增進型.Acemoglu(2007)進一步討論了技術進步的方向.國外還有學者研究企業組織與技術變化性質的關系(Garicano and Rossi-Hansberg,2006).
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和大量實證文獻的涌現,人們把越來越多的因素考慮進增長模型中,如制度、宗教、政策、技術擴散、經濟周期、教育、收入不平等、外貿、FDI、國外援助等,它不僅用來解釋一個國家時間序列的增長歷史,也用來嘗試解釋國家之間的截面差異,增長模型與經濟發展理論結合更加緊密,增長模型將變得更加多樣化.
六結論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放棄外生技術的假定是對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突破,也因此拉開了內生增長理論的序幕；從完全競爭到不完全競爭的內生增長模型的轉變,是人們認識到僅僅用外部性來處理知識積累的回報是不夠的,知識積累必須獲得直接和明確的回報,這是通過在模型中設立利潤最大化的R&D部門來解決的；Jones敏銳地發現了這類R&D模型中隱含的規模效應與現實相矛盾,對「Jones批判」的回答導致了「內生」和「半內生」的去除規模效應的理論模型.這兩類模型的共同點是技術進步是由R&D活動內生決定的；不同點是「半內生」模型的均衡增長率由人口這一外生參數決定,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長期增長效應,「內生」模型中保留了政策因素的長期增長效應.這兩類模型中哪一類更符合現實,還需要未來作進一步的檢驗.
隨著內生增長理論的向前發展,一些文獻從微觀基礎的角度研究技術進步,其中包括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的關系、技術變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技術與專門技術的不同作用等.這些都會對內生增長理論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

C. 什麼是內生增長起源

經濟活動在短期內表現出較大的波動性，但在長期內則由增長主導，因此，長期增長是人們關注的主要內容之一。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內生增長理論(也稱為新增長理論)是很多人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本文對內生增長理論的演進和發展階段提供了一個簡要綜述。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起源

內生增長理論起源於新古典增長理論。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之前，哈羅德和多馬相繼提出了充分就業的增長模型，但他們的增長條件非常苛刻以至於被稱為「刀刃條件」，它要求儲蓄—產出比與產出—資本比的乘積等於技術進步速度與勞動力增長速度之和。由於模型中沒有任何機制約束這個條件的實現，因此，增長得不到保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採用了沒有替代彈性的里昂惕夫生產函數。

Solow(1956)開創了新古典增長模型，他使用了具有要素替代的生產函數，並假定它對資本K和有效勞動AL規模報酬不變。資本—產出比在這里被內生化，由於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資本—產出比最終穩定於一個常數。因此，索羅模型得到了穩態增長路徑：不論初始狀態如何，模型的變數收斂於不變的增長速度。在這里，穩態增長速度由外生技術進步速度決定，如果沒有技術進步，人均產出最終會停止增長。新古典增長模型走出了悲觀主義的馬爾薩斯陰影，使人們對長期經濟增長抱有希望，因而成為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工具。

有影響的外生增長模型還包括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對Ramsey(1928)動態最優化模型的擴展，即最優增長理論，和Diamond(1965)世代交替模型。這兩個模型與索羅模型的區別是資本存量由最大化效用的家庭和最大化利潤的競爭性企業的相互作用來決定，儲蓄率不再像索羅模型里假定為外生不變，因而這里經濟總量的變化取決於微觀個體的決策。但經濟長期增長速度仍然取決於外生技術進步速度。

新古典增長模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里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的，但並不意味著這些模型認為技術進步不重要，他們只是通過這種簡化來得出重要的結論。對技術進步的探討正是內生增長理論(即新增長理論)的出發點。

二完全競爭的內生增長模型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是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里程碑，它重新激起人們對增長理論的強烈興趣。在這之前的理性預期革命使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重心幾乎都放在了經濟周期理論上(Xavier Sala-i-Martin，2002)。

Paul Romer(1986)建立了一個具有內生技術變化的完全競爭均衡模型，3個條件的存在使競爭均衡得以實現：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力，對知識的投資具有外部性，新知識的生產具有遞減回報。第一個條件，作為無形資本的知識邊際報酬遞增，是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關鍵區別，新古典模型里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第二個條件，用消費品生產新知識呈現報酬遞減，它避免了消費者的消費和效用增長過快，保證了長期遞增但有界的產出增長率的存在。第三個條件，知識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競爭均衡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每個企業投資獲得的新知識不僅對本企業有用，還會增加公共知識，對別的企業產生正的外部性。企業決策時只考慮了新知識的私人回報，不會考慮外部性，因而競爭均衡的企業投資低於社會最優投資。在這里，政府幹預能夠實現帕累托福利改善。

Paul Romer(1986)與Arrow(1962)有直接聯系，Arrow的「干中學」嘗試模型化遞增回報，他假定具有公共性的知識是投資和生產的副產品，因而單個企業的生產率是全行業總投資的增函數。為了保證目標函數有限，Arrow假定生產函數對資本和勞動規模報酬遞增，但固定勞動力供給時，資本的邊際產品遞減。這一假定使產出增長率不會超過人口增長率，如果人口停止增長，產出也將停止增長，這個結論顯然不能令人滿意。Paul Romer(1986)正是放棄了資本的邊際產品遞減的假定，而是假定知識作為一種資本品具有遞增的邊際產品，得出了長期遞增但有界的產出增長速度。Paul Romer(1986)也被稱為AK模型，因其生產函數可變換為Y=AK的形式，A是一個常數。

另外一篇有影響的文章是Robert Lucas(1988)，Lucas提出了一個最優化增長模型，與Uzawa(1965)一樣明確引入人力資本的積累過程。它與Uzawa(1965)不同之處在於，Robert Lucas(1988)假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具有外部性，這類似於Arrow(1962)物質資本積累的外部性和Paul Romer(1986)知識積累的外部性。由於有兩種資本，Robert Lucas(1988)的均衡狀態收斂於一條曲線，曲線上每一點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邊際產品都相同，但是一個經濟系統具體收斂於曲線上的哪一點則取決於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①。因此，每個經濟體的長期增長速度相同，但人均產出水平不同，起初貧窮的會一直相對貧窮，起初富裕的會一直相對富裕。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的模型都是依賴知識積累的外部性來使增長內生化，從而繞開了對知識積累的回報問題。技術進步是由經濟活動中的企業或個人決策間接決定的，因而它是內生的。但是，這里長期增長只是企業或個人行為的無意識副產品。因此，這種理論方法不能令人滿意，很快就被直接設立利潤最大化的R&D部門的模型取代了。

三不完全競爭的內生增長模型

企業投入大量成本進行R&D活動，新知識一旦被發現和創造出來，復制和拷貝新知識的邊際成本極低。如果用完全競爭的定價法則來出售新知識，企業必將導致損失。因此，正視對知識積累的回報問題就必須放棄傳統的完全競爭假定，把不完全競爭引入增長模型中，技術進步是經濟主體有意識追求的目標。這正是內生增長理論的一個重大進展，Paul Romer(1987)、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代表了這個方向。

Paul Romer(1987)採用了不完全競爭模型，Dixit-Stiglitz形式的生產函數使最終產品的生產與中間產品的多樣化呈遞增關系，從而把專業化與報酬遞增聯系起來。與Paul Romer(1986)不同的是，由於這里引入了不完全競爭，中間產品的生產者具有市場勢力，能夠獲取壟斷租金，為技術開發提供補償。

Paul Romer(1990)詳細闡述了產品的競爭性和排他性，認為技術知識並不完全是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它是非競爭性的，但具有部分排他性。因而完全競爭市場被放棄，轉而使用具有市場勢力的壟斷競爭模型。技術知識由獲取經濟利益的部門專門生產，它的擴展表現為中間產品多樣性的增加。它以兩種不同的方式進入生產，一是以新的中間產品進入生產函數(排他性)，二是增加知識總存量，從而提高人力資本的生產率(非排他性)。Paul Romer(1990)與Paul Romer(1986)一樣，認為即使不存在外生技術進步，不存在人口增長，只要知識能夠持續積累，長期經濟增長就能夠實現。Paul Romer(1990)與Paul Romer(1987)不同的是，這里把壟斷與技術擴散(知識的部分排他性)結合起來，而Paul Romer(1987)則沒有考慮技術擴散。

上面基於中間產品多樣化方法面臨的一個重要局限是，隨著新產品的增加，原有的產品會被替代或淘汰，即熊彼特式的「創造性毀滅」。壟斷租金收入流最終會被後來的新產品截斷，因此會導致對新產品研究投入不足，經濟持續增長就不能維持。把「創造性毀滅」引入進來，就是質量階梯模型，也稱為熊彼特增長模型。熊彼特認為創新競爭比價格競爭更有價值，並且創新是一個非連續的過程。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是受到對新產品暫時性壟斷的吸引，但對手遲早會趕上來，使這種產品遭到淘汰。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都屬於質量階梯模型。

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里最終產品的生產依賴於中間投入品的質量，新的中間產品比原有產品質量高。企業對自己創造的中間產品擁有專有權，能獲取壟斷租金直到被更新的產品所取代。這里，新產品的創造具有雙重效應，正效應是對未來的創新活動具有正的外部性，負效應是創新者使現有產品過時，攫取了現有壟斷者的租金，這種社會損失並沒有被創新者承擔，因而是負的外部性。他們在質量創新活動中引入了不確定性，因而穩態增長也具有隨機性，且能與經濟周期聯系起來。但平均增長速度既可能高於也可能低於最優增長速度，這取決於正負效應中哪一個佔主導位置。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分析了類似的模型。

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中都明確設立有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研究與開發部門，R&D內生化了技術進步，因此也被稱為第一代R & D模型②。其中，Paul Romer(1990)屬於水平創新模型(種類增多模型)，後兩個屬於垂直創新模型(質量提高模型)。

四「Jones批判」對內生增長理論的推進

第一代R&D模型與AK模型一樣隱含著很強的規模效應(Scale Effect)，即長期均衡增長率與經濟規模成比例。例如，隨著人口增長，進行R&D活動的人數會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模型的結論是人均收入增長率會提高。正是這一點受到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評。「二戰」後，美國及其他OECD國家實際R&D人數成倍增加，但人均收入增長率基本上保持不變甚至略有下降，這一事實明顯與上述規模效應矛盾。為了調和這個矛盾，出現了兩種對第一代R&D模型的改進類型，一種是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和Segerstrom(1998)等的「半內生」模型，另一種是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仍然保留了的完全內生性質的模型③。

為了去掉規模效應④，同時保留內生技術進步，Charles Jones(1995b)把Paul Romer(1990)中R&D部門的知識溢出效應參數φ=1修改為φ＜1。這一看似簡單的修改達到了去除規模效應的目的，卻得出了令人驚異的性質：技術進步雖然仍然由R&D內生決定，但均衡增長速度取決於外生人口增長率。Samuel Kortum(1997)建立了一個Pareto分布的搜尋理論模型，隨著技術前沿的擴展，技術創新變得越來越困難，也解釋了為什麼遞增的R&D投入沒有導致均衡增長速度的增加，但均衡增長速度同樣取決於外生人口增長率。Segerstrom(1998)也假定每個部門中最容易的創新最先被發現，越到後面創新就越難。人口增加帶來市場規模擴大的效應被抵消。這兩個模型的不同之處：一是Samuel Kortum(1997)中研究人員是全才，不管在哪個部門，其研究能力相同，Segerstrom(1998)的研究人員是專才，只能在特定的部門進行研究；二是Samuel Kortum(1997)中R&D只有產業間(Across-Instry)擴散，沒有產業內(Within-Instry)擴散，相反，Segerstrom(1998)中R&D有很強的產業內(Within-Instry)擴散，但沒有產業間(Across-Instry)擴散。上述模型都可稱為「半內生」模型——技術進步是內生的，但均衡增長率由人口這一外生參數決定，與新古典模型的結論很相似，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長期增長效應。

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針對規模效應提出了另外的改進，並且能使政策因素的長期增長效應得以保留。Alwyn Young(1998)是一個修改的質量階梯模型，不僅有產品質量的改進，還內生化了產品種類的變化。市場規模擴大，使產品種類增加，每個中間產品壟斷租金並沒有提高，從而達到消除規模效應的目的。Peretto(1998)建立了一個人口增長與技術變化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並沒有一個獨立的R&D部門，相反，每個企業都在進行R&D活動，每個企業都生產和出售獨特的產品。隨著人口增長，市場規模擴大帶來了利潤的增加，而利潤增加會吸引新的企業進入，新的企業也將研究和生產全新的產品。因此，人口增長只會使消費者福利增加，而沒有使長期經濟增長率得到提高，這樣就消除了規模效應。Aghion and Howitt(1998)在Aghion and Howitt(1992)基礎上引入了資本積累。資本可以用來生產消費品，也可以用來生產中間產品，R&D的投入不僅包括勞動，還可以包括資本。更多的創新通過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品刺激資本積累，更多的資本積累也可以通過增加創新的利潤促進創新。因此，資本積累和創新都影響長期增長，這與傳統認為的資本積累只有水平效應明顯不同。該模型也回答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評，隨著技術越來越復雜，R&D部門需要增加投入以維持穩定的創新。另外，人口的增加使研究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圍開展，因此，對R&D的遞增投入可以與不變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保持一致。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與Young(1998)一樣，也是一個包含產品質量提高和產品多樣化的模型，由於引入新產品的成本不會隨著產品種類的增加而下降，規模效應被消除了。與Young(1998)不同之處在於：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中的企業是無限期界的，內生化的是創新的預期頻率；Young(1998)中的企業只有兩期，因而內生化的是質量創新的幅度。與Peretto(1998)一樣，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在模型中也引入了人口增長，但與Peretto(1998)的產業結構不同。

上述半內生模型(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Segerstrom，1998等)和內生模型(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都去除了規模效應，但政策含義顯著不同。這兩類模型哪一種更具有一般性呢？Li Chol-Won(2000)認為，一旦考慮到模型中質量改進與產品多樣化這兩個部門之間的技術擴散，半內生模型比內生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因為，內生模型需要兩個「刀刃條件」同時滿足才能保證長期經濟增長的內生化。如果R&D的維度擴展到N個，那麼將需要同時滿足N個「刀刃條件」來實現內生增長，現在並不清楚是否存在某些機制使這些條件自動得到滿足，因而Li Chol-Won更傾向於半內生模型。

五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方向

近來，一些文獻對技術進步作了更深入的探討，其中包括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的關系、技術變化的方向(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R&D的周期性、一般技術(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與專門技術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相互作用的雙引擎增長模型。他們把知識分為3種不同的形式：技術部門的前沿知識(frontier knowledge)、通過教育和經驗獲取的內化於個人的知識(knowledge embodied in human)，以及教育系統中的公共知識(disembodied knowledge)。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分別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業作出決策，工資分布變化是它們作用的一個橋梁。對技術的應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資本，模型強調了技術與人力資本的動態互補性，因而它們是持續增長的雙翼，缺少任何一個都不能維持長期增長。Stephen Kosempel(2004)提出了類似的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相結合的模型，人力資本積累都是內生決定的，但與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不同的是，前者假定對R&D的投入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質，且側重於分析技術適應過程(Technology Adoption)。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用技術與勞動者技能(skill)的匹配質量來解釋國家間的生產率差異。

由於大部分技術變化都不是中性的，不是有利於勞動力(Labor-Augmenting)就是有利於資本(Capital-Augmenting)，因此，研究技術變化方向成為內生增長理論的另一個進展方向。Daron Acemoglu(2002)在Paul Romer(1990)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產品多樣化框架里，使R&D部門的企業能夠自主選擇利潤最大化的技術進步方向。價格效應(Price Effect)和市場容量效應(Market Size Effect)決定了兩類技術創新的相對獲利能力，從而決定了均衡狀態的技術進步方向。這兩種效應的強弱則取決於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的大小。Daron Acemoglu(2002)的模型能夠解釋很多現象，如為什麼技術變化一般來說是勞動增進型的而不是資本增進型的。Daron Acemoglu(2003)在特定形式的技術可能性前沿(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條件下，推導出均衡狀態技術進步是純粹勞動增進型的，資本增進型的技術進步發生在動態轉型過程中。Charles Jones(2005)從另一個角度為勞動增進型技術變化提供了微觀基礎。他的理論模型表明，如果微觀企業的創意(Idea)是Pareto分布形式，那麼不僅總量生產函數將是Cobb-Douglas形式，長期中的技術變化方向也必將是勞動增進型。Acemoglu(2007)進一步討論了技術進步的方向。國外還有學者研究企業組織與技術變化性質的關系(Garicano and Rossi-Hansberg，2006)。

隨著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和大量實證文獻的涌現，人們把越來越多的因素考慮進增長模型中，如制度、宗教、政策、技術擴散、經濟周期、教育、收入不平等、外貿、FDI、國外援助等，它不僅用來解釋一個國家時間序列的增長歷史，也用來嘗試解釋國家之間的截面差異，增長模型與經濟發展理論結合更加緊密，增長模型將變得更加多樣化。

六結論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放棄外生技術的假定是對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突破，也因此拉開了內生增長理論的序幕；從完全競爭到不完全競爭的內生增長模型的轉變，是人們認識到僅僅用外部性來處理知識積累的回報是不夠的，知識積累必須獲得直接和明確的回報，這是通過在模型中設立利潤最大化的R&D部門來解決的；Jones敏銳地發現了這類R&D模型中隱含的規模效應與現實相矛盾，對「Jones批判」的回答導致了「內生」和「半內生」的去除規模效應的理論模型。這兩類模型的共同點是技術進步是由R&D活動內生決定的；不同點是「半內生」模型的均衡增長率由人口這一外生參數決定，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長期增長效應，「內生」模型中保留了政策因素的長期增長效應。這兩類模型中哪一類更符合現實，還需要未來作進一步的檢驗。

隨著內生增長理論的向前發展，一些文獻從微觀基礎的角度研究技術進步，其中包括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積累的關系、技術變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技術與專門技術的不同作用等。這些都會對內生增長理論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

D. 奧肯定律的應用實踐

中國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的非線性動態關聯研究就是用奧肯定律來做的。對非線性形式奧肯方程的系數估計，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對失業率的影響是不同的。在經濟處於衰退期，經濟增長對失業影響為負，即經濟增長對就業有拉動作用，但是拉動系數較小。在經濟處於擴張期，經濟增長對失業影響為正，即經濟增長對就業不但沒有拉動作用，反而有抑製作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呢？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一）技術的進步究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是導致大量失業？1990年皮薩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產力的增長涉及各行各業與所有企業，最終必然增加就業，其原因是各企業會在生產力迅速增長時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以適應資本投入的需求。然而，經濟歷史的發展表明，技術進步並不能同時在各行各業和所有企業同等程度地提高生產力，相反，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快，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慢。這樣技術進步一方面創造出一些新的職位，另一方面又摧毀一些職位。只要技術創新，就會通過自動化、知識技能老化，以及與創造性毀滅相聯系的破產危險等方式引起就業下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與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構造了一個模型。
其中，u為失業率，為生產單位的生命期，g為經濟（或生產率）增長率，p(v）為工作崗位的匹配速度。也揭示了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可能的正相關關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新興產業技術進步貢獻率較大，經濟增長較快，對就業的需求較少。在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性產業，引進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遠小於對勞動力的排擠作用。而在經濟擴張期，是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都快速增長的時期，技術進步的創造性毀滅作用遠遠大於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所以表現出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正相關關系；而在經濟衰退期，恰是傳統產業改革、增長的困難期（中國實際如此），只有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增長，因此就業效果表現為正，經濟增長對失業影響為負。
（二）改革開放以來，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也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28%下降為15.2%，下降了12.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48.2%上升為53%，上升了4.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23.8%上升為31.8%，上升了8個百分。點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與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指出：技術的進步究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是導致大量失業？生產力的增長與失業究竟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對於這樣的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一種比較常見的觀點認為，由於技術的進步節省了大量勞動力，導致失業的增加；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生產力的增長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刺激了需求，並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1990年皮薩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產力的增長涉及各行各業與所有企業，最終必然增加就業。然而，經濟歷史的發展表明，技術進步並不能同時在各行各業和所有企業同等程度地提高生產力。相反，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快，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慢。這樣技術進步一方面創造出一些新的職位，另一方面又摧毀一些職位。只要工業創新就會通過自動化、知識技能老化，以及與創造性毀滅相聯系的破產危險等方式引起就業下降，增長與失業就長期而言存在一種正面的權衡。這種現象與戴維斯和哈提萬格的經驗性研究成果相符，他們的結論表明，失業高峰期正是工作的高速流轉期。生產力增長的最終結果形成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
然而，快速的技術進步是否使原有職位的毀滅快於其所新增加的職位。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霍依特通過考察創造性毀滅對增長與失業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在分析單個企業工作創造和失業時，把增長率作為外生變數，然後通過與創新的過程相聯系來使增長率內生化。

E. 何謂"內生增長"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內生增長理論的現代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目前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盡管目前來說，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F. 什麼是奧肯定理

勞動力需求的水平，在動態意義上主要決定於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快，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相對較大，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水平高，失業率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相對較少，會直接制約就業崗位的增加，就業水平低，失業率高。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奧肯，他於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奧肯定律」。該定律論證了失業率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二者呈反方向變化的關系。即高增長率使失業率降低，低增長率則會提高失業率。他還認為，失業率與國民生產總值缺口之間的比率是1：2，即失業率每增加1%，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會減少2%左右。奧肯定律在國內外得到普遍的認同。<a href="http://jeepy.cn/guwen/" target="_blank"><span>古文名句</sp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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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jeepy.cn/fanwen/">範文</a>奧肯定律（Okun's law）失業意味著生產要素的非充分利用，失業率的上升會伴隨著實際GDP的下降，描述失業率和GDP之間的這一關系的經驗規律稱為奧肯定律。
由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用來近似地描述失業率和實際GDP之間的交替關系。其內容是，失業率每高於自然失業率1%，實際GDP便低於潛在GDP2%。例如，假定失業率為8%，比自然失業率高2%，那麼按照奧肯定律，實際GDP就比潛在GDP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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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jeepy.cn/fanwen/">範文</a>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雖然經濟增長無疑是就業增長的前提，但是，高經濟增長並沒有創造出人們期望的那麼多的就業崗位。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率，年平均達到9.4%，但並沒有帶來就業的相應增長。1985—1990年，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7.89%，同期就業人口平均增長率為2.61%；1991—1995年，中國GDP平均增長率為11.56%，同期就業人口年增長率為1.23%；1996—1999年，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30%，同期就業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96%。數據顯示，1991年以來，中國GDP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與前期相比有較大幅度的降低，奧肯定律在中國出現變異。
奧肯定率變異的原因分析首
中國GDP近年變化圖
中國GDP近年變化圖
先，中國經濟距離長期的良性發展還有一定差距。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增長優先論」，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飛速增長的勢頭，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現在GDP的大幅增長，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經濟全面發展。因為經濟發展不僅意味著產出的增加，還意味著隨著產出增加而出現的投入與產出在結構上的變化，即經濟結構、經濟制度和運行機制變化在內的經濟進步。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這段時期，經濟中的深層次問題並沒有隨著GDP的增長而得到全面解決，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的比重還相當大；第三產業的比重和同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比重偏低；國有企業的諸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勞動力教育和培訓水平還跟不上形勢的需要。
就業壓力
其次，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加大了當前的就業壓力。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且普遍存在冗員數量龐大、效率低下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改革中，相當多的人員離崗或下崗，但由於這些被釋放出的勞動力普遍年齡偏大，所擁有的技能有限，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優勢，而經濟增長對過剩勞動力的吸收能力又遠小於市場供給，導致相當多的人員在下崗後不能重新就業。因此反映在統計中的數據是國有企業效率得到提高，盈利能力增強，GDP逐年增長，但失業率卻處於上升趨勢。
勞動力轉移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變化圖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變化圖
再次，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是另一原因。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村勞動力有4.5億，剩餘勞動力有近兩億人，每年有1000餘萬人轉入城鎮現代部門就業，而這些就業人員一般沒有列入到統計中的從業人數中去，但占據了計入統計中的城鎮需就業、再就業人員的崗位，使得這些年盡管經濟增長較快，但城鎮登記失業率卻在不斷上升。
對策建議編輯
調整產業結構
1、調整產業結構，以傳統產業的改造和發展服務業為主來帶動需求。對於傳統產業，一是要積極扶持支柱性產業，特別是房地產業和汽車製造業，推動這兩個能帶動服務業發展的主導產業健康發展，以擴大就業；二是要通過技術改造，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深加工附加值，促進產品的更新換代和延長產品鏈，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三是要加速製造業的調整，推動傳統產業的重組。對於服務業，由於目前其佔GDP的比重少、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小，往往成為地方政府倡導而不大力推行的產業。事實上，大力發展服務業，對長期經濟發展和解決長期就業問題有著治根治本的作用。第三產業是就業增長彈性最大、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產業。
適合國情
2、面對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相對稀缺的資本資源，在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中要特別注意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產業的協調發展、合理布局。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程度相對較高、資本密集程度和技術能力適中的產業，增加產業中的勞動含量，提高勞動投入的貢獻率。
民營經濟
3、推動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大力發展「三非」就業。首先，要培育非公有制企業，它可以為消化大量的國有企業富餘勞動力創造環境。2001年中國平均每天就有4000多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進入民營企業實現再就業。其次，提倡非正規就業。相對於正規就業而言，非正規就業是指未簽訂勞動合同、無法建立或暫無條件建立穩定勞動關系的一種就業形式。隨著市場導向機制的建立，非正規就業比例逐步上升是一種必然趨勢，承認非正規就業將有助於再就業問題的解決。第三，大力發展非農產業，為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
密集型產業
4、發揮人力資源的比較優勢，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根據要素稟賦學說，一國在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中，應生產和出口該國資源相對豐富的產品，進口資源相對稀缺的產品。中國現階段的要素稟賦特徵是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低，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發展國際市場所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出口應成為中國現階段出口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可以增加資本積累，在就業壓力逐步緩和時，再逐步轉到重點引進和發展技術和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達到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應用實踐編輯
中國經濟增長率與失業率的非線性動態關聯研究就是用奧肯定律來做的。對非線性形式奧肯方程的系數估計，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對失業率的影響是不同的。在經濟處於衰退期，經濟增長對失業影響為負，即經濟增長對就業有拉動作用，但是拉動系數較小。在經濟處於擴張期，經濟增長對失業影響為正，即經濟增長對就業不但沒有拉動作用，反而有抑製作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呢？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一）技術的進步究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是導致大量失業？1990年皮薩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產力的增長涉及各行各業與所有企業，最終必然增加就業，其原因是各企業會在生產力迅速增長時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以適應資本投入的需求。然而，經濟歷史的發展表明，技術進步並不能同時在各行各業和所有企業同等程度地提高生產力，相反，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快，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慢。這樣技術進步一方面創造出一些新的職位，另一方面又摧毀一些職位。只要技術創新，就會通過自動化、知識技能老化，以及與創造性毀滅相聯系的破產危險等方式引起就業下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與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構造了一個模型。
其中，u為失業率，為生產單位的生命期，g為經濟（或生產率）增長率，p(v）為工作崗位的匹配速度。也揭示了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可能的正相關關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新興產業技術進步貢獻率較大，經濟增長較快，對就業的需求較少。在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性產業，引進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遠小於對勞動力的排擠作用。而在經濟擴張期，是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都快速增長的時期，技術進步的創造性毀滅作用遠遠大於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所以表現出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正相關關系；而在經濟衰退期，恰是傳統產業改革、增長的困難期（中國實際如此），只有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增長，因此就業效果表現為正，經濟增長對失業影響為負。
（二）改革開放以來，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時期，也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28%下降為15.2%，下降了12.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48.2%上升為53%，上升了4.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23.8%上升為31.8%，上升了8個百分。點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與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指出：技術的進步究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是導致大量失業？生產力的增長與失業究竟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對於這樣的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一種比較常見的觀點認為，由於技術的進步節省了大量勞動力，導致失業的增加；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生產力的增長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刺激了需求，並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1990年皮薩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產力的增長涉及各行各業與所有企業，最終必然增加就業。然而，經濟歷史的發展表明，技術進步並不能同時在各行各業和所有企業同等程度地提高生產力。相反，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快，有些行業生產力提高慢。這樣技術進步一方面創造出一些新的職位，另一方面又摧毀一些職位。只要工業創新就會通過自動化、知識技能老化，以及與創造性毀滅相聯系的破產危險等方式引起就業下降，增長與失業就長期而言存在一種正面的權衡。這種現象與戴維斯和哈提萬格的經驗性研究成果相符，他們的結論表明，失業高峰期正是工作的高速流轉期。生產力增長的最終結果形成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
然而，快速的技術進步是否使原有職位的毀滅快於其所新增加的職位。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霍依特通過考察創造性毀滅對增長與失業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在分析單個企業工作創造和失業時，把增長率作為外生變數，然後通過與創新的過程相聯系來使增長率內生化。

G. 巴羅內生增長理論

題目改成：巴羅的內生增長理論就好理解了。
理論簡介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編輯本段
概述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目前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盡管目前來說，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