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的關系
一、「兩個30年」統一於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艱難之中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在這段話的背後,有著歷史的滄桑巨變和歷史留下的漫漫心路.19世紀中葉以來,一面是中國社會在外力沖擊下長久的沉淪,一面是中國人回應外力逼迫的屢起屢仆,以及由此形成的百年苦難和百年奮斗.因此,只有以此百年歲月中洋務運動的興衰成敗,戊戌變法的旋起旋滅,辛亥革命的直起直落為歷史的反襯,我們才能夠深刻理解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由來,以及由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和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這就決定了在我們審視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之間關系的時候,近代以來的170年歲月應當成為一種最大的歷史背景和最廣的思想視野.只有這種背景和視野才能為我們提供足夠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以近代中國170年的歷史來審視改革開放的前後兩個30年,我們很容易看到,兩個30年之所以能夠統一,是因為在新中國的60多年歲月里,先後形成於19世紀中國和20世紀中國的民族復興、現代化道路和社會主義已融為一體,成為一種歷史造就的時代主軸.兩個30年之間人物有不同,事件有不同,問題有不同,但前30年的主軸在此,後30年的主軸也在此.有此歷史造就的主軸,便能夠理解前30年所築成的中國社會的變遷為後30年留下的種種不可或缺的東西.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前30年為後30年構築了一個大體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為後30年的大踏步發展提供了賴以立足的起點.第二,新中國的成立,以其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造,深入到城市和農村的底層,從而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中國的深層社會結構,使原本在歷史變遷中處於被動地位的億萬工農捲入到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中來,成為一種主動的力量和主要的力量.第三,前30年為後30年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在經濟、政治、社會上高度統一的國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強大的治理能力,在清末民初以來的近40年分裂之後,中國的統一是非常艱難的,而晚清以來的弱政府難以應對內憂外患的歷史,又說明治理近代化變遷過程中的中國是非常艱難的.因此,一個統一的中國和強大的政府治理能力,為後30年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和制度保證.今天海內外評說「中國道路」所具有的主要特徵就包括中國政府強大的治理能力和政府對發展的主導作用.第四,中國的自立和統一是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的,從而中華民族的百年願望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實現的.因此,前30年留給後30年的是中國現代化只能實現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中的歷史選擇和歷史走向.有了前30年奠定的基礎,才可能有今天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第五,前30年為後30年的中國留下了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南京路上好八連等等至今仍然在感召人心的形象和榜樣.前30年產生的榜樣至今仍然感召人心,說明前後兩個30年擁有共通的理想和價值觀念.後30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因此,後30年中國仍然需要和尤其需要這種價值和理想以歸聚人心.第六,前30年為後30年的中國留下了由共和國培育並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一代人,他們在前30年裡經受曲折,又因之而對前30年有過深刻的反思,由此獲得的理性認知和成熟穩健使這一代人在後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成為穩定社會和擔當責任的中堅力量.
美國學者傅高義曾說,毛澤東時代為鄧小平時代創造了種種優勢,包括國家的統一、強大統治體系的建立以及現代工業的引入.沒有這些東西,後30年的改革開放必須要為建立這些東西而付出極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並因此而使後30年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①.顯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也看到後30年曾經藉助於前30年而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與此同時,毛澤東時代也留下了種種問題和困難：落後的科學技術,亟須改革的行政體制和物質上的極度匱乏等等②.他所說的後一面與前一面顯然不同,但歷史地看,後30年正是以此為起點,並在改變這種狀態的過程中成為另一個歷史階段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前30年留下的困難規定了後30年的主題和任務,從而規定了後30年的走向,兩者之間的這種關系其實也是一種歷史聯系.今天我們理解前後兩個30年的關系時,尤其是從後30年看前30年留下的優勢和困難,不能截斷開來孤立地看待,因為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兩者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
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後30年與前30年相比,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的發生要歸功於中國一以貫之地堅持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雖然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過程中,「現代化」的概念不斷地在發生變化,但追根溯源,中國的「現代化」在一開始就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由周恩來在1964年最早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以此為起點而一步一步地完善和豐富,最終走到了十八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新四化」.在這個過程中,有過許多階段,有過許多起落,有成功,有失敗.20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是與實現四個現代化連在一起並互為表裡的.作為一個政府導引的過程,改革開放是一種國家政策,而這種國家政策的社會內容便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人們常常容易把現代化看成是後30年獨有的,從而看成是後30年和前30年的區別之所在.但追溯歷史,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於四個現代化的嚮往最初是在前30年裡產生的.它所追求的中華民族復興的願望和中國社會轉型的意願其實是和後30年一脈相通的.因此,前30年和後30年之能夠相通,是因為前30年和後30年的歷史追求是一脈相承的.
二、改革開放破解了中國轉型的百年難題
新中國的兩個30年在本質上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內涵,但作為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們之間又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區別.特別是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等重大問題上,與前30年的計劃經濟、自我封閉、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相比,後30年所表現出的活力、開放和創造性無疑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的創立以及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制定在實際上已破解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百年難題和中國發展的百年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藉助於這一條道路,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30年)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的發展進程,處於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重要時刻.比之GDP的數量和規模,更富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是中國人用這一過程向世界和歷史呈現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與模式.由此形成的影響將既是廣泛的,又是長久的.
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成就作比照,來分析兩個30年的重大區別,直觀而見的便是前30年最後一段歷史中表現出來的失誤和失敗,以及這種失誤和失敗在累積中形成的社會後果.曾長久關注中國的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曾說,「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中國,社會凋零破敗,經濟支離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個國家在曾經篤信不疑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上艱難匍爬.人們曾經高昂的士氣已經鬆懈,變為惰性、冷漠和失望③.作為一個外國人的觀察,這些敘述並不完整和深刻,但由此折射的社會困境則是真實的.而他所沒有看到的,則是在這種困境之中,開啟後30年改革開放的反思其實已經開始了.因此用反思的態度認識前30年的失誤和失敗,重要的問題不只是追究什麼地方沒有做對,而是追索為什麼沒有做對.30多年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偏重於個人責任的歷史解釋和偏重於一個個事件的歷史解釋.個人責任和一個個事件都是理解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要理解作為一個歷史時代的前30年,只解釋個人責任和單個事件顯然都是不夠的.一方面,前30年的失誤雖然發生於中國社會,而其起因則與當時世界環境的影響息息相關.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戰爭都發生在中國周邊,使中國人不能不產生強烈的反帝意識；而蘇共二十大之後我們黨與蘇共的長期論戰,又激生了中國人強烈的反修意識.此後階級斗爭的長期化以及「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波政治運動都是以「反帝反修」為起點和宗旨的.因此,當時嚴峻的世界局勢影響了對國內環境的判斷,是國內前30年走向政治化和極左道路的重要誘因.另一方面,前30年的失誤雖然發生在當代,但其中顯然有著近代中國人在外患逼迫下催生出來的急迫的民族心理的影響.康有為期許10年使中國富強是急迫,孫中山期許畢其功於一役是急迫,此後「五四」是急迫,10年內戰是急迫,若以此觀察「大躍進」時期的超英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不會不看到19世紀以來的急迫對20世紀的影響.之所以要著眼於世界環境和歷史傳統的影響來認識前30年,是因為我們今天仍然處於世界環境和歷史影響之中.鑒往知今,目的是使今天的中國人多一點自覺,少一點盲目.
後30年的改革開放,是以中國共產黨人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的大討論而開啟的.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這句話本身就出自毛澤東自己的論述之中.這一事實,既說明了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理論依據仍然是毛澤東自己的思想,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強的自我糾錯能力.而這種自我糾錯能力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活力所在和生命力所在.
然而,後30年以撥亂反正為起點,並因此而與前30年區別開來,所以,研究兩個30年的重大區別,不能不看到後30年對前30年的原創性突破.其中最主要的突破,是原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創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第一,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市場經濟引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既是對經典理論的重大創新,同時也是立足於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狀況和現實國情,經獨立探索而形成的經濟發展道路.就其內涵而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又是對於市場經濟本來形態的一種超越.
本義的市場經濟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其具有的創造力和破壞性都是非常明顯的.最近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表明,在一個以資本為主導原則的社會中,以資本為核心要素的市場經濟是極為脆弱、甚至高度危險的.市場經濟確實有超常活力,但它並不是一個光靠自己就能自我修復的均衡系統,若缺乏某種強有力的非市場力量對市場進行規制和引導,市場體系很容易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付出人類不堪承受的人文代價和生態代價,並且在一定條件下陷入混亂甚至導致崩潰.從這個角度來看,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闡述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並不僅僅是把市場經濟與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度結合起來,也不僅僅是要讓一種合乎人性的社會價值去支配一個具有強勁自主邏輯的經濟系統,在更深一層,並因之而具有普遍價值的意義上,是找到一條路徑,使市場經濟本身有可能避免嚴重失衡而持久地發揮功能.
這些都說明,在由經濟改革為前導,並以經濟改革始終貫穿於其中的後30多年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的歷史過程,既集中體現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內涵.
第二,原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是說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具體樣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沿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脈淵源而來,而且與人類社會的現代化融為一體,並以自己的實踐和理論,為解決全球共同的問題而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和理路.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過程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性,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這種思想體系獲得民族文化支持提供了範例.
第三,創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應對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面臨三個方面的重大挑戰中作出重要貢獻.第一個挑戰來自於教條主義和蘇聯模式,第二個挑戰來自於西學思潮特別是自由主義思潮,第三個挑戰來自於中國傳統學術特別是現代新儒家.因此,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創新不能不回應這些挑戰,並在回應的過程中論證和說明開創一種以社會主義為社會形態的新型文明與社會類型的可能性.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但遠未完結,但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能夠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提供一種光明的前景.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又正在具體而切實地展示在馬克思主義引導下落後的中國走向盛世的進程.而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正是以這種歷史提供的說服力為依託,從理論上闡明我們正在建設的,立基於中國傳統古老文明的基礎之上,既吸納了現代西方先進文明的優秀成果,又有著馬克思主義偉大理想指引的現代中國文明的光明未來.
B.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30年、開放後30年，怎麼認識怎麼看，可以從前後關系、聯系、歷史分析。
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重大成績，全盤否定前30年的歷史是極端錯誤的
貶低甚至徹底否定前30年的歷史，是極其錯誤的觀點
毛澤東等開國元勛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
前30年既然是探索時期，出現錯誤也就在所難免
後30年改革開放成績舉世矚目但問題亦引人注目，迴避這30年存在的問題，同樣是錯誤的
後30年是對前30年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否定
改革開放30年的成績，離不開前30年打下的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吸取了前30年的經驗教訓，人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
實事求是地看，60多年雖有失誤、有挫折，但經濟建設基本上呈現階梯式或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規律。無論期間發生了什麼，每一個十年比上一個十年都會有一個較大的進步，這是新中國60多年發展的基本趨勢。這從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教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個領域，我們都能明顯地感受到。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冷戰的結束，整個世界的客觀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們國家的發展加快了速度，所以新中國60多年中最後20年的發展從條件上來說是最有利的，呈現出雙贏選擇時機，必然出現雙向良性合作，並帶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基本上是連貫發展的，是相互聯系的歷史，互相依存的歷史，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歷史。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後30年比前30年發展更快，發展更好，實現了經濟的騰飛，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探索了一條成功的道路。
詳見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梅宏的文章-如何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的兩個30年
C. 請問，近三十年間，中國原創的發明有什麼
自1985年4月1日至今，我國專利法實施走過30年歷程。30年來，我國專利數量實現歷史性跨越，專利結構不斷優化，專利競爭力長足進步，專利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數量跨越增長
專利法實施以來，我國專利申請受理量連攀新高，截至2014年底，我國共受理三種專利申請1545.5萬件，共授權三種專利872.9萬件。
30年間，我國專利申請受理量保持了高速增長，2014年專利申請累計受理量超過1500萬件大關。令人振奮的是，我國發明專利專利申請量依次實現了對歐、韓、日、美的超越，2011年達到了52.6萬件，歷經16載，一躍成為世界發明專利申請第一大國。2012年7月，我國發明專利累計授權量突破100萬件，僅耗時27年，成為世界上實現這一目標最快的國家。
截至2014年底，我國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已達到4.9件，比「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高出了1.6件。我國有效發明專利中，國內專利為70.8萬件，佔比接近60%，專利優勢明顯。
結構不斷優化
專利法實施以來，我國專利結構發生了積極變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日益穩固。
30年間，發明專利申請國內比重由不足五成提升為近九成，發明專利授權國內佔比已接近70%。2011年，有效發明專利國內所佔比重首次超過半數，實現了國內發明專利申請、授權和有效量相對國外在華量的全面超越。
同時，2014年，國內發明專利申請中職務申請比例提高到81%；國內發明專利授權中職務發明比例達到90%；國內有效發明專利中職務發明比例上升至90%。30年間，職務發明創造已由專利法實施之初的不足半壁江山，發展成為專利事業發展中的絕對力量。
30年來，國內企業累計提交發明專利申請209.6萬件（截至2014年底），占國內累計發明專利申請的54%；國內企業發明專利累計授權44.9萬件，占國內發明專利累計授權的50%。近年來，國內企業發明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始終保持高速增長，2014年，我國國內企業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占國內總量的比例分別達到61%和56%，我國企業自主創新主體地位日漸突出。
實力長足進步
2014年，我國申請人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途徑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達到2.5539萬件，佔全球總量的12%，自加入《專利合作條約》以來始終保持高速增長，世界排名已上升至第3位。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近年來穩居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世界前三。我國創新主體海外專利布局能力顯著加強，為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劃分的35個技術領域之中，2014年我國國內發明專利擁有量高於國外來華發明專利擁有量的有22個，比2006年的7個增加了15個，在所有35個技術領域中，國內所佔比重均有所提高，我國在占優領域繼續擴大領先優勢，在相對劣勢領域與國外的差距不斷縮小。（
D. 請比較新中國成立後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的關系
改革開放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個重大決定
E. 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的不同
最近，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的基礎上開創的。」因此，「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個新生的人民政權，到目前為止，大致可分為前30年和後30年兩個時期。前30年(1949－1978)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後30年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新時期。
當前社會上出現一些錯誤觀點，全面看高後30年而貶低甚至否定前30年，也有人用前30年好的一面來否定後30年。如何正確對待這兩個30年，它們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筆者認為: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重大成績，後30年的改革開放，成績舉世矚目但問題亦引人注目。後30年是在前30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之間是探索、鋪墊與繼承、發展的關系。
一、前30年在重大挫折中取得了重大成績，全盤否定前30年的歷史是極端錯誤的
前30年，新中國在經歷長期戰亂、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期間，先是經歷了三年的戰後經濟恢復時期，然後是社會主義革命，三大改造完成之後，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隨後又遭受前蘇聯逼債和三年自然災害，特別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前30年建設遭受重大挫折。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問題，就貶低甚至否定前3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績。
(一)貶低甚至徹底否定前30年的歷史，是極其錯誤的觀點
當前，不少人在貶低甚至徹底否定前30年的歷史。如果說敵對勢力持這種觀點是別有用心，那麼，一些思想理論戰線上的同志盲目作「自我否定式」的反思，甚至比敵對勢力走得更遠，那將非常危險。
貶低和否定前30年的種種錯誤觀點，異曲同工。有的是明目張膽地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進行否定，有的是全面否定前30年的歷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進行肆無忌憚的詆毀，有的是借肯定後30年來否定前30年，從深度和廣度上徹底否定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成就，進而達到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全面否定之目的。貶低和否定前30年的歷史，大有形成一股思潮之勢，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清醒地認清這股錯誤思潮的極端危害性。因此，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3周年前夕，非常有必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給予堅決批駁，還歷史一個公正的答案，讓人們清醒地、正確地看待這30年的歷史，既要反思這一時期的失誤，更要充分肯定這一時期的歷史功績
(二)毛澤東等開國元勛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
前30年真如那股錯誤思潮所散布的那樣一團黑暗、一無是處嗎?回答是否定的。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之能力，新中國取得的巨大成績，有目共睹。
第一，半年實現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三年恢復國民經濟，被世人嘆為奇跡。新中國成立之後，僅用短短半年時間，實現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解決了舊中國多少年來無法解決的金融物價問題;僅用三年時間，就醫治了戰爭創傷，恢復了國民經濟。建國後到1952年底，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恢復了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黑暗統治及長期戰爭破壞所造成的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在全國確立，為新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第二，僅用四年時間，完成了三大改造，引導全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這是實行全面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階段。這一時期，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同時並舉的方針。到1956年底，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第三，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建國之初，中國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外，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都要靠進口。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到1975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總產值也有大幅增長，從1965年的1402億元發展到1976年的3207億元。從1952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大型基礎建設和重工業項目在1979年以前大部分投產。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的1976年，中國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並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第四，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成績。前30年共完成了八十多萬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麵道路建設)、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其中絕大部分穿越於崇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雲南(除了早期的一條窄軌)、廣西、四川、貴州、青海、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地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甘肅省在解放初期的鐵路只有隴海鐵路到天水段，解放後延伸到蘭州，並建成蘭新線)。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20億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庫中，30座為1949年後所建;僅淮河就修建了3400座水庫。這些為社會主義新時期經濟的從容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第五，文化教育事業成績斐然。「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專院校和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而且教育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注重素質教育，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學齡兒童教育負擔很輕，升學率在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高的。這都表明了毛澤東對提高中國人民的整體素質的貢獻和教育的高度平民化色彩。
第六，建立了規模龐大、涉及領域廣泛的科研院所。保守估計，前30年建立的三千多所科研院所為我國科學研究和設計的全方位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這樣龐大的科研體系，在發展中國家是唯一的，從全球范圍看，也只有美國和前蘇聯擁有這樣齊全的科研門類配套。沒有這些科研機構，新中國要建起較高素質的民用和軍事工業，根本不可想像。這些院所的存在，為改革開放後對進口技術的消化吸收、設備及零部件國產化、跟蹤國際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等，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七，創建了覆蓋面廣、方便群眾、適應中國國情的醫療衛生保障制度。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為保障人民的健康，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相對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使得1976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達到男人為65歲，女人69歲，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居於最高水平。這表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及其執政體制，並非像西方宣傳的是不人道的，相反，人道主義色彩濃重，人民群眾的生老病死，政府都會考慮。
第八，人民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了較大提高。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對1950－1980年社會主義陣營(蘇東和中國8國)和資本主義陣營(16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所作的比較，中國的表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間，GNP年平均增長6．44%，在進行比較的24個國家中僅次於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長4．18%，次於日本、希臘、西班牙和羅馬尼亞居第5位。這個事實說明，前30年績效很好，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經過30年的探索，社會主義的中國不斷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好轉。
更值得一提的是，前30年的這些成績是在百廢待興、內憂外困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以上表明，前30年成績巨大，不容否定。
(三)前30年既然是探索時期，出現錯誤也就在所難免
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是在經濟衰敗、人民困苦、百廢待興，並遭到資本主義國家全面封鎖的條件下進行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搞建設，又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其困難可想而知，建設探索中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亦在情理之中。然而，毛澤東等開國元勛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建設精神，硬是把一個破敗不堪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引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為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們充分肯定前30年，並不否定這30年探索中出現的錯誤。如何看待前30年的錯誤?筆者以為根本問題在於指導思想上過於強調「政治掛帥」，過於強調主觀力量的強大，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作用。主要表現可以歸納為:一是急於求成。過渡時期原定為十五年左右，後來縮短到了四年。「十年趕英，十五年超美」等過「左」口號，一大二公不切實際的做法，「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大煉鋼鐵」、「土法上馬」等不講科學的經濟建設思維和方法，造成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折騰;二是注重國家發展，忽略人民生活，造成國家進步快，人民生活水平上升速度比較緩慢;三是人們的思想受到禁錮，制約了創造力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等等。究其根本，在於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還有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失誤。
正因為前30年探索中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出現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要改革。而改革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通過改革來推動新中國繼續朝著更好的方向前進;正因為前30年被封鎖，所以要開放;而開放是利用世界人民所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來加快我們的發展。所以，肯定前30年的探索和成績、正視前30年的錯誤，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
二、後30年改革開放成績舉世矚目但問題亦引人注目，迴避這30年存在的問題，同樣是錯誤的
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1978年12月，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進入全面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從那時起，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新詩篇，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功。總的來說，成功完善了前30年發展中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對外開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綜合國力快速上升、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二、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教育、文化產業大發展，國家在外交、國防、軍隊建設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兩岸和平發展呈現新的前景等等。這些都為我們國家實現今後的發展目標，奠定了雄厚基礎。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沒有人能否定得了。有的人企圖用前30年好的方面，來否定後30年的改革開放，顯然是蒼白無力的。
但是，我們充分肯定後30年，並非說後30年沒有問題。如果說只有成績，沒有問題，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也不符合後30年的真實情況。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後30年，「因為改革開放是在一個非常復雜的國度中進行的，是在非常復雜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又是在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生劇烈變動的環境下推進的。這樣的空間、這樣的時間，勢必會給改革開放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這30年間，有成就，也有問題;有值得總結的經驗，也有需要深入思考的課題」。那麼，怎樣來看待後30年存在的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從宏觀角度概括為:「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思想道德建設有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同新形勢新任務不完全適應，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幹部作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奢侈浪費、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
總體來說，改革開放30年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社會建設相對滯後;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精神文明相對落後;資源開發步伐加快，生態保護相對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分配不公，差別過大。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巨大差別?是分配製度有問題嗎?不是的。反思我們十二大以來的分配理論，應該是正確的。從單一的按勞分配到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製度並存等等，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然而在實踐操作中，把握分配話語權的階層過於注重自身階層利益，造成分配上的不公。其實，公民對於合理合法的勞動所得，並沒有不滿，不滿的在於社會上的不少收入為不合理不合法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這必然誘發大量社會矛盾，甚至趨向激化。這就需要我們的政府合理調整分配中的不規范行為，調節過大的收入差別，真正落實好黨和政府的分配政策，切實解決當前貧富懸殊問題，以引導社會走向公平，穩定社會情緒。
第二，制度缺失，有規無矩。鄧小平曾說，制度建設更帶有根本性。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各項制度正在不斷完備。筆者這里講的制度缺失，並非是沒有制度，而是指有制度不按制度辦事。現在我們的制度在不斷地制定和充實，有些制度正在日益發揮作用。一些公開透明辦事的制度，如公選領導幹部，公開錄取公務員等，受到社會廣泛好評。但是，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難免出現混沌狀態，造成有制度不按制度辦事。制度缺失，必然帶來社會管理混亂，讓人無所適從。因此，加強制度建設並使之有效，是鞏固改革開放成果的重要基礎。
第三，基礎削弱，潛伏危險。筆者以為，當前的嚴重問題，是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削弱、城市貧民階層涌現。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帶來巨額利潤的同時，吸走了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動力。千千萬萬農民進城打工，造就城市繁榮、工業崛起的同時，是農民棄田而去，出現農田荒蕪、農村蕭條的景象。而在高樓林立的城市裡，又出現了一代「城市貧民」，他們工作不穩定，生活質量低劣，子女入學困難，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這就需要我們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步伐，妥善處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夯實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的社會基礎。
當然，在改革過程中還出現諸如誠信水平下滑、行政效率不高等問題，不能因為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就忽略它，也不能過於誇大而否定改革。客觀公正看待、逐步在改革過程中完善，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應有態度。
三、新中國的兩個30年是探索、鋪墊與繼承、發展的關系
如何看待兩個30年之間的關系，也是探索新中國60年歷史的重要內容。筆者以為，新中國的兩個30年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各自呈現不同的特點，它們之間是探索、鋪墊與繼承、發展的關系。
(一)後30年是對前30年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否定
改革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的改革。國家體制沒變，依然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依然走社會主義道路;國家的領導力量沒變，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指導思想沒有變，還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都說明，改革開放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的。而原有的基礎，也不是照搬別國建設社會主義，而是針對中國的國情進行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實踐，其本身就具有中國特色。前30年是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結合中國國情進行的社會主義探索;後30年，是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為代表，在前30年的基礎上進行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且無論從質和量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30年，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所以，前後兩個30年的歷史階段，都是新中國整體發展過程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都是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必然經歷。任何採取歷史取消主義或美化主義的極端態度，全面肯定或片面否定其中一個歷史階段，或者把這兩個30年的歷史割裂開來，都是錯誤的。一味否定前30年歷史，割斷前後兩個30年歷史的關系，必然造成嚴重的惡果，是極端危險的。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看待兩個30年之間的必然聯系。
(二)改革開放30年的成績，離不開前30年打下的堅實基礎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又指出:「30年來，我們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新的偉大成就。」可見，改革開放新時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以新中國成立以後30年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沒有前30年成就的基礎，就不會有後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正確看待前30年的歷史，客觀地評價這30年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所奠定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的反映論。我們知道，中國現代工業的基礎離不開建國後30年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毛澤東時代的基礎建設，有的到現在還在發揮著重大作用。那時，真正制約了生產力釋放的，是對人的主動性的約束，這一點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可以看出。前後兩個30年的發展環境完全不同，前30年被發達資本主義所包圍以自身力量從非常落後的階段靠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艱難起步快速發展;後30年則在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再充分吸納發達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迅速發展。兩者發展的起點、條件完全不同，但又是相互聯系不可分離，前30年以艱苦的努力、斗爭甚至犧牲，才換來了改革開放的良好發展環境。一句話，沒有前30年的奮斗與成功，沒有前30年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哪來的後30年改革開放?
(三)改革開放吸取了前30年的經驗教訓，人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
前30年，是從舊中國進入新中國的特殊時期，是在經濟基礎極度薄弱、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帝國主義嚴厲封鎖、建設環境極度惡劣的情況下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這就決定了必須用政治手段來號召人們，用精神力量來鼓舞人們，所以那時成為了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時代。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必然造成人們的思想禁錮。誠然，如果那個時代既能利用政治的手段，又能利用經濟的規律，也許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會更順利些。但要求新中國一成立，各項政策就非常成熟，那是不現實的，要求新中國一成立就採用現在的各種做法，顯然是行不通的。正因為如此，前30年探索所積累的經驗教訓更值得我們珍惜。經過30年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我們也逐步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規律，充分認識到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必要性，於是，我們黨吸取前30年的經驗教訓，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領導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人們從思想上言論上得到了極大的解放，有了很大的自由度。這就為人們開發智力提供了可能，為人們在更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和時空里創造財富鬆了綁。整個社會形成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良好局面，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又好又快地發展。
(四)新中國60年的發展歷史是相互聯系的，大體呈現階梯式或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趨勢
實事求是地看，60多年雖有失誤、有挫折，但經濟建設基本上呈現階梯式或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規律。無論期間發生了什麼，每一個十年比上一個十年都會有一個較大的進步，這是新中國60多年發展的基本趨勢。這從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教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個領域，我們都能明顯地感受到。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冷戰的結束，整個世界的客觀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們國家的發展加快了速度，所以新中國60多年中最後20年的發展從條件上來說是最有利的，呈現出雙贏選擇時機，必然出現雙向良性合作，並帶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基本上是連貫發展的，是相互聯系的歷史，互相依存的歷史，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歷史。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後30年比前30年發展更快，發展更好，實現了經濟的騰飛，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探索了一條成功的道路。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0多年歷史，是輝煌的歷史，任何厚此薄彼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面對新中國兩個30年的成就與問題，我們進行深刻的總結與反思極為必要。只有充分肯定兩個30年的成績，才能鼓舞人民的鬥志，積聚繼續前進的力量;只有反思兩個30年的問題，才能吸取歷史的教訓，少受挫折，少走彎路。對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的反思，都應該建立在理性、客觀和公正的基礎之上，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貪污腐化、行政浪費、環境污染、分配製度、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體制改革等問題進行反思，應該立足於解決問題的基礎上。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反思問題既不能成為否定前30年成績的理由，也不能成為否定改革開放發展道路的理由。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總結和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不斷地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我們的第三步戰略目標才能早日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加快步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早日實現。
（作者系江西省地方誌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兼職教授、南昌大學兼職研究員）
F. 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哪個取得的科技成就大
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更大，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宇宙飛船，海底深潛，高鐵，裝備製造，大飛機。這些科技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在改革開放前是很難想像的。
G. 改革開放的變化，要30年前和30年後的
30年前，我那三舅媽，因為「彩禮」少了兩斤毛線，大喜的日子，硬是不肯出娘家門，一直頂到外婆從鄰家新媳婦處借來送去，才高高興興上「花轎」。當然，那「花轎」只是一輛借來的腳踏車。其實也難怪三舅媽「不識大體」，要知道，兩斤毛線在當時是多重的禮？多大的財啊？同時撐起的還有她新媳婦的面子。30年後，三舅媽的兒子結婚，開著自己的名車風風光光去接新娘，後面親朋好友的私家車組成的長長的迎親車隊更是氣氣派派。至於「彩禮」「發嫁妝」好像都早已是發了酵、背了時的陳年爛詞。
30年前，媽媽得把自己捨不得穿的印有「工業學大慶」的工作衣、勞保鞋依次送給在農村的四個弟弟。今年老大，明年老二，老三球鞋，老四套鞋，小心翼翼地，唯恐一碗水沒有端平，顧此失彼。30年後，媽媽66歲祝壽她的弟弟妹妹們送的是「鄂爾多斯」羊絨衫、狗毛墊褥、澳大利亞羊毛圍巾……
30年前，全家二十幾口，擠在一間底矮樓板房裡。大媳婦二媳婦為爭前「廂房」面紅耳赤，表弟撒泡尿全家都聽到。30年後，家家鄉下建洋樓造別墅，城裡買新房換大房。如今，兩個舅舅鄉下的房子都空著，跟著孩子來城裡享福了，大舅舅把房子出租悠哉樂哉做著「房主老爺」。
30年前，外婆彌留之時，留下120元錢，同時留下遺言：這是給未出嫁的小囡（即我小姨）的全部嫁妝，並強調「誰也不能動用」。家人都明白這120錢是外婆多年來從媽媽每月寄去的幾元錢里摳下來的，而媽媽寄錢是因為我和哥哥都寄養在外婆家。在外婆去世的當夜，慎重其事地召開家庭會議決定有大姐（既我媽媽）保管。而當年，因為媽媽保管了這筆「巨款」，我們家真的可以用「門檻被踏斷」來形容，遠親近親紛紜來借，我媽媽也因遵守外婆遺言，不負弟妹信任 「概不出借」， 落了個「六親不認」。30年後，家家銀行有存款，錢閑著玩股買基金。家族中倒還有借錢的，但那是大手筆向國家借了，有個時髦且氣魄的名字——貸款。表弟貸款辦廠，小姨貸款開店。
30年前，阿太得白內障，沒有錢醫治，小舅用一輛鋼絲車把阿太拉到我家，只有讓掙工資的大姐想辦法給阿太看病了，而我媽媽是提前支了60元「會」錢，把阿太送進醫院。30年後，不僅我的爸爸媽媽和姨媽們退休有養老金，看病進醫保，就是農村的舅舅舅媽們也能在村裡領到養老金，都辦理了大病保險。
30年前，13歲的我只有三張照片，一張百日照，一張畢業照，一張10歲時和哥哥的合影。某日，女兒翻看照片時意外發現了一個天大秘密，我13歲時拍畢業照上的衣服和10歲與哥哥合照上哥哥穿的衣服是同一件黃軍裝。對於這個「天大秘密」、「意外發現」女兒笑得前俯後仰，樂得手舞足蹈。30年後，女兒的照片多的可以做無數副撲克牌，我得給她的影集編號、標碼。18歲的女兒常常今天攤著「大頭貼」問：「哪張可愛？」，明天捧著寫真集「問哪張漂亮？」
30年前，小姨考上中專，外公一句：「哪來介許多鈔票到城裡讀書？女娃子讀什麼書？早點掙工分！」斷送了小姨夢想也斷送了小姨前程。30年後，小姨把女兒送去澳大利亞留學。
30年前，我中專畢業的爸爸是整個家族中學歷最高的，常常為家族大事寫字立據，倍受敬仰和尊重， 30年後，我們這一代人除了兩個，都是大學以上文憑，還有一個在讀研，兩個出國留學。
30年前，二舅已經有了兩個女兒，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做了 「超生游擊隊」，轉戰東南西北，頂著罰款偷生了老三，當老三落地一聲喊「還有少了點」時，我的舅媽是「一聲嘆息」：「又是個丫頭俾」。30年後，二舅的女兒生了個女兒樂得象吃蜜，全家當「寶盆」，還高高興興把二胎指標也退了，「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
30年前，舅舅舅媽們只有來我家才有機會來一次杭州，這也是他們能跑的最遠、最好的地方。三舅三舅媽結婚時來一次杭州，羨煞村裡人。30年後，我和我的表弟表妹們帶著我們的爸爸媽媽飛來飛去。我們的孩子們更是見多識廣，這個學校組織去美國夏令營，那個跟著媽媽去新馬泰旅遊了。我的18歲的女兒已到過好幾個城市，正囔囔著要去韓國看帥哥……
30年前，外婆去世，小舅趕十多里路去鎮上給媽媽發一份「報喪」電報。30年後，小舅和兒子隔三差五打著越洋電話，小舅媽在視頻里看著兒子扮鬼臉樂。
30年前，二姨做產，一隻雞得分幾天吃，煮了面條沒有紅糖，沒有滿月得去掙工分。30年後，二姨的媳婦做產，請個月嫂4000元。二姨一個勁的叮囑媳婦：「一定要雙滿月。」
30年前，爸爸整天為鈔票、糧票、布票、糖票、肉票、煙票……無所不票的票不夠用操心，為要出差得換兩斤全國糧票愁心。30年後，爸爸除了點鈔票，大概只有閑了玩股票；樂了玩彩票；有興致集集郵票了……
30年前，大表妹因為偷吃了阿太兩個柿餅被大舅追著打。30年後，我那大表妹假裝著打人手勢半哄半嚇唬著他的兒子：「乖！快把巧克力、牛奶吃了，再不吃媽媽打了噢！」
H. 中國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生活水平變化
中國三十年前後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可以體現於衣、食、住、行、用、五個方面：
衣：改革開放前，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商品供應嚴重匱乏，人們買衣服要憑布票，且數量有限，色彩和樣式單調。大家都穿著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裝或藍色解放裝，被形容為「藍色的海洋」。改革開放後，隨著物質的豐富和思想的解放，人們的衣著變得豐富多彩，不少人穿上名牌服裝或時裝，服飾已不僅僅是禦寒的工具，更是人們顯示風度、展示個性的方式。國際一流品牌和奢侈品在中國市場得到了空前的寵愛。
食：改革開放前，食物匱乏、單調，很多東西都是按人頭憑票定量，人們的營養嚴重不足，有些農村甚至沒有解決最基本的溫飽問題。改革開放後，十幾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人們不但能「吃飽」，還要「吃好」，講究營養均衡，粗細搭配，綠色食品等科學衛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如今「吃」不僅是為了填飽肚子，而是人們追求品味、享受人生的方式。
住：改革開放前，人們的居住條件較差，茅草房、筒子樓到處都是，住房設施和功能十分低下，且人均住房面積不足6、7平米。改革開放後，不僅人均居住面積大，2006年底人均住房面積27平米，而且室內裝修和居住環境也有明顯的改善，從居者「憂：其屋發展成為今天的居者」優「其屋。
行：以前出行主要靠步行，去遠地方需要坐公交車，一般要走很長的路才有站點，車次也少，等車誤時是家常便飯，人們的出行極不方便，當時，車成為人們眼中極為昂貴的奢侈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交通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鐵路、公路和航線的增長都很快。城市現代化立體交通已經形成，人們的出行方式有了多種選擇，小汽車開進尋常百姓家，極大的節省時間和提高了人們出行辦事的效率。由於經濟條件的好轉和假期的延長，出門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不僅游遍祖國的山山水水，還走出國門，漫遊世界。
用：改革開放前，代表著當時生活水平的「四大件」是縫紉機、自行車、手錶和收音機。改革開放後，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話、電腦、手機已相當普及，人們已進入一個智能化、信息化的空前繁榮社會。
以上說明，改革開放給我們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
I. 改革開放前30年和後30年的關系。
我認為首先它是一種繼承的關系，因為沒有自1921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流血犧牲、前撲後繼取得的人民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新中國的誕生；沒有新中國建立之初與帝國主義針鋒相對長期耐心的反封鎖斗爭；沒有新中國在黨的領導下的艱苦奮斗和白手起家的創業，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這是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親身經歷和感受的歷史事實，是不容否定的。如果否定了前30年，那麼後30年豈不是成了空中樓閣了嗎？
作為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新生事物。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面臨著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新的偉大事業，必然須要進行不斷的探索。因此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後30年是探索，前30年更是探索。在探索中難免會犯錯誤，因此在我們的心態上，不僅要允許後30年的探索犯錯誤，交學費和改正錯誤；也同樣應當允許前30年的探索可以犯錯誤和改正錯誤。因為只有這樣客觀科學的態度才是正確的、共產黨人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