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和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

①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法國大革命標志著現代政治實踐和現代民族國家誕生的開始。討論西方文明的法國大革命的政

一、法國大革命的激烈程度、廣泛性、徹底性推動了政治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甚至超常發展。

二、法國大革命中提出並實踐了一些政治現代化的基本理論原則，開創了法國政治的新時代。

三、法國大革命不僅開創了法國政治的新時代，而且為19世紀歐洲各國的政治提供了參照。

歷史已經證明：法國大革命開創的政治制度不僅影響歐洲，而且擴展到世界許多地區；不僅影響19世紀西方各國政治化的進程，而且在今天，它對亞非拉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模式的選擇，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西方各國或亞非拉的一些國家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不是簡單地對法國政治制度原型進行模仿，但其影響不可低估。從這個意義上應該說，法國大革命開世界政治現代化的先河。

②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籍很多，其中質量高的有哪些推薦

20世紀中葉以後，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國很發達，而且影響也很大，故將其與法國自己的研究綜合在一起。
從影響而言，英國人Alfred Cobban具有轉折意義，他的演講《法國大革命神話》、專著《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震動較大，是所謂「修正主義」浪潮的發起者，任何這個專業的人都應該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來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國，1770-1880》，法文，有英譯本，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延續了一個世紀；
Donald Sutherland，《法國大革命與帝國：追求國內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國革命史》，英文，竊以為是相對溫和與保守的英國學派的代表；
專題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結構》，原牛津大學副校長的著作，個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學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獵面甚廣的美國學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國，1789-1799》，法文；
關於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學說和實踐》，法文，左派學者，但仍是這個領域的經典。
關於農民問題：
Georges Lefebvre：《法國大革命期間北方省的農民》，法文，經典；
Anatoly Ado：《法國大革命中的農民》，蘇聯學者的著作，有法文譯本，經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廢除》，美國學者的論著。
關於無套褲漢：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無套褲漢》，法文，經典。
關於軍隊的研究：
英國學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寫得像英文一樣好，被稱為大革命史學中的莎士比亞。
關於革命期間的女權主義：
主要是美國一些學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關於法國大革命與歐洲與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時代》，英文，經典；
Jacques Godechot：《偉大民族：革命法國在歐洲的擴張》，法文。
更為專門和細節的研究不勝列舉。
我認為最近這些年來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編的《法國大革命和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出版於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整個西方學界的重量級人物。

③ 為什麼近代史中法國的革命如此頻繁

從現在的學術標准來看，卡萊爾的書是很糟糕的。 不過，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幾乎難以擺脫政治立場或偏見，因為這場革命本身就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者和一個密集的政治實驗期，著者很難不對當時的各種觀念、事件和體製作出判斷

④ 法國大革命給人們帶來什麼啟示

法國革命是在啟蒙運動感召下產生的人民革命。反對蒙昧，提倡理性；反對特權，提倡平等，「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激勵著整整一代人。經驗知識和邏輯思維給人類帶來了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同樣，我們憑理性能制定出公正的法律，創造出理想的社會制度。精英們抱著美好的願望被推上歷史舞台，他們一個個懷著純真的奉獻精神，執著於理性的原則。但善良的人們在現實面前斗的你死我活，徹底的打碎換來了舊世界的復活。理性在整個運動中充當了玩偶的角色，決定運動進程的是人性各層次的理念的碰撞和各派力量的對比。革命給人們帶來了什麼？它給了我們兩點啟示。一、
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一切主觀的善良願望和美好的原則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都是空想，理想社會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一種歷史形成的自然結果。
三級會議召開，各地區的代表匯集到巴黎，國王想借這次機會解決財政危機，代表們想憑這次會議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社會。在統計票數的方法上保王黨和代表們發生了分歧，國王解散了三級會議。代表們在沒有會議室的情況下到廣場開會，誓死要代表人民建立憲章，不達到目的誓不罷休。他們頂著憲兵的壓力發表宣言，他們冒著殺頭的危險到群眾中去演講，他們的行動感動了人民，他們的激情呼起了社會的良知。人民起來了，革命爆發了，一部現代的憲章終於誕生了。同情國王的君主立憲派被人民所拋棄，革命進一步深入，人民一邊歡呼著「自由、平等、博愛」，一邊燒毀教堂，掠奪財產，鎮壓反對派。國王由於勾結外國勢力被處死，精英們分成兩派，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吉倫特派由於限制人民的行動被人民拋棄，雅各賓派控制了全國政權。到處都是炮火下的鮮血，到處都是斷頭台下的人頭，恐怖籠罩了整個社會。保王黨受到清除和鎮壓，立憲派受到清除和鎮壓，共和黨受到清除和鎮壓，調和派受到清除和鎮壓，最後，雅各賓派的領袖們，羅伯斯庇爾等也受到清除和鎮壓。在三人執政一段混亂時期後，具有軍事實力的拿破崙上台，革命宣告了一個段落。
理想和現實適得其反，自由卻換來了殘酷的專政，平等換來了無窮的掠奪，博愛換來了血淋淋的人頭。革命和結果適得其反，王室還是王室，只是路易十六換了拿破崙執政；教士還是教士，宗教仍然統治著人民；精英還是精英，只是變得更現實、更冷靜了；民眾還是民眾，受剝削和當炮灰更合法化了。拿破崙代表了全體人民，他用民眾來壓制精英，用精英來壓制貴族，用貴族來壓制民眾，一手舉著大憲章，一受舉著幾百萬軍隊。二、
任何理想、任何思想、任何觀點，只要是屬於社會范疇的，總是代表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意志和要求，決定成敗的是階級力量的對比。
革命沒有反映出人類理性的共同原則，卻反映出各階級的立場和觀點。民主立憲制反映了貴族中的改革派的要求；共和制反映了大資產階級和實力人物的要求；民主專政代表了廣大勞動者的要求。不同的階級都在一定的思想觀念和行動模式的控制下，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在不同的人和群體中有不同的理解。歷史發展了，個性獲得了解放，宗教的內在性和王權的倫理規范已不適應時代的需要，人類已不神靈的保護之下，他成了自然的主人，成了自己的主人。尊重人，尊重人的理性，尊重人的創造，已成了時代的主旋律。法國革命顯露出來的各個階級的殊死交量在其它各國的現代性運動中反復出現，社會革命和政治斗爭有它發展的軌跡，每個階級的政策和策略有它一定的模式。每個國家的意志都代表了統治階級的意志，每個階級的意志都有它發展的必然趨勢。
階級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嗎？不！它是一個文化范疇，是人性中不同層次的表現。階級，是一個客觀的精神實體，是神性中流溢出來的精神理念，正像物質理念，生命理念和人類理念有等級秩序一樣，感性的人、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也有等級秩序。理念構成了人的靈魂和世界觀，它是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處世為人的基礎。廣大的貧苦民眾中有貴族化和資產階級化的思想，高爾基出身貧民，他的理念是貴族型的。孟什維克民眾都是農民工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化的。同樣，貴族出身的也有無產階級化的和資產階級化的。托爾斯泰是無產階級化貴族，羅梭是資產階級化貴族，大量的馬列主義者都是出身貴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代政治不是社會的革命，而是人性的革命。是人性在現實的碰撞中的一次升華。人作為神的中保要使自然物精神化和使社會有機化，個體的內在修身養性已遠遠不適應時代的需要了，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使各種理念頑強地表現自己，內在性的美需要外在性的力，外在性的力需要內在性的美，每一次交鋒都使人性得到改造，人性更趨向神性。形而上學的沉思、現實的功利主義、非理性的盲動，都將隨著時代發展將被淘汰。現代政治是人性中不同層次的理念自我實現的過程，在這種理念的互相鬥爭中，人類更趨向成熟，思想才能統治大地。

⑤ 法國大革命歷史意義

1廣泛徹底:
18世紀的法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最大的、最徹底的一次革命。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到1794年7月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歷時5年，就其規模而言，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人民群眾在三次起義中都顯示了偉大力量，每當在革命的轉折關頭，都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革命，使革命得以徹底進行。
2成果卓著:
國內:法國革命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它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在法國初步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正如恩格斯所說，「它是真正把斗爭進行到底，直至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首次起義」。
國際:這場大革命還震撼了歐洲的封建制度，給它們以沉重的打擊。
3影響深遠:
國內:這次革命掃盪了法國的封建勢力，掃清了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為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它對法國社會的思想觀念、文化教育等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際:這場大革命的徹底性更為以後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它動搖了歐洲其他國家封建制度的基礎，推動了整個歐洲和美洲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如列寧所說:「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它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個19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志下渡過的。」
28 結合督政府統治狀況，分析波拿巴建立軍事獨裁的歷史背景
督政府統治期間，歐洲敵視法國的國家結成第一次反法聯盟，對法國構成威脅，其中最主要的敵人是英國與奧地利。1796年，拿破崙率領遠征軍進攻奧地利控制的義大利北部，連創奧軍，迫使奧地利與法國簽訂了《康波福米奧條約》，承認萊茵河為法國的「天然疆界」，其左岸地區歸屬法國。第一次反法同盟遂瓦解。1798年5月，為了切斷英國與印度的聯系，督政府派拿破崙遠征埃及，拿破崙在埃及接連獲勝。但是法國海軍則被英國海軍重創，使遠征埃及的法軍與本土失去聯系。1798年底，英國、俄國、土耳其、奧地利又組成了第二次反法聯盟，並接連打敗法軍，逼進法國邊境。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大資產階級對內外交困的督政府日益不滿，希望能建立一個足以穩定局勢的強有力的政府，以保證其各方面的利益。這時，他們把希望寄託在正在埃及遠征的拿破崙•波拿巴的身上。

⑥ 法國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的不同

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又是體系性的，可稱「文化大革命體系」。毫無疑義，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巨大的復合體，它的復雜的型構，無論是幾經反復的法國大革命，是無法與之相比。

國家與國家的不同，民族與民族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在於文化和觀念的不同。

法國大革命時期流行過《馬賽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誕生了《國際歌》；在「文化大革命」發展的 不同時期,官方傳媒宣傳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語錄歌」。

影響不同：
1、「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建國以後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的嚴重後果有：
A、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受殘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
B、國民經濟遭到巨大破壞和損失，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
C、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被嚴重摧殘，優秀的民族傳統和文化遺產被毀棄，國民素質下降。多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大了。

2、1）政治上，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震撼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為以後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拿破崙戰爭早期傳播了法國革命的思想，在客觀上有利於歐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農民的解放。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2）經濟上，法國在18世紀中期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當時僅次於英國的工業國家，推動了工業革命在歐洲的發展。
3）思想上，法國啟蒙思想家把歐洲的啟蒙運動推向高潮,為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准備，啟蒙思想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簡單論述了一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性質上：

法國大革命：

1、大革命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它「是真正把斗爭進行到底，直至交戰的一方即貴族被消滅而另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首次起義」； 這場大革命還震撼了歐洲的封建制度，給它們以沉重的打擊。

「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
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一場嚴重內亂。

目的：

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使紅色政權不改變顏色，反修防修，指出像何魯曉夫這樣的人正在我們身邊，矛頭直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當權派。

本質上：

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本質是「民主革命」，走的是一條集權之路。

文化大革命：以權力斗爭引起的政治表現形式的歷史本質，深刻揭示了這種政治過程的反人性、反歷史、反人類的特徵，因此文化大革命同時具有明顯的政治歷史的特徵。

意義：

文化大革命：中國全面轉向重商重利的新教文化，這一悄無聲息的大轉變，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義利觀，才是一場真正意義的「文化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就其規模而言，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人民群眾在三次起義中都顯示了偉大力量，每當在革命的轉折關頭，都推動革命向前發展；大革命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場大革命的徹底性更為以後的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因而具有世界意義。

上傳很困難啊，網路上傳很卡，再次答述一下，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⑦ 革命法蘭西是什麼樣的存在

國際學界，據我所知，仍無比較權威的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史專著。索邦退休教師Alice Gérard夫人有過一本小書，《法國大革命的神話和解釋》，但流傳不廣，而且只寫到1970年代。

目前中國作者或中譯本的外文著作，推薦如下：

喬治 勒費弗爾：《法國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質；
喬治 勒費弗爾：《法國大革命的降臨》，左派或經典學派關於法國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法國修正派的標志性論著；
威廉 多伊爾：《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英語國家修正派關於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喬治 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群眾運動的研究；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不用說；
阿爾貝 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費弗爾更僵化。

中國學者中，值得一讀的是高毅的著作：《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養沖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國大革命史》內容很充實，但觀念比較陳舊，但還是可以一讀。

外文著作中，19世紀，除了樓上說的卡萊爾，影響深遠的，在法國有兩個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義史學的巔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讀；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現代法國的起源》，實證主義史學的代表，對大革命持強烈的敵視態度；

19世紀，法國之外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較有影響力的，除了卡萊爾，還有德國人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時代的歐洲史》，視角很寬，但反法的民族主義立場顯而易見；此外還有英國自由主義史學家阿克頓爵士的《法國革命史講稿》，此公學識極為淵博，但成書的作品很少，此講稿已有中文譯本。

20世紀中葉以後，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國很發達，而且影響也很大，故將其與法國自己的研究綜合在一起。

從影響而言，英國人Alfred Cobban具有轉折意義，他的演講《法國大革命神話》、專著《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震動較大，是所謂逗修正主義地浪潮的發起者，任何這個專業的人都應該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來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國，1770-1880》，法文，有英譯本，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延續了一個世紀；
Donald Sutherland，《法國大革命與帝國：追求國內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國革命史》，英文，竊以為是相對溫和與保守的英國學派的代表；

專題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結構》，原牛津大學副校長的著作，個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學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獵面甚廣的美國學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國，1789-1799》，法文；

關於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學說和實踐》，法文，左派學者，但仍是這個領域的經典。

關於農民問題：
Georges Lefebvre：《法國大革命期間北方省的農民》，法文，經典；
Anatoly Ado：《法國大革命中的農民》，蘇聯學者的著作，有法文譯本，經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廢除》，美國學者的論著。

關於無套褲漢：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無套褲漢》，法文，經典。

關於軍隊的研究：
英國學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寫得像英文一樣好，被稱為大革命史學中的莎士比亞。

關於革命期間的女權主義：
主要是美國一些學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關於法國大革命與歐洲與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時代》，英文，經典；
Jacques Godechot：《偉大民族：革命法國在歐洲的擴張》，法文。

更為專門和細節的研究不勝列舉。

我認為最近這些年來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編的《法國大革命和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出版於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整個西方學界的重量級人物。

以下摘譯的是2000年版《牛津法國革命史》中的附錄：逗大革命及其歷史學家地（待續）

一、頭兩個世紀

關於法國大革命，從來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對當時的人來說，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各種野心抱負全都釋放出來，利益受到攻擊或威脅，而且採取的各種方式沒有調和的可能。到1791年，對於改變整個國家、社會和文化的那場猝然而猛烈的嘗試，基本的立場和論據都已經清晰地表達出來，雖然那時羅伯斯庇爾還只是個死板的獃子，斷頭台還只是個驚悚的笑話，恐怖似乎還無法想見。但不久之後，君主制在暴動中垮台，九月的屠殺，首先是共和二年的流血，所有這類經歷讓所有人感到困惑，並給大革命的聲譽留下了永遠的傷疤。集體屠殺的政體超出了革命的敵人和對手們所有最壞的預期，也考驗著革命的朋友和捍衛者的忠誠限度。因此，從1794年起，存在三種、或者說兩種基本立場。敵視立場因為屠殺而強化：屠殺在事後看來毫不奇怪，而且在所難免。但革命的同情者之中產生了分裂，一派認為，恐怖是革命得以成功的關鍵，因而是必須的、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雖然不為恐怖辯護，認為它並非必要，但還是覺得還是有可以理解之處。這三種基本態度表現為不同的方式。按當時人的說法，它們可以分別被稱為貴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賓派、溫和派。後來人則稱之為反動派、激進派、自由派；或者簡稱為右、左、中三派。此後兩百多年的時間里，這三種立場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學家們的基本立場和爭論的要害。

右派解釋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埃德蒙 柏克。這種解釋認為，舊制度仍然是穩定的，根本而言還能延續下去。因此舊制度必定是從外部顛覆的。罪魁禍首就是啟蒙運動，這場運動以持續的不負責任的批判損害了對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會秩序的信念。最極端的右派解釋，是恐怖之後的巴呂埃爾（Barruel）闡發出來的，他把啟蒙看作一個處心積慮的陰謀，目的在於宣揚無神論和無政府主義，而這場陰謀的主要媒介是共濟會。這是一場由秩序的敵人發起的運動，暴力和屠殺是其必然的屬性，因為如此野心勃勃的計劃絕不可能靠和平手段實現。

關於右派見解的早期歷史，可參閱P. H. Beik,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 (Philadelphia, 1956) 以及 D. McMahon,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New York, 2001)。在整個19世紀，敵視大革命的傳統在天主教圈子內十分盛行，這一點可以理解，不過，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這種敵對傳統在一位一流作家那裡產生了深遠的回響，這就是伊波利特 泰納。泰納雖然沒有天主教的反革命信條，但他對群眾的血腥暴行驚恐萬狀，而且這種暴行似乎重現於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的《現代法國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vols, Paris, 1875-1893），其讀者群比此前的許多論戰作品都更廣。這部作品影響很大，以致當時的一位雅各賓派領軍學者奧拉爾（Alphonse Aulard）寫了整整一本書（1907）來攻擊其學術水準上的不足之處，不過這時泰納已經死去。不過，一位年輕的天主教檔案學者科尚（Augustin Cochin）轉而為泰納辯護（1909），但直到1916年戰死之前，科尚沒有出版過什麼東西。在死後面世的一系列論文中，科尚復活了這樣的見解：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團（包括共濟會）與雅各賓主義之間存在連續性。後來，在俄國革命的成功（及其暴行）引發的恐慌氣氛中，泰納和科尚的分析被Pierre Gaxotte 融入了新的右派大革命解說中（英譯本為The French Revolution），作者是右翼黨派法蘭西行動的信徒，該黨派夢想著恢復君主制。Gaxotte論證說，暴力和恐怖從一開始就是大革命的內在屬性，整個革命進程都是由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團事先策劃好的。在維希時期（1940-1944），這些看法成了正統，但這個恥辱政權的覆滅使得它們在幾乎半個世紀之內聲譽全無。

反革命的大革命史學的奠基者，大部分是在法國國外觀察大革命的進程的；與此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各賓派當時都忙著創造歷史，根本無暇去書寫歷史。大部分熬過大革命的雅各賓派，後來都通過撰寫回憶錄來為他們捲入恐怖開脫，他們總是將恐怖歸咎於別人，通常是羅伯斯庇爾。原雅各賓分子中，最固執的可能是邦納羅蒂（Buonarroti），他的《為平等而密謀》（Brussels, 1828）記述了1796年的巴貝夫密謀，他認為這次密謀是恢復和超越共和二年的平等承諾的一次嘗試。不過，一場延續久遠的左翼史學傳統，直到1847年另一場革命的前夕才開始。那一年，米什萊和路易 布朗的革命史的頭幾卷相繼問世。兩人都歌頌人民在推翻壓迫性的舊體制、建立共和平等制度中扮演的英雄角色。兩人的歷史中沒有暴民：人民的介入是一種進步力量，推動他們的是對正義和博愛的古老渴望。人民對恐怖也不負任何責任。關於恐怖，米什萊認為是羅伯斯庇爾的責任；而社會主義者布朗則對這位逗不可腐蝕者地的社會主義理念頗為欣賞，因此他把恐怖描繪成追求私利的埃貝爾派的工具。另外，某種程度上說，米什萊和布朗都把恐怖視為局勢的產物，無人能預見，也無法去控制。但恐怖對於大革命的進行和發展並不具有關鍵意義。
這是那些為共和二年的流血所困擾的歷史學家們的一個標准看法，那場流血本來是伴隨著令人期待的社會福利實踐——或曰期待——的。即便是並不信奉社會主義的共和保守派也認為，第一共和國頭兩年的屠殺，與他們理解的共和主義所蘊含的進步難以調和。奧拉爾便是這個態度，他是索邦的第一位法國革命史教授，當時第三共和國正視圖通過追憶第一共和國來尋找其合法性。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 英譯本1910）論證說，大革命的歷史使命是創建一個民主共和國。當歐洲的君主們聯合起來阻止這個使命時，法國被迫進行戰爭，而恐怖和革命政府則是民族防禦所需的權宜之計，當共和國的生存有了保障時，恐怖便結束了。奧拉爾貶抑羅伯斯庇爾，認為後者將恐怖延續到了必要的時段之外。奧拉爾書中的主角是丹東，因為丹東反對恐怖的延長，並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奧拉爾用了很多篇幅去論證，共和二年是否預示著社會主義。他的結論是否定的，那些表面現象僅僅是民族緊急狀態下的逗極端地和逗臨時地措施。別的作者則沒有這么肯定。同樣是在1901年，政治家讓 饒勒斯的大革命的社會史第一卷問世。此時的社會主義已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雖然馬克思本人幾乎沒有直接論述過大革命。饒勒斯希望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更徹底地融入他的歷史中。因此他宣稱，逗法國大革命間接地位無產階級的產生作了准備。它產生了社會主義的兩大基本條件：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但從根本上說，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勝利地（1929 edn., i, 19）。因此，像奧拉爾那樣僅僅撰寫政治史是不夠的。大革命的事件是更為深刻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反映，但對這種發展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於是饒勒斯利用他在議會的影響力設立公共，以出版能闡明大革命經濟社會史的文獻。雖然有饒勒斯的努力（但他只在離開立法機構期間才開始寫作歷史），他倡導的方法直到1920年代才占據法國的大革命史學的主導地位。這種方法的支配地位幾乎延續了60年，它最後一位偉大的鬥士阿爾貝 索布爾（Albert Soboul）稱之為逗經典地解釋。
然而，這種方法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得益於一個饒勒斯未能見證的事件——不過，如果他能看到這個事件，也許會為之哀嘆：這就是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公開聲稱，他們是羅伯斯庇爾和共和二年雅各賓派的繼承者，而且這場革命在西方贏得了好幾代的同情者；在法國，所有認為1794年的偉業尚未完成的人也得出了一個有些說服力的光輝結論。歷史學家當中，第一個為之熱情辯護的人是阿爾貝 馬鐵茲（Albert Mathiez，或譯馬蒂厄）。他是奧拉爾的弟子，但受饒勒斯啟發更多。1908年，他就與自己的老師公開決裂，開始創立一個更為激進的大革命史學派別，即羅伯斯庇爾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今天依然存在，它的雜質《法國大革命史年鑒》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主要法文期刊。馬鐵茲與奧拉爾的爭吵主要因為前者對丹東的歷史聲望的抨擊，因為馬鐵茲把丹東描繪成一個腐敗、自私、甚至有叛國嫌疑的人，相反他試圖恢復羅伯斯庇爾的聲譽。自邦納羅蒂以來，還沒有哪個人敢於為一個與恐怖脫不了干係的人辯護，雖然這個人很有理想主義色彩並且是個逗不可腐蝕者地。然而，俄國革命的早期經歷表明，如果要阻止反革命，恐怖可能是必須的。因此馬鐵茲毫不遲疑地論證恐怖的合理性。逗如果不是深信不暫停自由就無法取得勝利，革命的法國就不會接受恐怖地，逗羅伯斯庇爾和他的黨派之所以會失敗，主要是因為他們想把恐怖作為新的所有權變革的工具地。社會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希望隨著羅伯斯庇爾派的倒台而告終，馬鐵茲的革命史巨著（1922-1927，英譯本1928）猝然終結於熱月九日。這一天之後就是一場漫長的逗反動地浪潮。
1932年，馬鐵茲突然逝世，年僅58歲，而他那好鬥的論戰史學風格再無後繼者。左翼的歷史學家們現在熱衷於關注細致的經濟社會分析。最傑出的代表是馬鐵茲的同齡人喬治 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他一直活到1959年。他因為對農民的研究而聲名卓著，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際，勒費弗爾出版了關於革命起源的簡潔而優美的作品：《89年》（英譯本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46)，該書的核心立場是，逗經濟力量、能力以及對未來的規劃正轉入資產階級之手……：1789年的革命重新確立了事實與法律之間的和諧地。關於恐怖，勒費弗爾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通史中宣稱，逗雖然有一些溢出或俯視了恐怖的因素，恐怖本身直到大革命勝利之前都是首要的力量：它是一種懲戒性的反應，始終與對『貴族陰謀』的防禦性本能緊密相連。地
在維系時期，左翼在學術上的統治地位驟然斷裂。解放之後，由於右派聲譽掃地，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左翼的學術地位比此前更為強固了。 歐內斯特 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的鴻篇巨制《舊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國經濟》（1944）將大革命牢固地植根於經濟史背景中，而以阿爾貝 索布爾為代表的新一代，在學術上則集中關注推動革命激進化的逗群眾運動地，索布爾本人的代表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無套褲漢》（1958）。但他的總體看法沒有變動。他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論中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宣稱，逗法國大革命是……漫長的經濟社會演變的加冕時刻：從此資產階級成了世界的主人。這個真理今天簡直已經是個常識了……地

不過，資產階級的勝利並非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確，馬克思可能是從復辟時期問世的早期大革命通史著作中吸取這個觀點的。這就是弗朗索瓦 米涅和阿道夫 梯也爾的著作。關於他們的作品問世的背景，可參閱S. Mell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 (New York, 1958)。這些歷史學家奠定了大革命的自由主義解釋的主要輪廓。他們認為，革命的合理性在於根除舊制度的弊端和不平等。資產階級的財富、發展和教養使得其成員對絕對君主制和世襲貴族的社會統治地位日益不滿。他試圖建立立憲君主制，這種體製表現為代議制機構、各種平等和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和公民權利；但是，在1791年和以後的歲月里，整個事業偏離了正軌，其原因在於不注重穩定和秩序的民眾力量的介入。自由派歷史學家贊賞並強調英勇人物的作用，如米拉波，甚至還有丹東，這些人都曾徒勞地想讓革命穩定下來。對於馬拉這樣嗜血的民眾主義者，他們深感恐懼，恐怖的無情辯護者和獨裁者羅伯斯庇爾當然也是如此，聖鞠斯特就更不用提了。在這些歷史學家看來，關鍵的問題是，大革命為何、何時開始逗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地。

英語世界的大部分歷史學家也都在探討這個問題。關於他們在19世紀的探討，已經有了全面的分析，見H. Ben-Israel, 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8)。不過，在整個19世紀，英語讀者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理解，很可能來自托馬斯 卡萊爾的見解（1835），而卡萊爾的見解又藉助他的崇拜者狄更斯的《雙城記》（1859）進一步傳播。令人奇怪的是，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的國家鮮有回響。在大多數英國人看來，缺少議會政治和言論自由足以證明推翻絕對君主制的合理性——但這絕不意味著隨後的暴力可以被接受，盡管卡萊爾試圖以革命前民眾的悲慘和墮落來闡釋這種暴力。但是，在20世紀中葉之前，英美歷史學家在法國長期逗留、查閱檔案的很少見。他們的作品主要吸取哪些似乎同情英國漸進的、和平的自由制度發展模式的法國史學家的成果。他們最關注的一個法國歷史學家是阿歷克斯 德 托克維爾（美國也是如此，因為托克維爾的首部重要著作是關於大西洋兩岸的民主制的），但托克維爾本人與法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是有距離的。
托克維爾從來沒有完成他希望撰寫的大革命史，但他的前期研究《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仍然是關於這個課題的最重要的論著之一。這部著作試圖從一個長時段的背景中去考察法國大革命，這在當時非常少見。從這種長時段的觀點出發，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是民主和自由不可抗拒的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決定性階段。但是，民主自由浪潮中的各種力量，並不必然是相容的，在徹底摧毀舊體制的同時，大革命的平等和民主的推動力，掃盪了大部分曾抑制君主制的專制傾向的自由堡壘。這反過來為拿破崙敞開了一條道路：推翻大革命創立的更缺乏根基的自由制度。1789年以來建立的代議制機構，沒有哪一個能延續長久；就在托克維爾寫作此書的時候，另一個拿破崙也已摧毀了他本人曾任職其中的代議機構。所以，這位自由派並不認為大革命是一種締造自由的力量。大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制更有可能導向專制。這是托克維爾抱憾終生的一大根源，因為他尊重自由理念，而且他在海峽對岸和大西洋對岸看到自由理念能夠運轉起來。那些地方的居民對此很是受用，他的論著在他死後的一個世紀中被英美人廣泛研讀，盡管有些事實基礎可以被輕易證明並不準確，或是被誤讀。法國人則不太願意傾聽一個關於自己歷史和前景的如此悲觀的分析。何況在他死後不久，第三共和國就建立了一個廣泛的自由制度，這與他的預測有齟齬，而且這個制度延續到了1940年。很快他就在自己的國家被大多數人遺忘了，在法國，關於大革命的自由主義解讀融入了非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主流之中。

法國大革命是現代世界諸多運動和思潮的根源，有關它的歷史書寫很少游離於當時的政治。1945年之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不過，很難說一些有關這個課題的新爭論跟冷戰沒有關系。這些爭論後來被稱之為修正主義，這個名稱本來是指共產黨內部對正統觀念的那種不受歡迎的批判。在英語國家，修正主義開始於1954年Alfred Cobban 1954年在倫敦大學出任法國史教授時的就職演講。這篇題為《法國大革命的神話》的演講，試圖證明法國大革命不是一個上升的資產階級的事業，而是非資本主義的律師和官職所有人的革命。十年之後，Cobban擴充了他的批判，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劍橋，1964），該書針對的是他所稱的正統解釋，後者的代表學者是勒費弗爾、拉布魯斯和索布爾。法國大革命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事業，而且也沒有推翻任何可以稱為封建主義的東西，這場革命遠沒有以開拓企業精神來解放經濟，而是延緩了經濟發展，是逗保守的地產階級的勝利地。與此同時，在大西洋對岸，George V. Taylor於1962-1972年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分析了大革命前夕的財產結構和商業活動。Taylor的結論是，最活躍的資本主義形態，都是在君主制國家體制內或與其合謀，而不是反對它君主制；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法國財富的比例非常小，它對舊秩序不構成任何挑戰。事實上，在社會上層，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不存在經濟競爭。從經濟上說，這兩個階層構成一個單一的精英群體。因此大革命不是階級沖突的結果。它是一場帶有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
在法國，這些看法最初不被接受，或被蔑視。勒費弗爾自己在臨死前曾把Cobban描繪成惴惴不安的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但是，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之後，法國左派的團結開始瓦解，莫斯科自己對斯大林主義的歷史記錄的批判也在增強。1965年，兩位幻滅的前法共黨員，Francois Furet和Denis Richet出版了一部新的大革命史，該著復活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因為它論證說，真正的大革命是1789-1791年的革命，此後大革命就發生了逗側滑地，導向恐怖，恐怖就是國王背叛和民眾控制巴黎的結果。兩位年輕的作者立刻受到譴責，就像奧拉爾當初批判泰納沒有學術水準。1971年，孚雷（Furet）對他所謂的逗大革命的教義問答地或逗雅各賓—馬克思主義的通俗版聖經地進行了猛烈回擊，他說，這些解說是在紀念大革命，而不是以學術的超然立場去分析它。現在，終於有個法國學者承認英語學者在這個課題上日益明顯的貢獻，孚雷堅持說，英語學者跟法國大學的那些監護者不同，後者只想著如何讓僵化的雅各賓教條持久化。不過，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幾乎難以擺脫政治立場或偏見，因為這場革命本身就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者和一個密集的政治實驗期，著者很難不對當時的各種觀念、事件和體製作出判斷，字里行間都已經體現出他的好惡偏向。

因此，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關於這方面的中文介紹，非常少見，迄今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國人。逗保持冷靜，像英國人一樣地——跟法國人比起來，這位學者的看法應該超脫一些，他對1960年代之前的許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評

⑧ 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影響

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君主專制統治，傳播了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最徹底的革命，它摧毀了法國的君主專制制度，震撼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傳播了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

法國大革命對影視界也有較大的影響。因其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此有了許多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有關法國大革命的電影。如《悲慘世界》、《亂世冤家》、《貴婦與公爵》、《黑鬱金香》、《再見，我的皇後》、《大革命之夏》、《絕代艷後》等，他們都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

(8)法國大革命和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擴展閱讀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

18世紀資本主義在法國部分地區已相當發達，出現許多手工工場，個別企業僱傭數千名工人並擁有先進設備。金融資本雄厚。資產者已成為經濟上最富有的階級，但在政治上仍處於無權地位。農村絕大部分地區保留著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並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

由天主教教士組成的第一等級（1st Estate）和貴族組成的第二等級（2nd Estate），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其他公民如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第三等級（3rd Estate），處於被統治地位。特權階級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8世紀末第三等級同特權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特權階級頑固維護其特權地位。在第三等級中，農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眾，是後來革命中的主力。資產者則憑借其經濟實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識處於領導地位。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召開三級會議，企圖對第三等級增稅，以解救政府財政危機。第三等級代表則要求制定憲法，限制王權，實行改革。路易十六企圖增稅，並召開了國家級會議（stati generali）進行投票決定。

投票一開始分為兩種，一種為階層投票（per ordine），即一個等級一票；另一種為選擇出一些代表進行投票（per testa）。前者極其不公，共三票，國王基本相當於擁有兩票，所以按第二種方式進行，所以第三等級（terzo stato）選舉出代表和第一第二等級進行投票決定。

原本按人數上第一第二等級占優勢，然而有部分第二等級的貴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投給了第三等級，所以第三等級以十七票的微弱優勢取勝（第一等級291票，第二等級270票，第三等級578票）。

即使事已至此，路易十六卻出爾反爾，強行要求加稅。於是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宣布成立國民議會，7月9日改稱制憲議會。當時路易十六調集軍隊企圖解散議會，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裝起義，即有了之後的攻佔巴士底獄。

⑨ 法國通史哪一位作家寫的比較好 順便也可以說一下其他國家的。（德英日美）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幾乎難以擺脫政治立場或偏見，因為這場革命本身就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者和一個密集的政治實驗期，著者很難不對當時的各種觀念、事件和體製作出判斷，字里行間都已經體現出他的好惡偏向。

因此，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關於這方面的中文介紹，非常少見，迄今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國人。「保持冷靜，像英國人一樣」——跟法國人比起來，這位學者的看法應該超脫一些，他對1960年代之前的許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評，可供參考。

國際學界，據我所知，仍無比較權威的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史專著。索邦退休教師Alice Gérard夫人有過一本小書，《法國大革命的神話和解釋》，但流傳不廣，而且只寫到1970年代。

目前中國作者或中譯本的外文著作，推薦如下：

喬治 勒費弗爾：《法國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質；
喬治 勒費弗爾：《法國大革命的降臨》，左派或經典學派關於法國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法國修正派的標志性論著；
威廉 多伊爾：《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英語國家修正派關於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喬治 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群眾運動的研究；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不用說；
阿爾貝 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費弗爾更僵化。

中國學者中，值得一讀的是高毅的著作：《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養沖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國大革命史》內容很充實，但觀念比較陳舊，但還是可以一讀。

外文著作中，19世紀，除了樓上說的卡萊爾，影響深遠的，在法國有兩個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義史學的巔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讀；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現代法國的起源》，實證主義史學的代表，對大革命持強烈的敵視態度；

19世紀，法國之外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較有影響力的，除了卡萊爾，還有德國人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時代的歐洲史》，視角很寬，但反法的民族主義立場顯而易見；此外還有英國自由主義史學家阿克頓爵士的《法國革命史講稿》，此公學識極為淵博，但成書的作品很少，此講稿已有中文譯本。

20世紀中葉以後，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國很發達，而且影響也很大，故將其與法國自己的研究綜合在一起。

從影響而言，英國人Alfred Cobban具有轉折意義，他的演講《法國大革命神話》、專著《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震動較大，是所謂「修正主義」浪潮的發起者，任何這個專業的人都應該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來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國，1770-1880》，法文，有英譯本，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延續了一個世紀；
Donald Sutherland，《法國大革命與帝國：追求國內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國革命史》，英文，竊以為是相對溫和與保守的英國學派的代表；

⑩ 革命法蘭西有什麼好

從現在的學術標准來看，卡萊爾的書是很糟糕的。

不過，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幾乎難以擺脫政治立場或偏見，因為這場革命本身就是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者和一個密集的政治實驗期，著者很難不對當時的各種觀念、事件和體製作出判斷，字里行間都已經體現出他的好惡偏向。

因此，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關於這方面的中文介紹，非常少見，迄今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國人。逗保持冷靜，像英國人一樣地——跟法國人比起來，這位學者的看法應該超脫一些，他對1960年代之前的許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評，可供參考。

國際學界，據我所知，仍無比較權威的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史專著。索邦退休教師Alice Gérard夫人有過一本小書，《法國大革命的神話和解釋》，但流傳不廣，而且只寫到1970年代。

目前中國作者或中譯本的外文著作，推薦如下：

喬治 勒費弗爾：《法國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質；
喬治 勒費弗爾：《法國大革命的降臨》，左派或經典學派關於法國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法國修正派的標志性論著；
威廉 多伊爾：《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英語國家修正派關於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喬治 魯德：《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群眾運動的研究；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不用說；
阿爾貝 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費弗爾更僵化。

中國學者中，值得一讀的是高毅的著作：《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養沖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國大革命史》內容很充實，但觀念比較陳舊，但還是可以一讀。

外文著作中，19世紀，除了樓上說的卡萊爾，影響深遠的，在法國有兩個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義史學的巔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讀；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現代法國的起源》，實證主義史學的代表，對大革命持強烈的敵視態度；

19世紀，法國之外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較有影響力的，除了卡萊爾，還有德國人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時代的歐洲史》，視角很寬，但反法的民族主義立場顯而易見；此外還有英國自由主義史學家阿克頓爵士的《法國革命史講稿》，此公學識極為淵博，但成書的作品很少，此講稿已有中文譯本。

20世紀中葉以後，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國很發達，而且影響也很大，故將其與法國自己的研究綜合在一起。

從影響而言，英國人Alfred Cobban具有轉折意義，他的演講《法國大革命神話》、專著《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震動較大，是所謂逗修正主義地浪潮的發起者，任何這個專業的人都應該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來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國，1770-1880》，法文，有英譯本，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延續了一個世紀；
Donald Sutherland，《法國大革命與帝國：追求國內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國革命史》，英文，竊以為是相對溫和與保守的英國學派的代表；

專題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結構》，原牛津大學副校長的著作，個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學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獵面甚廣的美國學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國，1789-1799》，法文；

關於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學說和實踐》，法文，左派學者，但仍是這個領域的經典。

關於農民問題：
Georges Lefebvre：《法國大革命期間北方省的農民》，法文，經典；
Anatoly Ado：《法國大革命中的農民》，蘇聯學者的著作，有法文譯本，經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廢除》，美國學者的論著。

關於無套褲漢：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無套褲漢》，法文，經典。

關於軍隊的研究：
英國學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寫得像英文一樣好，被稱為大革命史學中的莎士比亞。

關於革命期間的女權主義：
主要是美國一些學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關於法國大革命與歐洲與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時代》，英文，經典；
Jacques Godechot：《偉大民族：革命法國在歐洲的擴張》，法文。

更為專門和細節的研究不勝列舉。

我認為最近這些年來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編的《法國大革命和現代政治文化的創造》，出版於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整個西方學界的重量級人物。

以下摘譯的是2000年版《牛津法國革命史》中的附錄：逗大革命及其歷史學家地（待續）

一、頭兩個世紀

關於法國大革命，從來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對當時的人來說，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各種野心抱負全都釋放出來，利益受到攻擊或威脅，而且採取的各種方式沒有調和的可能。到1791年，對於改變整個國家、社會和文化的那場猝然而猛烈的嘗試，基本的立場和論據都已經清晰地表達出來，雖然那時羅伯斯庇爾還只是個死板的獃子，斷頭台還只是個驚悚的笑話，恐怖似乎還無法想見。但不久之後，君主制在暴動中垮台，九月的屠殺，首先是共和二年的流血，所有這類經歷讓所有人感到困惑，並給大革命的聲譽留下了永遠的傷疤。集體屠殺的政體超出了革命的敵人和對手們所有最壞的預期，也考驗著革命的朋友和捍衛者的忠誠限度。因此，從1794年起，存在三種、或者說兩種基本立場。敵視立場因為屠殺而強化：屠殺在事後看來毫不奇怪，而且在所難免。但革命的同情者之中產生了分裂，一派認為，恐怖是革命得以成功的關鍵，因而是必須的、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雖然不為恐怖辯護，認為它並非必要，但還是覺得還是有可以理解之處。這三種基本態度表現為不同的方式。按當時人的說法，它們可以分別被稱為貴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賓派、溫和派。後來人則稱之為反動派、激進派、自由派；或者簡稱為右、左、中三派。此後兩百多年的時間里，這三種立場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學家們的基本立場和爭論的要害。

右派解釋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埃德蒙 柏克。這種解釋認為，舊制度仍然是穩定的，根本而言還能延續下去。因此舊制度必定是從外部顛覆的。罪魁禍首就是啟蒙運動，這場運動以持續的不負責任的批判損害了對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會秩序的信念。最極端的右派解釋，是恐怖之後的巴呂埃爾（Barruel）闡發出來的，他把啟蒙看作一個處心積慮的陰謀，目的在於宣揚無神論和無政府主義，而這場陰謀的主要媒介是共濟會。這是一場由秩序的敵人發起的運動，暴力和屠殺是其必然的屬性，因為如此野心勃勃的計劃絕不可能靠和平手段實現。

關於右派見解的早期歷史，可參閱P. H. Beik,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 (Philadelphia, 1956) 以及 D. McMahon,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New York, 2001)。在整個19世紀，敵視大革命的傳統在天主教圈子內十分盛行，這一點可以理解，不過，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這種敵對傳統在一位一流作家那裡產生了深遠的回響，這就是伊波利特 泰納。泰納雖然沒有天主教的反革命信條，但他對群眾的血腥暴行驚恐萬狀，而且這種暴行似乎重現於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的《現代法國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vols, Paris, 1875-1893），其讀者群比此前的許多論戰作品都更廣。這部作品影響很大，以致當時的一位雅各賓派領軍學者奧拉爾（Alphonse Aulard）寫了整整一本書（1907）來攻擊其學術水準上的不足之處，不過這時泰納已經死去。不過，一位年輕的天主教檔案學者科尚（Augustin Cochin）轉而為泰納辯護（1909），但直到1916年戰死之前，科尚沒有出版過什麼東西。在死後面世的一系列論文中，科尚復活了這樣的見解：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團（包括共濟會）與雅各賓主義之間存在連續性。後來，在俄國革命的成功（及其暴行）引發的恐慌氣氛中，泰納和科尚的分析被Pierre Gaxotte 融入了新的右派大革命解說中（英譯本為The French Revolution），作者是右翼黨派法蘭西行動的信徒，該黨派夢想著恢復君主制。Gaxotte論證說，暴力和恐怖從一開始就是大革命的內在屬性，整個革命進程都是由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團事先策劃好的。在維希時期（1940-1944），這些看法成了正統，但這個恥辱政權的覆滅使得它們在幾乎半個世紀之內聲譽全無。

反革命的大革命史學的奠基者，大部分是在法國國外觀察大革命的進程的；與此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各賓派當時都忙著創造歷史，根本無暇去書寫歷史。大部分熬過大革命的雅各賓派，後來都通過撰寫回憶錄來為他們捲入恐怖開脫，他們總是將恐怖歸咎於別人，通常是羅伯斯庇爾。原雅各賓分子中，最固執的可能是邦納羅蒂（Buonarroti），他的《為平等而密謀》（Brussels, 1828）記述了1796年的巴貝夫密謀，他認為這次密謀是恢復和超越共和二年的平等承諾的一次嘗試。不過，一場延續久遠的左翼史學傳統，直到1847年另一場革命的前夕才開始。那一年，米什萊和路易 布朗的革命史的頭幾卷相繼問世。兩人都歌頌人民在推翻壓迫性的舊體制、建立共和平等制度中扮演的英雄角色。兩人的歷史中沒有暴民：人民的介入是一種進步力量，推動他們的是對正義和博愛的古老渴望。人民對恐怖也不負任何責任。關於恐怖，米什萊認為是羅伯斯庇爾的責任；而社會主義者布朗則對這位逗不可腐蝕者地的社會主義理念頗為欣賞，因此他把恐怖描繪成追求私利的埃貝爾派的工具。另外，某種程度上說，米什萊和布朗都把恐怖視為局勢的產物，無人能預見，也無法去控制。但恐怖對於大革命的進行和發展並不具有關鍵意義。
這是那些為共和二年的流血所困擾的歷史學家們的一個標准看法，那場流血本來是伴隨著令人期待的社會福利實踐——或曰期待——的。即便是並不信奉社會主義的共和保守派也認為，第一共和國頭兩年的屠殺，與他們理解的共和主義所蘊含的進步難以調和。奧拉爾便是這個態度，他是索邦的第一位法國革命史教授，當時第三共和國正視圖通過追憶第一共和國來尋找其合法性。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 英譯本1910）論證說，大革命的歷史使命是創建一個民主共和國。當歐洲的君主們聯合起來阻止這個使命時，法國被迫進行戰爭，而恐怖和革命政府則是民族防禦所需的權宜之計，當共和國的生存有了保障時，恐怖便結束了。奧拉爾貶抑羅伯斯庇爾，認為後者將恐怖延續到了必要的時段之外。奧拉爾書中的主角是丹東，因為丹東反對恐怖的延長，並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奧拉爾用了很多篇幅去論證，共和二年是否預示著社會主義。他的結論是否定的，那些表面現象僅僅是民族緊急狀態下的逗極端地和逗臨時地措施。別的作者則沒有這么肯定。同樣是在1901年，政治家讓 饒勒斯的大革命的社會史第一卷問世。此時的社會主義已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雖然馬克思本人幾乎沒有直接論述過大革命。饒勒斯希望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更徹底地融入他的歷史中。因此他宣稱，逗法國大革命間接地位無產階級的產生作了准備。它產生了社會主義的兩大基本條件：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但從根本上說，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勝利地（1929 edn., i, 19）。因此，像奧拉爾那樣僅僅撰寫政治史是不夠的。大革命的事件是更為深刻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反映，但對這種發展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於是饒勒斯利用他在議會的影響力設立公共，以出版能闡明大革命經濟社會史的文獻。雖然有饒勒斯的努力（但他只在離開立法機構期間才開始寫作歷史），他倡導的方法直到1920年代才占據法國的大革命史學的主導地位。這種方法的支配地位幾乎延續了60年，它最後一位偉大的鬥士阿爾貝 索布爾（Albert Soboul）稱之為逗經典地解釋。
然而，這種方法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得益於一個饒勒斯未能見證的事件——不過，如果他能看到這個事件，也許會為之哀嘆：這就是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公開聲稱，他們是羅伯斯庇爾和共和二年雅各賓派的繼承者，而且這場革命在西方贏得了好幾代的同情者；在法國，所有認為1794年的偉業尚未完成的人也得出了一個有些說服力的光輝結論。歷史學家當中，第一個為之熱情辯護的人是阿爾貝 馬鐵茲（Albert Mathiez，或譯馬蒂厄）。他是奧拉爾的弟子，但受饒勒斯啟發更多。1908年，他就與自己的老師公開決裂，開始創立一個更為激進的大革命史學派別，即羅伯斯庇爾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今天依然存在，它的雜質《法國大革命史年鑒》仍然是這個領域的主要法文期刊。馬鐵茲與奧拉爾的爭吵主要因為前者對丹東的歷史聲望的抨擊，因為馬鐵茲把丹東描繪成一個腐敗、自私、甚至有叛國嫌疑的人，相反他試圖恢復羅伯斯庇爾的聲譽。自邦納羅蒂以來，還沒有哪個人敢於為一個與恐怖脫不了干係的人辯護，雖然這個人很有理想主義色彩並且是個逗不可腐蝕者地。然而，俄國革命的早期經歷表明，如果要阻止反革命，恐怖可能是必須的。因此馬鐵茲毫不遲疑地論證恐怖的合理性。逗如果不是深信不暫停自由就無法取得勝利，革命的法國就不會接受恐怖地，逗羅伯斯庇爾和他的黨派之所以會失敗，主要是因為他們想把恐怖作為新的所有權變革的工具地。社會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希望隨著羅伯斯庇爾派的倒台而告終，馬鐵茲的革命史巨著（1922-1927，英譯本1928）猝然終結於熱月九日。這一天之後就是一場漫長的逗反動地浪潮。
1932年，馬鐵茲突然逝世，年僅58歲，而他那好鬥的論戰史學風格再無後繼者。左翼的歷史學家們現在熱衷於關注細致的經濟社會分析。最傑出的代表是馬鐵茲的同齡人喬治 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他一直活到1959年。他因為對農民的研究而聲名卓著，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際，勒費弗爾出版了關於革命起源的簡潔而優美的作品：《89年》（英譯本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46)，該書的核心立場是，逗經濟力量、能力以及對未來的規劃正轉入資產階級之手……：1789年的革命重新確立了事實與法律之間的和諧地。關於恐怖，勒費弗爾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通史中宣稱，逗雖然有一些溢出或俯視了恐怖的因素，恐怖本身直到大革命勝利之前都是首要的力量：它是一種懲戒性的反應，始終與對『貴族陰謀』的防禦性本能緊密相連。地
在維系時期，左翼在學術上的統治地位驟然斷裂。解放之後，由於右派聲譽掃地，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左翼的學術地位比此前更為強固了。 歐內斯特 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的鴻篇巨制《舊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國經濟》（1944）將大革命牢固地植根於經濟史背景中，而以阿爾貝 索布爾為代表的新一代，在學術上則集中關注推動革命激進化的逗群眾運動地，索布爾本人的代表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無套褲漢》（1958）。但他的總體看法沒有變動。他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論中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宣稱，逗法國大革命是……漫長的經濟社會演變的加冕時刻：從此資產階級成了世界的主人。這個真理今天簡直已經是個常識了……地

不過，資產階級的勝利並非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確，馬克思可能是從復辟時期問世的早期大革命通史著作中吸取這個觀點的。這就是弗朗索瓦 米涅和阿道夫 梯也爾的著作。關於他們的作品問世的背景，可參閱S. Mell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 (New York, 1958)。這些歷史學家奠定了大革命的自由主義解釋的主要輪廓。他們認為，革命的合理性在於根除舊制度的弊端和不平等。資產階級的財富、發展和教養使得其成員對絕對君主制和世襲貴族的社會統治地位日益不滿。他試圖建立立憲君主制，這種體製表現為代議制機構、各種平等和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和公民權利；但是，在1791年和以後的歲月里，整個事業偏離了正軌，其原因在於不注重穩定和秩序的民眾力量的介入。自由派歷史學家贊賞並強調英勇人物的作用，如米拉波，甚至還有丹東，這些人都曾徒勞地想讓革命穩定下來。對於馬拉這樣嗜血的民眾主義者，他們深感恐懼，恐怖的無情辯護者和獨裁者羅伯斯庇爾當然也是如此，聖鞠斯特就更不用提了。在這些歷史學家看來，關鍵的問題是，大革命為何、何時開始逗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地。

英語世界的大部分歷史學家也都在探討這個問題。關於他們在19世紀的探討，已經有了全面的分析，見H. Ben-Israel, 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8)。不過，在整個19世紀，英語讀者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理解，很可能來自托馬斯 卡萊爾的見解（1835），而卡萊爾的見解又藉助他的崇拜者狄更斯的《雙城記》（1859）進一步傳播。令人奇怪的是，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的國家鮮有回響。在大多數英國人看來，缺少議會政治和言論自由足以證明推翻絕對君主制的合理性——但這絕不意味著隨後的暴力可以被接受，盡管卡萊爾試圖以革命前民眾的悲慘和墮落來闡釋這種暴力。但是，在20世紀中葉之前，英美歷史學家在法國長期逗留、查閱檔案的很少見。他們的作品主要吸取哪些似乎同情英國漸進的、和平的自由制度發展模式的法國史學家的成果。他們最關注的一個法國歷史學家是阿歷克斯 德 托克維爾（美國也是如此，因為托克維爾的首部重要著作是關於大西洋兩岸的民主制的），但托克維爾本人與法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是有距離的。
托克維爾從來沒有完成他希望撰寫的大革命史，但他的前期研究《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仍然是關於這個課題的最重要的論著之一。這部著作試圖從一個長時段的背景中去考察法國大革命，這在當時非常少見。從這種長時段的觀點出發，托克維爾認為大革命是民主和自由不可抗拒的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決定性階段。但是，民主自由浪潮中的各種力量，並不必然是相容的，在徹底摧毀舊體制的同時，大革命的平等和民主的推動力，掃盪了大部分曾抑制君主制的專制傾向的自由堡壘。這反過來為拿破崙敞開了一條道路：推翻大革命創立的更缺乏根基的自由制度。1789年以來建立的代議制機構，沒有哪一個能延續長久；就在托克維爾寫作此書的時候，另一個拿破崙也已摧毀了他本人曾任職其中的代議機構。所以，這位自由派並不認為大革命是一種締造自由的力量。大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制更有可能導向專制。這是托克維爾抱憾終生的一大根源，因為他尊重自由理念，而且他在海峽對岸和大西洋對岸看到自由理念能夠運轉起來。那些地方的居民對此很是受用，他的論著在他死後的一個世紀中被英美人廣泛研讀，盡管有些事實基礎可以被輕易證明並不準確，或是被誤讀。法國人則不太願意傾聽一個關於自己歷史和前景的如此悲觀的分析。何況在他死後不久，第三共和國就建立了一個廣泛的自由制度，這與他的預測有齟齬，而且這個制度延續到了1940年。很快他就在自己的國家被大多數人遺忘了，在法國，關於大革命的自由主義解讀融入了非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主流之中。

法國大革命是現代世界諸多運動和思潮的根源，有關它的歷史書寫很少游離於當時的政治。1945年之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不過，很難說一些有關這個課題的新爭論跟冷戰沒有關系。這些爭論後來被稱之為修正主義，這個名稱本來是指共產黨內部對正統觀念的那種不受歡迎的批判。在英語國家，修正主義開始於1954年Alfred Cobban 1954年在倫敦大學出任法國史教授時的就職演講。這篇題為《法國大革命的神話》的演講，試圖證明法國大革命不是一個上升的資產階級的事業，而是非資本主義的律師和官職所有人的革命。十年之後，Cobban擴充了他的批判，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劍橋，1964），該書針對的是他所稱的正統解釋，後者的代表學者是勒費弗爾、拉布魯斯和索布爾。法國大革命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事業，而且也沒有推翻任何可以稱為封建主義的東西，這場革命遠沒有以開拓企業精神來解放經濟，而是延緩了經濟發展，是逗保守的地產階級的勝利地。與此同時，在大西洋對岸，George V. Taylor於1962-1972年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分析了大革命前夕的財產結構和商業活動。Taylor的結論是，最活躍的資本主義形態，都是在君主制國家體制內或與其合謀，而不是反對它君主制；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法國財富的比例非常小，它對舊秩序不構成任何挑戰。事實上，在社會上層，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不存在經濟競爭。從經濟上說，這兩個階層構成一個單一的精英群體。因此大革命不是階級沖突的結果。它是一場帶有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
在法國，這些看法最初不被接受，或被蔑視。勒費弗爾自己在臨死前曾把Cobban描繪成惴惴不安的西方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但是，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之後，法國左派的團結開始瓦解，莫斯科自己對斯大林主義的歷史記錄的批判也在增強。1965年，兩位幻滅的前法共黨員，Francois Furet和Denis Richet出版了一部新的大革命史，該著復活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因為它論證說，真正的大革命是1789-1791年的革命，此後大革命就發生了逗側滑地，導向恐怖，恐怖就是國王背叛和民眾控制巴黎的結果。兩位年輕的作者立刻受到譴責，就像奧拉爾當初批判泰納沒有學術水準。1971年，孚雷（Furet）對他所謂的逗大革命的教義問答地或逗雅各賓—馬克思主義的通俗版聖經地進行了猛烈回擊，他說，這些解說是在紀念大革命，而不是以學術的超然立場去分析它。現在，終於有個法國學者承認英語學者在這個課題上日益明顯的貢獻，孚雷堅持說，英語學者跟法國大學的那些監護者不同，後者只想著如何讓僵化的雅各賓教條持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