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林毅夫創造需求

A. 林毅夫稱我國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條件，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個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另一個是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 定義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

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可迴避，我們應採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B. 林毅夫：供給側改革，照搬西方理論會怎樣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而非始於薩伊定律和供給學派，只不過薩伊和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創造需求」和供給管理政策而已。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理論而非需求管理理論在歷史上居於主導地位。
由於供給側即生產側，勞動、資本、土地、資源、技術、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是生產側的重要內容，下面僅從生產要素這一個角度（供給側還有生產主體、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存量調整、增量培育等角度）來看看其豐富的經濟學理論支撐。
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理論與整個經濟學的成長相伴隨。如重農學派（Physiocrates，18世紀後半葉）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12.14, -0.20, -1.62%)供給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薩伊（J.B.Say，1803）論證了供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給因素主要是勞動、資本和自然力；李嘉圖（D.Ricardo，1817）強調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導致的報酬遞減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強調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羅雪爾（W.Roscher，1843、1854）將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並強調了「生產性勞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馬克思（1883）論證了勞動對創造價值的核心作用等；馬歇爾（A.Marshall，1890）在《經濟學原理》中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發展經濟學基本是從供給側分析經濟發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將技術知識的增進和規模報酬遞增看做是決定經濟進步（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哈羅德—多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論證了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張培剛（1949）將經濟發展視為工業化過程，而工業化的發動因素為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生產技術、（有利的）社會制度，限制因素為資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會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論證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舒爾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意義；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喬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著索洛的思路，通過經驗實證分析發現「余值增長」（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羅默（Romer.P.,1986）論證了專業化知識（知識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盧卡斯（Lucas.R.,1988）將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數，論證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等。
制度經濟學家和改革經濟學也多是從供給側研究制度問題的。其實原因很簡單：需求側主要強調發揮政府政策的調控作用，強調解決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問題，而供給側則強調發揮制度的作用，強調解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制度經濟學家或改革經濟學家總是考慮如何改革制度，來優化各主體的權利配置，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邁克爾·波特提出的「國家競爭力理論」也是一種典型的供給管理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而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一國財富主要取決於本國的生產率和所能利用的單位物質資源，取決於動態的競爭優勢而非靜態的比較優勢。政府應放棄重點扶持某些產業的產業政策，而應盡力創造一個有利於生產率提高和產業集群的良好環境。

供給側理論與需求管理理論的博弈

重商主義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強調通過出口補貼和進口課稅等方式調控進出口需求，實現貿易順差。
重農學派反對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供給的重要性。
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於十八世紀初提出了最鮮明的供給管理思想——「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說產品生產本身能創造自己的需求；由於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不可能產生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和就業不足，而只能在國民經濟的個別部門出現供求失衡的現象，而且即使這樣也是暫時的；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
凱恩斯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後全面批判了「薩伊定律」，認為經濟危機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決定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資需求不足。由於經濟中存在著工資剛性等制度約束、工會和其他壟斷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市場機制自發調整在短期甚至在長期都無法發揮作用，即經濟無法自動恢復充分就業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僅限於「守夜人」角色，而應採取相機處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促使經濟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實行預算赤字政策來減少總需求；在通貨膨脹時期，政府應實行預算盈餘政策來減少總需求。羅斯福治理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措施就是實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新政」：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舉辦公共工程，增加就業機會等。
20世紀70年代初的「滯脹」宣告了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靈。於是，反對政府幹預、強調供給管理的理論，如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開始興起。

供給學派因使用了供給這個詞而成為最鮮明的供給側理論

供給學派在強調供給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吉爾德、肯普、羅伯茨、費爾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們的主要觀點有：提高稅率雖然從短期看可以提高稅收收入，但由於抑制了納稅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從中長期看反而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在資源稀缺世界中，所謂商品過剩只是適銷不對路的「劣等貨」過剩，其根源並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創造性供給不足；企業並不只是被動適應市場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產單位，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面發揮著能動性作用；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戰後美國等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其說是由凱恩斯需求政策所帶來的，不如說是由於凱恩斯政策「陰差陽錯」帶來的實際供給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機制所帶來的。
因此，供給學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張：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調動企業積極性；削減政府開支，放鬆政府管制，減少政府幹預，賦予企業經濟自由；穩定貨幣增長。供給學派學者認為，經濟主體是否擴大經濟活動或增加儲蓄和投資，要看邊際稅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動所增加的凈收益是否合算來決定。如果邊際稅率過高，一方面人們會以閑暇代替工作，從而勞動力供給減少，另一方面人們將收入更多地用於消費，而不用於儲蓄和投資，同時經濟活動將更多地由市場轉入地下，從而損害經濟效益。
我們可以將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歸納為「四減四促」：其中，「四減」是指減稅（含減支，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旨在調動積極性，促進生產供給；「四促」是指促進私有化、促進市場競爭、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
供給學派關於減稅不增加財政赤字、不必憂慮減稅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恢復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質疑。同時，缺乏嚴謹的理論邏輯框架也為一些學者所詬病。

供給側理論的基本框架

供給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供給與經濟增長也成正比關系：供給增則經濟漲，反之則跌。至於經濟出現拐點則與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資源環境約束、基礎設施飽和度、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等供給側因素的變化有關。
供給也可分為宏觀供給（總供給）和微觀供給（生產者供給）、長期供給和短期供給、國內供給和國外供給、經濟供給和非經濟供給、理論供給和實際供給等。分析經濟發展這種宏觀經濟現象，也應從總供給角度進行。從時間維度看，總供給可分為短期總供給和長期總供給。
1．短期總供給
宏觀經濟學側重分析短期總供給曲線，這里側重分析影響經濟發展的短期總供給的構成和影響因素。許多人用生產函數來分析總供給，其實生產函數主要適用於分析長期總供給。從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啟發，可以得出：短期總供給（GDP）＝工資總額＋利息或資本利得總額＋地租或資源利得總額＋環境租或環境稅總額＋利潤總額＋間接稅總額。這才是與短期總需求（GDP）＝消費＋投資＋凈出口相對應的公式，因為短期總供給（GDP）＝短期總需求（GDP），或工資總額＋利息或資本利得總額＋地租或資源利得總額＋環境租或環境稅總額＋利潤總額＋間接稅總額＝消費＋投資＋出口。
因此，分析影響短期總供給的因素應從影響工資、利息或資本利得、地租或資源利得、環境租或環境稅、利潤和間接稅的因素中去尋找。嚴格說來，其中的工資是指稅前工資，利息是指凈利息（公債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築物的租金，利潤包括公司利潤和自我僱傭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還應包括折舊、企業轉移支出和統計誤差等。必須指出的是，環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經濟學忽略了，故筆者將其加了進去。
2．長期總供給
生產函數理論、發展經濟學或增長經濟學等對長期總供給進行了深入研究。經典的公式如下：長期總供給（GDP）＝全要素生產率×f（勞動，資本，資源）。其中，f是指函數關系符號；勞動、資本、資源（含土地等）是指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比較完整的長期總供給應將所有投入要素都考慮進來，應將影響供給的價格因素也考慮進來，故筆者提出以下公式：
長期總供給（GDP）＝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資本回報率、土地生產率、環境效率或碳生產率、企業經營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環境，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價格指數。
其中，碳生產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環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價格指數可用PPI、CPI等來衡量，價格與總供給呈正比，即價格漲，供給增加。
不難看出，影響長期總供給的因素有兩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勞動可用勞動力數量（受人口結構影響）、勞動時間、勞動強度等衡量；資本可用貨幣發行量、社會融資總額、新增貸款總額、發債規模等衡量；資源可用土地利用總量、資源開采和利用總量、發電量等衡量；環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業家管理可用企業家和創業者人數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即筆者提出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
需說明的是，這「三大發動機」可同時影響長期總供給和長期總需求；制度變革又分某種體制內部的制度變革和整個體制的根本變革；結構優化又分為結構升級和某種結構內的局部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化等；要素升級不同於要素投入，後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質的提升」，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知識增長、信息化等。
必須指出的是，需求與供給是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在古典經濟學看來，供給創造需求，即消費和投資需求都是由供給側的生產通過分配形成的，雖然外生沖擊會造成短期波動，但市場的自穩定機制能最終實現供求平衡。凱恩斯則論證了，在經濟蕭條時期情況有所不同，由於此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投資邊際效率遞減規律、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發生作用，導致總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幹預。供給如何影響需求？因為消費需求取決於收入，收入取決於就業，就業取決於供給側的生產及其一系列影響因素。需求如何影響供給？因為生產的產品必須賣出去才能形成價值和效用，產品賣出去則依賴於需求。

美國、英國供給側改革和供給管理的實踐經驗

在實踐中，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主張因被美國總統里根、英國總理撒切爾夫人所運用、並產生了較好的效果而聲名遠播。
里根上台後採納了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雖然在其任期內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但為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時期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基礎。「里根經濟學」和里根於1981年2月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削減政府預算或財政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減少財政赤字，實現預算收支平衡；放鬆政府對企業規章制度的限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其實質是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調動企業和民眾積極性、刺激供給、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復興。
在實踐中，里根並不為某種理論觀點所束縛，而是博採眾長、靈活運用，如同時運用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通過增減政府開支調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通過減稅和放鬆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供給增加的政策，以及貨幣學派所主張的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政策，從而實現了擺脫滯脹的經濟目標。
里根供給管理政策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與里根在同一時代，英國撒切爾夫人推出了「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 ）或「撒切爾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張是：堅持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反對凱恩斯理論和福利國家理論；推行私有化，反對國有化；頌揚財富創造，反對平均主義；推進去監管化，取消匯率管制；鼓勵工資自由浮動，打擊工會力量；推進減稅，削減福利開支等。
在撒切爾主義的主宰下，英國經濟重新恢復了活力，通貨膨脹得到控制。英國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以後有所提高，1982～1989年維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於同期歐美主要工業化國家的水平。但同時也使得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
從各國的實踐經驗來看，需求由於受收入增長和購買力的限制，表現為一種較為被動的力量，而供給則表現為一種比較主動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實行時間長了往往產生很多副作用，如擠出私人投資、引發通貨膨脹等，而大多數供給管理政策，則由於能發揮市場作用、激發企業活力、促進技術進步等，而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健康力量。

中國改革開放來的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始自今日，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上世紀80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在小城鎮落戶和進城打工、放權讓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農村綜合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總體改革，90年代後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發展中小企業、政府機構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推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等，多屬於供給側改革。
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經濟在美國、日本、歐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等主要經濟體都不甚景氣的國際環境中，保持了相對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甚至可以說處於近乎「一枝獨秀」的狀態。許多人都將其歸功於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要內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導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一股力量，以發揮企業活力為主要內容的供給政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如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和民營中小企業、加快對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的改革、放鬆經濟管制、鼓勵民間投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等供給側改革，都是引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力量。
這不難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調整制度或體制機制，都涉及優化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目的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要義所在。

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特殊背景

與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給側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持續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現已進入到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後很可能進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入到中後期階段，即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是重化工業階段進入到下半場，其主要特徵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城鎮化進入到加速發展階段的下半場，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處於30%-70%時屬於加速階段，其中30%-50%屬於加速階段上半場，50%-70%屬於下半場，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6.1%，說明城鎮化已進入下半場，下半場的主要特徵是在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同時更強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從收入水平來看則已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在新階段推進供給側改革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其次，國際環境不同。以往當中國經濟總量排在國際相對靠後位置時，推進供給側改革相對來說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可以分享國際化或經濟全球化的紅利。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且開始緊追美國後，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新的國際環境中，推進供給側改革就必須更多地依靠國內的力量。
再次，人口、資源和環境約束不同。自2012年開始，15-64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也已於2008年前後到來。同時，在連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霧霾等問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這些新的約束條件，使得供給側改革不能再像過去三十多年那樣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來推動，而必須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
第四，技術背景不同。盡管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進展，但與當前這一輪以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低碳化為內容的新技術革命相比，還是明顯不在一個層次。可以說，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蓄勢待發，與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來。這為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和有力支撐。
第五，部分內容不同。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新階段的這次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地方政府高債務、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等存量問題。存量問題的解決容易引發風險，更具挑戰性，這次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找新出路。

C. 林毅夫：為什麼中國一直是個人口眾多的國家

報道指出，在中國似乎重演著日本的舊事。十年前中國經濟增速曾超過10%，但現在經濟增速慢了下來，在2014年僅為7%。經濟學家認為，在未來幾年裡，這一數據還將繼續下降到6.5%左右，甚至有人指出在未來十年裡，中國經濟增速將為5%及以下。三年前還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能在2016年保持8%的經濟增速，但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中國進入了一個讓許多新興經濟體都倍感困擾的階段，這也是發展中的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的一個必經階段——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房地產危機也與日本出現過的危機相似，中國也出現了產量過剩的問題，無論是鋼鐵還是化工，包括汽車製造產業都是如此。中國政府還面臨著政治壓力，不得不為短期增長而放棄長期發展。這樣的思維將導致所謂的"僵屍公司"產生，這也與日本20世紀90年代相似。「最近唱衰中國的聲音特別多，認為由於中國內部的體制、機製造成了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外部因素引致，預計未來數年，中國經濟增速仍可達7.5%至8%」，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林毅夫4日在北京表示。因應參加兩會的部分委員要求，林毅夫4日晚在住地作題為《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2014年度工作重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解讀》的講座，為幾十位全國政協委員上了一堂生動的「經濟課」。林毅夫在分析日本、歐美近些年的經濟情況後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下滑，主要是因國際經濟疲軟造成的。林毅夫表示，在外部狀況不好的情況下，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靠內需來繼續保持「風景這邊獨好」。消費當然非常重要，但真正還是要靠投資。中國高投資回報的機會很多，包括工業產業升級、改善基礎設施和環保等項目。林毅夫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要找到體制、機制問題不難。以前中國是漸進式的改革，採用雙軌制方式，造成社會不滿情緒，「現在到了該改，而且能改的時候，要繼續深化改革，從雙軌制過渡到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按照經濟規律事。」談到地方債務危機，林毅夫指出，有很多討論是危言聳聽，地方債務還在可控范圍內。多位委員向林毅夫提問，涉及房地產、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等問題。林毅夫一一作答。他指出，因為中國還在城鎮化過程中，對住房的需求還很大，房地產應該還會增長，但一定小心，很多金融危機是由房地產泡沫引起的。「至於房價還漲不漲，什麼時候漲，我也說不清楚，要是我真能預測，會比比爾·蓋茨更有錢」，林毅夫笑言。中國國家主席去年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曾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林毅夫指出，這句話讓他非常感動，可以說是「世界大同」的現代版。希望中國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為世界提供一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理論，幫助非洲、南亞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如能做到，世界大同是有可能的」。原定晚9時結束的講座延遲了半小時，仍有一些委員沒得到提問機會。林毅夫說，「大家一早起來開會，晚上又來聽講座，受累了」。但仍有委員要求，「明天再來講吧!」

D. 林毅夫：我為什麼不支持資本賬戶開放求解

林毅夫在這場關於資本賬戶開放的辯論中，我是一個旁觀者，也是一個啦啦隊員，而不是運動員。資本賬戶開放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逾越的一個門檻，也可能是一個很難逾越的門檻。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這個門檻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發展很好的經濟突然發生崩潰性危機。基於此，我非常關心國內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我要恭喜在這場辯論中正反兩方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以及講道理、擺事實的客觀、理性的爭論。對重大問題在國內非常需要有這么理性的討論。作為啦啦隊員聽正反兩方隔空辯論時，我為幾篇文章和論點叫好，後來發現我拍手叫好的是反方，包括余永定、張明、張斌（微博）、魏尚進的文章。我就談在做啦啦隊員時，為何我只為反方論點拍手叫好。資本賬戶開放不是高增長的必要因素我這幾年研究的是發展經濟學，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後，我力推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必然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結構轉型和變遷的過程，這些要靠投資，投資需要資本。從理論上看，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豐富，回報率相對於發展中國家低，流動到發展中國家支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對發展中國家應該是有利的，對發達國家而言資本的回報率會較高，所以也是好的。這樣的自由流動應該是雙贏的，受歡迎的。不過諾獎獲得者盧卡斯根據觀察發現，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際是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到資本豐富的發達國家，而非相反，這就是著名的盧卡斯謎題。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發展中國家有後發優勢，經濟發展應該比發達國家快。從經驗實證來看，根據諾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增長委員會的研究，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僅有13個經濟體發展比較好，取得了每年7%及以上、持續了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根據增長委員會的研究，這13個表現卓越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特徵。其中的一個是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實際上這13個經濟體在快速發展時，由於自身儲蓄率非常高，高投資的資本主要來自於國內的積累。最明顯的就是亞洲的日本、韓國、台灣地區，不但管制資本的短期流動受管制，而且，外債和外資都不歡迎。也就是說，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資本相對短缺，自己也能夠積累足夠的資本來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最後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這個可能的前提是什麼？對此，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給予了解釋，那就是在每一個時點上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這樣所形成的產業就會有競爭優勢，佔有國際國內最大的市場，享有最高的利潤和最多的剩餘，而且，投資回報率會最高。剩餘多了，可積累的資金就多，投資回報率高，積累的意願就高，資本積累就快，可以支撐的投資項目就多，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完善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會加快。權衡資本開放的利與弊從上述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看，一個發展中國家要不要開放資本賬戶？資本賬戶開放包含三個主要領域：一個是外國直接投資；另一個是國內銀行跟國外銀行的借貸或者是國內企業直接到國際上舉債；第三是短期以證券投資為主的資本流動。從這三大類來看，外國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於實體經濟，對資本的積累、技術的創新、產業的升級有直接貢獻，可以直接推動結構變遷、提高生產力水平、促進經濟增長。不存在通過借短債進行長期投資的期限錯配（term mismatch），或還債時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的錯配（currency mismatch）問題。而且，外國直接投資還會帶進技術、管理、國外市場等諸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益處。因此，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國防安全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考慮，在資本賬戶開放中，外國直接投資利遠大於弊。從實證經驗看，新加坡是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非常好。另外，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外資對我國外向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很大。允許金融機構或企業到國外舉債回到國內來使用，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似乎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有幫助。但是，經濟有周期波動，即使投資於出口導向的實體經濟，出現短期波動時收益會減少，用外幣還本付息就會有困難。韓國在東亞金融危機時面臨的是這個問題，在泰國、印尼等國爆發金融危機後，外需減少，經濟下滑，韓國也無法避免危機的爆發。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時韓國又差點遭遇同樣的命運，後來靠跟美國簽訂貨幣互換而避免了危機。而且，國家也很難保證本國銀行或企業會將國外借貸用於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它們有時會投資於趕超型產業，投機性房地產、股票市場，或用於支持消費信貸的擴張。假如國內生產力水平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有限，到了需要還本付息時就會出現期限錯配、貨幣錯配等一系列問題而爆發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前的泰國，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中受到重創的南歐和東歐國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許銀行或企業向國外舉債，雖然能帶來投資和消費的增加，經濟出現短暫的繁榮，但通常以危機的爆發收場。考慮到結構的問題，允許金融機構或者企業到國外舉債總的來講弊大於利。短期的資本由於期限考慮，一般是進入到流動性較強及有投機性質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由於不投入實體經濟，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沒有太大幫助，而且，容易導致股市和房市泡沫。如果有大量資金流入，也會帶來真實匯率的升值。這種升值通過兩種途徑實現：在匯率沒有管制、自由浮動匯率下，名義匯率上升，導致真實利率上升；匯率有管制下，大量資金流入兌換為本幣，外匯增加的同時貨幣增發，通脹率上升，導致真實匯率上升。真實匯率上升，出口競爭力就下降，經濟放緩，這些短期投機性的資本就會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難以支撐而開始唱空該國，導致大量資金流出。所以，這種短期資金流動除了帶來短期的虛假繁榮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弊大利少。資本賬戶開放導致經濟波動更頻繁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沒有崩潰之前，實際上包括美歐日等所有國家，都實行資本賬戶管制。因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跟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發行以美元為儲備。在這種狀況下，一個國家如果允許資本輸出，不管是以前面三種方式中的任何一種來進行，可以發行的貨幣都會減少，就會有通貨緊縮的壓力，經濟增速會下降，失業率會上升。所以，大部分的國家不願意資本流出，資本賬戶也就不能開放。為什麼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資本賬戶開放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主要論調？因為，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的主要發行國，是其他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主要獲益者。過去，雖然資本外流也許會帶來資本投資收益的提高，對資本的所有者或許有利，但會給這個國家帶來通貨緊縮的壓力，所以，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對資本的外流要進行控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美聯儲採取的是盯住通貨膨脹率的政策，也就是當有資本外流時，貨幣發行不必跟黃金掛鉤，美聯儲可以增發貨幣，維持經濟穩定，避免通貨緊縮的出現，所以，美國就放鬆了對貨幣資本外流的控制。在那種狀況之下，華爾街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最積極推動者。因為，投資銀行家可以大量到國際上套利，華爾街的投行家還推動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降低管制，允許高桿杠的運作，也就是提高金融機構自己創造貨幣的能力，使金融機構能夠增加套利的資金和利潤。結果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擴張最快，而且利潤最多的就是華爾街，在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華爾街那幾家投行賺到的利潤是美國整個經濟總利潤的40%。以我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經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發展機構是按美國財政部定的曲調來唱歌的，所以，上世紀七十年代後也就從資本賬戶管制的倡導變為對資本賬戶開放的推動。在美國學界提出的資本賬戶開放有利於發展中國家資本配置和經濟發展的理論中，一般資本是同質的，沒有金融資本和實體資本的區分。在那樣的理論模型中不會有貨幣錯配、期限錯配的問題，也沒有儲備貨幣發行國可以用貨幣虛擬資本去換取非儲備貨幣國真實產品和服務的利益不對稱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差異，所不同的只是資本稟賦的差異。資本賬戶開放在這樣的理論模型中對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只有好處，而不會有壞處。有了這些理論，華爾街和國際金融機構在發展中國家推動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上就變得理直氣壯。為什麼有些發展中國家也跟著附和？除了有理論認識的偏頗之外，還有一些可以直接借錢回到國內來套利的金融機構的積極推動。比如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泰國的金融機構，它們或以很低的利息在國外大量借貸，再以高利率到國內轉貸；或者以較國內低的利率在國外借錢，到國內投資，短期擴張比較快；或賺取高額傭金，幫助國內企業到國外發行股票或債券，幫助國外的基金到國內來進行股市和房市投資。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資本賬戶開放以後的結果怎麼樣？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利潤不斷膨脹，由於有貨幣政策的主動性，以及作為儲備貨幣國不會有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的問題，經濟出現了所謂的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後來由於金融自由化、及因互聯網泡沫破滅後過度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造成房地產泡沫，導致家庭的過度消費和國際收支不平衡，之後就爆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但是，即使在這場危機中，由於美國是主要儲備貨幣國，不會有貨幣危機和期限錯配的危機，靠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在發達國家中受損最小。可是對那些資本賬戶沒有管制的發展中國家又怎樣呢？如果他們的匯率完全自由浮動，在資金大進大出下，經濟的波動會加大，拉丁美洲國家就是這種情形；如果有匯率管制，當有大量資金流入時，國內的外匯儲備和貨幣發行都會增加，經濟會繁榮，當資金大量流出，為了穩定匯率，就要動用外匯儲備，外匯用光時就爆發危機，那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情形。所以總的來講，從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華爾街、美國金融學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資本賬戶開放後，實際上導致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波動更為頻繁，危機發生更多。支持資本賬戶開放的理由不成立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要不要討論資本賬戶開放？作為學者，我先要討論資本賬戶開放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還是不利？不同的資本賬戶開放中，誰是主要受益者？誰是主要推動者？如果發展中國家三種類型的資本賬戶都不開放，只要經濟發展軌跡是正確的，自身的資本積累就足夠支撐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投資上的需要。尤其是跨境借貸和短期的資本流動弊遠大於利，應該嚴格控制而不要開放，要開放的頂多也只是外國直接投資。那些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高收入的少數幾個經濟體，在變成高收入之前，資本賬戶都沒開放。其次，我不同意所謂「條件比我們差的國家都開放了，我們有何理由不開放？」那些國家是開放了，但經濟發展得不如我們好，為什麼我們也要開放？我同意盛司長所強調的我們不能照搬現成的理論，如他所言，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確實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提出的，在現在可能不完全適用。但是，美國金融學界提出的新理論缺乏結構的概念，對發展中國家也同樣不適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不應該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我們應該研究所面對的問題，提出適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理論，這樣才不會跟著別人的音樂跳舞。但是，對於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央行處於相當尷尬的地位。美國是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跟著美國的論調唱和；美元又是主要儲備貨幣，而且美國有巨大的國際資本流動，如果中國不開放資本賬戶，人民銀行首當其沖。學術界和政策界普遍接受的理論是資本賬戶開放有利於資本配置，我們在面對美國政府和國際基金組織的壓力時，理不直則氣不壯，人民銀行是承受這種壓力的第一線。其次，有那麼多的短期投機性資本到處流竄，無孔不入，給宏觀經濟管理增加了許多困難，尤其是人民幣匯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動，維護貨幣政策自主權很艱難。所以我可以體會為什麼央行會採取傾向於資本賬戶開放的態度。但是盛松成司長用來支持資本賬戶開放的幾個理由，大概都不成立。第一個理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開放的時候准備的程度比我們還低。這不是理由。我們應該問的是，這些國家開放以後的結果怎麼樣？我們准備的程度高，就能夠避免危機嗎？這是需要仔細研究的。我不敢說一定會出現危機，但是不能簡單得出以上結論。而且，從韓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驗來看，我覺得我國資本賬戶開放後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還很大。首先，我們推行的是雙軌制改革，有很多扭曲沒有消除，還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其次，跟發展階段也有關系。即使我們變成全世界最大經濟體，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新結構經濟學對此作了不少研究，認為國家金融結構的深化跟發展水平相關，發達國家那種以股票市場、風險投資、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並不完全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本身在金融結構上就是扭曲的，既然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麼高，如果採用那樣的結構，大量資金流進、流出會給經濟造成過度的波動，發生危機的可能性會相當高。當然，這是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然而，比較我國和俄羅斯以及東歐轉型國家的情形，答案應該是很明顯的。另外，時機上更是不合適。因為在未來五年、十年，發達國家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的迷失的十年、二十年，經濟發展非常疲軟、失業率非常高、政府債務的積累非常快。美國現在的失業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統計失業率。因為美國勞動力失業後只要一個月不積極找工作，就被統計為退出勞動力市場，不計入失業統計，所以如果把處於就業年齡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加進去，失業率還是很高的。政府債台高築，為了減輕政府舉新債還舊債的成本，發達國家一定會採用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其他國家資本賬戶開放，尤其像中國這樣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家資本賬戶不設防的話，短期流動資本就很快進入，大進的結果必然是大出，經濟就會出現大的波動，甚至是危機的爆發。最後，是不是可以先開放，不行再收回來？實際的情形是開放以後再想收回來，國內國外的既得利益者會群起而反對。泰國面臨的情況就是這樣，當政府想加強管制時，國內、國外馬上群起而攻之，政府只好放棄，結果只能在危機爆發後進行改正。所以，資本賬戶的開放通常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只要開放就很難收回來。所以，作為學者，不能把資本賬戶開放作為研究的前提，那樣等於接受了現有的、發達國家提出來的、為了發達國家且主要是華爾街利益的理論。所以，我們要自己提出理論，把資本賬戶各項內容是否開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這樣，當面對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或在國際談判桌上面對國際機構和發達國家的壓力時，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說明哪些賬戶可以開放、哪些賬戶不能開放。（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E. 中國經濟：靠什麼還能快速增長20年

同時，在全球經濟疲軟，中國的出口乏力的情況下，他認為，中國可以考慮再來一輪新的經濟刺激，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為下一輪高增長奠定基礎。
對於中國經濟還能以8%的速度保持20年的增長的論斷，了解林毅夫學術思想的人都不會驚訝，因為這不是林毅夫的新觀點，而是林毅夫先生多年來一直很樂觀的觀點。多年以來，林毅夫先生一直強調，盡管在全球經濟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連續三四十年的時間里維持9%以上的增長，但他一直將中國的未來增長潛力與日本和韓國進行比較。林毅夫先生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曾經指出：「日本從1960年開始，用28年的時間在1987年人均收入趕上美國。如果中國能夠在2030年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就意味著中國從現在開始直到2030年每年的經濟增長都要維持在9%左右。」林毅夫先生認為，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比1960年時日本與美國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國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借鑒外國技術，充分利用後發優勢。
眾所周知，林毅夫先生對中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樂觀，建立在中國具有「後發優勢」的基礎上，當年他和楊小凱的那場論戰，讓很多人記住了「後發優勢」這個詞，當然，更准確一點講，林毅夫先生所講的後發優勢，主要指「技術創新」層面，而不是制度層面。基於此，林毅夫先生認為，要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潛力做出判斷，最重要的是分析其技術變遷的可能性。持續的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和制度變遷，是現代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力。在他看來，一個國家資本積累的速度取決於該國技術變遷的速度，只要維持比較快速的技術變遷，才能在資本積累的同時打破資本回報不斷下降的規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林毅夫先生一直認為，投資過熱是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他曾經指出：「上世紀90年代中國曾經經歷過一段由政府主導的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但因投資過熱導致了大量的產能過剩，引發了其後長達數年的通貨緊縮。」
因此，筆者對於林毅夫先生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增速的樂觀以及對制度變遷的不重視一點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之前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投資過熱的林毅夫先生，現在卻一反常態對現在依舊過熱的投資大唱贊歌，甚至認為每年以12%的速度增長的消費增速已經很可觀，投資在短期內仍是拉動經濟、擺脫危機的重要工具，並建議通過「全球馬歇爾計劃」即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舉措，使世界經濟走出困境。林毅夫舉例說：「此前一些人不太理解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比如1998年實施了基礎設施投資，到2002年，高速公路長度翻了五倍，當時一些人質疑這些高速公路是資源浪費，但如今很多高速公路已經擁擠了。」而這個其贊賞的例子，又恰恰是其以前的著作中一直詬病的。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目前之所以陷入增速不可遏制下滑的困境，恰恰是由於多年以來過度依賴出口和政府投資，再加上制度建設的滯後以及關鍵領域改革的停滯不前，技術進步緩慢，產業低端，一些產業只有產能的擴張而沒有技術的進步，導致很多行業的產能過剩，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又導致消費不斷萎縮。在這種情況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歷屆的高層不斷強調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擺脫對政府投資和出口的依賴。在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情況下，出於救急的需要，中國啟動了規模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坦率而言，「四萬億」的刺激計劃的確遏制了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但因執行的偏差和資源分配的問題，「4萬億」的政府投資計劃使得一些產能本來已經過剩的行業更加過剩，而一味的強調「保八」又對結構調整和轉型形成了明顯的擠出效應，
2009年和2010年，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拉動達到了創紀錄的70%以上，經濟發展結構更加扭曲，政府過度的舉債使得地方債務沉重。由於資源並沒有更多的轉向真正困難的中小企業，沒有轉向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因而在經歷三年的增長之後，
2012年，中國經濟由於產能過剩等問題，導致再次出現嚴重的困難。「4萬億」遏制了經濟增速的下滑，但2012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很多問題，又和「4萬億」政策本身不無關系。
過去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如果不堅持轉變發展模式，不堅持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不堅持改革開放，不堅持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僅僅依靠政府短期投資，除了可以獲得短期的「漂亮數據」之外，不僅無助於中國夯實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反而會一再貽誤中國經濟轉型的時機。基於此，包括筆者在內的人一直呼籲放棄「瘸腿」的增長，下決心放棄對政府投資拉動和出口增長的依賴，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林毅夫先生應該明白，
2012年中國經濟的所處的困境是結構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長期以來關鍵領域改革滯後和轉型停滯的必然結果。靠基礎投資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解決不了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的基礎問題。
林毅夫先生總是說，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和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灣以及1977年的韓國較為類似，他據此判斷中國未來能繼續以8%的速度再持續增長20年。但林毅夫先生不要忘記了，日本從1955年以來，經濟開始走上騰飛之路，不是一直依賴出口拉動的老路，而是果斷轉型，通過政府強有力推動的產業政策和收入倍增計劃，實現了成功的轉型，而不是靠投資和出口趕上了美國。作為一個對政策有影響力的學者，林毅夫先生在對政府投資大唱贊歌的時候，一定不要忘記自己的思想可能對政策本身有著重大的影響，也不要忘記學術的嚴謹和閣下曾經對中國經濟投資過熱的擔憂。有人認為，林毅夫先生如此追捧政府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是有什麼個人的「意圖」，筆者對此不會妄測。但不管如何，林毅夫先生經常引用凱恩斯的那句名言恰好能說明大家的擔憂：「不論遲早，不論好壞，危險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不管出於何種意圖，林毅夫先生對政府投資的贊歌很可能成為政府再次搞大規模投資計劃的最好注腳，一個非常危險和極其有害的注腳。

F. 林毅夫談中國房價 林毅夫為什麼叛逃

報道指出，在中國似乎重演著日本的舊事。十年前中國經濟增速曾超過10%，但現在經濟增速慢了下來，在2014年僅為7%。經濟學家認為，在未來幾年裡，這一數據還將繼續下降到6.5%左右，甚至有人指出在未來十年裡，中國經濟增速將為5%及以下。三年前還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能在2016年保持8%的經濟增速，但經濟增速放緩意味著中國進入了一個讓許多新興經濟體都倍感困擾的階段，這也是發展中的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的一個必經階段——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房地產危機也與日本出現過的危機相似，中國也出現了產量過剩的問題，無論是鋼鐵還是化工，包括汽車製造產業都是如此。中國政府還面臨著政治壓力，不得不為短期增長而放棄長期發展。這樣的思維將導致所謂的"僵屍公司"產生，這也與日本20世紀90年代相似。
「最近唱衰中國的聲音特別多，認為由於中國內部的體制、機製造成了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是外部因素引致，預計未來數年，中國經濟增速仍可達7.5%至8%」，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林毅夫4日在北京表示。
因應參加兩會的部分委員要求，林毅夫4日晚在住地作題為《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2014年度工作重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解讀》的講座，為幾十位全國政協委員上了一堂生動的「經濟課」。
林毅夫在分析日本、歐美近些年的經濟情況後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下滑，主要是因國際經濟疲軟造成的。
林毅夫表示，在外部狀況不好的情況下，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靠內需來繼續保持「風景這邊獨好」。消費當然非常重要，但真正還是要靠投資。中國高投資回報的機會很多，包括工業產業升級、改善基礎設施和環保等項目。
林毅夫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要找到體制、機制問題不難。以前中國是漸進式的改革，採用雙軌制方式，造成社會不滿情緒，「現在到了該改，而且能改的時候，要繼續深化改革，從雙軌制過渡到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按照經濟規律辦事。」
談到地方債務危機，林毅夫指出，有很多討論是危言聳聽，地方債務還在可控范圍內。
多位委員向林毅夫提問，涉及房地產、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等問題。林毅夫一一作答。他指出，因為中國還在城鎮化過程中，對住房的需求還很大，房地產應該還會增長，但一定小心，很多金融危機是由房地產泡沫引起的。
「至於房價還漲不漲，什麼時候漲，我也說不清楚，要是我真能預測，會比比爾·蓋茨更有錢」，林毅夫笑言。
中國國家主席去年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曾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林毅夫指出，這句話讓他非常感動，可以說是「世界大同」的現代版。希望中國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能為世界提供一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理論，幫助非洲、南亞乃至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如能做到，世界大同是有可能的」。
原定晚9時結束的講座延遲了半小時，仍有一些委員沒得到提問機會。林毅夫說，「大家一早起來開會，晚上又來聽講座，受累了」。但仍有委員要求，「明天再來講吧!」

G.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應該做出什麼調整

兩會聚焦：新常態下主動應對和引領經濟轉型發展

主動應對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無疑是2015年兩會的重大主題。透過政府工作報告和計劃報告，十大數字勾畫出新常態下中國在2015年的大致走向。

【數據一】GDP增長7%左右：彰顯穩增長調結構決心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5年GDP增長7%左右。這一數字較去年下調了0.5個百分點，也是2004以來最低的預期目標。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上行動力不足，調低增速目標，是中國政府客觀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做出的務實之舉，更彰顯了轉方式、調結構的堅定決心。」全國政協委員、社科院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表示。

7%左右的預期目標，符合中高速發展要求，與現階段我國增長潛力相一致，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同時，這一目標也有利於穩定就業，並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預期目標相銜接。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說，設定再高點的目標也有可能實現，但各方面會綳得比較緊。「制定適應新常態的目標，有利於穩定達標信心，更為結構調整留下足夠空間，引導全社會將深化改革、提質增效進行到底。」

增速目標的下調向企業傳遞了強烈信號。「在整個國家更重增長質量而非速度的背景下，企業要調整心態，不能寄希望於大規模刺激政策，而要通過技術創新等挖掘內部潛力。」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冷水江鋼鐵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代富表示。

【數據二】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為貨幣政策和價格改革留空間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5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比去年3.5%的目標略有下降。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是雙元的物價上漲結構，製造業產品價格在下降，但農產品、資源類產品價格呈現上升趨勢，盡管短內期能源價格比較低，但這個格局不能指望長期持續，農產品價格仍然有上漲壓力。

2014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2%，物價水平總體穩定。當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國內重要商品供應充裕，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價格總水平有可能延續偏弱走勢。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表示，CPI增速較低，為貨幣政策適當放鬆提供了空間，也為價格改革預留了空間。

【數據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預期增長15%：有效投資是關鍵

計劃報告提出，201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預期增長15%，低於去年17.5%的目標，接近去年15.7%的實際增速。

李稻葵委員認為，適度調低投資增長目標是合理的。「因為今年國家不會搞大規模的投資拉動，而是促進投資帶動產能優化，民生領域的投資將成為拉動經濟的增長點之一。」

「有效投資的機會眾多，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最大差異。」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欠賬還很多，城市軌道交通、地鐵和道路建設嚴重不足，地下管網明顯老化；與此同時，我國環境壓力大，節能減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資。」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將多管齊下改革投融資體制，大幅縮減政府核准投資項目范圍，大幅放寬民間投資市場准入。

李稻葵表示，促進投資的關鍵在融資方式的改革，不能再單純靠銀行貸款和政府擔保，也不能靠借新還舊、債務滾動。「應該引導社會資金進入，投向長遠回報的、與地方政府財力匹配的基礎項目。」

【數據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增長13%：讓消費潛力變成支撐動力

計劃報告提出，201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增長13%，略低於去年14.5%的預期。

201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26.2394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2%，實際增長10.9%。白重恩認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需要加快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來支撐，提出高於去年實際增速的消費預期，表明今年在促進消費方面可能會有更多動作。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培育消費增長點，促進養老家政健康、信息、旅遊休閑、綠色、住房、教育文化體育等6大領域消費。

白重恩認為，今年這個預期目標完成起來難度不大，消費在不少方面具有較大潛力，比如養老服務有利於全社會消費擴大，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崛起為消費帶來增長空間。

李稻葵認為，我國居民消費正在起步，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近年來有所上升，是經濟發展的一個亮點。「下一步應主要啟動中低端消費需求，隨著工資不斷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可進一步拉升消費。」

【數據五】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2%左右：有利於調結構防風險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2％左右，而2014年這一目標是13%，實際增長12.2%。截至2014年12月底，廣義貨幣(M2)余額122.84萬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M2預期增長12%左右的目標是適度的、合理的。「市場上老有一個誤區，就是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手段，當成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貨幣政策取向沒有變，央行一直在執行中性的貨幣政策。」

今年1月份M2（廣義貨幣）增長10.8%，這是1986年12月以來的新低。去年11月和今年2月，央行兩度下調的存貸款基準利率，目的在於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支持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數據六】財政赤字1.62萬億元：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更積極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1.62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700億元，赤字率從去年的2.1%提高到2.3%。

「赤字規模與赤字率的上升是今年嚴峻財政收支形勢下的必然表現。」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賈康說，這也是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的要求。

「赤字規模和赤字率都還明顯處於安全區之內，不會產生過大風險。」賈康說，所增加的財政投入將更注重用於「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的支出安排中。

如何使「錢少」還能「多辦事」「辦好事」？賈康建議：「要在適當增加地方政府『陽光化』債務舉借規模的同時，大力促進發揮民間資本、社會資金作用的PPP機制創新。」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辜勝阻說，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將審查討論預算報告是否把錢花在「刀刃」上。

【數據七】能耗強度下降3.1%以上：完成「十二五」目標無懸念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能耗強度下降3.1%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繼續減少。

辜勝阻說，2015年節能減排目標與去年持平，這說明一方面順利完成「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已經沒有懸念，另一方面也考慮到當前GDP增長面臨下行壓力，有利於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平穩推進。

2014年我國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年度任務順利完成，但當前減排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辜勝阻說：「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強化節能減排硬約束，努力加強大氣、水、土壤等生態環境治理。」

白重恩建議，通過鼓勵新能源、綠色服務業等發展帶動節能減排目標完成，在實現環境有效改善的同時為宏觀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

【數據八】進出口增長6%左右：新的開放戰略增添動力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外貿進出口增長6%左右，這一數字低於去年7.5%的預期目標，高於3.4%的實際增速。

「外貿預期增速下調與當前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相適應，也表明中國正在擺脫靠出口、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尋求更加持久穩固的增長動力。」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表示。

過去3年外貿進出口預期指標都沒有完成，說明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貿易形勢復雜嚴峻。今年以來我國外貿依然壓力較大，1月份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10.8%。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2015年實現外貿平穩增長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不過也不必過於悲觀。蔡繼明說，盡管國際市場需求疲軟、我國低成本優勢不斷削弱、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但中國正在施行的開放型經濟大戰略，將為外貿發展與轉型增添持久動力。「比如『一帶一路』戰略將成為中國與廣大新興國家貿易融合的大平台。」

【數據九】新增城鎮就業1000萬以上：經濟減速就業不「減碼」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與去年目標持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比去年提高0.1個百分點。

「面對經濟放緩的現實，新一屆政府全力穩定就業、促進就業的態度鮮明。」辜勝阻說，「隨著經濟總量增加、經濟結構優化，中國經濟不用維持過高速度就可以保證一定的就業增長。」

數據顯示，2014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48.2%，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中國經濟正逐步從製造業主導向服務業為主轉型，整個經濟運行對就業的承載能力正在加強。

「近年來出台的一系列鼓勵創業創新措施將在2015年發揮更大的作用。」辜勝阻說，新設立的企業大多屬於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吸納就業人數多、成長性強，是中國經濟增長新的支撐力量。

【數據十】再減貧1000萬以上：補齊全面小康的短板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

現在距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只剩下不到6年時間，但我國仍有7000多萬人口需要脫貧。「今年國家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國家財力緊張，但政府對減貧任務絲毫沒有減碼，讓我們這些貧困地區的人感到很溫暖。」來自雲南的人大代表鐵飛燕表示。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6億多人口脫貧。但受歷史、自然條件、社會等因素影響，貧困狀況依然十分嚴峻。14個連片特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六成，還有數千個村不通電，近10萬個村不通水泥瀝青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是貧困地區，必須補齊這塊短板。」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說，「目前我國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艱苦的地區，扶貧工作進入『啃硬骨頭』階段。」

鐵飛燕表示，扶貧不是國家給點錢、發點米那麼簡單，關鍵是要創造條件讓貧窮地區的百姓自力更生謀發展。「當前對雲南來說，扶貧的關鍵在於改善交通。」

H. 林毅夫什麼原因導致中國錯過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為何沒有首先發生在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此即韋伯提出的疑問。
這個疑問被李約瑟歸納為如下的兩難問題：為何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技遙遙領先於其他
文明？為何在現代中國不再領先？

對此，有很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種被廣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說認為，中國技術創新的停滯緣自人地比例的失調，在前現代社會中國先進的社會經
濟制度和科學技術使得中國達到了很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然而由於儒家文化重視以男性
為主的傳宗接代倫理思想使得中國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較快增長和膨脹使得人
均耕地不斷下降，勞動力越來越便宜，對勞動替代型技術的需求隨之減少，因而盡管14
世紀中國已接近工業革命門檻，但「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節約人力的裝
置了」。同時，人均剩餘因為人均耕地下降而減少，也使得工業化所需的積累不足。相
較之下，歐洲則由於人地比例合理，擁有未加利用的經濟潛力，當知識積累足夠沖破工
業革命大門時，「節約勞動的需求仍然十分強烈」，且還存在大量農業剩餘可供積累。

但是，上述假說的內部邏輯是有問題的，因為人口增長、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勞動力
相對便宜和人均剩餘減少，是以技術不變或進步極端緩慢這個解釋變數自身為前提的，
否則在技術不斷創新、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前提下是難以出現的。進一步地，經
驗證據也並不支持這個假說，雖然在12世紀前確有許多節約勞動的農具發明，而後則寥
寥無幾，但是在14、15世紀和17世紀中葉人均土地擁有量顯著高於11世紀，按這個假說 ，
這些時候對勞動替代技術的需求應更強烈，人均剩餘也應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開國後，
天下太平，更應如此。可我們只看到人口的增長，而非節約勞動型技術創新的不斷涌現。
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紀初，勞動力資源依然並不寬裕，尤其在南方灌區，
農戶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數量已經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節約人力的裝置了」的論斷難
於成立。而且14世紀後中國技術創新並未完全停滯，在14-20世紀初，仍有許多新發明出
現。

既然14世紀後中國的技術創新並未完全停滯，為何與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後了呢？
關鍵的事實在於，14世紀後中國技術創新有所減緩，而西方在18世紀工業革命後的技術
創新則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較快水平。為什麼會這樣？我個人的看法在於技術發
明方式的轉變。

不管在前現代社會或是現代社會，技術發明的機制本質上都是依靠「試錯和改錯」。
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國或是西方世界，新技術的發明一般來自於
直接從事生產的工匠或是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偶然的偏離常規方式的試錯的結果而發現。
到了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首先轉為發明家有意識的「試錯和改錯」的實驗
的結果，到了19世紀以後，發明家的實驗則更進一步轉為在現代科學引領下的實驗。

在工業革命前以工匠和農民的經驗為主要來源的技術發明，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
而非發明者有意識的、具有經濟動機的活動的結果，其創新主要依據經驗對現有技術作
小修正而產生（Musson，1972）。從概率的意義上，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越大，各類發
明者「試錯和改錯」的實踐經驗越多，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水平也
就越高（Simon，1986）。中國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並不是最為肥沃的，但
是，地形西高東低，太平洋季風帶來的雨水集中在光熱條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國的土
地在適合的工具和技術條件下，能夠種植可以供養人口數量較多的高產糧食作物（Temp
le，1986），因此，中國的人口總量自古以來一直遠高於歐洲，這種人口數量使得中國
在技術發明上具有優勢。但是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發明方式，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
提高，技術發明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終將趨於
停滯。

歐洲在前現代社會由於人口規模相對中國為小，工匠和農民的數量和相伴隨的生產
實踐的經驗也相對較少，因而在前現代社會的經驗型技術創新中處於劣勢。但是在15、
16世紀的科學革命後，實驗方法被廣泛運用（Mathias，1972），「試錯和改錯」的次數
不再局限於具體的生產實踐，因而大大增加。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科學和技術的結合日
益緊密，特別到19世紀中葉，科學已在技術發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
9），使得技術發明遭遇到瓶頸時，能夠經由基礎科學研究的努力，增加對自然界的認識
，打破技術發明的瓶頸，擴展新技術發明的空間，而使得技術創新的不斷加速成為可能
（Kuznets，1966）。

到了18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漸轉變為「為發明
而發明」。這種有針對性的實驗活動，代價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經濟考慮，從這個
意義上說，歐洲保護私有財產權和商業利益的制度可能確有利於這種實驗型的技術創新
活動。但是，如果沒有15、16世紀的科學革命，使得技術發明在碰到瓶頸時可以利用科
學來打破瓶頸，那麼，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轉為以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給西
方帶來的技術發明優勢將會是一次性的，西歐在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迎來一段時間的技
術發明的速度加速以後也應該會像其他文明一樣，技術發明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漸趨停滯
。所以，真正使得中國從長期領先迅速轉變為近代的落後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學革命沒有
發生在中國，卻在15、16世紀時發生在歐洲。

I. 怎樣應對當前經濟增速下滑 林毅夫

中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連續十八個季度的增長減速，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續時間長達四年多的增長減速是不曾有過的。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發展的前景有很多憂慮。尤其在國外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由於中國經濟體制內部的結構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內因要解決起來相當不容易，因為涉及到結構性改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很難推行。

按照這種判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可能會使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從而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當然這是比較極端的，但對中國的前景非常憂慮的人還是不少。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拿發達國家的標准來看，一定有體制的落後性。中國還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必然也有體制的扭曲性，這兩點都不能不承認。從標準的理論來看，體制的落後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可否認，其體制機制必然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我個人認為，從2010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長速度下滑，更多是由於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最明顯的理由是：我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個時間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變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們一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厲害，總不能說因為中國的體制機制問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連帶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來看，同樣是金磚四國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長速度，2011年接近崩盤了，2.7%。2012年完全崩盤，只有0.9%的增長，2013年才恢復到2.2%。增長的態勢和我們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嚴重，同樣不能說因為我們的體制機製造成中國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厲害。

新興市場經濟體有這樣那樣的體制和機制問題，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像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長，2013年恢復一點，不過是2.8%。既然是高收入經濟體，照理說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非常少，但韓國的表現情形跟我們完全一樣，下滑的幅度也比我們厲害。

新加坡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現在亞洲地區唯一人均收入超過美國的國家，也是二戰之後，少數幾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並超過美國的國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長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盤，1.3%。2013年恢復到3.7%。從這些高表現經濟體來看，它的發展態勢和我們一樣，而且下降幅度比我們厲害。

全球經濟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夠真正解釋這些國家2010年以後的增長表現的，一定是某些共同的外因。只要我們冷靜思考，也不難理解。

原因正在於，自2008年的國際經濟危機發生之後，發達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美國是這樣，歐洲更是這樣，日本則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一直很疲軟，2012年實行了安倍經濟學，但實際上到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實體經濟的增長也沒有恢復過來。這些高收入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佔世界GDP將近50%。前面提到的這些中等發達國家、高表現國家，出口都相當重要，以致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這一駕跑慢了。

第二駕馬車是投資，所有的國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都採用了積極的財政擴張政策去支持投資。那些項目經過四五年，已經普遍建成。如果沒有新的項目跟上，外部環境又不好，投資增長率一定下滑，第二駕馬車也跑慢了。

第三駕馬車是消費，中國的消費在所有國家中還是最強勁的，所以我們維持了7%以上的增長速度，表現得比它們要好。它們的消費增長都比我們慢，所以下滑得比我們多。

我堅持20年8%的增長潛力。

既然增長減速是外因引起的，我們怎麼應對。這涉及對未來增長潛力的判斷，還要根據未來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實際可動員的條件而定。為什麼其他專家對潛在增長力的普遍看法和評價比我給出的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觀論點是中國連續35年9.8%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其他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東亞奇跡那些，通常是2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降到7%以下，認為我國已經高速增長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從二戰以後的歷史經驗看，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1.1萬美元以後，經濟增長速度都會下降，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這樣，我國也不會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觀點，理由主要是經濟要持續增長，一定是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都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發明，怎麼發明？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所以，100多年來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維持2%的增長，加上人口增長，不到一個百分點，經濟大約維持3%的增長。

發展中國家有技術借鑒、引進、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成本和風險小多了。從一些表現好的國家來看，依賴後發優勢經濟增長可以達到7%，甚至更高。我們的潛力已經用了35年，後發優勢還有多大？後發優勢還有多大不在於已經用了的35年，也不在於絕對的收入水平，實際要看的是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的差距有多大。

怎樣衡量一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我認為有一個不是很准確但相對比較好的指標，就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產業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際上反映了勞動生產率跟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術、產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這個差距越大，後發優勢的潛力越大。

也就是基於這一個原因，我不同意用絕對收入水平來衡量增長潛力。同樣是按照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的1.1萬美元，德國是在1967、1968年達到的，那時候德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是美國的65%；日本是1971年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60%；韓國、中國台灣等，是在90年代中達到的，當時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左右。

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只有美國的21%，即使我們達到1.1萬美元時也達不到美國的30%。同樣的絕對收入水平，與高速增長的國家比起來，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要大得多，這就代表我們的後發優勢也大得多。

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實現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間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到1987年，20年間平均每年8.6%的增長；中國台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間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間平均每年7.6%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國比較只有21%的時候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

它們既然能夠實現，對我們來說也就是有這個可能，從2008年開始，中國應該有20年8%增長的潛力。

實現8%經濟增長的條件

有了這樣的增長潛力，未來幾年的增長目標。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對外出口和外需，在未來一段時間很可能會增長得比較緩慢。發達國家要進行結構性改革，恢復到2008年危機發生前的正常經濟增長狀況，可能會比較難，這是因為過去一般金融危機只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應對政策建議和措施是：進行結構性改革，貨幣貶值，和短期援助。結構性改革要求減少福利、減少開支，金融去杠桿，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會減少投資減少消費，經濟增長會放緩，失業會增加。於是就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來對沖。

貶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時間，於是就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一筆貸款援助，讓它渡過短期的難關。以貶值來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現在不能用，因為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它們的產品在國際上競爭，誰想用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給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必然導致競爭性貶值，結果誰都難於用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經濟會長期比較疲軟，失業水平高，收入增長慢，需求增長也就會慢，影響到我們出口的增長。因此，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只能更多地靠內需。

我國擴大內需的條件比較好。從投資的角度來說，我國的產業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不斷升級，即使現在的產業都產能過剩，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好的投資機會多。基礎設施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國這些年基礎設施做得不錯，但大部分是一個城市連接另一個城市的，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相有許多瓶頸。第三個是環境保護，環境改善也需要投資。還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資。這些都是有相當好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回報的投資領域，這是中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差異。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疲軟了，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他們的產業已經在世界前沿；基礎設施相對完善，雖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環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經濟一疲軟，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進行投資，這一點我們也是相對好的。各級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間，有人說比較接近50%，但也就是這樣，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的情況比，我們的情況好多了。

國外的財政赤字通常是用來支持消費的，我們的財政赤字則主要是用來投資的，形成了資產，我們的赤字又都是內債而不是外債，所以，我們財政狀況是比較好的。同時，我國的民間儲蓄也比較高，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左右。

另外，搞投資不僅要國內有資源，還要有外匯進口原材料機器設備、技術等等，我國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資源充足是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在投資的資源上經常受到財政赤字相當高，民間儲蓄低，外匯儲備不足等限制。

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從投資拉動改變成消費拉動，這個看法我不太贊成。我認為，我國還是必須利用有利條件，以能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投資為基礎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投資會創造就業和增長，有了就業，消費就會增加。項目建成了以後，生產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這樣才是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將目標定在7.0%～7.5%。

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時間提出在明年和「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合適目標是在7.0%～7.5%之間。之所以這么定，是因為有8%的增長潛力，而且啟動內需的條件相對而言又比較好，不管是投資的領域還是投資的資源。如果能達到這樣的增長水平，就業問題會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也有利於金融安全。

李總理提到，我國的經濟工作不是一味考慮增長率，更要關心的是收入增長和就業率。現在就業率看起來還可以，但是要考慮到一點：一般企業即使在短期內經濟增長放緩，盈利狀況比較差，但如果對未來的預期看好，也不會隨意解僱工人。但如果在對未來的增長不看好、企業又不盈利的情況下，那可能就會突然破產，失業率一下就會快速增長起來。所以，把增長目標定在7%以上，對維持就業狀況是有好處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慮。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降得太厲害，由於企業大部分投資依靠銀行貸款，所以除了可能突然造成大量的失業以外，銀行的呆賬、壞賬也可能會突然間大量增加。7.0%～7.5%之間的一個中高速的增長速度對穩定就業、穩定金融是有幫助的。

7.0%～7.5%的增長速度也比較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僅就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而言，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那麼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長速度就夠了。

但是第二個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們的人口增長速度大約是0.5%，所以加起來是7.3%。增長的目標訂在7.0%～7.5%之間，外部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增長速度比較接近7.5%，外部經濟比較差的時候增長比較接近7%，這樣未來六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就會接近7.3%，有利於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

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

上述僅就有利的投資條件和增長潛力而言，要實現7.0%~7.5%的中高速增長目標也必須解決一些體制、機制問題，尤其是那些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的問題。最主要的是什麼？收入分配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讓中低收入者不滿；環境問題大家都不高興，高收入人群更不高興，這樣造成大家都不高興。

環境問題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看。我們的環境有改善的空間，但環境問題主要與我們正處於發展階段有關。目前我們還是在製造業為主的階段，和以農業或是服務業為主的階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會比較高，高收入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我們大概也不能跳過去。

當然，現在的技術比過去好，如果再加上環境執法到位，環境問題可以得到部分緩解。只有進入了高收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決的資源也比較多，環境問題才能夠根本解決。

收入分配和腐敗的問題的產生，最主要是由於我國的改革是以雙軌漸進的方式進行。為了保護補貼那些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大型企業，轉軌過程中在要素市場上保留著很多扭曲的做法。

這些做法包括：採用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實行金融抑制，人為壓低利率；資源稅費實行低價；再加上有些行業的壟斷。這補貼了一些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過去都是國有企業，現在還包括不少民營企業。保護補貼導致的結果一方面惡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尋租、腐敗行為。

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那就是要與時俱進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這些制度扭曲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些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但我們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很多過去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已經有了自生能力，過去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了錦上添花。

所以應該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場方面的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把保護補貼的價格扭曲消除掉，這樣就能夠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較好地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問題。

要挖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除了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體系之外，還要讓政府發揮有為的作用，這樣才能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同時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潛力。

經濟發展本身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必須對第一個吃螃蟹的先行者給予風險和外部性的補償，並且不斷地完善各種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政府必須在這兩方面扮演積極有為的角色。這些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場和政府發揮好的作用的要義。

現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難

最後，想特別強調一點，當前存在的問題固然很多，但是以我參加中國改革討論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好像每一年都是如此。過去已經解決的那些問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比較容易的，總覺得現在的問題比過去還要難。不過，在過去二十幾年中，我們也沒有哪一年覺得輕松過。其實，每一年都很不容易，舊的難題解決了，又總會有新的問題。

面對新的問題，我們還是必須以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的態度去面對，要了解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解決這些問題的有利條件是什麼，現在不能克服的困難是什麼。同時還要挖掘有利的條件來推動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了以後又可以創造條件來解決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以國有企業的改革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們如果不是用漸進雙軌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一定是陷入與蘇聯東歐相似的情形，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出於國防安全考慮，又不能沒有那些大型企業。

為什麼今天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敢跟歐洲、美國叫板，就是因為它有那些國防產業。在過去那些國防產業是國有的，現在是八大壟斷集團擁有的。根據各種經驗研究發現，俄羅斯給那八大壟斷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比原來還多，但效率實際上更差。

我國的國有有企業當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對國有企業的那些保護補貼的原因是什麼。很多人認為它是國有，但是從《中國的奇跡》一書的分析可以看到，過去國有企業主要的問題是有政策性負擔，包括戰略性負擔和社會性負擔，如果不消除這兩個負擔，國有時沒效率，就是民營了也同樣會沒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補貼，有政策性補貼的狀況之下，實際上民營時的尋租積極性可能高於國有時的積極性。

現在的狀況變了，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已經從違背我國的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大型企業從沒有自生能力變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負擔沒有了，所以，政策性補貼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來應該不會比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難，要怎樣進行？還是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一些現有的理論框架來往上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J. 中國要是基建搞完了該怎麼繼續發展

我國被稱為"基建狂魔"這個外號，是近年間才興起的，源於近年來中國一系列大規模基建建設和超級工程。

1、公路上

2005年-2017年，中國高速公路新增7萬多公里，通車總里程達12.3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美國第二10.302萬公里，加拿大第三1.7萬，緊隨其後的是西班牙1.47萬公里、德國1.297萬公里、日本1.152萬公里、法國1.146萬公里、義大利0.672萬公里、韓國0.57萬公里、俄羅斯0.45萬公里。

2、鐵路上

中國鐵路里程12萬公里，世界排名第二。雖然中國鐵總里程與美國差距很大，但是中國高鐵占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高鐵也一條一條的開通。高鐵規劃的四縱四橫已經完成，八縱八橫正在火熱進行。



3、鋼鐵上

當今的現代文明，主體是建立在鋼鐵和水泥之上的，一個國家如果連鋼鐵水泥都不能生產，工業化和發展經濟便無從談起。

2015年全球粗鋼產量由2005年的11.5億噸增加至16.2億噸，增長4.7億噸，增幅為41.4%。同期，中國粗鋼產量由3.6億噸增加至8.0億噸，增長4.5億噸，增幅高達125.9%。2015年印度粗鋼產量也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排名第三粗鋼生產國。

4、水泥上

2015年全球水泥產量為41億噸。2005年全球水泥產量為23.1億噸，十年來全球水泥產量增長了近一倍。從水泥產量排名來看，2015年全球主要國家水泥產量排名前十國家分別是中國、印度、美國、土耳其、巴西、俄羅斯、印度尼西亞、伊朗、朝鮮和越南。

5、技術上

在世界橋梁業流傳這樣一句話：世界橋梁建設20世紀70年代以前看歐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紀看中國。目前世界上所有高難度、創紀錄的橋梁，大部分由中國建造。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高的5座橋梁全在中國。在已建成或在建的最高橋梁排名前20位中，外國橋梁只佔5座，中國則「霸佔」了15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