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創造社文學會魯迅

⑴ 魯迅先生有哪些名篇

魯迅自1907年開始文學活動，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間留下700多萬字的著作、譯作，加上日記和書信約1000萬字以上。他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兩本：《吶喊》、《彷徨》；歷史小說集一本：《故事新編》；散文詩集一本：《野草》；回憶往事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計35萬字。魯迅的主要精力用於雜文創作，共出雜文集16本，計有：《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等，雜文創作在他一生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雜文近700篇，約135多萬字，佔全部創作的80%，歷時18年。他整理、輯錄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五本：《嵇康集》、《會稽郡故書雜集》、《小說舊文鈔》、《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論著兩本：《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以上共約80萬字。翻譯、介紹10多個國家的長、中篇小說和童話九本，短篇小說和童話78篇，戲劇兩本，文藝論著8本，短篇論文50篇，以上共約310多萬字。陸續發現的未收進集子的文稿約有60多萬字。魯迅接待過大約500多名來訪的青年，親手拆閱了約1200個青年給他的來信。他親自回信約有3500多封，現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約80萬字。他從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記（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數統計。此外，魯迅所編輯的報刊、雜志、叢書約40種，為青年作者寫序或跋的書約50多種，為青年校閱、編選和介紹書稿有54種。魯迅病逝後，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計20卷。新中國成立後，出版《魯迅全集》分為作品集10卷，譯文集10卷，日記2卷，書信集1卷。魯迅的許多作品曾被譯為英、日、俄、法、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成為我國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作家。魯迅在我國文壇上堪稱前無古人、後世之師的曠代巨星。關於魯迅雜文集的命名魯迅的雜文集，自行編稿並擬集名的，計十四本。這些雜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語，或拆字，詼諧風趣，警辟深沉，諷刺強烈，揭露深刻。關於雜文集的命名，魯迅編集時大多自行作過解說。

魯迅的作品名稱大都與當時的寫作歷史背景密切相關，且含義十分深刻。

《吶喊》：《吶喊》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寫於1918——1922年「五·四」運動前後，魯迅說他「吶喊」幾聲，目的在於慰藉那些斗爭中「賓士的猛士」，使他們勇敢直前。作者創作《吶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賓士的勇士，使他不悼於前驅。他應《新青年》編委的約請，「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又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

《彷徨》：《彷徨》寫於「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陣營分化的時期。原來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人，「有的退隱，有的高升，有的前進」，魯迅當時象布不成陣的游勇那樣「孤獨」和「彷徨」。《彷徨》表現了他在這一時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後來在《題〈彷徨〉》一詩中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 ，荷戟獨彷徨。」這便是題名《彷徨》的來由。他在《彷徨》書扉頁上引用《離騷》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摩羅詩力說》：論文《摩羅詩力說》中「摩羅」，梵文音譯，「天魔」之意，歐州稱為「撒旦」。本來是有些人對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詩人拜倫的稱呼，後來「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所謂「摩羅」詩人也就是造反詩人。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費厄潑賴」，是英語fairplay的音譯，原為體育比賽或其它競技所用之術語，意為：光明磊落的比賽，不要用不正當的手段，而林語堂、周作人就把競技比賽的規則搬到政治舞台上來。這里轉意為：對敵人要講寬大，不要窮追猛打。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三味書屋：是清末紹興城裡著名私塾。魯迅12歲在這里求學，塾師是壽鏡湖老先生。三味書屋，是三長間的小花廳，本是壽家的書房。壽鏡吾老先生在此坐館教書長達六十年。 「三味書屋」之味：魯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面所提到的「三味書屋」，在浙江紹興城內魯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魯迅先生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那麼，為何叫「三味書屋」呢？原來，「三味」取自「讀經味如稻、梁，讀史味如餚饌，讀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醬）」的古語。其大意是：讀四書五經之類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讀史記味如喝美酒吃佳餚：讀諸子百家之類的書，味如醬醋（好比烹調中的佐料一樣）。「三味書屋」的橫匾是清代乾嘉年間的著名書法家梁山舟書寫的。當時，匾的兩旁還懸掛著這樣一副木刻的對聯：「至樂無聲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讀書。」《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三味」是指：讀經典像吃主食；讀歷史像吃菜餚；讀其它像加調料。關於「三味」：魯迅的私塾老師（三味書屋）壽鏡吾老先生的後人說，「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當老百姓，不去當官做老爺；「菜根香」就是滿足於粗菜淡飯，不嚮往於山珍海味的享受；「詩書滋味長」，就是認真體會詩書的深奧內容，從而獲得深長的滋味。

《墳》：《墳》雜文集，寫於1907年——1925年間，魯迅之所以要出版這些舊文，是因為「有人憎惡著」；同時也作為生活一部分的痕跡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戀」。

《熱風》1925年11月編定。關於集名，魯迅解釋道：「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熱風》收1918年至1924年雜文，編集時，魯迅對現狀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熱風」作喻，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熱烈願望。

《華蓋集》1925年12月編定。《華益集續編》1926年10月編定 。分別收1925、1926年來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解釋集名道：「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魯迅寓居北京時期，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與文化幫凶的攻擊，可謂運命多舛，釘子常碰：「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頭」。以「華蓋」作集名，幽默風趣之中，「無非藉此釋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詩中「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可與集名印證。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自從有了《野草》才真正為現代散文詩奠定了基礎。《野草》是魯迅的一部散文詩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魯迅所有作品中最難懂的一部。之所以難懂，主要是因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獨特的藝術手法。《野草》題目的含義，野草的花、葉不美，但很頑強生長的野草，來比喻自己寫的這23篇作品，也可以說把自己的作品比喻為野草，也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含義。《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詩，後者是小說。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魯迅創作的以回憶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寫於1926年6月至11月間，最初以《舊事重提》為總題目發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編訂成書時，改名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題目意義：「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意思」。據魯迅說：「《朝花夕拾》的文章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朝花夕拾》是關於魯迅生平史實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早年魯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魯迅先生無心作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朝花夕拾》回憶散文集（原名《舊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後回憶青少年時期的往事之意。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1907年至1925年雜文。魯迅初期雜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魯迅說「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作者十餘生間的雜文，喻其為「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些話，道出了《墳》的命名意圖。

《答有恆先生》：雜文《答有恆先生》寫於1927年9月4日，有恆，即時有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回信，它既是魯迅世界觀轉變的明顯標志，又是他更深入、更執著地進行社會批判的進軍令。《答有恆先生》代表魯迅的思想達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恆先生》的發表為當時的思想文化界樹起了一面標志著堅持革命繼續的旗幟。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魯迅編訖《華蓋集續編》時，作過一首揭露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的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該集收1927年雜文。後來，魯迅說過：「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三閑集·序言》）作者將兩年前的詩移來「作為一九二七年雜感集的題辭」，寓意極深。「而已」，這個燃燒著諷刺烈火的書名，正表示著對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的強烈揭露與深沉悲憤。

《二心集》：《二心集》作於1930年左右，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革命文藝的鎮壓，對魯迅更是造謠污衊，還編《文藝貳臣傳》攻擊他。魯迅承認自己是統治階段的「貳臣」，並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書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 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載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惡毒攻擊魯迅「為了盧市」「被共產黨屈服」，文章描摹魯迅既受反動文人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指責的處境，以「貳臣」奚落諷刺之。魯迅反擊道：「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這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主子。魯迅公開宣告：「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對反動統冶者懷著「攜貳」的心思，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雜文。

《三閑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雜文。1928年，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革命文學論爭。創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日《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魯迅也確認，創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可見，《三閑集》的命名脫胎於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

《南腔北調集》：《南腔北調集》雜文集，寫於1932——1933年間。當時，上海有人對魯迅進行百般污衊和惡毒攻擊。說他說話口吃和用語南腔北調。魯迅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軟的蘇台，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是指他說話決不迎合反動派，不討好那些無聊文人，而是「橫眉冷對千夫指」。

《華蓋集》：《華蓋集》「華蓋」為星名。星相學家說，和尚交華蓋運，是成佛的好運。「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只好碰釘子。」魯迅在《自嘲》詩中也說：「運交華蓋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藉此來說明自己收在《華蓋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礙，經過艱辛斗爭才得到發表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反動派的憤滿之情。

《偽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雜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並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涉及時事，或遭刪節，或不能發表。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並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4年2月編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寫道：「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諷刺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魯迅的話表明了他不願隨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討好反動派的無聊文人的品質。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託著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該集收1932至1933年間雜文。

《准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為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1933年5月始，反動派對《自由談》壓迫日緊，於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這以後，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也就是說，是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雲」之實，從春風秋月中談出政治風雲來。所謂「准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生命的最後三年中，寫了《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後一本是他逝世後由許廣平（許廣平於1898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廣東一戶漸趨沒落的仕宦之家）編輯。《且介亭雜文》是於1934——1936年間寫成的雜文，共三本。當時魯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陰路亭子間，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之意。《且介事雜文》（二集、末編）1935年12月編定。三本雜文集分別收1934年、1935年、1936年雜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書：「記於上海之且介亭。」魯迅當時住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間」的意思。《且介亭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雜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不無微詞。魯迅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即指此事。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分，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魯迅已經生命垂危，當時任《譯文》雜志主編的黃源前來看望，並訴他托他在《譯文》刊登的廣告登出來了。這則廣告是《介紹〈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魯迅為瞿秋白烈士所編的一部譯文集，他還用了「諸夏懷霜社」的名義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意即全中國都懷念瞿秋白。沒想到，這則廣告竟成為魯迅先生一生中最後看過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就不幸與世長辭了。

⑵ 魯迅沒有參與哪個社團組織

【創造社】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是中國現代文學團體。1921年7月由留學日本歸來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⑶ 大文豪魯迅出殯，當時大多文人都去了而郭沫若為何沒有去

魯迅去世的時候，郭沫若正在日本，路太遠，那時的交通哪裡有現在如此的發達，回來實在不方便。再加上，郭沫若得到消息時比較晚，竟然是看日本當地的報紙，才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據說，郭沫若從報紙上看到魯迅去世的消息後，非常難過，痛哭流涕。

⑷ 革命文學論爭的大致過程及其對魯迅的影響

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交鋒，也是新舊報刊對話語權威的爭奪。革命文學陣營對「新」的普遍追求和對「舊」的普遍厭棄，使得論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表現為新舊報刊之間的對峙。隨著《大眾文藝》等刊物紛紛刷新改版，報刊編輯、發行上的新陳代謝也反映出革命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和深入。

毋庸置疑，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來看，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都是一場堪與「新文學」論戰等量齊觀的文壇大事件。不過，其過於復雜的歷史構成也使得任何一種簡潔明快的敘述企圖終會落空，尤其是當文學史被還原為「文學的可能性的歷史」時，那種只從文學內部來闡釋「革命文學」論戰的嘗試已經越來越讓人生疑。如果考慮到論爭產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捲入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報刊的事實，那麼，我們不妨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將這場具有重要文學和政治意義的論戰描述為一場「報刊之戰」。其實在論戰漸入高潮時，像鄭伯奇這樣的革命文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論戰與報刊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國文壇有兩個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很可喜的現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關於革命文學的全文壇的論戰」。正是這種一體兩面的共生關系，讓我們有可能從報刊之間的對峙、競爭、轉化和趨同中去透視論戰各方的復雜關系。
1928年1月15日，後期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創刊，其激進的文學態度和政治立場讓它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爆發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這個刊物從醞釀到正式出版卻經歷了一次頗為戲劇性的逆轉。在最初的計劃里，創造社是想與魯迅、蔣光慈等結成同盟，「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這里所謂「共同辦一個刊物」，乃是指「復活」曾名動一時但已停刊許久的《創造周報》。這一計劃得到了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支持，卻遭到成仿吾和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的激烈反對。爭執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據上風，迫使創造社放棄復刊《創造周報》轉而新辦《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創刊伊始即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蔣光慈等原計劃里的「同志」，以四處出擊的方式直接點燃了這場「全文壇的論戰」。
因此，從《創造周報》到《文化批判》，一個出版計劃的改變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團的聚散離合以及整個文壇格局的分化重組。與此同時，是復活一個「舊」雜志還是創辦一個「新」雜志，取捨之間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動時革命文學家對「新」與「舊」的普遍態度。郭沫若說：「至於《創造周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為大家的意思以為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也就是說，一個雜志身上往往凝聚著某種事關重大的時代意義。時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雜志」與之適應。那些過去時代的雜志即便曾經震動一時，但時過境遷，已「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的成仿吾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上為上部建築之一」，因此，「我們要研究文學運動今後的進展，必須明白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而這個「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各個的細胞在為戰斗的目的組織起來，文藝的工人應當擔任一個分野。」雖然正是創造社「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使「文學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運動幸而保持了一個分野」，但無論如何，創造社畢竟還是「代表著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 這樣看來，在一個已經邁向「革命文學」的時代里，去復活一個代表著「文學革命」時代輝煌的《創造周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反動」的。相反，對於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則深信它作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將「在新中國的思想界開一個新的紀元」。《文化批判》一創刊也的確處處以「新」標榜。成仿吾們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詡為「一種偉大的啟蒙」，而且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 為了讀者能盡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新辭源」欄目，每期登載對諸如奧伏赫變、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等這類「新術語」的釋義。
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既是不同文學觀念的交鋒，也是新舊報刊對話語權威的爭奪。革命文學陣營對「新」的普遍追求和對「舊」的普遍厭棄，使得論戰雙方的立場差異往往表現為新舊報刊之間的對峙。隨著《大眾文藝》等刊物紛紛刷新改版，報刊編輯、發行上的新陳代謝也反映出革命文學運動的逐漸展開和深入。

【關鍵詞】 革命文學/論戰/報刊/新舊之爭

毋庸置疑，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來看，1928年爆發的「革命文學」論戰都是一場堪與「新文學」論戰等量齊觀的文壇大事件。不過，其過於復雜的歷史構成也使得任何一種簡潔明快的敘述企圖終會落空，尤其是當文學史被還原為「文學的可能性的歷史」① 時，那種只從文學內部來闡釋「革命文學」論戰的嘗試已經越來越讓人生疑。如果考慮到論爭產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捲入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報刊的事實②，那麼，我們不妨從文學生產的角度將這場具有重要文學和政治意義的論戰描述為一場「報刊之戰」。其實在論戰漸入高潮時，像鄭伯奇這樣的革命文學家就已經意識到了論戰與報刊之間的密切關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國文壇有兩個最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很可喜的現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關於革命文學的全文壇的論戰」③。正是這種一體兩面的共生關系，讓我們有可能從報刊之間的對峙、競爭、轉化和趨同中去透視論戰各方的復雜關系。
「新」與「舊」的對峙
1928年1月15日，後期創造社的機關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創刊，其激進的文學態度和政治立場讓它成為「革命文學」論戰爆發的重要標志之一。然而，這個刊物從醞釀到正式出版卻經歷了一次頗為戲劇性的逆轉。在最初的計劃里，創造社是想與魯迅、蔣光慈等結成同盟，「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④。這里所謂「共同辦一個刊物」，乃是指「復活」曾名動一時但已停刊許久的《創造周報》。這一計劃得到了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支持，卻遭到成仿吾和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的激烈反對。爭執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據上風，迫使創造社放棄復刊《創造周報》轉而新辦《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創刊伊始即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魯迅、蔣光慈等原計劃里的「同志」，以四處出擊的方式直接點燃了這場「全文壇的論戰」。
因此，從《創造周報》到《文化批判》，一個出版計劃的改變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團的聚散離合以及整個文壇格局的分化重組⑤。與此同時，是復活一個「舊」雜志還是創辦一個「新」雜志，取捨之間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動時革命文學家對「新」與「舊」的普遍態度。郭沫若說：「至於《創造周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為大家的意思以為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說，一個雜志身上往往凝聚著某種事關重大的時代意義。時代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雜志」與之適應。那些過去時代的雜志即便曾經震動一時，但時過境遷，已「不足以為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的成仿吾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上為上部建築之一」，因此，「我們要研究文學運動今後的進展，必須明白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而這個「現在的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各個的細胞在為戰斗的目的組織起來，文藝的工人應當擔任一個分野。」雖然正是創造社「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使「文學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運動幸而保持了一個分野」，但無論如何，創造社畢竟還是「代表著小資產階級（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工大眾。」⑦ 這樣看來，在一個已經邁向「革命文學」的時代里，去復活一個代表著「文學革命」時代輝煌的《創造周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反動」的。相反，對於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則深信它作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將「在新中國的思想界開一個新的紀元」⑧。《文化批判》一創刊也的確處處以「新」標榜。成仿吾們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詡為「一種偉大的啟蒙」，而且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與表現法，初入門的人最初或者有點看不慣，但是覺悟的讀者當能耐煩去接近而理會新的思考法與表現法。」為了讀者能盡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還專門設立了「新辭源」欄目，每期登載對諸如奧伏赫變、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意德沃羅基等這類「新術語」的釋義。
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戰線,走在當時革命文學論爭的前列.從此,魯迅的文學生涯真正意義的開始啦.

⑸ 魯迅創作遺憾

魯訊作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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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宣漢縣教師進修學校 侯小青

魯迅自1907年開始文學活動，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間留下700多萬字的著作、譯作，加上日記和書信約1000萬字以上。他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兩本：《吶喊》、《彷徨》；歷史小說集一本：《故事新編》；散文詩集一本：《野草》；回憶往事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計35萬字。魯迅的主要精力用於雜文創作，共出雜文集16本，計有：《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等，雜文創作在他一生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雜文近700篇，約135多萬字，佔全部創作的80%，歷時18年。他整理、輯錄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五本：《嵇康集》、《會稽郡故書雜集》、《小說舊文鈔》、《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論著兩本：《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以上共約80萬字。翻譯、介紹10多個國家的長、中篇小說和童話九本，短篇小說和童話78篇，戲劇兩本，文藝論著8本，短篇論文50篇，以上共約310多萬字。陸續發現的未收進集子的文稿約有60多萬字。魯迅接待過大約500多名來訪的青年，親手拆閱了約1200個青年給他的來信。他親自回信約有3500多封，現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約80萬字。他從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記（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數統計。此外，魯迅所編輯的報刊、雜志、叢書約40種，為青年作者寫序或跋的書約50多種，為青年校閱、編選和介紹書稿有54種。魯迅病逝後，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計20卷。新中國成立後，出版《魯迅全集》分為作品集10卷，譯文集10卷，日記2卷，書信集1卷。魯迅的許多作品曾被譯為英、日、俄、法、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成為我國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作家。魯迅在我國文壇上堪稱前無古人、後世之師的曠代巨星。關於魯迅雜文集的命名魯迅的雜文集，自行編稿並擬集名的，計十四本。這些雜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語，或拆字，詼諧風趣，警辟深沉，諷刺強烈，揭露深刻。關於雜文集的命名，魯迅編集時大多自行作過解說。

魯迅的作品名稱大都與當時的寫作歷史背景密切相關，且含義十分深刻。

《吶喊》：《吶喊》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寫於1918——1922年「五·四」運動前後，魯迅說他「吶喊」幾聲，目的在於慰藉那些斗爭中「賓士的猛士」，使他們勇敢直前。作者創作《吶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賓士的勇士，使他不悼於前驅。他應《新青年》編委的約請，「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又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

《彷徨》：《彷徨》寫於「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陣營分化的時期。原來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人，「有的退隱，有的高升，有的前進」，魯迅當時象布不成陣的游勇那樣「孤獨」和「彷徨」。《彷徨》表現了他在這一時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後來在《題〈彷徨〉》一詩中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 ，荷戟獨彷徨。」這便是題名《彷徨》的來由。他在《彷徨》書扉頁上引用《離騷》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摩羅詩力說》：論文《摩羅詩力說》中「摩羅」，梵文音譯，「天魔」之意，歐州稱為「撒旦」。本來是有些人對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詩人拜倫的稱呼，後來「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所謂「摩羅」詩人也就是造反詩人。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費厄潑賴」，是英語fairplay的音譯，原為體育比賽或其它競技所用之術語，意為：光明磊落的比賽，不要用不正當的手段，而林語堂、周作人就把競技比賽的規則搬到政治舞台上來。這里轉意為：對敵人要講寬大，不要窮追猛打。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三味書屋：是清末紹興城裡著名私塾。魯迅12歲在這里求學，塾師是壽鏡湖老先生。三味書屋，是三長間的小花廳，本是壽家的書房。壽鏡吾老先生在此坐館教書長達六十年。 「三味書屋」之味：魯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面所提到的「三味書屋」，在浙江紹興城內魯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魯迅先生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那麼，為何叫「三味書屋」呢？原來，「三味」取自「讀經味如稻、梁，讀史味如餚饌，讀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醬）」的古語。其大意是：讀四書五經之類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讀史記味如喝美酒吃佳餚：讀諸子百家之類的書，味如醬醋（好比烹調中的佐料一樣）。「三味書屋」的橫匾是清代乾嘉年間的著名書法家梁山舟書寫的。當時，匾的兩旁還懸掛著這樣一副木刻的對聯：「至樂無聲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讀書。」《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三味」是指：讀經典像吃主食；讀歷史像吃菜餚；讀其它像加調料。關於「三味」：魯迅的私塾老師（三味書屋）壽鏡吾老先生的後人說，「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當老百姓，不去當官做老爺；「菜根香」就是滿足於粗菜淡飯，不嚮往於山珍海味的享受；「詩書滋味長」，就是認真體會詩書的深奧內容，從而獲得深長的滋味。

《墳》：《墳》雜文集，寫於1907年——1925年間，魯迅之所以要出版這些舊文，是因為「有人憎惡著」；同時也作為生活一部分的痕跡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戀」。

《熱風》1925年11月編定。關於集名，魯迅解釋道：「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熱風》收1918年至1924年雜文，編集時，魯迅對現狀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熱風」作喻，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熱烈願望。

《華蓋集》1925年12月編定。《華益集續編》1926年10月編定 。分別收1925、1926年來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解釋集名道：「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魯迅寓居北京時期，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與文化幫凶的攻擊，可謂運命多舛，釘子常碰：「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頭」。以「華蓋」作集名，幽默風趣之中，「無非藉此釋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詩中「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可與集名印證。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自從有了《野草》才真正為現代散文詩奠定了基礎。《野草》是魯迅的一部散文詩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魯迅所有作品中最難懂的一部。之所以難懂，主要是因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獨特的藝術手法。《野草》題目的含義，野草的花、葉不美，但很頑強生長的野草，來比喻自己寫的這23篇作品，也可以說把自己的作品比喻為野草，也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含義。《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詩，後者是小說。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魯迅創作的以回憶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寫於1926年6月至11月間，最初以《舊事重提》為總題目發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編訂成書時，改名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題目意義：「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意思」。據魯迅說：「《朝花夕拾》的文章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朝花夕拾》是關於魯迅生平史實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早年魯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魯迅先生無心作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朝花夕拾》回憶散文集（原名《舊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後回憶青少年時期的往事之意。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1907年至1925年雜文。魯迅初期雜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魯迅說「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作者十餘生間的雜文，喻其為「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些話，道出了《墳》的命名意圖。

《答有恆先生》：雜文《答有恆先生》寫於1927年9月4日，有恆，即時有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回信，它既是魯迅世界觀轉變的明顯標志，又是他更深入、更執著地進行社會批判的進軍令。《答有恆先生》代表魯迅的思想達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恆先生》的發表為當時的思想文化界樹起了一面標志著堅持革命繼續的旗幟。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魯迅編訖《華蓋集續編》時，作過一首揭露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的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該集收1927年雜文。後來，魯迅說過：「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三閑集·序言》）作者將兩年前的詩移來「作為一九二七年雜感集的題辭」，寓意極深。「而已」，這個燃燒著諷刺烈火的書名，正表示著對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的強烈揭露與深沉悲憤。

《二心集》：《二心集》作於1930年左右，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革命文藝的鎮壓，對魯迅更是造謠污衊，還編《文藝貳臣傳》攻擊他。魯迅承認自己是統治階段的「貳臣」，並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書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 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載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惡毒攻擊魯迅「為了盧市」「被共產黨屈服」，文章描摹魯迅既受反動文人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指責的處境，以「貳臣」奚落諷刺之。魯迅反擊道：「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這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主子。魯迅公開宣告：「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對反動統冶者懷著「攜貳」的心思，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雜文。

《三閑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雜文。1928年，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革命文學論爭。創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日《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魯迅也確認，創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可見，《三閑集》的命名脫胎於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

《南腔北調集》：《南腔北調集》雜文集，寫於1932——1933年間。當時，上海有人對魯迅進行百般污衊和惡毒攻擊。說他說話口吃和用語南腔北調。魯迅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軟的蘇台，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是指他說話決不迎合反動派，不討好那些無聊文人，而是「橫眉冷對千夫指」。

《華蓋集》：《華蓋集》「華蓋」為星名。星相學家說，和尚交華蓋運，是成佛的好運。「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只好碰釘子。」魯迅在《自嘲》詩中也說：「運交華蓋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藉此來說明自己收在《華蓋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礙，經過艱辛斗爭才得到發表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反動派的憤滿之情。

《偽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雜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並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涉及時事，或遭刪節，或不能發表。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並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4年2月編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寫道：「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諷刺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魯迅的話表明了他不願隨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討好反動派的無聊文人的品質。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託著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該集收1932至1933年間雜文。

《准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為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1933年5月始，反動派對《自由談》壓迫日緊，於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這以後，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也就是說，是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雲」之實，從春風秋月中談出政治風雲來。所謂「准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生命的最後三年中，寫了《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後一本是他逝世後由許廣平（許廣平於1898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廣東一戶漸趨沒落的仕宦之家）編輯。《且介亭雜文》是於1934——1936年間寫成的雜文，共三本。當時魯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陰路亭子間，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之意。《且介事雜文》（二集、末編）1935年12月編定。三本雜文集分別收1934年、1935年、1936年雜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書：「記於上海之且介亭。」魯迅當時住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間」的意思。《且介亭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雜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不無微詞。魯迅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即指此事。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分，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魯迅已經生命垂危，當時任《譯文》雜志主編的黃源前來看望，並訴他托他在《譯文》刊登的廣告登出來了。這則廣告是《介紹〈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魯迅為瞿秋白烈士所編的一部譯文集，他還用了「諸夏懷霜社」的名義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意即全中國都懷念瞿秋白。沒想到，這則廣告竟成為魯迅先生一生中最後看過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就不幸與世長辭了。

⑹ 評價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矛盾的批判

魯迅、茅盾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同時批評創造社作家的文藝思想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魯迅指出他們誇大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徵不可忽視；認為作家世界觀的轉換不可能突變。茅盾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同時，主張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苦悶，也批評了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基本上是一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認識還相當幼稚和膚淺，再加上國際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引發了一場錯誤地將矛頭指向魯迅的革命文學論爭。

最先向魯迅發動攻擊的是馮乃超。他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稱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摟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李初梨則攻擊魯迅搞「趣味文學」，並責問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階級的文學」，對此，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這標志著論爭的開始。論爭開展之後，《太陽》、《我們》以及其他刊物都紛紛加入創造社這一邊，集中攻擊魯迅是「時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對這些無端攻擊，魯迅都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反擊，並從1928年起，大量購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結合論爭認真攻讀，表現出實事求是、嚴於自我解剖並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崇高精神。對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魯迅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答辯和論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批評者的錯誤。譬如，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只注重革命文學的宣傳作用，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針對倡導者們誇大革命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說法，魯迅則說，他是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他認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之說是唯心之談。還有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魯迅也認為倡導者們看的過於簡單化，階級根性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⑺ 求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有關資料拜託各位了 3Q

1928年革命文學派對魯迅、茅盾的批判 魯迅、茅盾同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魯迅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同時批評創造社作家的文藝思想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魯迅指出他們誇大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徵不可忽視；認為作家世界觀的轉換不可能突變。茅盾在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同時，主張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他們的苦悶，也批評了創造社的革命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基本上是一批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以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認識還相當幼稚和膚淺，再加上國際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中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引發了一場錯誤地將矛頭指向魯迅的革命文學論爭。 最先向魯迅發動攻擊的是馮乃超。他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稱魯迅「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摟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李初梨則攻擊魯迅搞「趣味文學」，並責問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階級的文學」，對此，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一文進行反駁，這標志著論爭的開始。論爭開展之後，《太陽》、《我們》以及其他刊物都紛紛加入創造社這一邊，集中攻擊魯迅是「時代落伍者」，甚至是「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對這些無端攻擊，魯迅都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反擊，並從1928年起，大量購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結合論爭認真攻讀，表現出實事求是、嚴於自我解剖並不斷追求真理與進步的崇高精神。對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魯迅有針對性地進行了答辯和論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批評者的錯誤。譬如，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只注重革命文學的宣傳作用，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針對倡導者們誇大革命文學的社會功能的說法，魯迅則說，他是不相信文藝有旋轉乾坤的力量的。他認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之說是唯心之談。還有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魯迅也認為倡導者們看的過於簡單化，階級根性的轉變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茅盾因為寫了《蝕》三部曲，描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大革命前後的幻滅、動搖、追求的過程，而遭到來自創造社、太陽社的批判，從而引發了無產階級文學能不能描寫小資產階級的問題。茅盾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一方面肯定文學描寫勞苦大眾是對的，一方面也指出不應將小資產階級拋棄，他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斗爭，他們的痛苦也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方向的。

⑻ 當時與魯迅站在同一立場上的還有哪些人,他們各有什麼成就

魯迅一生共創作了700多篇雜文,後來編為16本集子出版。這些集子各具特色的名稱內涵豐富,耐人尋味,無不被打上了特定時代的烙印
。
《熱風》:1925年編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間創作的雜文41篇。對於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強烈願望。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分別於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創作的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斗爭環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藉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間創作的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麼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餘年間創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作的雜文1篇。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犯下了累累罪行。當時目睹了敵人暴行的魯迅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後來他就將寫於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斗爭到底的決心。

《三閑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間創作的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於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論爭。創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里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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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間兩年間創作的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為"貳臣","為了盧布","被共產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後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乾脆用"二心"作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偽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並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針砭時事,揭露黑暗的,要麼被刪節,要麼被禁止。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並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2年2月編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間創作的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表明了自己不願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託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

《准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於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製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雲"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准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了1934年、1935年創作的雜文36篇和48篇。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作的雜文61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後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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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哪些魯迅的作品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

魯迅自1907年開始文學活動，至1936年逝世，近30年間留下700多萬字的著作、譯作，加上日記和書信約1000萬字以上。他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兩本：《吶喊》、《彷徨》；歷史小說集一本：《故事新編》；散文詩集一本：《野草》；回憶往事為主的散文集一本：《朝花夕拾》，以上共計35萬字。魯迅的主要精力用於雜文創作，共出雜文集16本，計有：《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等，雜文創作在他一生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雜文近700篇，約135多萬字，佔全部創作的80%，歷時18年。他整理、輯錄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五本：《嵇康集》、《會稽郡故書雜集》、《小說舊文鈔》、《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有關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論著兩本：《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以上共約80萬字。翻譯、介紹10多個國家的長、中篇小說和童話九本，短篇小說和童話78篇，戲劇兩本，文藝論著8本，短篇論文50篇，以上共約310多萬字。陸續發現的未收進集子的文稿約有60多萬字。魯迅接待過大約500多名來訪的青年，親手拆閱了約1200個青年給他的來信。他親自回信約有3500多封，現在能收集到的只有1400多封，約80萬字。他從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的日記（其中1922年佚），未作字數統計。此外，魯迅所編輯的報刊、雜志、叢書約40種，為青年作者寫序或跋的書約50多種，為青年校閱、編選和介紹書稿有54種。魯迅病逝後，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計20卷。新中國成立後，出版《魯迅全集》分為作品集10卷，譯文集10卷，日記2卷，書信集1卷。魯迅的許多作品曾被譯為英、日、俄、法、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成為我國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作家。魯迅在我國文壇上堪稱前無古人、後世之師的曠代巨星。關於魯迅雜文集的命名魯迅的雜文集，自行編稿並擬集名的，計十四本。這些雜文集的命名，或比喻，或引用，或反語，或拆字，詼諧風趣，警辟深沉，諷刺強烈，揭露深刻。關於雜文集的命名，魯迅編集時大多自行作過解說。

魯迅的作品名稱大都與當時的寫作歷史背景密切相關，且含義十分深刻。

《吶喊》：《吶喊》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寫於1918——1922年「五·四」運動前後，魯迅說他「吶喊」幾聲，目的在於慰藉那些斗爭中「賓士的猛士」，使他們勇敢直前。作者創作《吶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賓士的勇士，使他不悼於前驅。他應《新青年》編委的約請，「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中賓士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又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

《彷徨》：《彷徨》寫於「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陣營分化的時期。原來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人，「有的退隱，有的高升，有的前進」，魯迅當時象布不成陣的游勇那樣「孤獨」和「彷徨」。《彷徨》表現了他在這一時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後來在《題〈彷徨〉》一詩中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 ，荷戟獨彷徨。」這便是題名《彷徨》的來由。他在《彷徨》書扉頁上引用《離騷》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摩羅詩力說》：論文《摩羅詩力說》中「摩羅」，梵文音譯，「天魔」之意，歐州稱為「撒旦」。本來是有些人對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詩人拜倫的稱呼，後來「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所謂「摩羅」詩人也就是造反詩人。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費厄潑賴」，是英語fairplay的音譯，原為體育比賽或其它競技所用之術語，意為：光明磊落的比賽，不要用不正當的手段，而林語堂、周作人就把競技比賽的規則搬到政治舞台上來。這里轉意為：對敵人要講寬大，不要窮追猛打。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三味書屋：是清末紹興城裡著名私塾。魯迅12歲在這里求學，塾師是壽鏡湖老先生。三味書屋，是三長間的小花廳，本是壽家的書房。壽鏡吾老先生在此坐館教書長達六十年。 「三味書屋」之味：魯迅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面所提到的「三味書屋」，在浙江紹興城內魯迅先生故居附近，是魯迅先生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那麼，為何叫「三味書屋」呢？原來，「三味」取自「讀經味如稻、梁，讀史味如餚饌，讀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醬）」的古語。其大意是：讀四書五經之類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讀史記味如喝美酒吃佳餚：讀諸子百家之類的書，味如醬醋（好比烹調中的佐料一樣）。「三味書屋」的橫匾是清代乾嘉年間的著名書法家梁山舟書寫的。當時，匾的兩旁還懸掛著這樣一副木刻的對聯：「至樂無聲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讀書。」《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三味」是指：讀經典像吃主食；讀歷史像吃菜餚；讀其它像加調料。關於「三味」：魯迅的私塾老師（三味書屋）壽鏡吾老先生的後人說，「三味」是指在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當老百姓，不去當官做老爺；「菜根香」就是滿足於粗菜淡飯，不嚮往於山珍海味的享受；「詩書滋味長」，就是認真體會詩書的深奧內容，從而獲得深長的滋味。

《墳》：《墳》雜文集，寫於1907年——1925年間，魯迅之所以要出版這些舊文，是因為「有人憎惡著」；同時也作為生活一部分的痕跡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戀」。

《熱風》1925年11月編定。關於集名，魯迅解釋道：「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熱風》收1918年至1924年雜文，編集時，魯迅對現狀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熱風」作喻，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熱烈願望。

《華蓋集》1925年12月編定。《華益集續編》1926年10月編定 。分別收1925、1926年來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解釋集名道：「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魯迅寓居北京時期，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與文化幫凶的攻擊，可謂運命多舛，釘子常碰：「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頭」。以「華蓋」作集名，幽默風趣之中，「無非藉此釋憤抒情』。另外三二年作《自嘲》詩中「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可與集名印證。

《野草》：1924年——1926年，他「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自從有了《野草》才真正為現代散文詩奠定了基礎。《野草》是魯迅的一部散文詩集，共收入作品24篇。《野草》是魯迅所有作品中最難懂的一部。之所以難懂，主要是因為作者使用了一系列獨特的藝術手法。《野草》題目的含義，野草的花、葉不美，但很頑強生長的野草，來比喻自己寫的這23篇作品，也可以說把自己的作品比喻為野草，也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含義。《野草》是《彷徨》的姊妹篇，前者是散文詩，後者是小說。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魯迅創作的以回憶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為主的散文集，共收入10篇散文，寫於1926年6月至11月間，最初以《舊事重提》為總題目發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5月編訂成書時，改名為《朝花夕拾》。《朝花夕拾》題目意義：「早晨的花晚上拾起」，意即：「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意思」。據魯迅說：「《朝花夕拾》的文章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朝花夕拾》是關於魯迅生平史實的第一手資料，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早年魯迅的完整形象。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魯迅先生無心作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朝花夕拾》回憶散文集（原名《舊事重提》），是他中年以後回憶青少年時期的往事之意。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1907年至1925年雜文。魯迅初期雜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魯迅說「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作者十餘生間的雜文，喻其為「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些話，道出了《墳》的命名意圖。

《答有恆先生》：雜文《答有恆先生》寫於1927年9月4日，有恆，即時有恆。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回信，它既是魯迅世界觀轉變的明顯標志，又是他更深入、更執著地進行社會批判的進軍令。《答有恆先生》代表魯迅的思想達到空前的高度。《答有恆先生》的發表為當時的思想文化界樹起了一面標志著堅持革命繼續的旗幟。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魯迅編訖《華蓋集續編》時，作過一首揭露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的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只有『而已』而已！」該集收1927年雜文。後來，魯迅說過：「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三閑集·序言》）作者將兩年前的詩移來「作為一九二七年雜感集的題辭」，寓意極深。「而已」，這個燃燒著諷刺烈火的書名，正表示著對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的強烈揭露與深沉悲憤。

《二心集》：《二心集》作於1930年左右，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革命文藝的鎮壓，對魯迅更是造謠污衊，還編《文藝貳臣傳》攻擊他。魯迅承認自己是統治階段的「貳臣」，並以此自豪，故把自己的書取名《二心集》。《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 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載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惡毒攻擊魯迅「為了盧市」「被共產黨屈服」，文章描摹魯迅既受反動文人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指責的處境，以「貳臣」奚落諷刺之。魯迅反擊道：「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這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主子。魯迅公開宣告：「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對反動統冶者懷著「攜貳」的心思，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雜文。

《三閑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雜文。1928年，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革命文學論爭。創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日《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魯迅也確認，創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可見，《三閑集》的命名脫胎於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

《南腔北調集》：《南腔北調集》雜文集，寫於1932——1933年間。當時，上海有人對魯迅進行百般污衊和惡毒攻擊。說他說話口吃和用語南腔北調。魯迅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軟的蘇台，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是指他說話決不迎合反動派，不討好那些無聊文人，而是「橫眉冷對千夫指」。

《華蓋集》：《華蓋集》「華蓋」為星名。星相學家說，和尚交華蓋運，是成佛的好運。「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只好碰釘子。」魯迅在《自嘲》詩中也說：「運交華蓋欲保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藉此來說明自己收在《華蓋集》里的短文，多是受到重重阻礙，經過艱辛斗爭才得到發表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反動派的憤滿之情。

《偽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雜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並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涉及時事，或遭刪節，或不能發表。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並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4年2月編定。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寫道：「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諷刺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魯迅的話表明了他不願隨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討好反動派的無聊文人的品質。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託著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該集收1932至1933年間雜文。

《准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為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於《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1933年5月始，反動派對《自由談》壓迫日緊，於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這以後，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也就是說，是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雲」之實，從春風秋月中談出政治風雲來。所謂「准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生命的最後三年中，寫了《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且介」即「租界」之意。最後一本是他逝世後由許廣平（許廣平於1898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廣東一戶漸趨沒落的仕宦之家）編輯。《且介亭雜文》是於1934——1936年間寫成的雜文，共三本。當時魯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山陰路亭子間，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介」二字均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之意。《且介事雜文》（二集、末編）1935年12月編定。三本雜文集分別收1934年、1935年、1936年雜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書：「記於上海之且介亭。」魯迅當時住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築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間」的意思。《且介亭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雜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不無微詞。魯迅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即指此事。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分，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海上述林》：1936年10月18日，魯迅已經生命垂危，當時任《譯文》雜志主編的黃源前來看望，並訴他托他在《譯文》刊登的廣告登出來了。這則廣告是《介紹〈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魯迅為瞿秋白烈士所編的一部譯文集，他還用了「諸夏懷霜社」的名義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意即全中國都懷念瞿秋白。沒想到，這則廣告竟成為魯迅先生一生中最後看過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就不幸與世長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