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極端推崇

① 基督教和天主教區別是什麼

天主教與基督教是一個時常混淆的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若不是教徒，很難進行辨認。了解基督宗教，是人們了解西方普世文化的窗口，而釐清中文語境中的相關概念，是了解基督宗教的前提。

新教教堂內部布局比較簡單

然而，隨著天主教在歐洲的權力不但擴大，教會也伴隨著腐敗，因此當時德國天主教奧斯定會修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了「九十五條論綱」，公開挑戰羅馬教廷的權威，挑戰羅馬的神學壟斷。在路德的影響下，當時的瑞士神學家讓·加爾文（Jean Calvin）在路德基礎上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主張，自此在歐洲大陸上產生了一批追隨路德和加爾文主張的人，這就是新教的來源。因此，新教被稱為「Protestantism」，其直譯應該稱為「誓反教」。

當時的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欲休妻，而根據羅馬天主教的傳統，教宗當時並沒有批准，一怒之下的亨利八世宣布全英國的天主教會脫離羅馬教廷的管理「另起爐灶」。獨立於羅馬的英國天主教會，後來被稱為「普世聖公會」（Anglicanism），又被稱為「安立甘宗」或「普世聖公宗」。

但是，由於在歐洲大陸加爾文的神學主張引起了軒然大波，英國本土也產生了追隨加爾文主義的一些流派，主張對聖公會中保留的繁雜的教會禮儀和神學傳統進行簡化，這就是著名的清教徒運動，清教徒的宗教主張也就是美國立國時的思想基石。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天主教與基督教的關系是伴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產生變化的。在公元1054年以前，基督教會是統一的。東西羅馬帝國分裂後，基督教會分為了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十五世紀宗教改革後，宗教改革神學家們因為反對教廷而分裂出了新教，即狹義的基督教。隨著時間的發展，基督教由分為了三大流派，追隨路德的信義宗、追隨加爾文的歸正宗和跟隨亨利八世獨立的普世聖公宗。

② 當今社會危害社會的四大毒瘤是什麼

1、分裂主義

分裂主義過去是引發國家分裂和戰爭、導致國際關系緊張的重要因素，今天這一點仍然沒有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分裂主義分子與恐怖主義結合，推崇極端化、暴力化。當今世界的許多熱點問題，都與分裂主義有關。

2、宗教極端思想

宗教極端思想，一般是指在宗教名義掩蓋下,通過傳播極端主義思想主張,從事暴力恐怖活動或民族分裂活動的社會思潮和政治勢力。被其蠱惑的人們，無論是少年、青壯年、老年或女性，都會變得良知泯滅、狂熱無比、喪失理智，並進而投身痴心妄想的幻覺，為了實現一個個邪惡目標鋌而走險。

3、傳銷

縱觀當代中國各類騙術,能夠形成規模化、組織化、行業化的最大騙術就是「傳銷」。傳銷的社會危害比黃賭毒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我們把傳銷稱之為繼黃賭毒之後的第四大社會毒瘤一點不過。

4、網路謠言

謠言最大的危害是:可以讓真相更像謠言,讓謠言更像真相,把真相混雜在謠言之中,讓人們自以為了解了真相,卻又永遠不相信真相,從而徹底喪失了對真相的辨別能力。

(2)創造社極端推崇擴展閱讀：

我們與宗教極端勢力的斗爭，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一場嚴肅的捍衛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的政治斗爭。

新疆各族人民群眾要擦亮眼睛，認清宗教極端思想踐踏伊斯蘭教基本精神、褻瀆伊斯蘭教教義、破壞安定團結的險惡用心，理直氣壯地駁斥他們散布的極端思想，剝掉其宗教外衣。

揭露其反動本質和嚴重危害，形成對民族分裂分子、暴力恐怖分子和宗教極端分子人人唾棄、人人喊打的氛圍，為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美好家園，實現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創造良好社會環境。

③ 雷鋒精神是什麼

雷鋒精神是什麼? 詳細如下:

以雷鋒的名字命名的精神，雷鋒時刻執行著毛爺爺提倡的為人民服務，時刻幫助人民，雪中送炭。

雷鋒精神，是以雷鋒的名字命名，以雷鋒的精神為基本內涵，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的G命精神，雷鋒精神的核心是信念的能量、大愛的胸懷、忘我的精神、進取的銳氣，這也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最好寫照，他們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樑，雷鋒精神是永恆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體現。

雷鋒精神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無時無刻不熏陶鼓舞中國人祖祖輩輩的做人法則，深入貫徹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的民族精神，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雷鋒精神才能在兩個百年之際怦然落子。

這個時代有無數英雄，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歷史階段，是不可能沒有英雄的。因為人類對英雄有著本質上的，基因里的一種英雄崇拜情結。所以，我們可以沒有錢，我們可以窮，但是我們真的不能沒有英雄，我們要保衛雷鋒精神。一個沒有偶像的時代還是時代嗎？一個沒有偶像的青春還是青春嗎？正確地選擇你的偶像，就是正確的選擇你的人生。

雷鋒精神就狹義而言，是對雷鋒的言行和事跡所表現出來的先進思想、道德觀念和崇高品質的理論概括和總結；就廣義而言，已升華為以雷鋒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鋒的崇高品質為基本內涵的、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的、為人們所敬仰和追求的精神文化。雷鋒精神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雷鋒生活的年代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極端困頓、集體主義價值觀被強烈推崇、人們的思想觀念非常單純、利益需求非常趨同的時代。

以上回答 僅供參考

④ 曾極度推崇「文士」的魯迅，為什麼在新文化運動後又恨透了「文士」

新文化運動前，魯迅曾非常推崇「文士」，認為其關乎民族命運，在彼時魯迅將「文士」興廢，視為種族存亡的關鍵。

01

早在1907年，在魯迅用文言寫成的《摩羅詩力說》中，就將文士與哲士、愛智之士、思士、後賢、儒服之士、崇實之士、詩宗詞客等同。

1908年，他在《文化偏至論》中也將學者文家與識時之彥、評騭之士等並用；這一年的年尾發表的《破惡聲論》中，他則將知者、士人與澆季士夫、志士英雄、士大夫、志士等並用。

1913年前後，魯迅居於紹興期間，更是從多種古籍中專門輯校了一部中國最早關於文人傳記的《文士傳》。

凡此，在反抗舊文化、舊秩序和解放自我的道路上，魯迅雖然保持智者的理性與平和，但他或許才是更豐富、更偉大的那一個。

因為他深刻體驗了革命時代的知識者新的興奮與掙扎，並選擇直面超越個體經驗和歷史傳統的更深層次的沖突。

魯迅對文士身份的否定，其意義不僅在於他對知識分子的批判，更在於他以文學書寫、文化實踐詮釋了一個不斷追求革命、以至於革本階級命的知識分子的理想典型。

他支持、維護的正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真理與正義的永恆標准。

⑤ 為什麼說極少主義是現代藝術的極端為什麼說極少主義是現代藝術的極端

為什麼說介紹注意是現代藝術的階段？為什麼說介紹注意是現代藝術的極端呢？介紹最多是很少人的想法呀，是現代的，有些人是。看不到，想像不到的。他都是一個極端的想法普通人是無法想想到

⑥ 數字是誰發明的

是印度人發明的。

在西元500年前後，隨著經濟、婆羅門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印度次大陸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區（Punjab）的數學，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天文學家阿葉彼海特，在簡化數字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他把數字記在一個個格子里，如果第一格里有一個符號，比如是一個代表1的圓點，那麼第二格里的同樣圓點就表示十，而第三格里的圓點就代表一百。

這樣，不僅是數字記號本身，而且是它們所在的位置次序，也同樣擁有了重要意義，也就是說印度人是阿拉伯數字的發明者。

(6)創造社極端推崇擴展閱讀：

演變

公元前2500年前後，古印度出現了一種稱為哈拉巴數碼的銘文記數法。到公元前後通行起兩種數碼：卡羅什奇數字和婆羅門數字。公元3世紀，印度科學家巴格達發明了阿拉伯數字。公元4世紀後阿拉伯數字中零的符號日益明確，使記數逐漸發展成十進位值制，例如公元8世紀後出現的德溫那格利數字。

大約公元9世紀，印度數字傳入阿拉伯地區，從原來的婆羅門數字導出兩種阿拉伯數字：被中東的阿拉伯人使用的東阿拉伯數字和被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使用的西阿拉伯數字。東阿拉伯數字和阿拉伯人使用的形式很相似，西阿拉伯數字後來發展成我們廣泛使用的形式。

阿拉伯數字筆畫簡單，書寫方便，加上使用十進位制便於運算，逐漸在各國流行起來，成為世界各國通用的數字。

阿拉伯數字在Unicode碼中的位置是048到057。

⑦ 蘇格拉底所推崇的是什麼思想

蘇格拉底一直努力想讓人認識到人是不完美的，人必須通過不斷學習、不斷思考和實踐才能接近完美，而這樣做就必須用理性指導，執著的追求真理，並用自己的行為去實踐真理。所以他以「從容赴死」的形式，證明自己的無辜和理性精神必勝，也向世人和歷史宣布了走向極端的「雅典民主」不可磨滅的罪行。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預言家的口氣對陪審團說：「現在我該走了，我去赴死；你們去繼續生活；誰也不知道我們之中誰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蘇格拉底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首先，他認為人是無知的，人只有知道自己無知才能獲得知識；其二，他認為美德就是知識，道德行為必須以知識為基礎，以理性作為判斷道德行為的標准。所以他呼籲人們關注自己的靈魂，人必須從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職、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終目的、真理、自在自為的東西，必須通過他自己而達到真理。這樣的人就會在這個世界面前感到謙卑，感到人的不完美，就會有所敬畏，就知道人是勝不了天的，就會更自覺地用理性來指導自己思想和行為。

兩千四百多年以來，文明的不斷進步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同時也「破壞了帶給人類生活意義的精神價值」。

如果一個群體的傳統里缺失理性，就缺失自省精神基礎，又會怎樣呢？這個群體的文化和傳統會有缺失——正如在蘇格拉底時代的那種民主最後成為實際上的反民主一樣，這樣一個將人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群體也一定會在其文化中因缺失理性而缺失人性，因為這樣的群體只能相信人治，而人治的結果必然是否定理性、遏制思想自由。在這樣的文化傳統里，民主的意義和價值往往被扭曲，成為野心家用來愚民的空頭支票。另一方面，民眾往往也會自覺地把一個處於最高位置的人神化，創造一個適應人治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始終如一的價值和道德觀，只有一朝天子一朝臣民的投機鄉願心理溫床。在這樣的文化傳統里，忠臣的就義也就只是一種變相的殉葬，悲壯慘烈，然只是為一昏君或暴君盡忠而已，就如當年日本戰敗時，那些剖腹自殺的日本文武官員一樣。

如果一個群體的傳統文化里因為沒有一個恆定的、有理性的信念，其成員就會自然而然懷著盲目的崇拜和忠心將所有希望和最高價值都交託給一個掌握了最高權力的人，那又會是怎樣的呢？

蘇格拉底的哲人生涯可以概括為對理性的信念和追求，而蘇格拉底正是通過從容赴死體現了他的學說：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對著大多數也決不盲從苟且。也通過他的死，他喚醒人們：人是多麼狂妄虛驕，缺乏理性，如果不能自覺用理性來指導自己，人就會誤用自己的熱情，濫用自己的權力，把美好的理念變成鬧劇甚至悲劇，公平正義資源也就得不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他身後兩千多年裡，人們為建立合理民主制度不斷努力，付出了巨大代價。雅典民主通過蘇格拉底的死而成為後世的教訓，喚起人們對非理性的警惕，民主制度才能不斷的完善和改進，雖然迄今為止，我們還不能說哪一種民主制度是最完善合理的，但至少人們已意識到：民主不是簡單的多數主宰一切，不是粗暴的鏟除異己；對民主的熱情不能取代對民主的理性執行，理想的民主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以包容多元為其內涵。

今天，民主意識深入人心，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也成為知識精英和草根民眾的共同呼聲，國際社會對一些極端行動也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民主又往往是相對立的各派所用的盾牌和武器。因此，重溫蘇格拉底的死也仍然有現實意義。

⑧ 如何評價建國初期的詩歌創作浪潮

建國初期詩歌的總體特色 ：

詩歌可以用「戰歌」和「頌歌」來概括，詩歌通常被喻為號角、鑼鼓、旗幟等。政治抒情詩十分繁榮，詩歌風格豪放、明朗、歡快、激越。
1.流派的貧乏和風格的單一。缺乏豐富多彩的詩歌流派，個性化嚴重衰退。
2.詩歌體式的畸形化。極端推崇民歌體,把民歌體作為新詩發展的方向。
3.詩美內涵的貧乏單一。竭力推崇所謂崇高美和詩歌的社會功能。

原因：建國初期,在翻身解放的興奮與自豪中,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導向下,在文藝為工農兵的規范下,上海的詩歌、散文創作呈現出以頌歌為主的形式和基調:謳歌人民領袖、謳歌共產黨,歌唱社會主義建設,頌揚工農兵英雄的形象,詠唱大躍進、人民公社.詩歌缺少含蓄深邃的意境,成為被時代扭曲的記錄.散文常與通訊特寫等接近,常缺乏藝術的精心推敲與營構.文學的繁榮與發展與特定時代的文藝政策、與作家們是否對個性的追求與把握、與是否注重文學本體性的特徵、與是否提倡文學多元化等密切關聯.

建國初期詩歌創作概述 ：
一、1949——1955年建國初期的頌歌浪潮
二、50年代中期的干預生活的詩歌
三、50年代中後期的大躍進民歌運動。
四、60年代前期的政治抒情詩浪潮

A、 50年代初期，詩人處於思維調整期，有審美價值的詩歌作品不多，主要是頌歌

1.祖國頌：
著名的「七月派」詩人胡風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就發表了長詩《時間開始了》，開創了當代文學歌頌詩潮的先河。
代表作品：郭沫若的《新華頌》、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王莘的《歌唱祖國》

2.英雄頌
未央的《祖國，我回來了》、《弛過燃燒的村莊》和《槍給我吧》；石方禹《和平的最強音 》

3.建設新生活之歌
 「石油詩人」李季的《玉門詩抄》和《生活之歌》；  「森林詩人」傅仇《森林之歌》和《伐木者》；  「煤炭詩人」孫友田的《煤海短歌》。

頌歌浪潮的局限性
 1.文學觀念比較狹窄，使不同風格流派的詩人未能得到應有的發展
 2.頌歌注重形象寫實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詩人的激情，詩歌藝術創作手法缺乏。  3.從思想內容內涵角度來看，由於解放初期詩人的思想認識比較粗淺，從而使得詩
歌熱情有餘，深刻不足。

B、1957年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詩壇出現短暫的生氣，出現一些觸及時弊，干預現實的作品。
如流沙河《草木篇》、郭小川《望星空》、《一個和八個》、艾青《養花人的夢》、公劉的《禽獸篇》、公木的《據說，開會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開會》等。

 它的成績表現為：
 1.對詩歌的創作領域做出了新的嘗試和探索，寫出了建國以來新的內容，豐富了十
七年詩歌創作。
 2.干預生活的詩歌客觀上揭露了我們建設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為新中國建設提
供了借鑒。
 不足
 1.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干預生活的詩歌更注重其內容的批判性，在藝術表現的手
法上又所忽視，從而使得這些詩歌在美感和意境等傳統詩歌審美內容上有所欠缺。
 2.干預生活的詩歌雖然揭露了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但它未能提出相應的解決方
法，因此，在實踐性方面有待於進一步深入。

C、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 「新民歌運動」：是由毛澤東提倡，各級黨委組織、發動的一場群眾性詩歌創作運動。提倡「人人寫詩歌，村村出詩人」，違背了詩歌創作的規律，作品數量多但成就低。

 1.大躍進民歌全面發展了五十年代頌歌的基本主題，並將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是五十年代頌歌在民間的大普及。如《主席走遍全國》

 2.大躍進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歌頌了人民群眾的沖天干勁和作為歷史創造者的雄心壯
志。如《我來了》；但是受到浮誇風共產風的影響同時由於，詩歌創作就象組織生產一樣，使得詩歌在數量上面狂熱的浮誇也影響到它的質量。 《小篷船 》

3.從藝術上看，有些民歌尤其情歌，保留了我國傳統民歌樸素清新的風格，具有詩情畫意。
但是大躍進民歌在藝術上更追求革命浪漫主義，注重詩歌的誇張和想像，使大量作品表現出非同一般的想像力和極度的誇張，進而作品顯得滑稽可笑。

D、60年代階級斗爭擴大化後，政治抒情詩主導了詩壇潮流，詩歌變了「戰歌」，標語化、口號化、政治化，政治抒情詩一統天下。
政治抒情詩的特點：
（1）詩人以„階級」或「人民」代言者的身份出現，表達對當代重要政治事件、社會思潮的評說和情感反應。
（2）在詩體形態上，強烈的情感宣洩和政論式的觀念敘說相結合。即用形象化的語言表達抽象的思想、概念。
（3）一般都是長詩，通常採用大量的排比句式渲染、鋪陳所要表達的觀念和情緒，節奏分明、聲韻鏗鏘。
（4）經常使用「樓梯體」，並融入中國古典詩歌的對偶、排比方法，以加強形式感。

⑨ 想了解民國時魯迅所稱的"御用文人"的言論

關於魯迅罵人計談梁實秋、王平陵、章士釗、成仿吾、周揚、徐懋庸、新月派和現代評論派
不是魯迅對創造社的人都有偏見，但他不喜歡成仿吾確是事實。新文學社團在成立之初，幾乎都有一套齊全的班子：詩人、小說家、還有一個批評家。創造社異軍突起的時候，成仿吾就是充當了那個評論家的角色。他天性好鬥，寫了一篇《詩之防禦戰》把"五四"新文學的主將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話說，他是一陣"黑旋風"（也就是今天所謂的"黑馬"）。他還寫過一篇批評《吶喊》的文章，說魯迅的小說集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現"的藝術，後半部分是"表現"的藝術。創造社早年推崇"為藝術而藝術"和浪漫主義，很鄙薄自然主義式的寫實方法。在創造社的詞典里，"再現"即自然主義，就是沒有想像力，魯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說，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全屬於這一類；而"表現"才能體現主體性對創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藝術，以此推理，《吶喊》里真正能"進入純文藝的宮廷"的惟有神話小說《不周山》。還有，作為批評家的成仿吾思路相當奇怪，比如他稱贊《端午節》這篇小說，卻要特地說明："他（指魯迅）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似乎在暗示魯迅是受創造社的影響才有了進入"藝術之宮"的機會。但是我想，這些批評雖然荒唐仍不失為一家之言，還不至於會引起魯迅的特別反感。雖然魯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純藝術"的觀點，並在《吶喊》再版時半是賭氣半是惡作劇地刪去了《不周山》；也雖然據郭沫若說周作人曾經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周作人早期在小詩與散文里確實都寫過蒼蠅，至於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說，卻也拿不出具體的證據）。

即使是魯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純藝術之宮"，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評家的時候，而是在他成為"革命文學"論者以後。成仿吾是個老實人，他一旦投靠了誰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評魯迅的小說不夠"藝術"，自以為是效忠於"藝術宮廷"。他第二次批評魯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於廣東革命政府，當時郁達夫曾寫《廣州事情》敏銳覺察到廣東的新軍閥勢力，而他卻一片赤誠地寫了《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把"五四"新文學老將魯迅周作人等一網打盡，罪名是"趣味主義"，而且把他們歸入"討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對象），其用心極為良苦。但是幾個月以後，國民黨發動清黨，成仿吾改換門庭，從日本搬來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線的追隨者，開始了"革命文學"的鼓吹--思路卻是一樣，第三次把魯迅當作了一塊"資產階級"的老石頭，要用"十萬兩無煙炸葯"去轟炸。三次轉向，每次都是拿魯迅的人頭開刀，以示對新主的忠誠，這也是令人深思的現象。

讀魯迅對"革命文學"論者的答辯文章《"醉眼"中的朦朧》和《我的年紀氣量和態度》，只覺得魯迅失去了昔日與西瀅戰、與長虹戰時的凌厲風格，語氣里充滿了委屈和不解，還夾雜了對未來的恐懼。本來，魯迅攜眷從廣州來上海定居，還想與在上海的創造社諸人（鄭伯奇、郭沫若等）聯手恢復《創造周報》，這顯然是放棄舊嫌，共同對付國民黨新軍閥勢力的良策。那時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時候，等到兵搬來了，新的理論也搬來了，他們認定時代已經進入了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階段，因此文化上也應該來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五四"。當他們靠一套從日本販過來的"革命文學"理論建立了新的話語權，老石頭就理當搬掉。於是，非但"聯合"沒了下文，還要教訓、批判、辱罵："有閑階級"、"落伍者""資產階級""封建餘孽""法西斯蒂"……嗚呼！魯迅幾乎沒有正面與"革命文學"論戰，他只是反復揭露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進而揭露成仿吾"總算離開了'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這樣的資料排列對今天不了解文學史背景的讀者來說真是不知所雲，而魯迅卻命中要害地打擊了那種呂布式的投機善變和"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魯迅尖銳地發問："倘若難以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過了三年，魯迅的心態稍稍穩定，但他對成仿吾依然耿耿於懷，在一次著名的講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魯迅曾說：他對青年人的攻擊，往往是"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但這支"箭"之鋒利，勝過十刀無數。成仿吾等"革命文學"論者對魯迅的謾罵雖然又多又毒，現在卻早沒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稱呼，卻變成一種形象的代名詞，鐵鐵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創造社成員的頭頂上。雖然，成仿吾在以後的革命實踐中克服了呂布式的習性，老老實實地吃了許多苦，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學"論者所具有的品質--一是聰明善變，二是變了以後立刻拿別人的人頭當作討好新主的見面禮--這樣的人品與行為，大約都可以用得上這個光榮的尊號：才子+流氓。

(三)、周揚

如果仔細追溯魯迅與"革命文學"論者以及後來與周揚等人的沖突，他們在理論上的分歧實在是很小，倒不是說雙方的理論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雙方都沒有具備多少深刻的理論。早期的"革命文學"論者的理論武器大都來自蘇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納普"一派，從今天的立場看都是充滿了左傾幼稚病的狂熱與宗派主義；而魯迅等人，則是從蘇俄早期的文藝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文藝思想，其實兩派理論都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多半是糾纏在如何從事文藝運動的政策和路線--這也給後來的中國左翼文學理論帶來了幾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終是以文藝政策的思路來取代對馬克思文藝理論基礎的建設。而且，這些有關政策也是別人的政策，只要別人的態度一改變，他們馬上就陷入窘況，自己來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納普清算藏原惟人與中國左聯清算錢杏邨就是這類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聯成員的胡秋原不識其中三昧，仗著自己讀過普列漢諾夫的理論，也去湊熱鬧幫著清算錢杏邨，結果反而惹來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頂"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別人想插一手當然是咎由自取。這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所以我說，左翼文藝運動內部並沒有真正的理論分歧，如果說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盤的，多半糾纏在人事的感情與宗派上。--這個問題說起來枝蔓太復雜，還是暫且不提也罷。

不過從這里可以大致了解魯迅在左聯時期與周揚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謂左聯內部的周揚派和魯迅派（注意：這是我杜撰的名稱，當時被人叫做"雪峰派"或者"胡風派"）你死我活地惡斗半個世紀，究其原因實在是不足以與外人道。從史料看，周揚從未公開說過魯迅的壞話，但他是以清君側的態度，與馮雪峰和胡風不共戴天，而馮、胡雖然後來都敗在周揚的手下，但從他們的回憶錄來看對周魯的矛盾也都語焉不詳。魯迅在私下和公開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揚為"奴隸總管"，還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但具體的原因也說得不多。馮雪峰迴憶他在1936年從陝北去上海與魯迅見面，魯迅第一句話就說："這幾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盡管馮雪峰特別強調了魯迅這句話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懷疑--至少，魯迅是紹興人，用紹興方言的結構怎麼也說不出這句話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補語結構不合南方人的用語習慣。但是魯迅話里的這層意思是不會錯的，魯迅說的"擺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現在上海人的口頭禪"白相我"。魯迅性格多疑，與青年人合作總是警惕被人利用來當招牌或當槍使，但他更痛恨的是自己營壘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漢化名紹伯寫《調和》一文攻擊魯迅，理由是魯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魯迅罵過的楊邨人的文章發表在同一本雜志上，便攻擊魯迅搞"調和"，"為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這似乎毫無道理，經魯迅詰問，田漢解釋說他是故意冤枉魯迅的，為的是想刺激魯迅憤怒起來去攻擊楊邨人。假如田漢的自我辯解是真誠的，那麼難怪魯迅要懷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來，我總覺得有幾個人……惡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謂"做玩具"，也就是"擺布"的意思，看來這樣的事件不止一次。據說"紹伯"事件發生後，另一個左聯領導人夏衍哈哈大笑，說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且"老"，牢騷而且"又"，真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態度，使魯迅感到又窩囊又沮喪。

問題的實質還不在於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魯迅如此在意別人對他的利用，那麼經歷了"革命文學論爭"以後建立起來的左聯，本來就含有把魯迅作為一面旗幟（也就是另一種招牌）的意思，閱世如此老辣的魯迅難道還會不明白么？徐懋庸後來說，他本來是佩服魯迅的，但"我只有一個想法，關於路線政策問題，總是共產黨員比較明白，魯迅不是黨員，而周揚卻是的。因此我要跟黨走。"這也是公開的秘密，左聯直接受到中共的領導，在魯迅以外還有具體領導班子。魯迅不是黨員，只是在單線聽取匯報後提出一些建議而已。他創建左聯時提出把老朋友郁達夫團結進來，但郁達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這個會議的正是創造社的元老鄭伯奇。這種擺擺樣子的事情都不給魯迅一點面子，還在乎其他事關大局的決策嗎？我不知道魯迅總共參加過幾次具體的左聯會議和活動，如果不是後來瞿秋白隱居上海期間與魯迅親密交往，共同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話，魯迅在左聯里的實際作用實在令人懷疑。我想這也是魯迅對瞿秋白滿心感激、稱之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揚是後來居上成為左聯領導的，但他不是創造社舊人，與魯迅沒有宿怨。他在左聯工作中的潛在對手是馮雪峰，而馮雪峰因為與魯迅的關系比較好，以致把魯迅也卷到糾紛裡面去了。現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糾紛起因是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上發表芸生的罵人詩《漢奸的自供》，詩是罵"自由人"胡秋原，裡面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成剖開的西瓜"這樣的流氓語言。馮雪峰覺得太過分，就請魯迅出面寫文章糾正一下，魯迅後來說是"從公意做過文章"，大約就是指他奉了馮雪峰的意思去寫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評周揚的文章。按理說魯迅是左聯的領導，批評左聯成員的某些不好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揚非但不接受魯迅的批評，反而發表了首甲（祝秀俠）等四人的反駁文章，指名攻擊魯迅的文章是"帶白手套革命論的謬誤""是極危險的右傾的文化運動中的和平主義"等等。魯迅本來對成仿吾式的"極左傾的凶惡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罵和恐嚇"又在左聯中陰魂重現，自然感到寒心。後來他對朋友說："我真好像見鬼，怕了。"這里"見鬼"是南方人的口頭禪，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騷擾的禍害。但我想問的是，為什麼馮雪峰身為左聯領導，自己不直接批評周揚，卻要把魯迅扯進去呢？而周揚又為什麼連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認錯，偏要與魯迅對著干呢？顯然，在周揚的眼裡，魯迅作為左聯領導的地位是虛的，而是馮雪峰的後台才是實在的。由此也能猜測出馮周之間的隔閡之深。魯迅無意間成了馮雪峰的屋上"鳥"，愛之恨之都是間接的，無辜的。

魯迅經常說周揚是白衣秀士王倫，就是《水滸傳》里那個氣量狹小的頭領，後來被林沖火並掉了。魯迅一定是在什麼場合領教過周揚睚眥必報的小動作。但從現有的資料看，周揚與魯迅的正面沖突是一次也沒有過。但周揚作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他對魯迅不尊重甚至潛在敵意的態度肯定影響了周圍的人，包括田漢、廖沫沙、徐懋庸等與魯迅發生過沖突的人。周揚一直把他與魯迅的隔閡歸咎於第三者的挑撥離間，這是不真誠的，他從未在自己身上尋找失去魯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較馮雪峰與周揚對待魯迅的態度就不難看出兩人的不同：馮雪峰對魯迅的利用遠甚於周揚，但他是有意識地接近魯迅，並以學生、鄰居的身份一邊學習魯迅，一邊誘導魯迅去做各種事情，甚至捉刀代筆。魯迅不會不明白馮雪峰利用他來掩護做宣傳，但魯迅似乎是樂意的，即使勉為其難也努力去做。而周揚卻相反，他儼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壇領袖自居，平時深居簡出，有事要麼約魯迅出去談話，要麼通過第三者去傳話，有時是請茅盾，有時指派葉紫或者徐懋庸。魯迅對周揚這種傲慢態度自然不會感到痛快，他屢屢諷刺周為"元帥"，甚至說："我本是常常出門的，不過近來知道了我們的元帥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裡坐了。"人與人不能常常見面交換意見，有些隔閡與誤會就不容易消除，這恐怕不是誰能輕易挑撥出來的。

回顧魯迅與中共的關系，可以說是相當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領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與魯迅共同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戰友；中共第二代領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後。把魯迅當作嚴師諍友，親密地並肩作戰；接下來是馮雪峰做著中共黨與魯迅的溝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學生的身份；而周揚，無論從黨內的資歷還是黨內擔負的責任來說，都是初出茅廬的後生，而他那種"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元帥"作派不能不讓魯迅反感。魯迅批評周揚的三個綽號：一是"元帥"--指他深居簡出，態度傲慢；二是"王倫"--指他氣量狹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隸總管"--指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緒和打擊手段，幾乎都事出有因，擊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這一切並未引起周揚的警覺和悔改，他一味指責別人挑撥離間，自己仍一如既往沿著這三個標記做下去，與魯迅的隔閡自然也越來越大。左聯成員真正被魯迅信任的人本來就不多，先是柔石、馮雪峰，後來是胡風，等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後，只剩下一個徐懋庸了。徐為人驕橫，仗著與魯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寫信，闡述了周揚的意見。終於，矛盾總爆發了。魯迅根本沒有把徐懋庸當作對手，他一再說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揚"一群"的意見，因此，他在復信中通篇指責的也是周揚"一群"，在那封信里，魯迅痛斥"四條漢子"，點名周起應，確實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根本不存在，那麼魯迅與左聯的矛盾始終都在暗室里操作，不會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魯迅所指出的："在左聯結成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斗，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豀，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這樣的傳統至今不絕，但決不會正大光明地公開出來，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總是另外一套話語。由於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魯迅的病中火氣，使這場積壓了多年的矛盾總爆發了，也使以後長達三四十年的文壇糾紛此起彼伏，成王敗寇輪流轉。徐懋庸在魯迅去世後撰一副輓聯，曰：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後幾十年文壇斗爭的讖言。

周揚等人在事後總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釋成是他個人的行為，但魯迅決不這樣認為，他在給老友楊霽雲的信中說："寫這信的雖然是他一個，卻代表著某一群，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瞭然。因此我以為更有公開答復之必要。"還傲然地說："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蔭下的群魔嘴臉畢現。"語氣上是十分認真的。換句話說，也可以理解作魯迅以徐懋庸的信為由頭，正式宣布與周揚等人的決裂。其時左聯已經解散，魯迅的意見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說，那個早已名存實亡的聯盟已經無聲無息地結束了。而魯迅作為這個團體名譽上的領袖，在無人理睬的狀態下理所當然要表一個態：從"革命文學"論爭以來他與左聯的結盟關系也已經劃上了句號。

圍繞著魯迅與左聯的關系，就有糾纏不清的兩個口號之爭、中國文藝家協會和《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之爭等等，已經有許多回憶錄和研究文章討論，本文不再挑起這方面的話題。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種解釋歷史的可能。在我所讀的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魯迅的晚年寫得頗為凄涼，似乎魯迅晚年與周揚等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時代的絕望境地。魯迅的一生，始終被一種斯巴達之魂的精神所籠罩，帶有狂熱的奮不顧身的理想主義色彩，他一生都在尋求中國社會最激進的力量結成聯盟，去從事知識分子實際的廣場斗爭。早年的光復會，中年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國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運動，都可作如是觀。但反之，熱烈之切，也常常伴隨著失望之果，魯迅的深刻就在於他既不斷地與最激進的力量結盟，又不斷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總是處於精神上的"荷戢獨彷徨"的境界。這樣理解魯迅晚年的思想狀況總的來說是不錯的，但我覺得魯迅作為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還沒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魯迅始終在獨立地尋求一種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民間生存方式。在他與周揚等左聯領導人關系惡化以來，他一直尋求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和斗爭形式。他沒有像有的研究者想像的那樣絕望，而是在充分認識惡劣的生存環境的前提下，獨辟蹊徑地嘗試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這就是我在本文一開始所講的，當魯迅拒絕了地獄天堂和黃金世界以後，他沒有陷入消沉和孤獨，而是對生根於現實土壤的知識分子崗位的重新發現與界定。我們已經注意到，1935年蕭軍蕭紅來到上海，魯迅明確不希望他們加入左聯，認為還是在外圍的人能做出些成績，一到裡面就"醬"在糾紛里了。事實上當時在魯迅身邊已經團結起一批非常優秀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風、聶紺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還有一批民間出版社和刊物的青年編輯，如良友圖書公司的趙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吳朗西，編輯《譯文》的黃源，編輯《文季月刊》的靳以，編輯《中流》的黎烈文，編輯《作家》的孟十還等等，而在這批年輕的作家和編輯周圍，又團結了一大批文學新生代。這批青年人對現實環境抱著強烈的批判和抗爭態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寫作、翻譯、編輯、出版等為崗位，來履行知識分子的立場和社會責任。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與魯迅也有親疏的差別，但這個以魯迅為中心的進步文學陣營在上海文化領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現實存在。

這個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魯迅拒絕參加周揚們組織的中國文藝家協會以後第一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魯迅領銜簽名，初步展示了他們的存在。雖然對巴金黎烈文等人來說並沒有自覺的群體意識，他們簽名發表宣言以後就分散了，沒有進一步組成新的團體，但這個信息被老練的政治工作者馮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對茅盾說，胡風他們要搞一個文藝工作者協會，要茅盾多動員些人參加進去，以沖淡它與周揚的"文藝家協會"之間的對立。看來，馮雪峰是希望把這股真正以魯迅為靈魂的生氣勃勃的青年群體發動起來，為他所用的。只是魯迅的過早逝世使這股力量迅速渙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骨幹力量在抗戰的實踐中各自發揚了魯迅的精神。事實上，周揚也注意到了這個群體的存在，尤其是這個群體直接妨礙了他在解散左聯後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的計劃，他把所有的怒氣都轉移到魯迅周圍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謂"胡風之詐，黃源之諂"，巴金無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之"反動"栽到他頭上，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擊的話，顯然是受到了周揚他們觀點的影響。因為別人的情況我不太清楚，關於徐懋庸與巴金的關系，原先應該是並無惡交的。徐在勞動大學讀書時，另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吳克剛是他的法語老師，因此他對安那其主義是有所了解的。這封信被魯迅公布以後，他唯一感到遺憾並表示歉意的，就是對"許多並不卑劣的安那其主義者"。可見他給魯迅信中的話並不全是他的意見。在魯迅的公開信發表以後，周揚等都批評徐"無組織無紀律"，破壞了他們"同魯迅的團結"，徐很不服氣，他說，"信雖然是我自己想寫的，但其基本內容不是你們經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過我把它捅出去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說，這封信正是傳達了周揚清君側的基本思想。

當然，徐懋庸在這個事件中栽了跟斗，雖然客觀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要歸咎於他的青年人的蠻橫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揚的重視，不僅讓他當左聯的執行書記，而且在左聯解散後他是即將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的最年輕的理事，主編《文學界》。雖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不算什麼官銜，但從一個追求進步的左翼青年來說，也不是完全無動於衷的名譽。他在乎它，才會對魯迅拒絕參加協會而使工作陷於癱瘓耿耿於懷，才會遷怒於胡風、巴金、黃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擊。這里很難說沒有個人野心與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華和勤奮，缺的是一種中國文人所寶貴的"德"，也就是所謂"貴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所不為"的對己對人之道。他與魯迅稍微建立了一點信任，就急於用盡用足，甚至於想去解決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結果適得其反，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為了效忠周揚，不惜用教訓的口氣來刺激魯迅，更有甚者，在魯迅的公開信發表後，他不顧旁人勸阻，還進一步發表答復，公開謾罵與攻擊魯迅，這就違反了"君子有所不為"的道德。徐懋庸留給後人的教訓，遠不僅是事件本身的意義。

⑩ 封建社會為什麼推崇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為正統思想是因為，他對當時鞏固國家統一，有積極的作用，既利於鞏固中央集權，又能打擊地方割據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