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文學類型和創作方法類型可以從哪些方面來比較,有哪些相同點和不同之處~~~急急急!!!求詳解~~~
文學類型:根據文學作品在形象塑造、體制結構、語言運用、表現手法等方面的不版同,把文學作品分權成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四大類。其中詩歌類包括抒情詩和敘事詩;散文類除了抒情散文、敘事散文外,范圍很廣,游記、小品、雜記、雜文、報告文學等,都歸於此類;而小說則成為獨立的一類,得到了充分的重視。這是我國文學理論界較多採用的分類法。
創作方法:它是多種多樣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一般認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偏重於對事物作客觀的描寫,作家的審美理想融化於藝術描寫之中;要求細節描寫的真實,藝術概括的典型化,在典型環境中描寫出典型人物等。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則往往不加掩飾地突出作家的主觀情緒,結構奇特,重在表現,並常常使用變形的假定性手段,創造強有力的人物性格等。創作方法往往是文藝思潮或流派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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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學創造與其他藝術形式的區別
一、文學與繪畫的區別與相通
文學以語言符號描寫世界,作用於人的想像,是語言的藝術。繪畫以線條、色彩等符號描繪世界,作用於人的視覺,是視覺藝術。由此構成二者的區別。
文學與繪畫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樣式,彼此之間存在著形態方面的差異。這種差異最清楚地表現在二者塑造藝術形象使用的媒介符號的不同。德國學者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對詩(文學)與畫的界限做過專門的論述:「既然繪畫用來摹仿的媒介符號和詩所用的確實完全不同,這就是說,繪畫用空間中的形體和顏色而詩卻用時間中發出的聲音;既然符號無可爭辯地應該和符號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協調;那麼,在空間中並列的符號就只宜於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空間中並列的事物,而在時間中先後承續的符號也就只宜於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時間中先後承續的事物。」 [①] 繪畫用的是「自然符號」即形體和顏色,文學用的是「思想符號」即語言。萊辛認為,因為繪畫用的是自然符號,所以它適合表現在空間中並列的事物,即靜態的事物;而文學用的是語言符號,因此適合於表現前後持續的事物,即動態的事物。萊辛的觀點揭示了文學與繪畫之間的區別。文學通過語詞這種抽象的「思想符號」來充當藝術媒介,而「任何詞(語言)都已經在概括」 [②] ,所以,一般來說,文學缺乏繪畫所具有的色彩、線條、形體等自然符號的具體性而帶有一定的抽象性。
文學與繪畫之間既有差異性,同時又有共同性,是可以相通的。例如古希臘西蒙尼底斯(Simonides,556~496 B.C.)就說過:「畫是無聲詩,詩是有聲畫」。宋代蘇軾也說過:「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他們的意思都在強調文學與繪畫是可以相通的。
首先,詩與畫的相通集中體現在它們可以相互轉化和配合。繪畫的特點是善於描繪空間形象,作用於詩可以使其增強形象性;文學善於傳達人的情意,影響到繪畫可以使其獲得畫意的深刻表現。詩可以轉化為畫,畫也可以轉化為詩。中國藝術歷來講究「詩情畫意」,詩情可以轉化為畫意,畫意也可以轉化為詩情。詩情和畫意之間的互動、轉化和配合,可以塑造出更生動立體的藝術形象。如宋代畫院考試時就曾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的詩句為題,要求考生在繪畫的二維空間畫出時間,畫出詩意。一考生以夕陽和野花為背景,畫一書生騎馬緩緩走來,幾只蝴蝶圍著馬蹄飛舞。這就把「歸來」的動態,和富於詩意的「香」都通過畫面體現了出來。老舍也曾以「蛙聲十里出山泉」為題請齊白石作畫,白石老人在畫中以奔流的泉水中嬉戲的蝌蚪生動地傳達出了詩意。
其次,小說與繪畫都屬於「再現藝術」,它們的相通體現在小說可以表現繪畫性。波斯彼洛夫認為:「在各個時代的文學里都能看到作家與畫家在風景畫、室內裝飾、靜物寫生、肖像畫等方面的特殊競爭。」 [③] 小說具有繪畫性,在於小說自身的特點。小說可以把心理世界轉化為物理世界,如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里說:「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這樣的描寫使「悲涼」這種內心情緒體驗以一種物理對象的畫意方式被讀者所把握。小說還可以將想像的世界轉化為現實世界。在對人的內心幻想的展示上,小說比繪畫更勝一籌,因為小說描寫的「畫」具有一種間接性,它是通過欣賞主體的審美想像而實現的。
小說之畫的獨特性,決定了小說的描繪有其自身的規律。第一,小說對物象的描繪要簡練。小說中的畫面必須通過讀者的想像才能呈現,而一旦冗長的描繪打破了印象的完整性,想像便會失去作用。所以,小說中描繪性的詞彙應單一、簡潔。如魯迅在《祝福》中對老年祥林嫂外貌的描寫,沒有面面俱到的刻畫,沒有重復的形容,寥寥數語就使讀者對這個飽受封建勢力摧殘的女人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第二,小說對物象的描繪要與人的感知相結合。如夏綠蒂·勃朗特在《簡·愛》中的一段描寫:「……寒冷的冬風就帶來了一片片陰沉沉的烏雲,接著,無孔不入的雨點就噼噼拍拍地落下來。再到戶外去活動是絕對不可能了。」小說中的「物」如「寒冷的冬風」、「烏雲」、「雨點」都是通過人物的感知而顯現出來。同時它訴諸讀者的整體感覺而不僅是單純的視覺,這樣就調動了讀者的審美感受,在想像的世界裡去體驗它,而物質的畫面也就進入了讀者的審美視野。第三,小說對物象的描繪要帶有情感因素。正如老舍所說:「小說是些畫面,都用感情串連起來。畫面的鮮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憑所要激起的情感而決定。」 [④] 感情既能激發讀者的共鳴和興趣,也決定著被描寫客體的「清晰度」。由於感情的溝通,便使小說的畫面親切感人而且清晰可見。
二、文學與戲劇的區別與相通
戲劇是綜合多種藝術因素的舞台表演藝術,文學作為語言藝術,沒有戲劇的直觀性和劇場性。但同作為再現藝術,戲劇對文學主要是小說的滲透又是必然的,二者之間既有差異又可相通。
小說與戲劇這兩種藝術之間存在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二者的表現手段和審美效果的不同。正像美國戲劇家喬治·貝克在《戲劇技巧》一書中所指出的:一方面,從審美表現上來看,「大多數小說里,讀者好比是被人帶領而行的,作者就是我們的向導」。而在戲劇里,「就劇作者而言,我們必須獨自旅行」。這就是說,在小說中,作者可以通過敘述故事情節、刻畫人物性格、建構時空情境等表現手段來確定文本的情感基調,以此來引領讀者的情感取向和價值判斷。而在戲劇里,作者是隱形的,觀眾要通過直觀舞台上人物的對話、行動和沖突,由自己對人物和劇情做出判斷。另一方面,從審美效果上看,「小說通過視覺訴諸讀者的智力和各種情感。戲劇則同時訴諸視覺和聽覺,布景、燈光和服裝,這使得在小說中許多絕對必要的描繪成為不必要。」 [⑤] 小說的形象要通過具體描繪,調動讀者的智力和情感靠想像來完成;而戲劇的形象,只要觀眾坐在劇場里觀看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就可以盡收眼底。
但文學與戲劇的聯系卻非常密切。塞米利安指出:「小說是在同戲劇相同的總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 [⑥] 別林斯基也指出,在小說中既有抒情詩的成分,也有戲劇因素。
首先,小說與戲劇的共同要素是人物和情節。無論在小說里還是在戲劇中,都要塑造人物形象,都要有一個由人物關系構成的故事情節來支撐整個作品。小說與戲劇同為藝術領地中的再現藝術,按照因果邏輯所構成的故事情節,能夠展示出生活的內在必然性和社會風貌。因此小說與戲劇都會藉助於故事情節的構架,來反映紛紜復雜的現實生活和人物的獨特社會境遇。小說與戲劇中情節的區別是:小說的故事情節是由一個敘述者講述出來,而戲劇的故事情節是由演員扮演的人物在舞台上演繹出來。
其次,小說主要從「對話」汲取了戲劇的長處。對話可以說是戲劇的靈魂。戲劇家憑借巧妙的對話,不僅可以營造出戲劇的特質——矛盾沖突,而且能夠鮮明地表現出人物的性格和關系的變化。因而,小說向戲劇的靠攏,主要是向對話技巧的借鑒。那麼,小說家怎樣才能通過對話來獲得戲劇性呢?一般認為對話要准確,但僅有準確是不夠的。關鍵是小說中的對話要能夠泄露出對話雙方的復雜心理。
再次,小說通過借鑒戲劇的「場面」來增強自身的具體性和真實感。戲劇是一種「直觀」藝術,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現實生活的豐富內涵。戲劇的表現形式使得欣賞主體直接面對某個場面,從而能直接體驗到這一場景中人物的感情和具體處境。當現代小說家擺脫了全知全能的敘述模式,借鑒了戲劇這種場面直呈的技巧,現代小說的客觀性和真實感就超出了以往的現實主義小說,並有效地與戲劇相相通。如海明威的小說《橋邊的老人》,通篇由一位青年軍人「我」和一個過路逃難的老人的對話構成,開頭一段是青年軍人視野中的一個場面:「一個戴鋼絲邊眼鏡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盡是塵土。河上搭著一座浮橋,大車、卡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涌過橋去。騾車從橋邊蹣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著輪輻在幫著推車。卡車嘎嘎地駛上斜坡就開遠了,把一切拋在後面,而農夫們還在齊到腳踝的塵土中躑躅著。但那個老人卻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他太累,走不動了。」看這段描寫,讀者彷彿在欣賞戲劇中的一個場面,有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這個場面不僅象實際生活一樣自然,同時,其中包含的意味無限深遠,戰爭帶來的災難,老人的困境和命運盡在場面之中,給讀者無限的遐想,也可有多重解釋。由此可見,對於表現難以捉摸的情緒,人物內心的緊張,人物之間的關系和處境,戲劇場面是最經濟的表現手段,小說因此而獲益。
三、文學與影視的區別與相通
影視藝術是聲畫兼備、時空復合的綜合藝術,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和影視藝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文學與影視藝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是可以相相通的。
首先,文學用語言塑造的藝術形象具有間接性,而影視由聲音和畫面構成的藝術形象則具有直觀性。文學的語詞形象需要讀者進行再創造,文學文本中並無實際的聲音和直觀的畫面,而是必須依靠讀者的想像和聯想,將文字表達或描述的聲音和畫面在頭腦再轉化復現為逼真可感的藝術形象。因而文學形象具有模糊性和間接性。影視藝術通過蒙太奇把一個個鏡頭組合起來,把聲音與畫面直接呈現出來,訴諸觀眾的視聽感官,因而其藝術形象具有強烈的直觀性。
其次,文學是以時間藝術為基礎的線型敘述藝術,而影視藝術是以空間造型為主導的時空綜合藝術。文學作為一種時間藝術,要靠讀者在逐字逐行閱讀過程中,才能逐步顯現出文本全貌。同時,文學的議論、說明、敘述、修辭等,都是藝術感覺和欣賞的對象。影視作為時空藝術,必須將空間造型當作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來考慮,要把空間的造型和時間的流動有機地融合為一體,給觀眾呈現出時空復合的具體形象。另外,影視藝術中編者的議論、敘述等,要通過旁白、獨白等有限地使用。
文學與影視藝術盡管有很大差異,但同時也有密切聯系並可相互相通。首先,文學與影視得以相通的根源在於二者都屬於敘事藝術。就文學對影視藝術的影響來看,電影的敘事和敘事技巧最早是從文學那裡學來的,至於文學中的故事、情節、人物等因素,在影視藝術成熟之後仍被其廣為借鑒。在中外影視作品中,有將近半數是由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改編而成的,特別是那些偉大的文學巨著,多次被搬上銀幕熒屏。可見影視藝術與文學有著血脈相通的親緣關系,對小說的借鑒使影視藝術創作者們獲得了靈感。文學與影視作為敘事藝術,都是在流動的時間中連續地描繪事物。正如法國影評家瑪格尼所說:「電影和小說二者均為敘述作品,敘事有它自身的規律,與展示的規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連續性,小說的各種程式和電影的各種常規技巧大抵是為了保持連續性才產生的。」 [⑦] 小說是在一個個語片語合的場景的連續中敘述故事、塑造人物,影視是在一個個畫面連接的場景中構成銀幕形象,在時間的延續中敘事是它們的共同性。這使文學和影視藝術都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敘述復雜而連續的社會生活。
其次,小說這種藝術樣式本來就蘊含著某些電影因素。蒙太奇作為一個專用術語,它是屬於影視藝術的。但作為一種敘事的方法,早就見於狄更斯的小說。雷班曾對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一段描寫作過分析,這是在小說中寫到大衛童年時的夥伴斯提福茲的船遇險後,大衛在海灘上見到他的屍體時的一個情景:
但是他把我領到海邊。就在她和我——兩個孩子——尋找貝殼的地方——昨夜來的那條舊船的一些比較輕的碎片被風吹散的地方——就在他所傷害的家庭的殘跡中間——我看見他頭枕胳膊躺在那裡,正如我時常看見他躺在學校里的樣子。
這段文字所產生的視覺效果,超過了一般的想像,它建立在連續幾個不同場景的巧妙而自然的聯繫上,而這本是電影的基本手段蒙太奇所擅長的。所以,這部小說的上述寫法意味著「狄更斯早在電影藝術發明之前就掌握了這一技巧。」 [⑧] 小說這段文字的敘述充滿視覺感,稍作修改就能成為一種標準的電影展示。可見文學的敘述文字在手法上存在一種電影方式,可以稱之為文學中的「電影性」。
再次,文學中的「電影性」體現在現代小說文本中主要是敘述場景的自覺運用。場景是在同一地點和一個沒有間斷的時間跨度里,通過人物的具體活動而展現出來的一個具體事件。影視屏幕上的場景是直觀的。小說中的敘述場景,是要通過描繪一種如影視般的視覺形象的畫面,來體現出生活本身的豐富多彩,讓讀者彷彿親身所見所聞一般。這也正是文學要利用不具直接感性功能的語言符號,而要去塑造具體形象所追求的重要技巧之一。正像塞米利安所說:「技巧成熟的作家,總是力求在作品中創造出行動正在持續進行中的客觀印象,有如銀幕上的情景。」 [⑨] 銀幕上的視覺情景是鏡頭的切分和組合,小說中的場景是對一個具體視覺對象的語言敘述。語言符號敘述的場景雖不直接作用於人的視聽審美感官,但語言的所指意義,可以使符號同與之相應的某個事物聯系起來,讓讀者在閱讀時把抽象的語言符號轉化為具體的視覺意象。正因如此,以敘述場景為單元的小說文本內在地具有一種電影中的情景要素。當這種要素在現代小說的敘述語言中通過具體描述手段得到強化和凝聚,並與某種情緒色調相融合而構成場景的「氛圍」時,小說特具的那種電影因素便得以凸現和放大。
文學與影視藝術基於敘事之上的相通,在二者之間形成一種互動和轉化,使影視在成為獨立藝術之後,仍然需要從文學中汲取營養,而文學也因借成熟影視藝術的推動,自覺地凸顯其「電影性」而日益豐富著自己的敘述手段。 [⑩]
綜上所述,文學在與繪畫、戲劇、影視的相通中,通過相互配合、闡發、影響和補充,促成了文學自身的發展。文學從繪畫中汲取「畫意」而塑造出生動立體的藝術形象,從戲劇中借鑒「對話」和「場面」來增強自身的具體性和真實感,從影視中吸收敘述場景的「電影性」而使自身的敘述充滿視覺感。總之,在與其他藝術的相通中,文學不斷豐富著自身的藝術表現手段而更具魅力。
『叄』 簡述文學與其他藝術種類的區別
文學形象是指文本中呈現的具體的感性的、具有藝術概括性的、體現著作家專的審美理想的屬、有著審美價值的自然的和人生的圖畫。文學藝術形象是由語言塑造,需要把語言還原成具體形象:想像、回憶、再現、聯想……等手段。比其他藝術形象如雕塑、美術、戲曲……更具有直觀性,具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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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文學與藝術有什麼區別
文學與藝術的區別
孟子曾說過五百年必有聖人出現。孟子總結的是孟子以前的社會歷史經驗,孟子以前,伏羲、女媧、炎帝、黃帝、倉頡、堯、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確實是一個聖賢輩出、星漢燦爛的歷史時期。
正是有那樣一個歷史時期,才締造了世界人類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華文明。
孟子說過那句話之後,很不幸,孟子以後的兩千年間,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聖人。
這是漢代以後形成的文化框架與社會政治制度造成的。
讀孔子留下的書,說孔子說過的話,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許越軌,兩千年間,千萬文人,一個腔調,就是孔腔孔調,儒腔儒調,否則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聖人。
漢代以後逐漸形成的學而優則仕和唐代創造的科舉制度,又對文人誘之以利。兩千年間的文人全成了動物園中籠子中的動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籠,馴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記本性,忘掉了文人本來應該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來應該擔當的責任與使命。
兩千年可不是個短日子,若不是中間有佛教西來,有道家變身為宗教性的道教,中國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餓死在了路上。
中國必須再度產生聖人,再開創一個聖人輩出的歷史時期。這是復興漢文化的基石。否則,當代人文界叫喚的復興漢文化,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等等,就只是空叫喚,就只是做夢。
像我們經常講的要對中國古代文化進行批判與揚棄一樣,我們同樣需要對「五四」以後的現代文化傳統進行批判與揚棄。兩千年間的文化正好是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的文化,該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該洗滌的一定要洗滌,該繼承的一定要繼承。要分清什麼是真正的優秀文化遺產,什麼是封建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提倡恢復漢文化,繼承優秀文化傳統,但決不能打著這一旗號繼承封建文化的糟粕。
復興漢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實現與孔子歷史時期的直接對接,在文化上實現與遠古聖賢文化時期的直接對接。就是說需要跳過、摔開整個封建歷史時期,跳過這不出聖人的漫長的兩千年的歷史歲月,與奠定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華遠古歷史時期的文化實現對接。
不需諱言,那是奴隸社會時期,甚至更遠古,是原始社會歷史時期。原始社會歷史時期與奴隸社會時期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早已經死亡,不會在對現實社會制度造成影響與滲透。不會像我們審視封建歷史時期的文化時一樣,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的陰影總還在試圖侵入我們的現代社會機體。
西方文藝復興有過一個復興對象,即復興傳統中哪一個歷史時期的文藝,他們選擇了古老的希臘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創造的可能。歷史證明了他們在選擇上的正確性。
重開中華文化盛世,這已是國家與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誰也不可能阻擋。
嚮往中國也有一次文藝復興,希望也以文藝復興的形式,實現再創中華文化盛世的目標,也是「五四」以來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後必立的歷史發展規律。
我們選擇哪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作為復興對象?
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是兩千年來人們公認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確地講是三大文學高峰。文學與文化,有相同之處,更有區別。我們今天更要強調它的區別之處。文學屬於文化,但只是文化這一整體中的一部分。文學的興衰不能代表整體文化的興衰。
有這樣一種解釋,遠古時候,有一塊石頭,石頭上有字跡或刻畫之痕,後來字跡模糊了,被風蝕掉了,沒有人知道石頭的價值了。再後來,石頭旁邊長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們的視線,吸引了人們的著眼點即審美點,造成了人類審美價值及觀念的轉移,使石頭成了陪襯,甚至被遮蓋。石頭是文化,是文化的主體。文學是花草,是旁出部分、邊緣部分、後出部分。文學的過分繁榮會遮蓋文化主體,會遮蓋文化的本來面目與價值。
思想,哲學,文化,三位一體。文化是對思想與哲學的文而化之。思想與哲學離不開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脫離思想與哲學的文化。漂離思想與哲學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現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藝術對於文化主體來說,是漂離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邊緣部分。
我們需要對2000年以來,孔子以後,中華民族不發展哲學思想文化,只畸形地發展文化的漂離與旁出的那部分文學這一現象給以深刻反省。我們需要適當地鏟除文學與文人。鏟除文學,為突出文化主體。鏟除掉非文化意義上的文學,缺少文化含量與品質的文學。這類文學正是產生於漢代,興盛於唐宋,濫溢於明清,末流於當代。鏟除文人,就是鏟除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他們之中相當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養,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實含義。他們同他們寫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義上的花草的產生地。要做文人,就做遠古文人,恢復遠古文人的本來面目,本來責任擔當。否則皆在鏟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鏟除之列,羅貫中,曹雪芹等等在鏟除之列,當代所謂文人全在鏟除之列。
即使認為我們的文藝復興只是文學藝術的復興,唐詩,宋詞,明清小說,也由於歷史距離較近,過於清晰,其藝術成就過於完整,不再具有再創造的可能。況且我們需要的是漢文化整體上的復興,文化的復興,同時是思想和哲學上的復興。從後者著眼,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漢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從根本處欠缺用來復興的基礎。
復興漢文化,選擇出一個復興對應**,我選擇周代或商代,更傾向商代。商代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銅以象勝,甲骨以《易》勝。這里的「易」,是指《易經》。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復興商代文化的特有條件。
不選擇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類自己還是相信天命的區別。商文化粗獷,周文化細膩,風格上的差異顯示出商文化的創生性、原生性,商文化處在創生階段;周文化處在完成階段。商、周文化一脈而有異。
不選擇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是一個思想文化哲學百家爭鳴**,很適合原創思想、文化、哲學產生,但以孔子、老子為主的儒、道兩家文化,已經有了影響其後2000年歷史的巨大的結果。我們需要的不是重復與模仿,而是再度創造與創新。我們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樣成為老子的,孔子是怎樣成為孔子的,他們學術思想源泉在哪裡,是什麼,惟有這樣才能夠再度產生聖人。我提出復興商文化,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頭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經長期游歷中原尋求商文化,沒有尋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當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夠成為產生並形成思想哲學文化的材料和源頭。況且我們提出復興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個代表,它代表的是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文明與文化發祥過程,實質是中華民族上古文明的創造性。
中華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險的時候。20世紀末,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以預言家的姿態向國人預言21世紀是東方文化世紀。這是什麼預言?與兒童的天真幻想一樣。21世紀將是什麼世紀?不錯,是一個文化世紀。是一個權力文化世紀,是一個文化發展受權力操縱的世紀。是一個以強權為背景為依託的文化侵略世紀。由於以強權為背景,不可能有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和互補,在強權背景下,只會是東方文化失語。由此可以斷言,21世紀不僅不是東方文化世紀,反而是東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紀。已經過去的20世紀,20世紀之前的幾個世紀,只是這場西化的序曲。21世紀與22世紀才將是全盤西化的時候。要到23世紀,東方文化才有出頭之日。300年,時間很短也很長,清朝300年就是一閃過去的。時至今日,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早已結束了,結束100年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學者多少文學作品、影視劇作品在為其延續香火似的歌功頌德。漢文化被同化到這種地步?一個民族的文化脆弱到這種地步?經歷過21和22世紀之後,西方文化進入到中國的時間也將是300年500年,到那時候漢文化會是什麼情景?
再創聖賢輩出**,恢復漢文化根本,才能夠恢復中華民族作為世界東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這是現代中國數代文化人必須肩負的責任。
開創聖賢輩出**,與上古文明實現對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學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與老子這兩個聖人,跨越這兩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於與他們站齊,與他們並立,有這樣的膽略與勇氣,有等高的學識與成就。並且要能夠高於他們,才能夠跨越他們。西方一代一代文化聖賢,都這么做,才創造並保持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哲學文化上的不斷進步。中國聖人已經斷代了2000年,要再出聖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艱巨的努力。
『伍』 文學與其他藝術的根本區別在於什麼
文學較之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藝術形式的區別在於文學是通過文字的運用與表現以實現它獨特的藝術感染力和審美價值的。
『陸』 文學藝術形式有哪些
文學藝術形式有小說,散文,詩歌,劇本,民間傳說。具體介紹如下:
1、小說。專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屬,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人物,情節,環境是小說的三要素。
2、散文。散文是一種抒發作者真情實感,寫作方式靈活的記敘類文學體裁。
3、詩歌。用高度凝練的語言,形象表達作者豐富情感,集中反映社會生活並具有一定節奏和韻律的文學體裁。
4、劇本。是一種文學形式,是戲劇藝術創作的文本基礎,編導與演員根據劇本進行演出。
5、民間傳說。在中國民間傳說中,故事的主人公一般有名有姓,其中有的是歷史中知名的人物。

『柒』 怎樣理解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間的親緣關系
一、文學與繪畫的區別與相通
文學以語言符號描寫世界,作用於人的想像,是語言的藝術。繪畫以線條、色彩等符號描繪世界,作用於人的視覺,是視覺藝術。由此構成二者的區別。
文學與繪畫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樣式,彼此之間存在著形態方面的差異。這種差異最清楚地表現在二者塑造藝術形象使用的媒介符號的不同。德國學者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對詩(文學)與畫的界限做過專門的論述:「既然繪畫用來摹仿的媒介符號和詩所用的確實完全不同,這就是說,繪畫用空間中的形體和顏色而詩卻用時間中發出的聲音;既然符號無可爭辯地應該和符號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協調;那麼,在空間中並列的符號就只宜於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空間中並列的事物,而在時間中先後承續的符號也就只宜於表現那些全體或部分本來也是在時間中先後承續的事物。」 [①] 繪畫用的是「自然符號」即形體和顏色,文學用的是「思想符號」即語言。萊辛認為,因為繪畫用的是自然符號,所以它適合表現在空間中並列的事物,即靜態的事物;而文學用的是語言符號,因此適合於表現前後持續的事物,即動態的事物。萊辛的觀點揭示了文學與繪畫之間的區別。文學通過語詞這種抽象的「思想符號」來充當藝術媒介,而「任何詞(語言)都已經在概括」 [②] ,所以,一般來說,文學缺乏繪畫所具有的色彩、線條、形體等自然符號的具體性而帶有一定的抽象性。
文學與繪畫之間既有差異性,同時又有共同性,是可以相通的。例如古希臘西蒙尼底斯(Simonides,556~496 B.C.)就說過:「畫是無聲詩,詩是有聲畫」。宋代蘇軾也說過:「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他們的意思都在強調文學與繪畫是可以相通的。
首先,詩與畫的相通集中體現在它們可以相互轉化和配合。繪畫的特點是善於描繪空間形象,作用於詩可以使其增強形象性;文學善於傳達人的情意,影響到繪畫可以使其獲得畫意的深刻表現。詩可以轉化為畫,畫也可以轉化為詩。中國藝術歷來講究「詩情畫意」,詩情可以轉化為畫意,畫意也可以轉化為詩情。詩情和畫意之間的互動、轉化和配合,可以塑造出更生動立體的藝術形象。如宋代畫院考試時就曾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的詩句為題,要求考生在繪畫的二維空間畫出時間,畫出詩意。一考生以夕陽和野花為背景,畫一書生騎馬緩緩走來,幾只蝴蝶圍著馬蹄飛舞。這就把「歸來」的動態,和富於詩意的「香」都通過畫面體現了出來。老舍也曾以「蛙聲十里出山泉」為題請齊白石作畫,白石老人在畫中以奔流的泉水中嬉戲的蝌蚪生動地傳達出了詩意。
其次,小說與繪畫都屬於「再現藝術」,它們的相通體現在小說可以表現繪畫性。波斯彼洛夫認為:「在各個時代的文學里都能看到作家與畫家在風景畫、室內裝飾、靜物寫生、肖像畫等方面的特殊競爭。」 [③] 小說具有繪畫性,在於小說自身的特點。小說可以把心理世界轉化為物理世界,如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里說:「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這樣的描寫使「悲涼」這種內心情緒體驗以一種物理對象的畫意方式被讀者所把握。小說還可以將想像的世界轉化為現實世界。在對人的內心幻想的展示上,小說比繪畫更勝一籌,因為小說描寫的「畫」具有一種間接性,它是通過欣賞主體的審美想像而實現的。
小說之畫的獨特性,決定了小說的描繪有其自身的規律。第一,小說對物象的描繪要簡練。小說中的畫面必須通過讀者的想像才能呈現,而一旦冗長的描繪打破了印象的完整性,想像便會失去作用。所以,小說中描繪性的詞彙應單一、簡潔。如魯迅在《祝福》中對老年祥林嫂外貌的描寫,沒有面面俱到的刻畫,沒有重復的形容,寥寥數語就使讀者對這個飽受封建勢力摧殘的女人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第二,小說對物象的描繪要與人的感知相結合。如夏綠蒂·勃朗特在《簡·愛》中的一段描寫:「……寒冷的冬風就帶來了一片片陰沉沉的烏雲,接著,無孔不入的雨點就噼噼拍拍地落下來。再到戶外去活動是絕對不可能了。」小說中的「物」如「寒冷的冬風」、「烏雲」、「雨點」都是通過人物的感知而顯現出來。同時它訴諸讀者的整體感覺而不僅是單純的視覺,這樣就調動了讀者的審美感受,在想像的世界裡去體驗它,而物質的畫面也就進入了讀者的審美視野。第三,小說對物象的描繪要帶有情感因素。正如老舍所說:「小說是些畫面,都用感情串連起來。畫面的鮮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憑所要激起的情感而決定。」 [④] 感情既能激發讀者的共鳴和興趣,也決定著被描寫客體的「清晰度」。由於感情的溝通,便使小說的畫面親切感人而且清晰可見。
二、文學與戲劇的區別與相通
戲劇是綜合多種藝術因素的舞台表演藝術,文學作為語言藝術,沒有戲劇的直觀性和劇場性。但同作為再現藝術,戲劇對文學主要是小說的滲透又是必然的,二者之間既有差異又可相通。
小說與戲劇這兩種藝術之間存在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二者的表現手段和審美效果的不同。正像美國戲劇家喬治·貝克在《戲劇技巧》一書中所指出的:一方面,從審美表現上來看,「大多數小說里,讀者好比是被人帶領而行的,作者就是我們的向導」。而在戲劇里,「就劇作者而言,我們必須獨自旅行」。這就是說,在小說中,作者可以通過敘述故事情節、刻畫人物性格、建構時空情境等表現手段來確定文本的情感基調,以此來引領讀者的情感取向和價值判斷。而在戲劇里,作者是隱形的,觀眾要通過直觀舞台上人物的對話、行動和沖突,由自己對人物和劇情做出判斷。另一方面,從審美效果上看,「小說通過視覺訴諸讀者的智力和各種情感。戲劇則同時訴諸視覺和聽覺,布景、燈光和服裝,這使得在小說中許多絕對必要的描繪成為不必要。」 [⑤] 小說的形象要通過具體描繪,調動讀者的智力和情感靠想像來完成;而戲劇的形象,只要觀眾坐在劇場里觀看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就可以盡收眼底。
但文學與戲劇的聯系卻非常密切。塞米利安指出:「小說是在同戲劇相同的總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 [⑥] 別林斯基也指出,在小說中既有抒情詩的成分,也有戲劇因素。
首先,小說與戲劇的共同要素是人物和情節。無論在小說里還是在戲劇中,都要塑造人物形象,都要有一個由人物關系構成的故事情節來支撐整個作品。小說與戲劇同為藝術領地中的再現藝術,按照因果邏輯所構成的故事情節,能夠展示出生活的內在必然性和社會風貌。因此小說與戲劇都會藉助於故事情節的構架,來反映紛紜復雜的現實生活和人物的獨特社會境遇。小說與戲劇中情節的區別是:小說的故事情節是由一個敘述者講述出來,而戲劇的故事情節是由演員扮演的人物在舞台上演繹出來。
其次,小說主要從「對話」汲取了戲劇的長處。對話可以說是戲劇的靈魂。戲劇家憑借巧妙的對話,不僅可以營造出戲劇的特質——矛盾沖突,而且能夠鮮明地表現出人物的性格和關系的變化。因而,小說向戲劇的靠攏,主要是向對話技巧的借鑒。那麼,小說家怎樣才能通過對話來獲得戲劇性呢?一般認為對話要准確,但僅有準確是不夠的。關鍵是小說中的對話要能夠泄露出對話雙方的復雜心理。
再次,小說通過借鑒戲劇的「場面」來增強自身的具體性和真實感。戲劇是一種「直觀」藝術,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現實生活的豐富內涵。戲劇的表現形式使得欣賞主體直接面對某個場面,從而能直接體驗到這一場景中人物的感情和具體處境。當現代小說家擺脫了全知全能的敘述模式,借鑒了戲劇這種場面直呈的技巧,現代小說的客觀性和真實感就超出了以往的現實主義小說,並有效地與戲劇相相通。如海明威的小說《橋邊的老人》,通篇由一位青年軍人「我」和一個過路逃難的老人的對話構成,開頭一段是青年軍人視野中的一個場面:「一個戴鋼絲邊眼鏡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盡是塵土。河上搭著一座浮橋,大車、卡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在涌過橋去。騾車從橋邊蹣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著輪輻在幫著推車。卡車嘎嘎地駛上斜坡就開遠了,把一切拋在後面,而農夫們還在齊到腳踝的塵土中躑躅著。但那個老人卻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他太累,走不動了。」看這段描寫,讀者彷彿在欣賞戲劇中的一個場面,有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這個場面不僅象實際生活一樣自然,同時,其中包含的意味無限深遠,戰爭帶來的災難,老人的困境和命運盡在場面之中,給讀者無限的遐想,也可有多重解釋。由此可見,對於表現難以捉摸的情緒,人物內心的緊張,人物之間的關系和處境,戲劇場面是最經濟的表現手段,小說因此而獲益。
三、文學與影視的區別與相通
影視藝術是聲畫兼備、時空復合的綜合藝術,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和影視藝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文學與影視藝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是可以相相通的。
首先,文學用語言塑造的藝術形象具有間接性,而影視由聲音和畫面構成的藝術形象則具有直觀性。文學的語詞形象需要讀者進行再創造,文學文本中並無實際的聲音和直觀的畫面,而是必須依靠讀者的想像和聯想,將文字表達或描述的聲音和畫面在頭腦再轉化復現為逼真可感的藝術形象。因而文學形象具有模糊性和間接性。影視藝術通過蒙太奇把一個個鏡頭組合起來,把聲音與畫面直接呈現出來,訴諸觀眾的視聽感官,因而其藝術形象具有強烈的直觀性。
其次,文學是以時間藝術為基礎的線型敘述藝術,而影視藝術是以空間造型為主導的時空綜合藝術。文學作為一種時間藝術,要靠讀者在逐字逐行閱讀過程中,才能逐步顯現出文本全貌。同時,文學的議論、說明、敘述、修辭等,都是藝術感覺和欣賞的對象。影視作為時空藝術,必須將空間造型當作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來考慮,要把空間的造型和時間的流動有機地融合為一體,給觀眾呈現出時空復合的具體形象。另外,影視藝術中編者的議論、敘述等,要通過旁白、獨白等有限地使用。
文學與影視藝術盡管有很大差異,但同時也有密切聯系並可相互相通。首先,文學與影視得以相通的根源在於二者都屬於敘事藝術。就文學對影視藝術的影響來看,電影的敘事和敘事技巧最早是從文學那裡學來的,至於文學中的故事、情節、人物等因素,在影視藝術成熟之後仍被其廣為借鑒。在中外影視作品中,有將近半數是由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改編而成的,特別是那些偉大的文學巨著,多次被搬上銀幕熒屏。可見影視藝術與文學有著血脈相通的親緣關系,對小說的借鑒使影視藝術創作者們獲得了靈感。文學與影視作為敘事藝術,都是在流動的時間中連續地描繪事物。正如法國影評家瑪格尼所說:「電影和小說二者均為敘述作品,敘事有它自身的規律,與展示的規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連續性,小說的各種程式和電影的各種常規技巧大抵是為了保持連續性才產生的。」 [⑦] 小說是在一個個語片語合的場景的連續中敘述故事、塑造人物,影視是在一個個畫面連接的場景中構成銀幕形象,在時間的延續中敘事是它們的共同性。這使文學和影視藝術都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可以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敘述復雜而連續的社會生活。
其次,小說這種藝術樣式本來就蘊含著某些電影因素。蒙太奇作為一個專用術語,它是屬於影視藝術的。但作為一種敘事的方法,早就見於狄更斯的小說。雷班曾對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一段描寫作過分析,這是在小說中寫到大衛童年時的夥伴斯提福茲的船遇險後,大衛在海灘上見到他的屍體時的一個情景:
但是他把我領到海邊。就在她和我——兩個孩子——尋找貝殼的地方——昨夜來的那條舊船的一些比較輕的碎片被風吹散的地方——就在他所傷害的家庭的殘跡中間——我看見他頭枕胳膊躺在那裡,正如我時常看見他躺在學校里的樣子。
這段文字所產生的視覺效果,超過了一般的想像,它建立在連續幾個不同場景的巧妙而自然的聯繫上,而這本是電影的基本手段蒙太奇所擅長的。所以,這部小說的上述寫法意味著「狄更斯早在電影藝術發明之前就掌握了這一技巧。」 [⑧] 小說這段文字的敘述充滿視覺感,稍作修改就能成為一種標準的電影展示。可見文學的敘述文字在手法上存在一種電影方式,可以稱之為文學中的「電影性」。
再次,文學中的「電影性」體現在現代小說文本中主要是敘述場景的自覺運用。場景是在同一地點和一個沒有間斷的時間跨度里,通過人物的具體活動而展現出來的一個具體事件。影視屏幕上的場景是直觀的。小說中的敘述場景,是要通過描繪一種如影視般的視覺形象的畫面,來體現出生活本身的豐富多彩,讓讀者彷彿親身所見所聞一般。這也正是文學要利用不具直接感性功能的語言符號,而要去塑造具體形象所追求的重要技巧之一。正像塞米利安所說:「技巧成熟的作家,總是力求在作品中創造出行動正在持續進行中的客觀印象,有如銀幕上的情景。」 [⑨] 銀幕上的視覺情景是鏡頭的切分和組合,小說中的場景是對一個具體視覺對象的語言敘述。語言符號敘述的場景雖不直接作用於人的視聽審美感官,但語言的所指意義,可以使符號同與之相應的某個事物聯系起來,讓讀者在閱讀時把抽象的語言符號轉化為具體的視覺意象。正因如此,以敘述場景為單元的小說文本內在地具有一種電影中的情景要素。當這種要素在現代小說的敘述語言中通過具體描述手段得到強化和凝聚,並與某種情緒色調相融合而構成場景的「氛圍」時,小說特具的那種電影因素便得以凸現和放大。
文學與影視藝術基於敘事之上的相通,在二者之間形成一種互動和轉化,使影視在成為獨立藝術之後,仍然需要從文學中汲取營養,而文學也因借成熟影視藝術的推動,自覺地凸顯其「電影性」而日益豐富著自己的敘述手段。 [⑩]
綜上所述,文學在與繪畫、戲劇、影視的相通中,通過相互配合、闡發、影響和補充,促成了文學自身的發展。文學從繪畫中汲取「畫意」而塑造出生動立體的藝術形象,從戲劇中借鑒「對話」和「場面」來增強自身的具體性和真實感,從影視中吸收敘述場景的「電影性」而使自身的敘述充滿視覺感。總之,在與其他藝術的相通中,文學不斷豐富著自身的藝術表現手段而更具魅力。
『捌』 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的關系
藝術形式分為很多種的,像歌詞,影視等等,而文學的部分卻是最重要的,沒有文學,就不會有其他藝術形式的產生,所以,文學是其他藝術形式的基礎。
『玖』 文學和藝術的區別是什麼
其實,文藝跟社會科學都是以一定經濟作為基礎的社會上層建築,都是源於經濟發展,也都作用於經濟發展~~~~
比如,文藝復興啊~~~就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要求把人們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解放人性,人們開始學習科學知識,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自然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文藝復興時期也涌現了很多的藝術家,詩人,作家,科學家這些~~~
文藝是比較具象的一種思維的表現形式,比如,人們用文章,書畫來表現他們的新思想,很直觀;而社會科學,則是抽象的思維表現形式,主要是對人類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進行研究,研究的東西是平時感覺摸不到的,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但是又是實實在在對社會發展有推動作用的。
魯迅曾經以「杭育杭育」詮釋文學的起源,當然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杭育杭育」作為真正的文學作品,但「杭育杭育」似乎並不能稱為文學,否則文學的概念似乎就陷於寬泛,陷於普羅大眾化了。畢竟「杭育杭育」並不能揭示文學的本質屬性,而且也僅僅是一種人類不自覺的對語言的運用而已。
文學的產生似乎應該產生於人對於自身的認識,個人覺得與其說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不如說是在能夠反觀自身的神秘存在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文學在最初的時候,更應該有著濃厚的宗教意味。這也適合文學作為一種藝術的審美觀照的基本定義。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就極為討厭課堂上講授的系統分析法,畢竟這種方法沒有揭示文學自身的本質特徵。僅僅其中關於審美觀照的一點還值得思考。
如果僅僅認識到文學作為勞動的產物,文學的生命力就不存在了。因為對於物質的生產,藝術是沒有起到任何直接作用的。只有當人類在反觀自身存在時,產生了對這個世界的神秘感受,發出這個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的疑問,或者我是怎麼來的等等,文學就產生了。最初的「杭育杭育」也僅僅是對語言文字的最無意識的運用而已。
從科學於文學(藝術)的對照中,我們似乎也能得到一個認識:科學和藝術分屬於人類生活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基於生存需要的,一個則是基於享受需要的。兩種需要以前者為基礎,只有當前者獲得滿足之後,後者才會發揮作用。不同的人對兩者的需要層次不一樣,造成了人與人之間在精神世界方面的差別。
但從我們現時中卻發現,目前人們似乎已經不再熱衷於藝術,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們的物質生活並不富裕(相對的,這個富裕也和周圍的人比較得出的)。因此,盡管國人在智商方面非常出色,但已經缺乏足夠的藝術想像力,這直接進一步惡化了物質帶來的惡果。當物質足夠富裕的時候,藝術氣質的缺乏導致了精神世界的空虛。
因此,只有把文學藝術的起源定位於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會精神空虛的現實。
文學與藝術的區別
作者: 才子盼佳人 聯系作者
孟子曾說過五百年必有聖人出現。孟子總結的是孟子以前的社會歷史經驗,孟子以前,伏羲、女媧、炎帝、黃帝、倉頡、堯、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確實是一個聖賢輩出、星漢燦爛的歷史時期。
正是有那樣一個歷史時期,才締造了世界人類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華文明。
孟子說過那句話之後,很不幸,孟子以後的兩千年間,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聖人。
這是漢代以後形成的文化框架與社會政治制度造成的。
讀孔子留下的書,說孔子說過的話,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許越軌,兩千年間,千萬文人,一個腔調,就是孔腔孔調,儒腔儒調,否則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聖人。
漢代以後逐漸形成的學而優則仕和唐代創造的科舉制度,又對文人誘之以利。兩千年間的文人全成了動物園中籠子中的動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籠,馴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記本性,忘掉了文人本來應該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來應該擔當的責任與使命。
兩千年可不是個短日子,若不是中間有佛教西來,有道家變身為宗教性的道教,中國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餓死在了路上。
中國必須再度產生聖人,再開創一個聖人輩出的歷史時期。這是復興漢文化的基石。否則,當代人文界叫喚的復興漢文化,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等等,就只是空叫喚,就只是做夢。
像我們經常講的要對中國古代文化進行批判與揚棄一樣,我們同樣需要對「五四」以後的現代文化傳統進行批判與揚棄。兩千年間的文化正好是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的文化,該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該洗滌的一定要洗滌,該繼承的一定要繼承。要分清什麼是真正的優秀文化遺產,什麼是封建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提倡恢復漢文化,繼承優秀文化傳統,但決不能打著這一旗號繼承封建文化的糟粕。
復興漢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實現與孔子歷史時期的直接對接,在文化上實現與遠古聖賢文化時期的直接對接。就是說需要跳過、摔開整個封建歷史時期,跳過這不出聖人的漫長的兩千年的歷史歲月,與奠定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華遠古歷史時期的文化實現對接。
不需諱言,那是奴隸社會時期,甚至更遠古,是原始社會歷史時期。原始社會歷史時期與奴隸社會時期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早已經死亡,不會在對現實社會制度造成影響與滲透。不會像我們審視封建歷史時期的文化時一樣,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的陰影總還在試圖侵入我們的現代社會機體。
西方文藝復興有過一個復興對象,即復興傳統中哪一個歷史時期的文藝,他們選擇了古老的希臘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創造的可能。歷史證明了他們在選擇上的正確性。
重開中華文化盛世,這已是國家與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誰也不可能阻擋。
嚮往中國也有一次文藝復興,希望也以文藝復興的形式,實現再創中華文化盛世的目標,也是「五四」以來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後必立的歷史發展規律。
我們選擇哪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作為復興對象?
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是兩千年來人們公認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確地講是三大文學高峰。文學與文化,有相同之處,更有區別。我們今天更要強調它的區別之處。文學屬於文化,但只是文化這一整體中的一部分。文學的興衰不能代表整體文化的興衰。
有這樣一種解釋,遠古時候,有一塊石頭,石頭上有字跡或刻畫之痕,後來字跡模糊了,被風蝕掉了,沒有人知道石頭的價值了。再後來,石頭旁邊長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們的視線,吸引了人們的著眼點即審美點,造成了人類審美價值及觀念的轉移,使石頭成了陪襯,甚至被遮蓋。石頭是文化,是文化的主體。文學是花草,是旁出部分、邊緣部分、後出部分。文學的過分繁榮會遮蓋文化主體,會遮蓋文化的本來面目與價值。
思想,哲學,文化,三位一體。文化是對思想與哲學的文而化之。思想與哲學離不開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脫離思想與哲學的文化。漂離思想與哲學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現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藝術對於文化主體來說,是漂離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邊緣部分。
我們需要對2000年以來,孔子以後,中華民族不發展哲學思想文化,只畸形地發展文化的漂離與旁出的那部分文學這一現象給以深刻反省。我們需要適當地鏟除文學與文人。鏟除文學,為突出文化主體。鏟除掉非文化意義上的文學,缺少文化含量與品質的文學。這類文學正是產生於漢代,興盛於唐宋,濫溢於明清,末流於當代。鏟除文人,就是鏟除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他們之中相當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養,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實含義。他們同他們寫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義上的花草的產生地。要做文人,就做遠古文人,恢復遠古文人的本來面目,本來責任擔當。否則皆在鏟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鏟除之列,羅貫中,曹雪芹等等在鏟除之列,當代所謂文人全在鏟除之列。
即使認為我們的文藝復興只是文學藝術的復興,唐詩,宋詞,明清小說,也由於歷史距離較近,過於清晰,其藝術成就過於完整,不再具有再創造的可能。況且我們需要的是漢文化整體上的復興,文化的復興,同時是思想和哲學上的復興。從後者著眼,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漢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從根本處欠缺用來復興的基礎。
復興漢文化,選擇出一個復興對應**,我選擇周代或商代,更傾向商代。商代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銅以象勝,甲骨以《易》勝。這里的「易」,是指《易經》。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復興商代文化的特有條件。
不選擇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類自己還是相信天命的區別。商文化粗獷,周文化細膩,風格上的差異顯示出商文化的創生性、原生性,商文化處在創生階段;周文化處在完成階段。商、周文化一脈而有異。
不選擇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是一個思想文化哲學百家爭鳴**,很適合原創思想、文化、哲學產生,但以孔子、老子為主的儒、道兩家文化,已經有了影響其後2000年歷史的巨大的結果。我們需要的不是重復與模仿,而是再度創造與創新。我們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樣成為老子的,孔子是怎樣成為孔子的,他們學術思想源泉在哪裡,是什麼,惟有這樣才能夠再度產生聖人。我提出復興商文化,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頭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經長期游歷中原尋求商文化,沒有尋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當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夠成為產生並形成思想哲學文化的材料和源頭。況且我們提出復興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個代表,它代表的是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文明與文化發祥過程,實質是中華民族上古文明的創造性。
中華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險的時候。20世紀末,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以預言家的姿態向國人預言21世紀是東方文化世紀。這是什麼預言?與兒童的天真幻想一樣。21世紀將是什麼世紀?不錯,是一個文化世紀。是一個權力文化世紀,是一個文化發展受權力操縱的世紀。是一個以強權為背景為依託的文化侵略世紀。由於以強權為背景,不可能有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和互補,在強權背景下,只會是東方文化失語。由此可以斷言,21世紀不僅不是東方文化世紀,反而是東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紀。已經過去的20世紀,20世紀之前的幾個世紀,只是這場西化的序曲。21世紀與22世紀才將是全盤西化的時候。要到23世紀,東方文化才有出頭之日。300年,時間很短也很長,清朝300年就是一閃過去的。時至今日,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早已結束了,結束100年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學者多少文學作品、影視劇作品在為其延續香火似的歌功頌德。漢文化被同化到這種地步?一個民族的文化脆弱到這種地步?經歷過21和22世紀之後,西方文化進入到中國的時間也將是300年500年,到那時候漢文化會是什麼情景?
再創聖賢輩出**,恢復漢文化根本,才能夠恢復中華民族作為世界東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這是現代中國數代文化人必須肩負的責任。
開創聖賢輩出**,與上古文明實現對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學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與老子這兩個聖人,跨越這兩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於與他們站齊,與他們並立,有這樣的膽略與勇氣,有等高的學識與成就。並且要能夠高於他們,才能夠跨越他們。西方一代一代文化聖賢,都這么做,才創造並保持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思想哲學文化上的不斷進步。中國聖人已經斷代了2000年,要再出聖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艱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