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突出「五四」小說創作達到藝術成就的作品是什麼
《阿Q正傳》是一篇震撼世界的文學名篇,是魯迅小說創作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傑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
㈡ 五四時期問題小說
問題小說：為提出某種社會問題而創作的小說。它與問題劇一樣，都是「五四」時期開始出現的文學現象。當時以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傳播為背景，形成了文學必須接觸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主義主張。俄國文學、東歐文學、北歐文學特別是易卜生密切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進步傾向，也影響並促成了中國問題小說的興盛。周作人說；「問題小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這種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陳望道﹑沈雁冰等認為：問題小說就是「以勞工問題、子女問題以及倫理﹑宗教等等問題中或一問題為中心的小說」(《問題小說》)。魯迅從《狂人日記》開始的短篇小說，如他自己所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每周評論》上胡適的小說《一個問題》，《新潮》上的小說象汪敬熙的《誰使為之﹖》，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晨報》上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等，都是較早出現的問題小說，有的連題目都帶著問號，由於作者思想傾向不同，初期問題小說中有一部分作品專以「美」和「愛」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大部分則並不提供答案，是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葯方」；而「不開葯方」本身，也正是問題小說的特點之一。
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識青年的覺醒。它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需要，又是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一種結果，後來，問題小說也體現著作家密切關心現實這一優良的傳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樹理就把自己的小說也叫做「問題小說」。他說:「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的新時期﹐許多作家解放思想﹐通過自己筆下的藝術形像﹐對以往的歷史經驗進行嚴肅的探索和總結﹐作品往往以其強烈的哲理性而引人深思。因而也被稱之為「問題小說」。
「問題小說」的興盛，是新的文學思潮的產物。這是借鑒外國問題文學的結果（如俄國的問題小說，泰戈爾的哲理小說，易卜生的「問題劇」等），同時也與周作人、胡適的理論倡導有關。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強調對人生意義的探索，比較理論，比較哲學，相對忽視了寫作技巧，文學性不強。
問題小說最早出現於1919年，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葉聖陶的《這也是一個人？》等可謂問題小說的發端之作。到1919年下半年，冰心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斯人獨憔悴》等作品則將問題小說創作引向了高潮。其實，問題小說的概念非常寬泛，只要有社會價值和社會反響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會提出一些社會問題，因而廣義上的「問題小說」包括一切思想性強和有社會針對性的小說。但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有著獨特的內涵，「它是五四啟蒙主義精神和初步入世的學生青年的社會熱情和人生思考相結合的產物，是流派競起之前的特殊形式的『為人生的文學'」。
創作成因：問題小說的出現有著時代和作家的雙重原因。理論上，1918年周作人在題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講演中，評介了日本近代文學中的「問題小說」的地位，並由此肯定「為人生」的文學。創作上，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使這位挪威作家的社會問題劇流行開來，誠如茅盾在《近代文學體系的研究》中所說，「文學中討論社會上種種問題，實是易卜生開始」的。這些都起到了觸發的作用。「五四」的思想啟蒙運動開啟了一個覺醒的時代，造就了「思考的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漸漸的轉移，趨重於哲學方面，人生觀方面。也象俄國新思想運動中的煩悶時代似的，『煩悶究竟是什麼？不知道』」。他們從封建主義文化的堡壘中沖決出來，憧憬和希望著新的未來，可是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又使他們感到深深的失望與悲哀，當他們理性而冷靜地審視這個社會時，壓抑、苦悶、懷疑、問題紛至沓來。黑暗無邊的社會，受壓迫和被損害者的災難和痛苦，群眾的愚昧和落後，青年的苦悶與彷徨，新生力量和腐朽勢力的尖銳矛盾，這些都成為了當時突出的社會問題。而主張「為人生的藝術」，強調藝術與人生的關系，受歐洲、俄國表現社會人生為主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影響的文學研究會作家們在時代的召喚下，從社會現實出發，探討包括民主自由、個性解放、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命運前途等社會問題、人生問題，以睿智的理性和蓬勃的熱情去透視、剖析這些問題，以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改進，從而形成了一股「問題小說」的創作潮流。
創作主題： 文學研究會諸作家問題小說的一個突出主題就是探求人生的意義。葉紹鈞的《隔膜》，寫主人公與朋友見面，盡管在形式上相互寒暄、應酬，但精神上是相互隔絕、疏遠、冷淡乃至隔膜的，生活如死水般寂靜無聊，人人不明白活著究竟在做些什麼，又為什麼會這樣？《一個朋友》記述「我」的朋友為兒子舉辦婚禮，就像是例行公事一樣，生養兒子，讓他成親並託付家業，這就算完成了人生的責任，顯然作者是在譏評醉生夢死的灰色人生。以問題小說走上文壇的冰心，在她頗有影響的作品《超人》里明顯提出了人生意義是什麼，人與人之間應該是「互相牽連」還是互相遺棄，支配人生的是「愛」還是「憎」等一系列問題。王統照的問題小說更加突出了「愛」與「美」，探討著人生的「煩悶與混擾」，《微笑》讓一個小偷從女犯人「慈祥的微笑」中得到感化和超度，從此變成「有些知識的工人」，人生之路途陡然轉變；《沉思》則抒寫一個裸體模特兒美麗的人生理想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以至最終幻滅的悲哀。
青年知識分子問題是五四時期突出的社會問題，「問題小說」對人生意義的探討更多地反映在對青年前途和出路等方面的描寫上。跟隨時代潮流向前奔跑的知識分子，面對殘酷的現實常常不能如其所願，傳統思想的重負和現實社會的阻礙是那樣難以突破，人生於是艱難而虛幻。廬隱的《海濱故人》、《或人的悲哀》等就是描寫知識青年對「人生是什麼」所發出的焦灼而苦悶的呼問。《海濱故人》寫五個女青年從學校踏入社會，各自經歷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終的結局是熱情消退，上進心喪失，甚至自我毀滅。《或人的悲哀》則更為明顯，亞俠在愛情與人生的大海中沉浮，苦苦思索人生的意義，可是找不到出路，只有焦慮、悲愁和失敗。這些人肩負著時代的沉重包袱，熱情地尋求理想人生，卻落得個矛盾而彷徨的空洞結局。
婦女問題也是問題小說的主要內容之一、它們往往通過對被壓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被損害的婦女不幸遭遇的描寫，提出了尖銳的婦女解放問題。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一生》）寫一個沒有姓氏的農家婦女，十五歲嫁到夫家是去充當能抵半頭牛的幫工，丈夫死後又當作一條牛一樣被賣掉，為丈夫換得殮葬費，實際上她連做人的起碼資格和尊嚴都沒有。許地山《綴網勞蛛》的主人公尚潔被丈夫誤會而離棄，過著凄苦孤獨的生活。她把人生看成為不斷在「綴網」的「勞蛛」，所有的網，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商人婦》則寫一個被丈夫典賣的婦女的悲慘人生，作者對受盡欺凌、歷盡慘境的婦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冰心《最後的安息》中的童養媳翠兒被蠻橫無理的婆婆虐待而死，鞭撻了愚昧的封建思想對婦女的迫害。
㈢ 概述五四小說創作的主要流脈，並與古典小說比較，簡要說明初期現代小說在敘事結構與文體方面的創新。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基於啟蒙和救亡的雙重需要，以辟人荒的膽略鼓動起人的運動亦即新文化運動，用個人本位主義置換了傳統價值觀的基石——家族本位主義，並為作為生命實在而獨立存在的「人」標示出「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群」的價值取向，高懸起「是個解放自由的我， 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的理想境界。但在他們的吶喊聲中覺醒過來、登上文壇的五四小說家的人的價值取向卻發生了重此輕彼或者重彼輕此的重心位移，甚至連作為先驅者而曾經在闡釋《我之節烈觀》時提出過「自他兩利」的倫理道德規范的小說家魯迅也概莫能外。「『我來服役於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學者是來為人類服務，應該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學；而文學呢，即等於人生」的觀點，是以文學研究會為骨幹，包括新青年社、新潮社和後起的鄉土小說家在內的作家群心目中「最新的福音」，也更是他們人的價值取向的主要標志。
<二>而與古典小說相比，創新在於:
文學革命給小說的現代化帶來契機
《狂人日記》等小說的成功；
小說所承擔的社會使命。
新式教育所培養的一代青年學生成了新的讀者和作者群體;
白話文運動的成功;
西洋小說的影響
163種「林譯小說」，
周譯小說
譯作多於創作的現象
但是本時期在敘事結構與文體方面除了魯迅等個別作家之外，大部分創作仍比較幼稚，只是為後來的發展中才慢慢取得進展。
㈣ 簡述五四時期文學創作實績
、「五四」文學革命發生的歷史背景：
㈤ 五四新文學在創作上的成就
「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從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運動後一段時期里發生的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變革。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偉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國封建時代文學的結束，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新文學的誕生。「五四」文學革命是於1917年初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首先發難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進步報紙刊物已經有所醞釀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間，李大釗在《國民之薪膽》、《厭世心與自覺心》、《〈晨鍾〉之使命》等文章中，闡明了一個國家新文明的產生與新文學的勃興之間的關系，認為「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據此他反對「柔靡艷麗」、腐朽沒落的封建文學，希望一些覺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夠創造出「優美之文學，高尚之思潮，助我國民精神界之發展」。陳獨秀發表了《歐洲文藝史譚》的長文，介紹西方進步的文學思潮,並在一篇通信中,針對當時封建文藝「浮華頹敗之惡風」，提出了中國文藝應當拋棄「古典主義」而趨向「寫實主義」的思想。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同少數學友研思辯論文學改良的問題，並於1916年底給陳獨秀的信里，在批評舊文學腐敗的同時，從「言文一致」的要求出發，首先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概念和改革舊文學的「八事」主張。這些醞釀與鼓吹實際上可以視為「五四」文學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1917年 1月，《新青年》雜志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是「五四」文學革命發難的第一個信號。這篇文章提出，「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胡適還依據歷史進化的眼光，反對舊文學言文分離的現象，主張文學語言同口語的接近，提出了白話文學應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思想。接著，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正式高舉起文學革命軍的大旗。陳獨秀以激進的戰斗姿態，從與社會革命思想革命的關繫上闡述了文學革命的必然性，明確提出了以反對封建文學為目標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三大主義」反映了反對虛偽艱澀的封建舊文學，建設現實主義的新文學的歷史要求，使得文學革命的目標和任務更加明確了。陳獨秀在文章中還表示,願同國內外文學界豪傑之士一起,「不顧迂儒之毀譽」,而明目張膽地與「桐城派」、「駢體文者」、「江西詩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戰。陳獨秀這篇富於戰斗性的論文，實際上成為發難時期文學革命的綱領和宣言。 《新青年》的文學革命主張反映了歷史的趨勢和時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響應。錢玄同在給《新青年》編者的許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絕對贊同」的態度。他對封建舊文學的種種弊端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在1917年 3月致陳獨秀信中第一次把專事擬古而風行一時的駢文和散文大家們指斥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他還從語言文字演化的歷史事實為「言文一致」的觀點和白話文學應為文學之正宗的主張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劉半農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討了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的界說,對於破壞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話散文,破壞詩歌舊韻、重造新韻等問題，都進行了建設性的研討。錢玄同的《〈嘗試集〉序》、傅斯年的《文學革新申議》,或從文學語言與口語分化的歷史，或從文學發展新陳代謝的規律，論證了新文學代替舊文學是勢在必行的。1917年8月,錢玄同還第一個提出《新青年》發表文章應「漸漸改為白話」，並表示從這時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勵行。這些文章和意見，猛烈地沖擊著封建文學的堡壘，促進了文學革命的深入。 在1916年到1917年這一時期里，就文學改革運動理論主張的內容和指導思想的性質來看，還是屬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發動的舊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運動的范疇。到了1918年，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便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一批先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逐漸轉變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同一些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起，成為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的領導和骨幹。文學革命的理論和主張也帶上了更為鮮明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陳獨秀撰寫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更高地舉起了科學和民主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學革命的旗幟，表示面對政府的壓迫和社會的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的堅決態度。魯迅在斗爭中看見了新世紀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熱忱的戰斗,成為文學革命的偉大旗手。李大釗發表了《新紀元》、《什麼是新文學》等文章，不僅批判了封建主義舊文學的僵屍，也批評了剛剛萌櫱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新毒」，深刻地論述了新文學的實質。他指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必須具備「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優美的文藝，博愛的精神」。五四運動前後，文學革命有了新的發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 5號起全部改用白話文。1919年1月,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雜志創刊，發表了反對封建禮教、贊助新文化運動的論文和創作。《晨報》第 7版（副刊）、上海《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也相繼改為白話刊登新文藝作品。據統計，僅1919年全國出現的白話刊物就有400餘種。 新文學創作成績的出現略晚於理論的倡導。1917年2月於《新青年》2卷6號刊出胡適的8首白話詩詞後，又於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 1期開始發表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的白話詩創作，後來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都參加新詩創作，以此向舊文學表示示威。1918年 5月，《新青年》發表了魯迅的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 ，接著又發表了《孔乙己》、《葯》等，「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2] 。稍後，郭沫若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了《鳳凰涅槃》等後來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詩篇，也都洋溢著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飆突進的時代色彩。以描寫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為特徵的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渴望創造新的生活的朦朧的社會主義傾向，給新文學創作帶來了迥異於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的特色。
㈥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有哪些主要的新文學創作
五四文學革命，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改良文學的「八事」；
陳獨秀的《迴文學革命論》，提出以答反對封建文學為目標的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這兩篇文章成了文學革命的綱領和宣言。
新文化的先驅在詩歌、小說、戲劇創作上有大量的實踐。
新詩的實踐：
胡適《白話詩八首》《嘗試集》
劉半農《瓦釜集》《教我如何不想她》
康白情《江南》《草兒》
周作人《小河》
沈尹默《三弦》《月夜》
劉大白《賣布謠》《田主來》
俞平伯《冬夜》
郭沫若《鳳凰涅槃》《女神》
白話小說的實踐：
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葯》
陳衡哲《老夫妻》
汪敬熙《一個勤奮的學生》
楊振聲《漁家》《貞女》
俞平伯《花匠》
話劇的實踐：
胡適《終身大事》
洪深《趙閻王》
歐陽予倩《潘金蓮》
田漢《名優之死》《獲虎之夜》
郭沫若《三個叛逆的女性》
丁西林《一隻馬蜂》《壓迫》
㈦ 簡述「五四」文學的創作潮流和趨向
a、「自敘傳」抒情小說
b、「鄉土文學作家群」
c、「人生寫實派」
分析如下：
A.「自敘傳」抒情小說
「自敘傳」抒情小說作為一股創作潮流是從郁達夫1921年出版的小說集《沉淪》開始的.
B.「鄉土文學作家群」
20世紀2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個以文學研究會青年作者為主的鄉土文學作家群,包括葉聖陶、許傑、魯彥、許欽文、潘訓、徐玉諾、王思瓚、蹇先艾、彭家煌、台靜農、黎錦明、王任叔等.
C.「人生寫實派」
人生寫實派(文學研究會)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最早成立的文學社團,1921年成立,代表詩人主要有魯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等.
文學研究會的詩人以「為人生」為核心的詩歌價值觀念,因此常被稱為「人生派寫實」或「為人生」派.
簡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 （上） 處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年代，在這個年代，可以說名家輩出，名著紛呈，報刊林立，流派繁多。為什麼在二三十年代文學會呈現出如此繁榮的局面？我們認為其原因有： 一、「五四」運動之後，封建文學的不足、缺陷受到沖擊和否認，封建思想更是受到猛烈的沖擊和否定。這時，作家的思想處在復雜、變化的狀態，其思想、思維都變得極為活躍。 二、西方文化思潮、西方文學思想以勢不可擋之勢激盪著中華大地，沖擊著封建文化、封建文學的堡壘，新思想、新觀念如雨後春筍見諸於各類報刊、著作。 三、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往往處在中西文化、中西文學思想相交溶的狀態中，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有著很深的造詣，深受傳統文化、傳統文學的影響，但是他們大都留過學，他們對西方文化、西方文學有著切身的感受和體驗，並能善於吸取西方文化、西方文學的精華。縱觀二三十年代作家如魯訊、巴金等，他們可以說都是博古通今、中西皆曉的大家，他們的作品既有傳統、民族的東西，又有現代、西方的東西。 四、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創作思維方式是多樣化的。他們往往兼備中國古代文學創作思維定勢和西方文學創作思維方式，很少受到指令性的創作思維模式的左右。他們的創作思維空間是廣闊的、自由的。他們對題材的選擇，往往了隨從自己的創作需要和創作個性進行，這使得他們的作品呈現出多樣性、豐富性。 五、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的生活經歷相當豐富。他們正處在新舊時代交替轉換時期，這使得他們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條件下生活，於是他們的生活呈現出多層次、立體型的，這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此外，有些作家曾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如魯訊少年時生活相對富裕，但到了青年時家道衰落，生活環境大不如前，這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況，使作家對人生、社會有著更深、更別樣的感受和體驗，從而使其所創作的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力度和深度，並達到一定的高水準。
㈧ 葉聖陶五四後創作的小說有那些
葉聖陶五四後自創作的文學作品：
時間 作品 類型
1921 《小白船》 童話
1921 《一粒種子》 童話
1922 《雪朝》 詩
1922 《旅行家》 童話
1922 《含羞草》 童話
1922 《隔膜》 小說集
1922 《玫瑰和金魚》 童話
1922 《月亮姑娘的親事》 童話
1922 《快樂的人》 童話
1923 《稻草人》 小說
1923 《火災》 小說集
1925 《線下》 短篇小說
1928 《倪煥之》 長篇小說
1931 《古代英雄的石像》 童話
1934 《文心》 教育
1935 《未厭居習作》 散文
1936 《聖陶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1936 《葉紹鈞選集》 文選
㈨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有哪些主要的新文學創作
五四新文學抄主要由襲小說、散文、詩歌、戲劇 四大體裁組成。
在它的思想內涵中，既直接含納了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種種風潮，也表現出了與新文化相一致的反傳統、學西方的價值追求，從而形成了自己區別於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品格。這正是它的「新」之所在。
在詩歌領域，有現實主義詩歌流派和浪漫主義詩歌流派；在小說領域，則有「問題小說」、浪漫派小說、鄉土派小說等。最突出的典型應該是白話文。
㈩ 為什麼說"五四"後新文學創作中的散文成就最突出
魯迅先生曾經作過這樣的評價：「五四」之後,「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魯迅《小品文的危機》).朱自清也認為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背影·序》).
具體來講：「五四」時期最早出現的散文作品,是以議論文為主的雜感文.1918年4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開始設立「隨感錄」欄目,先後發表了李大釗、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雜感文.與此同時,《每周評論》、《新生活》等報刊也相繼推出類似欄目,形成了頗有氣勢的雜感散文的創作浪潮.陳獨秀是「雜感錄」這一文體的開創者,而魯迅則是雜感文創作中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魯迅前期的雜感文收入《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與《而已集》這五本雜文集中.除雜感文之外,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與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也是中國現代散文中的精品.《野草》寫於1924—1926年,表現了魯迅在「五四」退潮後於苦悶、彷徨中上下求索的心路歷程,作家在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空虛、寂寞情緒與解剖自我的陰冷心理的同時,也強烈地表露出一種持續、韌性的戰斗精神或永不鬆懈、永不退卻的斗爭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