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的「桃山時代」為文化藝術的發展創造了哪些有利的條件
一方面，豐臣秀吉發動的對朝鮮的戰爭雖然以日軍的戰敗而告終，但在長達7年的戰爭期間，大批的朝鮮工匠被擄掠來到日本，其中據說僅陶工就有800人之多。當時的朝鮮李朝正值瓷器生產與設計的鼎盛時期，朝鮮陶瓷工藝經驗的傳入，無疑為日本陶瓷工藝的成熟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在與中國唐代停止文化交往幾百年後，12～13世紀，一批日本僧侶及其隨從再次訪問了宋代的中國，宋代中國美輪美奐的陶瓷藝術的源源傳入，使得長期裹足不前的日本陶瓷工藝開始醞釀新的變革。尤為重要的是，唐宋時期盛行於中國的飲茶之風迅速波及日本，不僅是王公貴族對之趨之若鶩，就是在庶民中也稱得上是蔚然成風。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日本所特有的「茶道文化」，即主張將品茶與坐禪相結合，在品茶修性的同時，達到參悟禪機的目的。這種茶禪一味的文化是與中國的茶文化截然不同的。進入桃山時代後，日本的政治形勢、經濟生活逐漸趨於穩定，社會文化的主體出現了由貴族主導向庶民文化居主導的轉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深含禪意並有一整套程式的茶道文化也隨之成熟起來。受這一現象的影響，日本的陶瓷設計也逐步擺脫中國風格的束縛，開始由模仿為主的「唐物」向具有本土特色的「和物」的轉化。在這一轉變中，號稱「天下第一茶道大師」的千利休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作為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這樣兩位軍事統治者的御用茶師，千利休接受了貴族文化的熏染，但作為一個出身貧寒的有識之士，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審美觀還是與貴族格格不入的，而與民間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正是受民間文化的影響，他創立了獨特的以「幽茶」理論為核心的茶道觀與茶陶觀。在他看來茶道並不僅限於飲茶這一行為本身，它是一種綜合性的體驗，因而飲茶的儀式、盛茶的容器以及茶室的裝飾與環境都是影響茶道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在茶具的品藻方面，他提出了茶具應具備的「量感」、「力感」、「凈感」三種基本屬性。為了給他的這一理念作出生動的註解，他還親自指導著名陶工長次郎試制「樂茶碗」。這種風格的茶碗一反貴族追求奢華精巧的審美觀念，而崇尚質朴、稚拙、簡約、恬淡的美，完全採用徒手捏制、切削的方法製作，而不用此前已普遍推行的轆轤拉坯法，以避免規則、對稱、圓熟、雕琢之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