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發明史及時間

『壹』 算盤的歷史發明時間和人物

中國是算盤的故鄉，在計算機已被普遍使用的今天，古老的算盤不僅沒有被廢棄，反而因它的靈便、准確等優點，在許多國家方興未艾。因此，人們往往把算盤的發明與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提並論，認為算盤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一大貢獻。然而，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算盤的呢？從清代起，就有許多算學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日本的學者也對此投入不少精力。由於缺少足夠的證據，算盤的起源問題直至今天仍是眾說紛壇，莫衷一是。歸納起來，主要有三說。 一是清代數學家梅啟照等主張的東漢、南北朝說。其依據是，東漢數學家徐岳寫過一部《數術記遺》，其中著錄了十四種演算法，第十三種即稱「珠算」，並說：「珠算，控帶四時，經緯三才。」後來，北周數學家甄鸞對這段文字作了注釋，稱：「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五，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雲『控帶四時』。其珠游於三方之中，故雲『經緯三才』也。」這些文字，被認為是最早關於珠算的記載。當時的五珠中算盤不是穿珠算盤——珠中無孔(沒有檔),名曰珠盤和盤珠。那時把塗有不同顏色的算珠放在一個刻有一排排縱向弧形槽內的木盤上。但是一些學者認為，此書描寫的珠算，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記數工具或者只能作加減法的簡單算板，與後來出現的珠算，不能同日而語。 二是清代學者錢大聽等主張的元明說，即算盤出現在元朝中葉，到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第二十九卷《井珠》，引當時諺語形容奴僕說：「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擂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後人稱此為「三珠戲語」。把老資格的奴婢比作算盤珠，撥一撥動一動，說明當時的算盤已很普及。宋末末元初人劉因的《靜穆先生文集》中有一首以《算盤》為題的五言絕句：「不作翁商舞，休停餅氏歌。執籌仍蔽簏，辛苦欲如何。」這也是算盤在元代出現的明證。至於明朝，永樂年間編的《魯班木經》中，已有製造算盤的規格、尺寸，還出現了徐心魯《算珠演算法》、程大位《直指演算法統宗》等介紹珠算用法的著作，因此算盤在明代已被廣泛使用，這是毫無疑問的了。 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又形成了算盤起源於唐朝、流行於宋朝的第三說。其依據是，一，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畫有一家葯鋪，其正面櫃台上赫然放有一架算盤，經中日 算盤
兩國珠算專家將畫面攝影放大，確認畫中之物是與現代使用算盤形制類似的串檔算盤。二，1921年在河北巨鹿縣曾挖掘到一顆出於宋人故宅的木製算盤珠，已被水土淹沒八百年，但仍可見其為鼓形，中間有孔，與現代算珠毫無兩樣。三，劉因是宋末元初人，他的《算盤》詩，與其說是描寫元代的事物，還不如說是宋代事物的反映更為確切。同樣，陶宗儀的「三珠戲語」所見元人諺語中已有算盤珠之說，也反映出「是法盛行於宋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演算法統宗」條）。四，元初的蒙學課本《新編相對四言》中，有一幅九檔的算盤圖，既然在元初已為訓蒙內容，可見已是尋常之物，它的出現，至少可上推到宋代。此外，宋代的算盤從形制看已較成熟，沒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種笨拙或粗糙。因此，較多的算學家認為，算盤的誕生還可上推到唐代。因為宋以前的五代十國時期戰亂不斷，科技文化的發展較為滯緩，算盤誕生於此時的可能性較小。而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經濟文化都較發達，需要有新的計算工具，使用了兩千年的籌算在此時演變為珠算，算盤在這時被發明，是極有可能的。 算盤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有關它的起源卻爭論了上百年，無法統一。但願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早日得出科學的結論，以告慰於古人．無愧於後代。

『貳』 中國歷史朝代時間表是誰發明的，根據什麼來的，現代人怎麼推斷歷史朝代的，是根據史書還是啥

關於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中國史學界原來一向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內841年國人暴動作為中國歷史有容確切紀年的開始。
但歷史學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把中國歷史確切紀年向前推了幾千年。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國家「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1996年5月正式啟動，目標就是建立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和共和以前的西周的年代學年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對傳世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整理研究，特別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學計算，推定其年代；對典型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分析研究，並做必要的發掘工作，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和AMS（加速器質譜計）的碳14測年。工程旨在建立三代年表，周代是建立三代年表研究的基礎，西周晚期是基礎中的基礎。其中工程主要一項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准確的年代。經過5年的集體努力，2000年10月，正式公布新的夏商周年表。在新的年表中，夏代約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商前期約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商後期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紂為公元前1046年。

『叄』 時間工具的發明史

日晷

是我國古代利用日影測得時刻的又一種計時儀器。通常由銅制的指針和石制的圓盤組成專。銅制的指針叫屬做「晷針」， 石制的圓盤叫做「晷面」。使用時，觀察日影投在盤上的位置，就能分辨出不同的時間。日晷的計時精度能准確到刻（15分鍾）。

漏壺（漏刻）

即用一個在壺底或靠近底部鑿有小孔的盛水工具，利用孔口流水使銅壺的水位變化來計算時間。 我國發明的銅壺滴漏比外國製作的滴水計時器要早的多，應用也普遍，成為歷代計時的重要工具。

圭表

是一種既簡單又重要的測天儀器，它由垂直的表（一般高八尺）和水平的圭組成。它利用了立竿見影的道理來測量日影長度。主要功能是測定冬至日所在，並進而確定回歸年長度。此外，通過觀測表影的變化可確定方向和節氣。

火計時

燭光計時

手錶

『肆』 鍾表的發明歷史

鍾表，也是由中來國人在源900多年前的北宋時期發明的。近日，筆者在上海遇見世界著名的鍾表大師、香港鍾表歷史學家矯大羽時，他激動地對記者說，經過數年的努力和求證，他提出的「中國人開創了鍾表史」這一觀點，已被世界鍾表界認可。
矯大羽說，中國古代有日晷、水鍾、火鍾、銅壺滴漏等，這只能算是古人的計時器。沒有嘀嗒嘀嗒的鍾表聲，都不能稱作鍾表。到了1090年，北宋宰相蘇頌主持建造了一台水運儀象台，每天僅有一秒的誤差。而且，它有擒縱器，正是擒縱器工作時能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音。這就是鍾表與計時器的區別。國際鍾表界都把擒縱器視為鍾表的心臟。在瑞士，他找到了一本世界鍾表界的權威書刊上寫到：「現代機械鍾表中使用的擒縱器源自中國古代蘇頌的發明。」之後，他又在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的一本書中，找到了他的一段話：「蘇頌把鍾表機械和天文觀察儀器結合以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

『伍』 簡述中國古代車發明史

試論中國牛車、馬車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車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為古代戰爭的主要裝備，在人類文明史上產生有很大的影響。車的發明及其牽引動力的利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國在這方面同樣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中國的車源自本土
車是最早出現的帶有輪子的陸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在西亞的兩河流域、中東歐地區較早出現了車子。發現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車，距今約有5500年的歷史。在這一地區還發現了描繪在彩陶缽上的雙輪車圖形及粘土製車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經科學發掘的最早的車的實物遺存，也出現在幼發拉底河的下游地區，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輪車，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間[1]。
與西亞的兩河流域相比，中國發現的古車遺存的年代相對較晚，見於報道的沒有早過夏代時期。因此，早有西方學者主張中國的古車來源於西亞。我國也有學者贊同這種觀點[2]。但這種觀點也遭到了不少中國學者的質疑，他們從中國馬車和西方馬車的形制、系駕方法和馬具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區別，論證了中國商代的馬車與西亞的馬車差異之處頗大，應出自不同的車制系統。在兩河流域的邊緣地帶及更外圍的地區，車的出現明顯地晚於兩河流域，而且中國瀕臨的南西伯利亞、蒙古地區車的出現也比我國殷商時期的車要晚。由此作為反駁中國古車「西來說」的理由[3]。但是關於中國牛車、馬車的本土起源的觀點還缺乏較具體深人的論證。
筆者是贊同中國的車源於本土的。為此，還可以從以下方面作進一步地論證。
首先，我國雖然還未發現夏代以前車的遺物，但歷史上卻流傳有許多黃帝時期發明車的傳說，其時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這一年代數據恰與西亞出現車的時代大致相當。有關造車的傳說連綿不斷，除了黃帝外，還有伏羲氏、少昊、堯、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單在車這一個器物上，就集中出現了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這在世界車的發明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這一方面反映了車系我國的獨立發明，古人對此是確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車的不斷改進的變化過程。
見於古文獻中有關黃帝造車的記載主要有：
《周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這里把用牛和馬牽引的車，歸之於黃帝及堯、舜。《周易·系辭》為孔子所作，這說明孔子也是主張車是由黃帝或在黃帝時代發明的。
《漢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史學家班固也是主張黃帝造車的。
《古史考》：「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東漢的譙周也贊同黃帝造車。
《藝文類聚》：「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太平御覽》：「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這說明唐宋時的文獻中承襲了黃帝造車的觀點。
《宋史·輿服志》：「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軍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
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則稱：「黃帝有熊氏始見轉篷而制車。」
從以上的古代文獻可知，自先秦到清代，關於黃帝造車的記載不絕於史書。盡管其中也夾雜有奚仲等人造車的記載。如《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對此，清代考據家畢沅解釋道：「《左傳》奚仲為車正之官，爾非造車也，《堯典》雲『車服以庸』，則車由來久矣，蓋實始於黃帝。」[4]這說明前人對黃帝造車的傳說是篤信不移的。不過，合理的解釋也許是，黃帝是車的發明者，當時牽引的動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車的改進者或管理者。從技術演進的角度看，車的發明，應以輪轉器具的製作發展到一定程度為先決條件。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紡輪、陶紡輪，特別是琢制而成的輪型器具，應是車的直接或間接的先驅。黃帝時代大約和仰韶文化時期相當。結合古文獻中有關黃帝造車的記述，在距今大約5000年的黃帝時代出現車，是合乎情理的。這與西亞出現早期車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與車的「西來說」相反，無論是早期車的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的車的實物遺存，都出現在我國中東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不在西部地區，也不在「有可能」傳人中國的北部地區。這與從傳播學的角度論證中國馬車「西來說」的傳播路線形成了截然的對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獻中記載有黃帝、奚仲造車。當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車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馬服牛」的記載。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黃帝活動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動的記載和傳說中留下的遺跡更豐富些。《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為有熊。」西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鄭縣，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宋代羅泌《路史》道：「黃帝開國於有熊，今鄭之新鄭。」可見其活動的中心地區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帶。奚仲，相傳為與夏禹同時的人，居於薛，即今山東省滕州東南；遷於邳，為今山東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於今商丘一帶的。今本《竹書紀年》載，「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後，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應在商丘一帶活動。這顯然是在遠離西部、北部的中、東部地區的。
由於受到保存條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還未發現夏代以前的車的遺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有車馬器遺物。在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銅鈴，考古學者推斷為馬鈴；而圓形器、圓泡形器、牌飾、海貝等則可能是車馬飾物[5]。最近，考古學者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南側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間，發現了兩道大體平行的車轍痕，車轍長5米多，向東西延伸，轍溝呈凹槽狀，其內可見下凹而呈現出層狀堆積的路土和灰土，兩轍間的距離約為1米[6]。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的車的遺跡，它與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馬鈴、圓形器、圓泡形器、牌飾、海貝等車馬飾物正可相互印證，說明夏代確已開始使用雙輪車。車的遺跡也在偃師商城遺址的東北隅被發現。在該處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層路面靠近城牆的部位，發現兩道東西向順城牆並行的車轍遺跡，已發現車轍長14米，車轍軌距約1. 2米。考古學家由此斷定，這是商代早期的雙輪車子的車轍印痕，是商代早期車在我國使用的見證[7]。這與以前在偃師商城發現的青銅軎可相互驗證。在鄭州商城也發現有用來鑄造車軎的陶范[8]，說明當時車上配件的生產已經批量化。參與偃師商城發掘的考古學者將偃師商城車轍遺跡的年代確定在早商文化的鄭州二里崗時期，如果此說不謬，偃師商城車轍的年代距今約有3500年。而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則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間。將二里頭文化的車轍及車馬器遺物與古代文獻中有關夏代「奚仲為車正」的記載相聯系，可證夏代早已使用了車。夏代車子的考古文獻資料盡管不算很早，但卻與我國臨近國家出土的車的遺存年代相當。在俄羅斯烏拉爾山南部的辛達雪塔發現有5座車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間。在前蘇聯謝萬湖墓葬中出土的雙輪馬車的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蘇聯的亞美尼亞的拉夏辛發現15輛車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學者主要根據以上材料認為中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兩河流域與歐洲的「西式馬車」後，將其逐步改進為雙輪馬車，並沿著歐亞草原向東傳播，最後到達中原地區，並由此認為「中國的馬車應當是從西鄰的中亞直接發展過來的」[9]。實際上，若單從年代對比的角度來看，中亞地區車出現的年代與中國夏代車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當。也就是說，在中亞地區出現馬車的同時，我國的中原地區也出現和使用了車。這就很難將中亞車傳入中國的過程講清楚。
在安陽殷墟出土的卜辭甲骨和殷代車馬坑，為研究我國早期的車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在甲骨文中，有多種形體的車字。從中可知，殷車已由軸、輪、單轅、衡及雙軛構成。有關兵車作戰、商王乘車狩獵、用車祭祀和馴服駕車之馬的卜辭均較豐富。在屬於武丁時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辭中，即已發現使用馬車的記錄。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載車，馬硪馭王車，子央亦墜。」(《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車馬……在車，畢馬亦……」(《佚》九八O)
自殷墟發掘以來，共發現車馬坑18座，內出殷代車子20輛。經過考古人員的精心清理，使我們對商代晚期車的結構有了較清楚的了解：這些車子可分為用於代步的乘車和作戰用的戰車。車子主要由兩輪、一軸、一轅、一衡構成，在軸和轅之間安置有長方形車輿，車輿後面有可供上下的車門。衡上有的裝飾以銅獸面飾，其兩側各置有軛，用於服馬。駕車的馬多為兩匹，也有的為四匹。在車馬坑中，常發現有數量繁多的青銅車飾和馬飾，十分精美華麗[10]。這些車子的結構已十分復雜，顯示出高超的製造技術。這正說明我國車的歷史悠久，已經走過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階段，到殷代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程度。
總之，從我國古代文獻和流傳至今的黃帝時代發明車的傳說中，可知我國已有5000多年利用車的歷史。這和兩河流域出現車的時代相差不遠。並且，這些傳說豐富生動，可資稽考，代代相傳。在我國發現早期車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黃河中下游地區。這些地區與「西來說」者認為的車子可能先傳人我國西北、北方等邊境地區的推測相距甚遠，存在著諸多難以解釋的矛盾和缺環。因此，中國的車應是源於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國最早掌握牛車、馬車駕御技術的先民
車是引重致遠的交通工具。為了達到引重致遠的目的，就要解決車的動力問題，不然，就很難使車的使用得以推廣。商族是一個善於遷徙的民族。《尚書·盤庚》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張衡《西京賦》道：「殷人屢遷，前八後五。」這是說商人常常遷徙不定，在立國之前的先商時期，已遷移了8次，立國之後，又遷都5次。商人又是一個善於經商的民族，經商也要不斷到遠離故土的地方貿易。總之，不管舉族的大規模遷徙，還是到各處經商，都離不開交通工具。不然，整個部族的遷徙，男女老幼，浩浩盪盪，各種物資和生活物品，堆積如山，如果沒有數量可觀的車輛，這樣大規模的遷移，單靠肩扛手提是很難進行的。到遠處去進行商品交換的貿易活動同樣也離不開車輛。而古文獻中有關商人先祖在「乘馬」、「服牛」方面的記載，正與車的製作和改進以及用牲畜挽拉車輛技術的應用有關。
車輛是滿足這些需要的重要條件和工具。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馴服並選擇用來駕車的牲畜。不難想像，剛一開始，駕車的動物應是種類繁多的，因為商人有極高的馴服動物的本領。《呂氏春秋·古樂》：「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就連龐大的大象也能馴服，可見商人馴養動物技能的高超。實際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萬震《象贊》：「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稀，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形如丘徒。」[11]詩中已認識到大象的「服重致遠」功用。除了牛和馬之外，後世記載駕車的動物還有鹿、狗、羊等，這說明選擇適於駕車的動物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實踐過程。馴服了牛、馬，並最終將這兩種牲畜確定為最適宜牽引車輛、「負重致遠」的動物，這和車輛的發明一樣，在人類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古代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多把利用馬和牛駕車的技術歸功於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馬。」
今本《竹書紀年》載：「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唐代楊倞釋道：「《世本》雲：『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趙(肇)於相土，故日『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可見，楊倞認為相土又可稱為乘杜。現在看來，將杜釋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對「乘」字的解釋有些牽強。清代學者王先謙指出：「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而隸書「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緊接「乘馬」，故楊倞誤桑為乘[12]。由此看來，乘杜並非相土的別名，而是前人訛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發明用馬駕車技術的乘杜應為「桑土」，實際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駕車技術的發明歸之於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為亥。
古本《竹書紀年》載：「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是說王亥將其馴養的牛托寄給有易氏和河國之君。這也說明王亥是馴養牛的高手，並且規模是相當大的，不然不會將馴養、飼養的牛托給兩個部族首領來代管。
《呂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應因與亥形相近而誤，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經·大荒東經》亦說：「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易經·大壯》和《楚辭·天問》等文獻中都重復記載了這個故事，說明先秦時期王亥牧牛及馴牛駕車的故事仍在廣為流傳。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著極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達50頭。王國維先生指出，卜辭中對於王亥，「乃祭禮之最隆者」。並且認為，「然則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為製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14]。這是說，因為王亥是畜牧業及牛車的創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實際上，在王亥之前，還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與畜牧有關。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孫，曹即為飼喂牲畜的槽。圉的本義為養馬的圈牢。《左傳》昭公七年：「馬有圉，牛有牧。」杜預注道：「養馬曰圉。」《說文解字》釋圉道：「一曰：圉人，掌馬者。」養馬人稱圉，應與用牢圈養馬有關，曹圉的得名也應當與他從事過養馬的經歷有關，或者說與他以槽牢從事養牲畜的活動有關[15]。曹圉也應該是在畜牧業上作出相當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從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與畜牧及「服牛乘馬」有關，這既反映了先商時期畜牧業的興盛和悠久的傳統，也正說明商族的幾代先公在牛車和馬車的駕御利用方面的貢獻決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史實根據的。對此，《管子·輕重戊》總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這里的「殷人之王」，應為商湯建國之前的殷先王，指的應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說明商人應是我國最早掌握和利用駕駛牛車和馬車技術的先民。
上述文獻記載還可以從以下方面加以進一步的論證。
首先，從考古發現的實物遺存看，先商時期出現較發達的畜牧業是可信的。畜牧業是在原始狩獵活動的基礎上形成的。當人們在狩獵時，將捕獲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較大傷害的動物圈養起來，漸漸的使其適應家養的環境，大致經過拘禁馴化、野外放養，最後進人定居放牧三個階段。這樣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業[16]。在黃河中游的陝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兩座長方形畜圈，長6米~10米，寬1. 8米~2. 6米。周圍有密集的柱洞，說明圍有柵欄以圈養牲畜[17]。在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也發現兩座略呈圓形、直徑約4米的圈欄，圈中還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糞堆積，足證屬畜圈無疑[18]。在河南鄭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中也發現有一處專門飼養牲畜的圈欄，而且，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也發現有馬和牛的遺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遺址中出土有兩顆馬齒和一節趾骨。在山東歷城城子崖、河南湯陰白營、甘肅永靖馬家灣等相當於龍山文化的遺址中都出土有馬的遺骨。這可以證明，至遲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時期，在我國北方馬已被普遍馴養[19]。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牛的遺骨則發現的更多。在河南新鄭裴李崗、河北武安磁山、山東滕縣北辛等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中發現有不少牛的遺骨，盡管還不能確定是否是家養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養的可能性。而進人到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後，出土的牛的遺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齒。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有黃牛骨骼，在山東歷城龍山鎮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鄲澗溝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鄭州大河村、安陽後崗、浙川下王崗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發現有大量的牛的遺骨[20]。將這些牛骨遺存與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遺址結合起來考察，可見牛的馴養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協助大禹治水，應是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動的年代，應該進入夏代的紀年了。因此，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畜牧遺存，進一步說明了先商時期畜牧業興盛的真實可信。
其次，文獻和傳說中商人先祖活動的豫東地區適宜畜牧活動。在人類最早飼養的六種家畜中，牛和馬都屬於大型的以食草為主的牲畜。盡管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了飼養牛馬的牢廄，但飼養牛馬的主要方式應該是放牧。而放牧活動需要開闊的田野或緩坡地帶，以及與之伴生的豐富茂盛的野草。文獻和傳說中商族先人活動的中心地區在今商丘地區。《左傳》襄公九年稱：「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於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這是較早的有關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書紀年》也載：「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美籍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等學者秉承近代學者王國維、董作賓等人早年的學術推測，將先商時代商人的活動區域界定在商丘一帶，並在此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見先商之居商丘說的久遠影響。若將這一見解和商丘地區的生態環境結合起來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區位於黃河和淮河沖積平原，這里地勢平坦，一望無際，河流縱橫，水源充沛，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草木豐茂，動物繁多，適宜大規模的放牧牛馬。尤其在先商時期，從事農業的墾殖活動還相對緩慢，當有大量的閑置土地，這里應是發展畜牧業的天然牧場，而且，平坦開闊的土地也是馴服牛馬、練習駕車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這里作為發展畜牧業、製造車輛、教人駕御車馬的理想之地。在發展畜牧業的同時，先商的農業也得到迅速的發展。正是由於農業、畜牧業的堅實基礎和長期積累，製造車輛和服牛乘馬技術的發達，商族才得以逐步強大起來，進而「肇牽牛車遠服賈」[22]，促進了商業貿易的興起和發達。
第三，商丘地區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時期的歷史逐漸清晰起來，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動提供了證據。在商丘地區進行商代文明來源的探索是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的。民國二十五年 ( 1936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進行考古調查，在永城縣發現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遺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遺物，認為遺址的性質屬於龍山文化[23]。之後的重要考古工作是從建國後的七十年代開始的。1976年~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先後3次在商丘地區各縣進行考古調查，發現龍山文化遺址17處，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遺址各15處，其他時代遺跡14處。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縣周龍崗等遺址較為重要。發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遺址報告中指出：「統觀整個文化面貌，可以說豫東商丘地區仍然是河南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域。」[24]這種將商丘地區新石器文化認定為龍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見一致的。龍山文化直接銜接著代表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時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應從龍山文化找到來源。到了1981年考古學者們發表豫東考古綜合報告時，從睢縣周龍崗等遺址文化層的疊壓關系中認識到在龍山文化的上層堆積著殷商文化，並發現商丘的龍山文化與豫西的龍山文化有顯著的區別，應稱為「王油坊類型」。另外，根據僅見於商丘縣塢牆遺址的二里頭文化遺存，推斷商丘地區應是二里頭文化向東分布的邊緣地帶[25]。而孟庄遺址則是商丘地區發現的面積較大的早商文化遺存，碳十四測定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與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下層遺存年代相當[26]。這些發現都為探尋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礎。
從1990年開始，以張光直先生和中方領隊率領的中美聯合考古隊開始對商丘地區進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調查發掘，他們採用先進的手段和方法，開展了對商丘地區全新世時期生態環境的考察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來發掘了商丘縣潘廟、虞城縣馬庄和柘城縣山台寺遺址，出土了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東周文化直到漢代文化的豐富遺存。其中山台寺的龍山文化遺址對探尋先商文明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里發現有五間東西相連的房子。在這排房子南邊約30米處，有一個略呈圓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頭整牛和一個鹿頭。對此，張長壽和張光直先生認為：「這個牛坑使山台寺的龍山文化與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聯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與家牛這種密切的關系，是別的朝代的祖先所沒有的。殷商考古的遺址里常有祭牛的遺跡，牛是大牢，一個祭祀坑裡有九條牛，表現祭祀重要與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龍山文化遺址裡面這個發現是沒有先例的，它或許說明龍山文化的一支，與其他地方的龍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發展平行，在豫東發展出來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龍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們還指出：「商丘地區的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廣泛深人的研究，它們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們從整牛祭祀坑，聯想到發明服牛駕車技術的商祖王亥，進而推斷出商丘地區與先商文明的密切聯系。盡管目前的考古材料還有一定的缺環，並且有些學者對商丘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性質還存有疑義。但是，如果把文獻記載和商丘地區的考古成果結合起來考察，兩位張先生的推論應是很有道理的。
三、結語
車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軍事裝備，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古代有關車的發明的記載源遠流長、豐富多彩。考古學上也提供有較為有力的證據支持。因此，中國的車是起源於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於遷徙和樂於經商的文化傳統。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車的製作及用牛、馬駕車上有重要貢獻。這也同時說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車、馬車駕御技術並加以推廣的部族。
商丘地區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尋先商文明的理想區域。商丘所處的廣袤無垠的黃淮大平原，為牛、馬等牲畜的放牧馴養和人們的駕車訓練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廣闊空間。這里也應是我國馬車和牛車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馬」技術的發達，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廣泛傳播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當然，關於中國車是源於本土還是由域外傳入的問題，目前還遠沒有得到解決。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國牛車和馬車本土起源說的論著中，由於沒有將車的發明及應用與具體的早期人類的社會活動聯系起來，又缺乏對馬(牛)車使用和推廣地域的專門論證，也影響了人們對這一論點可靠性的認識。本文試圖在這些方面有所補闕，指出先商時期商人在牛車及馬車的利用和推廣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商族人活動的遼闊的豫東平原則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廣牛車及馬車的中心區域。當然，這只是為開展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點新的思路，而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有待於考古學上發現更早和更豐富的有關車的遺存。

載《中國農史與環境史研究》

『陸』 紙是誰發明發展史是怎麼的

造紙術相傳是由中國東漢時代的蔡倫（-121年）所發明，但是也有考古證據說明，造紙術早就存在，蔡倫只是改進造紙術的重要發展者。在中國，造紙術被稱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 東漢的許慎在他編寫中國第一部條理清楚、體系分明的字典《說文解字》里談到「紙」的來源。他說：『「紙」從系旁，也就是「絲」旁。』。這句說話見當時的紙主要是用絹絲類物品製成，與現在意義上的紙是完全不同的。紙的發明、發展及傳播也是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1957年西安市東郊的灞橋出土了公元前2世紀的古紙，世稱灞橋紙。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發明的紙。經鑒定，該紙是以大麻和少量薴麻的纖維為原料製成的。製作技術較原始，質地粗糙，還不便於書寫。 造紙技術改良者蔡倫蔡倫於漢明帝永平末年入宮，漢章帝建初年間，擔任小黃門（較低品級的太監職位）。漢和帝即位之後，升任中常侍，參與國家機密大事的謀劃。蔡倫有真才實學，為官盡忠職守，多次不惜觸犯皇帝的威嚴，進諫指出朝廷施政的得失。 後來，蔡倫擔任尚方令，監督宮廷物品的製作。人們認為就是從這個時候，蔡倫開始接觸東漢最好的手工工藝，並改進當時的造紙技術。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自古以來，書籍文檔都是用竹簡來做書寫載體的，後來出現了質地輕柔的縑帛，但是用縑帛制紙的費用很高昂，而竹簡又笨重，於是蔡倫想進行技術創新，改用樹皮、破布、麻頭和魚網等廉價之物造紙，大大降低了造紙的成本，為紙的普及准備了條件。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把改進造紙術的成果報告給皇帝，皇帝對蔡倫的才能非常贊賞，並把改進過的造紙技術向各地推廣，漢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朝廷封蔡倫為龍亭侯，所以後來人們都把紙稱為「蔡侯紙」。

『柒』 中國古代車發明史是什麼樣的

車馬是我國古代最主要的陸路交通工具。數千年來，他們曾在社會生活中占據過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勞動生產還是戰爭，或者是政治活動，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與裝備，其數量的多寡與質量的優劣。經常成為衡量某一時期的社會發達與落後、國勢強盛與衰弱的重要標准。

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車形象和實物在商代中晚期，即公元前14世紀前後。在甲骨文、青銅器銘文中，都有車的象形字。車的實物，在河南安陽殷墟先後發現了十八輛，由於深埋地下，年深歲久，出士時車的木質結構已全部腐朽。

根據黃土中保留下來的朽木痕跡對它們進行剝剔和清理，經過復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車完整地再現在人們面前。

在其後的一千多年中，獨輈車雖然多有改進和發展，但從總體結構上講，還沒有突破商代獨輈車的形制。

周武王滅商後大封諸侯，又接受周公的建議，修建洛邑，開鑿道路，製造車輛，發展交通。西周的車輛有了重大改革。車駕二馬的叫「駢」；駕三馬的稱「驂」；駕四馬的名「駟」，其中駕轅的二馬叫服馬，兩旁拉車的馬叫驂馬；駕六馬為「六騑」。

在周代，馬車不僅是王公顯貴出行游獵時代步和炫耀身份的工具，還是戰爭中主要的「攻守之具」（《六韜·虎韜·軍用第三十一》）。

先秦時期，車分為立乘與坐乘兩種類型。1980年在陝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的車馬坑中發現了兩乘彩繪銅車、八匹銅馬、兩個御車銅俑。

這件銅車馬仿照真車馬製造，其大小尺寸為真車真馬其人的二分之一。車的形制仍是先秦時獨輈（轅）車的形制，但車輿（車廂）呈凸字形，分前後兩室，前室為御官俑駕御處，俑為跪坐姿態，雙手執轡御車，後室則是車主人乘坐處。

全車通長3.28米，高1.04米，總重量1800公斤，車馬整體用青銅鑄造，共有3400多個零部件，車馬上竹、木、絲、革等質料的部位，也全部用金屬逼真地仿製出來。車馬通體施以彩繪變體龍鳳紋、雲氣紋、菱形紋等圖案，線條流暢，極富立體感，猶如鑲嵌一般，將車裝點得富麗堂皇，華貴典雅。

西漢是雙轅車逐漸興盛的時代。西漢武帝以前，獨輈車尚與雙轅車並存，及至西漢中晚期，雙轅車開始逐漸普及，東漢以後便基本上取代了獨輈車。這一變化過程，從考古發現的西漢晚期與東漢時期的畫像石、畫像磚和漢墓壁畫上有大量雙轅車形象這一點上，可得到證實。

東漢和三國時期出現了獨輪車，這是一種既經濟又實用的交通運輸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項重要的發明。根據歷史記載，諸葛亮北伐時，蒲元創造「木牛」為軍隊運送糧草。許多學者認為當時的「木牛」，就是一種特殊的獨輪車。

漢代的雙轅馬車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可細分為若干種類。結合出土的漢車實物、模型以及形象圖，與文獻記載對照，現能確認的有：斧車、軺（音遙）車、施轓（音番）車、軒車、軿（音平）車、輜車、車、棧車等。

無論是乘人的馬車還是載物的牛車，皆須在較寬敞的道路上行駛，而不適於在鄉村田野、崎嶇小路和山巒丘陵起伏地區使用。因此在西漢末東漢初，一種手推的獨輪車在當時的齊魯（今山東）和巴蜀地區（今四川）應運而生。

指南車是中國古代用於指示方向的一種輪車式機械，又稱「司南車」。傳說遠古時期，黃帝在與蚩尤作戰時遇到大霧，黃帝的部落雖然英勇善戰，卻也無法取勝。

為此，黃帝特意製造了一輛指南車，利用它來識別方向，終於打敗了九黎部落，生擒了蚩尤，為統一華夏滌訕了基礎。但傳說終歸是傳說，因未能見到實物，這個迷一直蒙蓋了兩千年，到三國時期才被解開。

『捌』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是誰發明的哪個朝代

1、指南針：指南針的發明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對物體磁性認識的結果。指南針的始祖大約出現在戰國時期。

2、造紙術：東漢的蔡倫，但在蔡倫之前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造紙術，20世紀在中國各地出土的許多西漢時期的古紙片，可以證明這一點。

3、火葯是中國古代煉丹家發明於隋唐時期，火葯的研究開始於古代道家煉丹術，古人為求長生不老而煉制丹葯，煉丹術的目的和動機都是超前的，但它的實驗方法還是有可取之處，最後導致了火葯的發明。

4、印刷術：根據歷史學家鄧廣銘考證，雕版印刷術發明於唐朝，元代，著名道家學者、農學家與機械學家王禎發明了木活字，並創造出比較簡捷的適於漢字復雜特點的轉盤排字方法。

(8)古代發明史及時間擴展閱讀：

中國的四大發明在歐洲近代文明產生之前陸續傳入西方，對西方科技發展產生一定影響。火葯和火器的採用摧毀了歐洲中世紀天主教的思想枷鎖。指南針傳到歐洲航海家的手裡，使他們有可能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為西方奠定了世界貿易和工場手工業發展的基礎。

而李約瑟對這四大發明的贊美和強調，使得這一說法獲得了中國的很大認同，並被寫進了教科書。

恩格斯在1857年發表的《炮兵》中寫道：「在中國，還在很早的時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劑混合製成了煙火葯，並把它使用在軍事上和盛大典禮中」。

火葯最早在公元9世紀晚唐時期的煉丹書籍中就有記載。

公元904年，楊行密軍圍攻豫章（今江西南昌），部將鄭璠命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這是火葯最早使用於軍事記載，最早的火葯武器則出現在五代時期的敦煌壁畫。

十世紀五代時期的敦煌（時屬歸義軍）壁畫，目前所知最早的關於火槍和手榴彈的描繪。世界上最早的金屬火銃出土於中國黑龍江，製作年代為1288年，現藏黑龍江省博物館。

『玖』 農歷的歷史。是根據什麼發明的

農歷即夏歷。農業上使用的歷書，有指導農業生產的意義。但事實上農歷月日與季節變化相差明顯，指導農時的效果並不好，我國古代真正指導農時的是「二十四氣」，它實際是一種特殊的「陽歷」。 農歷的歷月長度是以朔望月為準的，大月30天，小月29天，大月和小月相互彌補，使歷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 農歷固定地把朔的時刻所在日子作為月的第一天——初一日。所謂「朔」，從天文學上講，它有一個確定的時刻，也就是月亮黃經和太陽黃經相同的那一瞬間。（太陽和月亮黃經的計算十分繁瑣和復雜，這里就不予介紹了） 至於定農歷日歷中月份名稱的根據，則是由「中氣」來決定的。即以含「雨水」的月份為一月；以含「春分」的月份為二月；以含「穀雨」的月份為三月；以含「小滿」的月份為四月；以含「夏至」的月份為五月；以含「大暑」的月份為六月；以含「處暑」的月份為七月；以含「秋分」的月份為八月；以含「霜降」的月份為九月；以含「小雪」的月份為十月；以含「冬至」的月份為十一月；以含「大寒」的月份為十二月。（沒有包含中氣的月份作為上月的閏月） 農歷的歷年長度是以回歸年為準的，但一個回歸年比12個朔望月的日數多，而比13個朔望月短，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農歷時，為使一個月中任何一天都含有月相的意義，即初一是無月的夜晚，十五左右都是圓月，就以朔望月為主，同時兼顧季節時令，採用十九年七閏的方法：在農歷十九年中，有十二個平年，每一平年十二個月；有七個閏年，每一閏年十三個月。 為什麼採取「十九年七閏」的方法呢？ 一個朔望月平均是29.5306日，一個回歸年有12.368個朔望月，0.368小數部分的漸進分數是1/2 、1/3 、3/8 、4/11 、7/19 、46/125， 即每二年加一個閏月，或每三年加一個閏月，或每八年加三個閏月……經過推算，十九年加七個閏月比較合適。因為十九個回歸年＝6939.6018日，而十九個農歷年（加七個閏月後）共有235個朔望月，等於6939.6910日，這樣二者就差不多了。 另外，「十九年七閏」只是一個近似說法。事實上，春秋時代天文學家曾經首創十九年七閏的方法；祖沖之大明歷採用20組19年7閏插入1組11年4閏，計391年144閏，使農歷的平均歷年更接近回歸年；此外還有334年123閏、1021年376閏的提法，和回歸年的差額更小。但自清代以來，我國即完全採用天象確定歷年、歷月，從而使農歷的平均歷年與回歸年完全一致。 七個閏月安置到十九年當中，其安置方法是很有講究的。農歷閏月的設置，自古以來完全是人為的規定，歷代對閏月的設置也不盡相同。秦代以前，曾把閏月放在一年的末尾，叫做「十三月」。漢初把閏月放在九月之後，叫做「後九月」。到了漢武帝太初元年，又把閏月分插在一年中的各月。以後又規定「不包含中氣的月份作為前一個月的閏月」，直到現在仍沿用這個規定。 為什麼有的月份會沒有中氣呢？ 節氣與節氣或中氣與中氣相隔時間平均是30.4368日（即一回歸年365.2422日平分12等分），而一個朔望月平均是29.5306日，所以節氣或中氣在農歷的月份中的日期逐月推遲，到一定時候，中氣不在月中，而移到月末，下一個中氣移到另一個月的月初，這樣中間這個月就沒有中氣，而只剩一個節氣了。 上面講過，古人在編制農歷時，以十二個中氣作為十二個月的標志，即雨水是正月的標志，春分是二月的標志，穀雨是三月的標志……把沒有中氣的月份作為閏月就使得歷月名稱與中氣一一對應起來，從而保持了原有中氣的標志。 從十九年七閏來說，在十九個回歸年中有228個節氣和228個中氣，而農歷十九年有235個朔望月，顯然有七個月沒有節氣和七個月沒有中氣，這樣把沒有中氣的月份定為閏月，也就很自然了。 農歷月的大小很不規則，有時連續兩個、三個、四個大月或連續兩個三個小月，歷年的長短也不一樣，而且差距很大。節氣和中氣，在農歷里的分布日期很不穩定，而且日期變動的范圍很大。這樣看來，農歷似乎顯得十分復雜。其實。農歷還是有一定循環規律的：由於十九個回歸年的日數與十九個農歷年的日數差不多相等，就使農歷每隔十九年差不多是相同的。每隔十九年，農歷相同月份的每月初一日的陽歷日一般相同或者相差一、二天。每隔十九年，節氣和中氣日期大體上是重復的，個別的相差一、兩天。相隔十九年閏月的月份重復或者相差一個月。